十五、十六世纪的世界，正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转折期，在西欧，掌握了先进航海技术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为了寻找殖民地而远渡重洋，揭开了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文艺复兴的狂澜，荡涤去中世纪的灰暗。为西欧诸国的近代化打下了文化和思想上的基础。而蜗居于远东一隅的岛国日本，却是迎来了一个从封建的“中世”到封建的“近世”转化的一个封建制再编成的时代，从葡萄牙传入的火绳枪，并没有象西欧那样，成为了攻破封建领主堡垒的利器。相反，到成为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结束战国乱世，统一日本，重组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自“应仁之乱”后连绵百余年的混乱局面，终于由丰臣秀吉亲手终结，他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使自耕小农的成立，严密的身份制体系等构成之后幕藩制国家基本原则的要素得以完成原形。但是他的政策根本是为了其愚蠢的侵略野心而服务的，都是临时手段，没有形成体系化制度化。结果使得他的荣华不过一代。侵略大陆的野心也因完全超过了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而化为泡影，他自己也在民怨鼎沸中忧急病死。

秀吉死后，他的部下诸侯大名之间的派系矛盾激化，以福岛正则，黑田长政为代表的武功派同石田三成为代表的吏僚派出现了严重对立，而丰臣家的少主丰臣秀赖年仅六岁，且被其生母淀君为首的女人们包围着，而被指定为秀赖监护人的有力诸侯前田利家又过早去世。丰臣政权已经失去了统治全国的能力。日本面临着再次进入战乱时代的危险。

在秀吉死后纷繁复杂的权力斗争中，领有关东数国二百八十万石，当时已经被人们视为“天下样”（意为天下的统治者）的德川家康最终取得了政争的主动权。庆长三年（1600）九月，家康率领八万东军，同以西国第一的大名毛利氏为名义上的盟主，实际由吏僚派领袖石田三成率领的十万西军决战于美浓国不破郡内的关原。西军虽然在布阵和兵力上都占有优势。但是因为旗下不少大名已经被策反，他们或临阵倒戈，或消极避战，使得西军完败。家康因此掌握了天下的霸权。他在三年后建立了幕府，以其根据地江户（今东京）为首府。并在不久就把幕府将军的职务让给了其三子德川秀忠。以向丰臣秀赖母子发出信号，天下已经不是你们的了！但是秀赖的生母淀君依然不肯放弃丰臣家“君临天下”的幻想。家康便以“方广寺钟铭事件”（家康先唆使秀赖大建佛寺，结果几乎用光了丰臣家所剩的军资金，又借口所铸的大钟钟铭上有诅咒家康的语句向丰臣氏发难）为借口。挑起两次围攻丰臣家根据地大坂城的战役，在元和元年（1615）的大坂夏之阵中，丰臣秀赖战败自杀。江户幕府的统治最终稳固，并且到幕末终究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兵乱，故史称“元和偃武”。

江户幕府的统治体制，历史学界称之为幕藩体制，幕府是实际上日本的最高统治机关，统辖着近三百个封建领主“大名”，大名中分三种，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外样大名，亲藩大名是德川氏的同族，主要有分别以家康三个末子为祖的“御三家”尾张，纪州，水户三藩及其分藩（前二者有权在将军家断嗣时以其当主入嗣正统，水户家则号称“天下的副将军”），以家康次子结城秀康为祖的福井藩松平氏及其分藩，以二代将军秀忠的庶子保科正之为祖的会津松平家等等。谱代大名是德川家的嫡系家臣，如本多氏，酒井氏，水野氏等，他们中领地最大的彦根藩井伊氏有十六万石，其余很少有超过十万石的。外样大名一种是织田，丰臣系统的大名，如筑前福冈的黑田氏，肥后熊本的细川氏，加贺金泽的前田氏等（他是日本最大的大名，全领加贺，能登，越中三国，石高达百余万石）。一种是旧“战国大名”，如萨摩鹿儿岛的岛津氏，长州荻的毛利氏，出羽米泽的上杉氏，陆奥仙台的伊达氏等，他们在家康开幕以前的地位是和德川氏平起平坐，他们，尤其是在关原战中西军一派的大名，是幕府严密防范的对象。

江户幕府的大名支配基本沿袭丰臣政权的统治原则，厉行“兵农分离”，不许武士直接领有农村，幕府的直臣集住在江户，而各大名的家臣则各居住在各藩的首府。武士的领地大小，无论是大名还是一般武士，都用领地年贡的收获量（石高）来表示，这个制度确立于丰臣时期，是同兵农分离体系的建立互为表里的。它不仅是计量领地大小的单位，还是幕府对各大名，大名对家臣分派军役，夫役的基准单位。在遵守幕府法度的前提下，大名在其领国内拥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以及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藩是大名的私领，伊势津藩（藤堂氏）发布的一张布告里有这样一句话：“将军乃当今御国主，田畠乃公仪之田畠”。这充分说明了幕藩体制下大名领国的实质：将军是全国土地的最终所有者，大名不过是因为将军的恩惠才得以统治其领地，是“暂时的国主”而已。所以将军可以靠一纸命令，随心所欲移封或没收大名的领地。江户中期的儒学者荻生徂徕形容之为“钵植武士”，意思是说武士可以象盆栽一样挪来挪去。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幕府的宗族福井松平氏的分家松平直矩。他于宽永十九年出生在其父松平直基的领地越前大野，庆安元年（1648）继承了父亲的遗领播磨姬路十五万石，姬路是西国重地，幕府认为他年纪太小不足担当，就在第二年把他转封到了越后村上，在那里维持了四十多年。到了天和二年（1682），同族越后高田藩发生了家臣的党争骚动，幕府处分了高田藩主松平光长，直矩也遭连坐，被减知移封到九州丰后的日田，领有七万石。贞享三年（1686）幕府增封他三万石，从九州移封到了出羽的山形，最后在元禄五年（1692），直矩经历了他一生中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转封，他的领地最后定格在了陆奥白河十五万石。他的一族在整个江户时代被移封了十五次，最后一次是在幕府崩溃前夕的庆应三年（1867），从武藏的河越移到了上野的前桥。

幕府为对各大名进行统制，用尽了各种手段，大名之间的私斗是不被允许的，私相联姻也是不可以的。幕府通过关原之战和大坂会战，没收了一大批敌对大名诸侯的领地，幕府不仅用这些领地极大的充实了自己的直辖领（天领），还创出了一大批亲藩和谱代大名作为自己的羽翼和屏藩。而外样大名中领地多的大抵都被封在了东北，九州等边远地带，并且和亲藩，谱代交错配置，让他们互相牵制监视。幕府用以控制大名的锁链，是所谓的“参觐交代”制度，根据宽永年间制定的《武家诸法度》规定，大名要把妻子留在江户作人质，自己则必须定期到江户参见将军，并且交替居住在本国以及江户，外样大名，以及领地不在关东的谱代大名每两年一年在国，一年在府（江户），关东的谱代大名则半年在国半年在府。这样地来回折腾，维持本藩“江户藩邸”以及留守江户的行政班子的费用就成了极大的一笔开销。甚至达到一些藩的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作为对将军应尽的义务，大名要为幕府提供军役和劳役。承平日久，劳役占了绝大多数。幕府尤其喜欢把一些例如修筑城池，大水利工程这样的大项目包给大名去解决，例如德川幕府的首府江户，就是在庆长九年（1604）由池田辉政，加藤清正，浅野幸长，黑田长政，锅岛胜茂，细川忠利等大外样大名齐力修建的，幕府还让他们去修建名古屋，骏府等城池，大大消耗了他们的财力。江户中期九代将军家重执政的宝历年间又有所谓宝历治水事件，幕府把木曾川的水利工程包给了萨摩藩负责执行。这不仅花掉了萨藩大笔大笔的雪花银，更因为发生事故，使人夫死亡狼籍，事后萨藩负责施工的重臣平田氏引咎自尽，对于幕府的这种做法，大名们敢怒不敢言。

幕府的治人之术，是严密的身份制度，简而言之，全国人被划分为士（武士），农、工（手工业者）、商和秽多、非人（贱民）五个等级，除了士，其余都是被统治阶级。这身份等级制度是非常严密且不可逾越的，下面就对这五个阶层的构成进行详解。

我们先来探讨农业社会的国之邦本——农民，他们被称为“百姓”，农村中最基本的农民单位是“本百姓”，他们多是单婚小家庭，拥有大约一町步左右的耕地，并且登录在检地帐上，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独立小自耕农。无地的佃农隶农则被称为“水吞百姓”。后者通过自己劳动，在幕府的土地丈量下记入检地帐，就可以转化为前者。幕府的土地政策是不许自由买卖耕地，不许自由移住他乡或城市，违反者处死。这是为了使他们安于耕作，把他们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以便剥削而考量的。农民的基本任务是生产交纳年贡米，幕府的劝农谕告《庆安御触书》中说道：“只须交清年贡，舒服安泰能如百姓者，未之有也”。然而幕府年贡征收的基调却是：“收百姓的年贡，即不能让他们死，又不能让他们活”，这句话的意思是，除了给百姓留下口粮和再生产必须的种子以外，其余的作物必须全部作为年贡上缴。农民的生活，幕府在前面提到的《庆安御触书》中作了详细的指示，要求他们精心农事，持家勤俭。年贡的征收以村为单位，以村民选出的村吏“村方三役”[名主（村长，西国称“庄屋”）、组头（村长的辅助职）、百姓代（负责监督村政）]负责摊派，这称为村请制。另外村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治单位，幕府和藩是不过问村内事务的。

被支配阶级的另外一级是町人，他们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总称，他们在住地上同农民分离，防止他们把农民卷入商品货币经济而使幕藩赖以生存的“本百姓体制”出现解体。并且按照业种居住。不少町人具有很强的御用性，他们要为领主提供夫役，经办年贡米河特产品的买卖，并且购买非自给产品供领主阶级使用。町人集住之地称为“町”（城市），一般也实行自治，如自行解决纠纷等，由町内自选的“名主”管理。幕府在十七世纪中期发布了“庆安三触”、“板仓式目二十一条”之类的町人法度，规定他们不得带刀习武，不得对武家无礼。并且也事无巨细地对他们的生活格式进行了规定。江户时代，幕府以朱子学作为官方正学，朱子学的思想意识形态当然和他们的生活伦理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说统治者在内心里把商人当作没有义理没有廉耻只懂得营利的人渣而加以歧视。

治理农、工、商的，自然是武士，他们约占江户时代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如前所述，这些人完全脱离生产，而以剥削人民为唯一取生之路。他们的唯一职责是统治国家，镇压人民。他们以称姓（严格的说，是“苗字”）、腰横大小二刀为身份象征，农工商若对武士无礼，武士可以对之格杀勿论。不过恶搞的是，若格杀不成自己反被打死，则会被看成武门之耻，一族的武士身份则会被剥夺。到了幕末的万延元年（1860），这时全国尊王攘夷的叫声甚嚣尘上，举国上下杀气腾腾，幕府竟然发布了这样的法令：“即便武士格杀平民不成，反遭平民杀死，只要不违背士道的精神，武士的身份仍然准许世袭，所以不要贪生怕死”。可见当时武家威信的衰落。

武士内部有着极其森严的身份等级制度，幕府的直属家臣中，以知行地是否满一万石为标准，满一万石则为大名，不满一万石的分为“旗本”和“御家人”两个阶层。区分的标志是前者可以觐见将军。这些人在职能上相当于所谓“禁军”，是幕府主要武力。领地接近万石的所谓“大身旗本”，和大名一样要参觐交代。其他三千石以上的旗本，则要“江户定府”，即常驻江户。旗本按照其官位（武家的官位叙任在江户时代不须报准朝廷，可以由幕府任命，当然，这只具荣誉性质）分诸大夫，布衣，布衣以下三等，御家人分为谱代（四代将军家纲以前一直奉仕者）、二半场、抱（一代）三等。

大名的属臣，从藩的执政重臣“家老”，到最下级的步卒“足轻”“家子”“中间”。无论其藩大小，一般都有几十个等级。长州藩“士”分十七等，“卒”分二十三等。维新元勋山县有朋出身于长州最下级的卒族，在藩校读书时不得不跪在泥地里给上级武士的子女磕头。萨摩藩的武士分“城下士”、“外城士”和“乡士”三等，身份高的“城下士”讥笑另外两等是只配吃芋头番薯的“芋侍”，意即乡巴佬土包子。四国的雄藩土佐藩，在关原之战以前是旧战国大名长宗我部氏的领地，关原之战后长宗我部氏因为参加西军而被除封，从东海地方转封过来的山内一丰成为了土佐藩的初代藩主。山内氏的世臣成为所谓的“上士”，占据藩中要局，长宗我部的旧臣们没有没落的全成了“乡士”，永远别想出人头地，两方之间积怨极深。武士的身份原则上不允许转变，家老的孩子永远是家老，足轻的孩子永远是足轻，如果你是下级武士，就算有着天大的才能，除非被主君破格提拔，根本别想有立身出世的机会。明治时代的重要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生在丰前中津藩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的父亲虽颇有学问，却做了一辈子的小武士。福泽是次子，他的父亲一度打算让他出家做和尚，因为依照他家的身份，做武士一辈子也别想有什么出息。而就算是象鱼铺老板儿子那样低贱，当和尚还有做到“大僧正”云云的高级僧官的可能！

在四民以外，有贱民阶层，有从事屠宰业和皮革业，编制竹草用具的“秽多”。还有地位比秽多更低多为乞丐出身的“非人”，他们则做郐子手，带死囚游街和掩埋死人的工作。各有秽多头和非人头统率他们，他们各有集住地，不与四民往来。这成为日本近代“部落民”问题的起源，这种封建身份制的伤痕，一直延续到今天。

德川幕府以小农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以严密的身份制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幕府为了维持这套统治结构，以闭关锁国作为“温室”，使得其不至于会因为外压的来临而发生动摇。

十六世纪四十年代，火绳枪和天主教相继传入日本，在织田信长进行统一战争期间，为保证进行对外贸易以资军兴。他对葡萄牙传教士采取了保护的态度。在九州，战国大名丰后的大友义镇，肥前的大村纯忠、有马晴信被称为三大天主教大名。尤其是有马、大村氏，为了抵抗佐贺的龙造寺氏的压迫，取得教会支援，竟然把长崎和浦上奉献给教会作为领地。另外天主教“天主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对以身份制为基本构成原则的日本传统社会是非常大的威胁。著名的天主教大名高山右近甚至亲自为贫民抬棺材。尤其天主教强调神权高于世俗权力这点更是让日本统一政权的统治者们不能容忍。所以丰臣秀吉在平定九州以后，立即发布了传教士驱逐令，他宣布天主教乃是邪教，破坏神社佛阁，乃是邪法，下令传教士必须在20日内离开日本，并且没收了教会领。但是，对外贸易并没有中断，另外这个禁教令仅不允许传教，并没有对人民的信教做太多的追及，武士和百姓中信教的依然大有人在。

德川家康掌握政权后，他颇想垄断对外贸易利权，因而一度对传教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但是，不久就发生了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的行贿事件（冈本大八事件），家康身边的武士及侍女中也发现了天主教徒。更要命的是，在大坂战役中，丰臣军内有不少天主教参加，这加深了幕府对天主教的疑虑。庆长十八年（1613），家康首先下令驱逐幕领内的传教士，第二年命令及于全国。这时，幕府已经找到了新的贸易伙伴，对传教不感兴趣的英国和荷兰，既然对于幕府而言“天主教象虫子那样讨厌，但对于生意有用”。那末，到了天主教和生意已经没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把传教捆贸易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也不用想再在日本混下去了。德川家康死后，他的儿孙德川秀忠，德川家光厉行锁国政策，从庆长十九年（1614）到宽永十二年（1635）之间，二十八万日本教徒遭到幕府判刑和迫害。在进行镇压的同时，贸易上的限制也加强了，元和二年（1616），同传教没有关系的英国和荷兰的商人，也被禁止在长崎和平户二地以外的日本港口进行贸易。七年之后，英国人觉得对日贸易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就撤离了日本。宽永十二年（1635）幕府立法禁止一切日本人日本船出海以及海外的日本人日本船回国，违者处死。第二年葡萄牙人被隔离在长崎港中的一个人工小岛“出岛”上，他们除贸易以外的任何往来都遭到禁止。

到了宽永十四年（1637），因为肥前岛原地方的领主松仓氏横征暴敛，又以非常残酷之手段迫害天主教徒。结果激起了岛原半岛，天草诸岛上的信徒在天主教浪人（主要是关原会战因参加西军被改易的天主教大名小西行长的遗臣）的组织下举行了起义。幕府连忙调集佐贺、萨摩、熊本、柳河等九州雄藩官兵十三万人前往征剿，起义百姓忠实于信仰，坚决不投降，视死如归。参与镇压的幕府宰臣松平信纲的儿子松平辉纲在日记里记称：“（前略）如有人愿意放弃信仰，也可以免死，但无放弃者，他们反而高兴地接受死”，“此非常人的心理，恐怕是他们信仰的结果”。因此幕府军陷入了苦战，最后以死伤上使板仓重昌以下一万余人的代价总算平定了这次天主教起义，战后起义群众三万八千余人无一投降，全部就义。天主教徒这样坚强的信仰精神使幕吏们瞠目结舌，更加坚定了他们锁国禁教的决心，在之后的几年里，幕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宗门改”（即调查天主教），全面禁止葡萄牙船来日，最后在宽永十八年（1641）五月把荷兰商馆也挪到了出岛上，禁止商馆人员随便登岸。这个过程，就是历史学界所说的“宽永锁国”。

在锁国体制下，日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对外交通体系。锁国时代同日本唯一有着邦交关系的国家是朝鲜，作为应接桥梁的是自中世以来就和朝鲜有着密切关系的对马领主宗氏。北海道少数民族阿伊努人的管辖事宜，被交给日本最北的大名，盘踞在北海道（当时叫虾夷）下北半岛上的松前藩负责。庆长十四年（1609），萨摩藩在幕府的许可下出兵琉球，强制它成为萨藩的“属国”，然而又在表面上让琉球继续保持和中国一向以来的宗藩关系，结果琉球就成为了萨摩藩的对华走私通道，幕府对此管不了。这也可以说是日本对南的一个秘密交通窗口。至于唯一的通商口岸，就是长崎了，中国商人可以持幕府发给的信牌前来贸易。荷兰由于出于和西葡的竞争关系，多次提供情报，把西葡天主教国的图谋透露给幕府，因而幕府认为这是荷兰的“御忠节”，把他们看做“谱代的御被官（即奉仕累代的家臣）”。所以他们在从事贸易的同时，有向幕府提供情报文件（荷兰风说书）的义务，并也要向大名一样参觐交代。在太平岁月里，这扇“西欧之窗”或许不能起到让日本统治者“开眼看世界”的作用，但是幕藩体制发生动摇的时期里，长崎便成为日本有识之士积极学习西洋知识的窗口，其进步意义就不可以低估了。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让幕府统治者讳莫如深，又不得不依靠其存在，一个被冻结了的重要因素——皇权的存在。

自从十二世纪末日本出现武人政权——幕府以来，我们并不可以把这段历史完全看做武士包揽天下大政的时代。在镰仓幕府时期，朝廷和幕府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两者在原则上不干涉对方行政，日本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公武二元的复合体制国家。镰仓末年，南北朝分裂时代的动乱严重打击了朝廷的经济基础——庄园。在内乱中成立的室町幕府便夺取了朝廷的行政权，成为了真正的“日本国王”。但是室町末年的“战国时代”的全国性战乱使幕府威信扫地，割据四方互争霸权的群雄们反而重视起朝廷权威来，以取得敕命来显示其领国征服平定的正当性，并通过对朝廷献金，取得官位的方法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织田信长崛起后，朝廷成为信长“操掌在手打倒‘朝敌’的御旗”。但是信长对此非常谨慎，他曾经对葡萄牙传教士表示：“不必顾及禁里（朝廷），予才是真正的国主”，又多次拒绝朝廷封授给他的高官高位，目的是不让人们把他看作朝廷的属臣，以保持自己权威的主体性。但是他的继承者丰臣秀吉就不管这样多，秀吉自己位据朝廷官位体系中的最顶点，把政权的合法性全部归结到朝廷上去，无论是行政也好军事也好都打出“为了朝廷”的旗号。结果导致了其政权权威上的相对性，他死后，朝廷没有，也不敢立即确认他的幼子丰臣秀赖天下统治者的地位。结果导致家康以建立幕府的方式轻易剥夺了丰臣氏作为日本统治者的合法性。

德川家康追随信长、秀吉完成了统一日本的事业，二人政策的优点和缺点都被他看在眼里，成为他构筑新公（朝廷）武（幕府）关系的有益参考。德川幕府一方面极力阻止朝廷作为现实政治实体的出现，朝廷的领地在家康时代仅有山城国四个郡的一万一千五百石，后来经二代将军秀忠和五代将军纲吉的进献才勉强扩充到三万多石，只相当于一个小大名，并且管理权在宽永十一年（1634）落入了幕府派遣的代官手里。天皇被关在狭小的京都御所里，不许随便外出，只许尽心于艺术和学术，如同囚徒。朝廷公卿的所领封授状是由幕府发给的，这样他们与其说在表面上是天皇的臣子，不如说早成了幕臣了。天皇和公卿们的行动被“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严密控制，不许越轨。幕府派遣“京都所司代”密切监视他们的动向，所以说天皇如同囚徒，并不过分。另外一个方面，幕府捏造了“大政委任论”，指出将军家是受天皇的委任统治这片国土，幕府可以自由地向武士封授朝廷官位，效忠幕府就是效忠天皇，故为“尊皇敬幕”。德川幕府并没有象织田信长那样对朝廷只持利用态度，也没有象秀吉那样完全倒向皇权，而采取了折中的一种控制朝廷的方法。

这样的做法，表面上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幕府终究还是把自己的存在理由挂到朝廷上去了。大政委任论在太平时代没有人会去注意，但是当人们认为幕府已经不适合继续统治日本的时候，人们根据这套理论当然会产生让幕府把政权交还回去的想法，这时连幕府本身都没有正当理由加以拒绝了！在黑船来航之时，幕府竟然把开港大计交给朝廷去定夺，这本来就是自己放弃政权的一种表现。所以幕府把尊皇敬幕作为自己统治正当性的理由，相反到给自己的权威自挖了坟墓。

这里，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总结，幕藩体制是一个以严密封闭的身份制体系为统治原则，以小农自然经济为收入主源的封建制社会。幕府分别用锁国，抑制大名，封冻皇权三条锁链缚住了外来压力，雄藩，皇权三个可能颠覆幕藩制基础的不稳定因素。当这三个封印被揭开的时候，明治维新的号角就吹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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