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明船的派遣契机

室町幕府时代日本对明国所进行的朝贡贸易终明朝一季共遣十九次之多，对明勘合贸易始于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代的1401年（正使祖阿、副使肥富），终结于大内氏独占时代的1547年(正使策彦周良)（1）。纵览整个室町幕府遣明船的历史，日本中世史学界中对遣明船历史时期划分比较主流的方法是依据遣明船经营者主体的不同来加以分类，诸如“公方船”（幕府船）、“天龙寺船”（寺社船）、“大内氏船”（大名船）等等（2）。然则从各次遣明船派遣时间的不规律性和派遣目的所具有的复杂性来看，就有必要结合日本室町时代的政治和外交、财政等诸多方面来综合考查遣明船的派遣契机（3），本文就将针对此类问题展开论述。

从日本中世史学界对足利氏所建立的室町幕府政权的主流认识来看，其政权的特点可视为一个双元复合的实体，比如田中建夫在《前近代の国际交流と外交文书》中所阐述的：所谓的室町政权权力基盘可看成为对内的将军权力，对外的国王政权相结合的实体；而以明国册封的“日本国王”称号（室町政权的首领）为主导，所开展的特点鲜明的武家外交是推动室町时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桥公明也在《室町幕府の外交姿态》（4）一文中总结到室町政权的权威时指出所谓将军权威是分别从明庭获得“日本国王”称号和天皇处获得“征夷大将军”官位而确立起来的，而明庭和室町政权的册封关系是室町时代幕府外交政策的基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外交”该词汇是基于近代主权国家前提下的概念，对外表现为外交权（对外的国家代表权），而对内关系方面则就不能如字面意义来理解了。在中世乃至前近代时期的外交史研究中，贸易史是研究热潮中的显学，在同时代的日明关系史研究中关于贸易内容的研究成果占有很高的比率（5）。但是其中以室町幕府政治生活为出发点再结合幕府财政方面展开深入讨论的委实不多，则本文所要遵循的主线就以幕府政治和财政为基准探讨遣明船派遣契机的相关问题。

（1）对于遣明使终结于1547年的说法在学界中是存有疑义的，桥本雄在《室町、战国期の将军权力と外交权》（《历史学研究》708号 1998）中指出1547年策彦周良使明以后，在1556年和1557年丰后守护大友义镇分别遣使僧清授、德阳，1558年日本国属周防国（毛利？）遣使僧竜喜入明均遭拒。明国侧拒绝的理由均为“无印信勘合”、“非正使”。这里存在一个1547年策彦周良使明时与明约定的嘉靖·正德两勘合查证制度的问题，作为明朝方面认可的正式遣明船的重要凭证－－嘉靖勘合符一道（策彦周良二度入明所获得，具体考证见前述小叶田淳著作的192～194页）显然没有随1558年（毛利？）遣明船抵达宁波。1553年大内义长的遣明专使（吉见氏）船漂流至朝鲜海岸传递的信息为嘉靖勘合尚存，因此随着嘉靖勘合符在严岛之战后的遗失，遣明船的正式通交才失去了最后的可能性。

（2）有影响的作品如下：柏原昌三的《日明勘合贸易に於けゐ细川大内二氏の抗争》（《史学杂志》25编9号 1914）；三浦周行《日明贸易の发展》（《日本史の研究》第2辑下 岩波书店 1981）；田中建夫《中世对外关系史》（东京大学出版社 1975）；桥本雄《遣明船と遣朝鲜船の经营构造》（《遥かなゐ中世》17号 1998）；郑樑生：<<明日关系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

（3）桥本雄《室町幕府外交に王权论とぃかに关ねゐのか》（《人民の历史学》145号 2000）。

（4）高桥公明 《室町幕府の外交姿态》 （《历史学研究》546号 1985年）。

（5）桥本雄 《室町幕府外交の成立と中世王权》 （《历史评论》583号 1998）。

第一章 十年一贡制的起始时间

作为本文遣明船各个时期划分的重要基准点，有必要就对明朝贡贸易十年一贡制的起始时间加以检讨，并给出最终的结论。对于十年一贡制起始时间的最初权威说法来自小叶田淳先生所著的那本厚厚的《中世日支通交贸易史の研究》，该书名本身是带有浓厚的战前色彩的，并且代表了战前日本学者水平，所表现出严谨学风着实让人钦佩，文章基本成文于战前，而书的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被放在了战后，在国图能抓到这本书本身确实是件让人惊讶的事，而我国众多相关论文中对该书的引用也是多的。小叶田淳先生指出之前关于十年一贡制度通俗的说法是：所谓的十年一贡制在天朝典籍中以呈文形式出现的有两次就是1404年《永乐条约》和1432年《宣德条约》，这点在范中义那本《明代倭寇史略》中也有体现（1），《史略》一书中以正文插叙的方式简单介绍了日明贸易中出现的各种条约，对1404年“永乐条约”和1432年“宣德条约”两次略有涉及，但书中对此并未继续讨论下去，要知道条约的颁布和日方的履行本身就是两个概念，本文的讨论重点是遣明船派遣的契机，则对于十年一贡制日本方面正规执行的时间点就是有必要加以深究了。

小叶田淳先生在书中指出在明代的相关史料如《弘治大明会典》（1502年成立）和《正德会典》（1509）（2）中均有十年一贡规定的记载，则不难推断十年一贡制度化的年代最晚不会超过十六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总所周知（也可见后文的列表一），十五世纪的前半叶，剔除义持时代与明断交造成的日明贸易空白期外，中日双方交流频繁，遣明船的派遣间隔毫无规律可言。而日本侧遵守制度就是在1453年宝德度遣明船（正使东洋允澎）之后的事情了，室町幕府自宝德度遣明船后的诸次遣明船派遣时间均是严格依据十年一贡制度执行的，至于明国的严肃强化该制度就是在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的事情了（3）。小叶田淳学说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中世通交史的达人田中建夫和台湾倭寇史的名家郑樑生均赞同小叶田淳先生的观点（4），在战后的对外关系史研究中该学说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但田中建夫对1453年成为制度化的十年一贡制依旧称呼为《宣德条约》，而1453年是明朝景泰四年，抛开明庭内部的政治原因，称呼为《景泰条约》是更符合实际的（5），因此以下文中涉及到此处也就如此这般称呼了。

日本中世史学界中还有一种十年一贡制度成立于1484年的说法，该学说的提倡者为伊川健二先生（7）。伊川健二学说的关键点在于十年一贡制中对“十年”（8）这一要素的论证，整合日明贸易史研究中已有的研究成果，再深入对史料进行分析，并重点利用了两度遣明使担任的策彦周良所著笔记《策彦和尚初渡集/再渡集》，对“十年”这一时间点的计算和间隔问题发表了新的观点，由此得出了十年一贡制在十五世纪末期成立的观点。伊川健二指出依据策彦周良的入明记（9）所载，最后的遣明使策彦周良抵达中土后因贡期未到被宁波方面拒贡，被迫于宁波周围停泊待等十年一贡的贡期截至期，因此对照前回遣明船（正使湖心硕鼎）行程，可得出十年一贡十年的具体时间点（10），以最后两次遣明船的十年间隔为例，可看出湖心硕鼎遣明船宁波到港的日期和策彦周良一行北上抵达北京的日期间隔恰为十年，应此得出结论所谓“十年”间隔就是前次遣明使抵港日期和后次遣明使抵京日期之间的时间间隔。给出“十年”最终定义后反过来再重新审视天文九年度之前的历次遣明船，会发现最初符合“十年”间隔定义的乃是文明十五年度的遣明船和明应度遣明船之间的时间间隔。另外伊川健二还分析了当时明廷方面的宣德年以后政治得情势变化，并指出由于财政方面上的压力，各国贡使的贡期均有所变动，比如说琉球的贡期从一年一贡改为二年一贡；加之文明八年度的遣明船（正使竺芳妙成）发生了使团成员杀伤会同馆馆员的突发事件，遂依据以上事实从侧面推断明廷方面很有可能于文明八年度遣明船以后明确了十年一贡的制度。伊川健二学说给人最初的疑惑点恰恰是学说的核心部分—对前后次使节的计算地点分别为北京和宁波，依据常规的分析思路贡期间隔的起始点均该保持一致；但对伊川健二学说最根本的疑问恰恰出在其所利用史料《策彦和尚初读集/再读集》得出的策彦周良一行泊停外海通过调整进入宁波港的时间，以对应前使湖心硕鼎之行上京时间从而符合十年贡期的结论。我们现在先看一段史料再展开讨论，

<史料四> 《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戊申条“日本国王贡使周良等六百人，驾海舟百余艘入浙江界，求旨阙朝贡。巡抚朱纨，以闻。礼部言：倭夷入贡，旧例以十年为期。来者无得逾百人，舟无得逾三艘。乃良（周良）等，先期求贡，舟、人皆倍数于前，蟠结海滨，情实叵测。但其表词恭顺，且去贡期不远。若概加拒绝，则航海、重訳之劳，可怜。若猥务含容，则宗设、宋素卿之事可鉴。宜令纨循（嘉靖）十八年例，起送五十人赴京，余者留嘉宾馆，量加食、犒，省令回国。至于互市、防守事宜，具听斟酌处置。务期，上遵国法，下得夷情，以永弭边患。报可。

如上文所述，策彦周良先于贡期两年进入舟山海域，先后被宁波、舟山守臣阻之，留泊舟山之岙山达一年之久，其间策彦周良反复裁书肯词详说先期朝贡之绪由，后经浙江巡抚朱纨上疏奏请，礼部以日使“其表词恭顺，且去贡期不远”为由，特向嘉靖帝提议准许日使提前朝贡，并得到嘉靖帝的恩准。如此解说的话，伊川健二之学说的前提既策彦入贡乃是针对前回湖心入贡时间上进行调整的解释就是不合理的，而且在该史料中划线部分之一“循（嘉靖）十八年例”中可以看出明廷方面对彦策入贡采取的对策是以嘉靖十八年的湖心入贡为参照的，就此推理其起身上洛的时间点也将是依据湖心入贡为参照，仅仅是由于策彦积极的努力感动明廷方面特许其先期入贡，这点参照《策彦和尚初渡集/再渡集》和《明实录》中有关于策彦在京中受明廷厚恩款待的记载中可窥一斑。同时根据表一中诸次遣明使从宁波入港到进京多有半年以上的时间间隔且多不固定显然在明廷制度上不会固执的以抵京面圣的日期作为贡使十年间隔的基准点。综上所述在此可以给出十年一贡制中“十年”间隔的最终定义：前回使节宁波入港至次回使节宁波入港的时间间隔即为十年一贡制度中规定的十年之期。

表一 室町幕府遣明船宁波入港一览（宝德度以后）

表一所列举的诸次遣明船的排列顺序和小叶田淳的观点接近(11)，但是在计算遣明船间隔的点上有所差异(12)，小叶田淳先生是以前后回遣明使入京来计算的，本文以宁波入港来计算乃是本文的独创之举。表一所展示的自将军义政时代的宝德度遣明船以降日本所遣的各次遣明船基本遵守《景泰条约》所约束的条件(13)，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由在东亚朝贡贸易体系中明朝占据主导地位所决定，诸次遣明船中只有文明十五年度遣明船比较特殊，其有别于诸次遣明船的派遣原因将在后文详述(14)。

（1）把范中义那本《明代倭寇史略》拿出来说事情，是由于该书在最近几年随着戚继光研究诸论集出版浪潮而显得很是热销的，但对于书中的治学态度确实不敢恭维，且不论其立论是否合适，仅史实错误和考据失实等出现的BUG就比比皆是，这多少反应了我国学界自八十年初以后相关研究停滞不前、官学盛行的现状。对于出自张庭玉所编的明史中《永乐条约》和《宣德条约》的辨伪工作，就我所接触中文著作里面只有杨翰球和郑樑生两位老先生坚持两条约为伪的论点，其中杨翰球先生专门著文辨伪（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论文《<明史·日本传>中永乐宣德要约辨误》），虽然主要参照了小叶田淳先生的观点，但是表现出的治学态度是值得人尊重的。

（2）山根幸夫 《解题》 （《正德大明会典》第三卷 汲古书院 1989）。

（3）小叶田淳 《中世日支通交贸易史の研究》（刀江书院 1969 ） 第294～354页。

（4）田中建夫 《中世对外关系史》156页；郑樑生《明日关系史研究》（雄山阁出版 1995）156页。

（5）桥本雄 《室町、战国期の将军权力と外交权》（《历史学研究》708号 1998）54页注54。

（6）佐久间重男 《日明关系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 1992）162页。

（7）伊川健二 《诸国王使をめぐゐ通交限制》（《遥かなゐ中世》18号 2000）

（8）之前研究著作中，在无特殊前提下，十年的计算时间点均以北京奉表的时间为准。

（9）入明记分两册既《策彦和尚初渡集》和《策彦和尚再渡集》，比较详细的记录了天文九年度船（正使湖心硕鼎、副使策彦周良）和天文十七年度船（正使策彦周良）入明的相关事宜。中文论文方面有凌金祚所著的《策彦周良两次入明朝贡和海禁》（《浙江海洋学报》第19卷4期 2002年12月）可供参考。

（10）伊川依据的史料为：《嘉靖宁波府志》海防书 嘉靖二十六年四月条，“夷船四支，使臣周良等四百余人来贡，仍以非期，外出岙山停泊一年，期至，方允入贡”。

（11）小叶田淳 《中世日支通交贸易史の研究》（刀江书院 1969 ）307页

（12）持以入京时间来计算观点的主要是小叶田淳和佐久间重男两位（《中世日支通交贸易史の研究》311页，《日明关系史の研究》154～155页），另外《明世宗实录》嘉靖十八年闰七月甲辰条记录1523年大永度船和1538年天文七年度船间隔乃是“十有七年”，依据本文的计算方法当是十六年，特在表一中勘正。

（13）这点除去表一所列事实外还可以以其他史料为参考，《筹海图编》成化二十年（1484）条：“成化二十年入贡。六月、使臣周玮，入贡。赦谕彼王知会：自后，宜恪遵宣德间事例。”

（14）还可以从另一点史料来反证宁波入港时间为基准点的论点，《荫凉轩目录》文明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条由将军义材“盖来年可有渡唐船”的记载，从当时的遣明船发出的频率来看这是非常唐突的言语。总所周知文明十五年幕府已然发出一次遣明船，显然不合情理，但是文明十五年在后文将论述其乃是比较特殊的一次遣明船，主要是为了东山山庄的工程开工筹措经费，属于幕府突发派出的遣明船具有特殊性。则将军足利义材所言来年（1487）所发的渡唐船显然不是针对文明十五年度遣明船而言的十年贡期，但是1487的年份恰恰暗合再前次的文明八年度遣明船的宁波入港日期（1477），从这点来说以宁波入港时间点为基准点是颇为符合实际的。

还有

希望今天看到了能和我晚上联系下,有个学术问题商量下.

第二章 回礼和代始的遣明船

本章所要论述的是在《景泰条约》规定遣明船制度化之前的诸次遣明船派遣的契机，这其中又以将军足利义满时代的诸次遣明船为主。

室町将军足利义满在历史上素以对明贸易热心者的形象出现，在十五世纪最初的十年期间，以每次数艘总共八次三十八艘的规模和密度掀起了对明朝贡贸易的热潮，此等气势更是后世十年一贡时代遣明船规模所无法匹及的。十五世纪初期义满时代的遣明船除去1401年的祖阿、肥富为使的应永八年度遣明船以外各次遣明船均是在明使回国时随行，这恐怕是出于唐船警固（1）的便利、节省费用以及在宁波入港审查时可获得相应的便利条件等方面来考虑的。十五世纪初期日明贸易的空前繁荣乃是室町义满政权和明朝永乐政权甚至是日明两方商人协力而为所至。

见下表二（2），表中汇总了足利义满—义晴期各次遣明船的简单情况，从分类来看，如果从契机或者动机这点来言，貌似可以简单分为回礼和自主两大类。所谓回礼，（3）特指来日明使归国时，幕府方面派出遣明船随明使归国，这种情况均发生在日明堪合贸易最繁荣的义满期，日明双方通使频繁，高峰时几乎每年必通，而这时期的遣明船对幕府来言虽是依据幕府的意志自主派遣的，结合到随明使回国一点，派遣理由的原因就显得单一，单纯的扩大贸易规模加上密切同永乐朝关系的考虑要更多些，应此不作为本文的重点论述部分。本文所要重点论述的将是完全由室町幕府自主派遣的遣明船，出发时间由日本侧所掌控的，这主要指的是永享六年度以后的诸次遣明船。

表二 室町幕府遣明船一览

以下将会对自主类遣明船的派遣契机进行逐一分析并简述如下

（1）应安度 :该次遣明船派遣目的主要是针对割据九州的南朝征西府。之前明洪武帝所遣第三度赴日使赵秩抵达太宰府诏谕怀良亲王，此时的日本西国政局发生了变化，楠木正仪反水到北朝后，今川了俊的九州征讨计划随即开始整备，征西府所面对北朝的军事压力迫使其一改前次杨载来访时的外交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逆转，怀良亲王决心与明展开通交企图借助明朝的力量维系九州的基业。应安四年，（4）在了俊的九州征讨军与南军在麻生山、宗像、高宫等地展开激战的同时，该年十月征西府使僧祖来抵达明都南京面见洪武帝。翌年五月二十日明朝方面的答礼使僧仲猷祖阐、无逸客勤自宁波出发，五日后抵达博多。同年二月了俊列阵佐野山对太宰府形成包围之势，考查应安五年二月间博多的归属，自然已是北朝军控制之下了（5）。对室町幕府方面而言，惊悉征西府方面和明朝已有外交接触后，将军义满颇为不安。既然明廷对日本侧来说已有“良怀国王”册封的国书事实在先，则室町幕府方面就有必要迅速展开对明通交，将旧国王“良怀”排除，以新国王“义满”代替之，以杜绝明朝对征西府采取军事支援的可能性。这就是偶遇突发外交事件情况下，义满政权完全自主决断遣使入明展开对明通交，属于比较明显的自主遣明船。

（2）康历度 ：康历度遣明船出发的前一年也就是1379年，室町幕府高层发生政变地震，对日明通交持消极态度的管领细川赖之和南禅寺主持龙湫周泽下台，所谓的积极派斯波义将和春屋妙芭一党进入室町幕府权力机构的核心，随后康历度遣明船派出（6）。在对明通交方面十四世纪七十年代系伪使竞渡（7）的年代，与室町幕府竞争对外交涉权，进而企图获得对明贸易权的诸势力打着“日本国王良怀”旗号频频遣使明国，这对室町幕府而言无疑是对王权的公然挑战。依此再反思室町幕府高层变动的内因，可以推断细川赖之的下台虽然和其固执坚持对将军足利义满热衷中国事务及对明寻求册封的不认可有关，但对于室町政权来言继续执行旧有的外交模式可能会在外交上陷入被动，进而让南军乃至九州的诸势力有机可趁，这必然会给室町幕府权威带来巨大的危险，外交交涉权作为中世室町王权的不可缺少部分而成为室町将军权力基石的组成部分，细川赖之等所遵循的旧有外交观本身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变化，加之在寺社本所领问题上的保守姿态，也就造成了与斯波一党争锋中处于下风的颓势。

再从日本国内的情势来看，义满出任右大将一职为1378年8月27日，随后的拜贺仪式在翌年的7月25日举行（8），家永遵嗣在所著中提及足利家在右大将拜贺仪式上的样式及内容上已然近似摄官家的标准模式，则可将义满右大将拜贺仪式这一事件视为足利将军家“公家”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代表事件。与之相对应，作为摄官家模式的拜贺仪式其中有个必备条件就是要有公家样式的御所建成，即室町殿的建成（9）。室町殿所占面积乃是之前将军御所的两倍有余，靡费自然不少，借以康历度遣明船所获取的利润来填补因建造室町殿所带来的财政空缺成为将军家的现实选择。从政治意义上来说遣明船与义满右大将拜贺两事件几乎同时的展开也标示着未来义满政权在国内以及外交两个方向上基本政策的偏向，而之后的诸此遣明船中“右大将拜贺”和“遣明船派遣”两事件联动发生的情况还会更多。

（3）应永八年度 ：1401年的应永八年度遣明船以义满期日明通交开启的首度遣明船而闻名于世，至此明皇帝—日本国王的册封体系完成。这里需要指出，日明堪合贸易的开启还是取决于明朝方面的政局变化，对日本执行强硬外交路线的明太祖皇帝去世后，继任的建文帝政权自身权力根基未稳，加之永乐帝在北方起兵对建文帝政权的冲击，使建文帝政权有必要加强皇帝的权威，日本准三后（王族一员）义满使节的来临恰恰能满足建文政权的这种心理需要，因此建文帝政权能一改太祖时期的对日外交政策，对日本的通交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遂日明通交方能开启。同样的道理其后的永乐政权也是本着类似的心态展开对日本的通交之路。而从事日明间走私贸易熟知明国内情的博多商人肥富（10）敏锐的感觉到明朝这种微妙的变化，遂向将军足利义满建议尝试通交明国，恰与将军自理义满一直渴望开启对外贸易之路的心态暗合，则室町幕府在与明国断交十五年后，重新遣使入明（11）。

从幕府内部的情势再深入检讨该次遣明船派出的目的可以发现，该次遣明船发出的内因中还含有很深的经济因素。应永八年度遣明船发出的数年前的1397年，北山殿的建造工程开始，总所周知北山殿实际就是模仿内裹宫建造的，并且是义满设想下的院政体系中院厅的所在（12），因此室町幕府对此倾尽财力。初始的预算为二十八万贯，但是最终的建造费用实际上是达过了百万贯之巨（13）。虽然室町幕府义满期在财政上财源广开处于鼎盛状态，但是巨额的建造费用还是给幕府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遣明船派遣的同年内裹宫失火毁坏，重建工程也是迫在眉睫的要展开，已经被北山殿建造费用压的透不过气的室町幕府，自然迫切希望通过遣明船贸易来缓解北山殿建造和内裹宫再建所带来的财政压力（14）。而国际走私商人肥富所带来的关于明国方面利好的消息是促使足利义满下定决心遣使入明的诱因。

(4)（5）应永十五年度 ：根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六年（1408 应永十五）条所载当年五月、十一月、十二月“日本国王源道义”分别三度遣使入朝，在这三次遣明使中第一次，既五月遣明使，遣明使禅僧坚中圭密乃是随明使归国，如前文所述这类遣明使当属于“回礼遣明使”的范畴，故不在本章讨论。需要讨论的乃是十一、十二月的两度遣明船，既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具有自主意识的“自主遣明船”。

先来看十一月的遣明船，应永十三年（1406）足利义满嫡子义持就任右大将，次年（1407）义持举行拜贺礼（15）。同年足利义满的寝殿北山第开始增筑修缮工程，1408年3月，足利义满迎后小松天皇御驾入北山第，其宠儿义嗣随义满出迎天皇；该事件中非常有名的情节是：未元服的义嗣所座的位置居于关白一条经嗣之上，与后小松天皇一起接受“天杯”，而关白以下群臣均蹲居殿上，此事可作为足利义嗣“亲王元服”的始端（16）。以上所列举的诸事件所需费用均可视为十一月遣明船发出的因由，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为足利义持右大将拜贺而策划遣明之事乃是遵循康历度遣明船的先例，以后此类由拜贺仪式而起的情况将在以后诸次遣明船中频繁出现。

十二月的遣明船就是著名的义满仆告使，《明太宗实录》永乐六年十二月戊子条记：“日本国王世子源义持以父源道义卒遣使告仆”。义满在义嗣元服后急死，其政务由勋臣斯波义将暂行管理，义将乃是幕府中有名的通交积极派，义满急死后新将军义持并无可能急转义满的政策可能，而稳妥的顺延前任将军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幕府的稳定（而之后足利义持与明廷断交也是基于斯波义将死后日本国内政治风气大变的基础上），因而该次遣明船极有可能是在勋臣斯波义将的策划下成行的（17）。但对于义满时代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也会“行过是正”，首当其冲的就是义满激进的皇位接收计划，义持于次年开始在三条坊门新建自己的将军御所，由于北山殿是义满皇位接收计划中的“院厅”所在，义持的择址新建无疑是对义满政策的软抵抗⒅。而该次遣明船为将军义持的新御所谋求财政上贴补的企图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6）永享四年度 ：将军足利义教执政期一共有两次遣明船（见表二）发往明国，其中永享四年度遣明船是幕府主动派出的，既属于本文所要专门论述的遣明船范畴。观足利义教一生其处处素以乃父义满为榜样，自登基伊始就开始对内调整政策打击强势守护大名以加强将军的权力，对外则追寻乃父时代的光荣，改其兄封闭内敛的外交政策，积极展开对明的通交贸易。永享四年度遣明船室町幕府遂以明人龙室道渊（19）为使发往宁波，时正值大明国势鼎盛，明宣德帝遣使招纳四酋，两相拍和之下，遂日明堪合贸易再开。回看日本国内的情势，幕府对于遣明船发出的时间点，具有很强的主观选择性，有必要依据残存的室町幕府关于唐船奉行记录来对此加以讨论。

自将军足利义教时代开始，室町幕府在对明国外交交涉的策略上进行了调整，采取了一种相对消极的曲线交涉方式，具体的表现就是多次通过李氏朝鲜为中介转达关于堪合贸易的种种请求，而引人注目的（如表三）是多次通过朝鲜转递信息的时间多处于遣明船派遣的策划时期(20)。表三中所示永享四年（1432）度遣明船发出前的1429年，室町幕府口头向回返国内的朝鲜通信使朴端生表示了愿意重开日明堪合贸易之路的意愿，并请求李朝当局代为向明廷进行外交斡旋（21），李朝方面对此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怕是基于外交交涉的难度过大，对明廷的态度无从把握的考虑。从以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义教开始策划遣明船最迟从1429年就开始，之所以选择三年后才派遣正式的船队渡航自然有其相对应的目的和契机。1429年对于室町幕府而言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三月义教的征夷大将军就任以及随后八月的右大将就任，而通信使朴端生赴日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新将军就任祝贺，利用来日的朝鲜通信使对明国传达愿意重开堪合贸易之路的信息，以此做为右大将拜贺仪式的一个重要安排（22），强化将军权威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此举在前多此遣明船的派遣契机中也是有旧例可循的（23），前文所述的康历度遣明船应永十五年十一月度两例均含有为右大将拜贺仪式添彩的目的，由此可见遣明使的派出在外交仪式和新将军政权初建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右大将就任为契机的遣明船姑且可以称呼为“代始之遣明船”，其意如名所示。

表三 室町幕府（义教以后）对明中介要求和李氏朝鲜的回应

（7）宝德度船 ：宝德度遣明船乃是将军义政时代的“代始之遣明船施”。室町幕府1447年以后，遣南禅寺僧文溪正佑为请经使往朝鲜（24），求经之余，以向李朝透露倭寇相关的情报为饵，口头上向朝鲜政府转达室町幕府希望李朝方面代为斡旋对明朝贡一事。结果在朝鲜政府的斡旋下，1448年9月明国回应了朝鲜侧代日本转达的通交要求（25），则宝德度遣明船的发出成为可能。1447年7月作为武家的御愿寺五山第一大寺的天龙寺由于失火被烧毁，由于天龙寺的特殊政治地位其重建工程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室町幕府遣使僧文溪正佑赴朝也是以派遣天龙寺船筹措重建费用为名义而提出的对明通交要求。室町幕府方面如此急切要重开对明通交贸易之路，当时在财政方面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26），并且幕府财政方面还受将军家事和内裹事的影响。1442年（嘉吉2）义胜就任将军，翌年7月突然病故，同年9月发生南朝残党夺取神器的“禁阙之变”，事变中天皇居所土御门内裹被烧毁（27）。1444年（文安元年）六月幕府方面对全国征收内裹造营段钱，同时在洛中征收栋别钱(28)。1446年十二月清凉殿的立柱上栋（29），1449年9月琉球商人进钱千贯作为内裹修建的费用（30）。列举以上关于幕府财政的诸事件，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十四世纪四十年底三件大事带给幕府财政上的压力，天皇内裹重建、义政出任右大将拜贺仪式、天龙寺重建均是靡费颇巨的项目，另外将军内裹建设乃是义政出任右大将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两者是互动相连的关系，缺一不可。时将军义政尚年幼，天皇无势，天龙寺重建之事则可适当提前；依据此室町幕府制定了宝德度遣明船的计划，以天龙寺重建优先的原则组成了九艘规模的大船团，其中天龙寺经营的船占据三艘之多，其余船只所属详见表二。幕府方面一方面通过该次遣明船派遣解决天龙寺重建的经费问题，另一方面幕府方面获取堪合礼钱和征收抽分钱（31），以及归国后特赠物交易获取的利润均是非常客观可以有效弥补幕府财政的亏空，对加快内裹重建以及其后的右大将拜贺仪式的进程都是有益的。而明国侧，自正统时期后，财力渐虚，既缺少发展朝贡贸易的政治动力，又缺乏足够维持朝贡贸易的财政基础，对通交贸易之事日渐消极。于是，明国一反过去发展朝贡贸易的积极态度，限制日本朝贡贡期、船数、人数、取消特赠物，降低官收搭载物数量和价格，压缩招待费用，因此出现了前章所述的“景泰条约”。（32）

天皇居所――土御门内裹宫的建造工程在1456年七月最终完成，同年为将军内裹建造而设立的名目繁多的税种同时在各国开始实行（33），宝德度遣明船虽然在财政上对幕府财政有所帮助，但是由于明国政策的改变促使遣明船的利润降低，无法完全满足幕府财政上的需求，因此迫使幕府转而从国内征收所需的款项。宝德度遣明船以鲜明天龙寺特色和十年一贡以前的最后一次遣明船而载入史册。

就本章论述的结果小结如下:

第一：明国使节来日后，当返回中土时必然又日本方的使节随同赴明国，这多半是出于方便对明使沿途警固和入明时审核手续容易的考虑（这主要是指义满时期的诸次及义教期的永享六年度遣明船），本文把该类遣明船统称为“回礼的遣明船”。

第二：与回礼的遣明船截然相反的是，还有多次遣明船是幕府出于某种考虑主动派出，这里面有借室町将军出任右大将举行拜贺仪式为契机而派出的遣明船，由于右大将拜贺仪式对于新任将军尤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代表新将军政治格局展开，姑且我们把这类遣明船称呼为“代始的遣明船”(34)（以⑵康历度、⑷应永十五年十一月度、⑹永享四年度、⑻应仁度为例），而此时派遣的遣明船对于室町将军来言，就是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仪式了。

(1)唐船警固之事可参见佐伯弘次的论文《室町时代の遣明船警固につぃて》（《古代中世史论集》九州大学国史学研究史编 吉川弘文馆刊行）。

(2)田中建夫《中世对外关系史》（东京大学出版社 1975）153～154页。

(3)桥本雄 《永正度の遣明船と大友氏》（《九州史学》130号 2002）62页注18，

并回礼一词见于《荫凉轩目录》文明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条目，我国史料称呼为“谢恩”使（《明史·日本转》永乐八年四月条）。

(4)关于当时九州的军事政治动态可参见村井章介的《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书中第二部中《日明交涉史の序幕》一章。

(5)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明使拘留事件实为了俊所为，见宋濂的《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宋文宪公全集》十三所收）曰：“及无逸等至，良怀已出奔，新设守土臣，疑祖来乞师中国，欲拘辱之”，“不意使之留抵圣福”。

(6)村井章介《国境を超えて東アジア海域世界の中世》校倉書房 1997 113页，桥本雄 《室町幕府外交の成立と中世王权》 （《历史评论》583号 1998）24页。

(7)其时各类遣明使简列如下：①1374年6月，足利义满遣使宣闻溪、净业、喜春；②1374年6月岛津氏久遣使道幸；③被掠濒海民109人送还（《明太祖实录》洪武七年戊午条记）遣使者并使者姓名不具；④1375年“日本国入贡”（《明太祖实录》洪武八年正月丁亥条），遣使者并使者姓名不具；⑤1376年4月,北朝侧九州探题了俊遣使僧圭庭用（廷用文圭）；⑥1379年闰5月，岛津氏主导的南军遣使刘宗秩，通事尤虔（1374年道幸入明时同行）、俞丰；⑦1380年5月，僧庆有以“日本国王良怀使“名来访，具体遣使者待考（疑为了俊所为）。所列诸条参考桥本雄《室町幕府外交の成立と中世王权》和佐久间重男 《日明关系史の研究》两文而成。

(8)《花宫三代记》永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永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条。

(9)义满以降各将军寝殿样式的公方御所列举如下：足利义持＝室町第、足利义教＝三条坊门第、足利义政＝乌丸第，川山贡《日本中世住宅の研究》（墨水书院 1986 223～242页）。对义满以降，右大将拜贺与公家样式御所的关系家永遵嗣先生在《室町幕府将军权力の研究》（东京大学日本史学研究 1995）一书中的第89～91页有详细论述。

（10）关于博多商人肥富在其中的作用和其所代表的走私商人的特性可详见桥本雄 《室町幕府外交の成立と中世王权》的27页。

（11）作为通交的绝对前提条件，对以明皇帝为中心的册封体系的认可是遣使前必须作的工作。义满国书中言：“日本准三后某书大明皇帝陛下上。”，标志着足利义满政权对册封体系的认同，详可见田中建夫《前近代の国家交流と外交文书》（吉川弘文馆 1996）。

（12）家永遵嗣《足利义满と传奏との关系の再检讨》（《古文书研究》41·42合并号，1995）88～89页注15

（13）《卧云日件录拔尤》文安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条。

（14）以遣明船利润为幕府财政新财源的推断源自臼井信义所著的《足利义满》一书。（吉川弘文馆 1960 187页）。

（15）《足利家官位记》应永十三年八月十七日条、应永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条。

（16）今谷明 《室町の王权》（中央公论社刊 1990）第165～168页。

（17）高桥公明 《室町幕府の外交姿态》 （《历史学研究》546号 1985年）23页。足利义持政权的册书乃是吊慰使周全俞携带来日。1401年入明的应永十七年度遣明使（正使坚中圭密—《明太宗实录》永乐八年四月甲辰条）乃是和周全俞同行折返大明。则应永十七年度遣明船属于“回礼遣明船”的范畴。

（18）细川武捻《空间かぅ见た室町幕府》（《史学杂志》107编 12号 1998年）第51页。

（19）道淵原籍宁波，经商日本，后在博多圣 福寺出家，又去长安国寺。后住天龙寺

（20）关于遣明船派遣计划的开始时间与和朝鲜方面交涉的关系，乃是参考闵德基先生的著作《室町幕府の对明册封朝贡仲裁要请と朝鲜の对应》（《日本历史研究》一辑 1995）得出的结论。

（21）《朝鲜世宗实录》十一年十二月辛巳条。

（22）足利义教出任右大将后的拜贺仪式实际是比预期计划推迟进行的。1429年当时，内裹乃是“白地之皇居”（《建内记》正长二年七月一日条），这使得拜贺仪式的举行无法如期进行。早岛大祐在《足利义教亲政期の财政再建》（《史林》82卷5号 1999年）一文中言：幕府于1429年七月，开始黑户、渡殿以及内裹诸门的修建工程，翌年拜贺仪式在推迟后举行。与此同时遣明船筹划工作也同时展开，并于次年（1432）发出，因此该次遣明船可能含有幕府方面利用贸易利润作为财政补贴的意图。为避免误解的出现，在这里要详细说明一点，这次的内裹修建费用的主要来源乃是诸国段钱、栋别钱与各种临时性的税目，笔者是基于遣明船派遣契机与内裹修建、右大将拜贺三者连动关系来推断的。

（23）康历度（义满右大将拜贺—内裹修建），应永十五年十一月度（义持右大将拜贺）。

（24）《建内记》文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条。

（25）《朝鲜世宗实录》三十年九月甲申条。

（26）桥本雄《遣明船と遣朝鲜船の经营构造》（《遥かなゐ中世》17号 1998）43页。

（27）《看闻日记》嘉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其事件的详细过程可参见森茂晓所著的《阁の历史、后南朝－后醍醐流の抵抗と终焉》（角川选书、1997）一书中的第四章。

(28)《斋藤基恒日记》文安元年闰六月条。

（29）《帅乡记》文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条。

（30）《康富记》宝德元年九月五日条。

（31）勘合符乃是一枚对应一船的模式，这样幕府方面以收取勘合礼钱为条件将勘合符给予船的经营者。

（32）宝德度遣明船归国于1454年（《大乘院日记目录》享德三年十月十三日条），翌年基于“武田”关于“渡唐二合船”的申请，幕府方面派出奉行人治部国通、松田贞赖作为“兵库岛使节”（《斋藤基恒日记》康正元年五月十二日条），这事件的起因乃是所谓“武田”（安艺国守护）乃是二号船（伊势法乐舍船）的寄合众。

（33）马田绫子《洛中の土地支配と地口钱》（《史林》60卷4号、1977）。注22中早岛大祐的论文指出：康正二年处于幕府的政治中心从管领向将军手中移行的时期，在财源保证的前提下确保完成内裹再建的工程，从而使右大将拜贺仪式能顺利进行对于将军足利义教而言是将军权威的必要表现，则右大将拜贺仪在室町幕府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明确的。

(34)《鹿苑日录》明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条：“今之唐船为公府之船者，以秉钧轴之初也”。可参照本文第三章

第三章 十年一贡时代遣明船的派遣契机

本章所要重点论述的是1453年十年一贡制度化后室町幕府自主所派出的遣明船的契机。十年一贡期的遣明船受制于条约中十年之限，在派遣的时机把握上室町幕府自然不能随心所欲，但是以表一来看多存在滞后超过十年贡期之事，而且其中还有违例先至的事例。因此在十年一贡时代幕府自主决定的派遣契机也是存在的，分析这一时期的遣明船可以归纳出其中有六次遣明船暗合本文所要论述的自主派遣之契机。而由于永享四年明使归国后再无来日之举（1），则前章的回礼遣明船在本章就无讨论之必要了

1．义政的时代

（a） 应仁度：本次应仁度遣明船派遣计划的起端可以追溯到将军义政出任右大

将所举行拜贺仪式的时期（2）。前回宝德度遣明船归国后数年，既1456年正月，义政出任右大将，同时就将军内裹建造的问题向管领细川胜元发出询问。同年幕府做成关于希望朝鲜政府斡旋对明朝贡之事内容的文书（日月不祥），选卢円为使欲往朝鲜（3）。幕府遣明船派遣的出发点是基于修建将军内裹的倡议，而右大将拜贺、内裹修建、代始的遣明船三者本身就是连动的，故在1456年将军义政右大将就任，内裹修建计划开始实行这个时间点上，遣明船派出的意图是合情合理。但是遣明船派遣计划并非一帆风顺的进行中，先是由于不知明的原因，卢円通交朝鲜的行程被拖后了，直到两年后的1458年，朝鲜侧史料才显示朝鲜政府方面才收到卢円代幕府转达的请求朝鲜政府代为斡旋对明通交一事的外交文书（4）。1459年二月朝鲜政府将明帝所发关于允许日本前往通交的赦书交与卢円（5）。宽正二年（1461）幕府所派前往九州调度对明通交贡物所需硫磺的使节从京都出发，这说明幕府方面该次遣明船的准备工作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但变故随之而来。史料中关于遣明船的记载在1461年硫磺使节之事后突然哑然而止，直到三年后的1464年2月幕府方面决定由瑞溪周鳯为遣明表的起草者方见于史籍中（6）。其中三年的空白期颇值得寻味。

笔者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怕是由宽正大饥荒（7）所致，饥荒所带来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使遣明船的派遣成为不可能之事。饥荒结束的征兆出现于1464年，同年遣明船的计划重新开始并且进入最后的阶段，这从同年二月幕府侧“今年八月可有遣唐之事也”（8）可推断而出。同为1464年，京都政治史上也有令人注目的事件发生：三月后花园天皇让位段钱开始在诸国征收，七月成仁亲王（后土御门天皇）受禅；十一月将军义政以弟净土寺义寻（义视）为养子。将军家与天皇家同时开始换代继承的进程有必要以某种仪式来衬托（9），而宽正大饥荒为数百年未有之事，世论恐为当政者不德所致，所以公方与将军方均希望通过某种方式来寻求解脱和转移世间的视线。遣明船的派遣暗合了这几类要素，当是上选之策，这里特别要指出的应仁度遣明船还可以看做义视的“代始遣明船”。1465年7月遣明使团从京都出发（10），数月后的十一月，义政妻日野富子生子义尚，其人对后来室町幕府的政治影响就不需多言了，当然就更与遣明船派遣的契机无关了，此乃题外话，可就此打住。

（b） 文明八年度:室町幕府开始策划文明八年度遣明船计划，最早可追溯到

1474前半年，六月对马宗氏遣使朝鲜，其使向朝鲜政府转达了室町幕府方面希望代为斡旋该次遣明船的愿望(11)，值得关注的是在之前的文明五年（1473）足利义尚就任征夷大将军。朝鲜政府方面以宗氏使者非日本国王使为由，拒绝了日本方的要求。1474年9月室町幕府以搏多商人性春为使出使朝鲜，递交了正式的国书。而明国方面则对朝鲜心存疑虑，恐朝鲜与日本同谋，遂拒绝通交要求(12)，其后经过朝鲜方面紧急展开外交交涉，最终在1475年得到允许通交的赦书(13)，同年八月幕府方面确定妙茂为遣明使，翌年文明八年度遣明船发出（14）。

（c） 文明十五年度：该次遣明船如前文所言乃是十年一贡期内诸次遣明船比较

特殊的一次，与十年之期的限制完全不符合，乃是室町幕府方面突然采取的遣明行为，其特殊性值得思考。该次遣明船的计划开始策划可以追溯到1482年（15），该年2月东山庄的修建工作开始，为了获取东山庄的修建费用遂通过朝鲜政府向明斡旋通交之事（16）。遣明船归国后依出航前所约定的（17），以“唐船御料足四千贯文”（18）投入修建费用之中，从侧面验证了该次遣明船以东山庄修建费用为派遣目的的推断（19）。义政在弟义视已经被指认为后继者的情况下，对政务日生厌恶之感，转而追求风雅悠闲的生活模式，从而萌生仿效其祖义满隐退居裕北山殿旧例的念头（20），遂开始修建东山庄。因此文明十五年度遣明船完全可以以“东山庄造营料船”称呼正好御应永十五年度的“北山殿营造营料船”相对应。该次遣明船完全无视十年一贡的规定，仅仅六年之隔就再行通交之事，完全可以从侧面反映幕府财政方面窘迫的惨状（21）。

2．义材、义澄、义植（义材再任）的时代

（d）明应度：明应度遣明船的派遣时间为1493年，距离前回的遣明船（文明十五年度）宁波入港时间有九年之隔，符合十年一贡制度（实际宁波入港时间与文明十五年度有十一年的间隔）。其派遣计划的制定可以追溯到文明十五年遣明船宁波入港的次年（1485）年。同年7月，史载：建仁寺侧因寺家修复对幕府提出申请通明堪合的请求，到1486年末幕府方面就已经有言“盖来年可有渡唐船”（22）了，则1487年的遣明船已经为预定计划了。8月足利义尚右大将出任，翌年正月内裹的建造工程，1486年七月足利义尚的右大将拜贺仪式举行（23），故1487年的遣明船计划则是以足利义尚右大将出任为契机而派出代始遣明船（24）。

1487年的派遣计划明显有违于十年一贡制度，以文明十五年度来计，距离前回遣明发出仅仅四年（25），显然幕府所言的1487度遣明船计划并不是针对文明十五年度而言的。以时间来看针对文明八年度的可能性比较高，如前文所述文明十五年度遣明船的发出对于幕府而言乃是临时的突发计划，实并未至正常的十年一贡贡期。但是幕府侧的计算方法确是不被明国认同，如史料所见，幕府方面以不刺激明国为由，决定以文明十五年度为基准，遵守十年一贡制度。则1487年遣明计划流产。

1487年（文明十九年 长享元年）九月，足利义尚出阵近江讨伐六角氏，两年后的长享三年于近江钓病故。则遣明船作为足利义尚代始的名目消失（26）。四月足利义视、义材父子上洛，幕府合议后决定以足利义材为将军家的继承者（1490年7月，足利义材就任将军）。所以本次的明应度遣明船派遣的名义就是足利义材的代始遣明船（27）。明应度遣明船1493年3月2日自堺出航，乃是以将军足利义材的名义，之前将军足利义材受田山政长等人怂恿，于2月出兵讨伐河内的田山义丰，而此时与田山政长义长敌对的细川政元拥足利义政外甥义遐为将军，在京都发动政变，足利义材兵败被迫下台，六月逃出京都投越中神保氏。因此明应五年（明弘治九年）日本使节所呈国书开头就无足利义材之名，改为“日本国王源义高遣正使寿蓂等来贡云”（28），由此可得知在遣明船发出后幕府方面已然通知遣明使更改了国书（29），而遣明使也是在明应五年才从九州渡航宁波，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e）永正度：1511年永正度遣明船计划起始策划的时间点乃是1498～99年间（明应七、八年），有史料为证，<史料五>《鹿苑日录》明应八年（1499）7月28日条：“又势州（伊势贞陆）曰：公府有命，今之唐船为公府之船者，以秉钧轴之初也，是后必以三船付之相国寺者也，此命公府以右京亮告荫凉，荫凉可必报之於鹿苑也。”依据史料可明了该度遣明船派遣策划的初始时间。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永正度遣明船计划最初的设想是依据将军足利义澄（义高名改）的“秉钧轴”而设计。我们这里要把永正度和明应度两次遣明船拿出来比较分析下：从对明所呈现国书来看，均是以将军义高（永正度为义澄名）而署，但是前者明应度遣明船的策划实与义高无甚关系，如果把明应度视作将军足利义高时代的代始遣明船就是过于牵强的事情，而且如此那对其后的永正度遣明船的归类就更无从下手了。本文所言的代始遣明船自然要有当政的室町将军参与策划方可正名，因此我们把永正度遣明船视作将军足利义澄的代始遣明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30）。

所以永正度遣明船可以视作将军足利义澄就任征夷大将军（明应三年）的祝贺仪式。其后将军足利义澄就任右大将的计划由于受细川政元的阻挠而一直为能实行（31）。1508年、流亡山口的前将军义植（义材名改）在西国之雄大内义兴的拥护下，举兵上洛，将军足利义澄不敌大内军，亡命近江。因此以将军足利义澄名义发出的永正度遣明船以距离前回明应度遣明船十数年间隔方才派出的直接原因就是受困于足利义澄－细川政元政权与足利义植－大内义兴政权对抗的现状。

（f）大永度：1520年大永度遣明船派遣计划的策划，在之前的1516年就已经露出征兆，同年四月幕府发出了著名的遣明船专管御奉书给予大内氏（32），标志着遣明船最后的时期—大内氏专营时期的开始。与之相对应，细川氏于1519年4日选出自己的遣明正使谦道宗设（33）。将军足利义植于1516年利用永正度遣明船归国的契机开始谋划遣明船的派遣计划自然含有将军再任，一切重新开始的意念。之后的1521年，将军足利义植不堪忍受管领细川高国的专横怒而出走，十二月新将军足利义晴被宿敌细川高国拥上了将军宝座，因此实际上大永度遣明船就成了将军足利义晴的代始遣明船。

众所周知，大永度遣明船在明国期间，发生了著名的宁波争贡事件（1523），其结果是大内氏彻底压倒宿敌细川氏，在之后独自经营了天文年间的两次遣明船，并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将遣明船的有效证件—堪合符彻底垄断（34）。

3．义晴、义藤（义辉）的时代

（g）天文七年度：1538年出发的天文七年度遣明计划，最早于1525年就开始策划了。该年大内氏指派的伪日本国王使景林前往朝鲜递交国书，希望朝鲜政府代为斡旋对明通交之事（35）。而朝鲜政府内部议论后认为宁波之乱余波未了，明朝断无重开贡路的可能，为免祸及自身，决定拒绝日本侧斡旋的请求。而此时大内氏方面已经内定湖心硕鼎为正使（36）。将军足利义晴早于1521年12月就任征夷大将军，距离遣明船派遣计划开始策划的时候就有四年的间隔了，因此把该次遣明船作为将军足利义晴的代始遣明船就是毫无道理的，从而验证了把前回（大永度）遣明船作为足利义晴的代始遣明船的合理性。

宁波之乱后细川高国—足利义晴也同时在开展与明恢复通交的努力，并企图通过琉球方面和明国建立外交联系，在此背景下大内氏不甘示弱，果断通过岛津氏介入琉球事务（37），与京都方面展开竞争。随着贡期的临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530年足利义维－细川晴元－三好元长组成的堺公方府粉墨登场，细川高国—足利义晴对此是大为惊恐，遂主动示好大内氏，大内义隆遂乘虚从幕府侧获取了通交贸易通行证—堪合符的独家使用权（38）。1537年贡品玛瑙调配齐备（39），1539年四月遣明船九州出海直航宁波，至此已然超出规定的十年贡期六年有余。

（h）天文十六年度：该次遣明船由1541年开始策划，1547年最终派出。1541年9月恰值前回天文八年度遣明船回国，由于大友、相良、细川诸势力对遣明船的派遣热衷度上升（40），大内氏遂加紧开始次回遣明船的策划工作，并早早内定策彦周良为正使（41）。

值得玩味的与该次遣明船相关的政治事件，很巧合的是在遣明船发出的前一年的十二月二十日，将军足利义晴就任右大将，同日其子义藤就任征夷大将军。该事件最能反映出将军家对遣明船仪式效果期待值很高的心态，虽然遣明船派遣已与将军家本身再无瓜葛了。因此天文十六年度遣明船虽然很异类，但是仍然可以看作义晴、义藤两代的代始遣明船（42）。

结束语：

室町时代的遣明船在本稿中被主要分成两大类：与明使回国同行的“回礼的遣明船”、以室町将军就任征夷大将军和出任右大将为契机派遣的“代始的遣明船”。在1434年明使最后来日后一直到勘合贸易结束的历史时期，所谓回礼遣明船的契机也就不存在了。1453年“景泰条约”缔结后，十年一贡制度建立起来，日本侧在遣明船派遣的时间上自由度就大大降低了，但是代始遣明船派遣的契机依旧在这一时期的遣明船中出现，而且引人注目的是遣明船派遣计划的策划阶段和将军右大将拜贺仪式时间上的重叠，这就是本文的所要论述的重点。与义满－义持时代对应的，义教－义政时代对于前代有着比较强的“先例观”和“历史意识”，故两个时代遣明船派遣的契机上多有雷同。

通常意义上来说，遣明船得派遣那是室町将军家新任将军“代始”，前后将军更替的要素之一。这暗含两层意思在外交上外交文书署名人的交替，这主要是指册封体制下“日本国王”的交替；另一方面国内室町政府侧则是征夷大将军向右大将的交替。室町时代日本国内对册封关系有着比较强烈的认知，则就会以征夷大将军向右大将的交替的契机再结合外交、贸易上的种种变故派出遣明船。

下面试以室町幕府论解释遣明船派遣体制的构成。

1． 征夷大将军向右大将的交替在本文是以“代始”遣明船的基准点出现的，实

际上对于室町幕府足利将军家而言，正统性和权威性建立的标准恰是右大将的就任，这也是镰仓期以来武家传统的真实反映。遣明船的派遣可以看作以武家传统维护“家”秩序的足利将军家在将军更替这一环节上公开的宣言，从而维护了传统的价值观。

2． “代始的遣明船”可以看作室町幕府表现外交权力的一种形式，可视作平安

时代朝廷外交礼仪的再现。足利义持出任将军的翌年（1395年），就有“宋朝遣使重宝送”的记载（43），而当时乃是日明关系的隔断期，断无可能有正规明使来访问，而室町幕府方面渴望把将军新任时中国使节的来访并唐物献呈作为一种祝贺的仪式加以制度化，固有可能用不明来历的明国船只代替了明使船。平安时代的新旧天皇交替的时候，有将遣唐使携带归国的“将来品”—唐物献于神社、陵墓的惯例（44），并且会将一定的唐物赏赐给众公卿（45），这点和室町时代的派遣船派遣有类似点，遣明船归国后室町幕府一般会把其中的“优品”唐物集中在将军手中，然后由幕府再行分配，这样有利于外交权集中在幕府手中，而室町幕府体制中将军交替必备的遣明船派遣仪式就有和朝廷传统权威相吻合的意味了。

3．“代始的遣明船”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各界所期待的经济行为。如前文所述室町幕府有将唐物赠与周围群臣的惯例（46），而且赠送的比例也是颇高的。这样对于幕府来说，遣明船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就是维系政治经济秩序必备的手段了。室町时代新旧将军更替就是德政一揆实行的时机，对于当时社会的通常意识而言，“代始的遣明船”就已经被看作一种德政行为了，故而有十六世纪中遣明船归国时社会各阶层一片欢腾之景了（47）。

（1）应仁度遣明船时，明朝方面就派遣赴日使节一事向遣明使团提出，遣明使团侧以日本国内战乱不止，明使安全无法保障的理由回绝了。（《戊子入明记》成化四年（1468）十一月十日遣明使节连判状。此后一直到嘉靖倭寇时期，明国才再向日本派遣使节（蒋洲、郑舜功例）。

（2）前回的宝德度遣明船由于自身浓厚的天龙寺特色故不可看作将军足利义政的代始遣明船，因此持有义政代始遣明船名目的就变成应仁度遣明船了。

（3）《善邻国宝记》中31号（文书编号出自田中建夫编的《善邻国宝记·新订续善邻国宝记》集英社 1995）处。前回的宝德度遣明使节团在明时期发生了滥妨事件，故今回应仁度遣明船的通交不便与明直接接触，必须有赖于朝鲜方面向明朝代为斡旋。（田中建夫前揭编书 265页头注）。

（4）《朝鲜世祖实录》四年十月丙寅条。

（5）《戊子入明记》天顺三年二月二十八条记交付赦书，《朝鲜世祖实录》五年四月辛酉条，《明英宗实录》天顺三年二月己酉条。三处史料虽然字句上多有不同，但意思上大同小异。

（6）《荫凉轩日录》宽正五年二月十二条。

（7）西尾和美《室町中后期京都にぉけゐ饥饿と民众》（《日本史研究》275号 1985），东岛诚《公共圈の历史的创造》（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0）第一章。

（8）《荫凉轩日录》宽正五年二月十二条。

（9）横井清《东山文化－その背景と基层》（平凡社 1994）130～132页参看。

（10）《荫凉轩日录》宽正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条

(11)《朝鲜成宗实录》五年闰六月乙未条。

（12）《朝鲜成宗实录》六年九月已未、康申、乙丑条。

(13)《善邻国宝记》中38号，《朝鲜成宗实录》六年八月丁亥·戊子条。

（14）文明八年度遣明船中包含相国寺胜鬘院船，这主要是由于义满的供奉寺相国寺于1466年（文正元）十二月烧毁，幕府方面为筹措再建经费而给予相国寺遣明船经营权。另外，伊川建二最近在所著论文《中世后期にぉけゐ外国使节と遣外国使节》（《日本历史》626号 2000）中指出文明八年度遣明船队中有肥前松浦氏经营的船存在。

（15）《亲长卿记》文明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条。

（16）《亲长卿记》文明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条。

（17）《亲长卿记》文明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条（桥本雄 《永正度の遣明船と大友氏》（《九州史学》130号 2002 “追记”）

（18）《大乘院社杂事记》文明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条（桥本雄 《永正度の遣明船と大友氏》（《九州史学》130号 2002 “追记”）

（19）对东山山庄建造研究比较深入的是黑川直则先生，他指出建造费用的主要来源是山城国本所寺社一円料的征收，可分成三类：①御山庄御要脚、②山庄要脚段钱、③东山庄御普请料（《东山山庄の造营とその背景》 日本史研究会史料研究部编《中世の权力と民众》创元社 1970 243～244页）。其文对文明十五年度遣明船贸易利润的使用有初步的阐述。

（20）永岛福太郎《应仁の乱》（至文堂日本历史新书 1968）92页

（21）《善邻国宝记》中下10号记：“抑弊邑久承焚荡之余，铜钱扫地而尽，官库空虚。何以利民，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圣恩广大。愿得一十万贯，以满其所求，则赐莫大焉”。对铜钱赐给要求的记载非常明了。

（22）《荫凉轩日录》文明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条。

（23）仪式举行时内裹建造尚未完成，因此同年十一月内裹建造的地口钱开始征收。

（24）本次遣明船策划初期尚有相国寺船的计划，其原因类似前述的天龙寺船。（《荫凉轩日录》文明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条）

（25）本稿第一章注15参照。

（26）义尚的“六角征讨”估计是遣明船派遣延期的原因，作为唐船奉行的饭尾元连作为将军亲信的御家人是随同将军出阵近江的（设乐熏《足利义尚政权考》 《史学杂志》98编2号 1989）。而义政则是坐镇京都，而此时遣明使的外交名义依旧是义政（《前近代の对外关系と外交文书》田中建夫 吉川弘文馆）。

（27）《荫凉轩日录》明应二年三月十一日。

（28）《明孝宗实录》弘治九年闰三月丁巳条。桥本雄《遣明船と遣朝鲜船の经营构造》（《遥かなゐ中世》17号 1998 第54页注46）。

（29）注24所言相国寺船一事延期的原因无外乎是由于有“流浪的公方”之称的足利义材第一次执政生涯的终结所造成的。

（30）1496年4月，在越前寓居的前将军义材以即将归国的遣明船为铒，向大内、大友、岛津等大名发出了出兵救援的要请（《大乘院寺社杂事记》明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条，桥本雄《遣明船と遣朝鲜船の经营构造》（《遥かなゐ中世》17号 1998，第37页），因此本次遣明船派出和义材相涉及关系较深的可能性也许是存在的。

（31）《大乘院寺社杂事记》文龟二年（1501）六月十六条，本乡惠子《中世公家政权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 1998，第 345页）

（32）《室町家御内书案》（上），永正十三年四月十九日条记录的幕府奉行人连署奉书。

（33）《近卫尚通公记》永正十六年四月三条。

（34）详细的内容参考桥本雄的《室町、战国期の将军权力と外交权》（《历史学研究》708号 1998）一文第12页以后部分。

（35）《朝鲜中宗实录》二十四年四月己巳条。桥本雄的《室町、战国期の将军权力と外交权》一文第12页。

（36）《肥前少林寺文书》天文七年二月十二付湖心鼎硕印可状曰：“大永五乙酋（1525），欲渡大明时”。（桥本雄《丹波国水上郡佐治庄高源寺所藏文书（续）》《东京大学日本史学研究室纪要》4号，2000 第160页）。

（37）关于这一时期日明双方通过琉球进行对外交涉的诸多事宜详见《室町、战国期の将军权力と外交权》一文。

(38) 《室町家御内书案》（上）,享禄三年（1530）三月九日条记录的幕府奉行人连署奉书（桥本雄的《室町、战国期の将军权力と外交权》一文第13页），袁琎下落的问题可以参考郑樑生的著作。

（39）《天文日记》天文六年十二月一日条记录了大内氏向石山本愿寺征调玛瑙一事。

（40）《策彦和尚初渡集》嘉靖二十年（天文十）九月十六条。

（41）桥本雄的《室町、战国期の将军权力と外交权》一文第十三页。

（42）天文十六年度遣明船乃是为了和细川、大友、相良诸氏竞争而派出的违例遣明船，见本稿第一章的史料四。

（43）《荒历》应永二年七月十一条。

（44）保立道久《平安时代》（岩波新书 1999） 第37～78页。

（45）大津透《古代の天皇制》（岩波书店 1999） 95页。

（46）桉井英治《日本中世の赠与につぃて》（《思想》887号 1998）。

（47）《蔗轩日录》文明十八年四月条，桥本雄《遣明船と遣朝鲜船の经营构造》第55页注释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