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三国之最盛者，自是曹魏，且魏有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睿三祖之盛，然则由魏至晋，不过短短四十五年。究其本末，自然与司马懿作为四世重臣、逐渐掌控魏之中枢密不可分，但是曹魏作为三国时代儒学最盛、门第之分最严、皇室宗门极盛的王朝，出现这种以下代上的嬗代变迁，究其原因，河内司马氏在众多士族中的超越拔升、以及对曹魏政权中核心士族的统合，是一个值得正视的问题。本文最初主要是想以河内附近的河东、并州士族为中心，分析司马代魏这一过程。不过写着写着就跑飞了题，变成一篇汉魏并州党发展、曹操士族统合、司马懿崛起时对士族特别是并州党统合等众多问题的散论，虽然中心难一，但是文章的先后，可以归结到汉末到魏末北方士族的发展历程这一线索上，其中并州党仍是引子，故暂名为“汉魏并州党”。

第一章：并州党的发源

—并州与河东

案《后汉书.志二三.郡国五》：并州，统郡国九——上党、太原、上郡、西河、五原、云中、定襄、雁门，朔方。刺史治太原。《晋书.志第四》：“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并州）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后又分上党立乐平郡。魏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自陉岭以北并弃之，至晋因而不改。并州统郡国六——太原、上党、西河、乐平、雁门、新兴。”乐平郡为西晋泰始年间由上党分立，而曹魏时的并州概况为：

太原国，统县十三；

上党郡，统县十五；

西河国，统县四；

雁门郡，统县八；新兴郡，统县五。

其中雁门郡为两汉以来的关塞之地，新兴郡为“集塞下荒地立”，“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其中汉之云中、定襄等郡便缩郡为县，改属新兴。而西河国西临羌胡之地，后汉建武初年，匈奴乌珠留若提单于之子右奥健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既后之离石左国城《后汉书.南匈奴传》、《十六国春秋辑补》），这支南匈奴，随后散居并州的西河、五原各郡，在董卓之乱中侵掠河东、河内。所以并州之望，实在于太原、上党两郡国。

魏晋时代的河东、河内，属之司州。《后汉书.志十九.郡国一》：司隶下有河南、河内、河东、弘农、京兆、冯翊、扶风七郡国。《晋书.志第四》：“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冯翊、扶风三郡，北得冀州分河东、河内二郡，东得豫州之弘农、河南二郡，郡凡七。”“魏氏受禅，即都汉宫，司隶所部河南、河东、河内、弘农并冀州之平阳，合五郡，置司州。”其中“平阳郡故属河东，魏时分立。”

—郭林宗与太原两王氏

汉末以人伦识鉴著称于世者，南有汝南许劭许子将，北有郭太郭林宗。《汉书》：“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并以两人事迹合为一卷。随然两人都生于汉纪，但是他们所称赏的人物多显于汉魏之间，故“许子将”之名在《裴注三国志》中随处可见，“郭林宗”出现的频率也不低于许。《后汉书》郭太本传称其：“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郝礼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

郭林宗的籍贯，乃是并州太原之界休，而同其郡之士人，更是多见赏拔。《汉书.陈王列传第五十六》：“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为冠盖。同郡郭林宗尝见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与定交。”

与王允发迹相伴的，是并州士族的一次崛起：

“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召（王）允与谋事，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

“初平元年，（王允）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及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

“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

初平三年四月，王允“潜结卓将吕布，使为内应。会卓入贺，吕布因刺杀之。”刺董成功之后，王允即以同乡的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这里的王宏字王长文，见于前文郭林宗事迹，亦是受到郭赏识的太原士人之一。

但是：“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王允在消灭董卓，把持了中央政权的大好形势下，却既不安抚随董卓上京的凉州兵，反而：“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议罢其军。”加之名士蔡邕等人亦因与董卓交好而从坐刑死，遂遭成长安内外凉州人群情涌动：“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并尚从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最后不仅 王允本人横死于李催、郭汜之乱中，连带与其同济的宋翼、王宏也一并被祸。

“允时年五十六。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唯兄子晨、淩得脱归乡里。”“后迁都于许，帝（汉献帝）思允忠节，使改殡葬之，遣虎贲中郎将奉策吊祭，赐东园秘器，赠以本官印绶，送还本郡。封其孙黑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王允虽然横死，但是太原祁县王氏在汉献帝都许之后得到少有的追尊，成为并州首屈一指的名门。

王允被害后，其一族近属尚存的人物，《后汉书.王允本传》：“兄子晨、淩得脱归乡里。”《三国志.王淩》：“淩及兄晨，时年皆少，逾城得脱，亡命归乡里。”另外王允之孙王黑大概因素居于太原而未遭连带。在这寥寥数子人中，又以王允之侄王淩最为出类拔萃，成就了祁县王氏的第二次大飞跃。

王淩成年之际，也经历了汉末较正常的仕宦渠道：“举孝廉，为发干长。”发干，属东郡。《魏略》：“淩为长，遇事，髡刑五岁，当道扫除。时太祖车过，问此何徒，左右以状对。太祖曰：‘此子师兄子也，所坐亦公耳。’于是主者选为骁骑主簿。稍迁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为丞相掾属。”王淩本来应该遭受五年髡刑，未料却因祸得福，受到曹操的格外怜悯和青眼，此后作为丞相掾属直接参与到了政权中枢。而他此后的生进过程，暂且按下不提。

在王允王淩的祁县王氏之外，太原还有一家王氏在汉末也因郭林宗的赏拔而出名，这支王氏的地望为太原晋阳县。《后汉书.郭林宗传》：“王柔字叔优，弟泽，字季道，林宗同郡晋阳县人也。兄弟总角共候林宗，以访才行所宜。林宗曰：‘叔优当以仕进显，季道当以经术通，然违方改务，亦不能至也。’后果如所言，柔为护匈奴中郎将，泽为代郡太守。”《三国志.王昶传》后裴注：“叔优至北中郎将，季道代郡太守。”前后两记稍有谬差，已无从考校。

这里的代郡太守王泽字季道，有子王昶字文舒，亦成为为后来魏之名臣。“（王昶）少与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长，昶兄事之。”

—郭援之乱中的河东贾逵

东汉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袁绍因官渡、仓亭两役之败吐血而死，同年九月，曹操进军黎阳，与袁尚、袁谭兄弟相距。由于曹操的进逼，使得袁氏兄弟暂时团结到一起，还未露出败相，同时袁氏也有余力在其它方向开辟战场。

“袁尚遣高幹、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这里的高幹为袁氏所署并州刺史；郭援为袁氏所署河东太守，匈奴单于为南单于呼厨泉。

相应的曹操方对阵主将为颍川“荀陈钟韩”四家出身的钟繇。李催、郭汜之乱际，钟繇以黄门侍郎随献帝在长安，后参与护送帝出关，以功迁侍中、尚书仆射，后又被曹操表为“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在曹操抽集主力与袁氏对峙于河北之际，面对由并州、河东而来的突变，不得不抽调经营关中的钟繇东上河东。然则，曹操旗下的司隶校尉钟繇，与袁氏所署的河东太守郭援，又有舅甥之亲。郭援的地望不明，但无疑也是士族出身，究之与颍川钟氏通婚的关系，有可能是出自颍川阳翟郭氏，这一家出过曹操方的郭嘉，与袁绍方的郭图，而且有举宗投靠袁绍的经历。另外太原阳曲郭氏也是当时并州名门，不过从袁氏的用人来看，后期能担任其方面大将或腹心谋臣者，多为汝颍士族或旧汉名臣，所以郭援出自颍川的可能性较大。

另外，此时的河东太守名叫王邑（注4）。献帝逃出长安后，由陕渡河，一度进河东避难。“百官饥饿，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贡饷。帝乃御牛车，因都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悉赋公卿以下，封邑为列侯。”此时王邑既不属袁绍，也不属曹操，而是独立的汉臣。后来献帝于河东先召袁绍，袁绍不往；后召曹操，曹操迎而都之于许，王邑遂转身为许昌政权下的河东太守，并逐步兼任为“镇北将军、安阳亭侯。”

第一次高幹、郭援之乱的主战场是在河东北部的平阳地区。最初袁氏方采取了声东击西、多面开花的战略：先是南匈奴由西河攻入平阳，引得钟繇督关中诸军北上与之相持，随后郭援又率万余人攻入钟繇后方的河东，由于曹操、钟繇两大主力一东一西被袁氏兄弟与南匈奴拖住，郭援军一度攻入后方河东腹地，只要郭援占有河东，便可渡河直插洛阳，到时驻阵黎阳的曹操不得不退兵南归，形势大概又会回到官渡之役以前。

在此役中，河东名士贾逵脱颖而出。

《三国志.魏书十五》：“贾逵字梁道，河东襄陵人也。”《晋书.列传第十》：“贾充，字公闾，平阳襄陵人也。”这位贾逵，便是后来的西晋元勋、也是弑魏元凶贾充的亲父。由于魏文帝时期平阳独立于河东之外成郡，所以曹操时代的 “河东襄陵”就变成了后来的“平阳襄陵”。

《三国志.裴注引魏略》：“逵世为著姓。”不过贾逵又：“少孤家贫，冬常无裤，过其妻兄柳孚宿，其明无何，著孚裤去，故时人谓之通健。”这里的“通健”，只能理解为通达矫健，不拘于常情。

“（贾逵）初为郡吏，守绛邑长。郭援之攻河东，所经城邑皆下，逵坚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单于并军急攻之。”绛邑与襄陵相近，魏中亦划入平阳郡。

然则绛邑终被郭援攻陷。“绛人既溃，援闻逵名，欲使为将，以兵劫之，逵不动。左右引逵使叩头，逵叱之曰：‘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援怒，将斩之。绛吏民闻将杀逵，皆乘城呼曰：‘负要杀我贤君，宁俱死耳！’左右义逵，多为请，遂得免。”《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谓援曰：‘王府君（河东太守王邑）临郡积年，不知足下曷为者也？’援怒曰：‘促斩之。’诸将覆护，乃囚於壶关。”

贾逵最初据城顽抗，城陷后又面斥郭援，然而郭援尤不杀之，也可称是古代落城史上的一大奇观。究其原因，“城将溃，绛父老与援要，不害逵。”绛邑与郭援有这一条开城约定在先，另一方面，从“（郭）援闻（贾）逵名，欲使为将”、 “援既并绛众，将进兵”等记载来看，郭援的进军策略大致应该是每陷一城，便劫其宰守名士为将，裹挟守军以壮声势。由并州一路到河东，郭援的军中诸将大多也该都是并州、河东两地的望门出身，而贾逵作为河东著姓，被俘之后自然得到敌营中士族乡党的援护，郭援若欲斩贾逵，既要面对军中诸将吏的压力，又不利于此后继续吞并河东其余各地的守军（眼前的绛邑吏名即是例子），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临破城之前，贾逵将绛邑长的印授送回河东太守王邑处，并通知王邑迅速占据要要害皮氏县（案之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皮氏县后为独立后的平阳郡与河东郡交界之地）。另外，“（贾）逵恐其（郭援）先得皮氏，乃以他计疑援谋人祝奥，援由是留七日。郡（王邑）从逵言，故得无败。”河东太守王邑根据贾逵的献策，驻兵皮氏县，阻止了郭援军继续向南深入，是为“故得无败”。

除此之外，被俘后的贾逵还赌了一把运气，让自己脱困：“（郭援）方将杀之，逵从窖中谓守者曰：‘此间无健兒邪，而当使义士死此中乎？’时有祝公道者，与逵非故人，而適闻其言，怜其守正危厄，乃夜盗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语其姓名。”“魏略曰：郭援破后，逵乃知前出己者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在地窖中吆喝一声，便由敌营之人倒戈助自己脱困，这种事的机率可以说微乎其微，不过结合“贾逵乃以他计疑援谋人祝奥，援由是留七日。”此条来看，“祝公道”与郭援的谋士“祝奥”或都是出自河南的祝氏同族，被颍川出身的郭援留为身边亲信，祝公道能被贾逵的意气所感，而祝奥却由贾逵之惑而将郭援的大军滞留七日，或许都不是偶然。攻绛邑受阻、滞留七日、王邑据断皮氏之险，使得郭援这支袁氏奇兵，逐渐失去了劲锐，而他们的末日，也随之到来。

袁尚兄弟的西线作战方案，除了平阳南匈奴、河东郭援高幹两个点外，还有第三个点——关中的马腾、韩遂。向河东出兵之际，袁尚也曾“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然则钟繇作为司隶校尉初镇长安时，“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事在官渡之战前。袁尚向马腾、韩遂通好之后，在平阳与南匈奴作战的钟繇也得知此消息：“诸将议欲释之去，繇曰：‘袁氏方强，援之来，关中阴与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顾吾威名故耳。若弃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谁非寇雠？纵吾欲归，其得至乎！此为未战先自败也。且援刚愎好胜，必易吾军，若渡汾为营，及其未济击之，可大克也。’”作为亲舅，钟繇算准了外甥郭援的弱点，并计划好了据汾水决战的策略。另一方面，关中的马腾先受到傅幹（当时应为马腾之谋士）、后受钟繇派出的张既游说，最终决定在曹操危急之际卖一个人情，毕竟此番的危急已远不如官渡之时。纵使河东有所丧败，根基已固的许昌政权也不像官渡之战时那样随时可能倾覆。

随后《魏略》： “（马腾）於是遣子超将精兵万馀人，并将遂等兵，与繇会击援等，大破之。”《三国志.钟繇传》：“援至，果轻渡汾，众止之，不从。济水未半，击，大破之，斩援，降单于。”此役之后，南匈奴单于呼厨泉遂降于曹操的许昌政权之下。而郭援之死，以《三国志.庞德传》后注引《魏略》最详：“（庞）德手斩一级，不知是援。战罢之后，众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锺繇之甥。德晚后於鞬中出一头，繇见之而哭。德谢繇，繇曰：“援虽我甥，乃国贼也。卿何谢之？”搅动河东的巨寇郭援，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死在了庞德刀下。

—并州、河东、河内士人的流徙与交往

司马懿的老家河内，既与河东同属司隶之河北部分，又与并州相接，是并州、冀州、兖州、河南郡（洛阳所在）、河东郡五地交会的要冲。而且作为黄河以北、太行山东南的平原地带，为汉末各路诸侯觊觎京师时的兵争之地。

《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司马朗谓：）‘（河内）郡与京都境壤相接，洛东有成皋，北界大河，天下兴义兵者若未得进，其势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战争之地，难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举宗东到黎阳。黎阳有营兵，赵威孙乡里旧婚，为监营谒者，统兵马，足以为主。若后有变，徐复观望未晚也。’父老恋旧，莫有从者，惟同县赵咨，将家属俱与朗往焉。后数月，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钞掠，民人死者且半。久之，关东兵散，太祖与吕布相持於濮阳，朗乃将家还温。”

《三国志.魏书.杨俊传》：“杨俊字季才，河内获嘉人也。”“俊以兵乱方起，而河内处四达之衢，必为战场，乃扶持老弱诣京、密山间，同行者百馀家。”

《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司马芝字子华，河内温人也。少为书生，避乱荆州。居南方十馀年，躬耕守节。”这位司马芝，乃是司马朗、司马懿兄弟的族兄。《三国志.魏书.杨俊传》：：“又司马朗早有声名，其族兄芝，众未之知，惟俊言曰：‘芝虽夙望不及朗，实理但有优耳。’”

河内除了地形平坦，不利于避险之外，太守王匡为政失德，也成为当地士人流徙避难的原因之一。

《三国志.魏书.常林传》：“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也。”“（河内）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遣诸生於属县微伺吏民罪负，便收之，考责钱谷赎罪，稽迟则夷灭宗族，以崇威严。”“（常）林乃避地上党，耕种山阿。”

由于位置相近，且有太行、壶关之险，并州成为河内士族避难的首选之地。

河内士人中，除了常林“避地上党，耕种山阿”之外，杨俊也“转避地并州”，这位杨俊，在河内士人中，是有人伦识鉴之人，在并州避难期间，他又看到“本郡（河内）王象，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使牧羊而私读书，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质，即赎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后与别。”

对于这群避难的河内士人，无论是袁氏还是曹操在并州先后所置的宰守都视如本州士人般进行辟命。《常林传》：“并州刺史高幹表为骑都尉，（常）林辞不受”、“后刺史梁习荐州界名士（常）林及杨俊、王凌、王象、荀纬，太祖（曹操）皆以为县长。”梁习此番所表荐的并州界内名士中，除了王淩是太原祁县出身的并州本地士人，其余常林、杨俊、王象、荀纬全是河内籍。

另一方面，乱世中并州士人首先的邻界避难之地，不是地平无险的河内、也不会是西北的塞外，而是同样据山带河、且又州属不同的河东。

《三国志.魏书.刘放传》：“魏国既建，（刘放）与太原孙资俱为秘书郎。”案《晋书》中的孙氏一族传，孙资，为太原中都人。裴注引《孙资别传》：“资字彦龙、、、同郡王允一见而奇之。太祖（曹操）为司空，又辟资。会兄为乡人所害，资手刃报仇，乃将家属避地河东。故遂不应命。”

在河东，孙资既与著姓贾逵为友，又受到了河东太守王邑的辟命。《三国志.魏书.刘放传》后裴注引《孙资别传》：“寻复为本郡（河东）所命，以疾辞。友人河东贾逵谓资曰：‘足下抱逸群之才，值旧邦倾覆，主将殷勤，千里延颈，宜崇古贤桑梓之义，而久盘桓，拒违君命，斯犹曜和璧于秦王之庭，而塞以连城之价耳。窃为足下不取也。’资感其言，遂往应之。到署功曹，举计吏。尚书令荀彧见资，叹曰：‘北州承丧乱已久，谓起贤智零落，今乃复见孙计君乎！”

另一方面，孙资对于敦促他前进的贾逵，也没有忘恩。《三国志.魏书.贾逵传》后裴注引《孙资别传》：“资举河东计吏，到许，荐（贾逵）于相府曰：‘逵在绛邑，帅厉吏民，与贼郭援交战，力尽而败，为贼所俘，挺然直志，颜辞不屈；忠言闻于大众，烈节显于当时，虽古之直发据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诚时之利用。”

在乱世的流徙中结交关照和互相提携荐举，使得并州、河东、河内的士人，彼此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三国志.王淩传》：“初，（王）淩与司马朗、贾逵友善。”太原王淩—河东贾逵—河内司马朗三人的友谊，便是今后曹魏政权下，并州—河东—河内士人集团的雏形。随着司马朗之弟司马懿，贾逵挚友孙资，“兄事王淩”的王昶逐渐崛起，司马朗—贾逵—王淩三人最初的跨地友谊在曹魏政权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以此为主线，凭借着三地各自的同乡与联姻关系，并州之太原郭氏、河东卫氏、裴氏等地方士族都被拉入了这个集团。

第二章：汉末魏初的士族清洗

在汉末魏初之际，相较于并州—河东—河内士人集团的尚未成形，有几支在汉末政治舞台上伴演过重要角色的士人集团率先遭到了曹操的清洗。

—崔琰之死

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五月丙申，汉献帝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为魏国。案之后汉书当时的河北士人之首，为清河东武城人崔琰。虽然《三国志》中记崔琰的籍贯为：“清河东武城”，但是《后汉书.桓帝纪》：“（建和二年）六月，改清河为甘陵。”《后汉书.清和王列传》： “建和元年，甘陵人刘文与南郡妖贼刘鲔交通，讹言清河王当统天下、、、梁冀恶清河名，明年，乃改为甘陵。”（注5）。崔琰的原籍清河东武城，即魏国十郡中的甘陵东武城。

曹操破袁氏后，辟崔琰为别驾从事。“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於邺。”“魏国初建，拜尚书。迁中尉。”《三国志.崔琰传》

《宋书.百官志》：“汉初，王国置太傅，掌辅导；内史主治民；丞相统众官；中尉掌武职。”“其中尉如郡尉，太傅但曰傅。汉东京亦置傅一人，王师事之；相一人，主治民；中尉一人，主盗贼；郎中令一人，掌郎中宿卫。”“（晋武帝时）有郎中令、中尉、大农为三卿。”和两汉的一般王国不同，曹操作魏公时的魏国还设置了尚书、侍中、六卿，并选天下名士赞其枢机，魏国尚书令为荀攸，汉司隶校尉钟繇先任魏之大理，后迁相国。

崔琰作为魏国六卿之一中尉，掌管境内的治安。另一方面，作为冀州之望，从成为曹操别驾从事起，到历任魏国尚书、中尉后，十余年中，崔琰一直参与“总齐清议”和对士人的拔擢。

“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先贤行状》曰：琰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载，委授铨衡，总齐清议，十有馀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

崔琰与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也有着友谊：“始琰与司马朗善，晋宣王（司马懿）方壮，琰谓朗曰：‘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案之前文中司马朗举宗前往黎阳避难的事件，河内司马氏与冀州士族的交友已经早有背景。除了司马懿之外，崔琰拔擢的年轻一辈士人还有涿郡孙礼（后位至司空）、卢毓（卢植之子，魏司空）、族弟崔林（魏司空）（注1）。

另一方面，清河崔氏作为河北名族，与曹操家族有着直接的姻亲关系，“（曹）植，琰之兄女婿也。”（注2）然则在曹操在询问立嗣问题时，崔琰却“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以此力保曹丕。

作为河北士族之望，总齐曹操身边的清议十余年，身处新建的魏国中枢，在继嗣问题中舍曹植而支持曹丕，这每一项都是保证崔琰在曹操过世后成为新一代政权核心鼎辅的重要政治资本。然则这样一个极具政治前途的人物，却因为一件小事而被迫自杀。

曹操为魏王，崔琰所荐的巨鹿杨训作表颂扬，时人以此讽之。“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事佳尔”即表示崔琰也认同这是好事。“会当有变时”其意指“做人确实应该顺时而变”。“太祖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於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曹操的两个论点，都有点牵强附会，对此崔琰也不以为然，没想到会因之遭来杀身之祸。

“前所白琰者又复白之云：‘琰为徒，虬须直视，心似不平。’时太祖亦以为然，遂欲杀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经营琰，敕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后数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锯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谢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杀。”（裴注引《魏略》）

—杨氏与伏氏

在打压新进士人之前，曹操便已对旧汉士族展开了零星清洗，先后丧生在他屠刀下的名士有孔融、杨修、伏完（汉献帝之父）等等，其中的过程事迹早已为人所熟知，但要注意的是：

“（孔）融，孔子二十世孙也。高祖父尚，钜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建安元年，徵还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辄为议主，诸卿大夫寄名而已。”（裴注引《后汉纪》）

杨修，弘农华阴人，为汉太尉杨彪之子。弘农华阴以杨彪为首的杨氏，是东汉名儒杨震之后。“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时为丞相，封安平侯。父宝，习《欧阳尚书》。”杨震本人，汉太尉；杨震之子杨秉，汉太尉；杨秉之子杨赐，汉太尉；杨彪本人，又是汉太尉。杨彪的杨氏，与袁绍的汝南袁氏，同为东汉的“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名门。杨修之死，盖有其聪明外露、不容于曹操的原因，而他身后的家族影响力，也是曹操不能让这样一个名门智士存活于世的根本原因。杨彪本人，也曾遭到曹操的打击，赖孔融倾身营救始得免：

裴注引《续汉书》：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术僭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太祖曰：“杨公累世清德，四叶重光，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称‘积善馀庆’，但欺人耳。”太祖曰：“国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对于崔琰、杨彪、杨修等以上或以儒学、或以清名、智识显于世的名士，在没有确凿罪名时，曹操也不敢妄加族灭。而且这类凭地望而得盛名的士族，只动其首脑，便能震摄其余。但是另有一类士族，与汉朝有着同兴衰共进退的命运，这种说法，出自《汉书.耿弇列传》卷末：“耿氏自中兴已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云。”此类与汉共兴衰的士族，多为两汉的勋旧士族，非西汉之名门即东汉之元勋姻亲。西汉之名门，其地望多为故都长安所在的京兆、冯翊、扶风地区。

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里曹操开刀的伏氏，也是与两汉共兴衰的名族。

《后汉书.伏湛传》：“伏湛字惠公，琅邪东武人也。九世祖胜，字子贱，所谓济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时，客授东武，因家焉。父理，为当世名儒”。

前汉济南伏生，为山东之儒宗，《史记.儒林列传》：“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后汉书.伏湛传》：“自伏生已后，世传经学，清静无竞，故东州号为‘伏不斗’。”伏湛长子伏隆，助汉光武镇抚山东，为张步所杀。伏湛本人在光武中兴之际带邓禹为大司徒，少子翕嗣爵。“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又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号曰《伏侯注》。无忌卒，子质嗣，官至大司农。质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阳安长公主。女为孝献皇后。”

关于曹操诛伏氏的始末，见诸《后汉书.伏皇后纪》：“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废后。”

《三国志》中裴注引《曹瞒传》：“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曹操诛灭伏氏之由，始于“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案之诛董承事件，实在建安五年（公元200）春正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注6）伏皇后与伏完书，当在此前后，而事情被揭发出来，却是在十四年之后的建安十九年。虽然裴注中记述伏完等连带遭到族灭，并被演义加以发挥，但《三国志.武帝纪》中只记有“（伏）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并未提及伏完本人受诛。而《后汉书.伏皇后纪》中更是有：

“（伏）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绶，拜中散大夫，寻迁屯骑校尉。（建安）十四年卒，子典嗣。”

《三国志》与《后汉书》两部正史对比印证，并无龃龉，所以伏完受戮，应该是《曹瞒传》中的发挥，在建安十九年受诛的，应是以伏皇后兄弟伏典为首的一族。不过事已隔十四年，而且当事的有力人物伏完已死，这件已经微不足道的小案仍被曹操刨出来，借此大肆发挥、对伏氏进行族灭，其用意应该并不限于伏皇后怨言本身，伏氏在数百年间为山东儒者之师，也可称“门生故吏遍天下”，同时又世与汉室联姻，堪为与两汉共兴衰，这两个特质结合到一起，才注定了在曹操开始进行篡汉准备中首先被清洗族灭的命运。

—三辅士人叛乱

诛灭伏氏的这一年，曹操已经六十岁，在渐感时日无多的情况下，他开始为子孙篡汉进行积极的准备：

“建安二十年正月，天子立（曹）公中女为皇后。”（《武帝纪》）这或许也是曹操在去年十一月废死伏皇后的直接原因之一。

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由魏公进为魏王。“八月，以大理钟繇为相国。”（《武帝纪》）。本传后裴注引《魏书》：“始置奉常、宗正官。”在建安十八年封魏公建魏国之际，曹氏的魏国虽然统领十郡，但是就体制而言，仍与东汉一般的王国、公国官属无异；建安十八年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建立了进一步的施政中枢，可视为曹操代汉准备工作的第一部。而到建安二十一年，又置相国、奉常、宗正，此时魏国已成为一个九卿齐备的小朝廷，担任九卿的钟繇（魏相国）、王朗（奉常、大理）、华歆（御史大夫）等皆是汉末海内的宿名重德之人。而反观许昌的后汉朝廷，则被丞相曹操侵蚀得只剩下了一个空壳。

建安十三年，曹操罢去汉三公官，只置丞相，御史大夫，进一步将朝政大权总揽到丞相手中。曹操自己领丞相之余，担任御史大夫的山阳郗虑，虽然早年有盛名，但他就任御史大夫后的主要事迹大致有三条：迎合曹操构陷孔融、奉使持节策封曹操为魏公、奉曹操策诏与华歆一起收废伏皇后。（注7）。名位仅亚于丞相、最后的汉御史大夫郗虑，在汉魏嬗代中的立场与角色，从这三事中已经一望可知，简而言之，他是曹操安插在朝廷的协助篡汉的重要内应。此人为汉末名儒郑玄弟子，与钟繇、华歆、王朗一样在海内享有盛名，既可堪三公鼎辅之重，同时又与孔融交恶（注8），能够不惜以名士的身份积极迎合曹操意旨，将他提拔为汉御史大夫，足为曹操用人的又一神来之笔。

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

从建安十九年废伏皇后到建安二十二年的三年中，曹操篡汉的步伐逐渐紧凑，遂激起了建安年间曹操执政以来绝无仅有的核心旧士族叛乱。叛乱的地点是汉都许昌，主要参与人为以金祎、耿纪、吉本、韦晃等人为首的三辅（京兆、扶风、冯翊）士族：

裴注引《三辅决录注》：“时有京兆金祎字德祎，自以世为汉臣，自（金）日磾讨莽何罗，忠诚显著，名节累叶。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结谋。”

金祎字德祎，籍贯京兆，其祖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后降为汉臣，由于霍去病北灭休屠王部得其祭天金人，故赐休屠王子孙姓为金氏。金日磾本人得汉武帝拔擢为身边近臣，讨叛臣莽何罗，武帝临终之际与霍光一起受托孤辅政，成为前汉名臣，事见《史记》、《前汉书》。金日磾之后，金氏七世为汉内侍重臣，成为与汉共兴衰的三辅名族。《后汉书》赞其家族：“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

耿纪，籍贯扶风茂陵，其祖先为后汉中兴元勋耿弇一族。光武中兴之际，耿弇为大将，“复以（弇弟国、）国弟广、举并为中郎将。弇兄弟六人（依长幼为弇、舒、国、广、举、霸）皆垂青紫。”其中弇、舒、霸三人封侯，老三耿国终于大司农，其子耿秉后又以军功封美阳侯，耿纪即是耿秉的曾孙。《汉书.耿弇列传》实际也是东汉耿氏家传，其中称耿纪：“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异之，稍迁少府。”

作为后汉勋旧之族，同时又是汉末名士，耿纪自然成为三辅士族的冠冕人物。《三国志.杜畿传》后裴注引《傅子》：“（杜）畿自荆州还，后至许，见侍中耿纪，语终夜。尚书令荀彧与纪比屋，夜闻畿言，异之，旦遣人谓纪曰：‘有国士而不进，何以居位？’既见畿，知之如旧相识者，遂进畿於朝。”杜畿为京兆杜陵人，前汉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后，与金祎、耿纪一样，同属三辅旧族，汉末乱世中曾避地荆州。杜畿回到北方之后，欲寻求仕进之道，找的是时任侍中的耿纪，并最终被荀彧推举给曹操。荀彧为汝颍士族出身，虽典选举，但也未能尽识河北、三辅名士，故前文有孙资之叹，此处有杜畿之异。从杜畿这个事例也可以推测，在许都与荀彧比邻而居的耿纪，充当了荀彧察举三辅士人的耳目喉舌，相应的也在建安年间的三辅旧士族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太医令吉本，籍贯冯翊池阳。《三国志.常林传》后裴注引《魏略》：“吉茂字叔暢，冯翊池阳人也，世为著姓、、、二十三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会钟相国证茂、本服第已绝，故得不坐。”吉茂在魏略中被列入清芥传，仍不免与吉本之案的牵连，后钟繇力证吉茂于吉本已在三族之外，才免去连坐，由此也可见此案诛连之广，当事人三族之内者，全部遭到了清除。

韦晃，籍贯事迹不见于《三国志》、《后汉书》，然案之北方韦氏之有名者，多出至前汉宣帝丞相韦贤、韦玄伯以来的京兆韦氏，韦晃或亦是此家。

以金、耿、吉、韦为首的三辅士族叛乱之际，曹操一方面忙于在邺城经营魏国，另一方面因前一年征孙权，留下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大将屯居巢，又遣曹洪在下辩拒刘备，遂使得建安二十三年初，许都的兵力出现了暂时的空虚。

当时镇守许都的，是丞相长史王必。“时关羽强盛，而王在邺，留必典兵督许中事。”王必自曹操担任兖州刺史起就历任从事、主簿，被曹操称为“披荆棘时吏”。三辅士人敢于乘此间隙起兵，其中的一点原因便是金祎与王必相善。“（金祎）又与王必善，（吉氏）因以间之，若杀必，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裴注引《三辅决录注》）

然则，除金祎当时的官位不明之外，其余主谋者吉本时任太医令、耿纪时任少府（掌宫中服御之物）、韦晃时任司直（负责监督京都百官），皆是有位无权的冗职。这群人的叛乱，只能说是被曹操的篡汉举动逼得已经忍无可忍，遂不顾实力、不计后果的团结起来仓促起事。他们所动员的力量，只是各家的僮仆杂役，以这群三辅豪族的家底，他们仓促之间聚集起来的力量，竟然也有上千人：“文然（吉本长子吉邈）等率杂人及家僮千馀人夜烧门攻必。”这伙乌合之众不久之后便被反应过来的王必迅速击破，而王必事后也因伤重不治而死。

叛乱平定后，随之而来的，是曹操对以耿氏为首旧汉士族的大清洗：

《后汉书.耿弇列传》：“建安二十三年，（耿纪）与太医令吉本、丞相司直韦晃谋起兵诛操，不克，夷三族。于时衣冠盛门坐纪罹祸灭者众矣。”

裴注引《山阳公载记》：“王（曹操）闻王必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此说表现曹操杀人如同儿戏，但也应该是事后他对士族进行大清洗的一种侧面写照。

第三章：汝颍士族兴衰

—颍川四长与党锢之祸

在吉本、耿纪之乱中，还出现过一群身影：“谒者阳翟郭玄信，武帝监军郭诞元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许都，玄信坐被刑在家，从典农司马求人御，以艾、苞与御。”（《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后裴注引《世语》）

谒者阳翟郭玄信，正是前文提及过的颍川阳翟郭氏，此人 “受刑”在家，值吉耿乱起之际，奋然起身前去救难。他的立场，从“从典农司马求人御，以艾、苞与御”可以看出，受到典农司马的公开支持，应该是曹操方的坚定支持者。而郭玄信的颍川阳翟郭氏，即属汉末的汝颍士族。当时称“汝、颍多奇士”，即使是身为区区谒者的郭玄信，在“行十馀里”之际，“与语，悦之，谓二人（邓艾、石苞）皆当远至为佐相”，此话后来果然应验，亦可见“奇”之一斑。

汝颍之汝，为汝南郡，颍，为颍川郡。两地同属东汉之豫州。东汉时豫州有颍川、汝南、梁国、沛国、陈国、鲁国，治汝南。曹操本人的籍贯，即是沛国谯县；袁绍则是汝南汝阳。汉末汝南士族的代表，首推四世三公的袁绍一族与汝南许劭许子将；颍川地处汝南与河南之间，其代表人物是汉末的“荀陈钟韩”四家。这四家的初始人物，位不过县长，却都在四海嬴得了赫赫声名，又被称为“颍川四长”，其子孙在桓灵之间屡登公卿，为东汉中后期勃兴的新兴士族，既没有与汉“共兴衰”的家格，又是汉末天下士大夫瞩望的名门。其传袭大致如下：

汉末党锢之祸的起因，初始于士人贬议盛行，各结师友成党：“（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颍川人）为其冠，并与李膺（颍川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

“（张）成弟子牢毕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 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实之徒二百余人、、、明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后汉书.党锢列传》）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 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后汉书.党锢列传》）

党人之首领，亦是天下名士之首，为三君，其中窦武为汉室姻亲，刘淑汉宗室、时为侍中，陈蕃（汝南平舆人）时为太尉，都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为解救党人出过大力，故被党人所推崇。而次于“三君”的“八俊”—— 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则是实实在在的党人之首领，其中李膺为颍川襄城人、荀昱颍川颍阴人（荀淑兄子）、杜密颍川阳城人、王畅山阳高平人（王粲祖父，同时也是刘表之师），刘祐中山安国人，魏朗会稽上虞人、朱寓沛国沛人，赵典只见其名。“三君”之中即有汝南陈蕃一席。“八俊”中又有颍川三人、沛国一人，可见汝颍人士在党人中的份量。

汉灵帝建宁元年（168）九月，“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建宁二年十月，“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皆为钩党，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桀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赐公卿以下各有差，唯党人不赦。”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直到中平元年（184），黄巾乱起，汉灵帝才放开党禁，前后二十多年间，不仅以陈蕃、李膺、杜密为首的汝颍士人遭到诛杀，连带着荀、陈、钟、韩四家子弟因为遭禁锢而仕途受阻。案之这四家与党人的关系，可以罗列于下：

荀氏：“淑兄子昱字伯条，昙字无智、、、昱后共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与李膺俱死。昙亦禁锢终身。”荀昱即“八俊”之一，为党人领袖。而荀昙则是荀攸的祖父。

钟氏：“（钟）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李）修，复以（李）膺妹妻之（钟瑾）。”钟瑾早亡，而钟皓“二子迪、敷，并以党锢不仕。”

陈氏：“及后逮捕党人，事亦连（陈）实。余人多逃避求免，实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囚焉。遇赦得出。”陈实之子陈纪“及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

韩氏：“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后汉书.董卓列传》）。可见韩韶之子韩融也遭党锢之劫。

荀淑“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钟皓“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皆是当时儒宗，李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陈实年虽小荀、钟二人十余岁，却与二人平辈论交。在第二次党锢中，陈实为汝颍士人立下了大功德：“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实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实，故多所全宥。”所以中平四年，陈实以八十四岁卒于家之际，“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

颍川舞阳韩氏出自汉弓高侯韩颓当之后，前汉起即为乡里著姓，其同宗韩棱—韩棱孙韩演一系，在和帝到桓帝间即为三公之门，堪称是颍川四长中与汉“共兴衰”的旧族名门，不过韩韶—韩融也在党锢之乱中仕进凌迟。尽管党禁解开之后，以荀、陈、钟、韩四家为首的汝颍士族，在黄巾之乱起到董卓进京前后，多有担任三公九卿者，不过就其家门感情来讲，大多已失去了对旧汉王朝忠诚的必要性。

—袁曹对决中的汝颍士族

对于东汉末的党锢之乱，还要注意到的两件家族动向是：

“（汉灵帝熹平五年）闰月，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后汉书.灵帝纪》）。“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后汉书.党锢列传》）

——这里的为党人辩护而被杀的永昌太守曹鸾，乃是曹操的同族，近现代的考古发现中，在亳州曹氏宗族墓群内，发现了永昌太守曹鸾的名字。由此可以推测，作为党锢之祸中的连带受害者，沛国谯县曹氏对党人一直持同情态度。“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太祖（曹操）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灵帝不能用。”曹操本人在初入仕途时，也是站在“三君”之窦武、陈蕃一方。

在党禁开解前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迅速对汝颍士族展开了辟命：“党禁解，五府并辟，司空袁逢举（荀爽）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后汉书.荀爽传》）。“及党禁始解，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遣人敦（陈）实，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后汉书.陈实传》）

——凡三公之人，即可直接辟命士人为官，袁氏为四世三公之家，四代中出了五名三公，所以“门生故吏遍天下”。党禁开解后，袁逢（袁绍亲生父亲）又是首先征辟荀爽为官，荀爽虽然没有答应，但是在道义上来说已经与袁逢接下了门生故吏之谊，故而在袁逢死后，为他服丧三年。以此为例，可见袁绍后来的政治资本，始于其父祖的积累过程。

汝南与颍川地方相结，袁氏既拥有时常辟汝颍士人为门生的便利，又就近与两地的名族同婚，成就了这个家族在汉末乱世中的光明前途。但是在乱世开始之前，已经有颍川士族在今后的政治方向取舍中，舍袁氏而选择了沛国谯郡的曹操，而且这个家族与袁氏还有着姻亲关系，其观人之高明，也可称汝颍一奇：

“（李）膺子瓒，位至东平相。初，曹操微时，瓒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后汉书.李膺传》）

“尽管袁绍是你们的姻亲，也不要依靠他”、“天下英雄无过曹操”，短短两句，袁曹二人的优劣一目了然。说出这句话的，是颍川党人首领李膺之子李瓒。李膺与颍川四长的深交已见诸前面的引文，而他作为党人中“八俊”之首横死，也足以使得身后的颍川襄城李氏，为海内世人所瞩目。李瓒临死前的押注，足以将同乡友党荀、陈、钟、韩四家的注意力引到还未发迹的曹操身上；在汝南，名士之望许子将也对曹操发出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感叹，从此时起，汝颍奇士们就开始在袁绍与曹操这两个未来英杰之间进行取舍选择。

初平年间，董卓执政，一度有过一阵正面措施：“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兗州刺史，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随后董卓倒行逆施，以至以袁绍为首的诸侯联盟起兵，司隶及中原战乱四起。此时汝颍士族便将投向问题付诸了实际行动：

“（荀）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密虽小固，不足以磗大难，宜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彧乃独将宗族从馥，留者后多为董卓将李催所杀略焉。“（《后汉书.荀彧传》）

然则荀彧一族还没有到冀州，韩馥便将冀州拱手让给了袁绍：“袁绍使张景明、郭公则、高元才等说韩馥，使让冀州。“（《三国志.臧洪传》后裴注引《英雄记》）。袁绍派向韩馥的使者，高元才即高幹，张景明即张邈弟张超，郭公则应为郭图。其中高幹为陈留圉县人、袁绍外甥，张超为东平寿张人、袁氏之友，郭图则为颍川人，县属不明，但极有可能是颍川阳翟人，他们是第一批投奔勃海太守袁绍的中原士人。

“彧独将宗族至冀州。而袁绍已夺馥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这一时期，前往冀州投入袁绍旗下的颍川人士主要有：

辛评、辛毗兄弟（注9），荀彧、荀谌兄弟一族，西园八校尉之一的淳于琼（注10），郭图、郭嘉。

其中荀彧与郭嘉与袁绍相谈后，判断袁绍不能成大事，于是先后舍袁绍而归曹操，遂各成一代名臣：

“（荀）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时太祖为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初，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於是遂去之。”（《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吞并韩馥、击灭公孙瓒之后，最盛时的河北袁绍集团，以袁谭为青州，“又以中子熙为幽州，甥高幹为并州。众数十万，以审配（魏郡人）、逢纪（中原士人）统军事，田丰（河北巨鹿人）、荀谌（颍川人）、许攸（南阳人）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

最初袁氏集团内统军事的首席重臣，乃是冀州广平人沮授，沮授本为韩馥部下的骑都尉，一度劝阻韩馥让州于袁绍，但是袁绍初得冀州后，显示出不计前嫌的大量：

“从事沮授说绍曰：‘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於西京，复宗庙於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绍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为监军、奋武将军。”（《三国志.袁绍传》）。袁宏的《后汉纪》所载内容大致与此相同，唯最末句为“即表授为奋武将军，使监护诸将。”

不管是《三国志》中的“监军”，还是《后汉纪》中的“使监护诸将”，都使得沮授在袁氏军中的位置成为首席。但是随即郭图等颍川系士人便开始对沮授进行攻击：“图等因是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与主不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且御众于外，不宜知内。’绍疑焉。乃分监军为三都督，使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遂合而南。”

袁绍最初的任命只是故作大度，其实并不信任河北出身的沮授，故而郭图一挑动，袁绍便将沮授的兵力分作三部，同为颍川出身的“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袁绍麾下的南北士人矛盾，并不止于郭图—沮授这一例：

“（田）丰字元皓，巨鹿人，或云勃海人、、、绍后用丰谋，以平公孙瓒。逢纪惮风亮直，数谗之于绍，绍遂忌丰。”（《三国志.袁绍传》后裴注引《先贤行状》）

逢纪籍贯不详，唯一有关其出身的记载是《英雄记》：“纪字元图，初，（袁）绍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绍以纪聪达有计策，甚亲信之，与共举事。”由此大概可知逢纪非冀州士人，而案之许攸属南阳，袁绍早年之亲交者多为中原士人，所以逢纪出身中原的可能性较大。

官渡之战前，沮授临渡河前长叹：“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辞。“绍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属郭图。”袁绍对郭图的过度信任，直接影响到了官渡之战的结果。

“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屯乌巢，太祖自将急击之。（张）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图惭，又更谮郃‘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太祖。”（《三国志.魏书.张郃传》）。

张郃为冀州河间人，郭图与张郃的对立，不仅使得乌巢遭到攻击之际袁绍方救援不利，还直接导致了张郃在大势已去后带兵投降曹操。由此也可以看到袁绍旗下以郭图为代表的中原士人与沮授、田丰、张郃等河北人士的深刻对立，这种尖锐冲突，直接决定了袁绍集团的悲剧命运走向。

官渡之战以后，沮授没于曹操军中，田丰被袁绍勒令杀死，不久袁绍去世，袁绍阵营中汝颍士人与河北士人的冲突并没有消止，反而走向公开化，直接演变成袁绍二子袁谭与袁尚的对立：

“审配、逢纪与辛评、郭图争权，配、纪与尚比，评、图与谭比。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己害，缘绍素意，乃奉尚代绍位。谭至，不得立，自号车骑将军。”（《三国志.袁绍传》）

从以上记载可见，以辛评、郭图为首的汝颍士人跟随了袁谭，以审配、逢纪为首的士人则跟随了袁尚。逢纪作为中原士人，本来与审配、田丰等河北士人交恶，但是经历了一次冲突后，逢纪与审配结为了至交，到袁绍二子相争时，逢纪便跟随审配站在了原尚阵营：

“后审配任用，与（逢）纪不睦。或有谗配于绍，绍问纪，纪称‘配天性烈直，古人之节，不宜疑之’。绍曰：‘君不恶之邪？’纪答曰：‘先日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绍善之，卒不废配。配由是更与纪为亲善。”

袁尚阵营集中了主要河北士人的另一个标志，则是建安九年，“（袁）尚将沮鹄守邯郸，沮音菹，河朔间今犹有此姓。鹄，沮授子也。又击拔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沮授之子沮鹄，在两袁之争中也站在了袁尚一方。

袁谭与袁尚兄弟陌路，袁氏集团中的汝颍士人与河北士人作为对立双方，前后都展开了正面冲突：“初，谭之去，皆呼辛毗、郭图家得出，而辛评家独被收。及配兄子开城门内兵，时配在城东南角楼上，望见太祖兵入，忿辛、郭坏败冀州，乃遣人驰诣邺狱，指杀仲治家（辛评家）。是时，辛毗在军，闻门开，驰走诣狱，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缚配，将诣帐下，辛毗等逆以马鞭击其头，骂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顾曰：“狗辈，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杀汝也！且汝今日能杀生我邪？”

从以上辛毗与审配的对骂“奴，汝今日真死矣”、“狗辈，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杀汝也”，辛、审两人的仇恨，恐怕并不止于兄家被灭之仇，两大地域对立所产生的愤恨也在其中占了一定的主导作用。

袁氏灭亡前后，先前跟随袁绍的汝颍士人淳于琼死于官渡、辛评、荀谌、郭图此后不见其事迹，唯一已知的是辛评之家在邺城被审配屠灭，而辛评的弟弟辛毗后来成为魏之名臣。辛毗此前在原袁氏集团中的地位远不及其兄辛评与荀谌、郭图，尚能在后来的曹魏政权中得到显赫升进，反是辛评、荀谌、郭图却再不见于汉魏间的相关资料，可见他们并没有来得及改变反对曹操的立场，最后的结果极有可能是跟随袁谭败亡了。

这场曹操与袁绍的对决，或许也可以说是汝颍士人的对决，大大打击了汉末最盛的汝颍士族之元气。

—荀彧之死与魏讽之乱

汉末汝颍士人分裂为曹操、袁绍两个集团，在经过惨烈的冲突与牺牲之后，随着袁绍父子的灭亡，最终全部统合到曹操集团之下，成为曹操统一北方的重要助力。其中第一代的杰出人物、也是曹操统一北方的谋主元勋为荀彧、荀攸、钟繇、郭嘉。其中每个人的的事迹已不用赘述。

曹操出身于豫州之沛国，在平灭袁氏之后初步完成了对汝颍士人的统合，另一方面，豫州北邻的兖州则是他的发家之地，以长期的领兖州之便，使得曹操可以就近对兖州士人进行辟命。地处黄河以南、秦岭、淮河以北的兖豫两州以及司隶河南部分，这一地域可以统称为中原，以汝颍士族为首的中原士人是曹操在许昌重建汉政权时的原始班底。平定河北之前，曹操主抓军政、颍川士族之首荀彧作为汉尚书令，既主抓行政，又对中原地区的士人进行全面征辟，使得曹操在军事机器飞速运转、领地不断扩大之余，又能够做到举无遗贤，得到源源不断的中原人才加入来完善强大他的军事、政治机器。

而且自党锢之祸以后又遭逢乱世，中原士族或多或少都对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产生了抵触情绪，仅有的只是一点名义和义理上支持，从这一点上说，沛国曹氏与汝南袁氏都是中原士族的代表，所以在后来曹操的篡汉准备中，不管是老成宿重的钟繇，还是名震海内的汉御史大夫郗虑，多数中原名士都对曹操的步步难制的飞扬跋扈行为，采取了无视甚至是直接迎合行为。和与两汉共兴衰的三辅士族不同，深受当党锢之害的中原士族，可以说是曹操篡汉的支持者和帮凶。

建安十七年，也就是曹操就任魏公的前一年，“董昭等欲共进操爵国公，九锡备物，密以访彧。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寝。（《后汉书.荀彧传》）。“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三国志.荀彧传》）

荀彧死于寿春，案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公征孙权。、、、十八年春正月，进军濡须口。”又荀彧死后的第二年即建安十八年，曹操称魏公，则荀彧忧死的时间，是在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到同年年底期间。而在此之前曹操已经：

“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巨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时间是在建安十七年正月到十月之间。

也就是在荀彧死前，随着十四个县被并入魏郡，曹操就任魏公已成为木已成舟的即定事实，因为反对就任魏公而逼死荀彧失去了实际意义。

再看荀彧的谏言，“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只是善意的规劝。而他先前向曹操献策时，动辄以汉高祖、光武帝、晋文公作比，引导曹操执行王霸之道（注11），此时对曹操的规劝，只是荀彧个人对汉王朝仍然保有的一点依恋感情在作祟，实际上他在此前辅佐曹操的过程中，借古喻今，献上种种王霸之计，不知不觉中已经充当了曹操篡汉的导师角色，若说曹操就任魏公会遭到荀彧激烈反对，那将会是十分匪夷所思的事。

除去荀氏为首的汝颍士族本身对东汉有着一定负面情绪之外，荀彧一族与曹氏已经初步结成了“共兴衰”的命运共同体：“太祖（曹操）以女妻彧长子恽，后称安阳公主。”由此要说在大方向上荀彧与曹操有激烈冲突，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关于荀彧之死的详细经过，《后汉书》中有直书：“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时年五十。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宴乐。谥曰敬侯。明年，操遂称魏公云。”《三国志》中裴注引《魏氏春秋》：“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於是饮药而卒。”

对于荀彧之死的两处记载都有“空器”之说，而且《后汉书》还是正史，足以表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极高。“空器”就一般意义上来理解它的喻意，就是无用之器，曹操给荀彧空食器，通常也可以理解为：“你的作用已经到头了”。结合新生的魏国即将定都冀州之邺郡来看，此意有其一定的道理。

荀彧作为尚书令举荐士人，对以汝颍士人为主的中原士族，选材用人极准，“太祖问彧：‘谁能代卿为我谋者？’彧言‘荀攸、锺繇’。先是，彧言策谋士，进戏志才。志才卒，又进郭嘉。”不过以上诸人，几乎全都是汝颍人士。基于出身及活动地域的问题，使得荀彧对中原以外的三辅、河北士人缺乏认识，虽然有举荐杜畿担任河东太守的神来之笔，但他也有不识孙资等北方人士之阙漏，而且为此还出现过严重的失误：“太祖以彧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职，唯严象为扬州，韦康为凉州，后败亡。”案之《三辅决录注》：“（严）象字文则，京兆人。”“康字元将，亦京兆人（即三辅名门京兆韦氏出身）。”加上荀彧发掘杜畿还是偶得三辅士族耿纪的协助，从杜畿、孙资、严象、韦康这四个案例来说，荀彧在发掘中原以外的士人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盲点。

所以，在曹操决定以河北之魏郡建立新兴魏国之后，只擅长辟用中原人士的荀彧，未必能适应魏国河北、中原、三辅等更广大范围内征辟人才的能力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以“空食器”表明荀彧“作用已尽”有其道理，而且长久以来，由于中央的选官大权一直集中到荀彧身上，遂造成天下士族之望都集于荀彧一身，随荀彧而起的汝颍士人集团也成为许昌政权下最强大的士族集团，其中的代表人物荀彧、荀攸、钟繇都占据着显赫高位，名望稍次的一辈也都开始入据成为曹操集团中的中层骨干。不管曹操篡汉是否成功，一个强大的士人集团和一个得天下之望的领袖，都将成为曹氏今后竟逐天下的有力敌手。而且按两人的卒年推算，荀彧小曹操八岁，年轻也是他的一个重要资本。所以在定都邺城前夕，曹操急于铲除荀彧这个已经逐渐失去效用、长期以后又可能产生重大潜在危害的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且这一事件，也是对最强大的汝颍士人集团进行了一次有力震慑。

建安十八年五月，献帝正式使御史大夫策诏曹操为魏公，当时劝进的前两位即是“中军师陆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注12）”。魏国建立之后，作为汉尚书令荀彧的替代品，在邺城设立了更庞大、组织更广泛的尚书机构：“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新的尚书中，除去原有的兖豫中原士人（兖州：毛玠、凉茂、王粲；豫州：荀攸、杜袭、和洽、何夔），还有徐州徐奕、冀州崔琰、河东卫觊、河内常林，由此也标志着曹操集团的中央征辟范围，在河北、河东、徐州等方外围地区开始加强，与加强征辟举措相应的是，许昌—邺都两大政治中心的向心力也通过士族在这些外围地区得到强化，从而巩固了曹操集团的统治。

和汉尚书令荀彧的积极选贤任能相比，新任魏国尚书令荀攸只是备位而已，史称他“深密有智防”，此前他对曹操的贡献，更多体现在军谋而非政治选能方面，而在同族的荀彧忧死之后，荀攸由军师专职为尚书令，更是小心韬晦，所以曹操满意的称其：“荀公达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荀攸作为尚书令并没有如荀彧般得到众多士人的推崇，但是也由此得到了曹操的极力称赞，在备极荣宠之后，荀攸于曹操任魏公的第二年，即建安十九年安然去世。此时，汉末魏初的颍川党首领人物，只剩下担任魏相国的钟繇。

建安二十四年初，曹操与刘备争汉中不利，驻兵长安；八月，关羽水淹七军，杀庞德、禽于禁。乘着天下震动之际，有一个名为魏讽的士人结党试图袭击邺城，事败被诛。此人并非与汉共兴衰的勋旧士族，而是被魏相国钟繇所辟的中原士人。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后裴注引《世语》：“（魏）讽字子京，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鄴都，钟繇由是辟焉。大军未反，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王昶家诫曰“济阴魏讽”。

由于以上两处记载有参差，不能确定魏讽的籍贯何属，但是沛属豫州，济阴属兖州，无论哪一个是真，都不脱离中原的定义。而受魏讽牵连者，也多是中原士人：

“（王）粲二子，为魏讽所引，诛。后绝。”（《三国志.王粲传》），王氏为兖州之山阳高平人。

“魏讽反，（刘）廙弟伟为讽所引，当相坐诛。”（《三国志.刘廙传》），刘伟为南阳安众人。

“（文）钦字仲若，谯郡人。父稷，建安中为骑将，有勇力。钦少以名将子，材武见称。魏讽反，钦坐与讽辞语相连，及下狱，掠笞数百，当死，太祖以稷故赦之。”（《三国志.文钦传》后裴注引魏书）

关于受魏讽牵连而坐死的人数，虽然《三国志》引世语；“坐死者数十人”，但是袁宏《后汉纪》：“丞相掾魏讽谋诛曹操，发觉伏诛。讽有威名。潛结义士，坐死者数千人。”《资治通鉴》也作“数千人”。从曹操欲救王粲二子都有心无力来看，当时镇守邺城的曹丕在邺城下采取了闪电镇压策略，以王粲二子在内，坐死者恐怕不止数十人。另一方面，中原地区是曹操的起家之地，兖豫士人多与沛郡曹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是曹氏要对自己赖以为根本的中原士族大肆屠灭，也是不可能的事。只能说以汝颍士人为首的中原士族，在此次事件中受到了一定冲击，其代表人物，也是魏讽的举荐人，魏相国钟繇，虽然在此事中干系重大，但也没有受诛，只是策罢免官，在曹操执政的最后几年，一直都在家中养老。由于这场偶发事件，汝颍士人在新兴的魏国内又受到了一定的压制。

第四章：攀龙者司马仲达

—司马兄弟的升进之道

在魏国建立初期，并州、河东、河内士族的影响力一直未如三辅、汝颍士族那样公开化，也较晚才参与到魏国之中枢。观其第一代核心人物：

王淩，“稍迁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为丞相掾属。文帝践阼，拜散骑常侍。”在魏文帝即位前王淩不过丞相掾属。

司马朗，“入为丞相主簿、、、迁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称之、、、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在曹魏即将篡汉的前夕，作为兖州刺史的司马朗在居巢前线染疫疾身亡。

贾逵，在曹操与刘备争汉中之际，“拜谏议大夫，与夏侯尚并掌军计。”自平郭援时起，贾逵就以其军事才能广为人知，在曹操末年与夏侯尚一道，被曹操任以掌军计之责，准备作为第二代大将人才培养。

在“王淩—司马朗—贾逵”交友圈之外，还有一个“河东—河内”士人交友圈，其主要人物为司马朗兄弟的族兄司马岐，与河东闻喜之裴潜：

“（裴）潜少不脩细行，由此为父所不礼。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潜私谓所亲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适长沙。”（《三国志.裴潜传》）

或许是同为避地荆州的北方士人，或许是在北方时即有交情，裴潜与王粲、司马芝相善。在曹操平定荆州之后，这三人都得到了辟命。除王粲得到重用，成为魏国尚书外：

司马芝，“为菅长、、、迁广平令、、、历甘陵、沛、阳平太守，所在有绩。”

裴潜，“参丞相军事，出历三县令，入为仓曹属、、、时代郡大乱，以潜为代郡太守、、、出为沛国相，迁兗州刺史。”在司马朗死后，继任的兖州刺史，应该就是裴潜。闻喜裴氏，也是河东之望，裴注引《魏略》：“（裴）潜世为著姓。父茂，仕灵帝时，历县令、郡守、尚书。建安初，以奉使率导关中诸将讨李傕有功，封列侯。”裴潜有弟名裴俊，十几岁时流落到蜀中，就凭着河东闻喜裴氏之名，也被蜀人所推崇，后成为蜀汉政权中的光禄勋（注13）。

除以上以几人外，还有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人，在曹操与袁绍交恶前便已加入曹氏集团，“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茂陵令、尚书郎。、、、稍迁尚书、、魏国既建，拜侍中，与王粲并典制度。”此人与王粲一样，“以文章显”。

纵观河内司马朗、司马芝兄弟，以及河东贾逵、裴潜、卫觊，并州王淩这些士人，其仕宦历程共同的一点是，受到辟命之后，多经历了入为司空、丞相掾属—出为县长—转太守—出为刺史或入为尚书、重要僚属的循序升迁过程。其中年资较老或才干突出者，在曹操末年才逐渐进入魏王国政权的中层核心。然而司马朗的两个弟弟司马懿，却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这些兄辈的仕宦快车道。

“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于是，使与太子游处，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

曹操为丞相，是在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然则司马朗、司马懿之父司马防去世，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司马防）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终。”案之曹操早年当洛阳北部尉，即为司马防所举：

《曹瞒传》：“为尚书右丞司马建公所举。及公为王，召建公到邺，与欢饮，谓建公曰：‘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建公曰：‘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马宣王之父。”裴松之注：“案司马彪序传，建公不为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隐晋书云赵王篡位，欲尊祖为帝，博士马平议称京兆府君昔举魏武帝为北部尉，贼不犯界。”

由上可知，曹操确是司马防所举，与司马家有故吏之谊，而曹操就任魏王时，司马防仍然在世，故在此期间，对司马懿“若复盘桓，便收之”最多也不过是玩笑而已，更有可能是《晋书》中为增加司马懿的传奇性而作的夸张。由于曹操与司马防的特殊关系，使得司马氏也成为与曹氏“共兴衰”的家门，自司马朗起，司马防诸子的仕官路线就与其它士人有所不同：

司马朗 “年二十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成皋令，以病去，复为堂阳长、、、迁元城令，入为丞相主簿、、迁兖州刺史。”

较之：

裴潜“入为仓曹属、、、时代郡大乱，以潜为代郡太守、、、出为沛国相，迁兖州刺史。”

贾逵“以为丞相主簿、、、拜谏议大夫、、、文帝即王位、、、以逵为邺令。月馀，迁魏郡太守、、至谯，以逵为豫州刺史。”

从以上历程可以看出，，裴潜、贾逵都经历了“丞相属官—太守—刺史”的晋升路线。

并州士族中有一太原祁县温恢，较早仕曹操，所历路线为：

“为廪丘长，鄢陵、广川令，彭城、鲁相，所在见称。入为丞相主簿，出为扬州刺史。”

经历的是（太守—丞相主簿—刺史）

以上河东、并州士人，都经历了由县令到太守的历练，最后才升至刺史，从贾逵由“丞相主簿转魏郡太守”、温恢由“彭城、鲁相入为丞相主簿”可知，曹操的丞相主簿，多是二千石的太守级人物在进出。温恢历多个县令、太守，“所在见称”才转入丞相主簿，贾逵在就任丞相主簿之前，便已领过弘农太守，唯有司马朗未经地方太守的历练，便以元城令直入为丞相主簿，堪称是一次越级拔升，后又由丞相主簿迁兖州刺史，是为第二次超升，前后完全略过了郡守级的历练，即使才能突出、得到曹操青眼有加者如贾逵，也没有省略这一历练过程，司马朗的擢升，就很难脱掉曹操对司马防及其一族的特殊照顾作用在内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朗之弟司马懿的仕途最初过程，就不难理解：

—曹丕太子四友

“魏国既建，（司马懿）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乐号曰四友。”（《晋书.宣帝纪》）

虽然司马懿与陈群、吴质、朱乐号为太子四友，但是司马懿是曹丕四友中几乎唯一的正式僚属。

“群转为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在朝无適无莫，雅杖名义，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三国志.魏书.陈群传》）。陈群虽为“颍川四长”之一陈实之孙，但是陈实比之其余钟皓本来就小了十七岁，所以陈群比之同辈的荀彧、钟繇，仕官晚了许多。“刘备临豫州，辟群为别驾、、、举茂才，除柘令，不行，随（陈）纪避难徐州。属吕布破，太祖辟群为司空西曹掾属。”陈群加入曹操集团之际，其父陈纪也加入了许昌朝廷，“建安初，袁绍为太尉，让于纪；纪不受，拜大鸿胪。年七十一，卒于官。”（《后汉书.陈纪传》）。陈纪曾担任大鸿胪，与时任司空的曹操位阶仅一线之隔，在此期间陈群由司空西曹掾属“除萧、赞、长平令。”“父卒去官。后以司徒掾举高第，为治书侍御史，转参丞相军事。魏国既建，迁为御史中丞。”陈纪去世前，可能是出于避嫌的缘故，陈群一直在县令间平级调动历练，陈群去世后，陈群的升进速度突然加快，在曹操就任魏公后，作为御史中丞进入政治中枢，不过较之钟繇、荀攸等人，只能说是汝颍士族在魏政权内的第二代人物，但是由于陈氏位列“颍川四长”的关系，陈群堪称是第二代人物的代表。所以作为太子的曹丕，为了继任铺路，自然首先要拉拢以陈群为主的第二代汝颍士族集团。

吴质，济阴人，裴注《魏略》：“始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沈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质亦善处其兄弟之间。”以此观之，则吴质为“单家”即寒门出身，以“游遨贵戚间”、“ 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从而为曹丕所赏识。曹丕、曹植兄弟早年共同爱好文学，曹丕所著《典论》称：典论曰：“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幹、陈留阮瑀、汝南应瑒、东平刘桢，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建安七子”即由此而来，但是孔融最早为曹操所诛，王粲作为尚书已经贵显，都未与曹丕共游处，早年与曹丕、曹植共游处的文学之士为其余建安五子及吴质，“（阮）瑀以十七年卒。（刘）幹、（徐）琳、（应）瑒、（刘）桢二十二年卒。”事后曹丕多次给吴质写信，慨叹五子早逝之可惜。作为早年同游的文学之士中仅存者，吴质又为曹丕就任太子出了大力：

“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裴注引《世语》）。由是曹丕落了个敦厚诚孝的美名，曹植却被人视作华而不实。

“（杨）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脩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裴注引《世语》）

虽然吴质为谋立曹丕当太子出力颇多，但是在曹操末年已经受到了贬斥，《典略》：“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刘）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刘）桢，减死输作。”裴注引《魏略》“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后迁元城令。”所以曹丕准备对付杨修之际，“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直到曹丕继位前，他的首要谋士和密友吴质都是待在元城令的位置上。

太子四友的最后一人“朱乐”，这个名字见于《晋书》一处，反是《三国志》的裴注中后有“中领军朱铄”，与吴质同为文帝时贵幸之臣，所以《晋书》中的“朱乐”，极有可能是朱铄之误，不过朱铄的详细事迹，也不见于各种史籍。

除开以上“太子四友”，曹丕还有一个至交，为夏侯渊从子夏侯尚。《三国志.夏侯尚传》：“夏侯尚字伯仁，渊从子也。文帝与之亲友。”裴注引《魏书》：“尚有筹画智略，文帝器之，与为布衣之交。”“太祖定冀州，尚为军司马，将骑从征伐，后为五官将文学。魏国初建，迁黄门侍郎。”夏侯尚的仕进路线与司马懿最为类似，但是有些反向：夏侯尚是”军司马—五官将文学—黄门侍郎”，司马懿在任太子中庶子后，又转为了军司马，走了“黄门侍郎—丞相主簿—太子中庶子—军司马”路线。基于祖上的种种密切联系，夏侯氏对于曹氏而言，“虽云异姓，其犹骨肉”，所以夏侯氏子弟的仕进几乎仅次于曹氏一族，为当时贵戚，司马懿几乎与夏侯尚相同的快速仕进路线，足以看到曹操对司马氏的重用。

夏侯尚由军司马—五官将文学—黄门侍郎，可以理解成是对贵戚的一种先出为将、后入为臣历练方式，而司马懿由曹丕太子中庶子转为曹操的军司马，则可以看作是为了某种用途而进行的临时性换班，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曹丕正式由五官中郎将被立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曹操已经开始规划起了自己的后事：

“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司马懿自建安十三年“使与太子游处”起，到建安二十二年正式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与曹丕近十年的游处，已成为后者的绝对亲信。行将就木之际，让曹丕的亲信由太中庶子转为在自己身边掌兵的军司马，极有可能是曹操为了死后顺利完成王位传递而做的准备工作。

—汉魏嬗代中的司马奔腾

汉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孙权送来关羽首级后不久，曹操崩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岁。《晋书.礼仪志》：“及魏武临终，遗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当临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其将兵屯戍者，不得离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殡，是月丁卯葬。是为不逾月也。”

在这个时代转换的重要瞬间，司马懿兄弟与贾逵等人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帝（司马懿）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邺。”（《晋书.宣帝纪》）

“魏武帝崩，太子号哭过甚，（司马）孚谏曰：‘大行晏驾，天下恃殿下为命。当上为宗庙，下为万国，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时群臣初闻帝崩，相聚号哭，无复行列。孚厉声于朝曰：‘今大行晏驾，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海内，而但哭邪！’孚与尚书和洽罢群臣，备禁卫，具丧事，奉太子以即位，是为文帝。”（《晋书.司马孚传》）

“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魏略曰：时太子在邺，鄢陵侯（曹彰）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於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逵建议为不可秘，乃发哀，令内外皆入临，临讫，各安叙不得动。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逵以为‘方大丧在殡，嗣王未立，宜因而抚之’。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廪食。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魏书.贾逵传》）

“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

曹操去世时，主要大将将都分散在各地的战场，作为汉丞相兼魏王的身份，自然轮不到汉室大臣主持他的丧事，加上魏国官属多在邺都，所以在洛阳主持丧事的是丞相主簿兼谏议大夫贾逵，不久前贾逵“与夏侯尚并掌军计”，司马懿作为刚刚被任命不久的军司马，只能是贾逵的助手。所以就贾逵的“典丧事”而言，司马懿只是“纲纪丧事”，充当的是协助整顿的职责，而安抚青州兵、弹压妄为的曹彰等大事，也都是由贾逵主持负责。

另外，在曹操去世之际，除了贾逵之外，可能还有一个丞相主簿，即是太原王淩。据《三国志.王淩传》：“稍迁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为丞相掾属。文帝践阼，拜散骑常侍。”所以王淩在曹操去世之际担任的是丞相掾属，具体是何职属，本传不明，但是在《三国志.曹植传》后裴注引《世语》有：“（杨）修与贾逵、王淩并为主簿。”于是有以上推测，但是贾逵既有“谏议大夫”的兼官，自是诸主簿中的首席，即使王淩也任主簿，也只能充当贾逵的协作者。

综上言之，曹操死后，应该是以贾逵为主持，司马懿、夏侯尚、王淩等人协助，完成了对洛阳周边的稳定和安抚，并压制了曹彰欲观“先王玺绶”的无理要求，随后众人一起护送曹操的灵柩回到邺城。在邺城，太子中庶子司马孚作为太子官属的代表，与作为魏国官属代表的尚书和恰，共同“罢群臣，备禁卫，具丧事”，完成了接应灵柩、举办丧礼、布置警卫以备曹丕安全就任的工作。

曹丕顺利继任为魏王之后，立刻对于主持葬礼有功之臣进行了封赏，并于同年十月接受汉禅代之际，再次加恩：

司马懿，由军司马，“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顷之，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

夏侯尚，由黄门侍郎，“并录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骑常侍，迁中领军。”“文帝践阼，更封平陵乡侯，迁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

除了司马懿与夏侯尚之外，一般臣子中在曹丕就任王位和帝位时先后得到两次大加封的，只有原太子四友中的另一人陈群：

陈群，“由丧礼前的侍中，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及践阼，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进爵颖乡侯。”

再看其它几个相关人物：

在洛阳典葬事的贾逵，由丞相主簿、谏议大夫，“为邺令。月馀，迁魏郡太守。”几年后就任豫州刺史，才得爵关内侯。

在邺都典葬事的和洽，“文帝践阼，为光禄勋，封安城亭侯。”同为魏国尚书的常林、杜袭等人也都是直到曹丕代汉时，才得爵亭侯。夏侯尚、司马懿、陈群三人，是曹丕即王位便封亭侯、即帝位又封乡侯，全都是连续性的超赏。就典治丧事之功来看，功劳最大的贾逵最后只是平级升进为邺令、魏郡太守，其余和洽等人也都不过循序而进。从以上对比已经可以看出，魏文帝的超赏，只会慷慨给予自己的亲信与至交。但是夏侯、司马、陈群三人中，夏侯尚是贵戚夏侯氏出身，陈群先已历御史中丞、侍中等重位，唯有司马懿的超赏，似乎显得过于的突兀。

另外还有四个人，在曹丕的新兴政权中举足轻重，是为魏之开国三公——太尉、司徒、司空：

贾诩，“文帝即位，以诩为太尉，进爵魏寿乡侯。”贾诩曾以袁绍、刘表父子事劝戒曹操，遂使曹操定曹丕为太子。《魏略》：“文帝得诩之对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勖别传》：“昔魏文帝用贾诩为三公，孙权笑之。”凡任三公之人，多为四海德望所归，所以曹丕为报立嗣之事而首封贾诩为三公，遭到了孙权的嘲笑。不过四年之后，贾诩便以七十七岁高龄去世了。

接任贾诩的，是钟繇，此前钟繇因为魏讽之乱已被免官。就曹操的意思，是借势让这位汝颍士人的领袖在家养老算了，但是：“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及践阼，改为廷尉，进封崇高乡侯。迁太尉，转封平阳乡侯。”钟繇能够重回政治中心的前台，靠的也是与曹丕的私人友谊。《魏略》：“后太祖征汉中，太子（曹丕）在孟津，闻（钟）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难公言。密使临菑侯转因人说之，（钟）繇即送之。”

华歆，“魏国既建，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国，封安乐乡侯。及践阼，改为司徒。”

王朗，“文帝即王位，迁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及文帝践阼，改为司空，进封乐平乡侯。”

贾诩就任太尉的时间不长，他死后，钟繇为太尉、华歆为司徒、王朗为司空之际，“文帝罢朝，谓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盖言将汉末的三位海内名世拢为自己的三公，颇有自得之意。然则就其用意，作《三国志集解》的卢弼有言：“按当时割据自雄者，皆欲屈服前朝显宦以自重，如曹丕之以钟繇、华歆、王朗为三公；刘备以许靖为太傅，与袁术之欲屈（马）日磾，事正相同。”

司马懿与以上四公相比，并无海内重名，仕官资历也较以上四公差得很远，甚至还不如贾逵：贾逵在建安七年左右便以对抗郭援而著称于世，司马懿到建安十三以后才以丞相文学掾入职。然则在曹丕就任登基后不久，司马懿的爵位便与贾、钟、华、王四位三公平齐，升进速度超过了几乎所有的大臣。遭成这种结果的，只能是司马懿与曹丕的私交友谊，而且在曹丕与曹植争嗣期间，司马懿“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这种与吴质类似的投机方式，成就了司马懿非凡的政治资本。

做为弟弟的司马孚，显然没有其兄司马懿那样善于投机，反而显得老成持重：“时当选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旧人颇讽谕主者，便欲就用，不调余人。孚曰：‘虽有尧舜，必有稷契。今嗣君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犹患不得，如何欲因际会自相荐举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贵。’遂更他选。转孚为中书郎、给事常侍，宿省内，除黄门侍郎，加骑都尉。后出为河内典农。”和司马懿的一飞冲天相比，司马孚走上了相对平缓的仕宦道路。

另一方面，并州士人中的代表人物王淩，在曹丕登基之后只是由丞相主簿转为散骑常侍，与贾逵的升进速度相近，同样是没有爵位。事王淩如兄的王昶，“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文帝践阼，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王昶的散骑侍郎比之王淩的散骑常侍，自然是差了一级，作为小弟辈的人物，他与司马孚资历及升迁进度最初是一致的。

第五章：由文臣到武勋的选择

—曹丕的感恩疾仇

曹丕登魏王位之际，给旧友元城令吴质写信：

“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瓶罄罍耻，能无怀愧。路不云远，今复相闻。”初，曹真、曹休亦与质等俱在渤海游处，时休、真亦以宗亲并受爵封，出为列将，而质故为长史。王顾质有望，故称二人以慰之。——裴注引《魏略》

意为南皮同游的三人（曹真、曹休、吴质），其中两曹“或将或侯“，唯有吴质“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曹丕自己难免“怀愧”。然则仅作为魏王，顾虑到舆论，当时他尚无法给予吴质与曹真、曹休并驾齐驱的地位：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使与文帝同止，见待如子。”曹刘汉中战之际，曹休击破蜀将吴兰，“拜休中领军。文帝即王位，为领军将军，录前后功，封东阳亭侯。夏侯惇薨，以休为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三国志.曹休传》）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哀真少孤，收养与诸子同，使与文帝共止。”在汉中，曹真以征蜀护军与徐晃击破刘备将高详于阳平，“文帝即王位，以真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录前后功，进封东乡侯。”（《三国志.曹真传》）

作为曹氏的同族以及与曹丕从小共行止的伙伴，曹休与曹真既是曹操晚年为曹丕培养的同族将才，对曹丕而言又是地位比吴质、夏侯尚、司马懿更重要的亲友。所以曹丕继任后，便分别任命他们为“都督诸军事”，也就是统领地方诸军及刺史的方面军团长，曹休作为镇南将军，顶替了在淮南督二十六军的夏侯惇去世留下的空档。而曹真则是顶替了战死的夏侯渊，主持雍凉军事。

同一时期，还有曹仁以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是为荆州方面军团长。黄初四年，曹仁去世，曹丕又以夏侯尚“迁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成为曹仁的接班者。可以说，魏文帝的“都督诸军事”只见于曹氏或夏侯氏出身的大将。

对于长期遭贬黜的吴质，曹丕在当上皇帝之后马上作出了补偿：“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裴注引《魏略》）

相比诸曹夏侯的“都督诸军”，吴质只是“督诸军”,《宋书.职官志》：“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魏初“监诸军”不多见，“督诸军”在军队的掌握上比“都督诸军”差了一等，毕竟吴质是非夏侯、曹氏出身。另一方面，吴质的“使持节”又比诸曹、夏侯的“假节”更有威权。“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由区区一介元城县令，一跃便升到了可以对二千石以下生杀予夺的北中郎将，可以说吴质得到了不逊于诸曹夏侯的补偿。

另一方面，作为曹氏的亲族大将，自夏侯渊战死起，曹洪便长期主持关中战事，照理应该是都督雍凉的首要人选，但是魏文帝继位后不仅被小一辈的曹真超过，还差一点被治了死罪：“始，洪家富而性吝啬，文帝少时假求不称，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狱当死。” 幸有卞太后强逼文帝的郭皇后求情，才免去一死，逃得性命的曹洪还是遭到了免官削爵。

从以上几个案例可以看到，魏文帝曹丕的行事原则是爱之者欲之兴，即使是吴质这样的单家人士也能得到不下于诸曹夏侯般的重用；恨之者欲之死，即使是曹洪这样的亲族重镇也差一点被报复受死。所以终曹丕之世，最为贵盛的便是曹真、曹休、夏侯尚、陈群、司马懿、吴质这些早年旧友，两曹一夏侯作为亲族，得到了最重要的地方军权，吴质作为单家人士，得到了在幽、并两州作威作福的威权，而司马懿与陈群，则成为中央政治的主要参与者：

陈群：“及践阼，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进爵颖乡侯。帝征孙权，至广陵，使群领中领军、、、还许昌，以群为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录尚书事。”

司马懿：“黄初二年，督军官罢，迁侍中、尚书右仆射、、、五年，天子南巡，观兵吴疆。帝留镇许昌，改封向乡侯，转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

《宋书.职官志》：“录尚书职无不总”。陈群与司马懿都录尚书事，也就是与皇帝共同分担政务者。

与司马懿的光辉仕途相应，有一个和他同郡的名士，因为早年结怨于曹丕，而在此时遭到了撤底的打击报复，此人便是前面已经提及过的河内名士杨俊：

“魏讽反於邺。（杨）俊自劾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笺辞太子。太子不悦，曰：‘杨中尉便去，何太高远邪！’遂被书左迁平原太守。文帝践阼，复在南阳。”魏国建立之际，杨俊即为魏国尚书，后成为九卿之一的中尉，本来前景在河内诸名士中也是首屈一指，未料却在魏讽之乱中惹得曹丕不满，遂被清除出中央，左迁为地方上的太守。

“初，临菑侯与俊善，太祖嫡嗣未定，密访群司。俊虽并论文帝、临菑才分所长，不適有所据当，然称临菑犹美，文帝常以恨之。”（《三国志.杨俊传》）

与曹植的争嗣事件，可以说在曹丕一生中给他带来了最大的压力，为他提供支持的司马懿、吴质、贾诩在日后都得到了超额的回报，而杨俊的失误则使他受到了十倍百倍的仇恨。早年受到杨俊接济的王象，以文学得到曹丕赏识，当时已列位散骑常侍，多方为杨俊开解，仍然没有缓解曹丕对杨俊的恨意。

“黄初三年，车驾至宛，以巿不丰乐，发怒收（杨）俊。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俊，叩头流血，帝不许。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

虽然司马懿当时作为主要亲信已得重用，但是曹丕所疾恶的人，司马懿与众多河内名士“叩头流血”仍无法救回，最后杨俊因为一点小事不得不被迫自杀，这也是恩还十倍、仇还百倍的曹丕无意间对司马懿的一次震慑。所以曹丕在位期间，司马懿除了小心翼翼的打理政务之余，也着手与曹丕最亲任的贵臣联姻，以增加司马家的护身符：

“景怀夏侯皇后，讳徽，字媛容，沛国谯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将军。母曹氏，魏德阳乡主。”（《晋书.皇后传》），司马懿为长子司马懿娶的妻子，便是当世贵臣夏侯尚的女儿。

—文帝时代的落幕

黄初七年夏五月，魏文帝曹丕病重，“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前一年。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已经病逝，而北中郎将吴质恃宠生骄，一直为朝中大臣所不齿（注15），所以原来的六大贵臣中，最后受曹丕顾命的只有四人，其中曹真以“黄初三年还京都，以真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钺、、、转拜中军大将军，加给事中。”作为总领内外兵马的大将，当时即在京师，所以曹丕临死之际，当场接受顾命的，只有曹真、司马懿、陈群三人。《晋书.宣帝纪》对此事记之最详：

“及天子（曹丕）疾笃，帝（司马懿）与曹真、陈群等见于崇华殿之南堂，并受顾命辅政。诏太子曰：‘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相比曹真、司马懿、陈群受到当面重托而言，当时的“三公”太尉钟繇、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却没有接受顾命，自汉以来地位尊崇至极的“三公”，在这一瞬间似乎已成了养老的闲职，而曹真的“都督中外诸军事”、陈群司马懿的“录尚书事”才是把持魏国军政权柄的标志性职称。

魏明帝曹睿继位后不久，一方面：“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为骠骑大将军。”另一方面，开始试着对这批文帝以来重臣的优劣进行分辨。因为此前他与大臣们素不接触：

裴注引《世语》：“帝与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后，群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众人侧听，晔既出，问‘何如’？晔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

曹真、曹休为同族贵戚，钟繇、华歆、王朗为曹丕所称叹、再难复出的“一代之伟人也”，所以曹睿最开始要分辨的，就是陈群与司马懿之间的优劣，由此引发了司马懿与陈群两个集团的互相攻击：

“太和四年，（吴质）入为侍中。时司空陈群录尚书事，帝初亲万机，质以辅弼大臣，安危之本，对帝盛称‘骠骑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陈群从容之士，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帝甚纳之。明日，有切诏以督责群。”（裴注引《质别传》）

因为吴质的一席话，陈群在第二天受到了魏明帝的直接诏书切责，可谓颜面尽失。吴质以单家之子，向来不容于中原的家乡士族，虽然陈群位列太子四友，魏文帝与之相交，但是反过来早年已为御史中丞、侍中的陈群却不可能长期伴在曹丕身边共游处，所以陈群与吴质的交情，较之与吴质共同伴随曹丕多年的司马懿自然是差了许多。

另一方面，以陈群为首的中原士人集团也给予了积极还击：

“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三国志.陈矫传》）

陈矫为徐州之广陵东阳人，陈群在早年曾“举茂才，除柘令，不行，随纪避难徐州。”被曹操辟用为司空西曹掾属后，“（陈）群荐广陵陈矫、丹阳戴乾，太祖皆用之。”就以上两条来看，陈群与陈矫有着极深的渊缘，所以在陈群与司马懿党争之际，陈矫自然要攻击陈群的对立者司马懿，即使对司马懿的看法是他的独立意见，但也难免有人情所迫的原因在内。

在继位初期，魏明帝一直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对于司马懿并不像文帝那样一概接受式的信任，而曹丕时代的放纵委任大权，难免助长了司马懿的野心与壮志，到了这个时期也不得不收敛起来、变得倍加谨慎：

“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晋景怀皇后、司马师之妻夏侯氏）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时年二十四。”（《晋书.皇后记》）

反正夏侯尚已死，这个儿媳再无多大的利用价值，同时她长期以来已对司马父子的不臣之心有所察觉，为避免告密，所以司马懿父子便将她毒死。司马懿为司马师所续的，便是吴质之女，不过吴质在此之前的太和四年已经去世，司马师续弦后不久，又因故与吴氏离婚；第三次他娶了泰山羊氏之女，终于相伴到最后，但是羊氏却没有生育，最后司马师只留下先前与夏侯氏生下的五个女儿。

在司马懿与陈群两大集团的冲突走向激化之前，魏国频繁的军事行动、以及司马懿作为主要大将连续取得重大战果，转移了双方以及魏明帝的注意力。在后来的一个时期，司马懿似乎选择了在地方不断立功，以逐步加强自己的声望和对军队的控制，从而提高自己对中央影响力。

—贾逵与曹休的对立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诏帝(司马懿)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晋书.宣帝纪》）

魏明帝继位后不久，司马懿即被外放到宛城，作为夏侯尚的后继者，“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另一方面，陈群仍以司空录尚书事，与陈群同一阵营的陈矫则成为尚书令，司马懿的外迁可以表示他在中央政治的角逐中暂时落在了二陈的下风。

不过乘着曹睿刚继位不久，新城太守孟达于太和元年十二月起兵响应蜀汉，司马懿在第二年正月即“攻破新城、斩达、传其首”，在魏明帝面前显示了自己超卓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同为托孤重臣的曹真却在西线长安附近的斜谷被赵云、郑芝拖住，诸葛亮的主力则出祁山，大肆占领雍州西线的地区，经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突入街亭，魏明帝不得不手忙脚乱的亲自出镇长安，临时以张郃为大将，在街亭击破蜀军的前部主力马谡，重新抢得先机，这才封住了诸葛亮的攻势。在这一东一西的两线战事中，司马懿与曹真的高下之分一目了然。此后，魏明帝开始就一些军事策略主动向司马懿咨询（注16）。

太和二年九月，曹魏出兵三道伐吴：“使逵督前将军满宠、东莞太守胡质等四军，从西阳直向东关，曹休从皖，司马宣王从江陵。”

当时贾逵作为豫州刺史，已经累积战功封建威将军阳里亭侯，但是此前魏吴两家的主要战场是在东线扬州的庐江、淮南，西线荆州之江夏。贾逵的豫州，南距长江四百里，在战役中通常只充当魏国荆扬两州的大后方，州兵驻境防御而已，所以一旦魏国从一州出兵，孙权便“东西有急，并军相救，故常少败。”在此基础上，贾逵提出了建议：“开直道临江、、移屯潦口”让豫州军可以随时及时突至长江沿岸，切断东吴长江以北江夏、庐江两郡互相支援的通道。

贾逵的前期准备，是此次曹魏伐吴的基础，所以此番魏明帝派出了三路大军，司马懿、曹休分别从荆、扬（淮南）出兵进行两头施压，又以满宠、胡质等四军加强贾逵的豫州军，以切断吴方东西两线的互相支援。光是曹休这一路军，就有十万人之众。但是魏国最初的拟定的全面施压、稳步推进策略，却被东吴方面的计策打乱了进行节奏：

“（曹）休更表贼有请降者，求深入应之。诏宣王驻军，逵东与休合进。”向曹休请降的吴将，是东吴鄱阳太守周鲂，周鲂的鄱阳，在庐江郡南面的长江以南，是东吴的腹心之地，为了骗取曹休的信任，周鲂除了亲书七条密议陈述形势、表明诚意之外，孙权又频繁派出“郎官奉诏诘问诸事”，以表明周鲂在鄱阳的不安分举动已引起了察觉，曹休得到密探的汇报，便对周鲂的响应信以为真。在匆匆向明帝汇报、得到诏书许可后，曹休便急于揽功，不待贾逵前来汇合，擅自拔军东进。另一方面，贾逵在文帝期间便与曹休交恶：

“初，逵与休不善。黄初中，文帝欲假逵节，休曰：‘逵性刚，素侮易诸将，不可为督。’帝乃止。”（《三国志.贾逵传》）。贾逵得罪了文帝贵臣曹休，所以尽管才能突出，终文帝之世，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任用。并州—河东士人与曹氏亲族集团的对立，在此前后已经发端。

另一方面，曹休与贾逵的不和，也导致了他在急功进利的军事行动中遭受惨败：贾逵进至东关，发现东吴方没有守备，于是“度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於皖；休深入与贼战，必败。”孙权方在选定曹休施行诱敌之计时，已决定置司马懿、贾逵两路军不顾，集中兵力对曹休军团进行打击，作为最前线的曹休军一破，魏国其余两路军也不得不退兵收缩防守。除了东关之兵外，孙权事前已将陆逊的荆州主力全部集中到皖城：

“时陆逊为元帅，全琮与桓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击休。休知见欺，当引军还，自负众盛，邀於一战。”（《三国志.吴书.朱桓传》）战斗的结果是：“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馀，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

此役堪称是赤壁以后，曹魏沿江战线绝无仅有的大败。另一方面，曹休兵败之后，贾逵却不计前嫌的施与了援手：“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贼见逵军，遂退。逵据夹石，以兵粮给休，休军乃振。”但是两人的矛盾却并没有因此消解：

“休怨逵进迟，乃呵责逵，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弃仗。逵恃心直，谓休曰：‘本为国家作豫州刺史，不来相为拾弃仗也。’乃引军还。遂与休更相表奏，朝廷虽知逵直，犹以休为宗室任重，两无所非也。“（裴注引《魏略》）

—并州多名将

魏明帝即位时尚有七公：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钟繇、华歆、王朗。太和二年曹休薨，同年十一月王朗薨；太和四年钟繇薨；太和五年三月曹真薨，十二月华歆薨。五年之内，就只剩下陈群与司马懿二人。当时诸曹、夏侯中第一代、第二代的将才人物先后陨落殆尽，而诸葛亮的出祁山行动还在频繁进行，孙吴方面在击破曹休后也是士气大振，在此情况下，魏明帝不得不打破武、文两代非诸曹、夏侯不都督的旧俗，开始启用外姓将领担任方面军团长、“都督”各地的军事。最初的外姓都督是在淮南方面，满宠“以前将军代都督扬州诸军事”，司马懿在太和四年曾与曹真一起伐蜀，当时得到“大都督”的称号，不过只是临时性的加官，实际权责仍是“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到了太和五年曹真去世，诸葛亮再出祁山，司马懿才被正式任命为“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相比满宠的“代都督”而言，司马懿算是外姓第一个正式的“都督”，另外，司马懿也在曹真之后就任为“大将军”，是为魏国最高的武职。此后司马懿的主要战历为：

太和五年（公元231），与诸葛亮战于祁山，后诸葛亮退走。

青龙二年（公元234），与诸葛亮相持于五丈原，以诸葛亮病死、蜀军退走告终。

青龙三年（公元235），“迁太尉，累增封邑。蜀将马岱入寇，帝（司马懿）遣将军牛金击走之。”

景初二年（公元238）正月，率步骑四万征辽东公孙渊，第二年三月还至河内。

加上此前太和元年（公元227）到太和五年，司马懿作为“督荆、豫二州诸军事”驻扎宛城，在魏明帝在位的十三年中，司马懿有近十二年的时间是作为军团长转战各地，历镇荆、豫、雍、梁、幽等军事前线，避开了与以二陈为首的汝颍士族在中央的正面冲突。青龙四年，陈群薨；景初元年，陈矫薨。司马懿的这两个对手不久也被时间自动消解。

在此期间，魏国前线各州的刺史多由并州、河东士人担任，也成为当时的一大特异风景：

王淩，文帝初期为兖州刺史，“转在青州、、、后从曹休征吴，与贼遇於夹石，休军失利，淩力战决围，休得免难。仍徙为扬、豫州刺史。”，王淩在文帝期由兖州转为青州，曹休败战后，由青州转历扬州、豫州刺史。

王昶，文帝时由洛阳典农“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他就任兖州刺史应是继王淩之后，此后在明帝期一直待在兖州刺史任上。

在司马懿驻扎宛城、“督荆、豫二州诸军事”期间，前后有两任荆州刺史，都是河东人，裴潜“迁荆州刺史，赐爵关内侯。明帝即位，入为尚书”，裴潜当尚书后不久，毌丘俭“出为洛阳典农、、、迁荆州刺史。”这位毌丘俭，和裴潜一样也是河东闻喜人，但他的入仕起点，是在魏明帝还为平原侯时，“俭袭父爵，为平原侯文学。明帝即位，为尚书郎，迁羽林监。以东宫之旧，甚见亲待。”作为明帝的东宫旧人，累得提拔。不过在司马懿征讨辽东公孙渊前后，毋丘俭又由荆州转为幽州刺史，成为司马懿的副将，两人既同是河东—河内圈内人士，又结下了协助之宜。

而这十几年中的雍州刺史，一直是并州士族中的新锐人士——太原阳曲人郭淮。郭淮自汉以来便是太原著姓，“淮祖全，大司农；父缊，雁门太守。”“建安中举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为五官将，召淮署为门下贼曹。”算得上是文帝的东宫旧臣，在夏侯渊被黄忠斩杀之际，郭淮作为夏侯渊的司马收集散卒，拥戴张郃为军主，避免了进一步的溃败。此后一直在雍州、汉中地区为将。

“黄初元年，（郭淮）奉使贺文帝践阼，而道路得疾，故计远近为稽留。及群臣欢会，帝正色责之曰：‘昔禹会诸侯於涂山，防风后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庆而卿最留迟，何也？’淮对曰：‘臣闻五帝先教导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风之诛也。’帝悦之，擢领雍州刺史，封射阳亭侯，五年为真。”

郭淮本身便是文帝的门下故吏，登基之际文帝以夏禹诛防风氏作比，也是故作得意开的一个玩笑，反而得到郭淮赞之以“今臣遭唐虞之世”的阿谀奉承，一怒一喜之间，赏罚皆出于私心的魏文帝就十分大方的超拔郭淮领刺史、封侯。不过此后郭淮在关中也以长于用兵见称，前后屡次立功，足以对得其他的雍州刺史之职。另外，作为并州士族出身的郭淮还有一个身份，他是王淩的亲妹夫。“淮妻，王淩之妹。”（裴注引《世语》）

并州地处北方边塞之地；另外南匈奴的单于庭由位于并州与河东交界的西河，汉末南匈奴由西河攻入河东河内，遭成了巨大的破坏，所以这些自幼处在边塞，屡历战事的并州、河东士人，出了同样有名门著姓的出身之外，比起中原士人，也多出了一分晓练战事的经验，所以王淩虽为书生出身，却能在夹石曹休败之际，“力战决围”；郭淮则在雍州内抚羌胡，外抗蜀军。而且并州士人中的善战者，远不止他们这些：

“先是，使将军郝昭筑陈仓城；会亮至，围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为人雄壮，少入军为部曲督，数有战功，为杂号将军，遂镇守河西十馀年，民夷畏服。（诸葛）亮围陈仓，使昭乡人靳详於城外遥说之，昭於楼上应详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馀人，又度东救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昼夜相攻拒二十馀日，亮无计，救至，引退。诏嘉昭善守，赐爵列侯。”（《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后裴注引《魏略》）

郝昭以千余人，在陈仓抵抗诸葛亮数万人，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由此一战封侯，魏明帝在奖赏郝昭之余，“顾谓中书令孙资曰：‘卿乡里乃有尔曹快人，为将灼如此，朕复何忧乎？’”此时贾逵的挚友太原孙资，已当上了明帝身边亲见重任的中书令。

《宋书.职官志》：“文帝黄初初，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孙资作为中书令，即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文帝、明帝期间，孙资与涿郡刘放分任中书令和中书监，共同“掌机密”。在司马懿外任之后，孙资作为并州党的代表，在中央实际上充当了牵制汝颍士人的角色：

“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於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与往来、、、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访放、资，放、资对曰：‘陛下用思者，诚欲取其效力，不贵虚名也。毗实亮宜，然性刚而专，圣虑所当深察也。’遂不用。出为卫尉。”（《三国志.辛毗传》）

魏国颍川士人中的第二辈代表人物，除了陈群之外，还有辛毗、杜袭、赵俨三人，四人合称“辛、陈、杜、赵”（注17）。辛毗为颍川阳翟人，本随其兄辛评投靠袁绍，后来作为内应协助曹操平定袁谭、袁尚兄弟，虽然在魏国不及陈群显赫，但也是颍川中资历极老的人物。当时士人互通友谊本属平常之事，但是辛毗却与刘放、孙资刻意不通往来，除了其因个人气节不愿向权臣低头之外，恐怕也是当时魏国朝中汝颍士人与并州—河东士人泾渭分明的一个表现，而向魏明帝推荐辛毗的毕轨，也是东平出身的中原士人，就此事而言，同样站到了孙资的对立面。

不过司马懿本人隐藏了自己与汝颍士族的对立态度，并在表面上展示了一定的友善。魏明帝继位之际，司马懿即与曹休、曹真、陈群四人一起“开府”，虽非三公，但可以像三公那样直接辟命士人为援属，利用这种特权，司马懿曾力邀各地的名士加入自己的军（幕）府，其中就有颍川“辛、陈、杜、赵”的身影：

杜袭，“徙袭为大将军军师，分邑百户赐兄基爵关内侯。真薨，司马宣王代之，袭复为军师、、以疾徵还，拜太中大夫。薨，追赠少府。”（《三国志.杜袭传》）。在司马懿就任大将军、都督雍梁军事起，杜袭就一直作为他的军师，直到自己病重才返回洛阳去世。裴注引《魏略》：“亮后出祁山，答司马宣王书，使杜子绪宣意於公威。”杜子绪即杜袭，诸葛亮给司马懿写信时，也曾让司马懿通过杜袭向早年的同游者孟公威传达旧谊。

辛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三国志.辛毗传》）。裴注引《魏略》：“宣王数数欲进攻，毗禁不听。宣王虽能行意，而每屈於毗。”司马懿对辛毗的态度，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后引《汉晋春秋》中分析的很清楚：“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於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司马懿本来就没有出战之意，所以时常假装要出战，“而每屈於毗”，实际上也是对辛毗的一种尊崇和笼络，无形中便提高了辛毗在军中众将面前的形象。

第六章：曹氏最后的栋梁（上）

—明帝之死

魏明帝在用人方面，虽然没有识人善恶的明鉴，却有着用人唯材的度量，司马懿化解了明帝自继位以来的多次军事危机，逐渐被明帝奉为圣人：“初，魏文帝置度支尚书，专掌军国支计，朝议以征讨未息，动须节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问左右曰：‘有兄风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转为度支尚书。”（《晋书.司马孚传》）。只要能力与司马懿相似，便放心大担的任用，所以在司马懿专征伐之际，司马孚作为度支尚书掌握了魏国的财政大权，外姓之人兄弟并掌大权，这在曹魏前期是绝无仅有的。对此，也引起了诸曹、夏侯氏亲族集团的警戒。

景初二年十二月，魏明帝曹睿久病不愈，已经到了托付后事的时候，当时司马懿刚刚平定辽东的公孙渊，正在南归途中，然则生死不等人，为了争夺临终受命权，在洛阳发生了一场不见血的睁变。

魏明帝在弥留之际，起先也是照着其父文帝的例子，招来一堆诸曹、夏侯氏贵臣以托孤辅政：“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裴注引《汉晋春秋》）

其中燕王曹宇，是曹操幼子、明帝的叔父，“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与诸王殊。”辈份高且关系亲，又与明帝相友，所以被任命为首席托孤重臣；另外“屯骑校尉曹肇”是前贵臣曹休之子，“武卫将军曹爽”是曹真之子，这两人的任用可以说是明帝继承了文帝的遗愿，而“骁骑将军秦朗”则是曹操纳秦宜禄之妻为妾时连带收的养子，生性谨慎；“领军将军夏侯献”所出则不详。从魏明帝最初的任命来看，他再次丢开三公，选取了一群诸曹、夏侯出身的贵臣来托孤，这似乎已成为文帝以来的成规。

但以上任命却引起了共掌机密的刘放与孙资不安：

“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裴注引《汉晋春秋》）

“（刘）放、（孙）资久典机任，（夏侯）献、（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放、资。放、资惧，乃劝帝召宣王。”（裴注引《世语》）

在明帝最初任命的五大托孤人选中，就有秦朗、夏侯献、曹肇三人与刘放孙资不善，在这场冲突的双方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对仇家的影子：孙资是贾逵的挚友，曹肇是曹休的嫡子，孙资与曹肇的不和，很难说没有当年贾逵与曹休交恶的遗怨因素在内。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场冲突实际上也可以定义为是并州—河东士人与曹氏亲族集团矛盾的一个缩影。在这场冲突中，并州党出身的孙资（太原）与同为北方士人的刘放（涿郡），选择司马懿成为己方的首脑。另一方面，早在魏明帝青龙四年：

“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脩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三国志.王昶传》）。

魏明帝求材时，司马懿所举的并非同乡的河内士人，而是太原王昶，再联系到孙资的行为，可以说司马懿与并州士人之间早就有来有往，已经抱成了一团。

对于魏明帝的托孤，曹氏方首要人物燕王曹宇一开始还颇有犹豫，遂给了刘放、孙资以机会：

“（曹）宇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见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放、资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三国志.刘放传》）

对此事，《三国志.魏书.明帝记》后裴注引《世语》则记之更详：

“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刘放、孙资）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籓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

观魏文帝托孤与曹真、曹休的行为，“藩王不得辅政”恐是确有其事，成为刘放、孙资排除燕王曹宇的正面理由，他们以此动摇了明帝的信念之后，又连带着推称曹肇、秦朗“此即竖刁、赵高也”并揭发“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的隐情以激起明帝的愤怒。在后悔有愤怒双重负面情绪的作用下，明帝便丢掉了之前任命诸曹、夏侯的初衷，转而询问一直以来的亲信刘放、孙资：“谁可任者？”对此，《汉晋春秋》与《世语》有两个回答：

《世语》：“（刘放、孙资）乃劝帝召宣王。帝作手诏，令给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帝问放、资：‘谁可与太尉对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对。放蹑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

《汉晋春秋》：“放、资乃举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

对比以上两处记载，《世语》之辞似乎多有夸张，在文帝以来托孤重臣必有曹氏宗亲的原则下，刘放与孙资不可能首先舍曹氏而举荐外姓之人，况且前面《世语》引文中也已提到“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倘若当时曹爽即在眼前，那么刘放与孙资首先要推举的，只可能是曹爽，其次才是司马懿。对于司马懿的才干，明帝自是百分认可，曹爽有多少斤量，或许他也清楚，但是在已经听信刘放、孙资，否定了曹宇、曹肇、秦朗的情况下，一时间，他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答案。当曹肇等人得知了明帝的新安排后，做出了最后的反抗，同样也遭到了刘放、孙资的封堵，尽管《汉晋春秋》与《世语》所记的过程不同，但结果都是诸曹一方的全面失败：

《世语》：“曹肇弟纂为大将军司马，燕王颇失指。肇出，纂见，惊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还。’已暮，放、资宣诏宫门，不得复内肇等，罢燕王。肇明日至门，不得入，惧，诣延尉，以处事失宜免。帝谓献曰：‘吾已差，便出。’献流涕而出，亦免。”

《汉晋春秋》：“放、资出，曹肇入，泣涕固谏，帝使肇敕停。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

作为这场无流血政变的失败者，夏侯献与秦朗的结果史料无载，曹肇与曹宇都得到了善终，曹宇之子曹奂，最后还被司马昭安排入继宗家，成为魏国最后的皇帝。

撇开中间的曲折经过，《三国志.明帝纪》后所引《魏略》，正可叙其结果：

“帝既从刘放计，召司马宣王，自力为诏，既封，顾呼宫中常所给使者曰：‘辟邪来！汝持我此诏授太尉也。’辟邪驰去、、、宣王得前诏，斯须复得后手笔，疑京师有变，乃驰到，入见帝。劳问讫，乃召齐、秦二王以示宣王，别指齐王谓宣王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齐王令前抱宣王颈。”

《魏略》中所提及的使着“辟邪”，与前面《世语》中的“令给使辟邪至，以授宣王”相符，“斯须复得后手笔”又与《汉晋春秋》中的“宜为手诏”相符，故而应该是比较中允详细的记载。

—太尉、大司马与太傅

魏明帝死后，司马懿与曹爽辅佐齐王曹芳继位，随即两人就展开了初次交锋，时间是景初三年二月丁丑：

“丁谧画策，使（曹）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三国志.曹爽传》）

“丁丑诏曰：“太尉体道正直，尽忠三世，南擒孟达，西破蜀虏，东灭公孙渊，功盖海内。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崇宠邓禹，所以优隆隽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

从《曹爽传》来看，司马懿被动的就任太傅，似乎处在了劣势，但是《齐王芳纪》中有表明司马懿“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他的军权没有受到丝毫削弱。另外，曹爽同样也以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与司马懿共掌军权。

“（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并受遗诏辅少主。及齐王即帝位，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乘舆入殿。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乃言于天子，徙帝为大司马。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晋书.宣帝纪》）

曹爽最初奏议的是以司马懿为大司马，《曹爽传》中曹爽“内欲令尚书奏事”、《宣帝纪》中“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都是曹爽奏请将司马懿由太尉转为大司马的原因。但是“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所谓朝议，实际上还是掌机密的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发挥了作用：

“於是帝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为诏曰：‘昔吴汉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为大司马，名称于今。太尉体履正直，功盖海内，先帝本以前后欲更其位者辄不弥久，是以迟迟不施行耳。今大将军荐太尉宜为大司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让，进德尚勋，乃欲明贤良、辩等列、顺长少也。虽旦、奭之属，宗师吕望，念在引领以处其下，何以过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乐天知命，纤芥细疑，不足为忌，当顾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佪，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爱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以邓禹为太傅，皆所以优崇俊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为太傅。’”（裴注引《魏书》）

在西汉，“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后汉书.百官志》）。所以大司马是武官中在大将军之上的荣位，《晋书.职官志》：“汉制以冠大将军、骠骑、车骑之上，以代太尉之职，故恒与太尉迭置，不并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位在三司上。”

东汉以来，大司马常于太尉等同而不并置，到了曹魏，太尉成为定职，大司马与大将军就都在太尉、司徒、司空之上了。所以曹爽奏请将司马懿由太尉升作大司马，是由三司升到了三司之上，而且自汉以来大司马的位望略与大将军同，而在大将军之上，所以诏中称曹爽是“乃欲明贤良、辩等列、顺长少也”，但是诏书也特别指出“先帝本以前后欲更其位者辄不弥久，是以迟迟不施行耳”，自曹魏立国以来，曹仁、曹休、曹真等人都是被任为大司马后不久就病死，所以“大司马”这个词就成为曹魏中核心人士的禁忌，曹爽作为当事人曹真之子，对此应该最有体会，而不该轮到刘放、孙资来教育，所以刘放孙资在诏书中特别提示：“当顾柏人彭亡之文”，汉光武帝时，大将岑彭征蜀，在名为“彭亡”之地被公孙述派去的刺客暗杀， “彭亡”也成为要后人小心避讳的代名词，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曹爽的警告。最后，任命司马懿为太傅，则是一种真正的尊崇，太傅与太师、太保一样，作为自古以来的上公，常在三公之上，与三公的界限上下分明，曹魏立国以来，只有钟繇曾由太尉转升为太傅，相比大司马曾由曹仁、曹休、曹真等骨干将领担任而言，司马懿继钟繇之后就任“太傅”，也使得他被赋予了与钟繇一样的“一代伟人”的定义。从以上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刘放与孙资自明帝去世后，便与司马懿绑到了一起，这种合作一直延续到了后来。

—“四聪八达”的选择

“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彦散骑常侍侍讲，其馀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闼，贵宠莫盛焉。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於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宣王遂称疾避爽。”（《三国志.曹爽传》）

由于魏文帝的“藩王不得辅政”，使的魏国武、文、明三代嫡亲子侄全部被摒除到中央政治舞台之外，自明帝时起，曹休、曹真这两家同族就成为曹氏亲族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代表，然而在魏明帝去世时的托孤权争夺中，曹休一系的曹肇又黯然出局，所以曹氏一门中还在活跃的亲族栋梁，只剩下曹真—曹爽这一支。在此形势下，曹爽已经难于在曹氏一族中寻找政治上的合作者，为此他不得不直接将自己的弟弟曹羲安插为中领军，曹训安排武卫将军，前代贵臣夏侯尚之子夏侯玄作为曹爽的“姑子”即表兄弟，不久也迁为中护军，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禁卫军的兵权。以上诸人，就是曹爽辅政之际，诸曹、夏侯在中央政治的主要参与者。

另一方面，从曹爽的亲信诸人中，也可以看出一定的问题：“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其中：

何晏南阳人，与秦朗一样，被曹操收养，但是“晏无所顾惮，服饰拟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立，颇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何晏最初被文帝、明帝所闲置，他的任用，除了“曲合于曹爽”之外，和秦朗一样类似的曹氏养子出身，恐怕也占了一定的原因,另外，何晏又娶了曹操女金乡公主为妻。

李胜，南阳人，“胜少游京师，雅有才智，与曹爽善。”

邓飏，南阳人。“初，飏与李胜等为浮华友。”

毕轨，兖州东平人，“子尚公主，居处殷富。”“素与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见从之。”

丁谧，沛国人，“父斐，字文侯。初，斐随太祖，太祖以斐乡里，特饶爱之。”与曹爽为同乡，且“曹爽宿与相亲”。

另外还有一个早已显达的大司农桓范，也是沛国（郡）人，“（桓）范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后。于时曹爽辅政，以范乡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

从以上诸人的籍贯、出身以及与曹爽相交往的经历来说，曹爽的这群亲信大多有着几个特性：与曹氏沾亲带故（何晏“假子”“尚公主”、毕轨“子尚公主”），曹氏之同乡（沛国丁谧、桓范），此外与曹爽相善也是他们共同被重用的原因之一，而且以上诸人全部都是中原士人。由此可以初步定义为，他们是一个以曹氏亲党为中心的中原士人集团。随着这个集团的行成，除此之外，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如李胜、邓飏、丁谧，原来是归属于在魏明帝时期遭到贬抑的中原年轻士人集团“四聪八达”。

“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辈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裴注引《世语》）。

“明帝禁浮华，而人白胜堂有四窗八达，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裴注引《魏略》）

魏明帝时的“四聪”、“八达”、“三豫”共十五人，互相标榜，其声势似于汉桓、灵时期的“三君”、“八俊”相似，所以遭到魏明帝的免官禁锢，几乎又是一次小规模的党锢之祸，但是魏国建祚时间不长，以上十五人多与重臣员勋有所牵连，而且魏国本身就是靠着经历党锢之祸的汝颍士族支持起家，故而对于这群浮华之士，多有宽贷，“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

除了列明“三豫”为刘放子刘熙、孙资子孙密、卫臻子卫烈，在所见的各处记载中，只提及“四聪”为（夏侯）玄（之）畴四人，“八达”为（诸葛）诞（之）辈八人。而隐去了其名字。可能盖有后来晋人为尊者讳的缘故。

“

“（何）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师）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裴注引《魏氏春秋》）

“景皇帝讳（司马）师，字子元，宣帝长子也。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晋书.景帝纪》）

《魏氏春秋》中何晏以自己与夏侯玄、司马师并夸，《晋书.景帝纪》中记司马师少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所以“以（夏侯）玄畴为四聪”中的夏侯玄之畴四人，极有可能其三就是司马师、何晏、夏侯玄。

曹爽辅政之后，尽管魏明帝时代的名士中有何晏、邓飏、李胜、夏侯玄等人列为曹爽的亲信，但是原的的“四聪”、“八达”、“三豫”已经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分裂，除司马师是司马懿的必然追随者之外，“三豫”中刘熙、孙密所代表的刘放、孙资也是司马懿的长期合作者，而另一“豫”卫烈之父卫臻，也拒绝与曹爽结成统一阵营。

“卫臻字公振，陈留襄邑人也。父兹、、、太祖之初至陈留，兹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异之，数诣兹议大事。从讨董卓，战于荥阳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辄遣使祠焉。”（《三国志.卫臻传》）“太祖到陈留，始与兹相见，遂同盟，计兴武事。”（裴注引《先贤行状》）

《世语》：“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

卫臻之父卫兹，乃是就是散尽家财助曹操起兵的“陈留孝廉卫兹”，陈留卫氏的历史资历，使得这个家族对于曹氏而言，与在沛郡的“乡里老宿”性质一致，在魏明帝期间，卫臻就以已经作为侍中、尚书右仆射典选举，景初二年十一月，也就是明帝去世的前夕，卫臻由司空升任为司徒。

然则“曹爽辅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书令，及为弟求婚，皆不许。固乞逊位。”曹爽对卫臻这位与曹氏关系非比寻常的宿老主动寻求亲近，不仅欲引他“守尚书令”还“为弟求婚”，这些示好举动全都遭到了卫臻的排斥。

“尚书令，任总机衡。”（《宋书.百官志》）。应劭《汉官》：“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

曹爽在安插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逐步蚕食尚书省的行政、人事权力后，还准备以卫臻以司徒守尚书令，将尚书省这个国家的中枢纳入到自己的掌握中。若要让卫臻守尚书令，则要排除掉当时在职的尚书令，而自魏明帝中期起担任尚书令的，乃是司马懿的亲弟弟司马孚。

司马孚在被明帝任命为度支尚书后，“后除尚书右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及大将军曹爽擅权，李胜、何晏、邓飏等乱政，孚不视庶事，但正身远害而已。”尽管何晏、邓飏、丁谧作为尚书参与到各种任务，但是尚书省的最尊人物尚书令仍是司马孚，这一点仍然没有改变。曹爽要安排卫臻去抢尚书令，卫臻自知这是要把自己摆到风口浪尖上，故而严辞拒绝，从此事上已可以看到司马懿在朝中无形的影响力，而卫臻拒绝与曹爽一族通婚，更是把自己与这位威风正盛的大将军划清了界线。从这个事例上可以看到，曹爽除了在曹氏一族中被孤立的同时，还被受到曹氏亲任的大臣们所孤立。

另一方面，司马懿虽然表面上对曹爽的揽权行为有所退让，，但暗地里，他对在政权中心占有重要分量的汝颍士族展开了更直接的拉拢：

“（荀彧）子恽，及彧卒，恽又与植善，而与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恽。恽早卒，子甝、霬（音翼）、、、霬官至中领军、、、霬妻，司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与亲善。”荀彧之子荀恽，在魏文帝之世受到了打压，但是司马懿仍然把女儿嫁给了荀彧之孙荀霬，显然他看到，作为汝颍士族的首要家族之一，颍川荀氏依然奇货可居。另外，《晋书》：宣帝辅政，见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对于荀彧的第六子荀顗，司马懿特加赏叹，进一步加深了两家的感情。

颍川四家中的陈群之陈氏，同样受到了司马氏的拉拢，对于陈群之子陈泰，“司马景王（司马师）、文王（司马昭）皆与泰亲友”（《三国志.陈泰传》）。陈氏与荀氏的姻亲关系、荀氏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成为三家共亲友的基础：陈群娶了荀彧之女为妻，荀霬身为司马懿的女婿，又是陈泰的表兄弟，荀顗则是陈泰的舅父，在此后的时代中，陈泰的立场受到了荀氏叔侄的带动，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服从者（注18）。

第七章：曹氏最后的栋梁（下）

—太尉蒋济与领军将军

曹魏齐王芳于景初三年继位，第二年改元为正始元年，此后九年中，太尉、司徒、司空如走马灯般的提升又故去，唯有太傅司马懿年过六十还强健不倒。从齐王芳继位到正始九年的三公补任如下表所示：

司马懿由太尉转太傅后，继任太尉的是征东将军满宠，此前满宠作为曹休的继任者，在扬州数次击破乘胜而进的孙权\\逼退陆逊，而且他又是自曹操领兖州以来的老臣，就资历与威望，足以当太尉之尊。在满宠死后，骤然越过司徒与司空、直接超升为太尉的蒋济，在《三国志》中与程昱、郭嘉、董昭、刘晔并为一传，以上诸人皆是以谋臣著称，其中董昭虽然建议曹操创立魏国，但到魏明帝太和年间才升为司徒，当时已经超过了八十岁。除董昭外，以上诸人位多不过九卿，唯有蒋济年位即轻，一直以来只见献策，不见立功，此人骤升为太尉，这是以上三公补任表中的一大疑点。

案之《三国志.蒋济传》：“齐王即位，徙为领军将军，进爵昌陵亭侯。迁太尉。”再往前看，任领军将军之前，蒋济是由中护军就迁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

关于“领军将军”的详细注解，可见于《宋书.百官志》：“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文帝即魏王位，魏始置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五校”即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在汉时分掌京师五处的宿卫营兵，另外中垒营主将为中垒校尉，武卫营主将为武卫将军，以上京师的七处营兵，全在领军将军的统领之下，换句话说，领军将军即汉魏以来京都的禁卫军总管。

“护军将军”的由来，是“魏初因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另外“魏、晋江右领（军）、护（军）各领营兵”。就此理解，魏时的护军虽然主持武官选拔，但还是隶属领军。而且，护军与领军各领有两个独立的营——护军营与领军营。另外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与中领军、中护军的区别是“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

所以“护军将军”虽然与“领军将军”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手中的实力却天差地别，护军虽掌武官选举，有一定的威势，但却只能直接指挥护军营一营之兵；领军却统领包括护军营在内所有的京师营兵，也就是谁成为领军将军，谁就掌握了京师的军权。

蒋济是在明帝去世，齐王芳继位时“徙为领军将军”，在看他之前的领军将军，则有“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前任领军将军，刚好是在明帝托孤之变中黯然下台的夏侯献。所以在齐王芳继位时，蒋济由护军将军骤升为领军将军，可以直接与当时政变的胜利者刘放、孙资、司马懿挂勾起来，刘放、孙资、司马懿取得托孤权之后，第一时间也必须任命最为亲信可靠的重臣掌握京城的军权。在看蒋济与司马懿的切合点，确实符合这一条件：

曹操在世时，“司马宣王及济说太祖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於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原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太祖如其言。”（《三国志.蒋济传》）

——或许从这一时刻起，两人就因智者所见略同而成为知已。

“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司马懿）与（蒋）济善，间以问济，济无以解之，因戏曰：‘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遂相对欢笑。”（《三国志.夏侯玄传》后裴注引《魏略》）

——此条则直接表明司马懿与蒋济关系亲密，所以司马懿问起护军卖官求财之事时，蒋济无从否认，还能够相对诙谐的一笑了之。而纵观诸多魏臣中，能让司马懿这样释然欢笑的人，也只有蒋济一个。

满宠死后，蒋济由领军将军超升为太尉，却失去了对京师禁军的控制，从“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来看，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端倪了：正始三年，曹爽一党借太尉满宠去世之机，将领军将军蒋济提为太尉，却把领军之位授给了曹爽之弟曹羲，一跃控制了京城的兵权，由于资历较轻，所以曹羲的正式官号是“中领军”而非“领军将军”。。这和曹爽当初奏请司马懿由太尉转任大司马如出一辙——明升地位、暗夺实权。由于时机是在满宠去世之际，看起来十分自然；方式是由领军到太尉的超升，对当事人而言乃是莫大的荣誉，所以这似乎是一个让人找不到拒绝理由的任命。对此，刘放、孙资、司马懿、以及蒋济是否有过努力推拒已经不得而知，但事情的结果终是曹爽一方取得了主动，而此事的直接影响就是——司马懿集团在京城被翦去了羽翼，只能放手让曹爽为所欲为。

—正始五年征蜀之役

正始二年的朱然围樊城之役作为十年间司马懿的唯一一次出阵，几乎没有发生正面交锋，吴军就退却了。但是战后却引发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

《三国志.张既传》后裴注引《魏略》：“（夏侯）儒字俊林，夏侯尚从弟。初为鄢陵侯彰骁骑司马，（宣王）〔囗囗〕为征南将军、都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围樊城，城中守将乙修等求救甚急。儒进屯邓塞，以兵少不敢进，但作鼓吹，设导从，去然六七里，翱翔而还，使修等遥见之，数数如是。月馀，及太傅到，乃俱进，然等走。时谓儒为怯，或以为晓以少疑众，得声救之宜。儒犹以此召还，为太仆。”

尽管上段引文中有脱字，但中后面发生的事件不难判断：正始二年朱然围樊城时，作为荆州、豫州方面军团长的是夏侯尚从弟夏侯儒，不过夏侯儒却因逡巡不进，战后“犹以此召还，为太仆”。招他回去的，自然不会是包括从子夏侯玄在内的曹爽一党。

相较于征南将军夏侯尚的怯弱不进，他的部下、荆州刺史胡质则是：“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战后，有功的胡质虽然得到了提升，但却是：“迁征（镇）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军事。”而继夏侯儒之后，都督荆、豫两州的则另有其人：

“正始中，（王昶）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魏书.王昶传》）。王昶的征南将军、都督荆豫军事的任期，从此时起，一直延续到了司马家的下一个世代。

以上人事运作的结果，就是诸曹、夏侯系出身的夏侯儒在一场没有失败的战事后，丢掉了荆豫方面军团长的位置，而司马懿之并州党集团的王昶未立战功，却取代夏侯儒，控制了魏国南方地区的军权。而被新任命都督青、徐两州的胡质，是蒋济的寿春同乡，同时得到也是蒋济的提携才进入曹魏集团（注19）。

正始二年樊城之役后，到蒋济失去禁卫军权之前，曹魏几个主要战区的都督（军团长）及部下刺史如下表所示：

除王昶与胡质是在樊城之役后得到任命以外，都督扬州的王淩与都督雍凉的赵俨，都是齐王曹芳继位后不久就被任命为都督一方的军团长：

王淩，“正始初，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

赵俨，“齐王即位，以俨监雍、凉诸军事，假节，转征蜀将军，又迁征西将军，都督雍、凉。”

赵俨并非司马懿的嫡系，但作为“辛陈杜赵”之一，是被安排为代替司马懿镇抚关中的重臣；而王淩作为并州当的重要人物，在曹芳即位之际即被任命都督扬州，可以是作是司马懿—孙资夺去托孤权之际的胜果之延续，加上正始二年后并州党的王昶及与蒋济渊缘深厚的胡质各自取得都督一方的地位，以上三人的连续重用表明，从曹芳继位起到正始二年这三年里，司马懿与孙资集团成功在中央把持着主导权，蒋济对禁军的控制，就是这份主导权的后盾。不过司马懿集团在三年内陆续任命三个嫡系人物为拥兵一方的都督（军团长），足以让以守护曹魏皇权为立身基础的曹爽集团产生恐慌，或许这就是他们在正始三年策划夺取蒋济手中禁军兵权的直接原因。

在辽东公孙渊被平定的情况下，河北成了魏国的大后方，只有在前方对吴蜀作战立功，才能帮助曹爽一党提升威望、扩大兵权，从而获得全面压制司马懿的实力，但是在荆豫、扬州、青徐三个方向都被安排给了司马懿的嫡系，他们手中的兵权不可能说夺就夺，曹爽集团对地方军权垂涎而不可得之余，关中都督赵俨的称疾告老，终于给了他们见缝插针的机会：

正始四年，“（赵俨）老疾求还，征为骠骑将军。”（《三国志.赵俨传》）

赵俨告老是在正始四年， “（正始）五年春二月，诏大将军曹爽率众征蜀。”而且在此之前，几乎是与赵俨告老还乡的同时，曹爽一系就立刻任命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所以不久之后曹爽征蜀时，夏侯玄以关中都督成为曹爽的副将。另外，还有夏侯霸“代夏侯儒为征蜀护军，统属征西。”。“时征西将军夏侯玄，於霸为从子，而玄於曹爽为外弟。”“（夏侯）霸，正始中为讨蜀护军右将军，进封博昌亭侯，素为曹爽所厚。”此次征蜀的重要将领，全是诸曹、夏侯一族。

关于曹爽征蜀的目的，是“（邓）飏等欲令（曹）爽立威名於天下，劝使伐蜀，爽从其言。”对此，司马懿“止之不能禁”，他自然是不希望曹氏亲党通过这场战争重新立下威名的。另一方面，曹爽为了安抚司马懿，也作出了一定的补偿：

《魏略》：“（夏侯）既迁，司马景王（司马师）代为护军。”《晋书.景帝纪》：“（司马师）拜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领有护军营一营之兵，主持武官选举的中护军之职，在夏侯玄就任征西将军之际，被转授给了司马师，使得司马方获得了少量的禁卫军权，所以司马懿在得到一定甜头之后，对于征蜀之役的兴起也不可能展开全力反对。

正始五年征蜀之役，在蜀国方面较客观的记载了当时的形势：

“（蜀汉延熙）七年春，魏大将军曹爽率步骑十馀万向汉川，前锋已在骆谷。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敌，听当固守汉、乐二城，遇贼令入，比尔间，涪军足得救关。’平曰：‘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诸军及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相继而至，魏军退还，如平本策。”（《三国志.蜀书.王平传》）

王平以不到三万人应对十万魏军，成功抢先据险，随后费祎的主力从成都赶到，使得蜀方立于不败之地。当时魏军“前锋已在骆谷”，却被王平抢去了先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从开春的二月直到五月的梅雨季节，曹爽的近十万人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一直被困在骆谷，眼睁睁的看着费祎的主力从成都、从涪赶至汉中，最终完全失去了胜机，不得不悻悻撤退。在这个过程中王平率军据险是蜀方的胜利因素之一；相应的 “前锋已在骆谷。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能让蜀国诸将大惊，表明魏军抢得了相当大的先机，但是随后在与王平抢占险地的竞争中失败，使得这分先机被失去，直接导致十万大军被停滞于骆谷之内，在三个月内又无法突破王平的防线，就以上问题，魏军的先锋进军不力、作战不力应该负主要责任。

“五年，夏侯玄伐蜀，（郭）淮督诸军为前锋。”（《三国志.魏书.郭淮传》）

郭淮作为前锋，进军不力，是由于王平抢险的形势被动造成，还是郭淮的主动意愿造成，已经无从考证，以上只是列出事实，表明当时的情况。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魏方的情况是“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入谷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另一方面，王平依久不可突破，而费祎的主力正在赶来。身在洛阳的司马懿对于以上形势了如指掌：

裴注引《汉晋春秋》：“司马宣王谓夏侯玄曰：‘春秋责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平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玄惧，言於爽，引军退。”

司马懿直接陈述意见的对象是夏侯玄，因为司马师的第一任妻子是夏侯尚之女，也就是夏侯玄的姐妹，在夏侯氏被司马父子毒杀的事实没有显露于世的情况下，夏侯玄与司马家还算是有着姻亲为纽带的通家之谊（注20），在《三国志.夏侯玄传》中，也多见夏侯玄与司马懿有书信往来的记载。司马懿将自己的形势分析告诉夏侯玄，只是私人间的书信言遇往来，却导致“玄惧，言於爽，引军退”，在曹爽退兵之际，背后的怂恿者司马懿却不需要负担任何正面责任。

最初进军时萎靡不振的魏军先锋郭淮，在退军之际似乎变得生龙活虎：“淮度势不利，辄拔军出，故不大败。”尽管郭淮迅速撤退，但他也不可能擅自退兵，应该是受到了曹爽的退兵命令才行动。而在退兵过程中，“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在这场“争险苦战”中，郭淮所部可能相当的活跃，所以曹爽退出骆谷之后，“还假淮节”，在一场败战之后，郭淮还得到了一定的提拔。向前时进军不利，后退时却英勇奋战，郭淮前后的表现在此看来似乎有点过于矛盾。

而许多年后的嘉平二年，司马懿诛灭曹爽之后大分赃时，还不忘给远在关中的郭淮送上一笔报酬：“诏曰：‘昔汉川之役，几至倾覆。淮临危济难，功书王府、、、今以淮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此时所赏 “汉川之役、、淮临危济难”之功，赏的是郭淮最开始的顿兵不进，还是后来撤退时的奋勇掩护，已经无从计较了。

—步步施压与以退为进

和司马懿的背后怂恿相反，在曹爽征蜀之际，亦不乏正面直谏者：

“正始中，（钟毓）为散骑（侍郎）〔常侍〕。大将军曹爽盛夏兴军伐蜀，蜀拒守，军不得进。爽方欲增兵，毓与书曰：‘窃以为庙胜之策，不临矢石；王者之兵，有征无战。诚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纳原寇，不必纵吴汉于江关，骋韩信於井陉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盖自古之政。惟公侯详之！’爽无功而还。”（《三国志.钟毓传》）

这位正面给曹爽泼冷水的钟毓，是钟繇的长子、也即钟会的兄长。此后不久，他便以“失爽意，徙侍中，出为魏郡太守”。

曹爽的打击异己行为，并不限于司马懿的并州—河东—河内集团，而是在魏国中央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对于许多遭到曹爽贬斥的名士、俊秀，司马懿都展开了或明或暗的笼络：

“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傅）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傅嘏受到何晏挟嫌报复免官之后，“太傅司马宣王（司马懿）请（傅嘏）为从事中郎。”

“明帝临崩之时，以曹爽为大将军，宜得良佐，於床下受遗诏，拜（孙）礼大将军长史，加散骑常侍。礼亮直不挠，爽弗便也，以为扬州刺史、、、徵拜少府，出为荆州刺史，迁冀州牧。”后来孙礼在平原与清河争界的裁断中顶撞曹爽，“爽见礼奏，大怒。劾礼怨望，结刑五岁。在家期年，众人多以为言，除城门校尉、、乃以礼为并州刺史、、往见太傅司马宣王，有忿色而无言、、礼曰：‘、、、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

孙礼以“礼亮直不挠，爽弗便也”从而多次受到曹爽的打压，每逢这个时候，司马懿都对他进行笼络安抚。使得这位由魏明帝亲自任命给曹爽的长史，逐渐加入司马懿镇营，与司马懿一起“忍不可忍”之事。孙礼在就任曹爽的僚属之前，已经历任阳平太守、尚书，有着相当的仕宦经历，所以也有了对曹爽“亮直不挠”的底气。曹爽在赶走这类僚属之后，他的大将军府中之剩下两类人，要么是事事都迎合他的亲信，要么是刚刚步入仕途不久的年轻士人：

裴秀，河东闻喜人，裴潜之子，“度辽将军毌丘俭尝荐秀于大将军曹爽‘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爽乃辟（裴秀）为掾，袭父爵清阳亭侯，迁黄门侍郎。”（《晋书.裴秀传》）

王浑，“字玄冲，太原晋阳人也。父昶，魏司空。浑沈雅有器量。袭父爵京陵侯，辟大将军曹爽掾。”（《晋书.裴秀传》）

王沈，“沈少孤，养于从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继母寡嫂以孝义称。好书，善属文。大将军曹爽辟为掾，累迁中书门下侍郎。”（《晋书.裴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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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都是并州—河东士人中骨干人物的子弟，从引文来看曹爽辟他们为掾的时间，都是这些士人刚进入仕途之际，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时曹爽似乎是自认为司马懿故去之后，朝政终将集于自己一身，所以对并州—河东乃至司马懿亲族集团中的第二代人物展开了辟命拉拢。关于这些年轻士人们被征辟时的心态，有两个人的对话足以显示其一斑：

“（羊祜）与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劝就征，祜曰：‘委质事人，复何容易。’及爽败，沈以故吏免，因谓祜曰：‘常识卿前语。’”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王沈是在初涉世事不深的情况下受到辟命，带着对仕途的憧憬欣然就征为曹爽的大将军掾属，曹爽事败后受到连带免官才追悔莫及。

在这里，与王沈“俱被曹爽辟”的羊祜，为“泰山南城人”、“（晋）景献皇后同产弟”，也就是后来被追为晋景帝的司马师之妻弟。由于羊祜十二岁丧父，足以使得加深他对姻亲一族司马氏的依靠，因而算得上是司马氏集团中第二辈的子侄系人物，由于司马懿与王昶的密切关系，所以羊祜与王昶之侄王沈相善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连羊祜都受到曹爽的辟命，足以表明曹爽的拉拢策略已经在并州—河东以及司马懿之亲党集团内全面展开，在无法搬动以司马懿为首的第一代并州—河东—河内士人首领的情况下，曹爽选择了从他们的第二代子侄辈入手，以辟命的方式建立对未来并州—河东—河内士族的领导权，是十分高明的策略。而不管朝中内外的支持者有多少，如果以时间为筹码，面对年轻的曹爽，已经渐达到七十岁的司马懿，几乎注定是失败者。为了改变着个游戏规则，也为了继续保持司马家作为并州—河东—河内集团领导者的地位，司马懿最终选择了以退为进、再放手一搏。

“（正始）八年夏四月，夫人张氏薨。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司马懿）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晋书.宣帝纪》）

“（正始）九年春二月，卫将军中书令孙资，癸巳，骠骑将军中书监刘放，三月甲午，司徒卫臻，各逊位，以侯就第，位特进。”（《三国志.魏书.少帝纪》）

裴注引《资别传》：“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资叹曰‘吾累世蒙宠，加以豫闻属讬，今纵不能匡弼时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禄邪？’遂固称疾。”

作为领导者的司马懿全面退出政务，身为协助者的刘放、孙资也只好全面撤退，以他们的影响力，已无法在中央独力阻挡曹爽的锋芒。另一方面，孙刘二人如果继续共掌机密，只会让曹爽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戒和对抗心，反而不利于司马懿行事。

—司马门之变

司马门，即汉时皇宫的外门。裴駰《史记集解》：“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

魏正嘉平元年（公元249）正月甲午日，曹爽一族护卫齐王芳前去祭拜，这正好是魏明帝去世的第十年。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司马懿父子已经做了长期的准备：

“宣帝（司马懿）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司马师）潜画，文帝（司马昭）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司马师）寝如常，而文帝（司马昭）不能安席。”

曹爽一行出城后的当天早晨，司马懿父子会兵于司马门外，当时他们直接控制的兵力包括：

——“及齐王即帝位，（司马懿）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在司马懿的太傅府中，与曹爽的大将军府一样，有府兵三千人。

——“时景帝（司马师）为中护军，将兵屯司马门。”（《晋书.景帝纪》）。在司马门下，本来就有司马师的护军营兵若干。

——“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晋书.景帝纪》）。长年以来司马师在洛阳内外，阴蓄了三千死士。

以上总兵力超过了六千人。

另外，与司马懿父子一同出阵的自然少不了司马懿的兄弟司马孚，好友太尉蒋济，随后司马懿与“太尉臣济、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

“正始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晋书.宣帝纪》

“奏使郭太后出居别宫、、皆（丁）谧之计。司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裴注引《魏略》）

永宁宫的郭太后，在明帝病重时才被立为皇后，齐王芳继位后被尊为皇太后，最初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之际，“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於太后而后施行。”但是曹爽采纳丁谧之计将郭太后迁居到永宁宫，加强了对朝政的专擅，这也是导致司马懿旁落的原因之一。相应的郭太后对曹爽集团也决不会抱有好感，所以司马懿聚兵于司马门之后，率先向郭太后请示讨伐曹爽的诏令，几乎有十足的把握得到许可。郭太后在与司马懿、蒋济、司马孚等人商议后，一面令司马懿三人“如奏施行”，另一面作出了两个任命：

“于是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羲营。”

在高柔前去占据曹爽军营时，司马懿对他言道：“君为周勃矣。”高柔作为中立派的人物，在这种事发突表的情况下，突然受到任命，一时间未必能明定双方的是非，或许是出于这个缘故，司马懿才以西汉时的周勃没收吕氏之兵的典故作为正面例子，向高柔强调占据曹爽府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曹爽府中虽然只有三千配兵，但却集中了曹爽一系的主要亲信，若以蒋济、司马孚等司马集团中的亲信人物前去收兵，未必能让曹爽府兵心服，反而还会使得司马懿的这些亲信置身险地，所以以中立的重臣高柔前去曹爽府，既有利于让曹爽的府兵信服，另一方面，高柔就算收服府兵不成，他的死活也无关司马氏集团痛痒。在此情况下，“君为周勃矣”也是司马懿为高柔在打气，让他涌起化身为当代周勃的豪情而忽视此行的风险。

然而，曹爽府中的将领看到司马氏准备充分、全力而发的势头，本身已经产生了动摇： “初，宣王勒兵从阙下趋武库，当爽门，人逼车住。爽妻刘怖，出至厅事，谓帐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忧。’乃上门楼，引弩注箭欲发。将孙谦在后牵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过去。”（裴注引《世语》）。曹爽的夫人既没有主见，府中的帐下督门也首鼠两端，连直接取司马懿性命的机会都错过了，等到司马懿进一步掌握主动，派遣高柔前来收兵时，也只有束手服从而已。

和中立系的大臣高柔相比，郭太后派去“行中领军，摄羲营”统领全部禁军的王观，则既是司马懿部下的故吏出身，又与曹爽有着宿怨：

“王观字伟台，东郡廪丘人也、、太尉司马宣王（司马懿）请观为从事中郎，迁为尚书，出为河南尹，徙少府。”

“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及诸私用之物，（王）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观守法，乃徙为太仆。”（以上皆出自《三国志.王观传》）

既有中护军司马师的领兵协助在前，又有郭太后的诏令在后，加之王观以身为九卿的身份统军，足以使得因为曹爽兄弟全部出城而群龙无首的京城禁军，再一次被纳入到司马氏集团的掌握之中。

司马懿与蒋济一行掌握了京城的兵权之后，屯兵于洛水北岸的浮桥附近。曹爽一行前往的高平陵，位于洛阳南方洛水以南九十里。

司马懿向曹爽发起的正面攻击，只是一封直呈给曹爽身边皇帝的奏折，此奏先是数落了曹爽兄弟诸多罪行，但只要求：“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这封奏折名为呈给皇帝，但必然会由曹爽先查阅，所以司马懿在其中故意提示对曹爽的惩罚，只是像先前的曹肇、夏侯献、秦朗一样，免官“以侯就第”。

“以侯就第”的许诺，让恐慌过后的曹爽兄弟已经失去了决死一战的勇气，除了身边的智囊桓范提醒曹氏兄弟：“当今日，卿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外，曹爽身边其它人却是应者寥寥。在皇帝身边，有“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说爽，使早自归罪。”不管陈泰等人事前是否有参与司马懿，但此时他们已起到了内应的作用。在内部意见无法统一的情况下，曹爽更加失去战意，于是“遣（许）允、（陈）泰诣宣王，归罪请死”。

相应的，司马懿“使许允、陈泰解语爽”让曹爽放宽心，而蒋济又写信给曹爽，阐明司马懿保证其活命的宗旨，蒋济也连带以自己的人格作了保证：“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爽信之，罢兵。”

然则曹爽兄弟罢兵回府后，司马懿“於是收（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皆伏诛，夷三族。”曹氏亲族中最后的活跃者，及其仅有的一群沛国宿老和中坚士族全部被清除干净，至此司马氏集团已成为魏国真正的主宰者。

另外，司马懿也将事后的重惩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内，被曹爽辟为大将军掾的并州、河东士族子弟虽然多随例免官，但不久马上又得到任用，仕途几乎未受打击：

裴秀，“爽诛，以故吏免。顷之，为廷尉正”。

王沈，“及爽诛，以故吏免。后起为治书侍御史，转秘书监。”

王济，“爽诛，随例免。起为怀令，参文帝（司马昭）安东军事，累迁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在外部，司马懿征召夏侯玄还京，不过对于这个一直保持着来往的“通家子”，司马懿没有舍下情面下毒手，只是将夏侯玄转为大鸿胪。在关中，并州党的郭淮正式被提拔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而右将军领征蜀护军夏侯霸，“闻曹爽被诛而（夏侯）玄又徵，以为祸必转相及，心既内恐；又霸先与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

第八章：日落前的对决

—当今无双推王淩

嘉平元年正月曹爽诛灭，三个月之后，司马懿集团的重要功臣、太尉蒋济病死，据说蒋济的死因是：“初，济随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蒋）济书与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诛灭。济病其言之失信，发病卒。”因为司马懿的狠辣使得自己言而无信，所以蒋济羞愧而死，但是蒋济对司马懿的狠辣已是早有所知，而且失言的并不止这一回，足以称他是司马懿集团中难得的老实人：

“广（王淩之子王广）字公渊。弟飞枭、金虎，并才武过人。太傅（司马懿）尝从容问蒋济，济曰：‘（王）淩文武俱赡，当今无双。广等志力，有美于父耳。’退而悔之，告所亲曰：‘吾此言，灭人门宗矣。”（裴注引《魏氏春秋》）

蒋济为扬州出身的楚国平阿人，王淩坐镇扬州二十多年，故两人有所相知也不足为怪，这里老实人蒋济对王淩父子赞不绝后，自然也是因为他们交情非浅，但这些赞语听在“猜忌多权变”的司马懿心里，则又是一番滋味了。

蒋济去世之后，作为并州—河东集团重要人物的王淩由司空依次递升为太尉。身位三公之首太尉，担任一方军事重镇二十多年，三个儿子又并皆“才武过人”，这与司马懿当年以太尉都督雍凉诸军事时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而且王淩对并州、河东士族集团的影响力，完全不在司马懿之下，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刚刚重掌中央政权的司马懿：

王淩外甥令狐愚，“以才能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

王淩妹夫郭淮，以“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郭淮之弟郭配，又与两家年轻的河东士人结为姻亲：“裴秀、贾充皆（郭）配女婿。

从小“兄事王淩”的王昶，在在世的并州党中资历仅次于王淩，已经是“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

作为李胜的代替者，新任荆州刺史王基，为王淩在青州时的别驾，一直被王淩视为亲信：“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书劾州、、凌犹不遣。凌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

虽然同为并州—河东—河内集团，但相比以威信加友谊产生影响力的司马懿，王淩对并州—河东士人影响力则以姻亲加上同乡友谊的形式来体现，比司马懿来得更为亲密，而且王淩虽位望不及司马懿，但是其资历比司马懿更老，在并州—河内—河东集团中，他是与当年的司马朗、贾逵同辈相友的元老级人物。所以在蒋济对王淩家族做出一番惊人的评价之后，司马懿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长年以来的战友兼兄辈：在曹氏集团中的有力亲党全被翦灭的情况下，王淩家族是可以唯一撼动司马家掌权基础的士族，无论现时实力、影响力、威信、以及未来人才潜力，全部一一具备。

王淩与司马懿的陌路，始于他的外甥令狐愚：“正始中，为曹爽长史，后出为兗州刺史。”司马懿大诛曹爽等八家，足以使得身为曹爽故吏、又在外统兵的令狐愚有所不安。所以“（王）淩、（令狐）愚密协计，谓齐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

这个计划的合理性在于，当时司马懿只控制了京城洛阳地区军权。若王淩是废立计划的主导者，则可以启动扬州（王淩部）、兖州（令狐愚部）、荆豫（王昶部）、关中（郭淮部）之兵，几乎足以将洛阳全面包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事实上，此次计划的直接主导者似乎是令狐愚：“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将张式至白马，与彪相问往来。”“其十一月，愚复遣式诣彪。”而王淩的表现只是“遣舍人劳精诣洛阳，语子（王）广。（王）广言：‘废立大事，勿为祸先。’”而且就王淩咨询王广之事，后事还存有疑问：

《汉晋春秋》：“淩、愚谋，以帝幼制於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之，以兴曹氏。凌使人告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从。”

—旧友终焉

“（嘉平）三年春，吴贼塞涂水。淩欲因此发，大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三国志.王淩传》）

关于嘉平三年（公元251）吴军“塞涂水”的动向，在《三国志.孙权传》中有详述：（赤乌）十三年（公年250）十一月，“（孙权）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胡三省：“涂水即堂邑涂塘。”“堂邑县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广陵郡，魏吴在两界之间为弃地。淹北道以绝魏兵之窥建业，吴主老矣，良将多死，为自保之规摹而已。”赵一清《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合县春秋时楚之棠邑，三国时为吴魏分界处，有瓦梁垒在县西五十五里，亦曰瓦梁堰即涂塘也，堰上有瓦梁城即孙权屯兵处。”

案之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堂邑以及涂塘位于长江北岸，皆在吴都建业的正北方向不远，与魏国的扬州、徐州交界处相近。吴国以十万之兵聚于此地筑堰，一旦成功将对魏国今后的平吴方略产生直接阻碍，但是王淩“表求讨贼；诏报不听。”

王淩请求出兵的时间，在《三国志》中为“三年春”，在《晋书.宣帝纪》中则明确提及：“三年春正月，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请发兵以讨之。”此时在魏吴西线交界的荆州地区，还有一场战役：

“（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十二月，魏大将王昶围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三国志.孙权传》）

“（嘉平）三年公元（251）春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攻吴，破之，降者数千口。“（《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

由以上两条来看，这场荆州战役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250年12月到251年1月之间，与王淩“表求讨贼“的时间一致，司马懿“诏报不听”，极有可能是害怕荆州的王昶、王基与扬州的王淩共同起兵指向洛阳。在此之前，他大概已对令狐愚的废立计划有所察知，从而产生了对王淩的警惕：

就令狐愚的病逝时间，有“其（嘉平）元年十一月，愚复遣（张）式诣彪，未还，会愚病死。”可见是在嘉平元年十一月之后不久。此外，《魏略》又有：“（山阳单固）与兼治中从事杨康并为愚腹心。后愚与王凌通谋，（杨）康、（单）固皆知其计。会愚病，（杨）康应司徒召诣洛阳，（单）固亦以疾解禄。（杨）康在京师露其事。”兖州治中从事杨康是在令狐愚病重期间（嘉平元年十一月之前前往洛阳，他在京师发露其事的时间，应该也距此不久，且在令狐愚病死之后、嘉平三年王淩事发之前，几乎可以判定是在嘉平二年之际。从杨康揭露令狐愚的废立计划起，司马懿自然就对王淩产生了猜忌之心。

作为王淩来说，在十万吴军列于州境之际，他欲“因此而发”举兵杀奔洛阳，显然是有悖常理的，《晋书》中“王淩诈言吴人塞涂水”极有可能是借对王淩的污蔑来掩示司马懿过分的猜忌，并给司马懿随后的举动制造正当理由。而且王淩随后的举动直接给司马懿提供了讨伐他的借口：

“淩阴谋滋甚，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兗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太傅司马宣王。”

王淩前年曾参与过令狐愚的密议，一直以来大概已经有所不安，此番出于正当原因“表求讨贼”，司马懿又予以拒绝，足以进一步让王淩自疑。在司马懿以静制动的策略下，王淩惶惶不安，在焦灼的情绪干扰下再次将已经搁置数年的废立提议拾起。不过他也是老来昏愦，最先寻找的合作对象竟是兖州刺史黄华。

司马懿消灭曹爽之后，任命的兖州刺史，定然是自己信得过的人物，而且若令狐愚的计划先以发觉，他不可能不加强在兖州的提防。这位黄华的履历大致为：“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苏则讨进，斩之。华降。华后为兖州刺史。”（《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华作为叛党出身，在被饶恕后，为官自然会比一般士人更加倍的小心谨慎，而且他也非并州—河东士族出身，而是偏远的凉州酒泉人，身处于中原地区为官，自是不容易交朋结党。王淩找他合作，等于是自动踏进了司马懿已经设好的罗网。

尽管已经有王淩的把柄在手，但是司马懿仍然没有急于发作，“四月甲申，以征南将军王昶为征南大将军。壬辰，大赦。”王昶在正月大破吴军，直到三个月后才进封征南大将军，“封京陵侯”，可能这三个月是司马懿对他的观察期，在初步判断王昶没有与王淩共同行动的迹象后，司马懿才授给他应得的嘉奖，同时又颁行大赦，以收拢人心，进一步让王淩孤立。

尽管作了以上准备，司马懿对于王昶、郭淮等其它并州党的倒向仍没有十足的把握，随后只出动了京城的中军，“泛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在沿颍水快速突向扬州之际，司马懿又采取了与对付曹爽时类似的手段：“先下赦赦凌罪，又将尚书（王）广东，使为书喻凌”，以大军威压、借诏书劝降兼示活路、挟王广为人质，三招全都直指王淩的心肺。

另一方面，“淩计无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缚水次”（《晋书.宣帝纪》）。“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三国志.王淩传》）

“武丘”即“丘头”，案之谭氏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位于豫州汝南郡的北境、且在颍水之畔，不在王淩的扬州范围内。王淩离开扬州又穿过大半个汝南前去向司马懿请罪，足以表明自己无谋反之心的诚意。然则事已至此，司马懿的杀心已不可收回，但从他们随后的对话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两个人此前的交情之深厚：

“太傅使人解其缚。凌既蒙赦，加怙旧好，不复自疑，径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凌知见外，乃遥谓太傅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凌曰：“卿负我！”太傅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裴注引《魏略》）

“（王）淩既蒙赦，加怙旧好，不复自疑”、“（王）淩知见外”及“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都表明王淩此前与司马懿有着深厚的友谊。所以对于突袭王淩的行为，司马懿尽管心中或有得意，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对王淩的愧疚：“我宁负卿，不负国家”。

对于这位旧交，司马懿也没有当面凌辱或加以刑讯，而是“遣主簿解缚反服，见淩，慰劳之，还印绶、节钺，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表面上还待王淩以现任太尉之礼，但是“（王淩）试索棺钉，以观太傅意，太傅给之。”由此王淩知道自己已经死在难逃，最后在西行至项县时饮药自杀。

不久司马懿进据扬州的首府寿春，“乃穷治其事。（楚王）彪赐死，诸相连者悉夷三族。”但是这一次的诛连，在并州党内的范围也是有所控制的：

“（郭）淮妻，王凌之妹。凌诛，妹当从坐，御史往收。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叩头请淮表留妻，淮不从。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头流血请淮，淮不忍视，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数千骑，数日而还。淮以书白司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无其母，是无五子；无五子，亦无淮也。今辄追还，若於法未通，当受罪於主者，觐展在近。’书至，宣王亦宥之。”（《三国志.郭淮传》后裴注引《世语》）

对于并州党中的栋梁人物郭淮，司马懿也没有穷究到底，反正王淩之死已对所有的并州—河东士人起到了威慑作用。

不过生者有惧，死者无从，干宝《晋纪》：“（王）凌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凌呼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梦（王）凌、（贾）逵为疠，甚恶之，遂薨。”

司马懿给司马家与并州—河东党蒙上的这层阴霾，最终也把自己裹进了死亡的阴影里。

—三国统一的晨曦

在司马家后来的关键时刻，河东士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魏甘露五年五月，“高贵乡公之攻相（司马昭）府也，充率众距战于南阙。军将败，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谓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养汝，正拟今日，复何疑！’（成）济于是抽戈犯跸。”（《晋书.贾充传》）。贾充为平阳（河东）襄陵人，贾逵之子。贾充的胆敢命人公然弑君，绝非偶然，只有与司马氏“共兴衰”士族集团，才敢冒这种天下之大不违，为司马家的存亡梃而走险。

“邓艾、钟会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节监艾、会军事，行镇西军司，给兵千人。蜀既平，艾辄承制封拜、、、会遣瓘先收艾。会以瓘兵少，欲令艾杀瓘，因加艾罪、、平旦开门，瓘乘使者车，径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执、、、会逼瓘定议，经宿不眠，各横刀膝上、、、及暮，门闭，瓘作檄宣告诸军。诸军并已唱义，陵旦共攻会。会率左右距战，诸将击败之，唯帐下数百人随会绕殿而走，尽杀之。瓘于是部分诸将，群情肃然。”（《晋书.卫瓘传》）。灭蜀之后剿杀钟会、邓艾的监军卫瓘，为河东安邑人，魏国尚书卫觊之子。邓艾为司马懿亲自拔擢的名将、钟会是司马师、司马昭两代掌机密的亲信，而持节监督他们的卫瓘，足以堪称是司马家亲信中的亲信。

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十二月，司马炎受禅为晋武帝，改元泰始，同时大封外姓功臣：“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巨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

十一人中，石苞、陈骞为司马昭亲信，荀勖、荀顗为晋室姻亲，郑冲、王祥、何曾为魏国遗老，贾充、裴秀、王沈、卫瓘四位并州党占去了余下的四席。

晋武帝太康五年灭吴之役，“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平吴之后，杜预、王濬等名将至多封侯，唯有王昶之子安东将军王浑“增封八千户，进爵为公。”平吴之役，王濬功最高，终为“（王）浑父子及豪强所抑”。

贾充之女，即为晋惠帝皇后贾南风，郭淮的太原郭氏，则是贾皇后的母家，“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贾后从舅也。与贾充素相亲遇，充妻待彰若同生。历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封冠军县侯。及贾后专朝，彰豫参权势，物情归附，宾客盈门。世人称为‘贾郭’。”（《晋书.郭彰传》）

在魏末晋初的历史浪潮中，并州—河东士族集团由汉魏间一个不入流的士人集团，最终演变成为凌驾于其它士人之上的“豪强集团”，究其发展历程，在曹操篡汉前打压士族集团之际因为过于弱小而遭到忽视，在魏文、明两代与司马懿相伴、因军功崛起把持地方军权，在司马懿对曹氏亲党集团的第一次对决中充当了最重要的合作者，遂使得并州—河东士族集团成为曹魏中期以后实力最雄厚、又与司马氏渊源深厚的“共兴衰”士人集团。司马懿对其中异枝王凌一族的翦除，加强了并州—河东集团对摄政者司马父子的忠实度，而在后来魏晋嬗代的过程中，并州—河东士人集团继续凭借着两辈人积累的实力、以及与司马家主从关系的先发性，作为司马氏的重要亲信在弑魏、灭蜀、平吴等重大事件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成为西晋开国以后北方士族中的顶级阶层。从并州—河东士族与司马懿共同前进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可以略窥士族政治在三国时代天下分合中的真实作用。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

近来难得一见的三国考据文。

史实准确详尽，对于三国以来一些士人在大事件下的兴衰也有一个勾勒，某些事件的分析也颇为精当。不过个人觉得仅仅以地域出身来说明某些人属于某些集团，缺乏史料基础，缺乏对于当时风俗的一些叙述，难以让人信服。

一些婚姻关系可以将士族联系起来。政治集团的形成，需要核心的政治理念，共同的利益，与亲密的关系，而不是仅仅地域相近就可以了。说曹爽那些人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我信。其余的但是仅仅是出于同一个世族，甚至仅仅属于同一个郡，就说明他们为一集团，个人觉得不是太适合。毕竟世族大家把持权利，形成一个世族大家联合执政体制，以地域和种族划分。是九品中正形成，而国家统一之后的。前期虽然有一些苗头，但战乱多年，衣冠零落，可以“国中行终日，不见所识”，他们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同宗之人，各投其主的人很多。在大事件来临之时候，面临站队，而做出不同选择的人，也很多。比如说诸葛三兄弟。

总之不能简单的说，因为他属于并州，就是并州一党，而将所有并州出身的官员，就划到这个党里。这样解读历史，恐怕过于简单。而要从他们的出身，经历，选择，作为来推导出这个让人信服的结论。

“而要从他们的出身，经历，选择，作为来推导出这个让人信服的结论。”

————通篇讲的不都是这个么

“景怀夏侯皇后，讳徽，字媛容，沛国谯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将军。母曹氏，魏德阳乡主。”（《晋书.皇后传》），司马懿为长子司马懿娶的妻子，便是当世贵臣夏侯尚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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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