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朝、朝鲜王朝

公元1392年，以干支计算则为壬申之年，这是一个新王朝诞生的纪元。

阴历秋七月，新王朝的君主在开城寿昌宫内接受群臣的朝贺。为了表示谦逊，这位开国之君并没有坐在王座上，而只是庄重地站立在殿内、雄视着殿前丹墀上行礼跪拜的百司臣僚。臣子们的山呼舞蹈声，宣告了朝鲜王朝的建立、高丽王朝结束——朝鲜王朝，亦即我们所俗称的李朝。这位王朝开创者在历史上被称为朝鲜太祖，名字叫做李成桂。

李成桂开创的李朝持续500年之久。作为韩国历史上最举足轻重的朝代，李朝年间曾出现韩国历史文化的“黄金时代”，传统的儒学价值观于斯形成，对当代韩国文化影响至为深远。岁月流驶，500年后的朝鲜半岛，李朝的踪迹仍处处可见、愈久弥坚。

开国前夜

关于李成桂，朝鲜历史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太祖大王李成桂，出身于朝鲜半岛东北面的武门望族，但他的本贯并不是出生地和宁府，而是南部全罗北道的全州。

李成桂家族的系谱，可以一直上溯到新罗王朝时代。其家族的始祖李翰，出仕新罗王朝位居司空，进而迎娶新罗太宗十世孙金殷义之女，确立了李氏在全州的望族地位。此后又传了十余代，到了穆祖王（追封）李安社时、大概就是中国南宋末年的时候，这位风流的老祖宗因为与当地官员争夺官妓的风波而弄得在当地无法容身，于是就居家迁徙到东北面。这一支全州李氏从此扎根于此地，其间族人出仕于元朝或者高丽，历代出任武官者不乏其人。①

将门之子李成桂，就是于高丽忠肃王四年（1336）十月十一日降生于这个武将家庭。然而，李成桂却并未沾染一身粗莽武夫的习气。全州与他出生的第二故乡、东北面和宁一样，建有供奉李成桂御容的庆基殿。今日，我们还能在那里看见李成桂的御真画像。在画像中，李成桂是一位头戴乌纱折角冲天巾、身穿盘龙圆领袍的老者形象，他具备了世人所谓的帝王之相：方脸大耳、肤色微白，丹唇之下是一把花白的美髯，其中刻画得最为传神的是他那不怒而威的双眼，像雄鹰的眼睛一样凝视着远方。画中的李成桂威武有余而又不失温文尔雅的儒将风范。

年少时的李成桂堪称风华绝代。据说，李成桂因为容貌出众而在乡里之间成名。那时候，当地往来贸易的人们都十分羡慕李成桂那副神俊如鹰的相貌，甚至有人把与李成桂相貌的相似程度列为评判猎鹰品质优劣的标准。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史籍上关于李成桂高强武艺的记载也越来越多。

有一天，李成桂的庶母金氏夫人怂恿他用弓箭射鸟以为取乐。言者无心，李成桂却执起弓，略为瞄准就向墙头方向射出了箭矢。结果，这一箭一连射中五只雀鸟，将纯粹为了看乐子的金氏惊得目瞪口呆。她对若无其事的李成桂千叮万嘱：“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事儿！”时逢乱世，任何异常的兆头都可能招致杀身灭族的危险，这次偶然的事件就此不了了之。

史书上更载有更为惊心动魄的场面：一只猛虎向骑马狩猎的李成桂扑来，情急之下，李成桂挥起拳头猛击老虎，然后策马前奔、回身一箭将老虎射死。旁观的人们不禁为李成桂啧啧称奇，恭维他为再世的李广。

时值兵荒马乱、武人出头的时世，李成桂遂以一身彪悍的武艺，投身到建功立业的时代洪流当中。

恭愍王时代是高丽王朝的多事之秋，高丽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困扰下渐渐衰亡。恭愍王十年（1361）的九月，高丽的秃鲁江万户朴仪举兵反叛，前往讨伐的官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同年冬天，中国大陆的红巾军侵入开城，恭愍王出逃。又过了一年，元朝辽阳行省丞相纳哈出入侵高丽。高丽的官军在内外强敌面前不堪一击，在朝中无将的情况下，李成桂数次挂帅出征，迅速平定战乱。其中，纳哈出更被李成桂打得灰头土脑，狼狈败归辽东，事后不无感慨地表示“李万户用兵如神，真天才也”。

李成桂不知不觉成为高丽的武门栋梁，他在早期生涯活跃于平叛、抗元、抗倭、抵御入侵红巾军等战场。他仿佛是命运的宠儿，其政治地位平步青云，速度之快也令人目眩。其中天数与人事的种种巧合，往往十分耐人寻味。后来，史传中有一段话高度概括了李成桂早年的武功：“阡红贼而收两京，走纳氏而威沙漠，败倭寇而保西海”。②

在李成桂转战各地之际，岁月忽焉已过，时代进入了兵凶战危的高丽王朝末年。

风云威化岛

威化岛，是中国与朝鲜的界河鸭绿江的一个江心小岛。李氏朝鲜王朝500年的历史，就是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岛上启幕的。

公元1388年，高丽禑王发动十万大军攻击明朝的辽东，李成桂身为高丽的先锋大将右军都统使率军驻屯威化岛。此时的中国大陆，正值元明易代的时期，明朝已于20年前攻陷元朝大都（今北京）而一统天下，蒙古元朝的残余势力则退守大漠，与南面的明朝相互对峙。高丽王国曾是元朝关系最为密切的藩国，至此也无可避免地卷入元、明斗争的漩涡中。

高丽国王作为元朝的附庸，自先代以来即迎娶蒙古元朝皇室的公主作为王妃。长期联姻的结果，高丽王室不仅代代流淌着蒙古的血液，在文化、政治等方面也明显向蒙古倾斜。虽然难免阳奉阴违、叛服无常的举动，但是高丽历代均以亲附元朝为基本国策。在明朝崛起之后，恭愍王却抛弃了这一既定方针，破天荒地向明朝投怀送抱。近百年的血缘纽带，并非一朝一夕可以破弃，此后高丽朝廷中，亲元势力与亲明势力势成水火，亲明的恭愍王也最终在两派的对抗中被弑。恭愍王死后，其子辛禑（王禑）继位，亲元派势力日炽。其后，高丽向明朝讨还在元朝时代被占据的领土铁岭卫，遭到朱元璋的严词拒绝。禑王恼羞成怒，愤而停用明朝年号、恢复胡服，再度回归到亲元的立场上。

禑王未能审时度势，决策一味意气用事。此番征伐辽东，即是因应联合北元敌对明朝的战略需要而产生。此时，高丽朝廷则实际掌握在权臣崔莹手中。崔莹是武将出身，曾经参与从元军手中收复济州岛的战争。李成桂也因为彪炳的军功而跃居决策层巨头之一。

作为军界元老，李成桂当然对高丽的军力心知肚明。当时出征辽东的所谓十万大军，实质上不过是临时拼凑的杂牌部队。军士来源异常复杂，街上的行人、甚至是庙里和尚都被强征入伍。如此素质参差的军队，也不过仅仅三到四万、号称十万，其战斗力之强弱可想而知。

禑王与崔莹竟然希望以这支部队战胜新近崛起的明朝，李成桂不禁对这种螳臂当车的行为深感诧异。在征途上，李成桂屡屡谏阻禑王：

“以小逆大，此为一不可！”
“夏季发兵，此为二不可！”
“倭乱频繁，举国远征，此为三不可！”
“暑雨时节，疫病丛生，此为四不可！”

所言字字铿锵，然而禑王无意采纳。李成桂无奈地与左军都统使曹敏修率领大军驻屯在鸭绿江中的威化岛，战争已成一触即发之势。而此时的禑王与崔莹，则流连于沿途的山水秀色，迟迟不肯行进。军心至此已经瓦解，威化岛上的士卒怨声载道。

历史掀起的波涛，已经将李成桂送上浪尖。这场毫无胜利希望的危险战争，反而为李成桂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在威化岛上，李成桂振臂一呼，面对挣扎在死亡线上士兵们宣布：“杀回开京、诛杀国王身边的奸臣，我们才有活路！”士兵们群起响应，三军的呼声震动着鸭绿江的江流。

李成桂顺应出征将士的诉求，突然从前线回师，他如探囊取物一般收取沿途上的诸郡县。而相对的，禑王与崔莹统率的禁卫军则节节败退，最后只剩下数十人退入开京（今开城）、坐以待毙。

摧毁旧权威只是时间问题。李成桂并不急于追歼禑王，而是悠哉游哉地在大道上巡游，沿途受到军容感染的各色人士不断加入兵变部队的行列。当部队来到开京城下，交战双方的实力已成云泥之别。当日开京并未爆发激战，李成桂的军士高举旗帜进入城池。据记载，部队行进扬起的尘埃遮天蔽日，开京的人民更是夹道欢迎。一番表演之后，军队才包围了禑王与崔莹据守的王宫，宫内只剩下侍从数人而已。禑王眼看大势已去，与崔莹执手泣别，其后君臣二人被双双生擒。战事以令人意外的速度结束。③

事变的结局，禑王被流放，崔莹判处斩首。李成桂自此登上权力的巅峰，“木子得国”的籤言眼看要成为现实。这时，离李朝的开创尚有四年的时间。

善竹桥悲歌

李成桂自威化岛事件之后，在朝廷的权势陡然坐大。之后的李成桂连续废黜了两代（禑王及其子昌王）国君，扶植起傀儡恭让王，一手把持朝政。到了高丽末代国王恭让王一代，李成桂的头衔已经变成“都摠中外诸军事”，俨然已成高丽王国的国政代理人。

李成桂目无王室、飞扬跋扈的诸多不忠行径，早已为传统的儒家道德所不容。以大儒郑梦周为中心的一群儒士，依然坚持效忠于风中残烛一般的高丽王室，他们在李成桂巨大的压力之下暗中积蓄着力量。

郑梦周是韩国历史上的著名儒学大师，被誉为韩国的性理学之祖。学问上的造诣毋庸置疑，郑梦周的经世才能也可圈可点。正因为渊博的学问与高尚的人格，郑梦周被高丽王室倚为栋梁。恭让王为自身安全计，与郑梦周密谋铲除李成桂一党的计划。郑梦周从事着极其危险的事业，身边的好友莫不为之捏汗。郑梦周并非不知高丽王朝气数将近，然而儒士无可救药的忠义，最终使他从容不迫地走上不归之路。

郑梦周的气节受到敌我双方的尊重，连李成桂也深深为他的人格所折服。为了将郑梦周这位旷世名士笼络到旗下，李成桂可谓费煞苦心。恭让王四年（1391）三月，李成桂狩猎堕马的消息传出，朝野不满李成桂的大小势力纷纷闻风而动，李成桂的党羽赵浚、郑道传、南訚、尹绍宗、南在、赵璞等人先后被恭让王放逐，李成桂的庞大势力仿佛将在瞬间土崩瓦解。期间，李成桂对政治上的风波不闻不问，一直卧病在宅邸中。李成桂的势力不可能被轻易推翻，为了探明虚实，郑梦周深入龙潭虎穴，孤身一人前往李成桂的府第。在李成桂府上，郑梦周看到的不是病入膏盲的李成桂，却反而受到李氏的威逼劝降。大概早就预料到这一天，郑梦周泰然自若地决定舍生取义，以一首歌谣表明心迹：

此身死了死了，
一百番更死了。
白骨为尘土，
魂魄有也无。
向主一片丹心，
宁有改理也欤！

郑梦周步出李府，与侍从乘马悠然上路，行至善竹桥一带突然被李氏的家丁追上，郑梦周主从数人死于乱刀之下，鲜血溅满了不足十米长的善竹桥。④

郑梦周谋杀事件由李成桂的第五子李芳远一手策划。因为屠杀了当世名儒，李芳远的恶名远播。但是如此一来，阻碍李成桂即位称王的最后一道障碍终于消失，无所依靠的恭让王惊恐万状，他哀求李成桂网开一面，同时表示愿意立下君臣盟誓、誓言永不反抗李成桂。事情发展至此，恭让王的摇尾乞怜纯属徒劳，失去最后制约的群臣加快了劝进的步伐，他们从恭愍王妃处夺取传国玉玺，一方面派兵抓捕恭让王，一方面组织浩浩荡荡的劝进队伍前往李成桂的府第。

劝进的群臣、军民环绕着李成桂的居所，山呼舞蹈的声音直上云霄，按照传统的繁文缛节，李成桂须闭门不出以表谦逊。此后，人们干脆登堂入室、直接将传国宝玺供奉在内院，虽然权力象征已经近在咫尺，然而碍于礼法，这也还没到李成桂作出任何明确表示的时候。这时，朝臣的代表裴克廉上表进言盛赞新君的宅心仁厚，将改朝换代的天命理论详细论述一番，至此，君子风度已经淋漓尽致，矫情的表演已属多余，李成桂这才接受了传国之宝，表示为了国家苍生将勉从所请。⑤

从劝进到即位，戏码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李朝这部漫长的时代剧，现在才刚刚开始。

朝鲜?王京汉城

开国创业，新朝廷大封功臣，开国元勋们沉浸在无比喜悦当中。然而通过篡位得国的李成桂，此时却深陷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困扰之中。

李成桂即位之后，急欲通过对明外交树在国内立新政权的正统名分。为达到目的，朝鲜必先试图打破与明朝的隔阂，重新回归到东亚传统的封贡政治体系。于是，来往两国的使臣队伍络绎不绝。1392年，刚刚坐上王位的李成桂连连派遣使臣，就以“权知高丽国事”的临时头衔，频频向明朝廷示好，上表中不忘表明自己在辽东征伐中悬崖勒马的立场，陈述前朝昏君佞臣紊乱国政的情形，强调自己“迫于众情”、“未获逃避”，请求明朝皇帝酌情宣旨、以定民志。

虽然使团态度极为恭顺，洪武帝朱元璋却报之以不温不火的态度，他冷冷地对使臣表示：“尔（高丽）恭愍王死，称其有子，请立之。后来又说不是，以王瑶（恭让王）为王孙正派，请立之。今又去了。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做王。我不问，教他自做。”

朱元璋的白话，作为外交辞令被礼部的儒臣稍微润色，即成使臣带返本国的圣旨：“高丽前者差人来奏本国情由，今览来辞，不过前日之事。 然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易。 高丽限山隔海，天造东夷，非我中国所治。尔礼部回文书，声敎自由，果能顺天意合人心，以妥东夷之民，不生边衅, 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 文书到日, 国更何号, 星驰来报。”

李成桂迅速召集百官议论国号，选定两个呈供朱元璋御览：朝鲜——本国最古老的国号；和宁——李氏先祖的出镇之地。使团刚刚从明朝回国，另一位使者又出发远赴明朝，在南京，使团呈上用辞谦卑的表章，表示国号事关重大，李成桂不敢擅作主张，一国君臣恭候皇帝睿裁，云云。

——朝鲜，居东表日出之地，故名朝鲜。

朱元璋顺手选了个眼熟的“朝鲜”作了回复，至于那个不知所云的“和宁”，他大概也懒得仔细斟酌吧。⑥

朝鲜的国号至此算是笃定，高丽的国号正式废除。李成桂犹如放下心头大石，大赦国内并褒奖使臣，只是由于朱元璋心中对李成桂的成见已深，“朝鲜国王”的名号一直没有予以册封。第一位朝鲜国王的产生，是在朱元璋之后的建文帝时代，李成桂的儿子太宗李芳远获赐金印、诰命、冕服，这才结束了“权知朝鲜国事”统治朝鲜的时代。此是后话。

不过，遣明使团尚有一个原则性问题未能解决，那就是李氏王室的出身问题。在高丽与朝鲜更替的过程中，不满李成桂的人士进入中国，声称李成桂是当年高丽朝廷亲元巨头李仁任的后嗣。此话以讹传讹，明朝廷信以为真，将这个来历不明的信息录入各种官方编撰物中。此后约莫200年间，朝鲜朝廷不厌其烦地派出使臣向明帝“辩诬”，直到明朝万历朝、朝鲜的宣祖时代，这一错误记载才得以更正。

言归正传。除了外交方面的重重波折，新朝廷还必须妥善处理高丽时代遗下的各种障碍。自高丽时代以来一直盘根错节的开城权门，成为新政权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如何摆脱前朝的阴影，是构筑李氏王朝千秋基业的关键所在。

迁都事关重大，其触及的利益集团又举足轻重，李成桂作为一国之君，也无法明言这个愿望。迁都之事势在必行，作为一项政治举措，却通过宗教的角度曲折地进行。李成桂三番四次对外界暗示：松都（开城）王气已尽，现在是时候另觅新都了。

群臣再也没有籍辞反对迁都了。风水师与官吏们四出勘探地势风水，到处寻觅未来都城的合适地址，可惜朝鲜半岛地形狭小，风水上佳的地点不外寥寥数处。位于南部的鸡笼山稍稍差强人意，然而李成桂经过亲自视察之后，还是决定中止鸡笼山的营建工程——此地山形狭隘、地势卑下，作为王都实在有点勉强。

此外，除却原有的松都开城，汉江流域中心地带的汉阳算是不二之选。朝鲜半岛第一大河汉江流经此处，其北岸是地势平坦的平原，放眼远眺，平原之后是高耸的群山。山势从两旁延伸至平原之上，正好应了“左青龙、右白虎”的城池风水布局。由于这块风水宝地背山面水，早在高丽时代就作为陪都“南京”、建有高丽王室的行宫，是朝鲜半岛上难得的一处形胜之地。

1394年，李成桂下令以汉阳为都城地址，营建工作因之全面展开。两年之后，汉城的宗庙、社稷一一落成，至此，朝鲜朝廷才正式移入新都——汉城府。其间，一个传说相当传神地刻画了当年围绕新都争论的激烈情形——李成桂的挚友、高僧无学大师曾对汉阳的城池布局提出意见：“汉江以北有仁王山作镇，白岳山为龙、南山作虎，都城以东向为宜。”首席谋臣郑道传则以儒家立场反对怪力乱神之说：“从来王者之城都是南向，而没有东向的。”二人互不相让，场面剑拔弩张。最后，无学挖苦郑道传：“前朝的义湘大师曾说过，听从和尚的建议定都可以延长国祚，听从郑姓者将有不测之祸。如果按郑道传的意见，国家不出五世必出篡夺之祸，二百年内即有板荡之灾。”⑦

故事的真实性无从稽考。事实上，自此以后大约600年的岁月，汉城（首尔）成为朝鲜半岛的首善之地，而朝鲜王朝许多动人心魄的历史事件，确实是以汉城为舞台上演的。

咸兴之路

韩国语中有一个四字俗语“咸兴差使”，形容难以完成的危险任务。实际上，这句俗语的语源即是李成桂、李芳远父子的故事。寥寥四字，便将父子俩的恩怨情仇概括无遗。

李成桂是李朝的开国之君，而李芳远在幕后的功绩也不能不提。在威化岛事件中，身在开城的李芳远从容护送家族避难，之后又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刺杀高丽忠臣郑梦周，最后积极参与到劝进活动中。建国之后，为了缓和与明朝的紧张关系，李芳远接受了出使南京的艰巨任务。据载，李芳远路过北平是偶遇燕王朱棣，朱棣见之，即下马握手并亲切交谈。在南京，李芳远对朱元璋的问答应对得体，深受朱元璋的嘉奖。由此可见，李芳远的使行不辱使命，明朝士人对他评价甚高，称之为“朝鲜国世子”。

李芳远为缔造新王朝付出的努力却未得到普遍认可。李成桂即位的第一年，谋臣郑道传、裴克廉等人请议立世子，裴克廉表示：时平立嫡，世乱先功——太平盛世应当严格嫡庶长幼之序，以杜绝旁人的非分野心，非常时期应该权衡轻重缓急，选立雄才大略者为储君。这本来是相当中肯而有见地的说法，然而话音刚落，殿外即传来女人哀怨的哭泣，议论遂告中断。

这个女人是李成桂的爱妃康氏。李成桂与康氏之间有着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李成桂仕宦于高丽王朝时，一次从老家前往开城，其间长途跋涉口渴难耐，于是在溪涧找水解渴。李成桂唤来正在溪边洗衣的康氏，康氏以小片杨叶盛水进奉。李成桂接过水，好奇地问：为什么以小叶盛水？康氏答道：将军远道而来，想必异常干渴，饮水太急有害身体，于是以小叶奉上。李成桂对善解人意的康氏一见钟情，虽然家乡已有结发妻子韩氏，但还是将康氏纳为妾侍、宠爱有加。⑧

李成桂的原配韩氏育有李芳果、李芳乾、李芳远等数子，而康氏则诞下李芳蕃、李芳硕，其中，在诸子中排行老幺的李芳硕最受李成桂宠爱。然而正如裴克廉所言，功劳卓著的李芳远最应成为世子人选，在这个关键时刻，宫殿外探听的康氏以哭闹的方式打断了议论，使李成桂也开始心猿意马、不知所从。

这已是妇孺康氏智慧的极限，最终撼动李成桂内心的，是深受君主宠信的开国功臣郑道传。新朝既已定鼎，重新瓜分政治版图的角逐随即开始。作为开国的最大功臣，李芳远却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以外。把持朝政的，正是这位郑道传。

郑道传曾以鲍叔、子房自诩。与师承同门的郑梦周不同，郑道传并非愚忠之人，他只忠诚于自身参与构筑的新政权，将参与政治、出谋划策视为人生的一大乐趣。虽然出身卑微，但是郑道传的政治眼光独到。他许多独具匠心的建言，均受到李成桂的重视。李朝沿用五百余年的政治构想，多半出自郑道传的精心设计。他编撰的法典《经国大典》，则成为李朝的宪法，影响至为深远。甚至连新王朝的新都汉城，也是由郑道传负责监工建造的。

李朝是依靠儒士力量建立的王朝。郑道传将中国的官僚制度移植到朝鲜，他是儒家士大夫的代表人物。郑道传认为，国政应该在开明君主的主导下，由儒家士大夫实施完成。他致力于建立儒学政治理念的集权政治，坚持以文官士大夫为核心统治力量，拒绝向王室宗亲、开国勋臣打开分享权力的大门。同时，有必要对君权作出限制，而扩大士大夫议事会议的权限。

郑道传的理念，在政治制度上表现为以宰相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

朝廷以都评议司，也就是议政府的前身为最高政务机关，其首长为三政丞，即领议政以及左右议政。议政府下属部门为兵、户、刑、礼、吏、工六曹，长官为判书。凡国政公务，均由议政府会议商讨后上呈国王确认，再转送相应的行政部门执行。议政府之外，还有专管军政的最高军事机构义兴三军府。这样的设置分离了政权与军权，避免权力的过分集中产生的弊端。同时，还设置了三司。三司，分别是弘文馆、司宪府和司谏院。这些顾问、监察机构的作用是牵制议政府等机关，防止专权。

中央朝廷的模式也同样适用于地方。在地方行政体制上，全国分为京畿、忠清、庆尚、全罗、黄海、江原、咸镜、平安八道，各道设置观察使，道下辖的府、牧、县、郡则设置府使、牧使、县监、郡守，各自有任职的期限。这些基层的衙门中，也仿照中央六曹设置了六房，以避免地方官的地缘之弊。

郑道传的思考更进一步，他主张君主应该中庸无为，以避免君臣政治冲突而造成的元气耗损。为此，郑道传不断怂恿李成桂册立生性文弱的李芳硕为王储，同时将强悍的李芳远等王子从政坛上彻底隔离。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郑道传的提议最终获得李成桂的认可。不满十岁的小童李芳硕遂成为世子。然而，李芳硕不是嫡长，更非贤能，他的地位在讲究纲常的李朝显然毫无存在的正当理由。郑道传势力赖以生存的靠山，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名分缺失。

册立李芳硕为世子后，郑道传被倚为世子的辅佐人，以世子为后盾，郑道传的势力更趋庞大。为稳定新朝廷的政局，郑道传重点打压李芳远这类野心勃勃的人物，这俨然已成郑道传施政的基点之一。郑道传与李芳远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双方的冲突由此而起。两人的怨隙酝酿多年，终于在太祖七年（1398）爆发，史称“戊寅靖社”。

李芳远以郑道传破坏长幼之序为由，率领私兵在汉城街头与郑道传短兵相接。李芳远的部队首先闯入王宫景福宫杀害王世子李芳硕，之后蜂拥出宫大肆搜寻郑道传。此时，郑道传正与同僚推杯换盏，丝毫没有觉悟到灭顶之灾即将降临。李芳远一举捕获郑道传，并亲手砍下他的首级——无论是高丽忠臣郑梦周，还是朝鲜谋臣郑道传，这对曾经为各自理想而分道扬镳的师兄弟，最后在李芳远手下殊途同归。

李芳远暴动得手，得益他在军人武将中建立的崇高威望。他一夜之间控制住朝廷局势，迫使李成桂的朝廷承认既成的事实。郑道传与李芳硕被定性为谋反，李芳远反而成为匡扶社稷的功臣。李成桂在李芳远授意下禅让王位予次子（长子已出走）定宗，实权落入李芳远手中。

李成桂被迫退位，定宗的处境实为傀儡，李芳远则继续操控着政局，朝最终夺取王位不断迈进。在此过程中，李芳远的同母兄长李芳乾不甘落后、不惜铤而走险在开城举兵攻击李芳远。不过此人武运不济，旋即兵败被捕、判处流放。至此，大局已定，李芳远才从定宗手中接受了梦寐以求的王位（太宗大王）。⑨

李芳远两次举兵(王子之乱) ，摧毁了李成桂和平建国的理想。作为父亲的李成桂，面对骨肉相残的局面心如刀割，事后即选择逃避现实、出走王宫。太上王出走是轰动一时的消息，此后的李成桂行踪缥缈，徘徊于寺院与故乡咸兴之间。李芳远派出的问安使者络绎于道，“咸兴差使”的故事从此脍炙人口。

有一位使者是李成桂的旧部属，他宣称即将远游他乡，因而得以被破例面见太上王。使者眼看太上王近在眼前，又开始了老生常谈的劝谏，请求李成桂回归都城。李成桂闻言勃然大怒，准备杀害这位昔日的部下。使者申辩说：“鄙人所言全是出于对主上忠悃之心。否则，本人誓愿子孙三代皆为盲人。”结果，使者得以全身而退，可是他的子孙三代均成盲人。

另一位使者接踵而至，他带着子母两匹马随行。使者来到李成桂门前一棵树下，将子马拴在树下，自己领着母马继续前行。母马与子马依依不舍、嘶鸣不已的情景，恰好被李成桂目睹。即便如此，使者的苦心还是无法感动李成桂，他最后被李成桂的部下追杀而死。

李芳远至此无计可施，只好求助于父亲的挚友无学和尚。李成桂与无学的交情深厚，无学的努力终于使李成桂同意还驾京城。李芳远闻讯喜不自胜，特意以盛典亲迎。临行之际，李芳远身边的谋士特意提醒道：“殿下不宜接近太上王。”结果，李芳远前来朝拜之时，李成桂居然朝李芳远放箭，箭射中木梁，箭簇入木三分。李芳远为父亲的险恶用心声泪俱下，而李成桂则抛下装有玉玺的匣子，大声呵斥之后扬长而去。

自咸兴还驾之后，李成桂终日想法设法加害李芳远。他在一次酒宴中收藏钝器于袖内，企图袭击上前敬酒的李芳远。一计不成，李成桂又暗中准备弓矢，以便在李芳远前来请安时将其射杀。最后，弓弦居然被老鼠咬断。李芳远目睹父子对立的情景，内心中心灰意冷的感觉油然而生。他特意在汉城修筑了豪华的昌德宫，以此作为幽禁父亲的监狱。李成桂从此如同囚徒，在李芳远的无情威逼之下，渡过最后的悲惨晚年。⑩

公元1408年，李成桂溘然长逝，父子的斗争到此终于画上句号。对于父亲的辞世，李芳远纵然悲痛，然而似乎不曾为他以往的作为感觉悔恨。

对此，李朝官修史诗《龙飞御天歌》有着深刻的评述：“太祖康献大王（李成桂），挺上圣之资，应千龄之运，挥神戈而奋威武迅扫夷戎；太宗恭定大王（李芳远），英明迈古，勇智绝伦，炳几先而建家邦，功高亿载，戡祸乱而定社稷，德冠百王……”细细玩味太祖、太宗父子功业的盖棺之论，读史者不免为世界诸国历史的雷同性震动：一朝的繁荣与太平，往往是以骨肉相煎的故事为其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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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奎章阁《龙飞御天歌》卷一。
②关于太祖的仪容、事迹，见奎章阁《李朝实录.太祖康献大王实录》卷第一记载。
③威化岛事件的经过，详见奎章阁《龙飞御天歌卷第一》。
④奎章阁《李朝实录.太祖康献大王实录》卷第一。
⑤情景记载见于奎章阁《国朝宝鉴》卷之一，太祖朝。
⑥朝鲜与明朝初期的外交经过，以及涉及国号的问题，参考《明实录.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二二三》，及《李朝实录.太祖康献大王实录.卷一》洪武壬申年八月甲辰中的相关记载。
⑦无学与郑道传关于建都的争论，摘自朝鲜李源益《纪年东史约》卷之十，本朝纪甲戌三年条。
⑧关于康妃的故事，摘自朝鲜李源益《纪年东史约》卷之十，壬申太祖元年条。
⑨戊寅靖社事件，见奎章阁《李朝实录.太祖康献大王实录》卷第十四，及李源益《纪年东史约》卷之十。
⑩“咸兴差使”的典故，摘自朝鲜李源益《纪年东史约》卷之十，本朝纪太宗壬午二年条。

明朝将山海关外的东北、朝鲜半岛视为自身的边境屏障，注重利用朝鲜王朝压制东北女真诸部的发展，以减轻本土边境所承受的国防压力。

七年倭乱，大大消耗明朝国力，明廷对关外的军事控制减弱，李朝在战后甚至没有可堪一战的军事力量，长久以来明朝、李朝强加于女真诸部的枷锁日渐松懈，这一切客观上为统一女真民族的诞生提供有利条件。女真统一、满洲（后金）崛起，整个东北亚的形势立即扭转，昔日欺凌驾驭女真的明朝、朝鲜面临着前所未有威胁。激烈的军事斗争导致明、鲜、金三方地位的改变，东亚的政治格局最终也因之而全面改观。


一依带血——朝鲜与女真

今天的朝鲜半岛是单一民族的国土，但在古代根本不是如此。朝鲜与女真，前者为温文尔雅的农耕文明，后者则是粗犷野蛮的游猎部族，阴差阳错地被安排在朝鲜半岛三千里的河山上生息繁衍。

长期以来，高丽、朝鲜势力强大，不断向北拓展边境，女真诸部相应地不断后撤，在鸭绿江、图们江两岸居无定所。另一方面，女真部落为了生存，也不时闯入朝鲜的郡县掠夺人畜财物，类似边境冲突摩擦，在历史上是司空见惯之事。朝鲜以其文化优越感，蔑称女真为“野人”、“奴贼”，在朝鲜半岛统治者看来，向北扩张领土是理所当然，女真诸部本应臣服于朝鲜朝廷，因而北部的开拓成为与防倭并列的基本国防方针。

女真的入侵，也同样发生在明朝的边境辽东。在处理女真问题，明朝一面采取招抚羁縻政策，允许女真诸部分而治之，另外又默许朝鲜与女真进行各种交涉，以借助朝鲜之力牵制女真。在武力征伐的同时，朝鲜朝廷也不忘以官爵、财物、互市进行招抚。早在朝鲜的太宗朝，朝鲜就在汉城设置专门接待女真朝贡者的北平馆，并开放钟城、庆原两个边城互市。这种征服、招抚、羁縻的模式，俨然中国汉胡对峙的翻版。

明成祖朱棣登基时，朝鲜率先遣使朝贺，朝鲜朝廷受到朱棣的褒奖。随后，太宗李芳远上奏明廷，要求将图们江以南的建州、吾都里、毛怜、兀良哈、兀狄哈等女真地面划归朝鲜。不同于朱元璋对李成桂的偏见，与李芳远素有交谊的朱棣，以“朝鲜之地，亦朕度内，朕何争焉”为由，准其所奏，朝鲜王国自此名正言顺地获得图们江以南的拓土权之后的世宗、世祖数代，频频出兵征伐女真，在边境设立城寨，从南部移民进行开发。几乎是与此同时，鸭绿江的开拓也在进行中，先后在南岸设置了江界、闾延两府，奠定了北方西段的国界。今日朝鲜半岛疆域的基本轮廓，是在这时候渐渐浮现成型的。

虽然明廷应允将图们江南岸土地划归朝鲜，但大概基于“朝鲜是藩臣，女真是藩臣之臣亦即陪臣”这种认识，明朝继续与图们江南岸的女真部落保持从属关系，这与朝鲜与当地部落的贡赐关系产生矛盾。朝鲜朝廷无法容忍图们江南岸毛怜、建州等女真部落的两属状态，但又无法公然与明朝争夺，于是转而对女真人威逼利诱，赐予印信、粮食衣物，封以万户、千户官职，在该地建立城寨、郡县。时日推移，明廷察觉出朝鲜方面的小动作，责令朝鲜停止封赐女真的行为、放行女真酋长赴北京接受任命。如此，明朝反对朝鲜封赐女真，朝鲜则阳奉阴违、暗地里阻挠女真归附明朝，明朝的羁縻政策与李朝的拓土方针互相抵牾。

游猎于图们江两岸的建州女真，对朝鲜朝廷叛服无常，原因是女真地面条件恶劣，单靠朝鲜朝廷的惠赐难以生存，更无法满足女真内部奴隶社会阶段的发展需求。女真诸部因而在接受朝鲜官职的同时，仍不时纵兵入寇掳掠人畜。抢掠与反抢掠之间，朝鲜与女真仇杀日甚，最终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屠杀冲突。

明朝同样担忧女真的壮大，为去除各自边境上的威胁，明朝与李朝决心组织联军清剿建州女真（明成化三年，朝成宗十二年，1467）。朝鲜军大将康纯、南怡、鱼有沼率军一万，协同明军扫荡鸭绿江北岸的建州三卫（建州卫、左卫、右卫），斩杀建州卫首领李满住、建州左卫首领董山，经此一役，建州女真元气大伤。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明朝再次对建州女出兵，朝鲜军再次从征，射杀人畜、焚毁聚落之后方才撤兵。

毛怜卫女真地跨图们江两岸，依附于明朝，又经常向南袭击朝鲜，从而被朝鲜朝廷列入镇压的名单。朝鲜世祖年间，朝鲜谋杀毛怜卫首领郎卜儿罕及其子孙十六七口，此后又诱杀毛怜卫大小酋长近百人。朝鲜朝廷的行径激起女真诸部的公愤，各部遣使北京，联名向明廷告发朝鲜的恶行，并声言将组织联军合力复仇。

对此，明朝敷衍了事，传令双方不许再度仇杀。天子才发下圣谕，蓄谋已久的朝鲜又发兵扫荡女真诸部，再斩杀毛怜卫酋长九十余人。整个图们江流域的女真诸部在朝鲜军队的无情摧残下，纷纷逃过江界向北迁徙，无力避难的部落，就只好彻底臣服朝鲜以继续苟延残喘。

自此以后，朝鲜与女真陷入“厮杀——和好——再厮杀——再和好”这种永无休止的轮回，双方杀伤抢夺的记录，则是一笔连篇累牍的历史糊涂账。

朝鲜要求女真诸部对自己称臣纳贡，在经济上给予女真援助的同时，在军事、政治上压迫女真，限制女真发展的空间。长此以往，朝鲜和女真之间形成轻蔑与恐惧交织的隔阂。壬辰倭乱期间，倭军兵锋直抵鸭绿江，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出于防卫与善邻的目的，曾透露出向朝鲜兵援的意向，然而纵使身处生死存亡的时刻，朝鲜仍然不愿接受北方夷狄的援手，当即予以断然拒绝。朝鲜与女真之间这种畸形、不平等的关系，致使日后的朝鲜遭受统一女真的凌厉报复。①

萨尔浒

宣祖四十一年（1608）二月初一，宣祖大王逝世。这位生前饱受兵灾之苦的国王，临死前还为最近女真的入寇而忧心忡忡。宣祖生前并无正式册立的世子，在他死后，庶子光海君（李珲）当即在汉城贞陵洞行宫即位。

这位光海君以庶子的身份擅自继位，事前并未得到宗主国明朝的许可。事后，光海君以“朝鲜权署国事”的名义向明廷陈奏讣告，并声称兄长病废，自己被推戴为王。面对光海君先斩后奏的行为，明朝只能接受现实，勉强册封光海君为朝鲜国王。显然，此时朝鲜朝廷与明廷的关系不很和谐。

光海君继位，面临异常艰困的时局。

首先是倭乱以来尚未恢复的国力。因为战祸，朝鲜农村荒废，荒芜的农地增加，造成国家财政的穷困。据统计，光海君时代全国耕地面积仅及倭乱前的三分之一。延续七年的战事，造成无数的人命伤亡，人口大幅度减少。 光海君即位不久，一位官员曾向他透露北部咸兴道边境的兵员数目：通计一万五千余名，其中诸如钟城等边城，仅有三四百名不到的后备兵源，而庆源、庆城中的户数仅有百余。②

不幸的是，当朝鲜国内人力与财力严重空缺时，相对地国外的敌对者却日益壮大。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以父祖的十三副遗甲起兵统一了女真诸部，其疆域囊括黑龙江以南到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域，南部疆界直接与朝鲜接壤。

1616年，光海君在位的第八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自立为汗王。随后，即誓天伐明，要报明军杀害其祖、父两代的血海深仇。后金的行动势如破竹，接连攻破明朝的抚顺、广宁、清河，明廷深感事态严重，不得不认真调兵筹饷，准备一举将新生的后金政权扑灭。

此时的女真尚未对世仇朝鲜发起报复，然而朝鲜却不可避免地遭战火殃及。明廷向朝鲜颁下旨令，命朝鲜君臣“简练兵马，听候调发”。只是，此时的朝鲜朝廷已经无法以成化年间的矫健姿态，毅然派兵协助明朝镇压女真。光海君接到调遣的命令，表面上称“今值王师大举，愿执殳前驱”，而实际上却极不情愿拿苦心经营的少数军队在异国的土地上放血。另一方面，敏锐的光海君不可能没有算计过后金崛起的可能性，灵活处理今后在后金与明朝之间的倾向，理应是影响出兵决策的重要因素。

不过，现实却不容许光海君回绝明朝的要求。壬辰倭乱以来，明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支援行将灭亡的朝鲜王国，耗时七年终于光复国土。此后的朝鲜朝野上下，无不或多或少对明朝抱有好感：“我国的一草一木，生民的一毛一伐，无不仰赖大明皇帝之恩泽。”③尊王（明朝皇帝）攘夷（女真）的春秋大一统意识，在此时特别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试想如若光海君作出拒绝派军征伐夷狄的非正义决定，举国上下的舆情将会是如何激荡？

此刻的光海君应当知道，自己不单不能回绝明朝，甚至片刻的迟疑也会被认为是对正义的动摇。

1619年二月，明朝以杨镐为经略，以马林、杜松、李如柏、刘綎等大将兵分四路，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实为十万）讨伐后金。朝鲜军以姜弘立为都元帅，率一万三千士兵被编入联军阵营参战。

据载，光海君在姜弘立出征前曾多次面授机宜。最为人瞩目的，是光海君颇为暧昧地要求姜弘立“毋徒一从天将之言，而唯以自立于不败之地为务”④。类似性质的言论，一再出现在《光海君日记》的记载中，全然是一套畏畏缩缩、小肚鸡肠的口吻。更有甚者，光海君还要求姜弘立在明军征用火枪手时，刻意少报兵额示以弱小，但求减少乃至全数退还被征调的兵额。由于《光海君日记》中不光彩的记录，后世人质疑光海君出兵的真实动机，甚至怀疑这支远征部队根本无心战斗，一味保存实力随时准备与后金媾和。然而，考虑到《光海君日记》作为废王的实录，其可信性则大为可疑。

无论如何，姜弘立率领的朝鲜军最终渡过鸭绿江与明军会合。三月一日，联军向后金发动攻势。意想不到的是，明军在三日内先后三次败绩，马林、杜松、刘綎全军覆没，李如柏不战而逃。姜弘立部队的败报，也于不久后由平安道传入朝廷。

据报，参战的三营朝鲜军中只有左营奋力作战。左营将金应河在前方友军败退之际，从容布阵，立下拒马栏以火器还击。后金骑兵纷纷中弹堕地，双方一进一退相持不下，忽然西北风大起、火药纷飞，左营一时无法开火。后金军趁机掩杀，左营军士被斩杀殆尽，金应河仍然倚靠柳树执弓放箭，后金军无法靠近，从背后以长矛刺穿其胸部，他死时手中依然紧抓弓矢不放。后金士兵敬佩其忠勇，称之为“依柳将军”。

此外，右营面对敌军猝不及防，未及布阵便被击溃。

姜弘立亲率中军驻扎在高地，遭到后金军的包围。后金招呼朝鲜军中的女真语翻译，向姜弘立劝降，姜弘立至此降心已决，搜捕军中明军士兵交付后金，自己卸甲便服前往后金阵营投降。其余大小兵将，也纷纷释甲投戈。⑤

朝鲜军战败的各种具体情报，由败退的士兵传入国内，败军绘声绘色的战场亲历，使战乱的恐慌迅速漫延。姜弘立军中的降将，也携带着努尔哈赤的书信回到朝鲜。来信中，努尔哈赤对朝鲜出兵的苦衷表示谅解，鼓动朝鲜与后金联合攻击明朝。

朝鲜国内舆论激愤，姜弘立等降将为千夫所指，降将的家眷被拘押。光海君回书努尔哈赤，称“明与我国有如父子”、“盖大义所在，不可拒也”，但愿意与后金“各守疆圉，复修前好”。后金与朝鲜之间进行多次书信交涉，后金暂时无暇发动对朝鲜的攻势，大力笼络朝鲜使其中立，光海君则表面多次申明与明朝的宗藩之谊，实质按兵观望。朝鲜与后金的来往引起明廷的疑心，光海君则急忙派出使臣辩诬，驳倒明朝徐光启向朝鲜派遣监护的主张。光海君左右逢迎，使朝鲜有惊无险地渡过了明、金相争的关头。

而卖国投敌的姜弘立，一直被指有接受光海君密令的嫌疑。《光海君日记》断定姜弘立投敌是得到光海君的默示，意图为日后可能投向后金而预设退路。按照此说，姜弘立一直作为光海君安插在后金的线眼，不断为后金、朝鲜的媾和创造条件。姜弘立本人遭受本国同胞的一致唾弃。萨尔浒之役的八年后，丁卯胡乱爆发（1627），他作为向导引后金兵侵入朝鲜，翌年即羞愧病亡。

仁祖反正

从朝鲜外部作宏观观察，可以发现光海君的外交策略颇合时宜。萨尔浒战役后不久，后金顺势占据明朝辽东的大片土地，朝鲜与明朝的陆路联系被彻底隔绝。公元1621年，后金军攻陷沈阳城，至此，辽东的辽阳、沈阳两大重镇全部沦陷，明朝在关外遂无有效的控制可言。

不过，光海君注定与时代格格不入，他务实稳健的立场，带来一连串的不良影响，对夷狄妥协的态度直接动摇了光海君政权的正统名分。与此同时，光海君在国内的种种政治，结果毁誉参半。

光海君即位，立即在京畿实施“大同法”。过去，朝鲜王朝以户数为征税依据，大同法实施后，改以土地面积征税，将收益与纳税直接结合。简而言之，豪族、官僚等大地主，负担的税额最高，而过去遭受两班官绅横征暴敛的小户农民，则因此而获得解救。大同法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纾解了民困，却打击了两班贵族的利益。虽然遭受官绅的大力抵制，光海君仍然坚持大同法，此后又经过整整100年的不懈努力，大同法才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而当年大同法的试验地是大地主集中的京畿，光海君所承受的压力自然不难想见。⑥

如果说大同法还可能被一些人视为德政，则光海君即位后整肃政敌的行为，绝对为他在世人面前建立残暴的不良形象。

光海君刚刚上台，立即清洗曾经反对自己继位的“小北派”。

宣祖以来，士大夫党争愈演愈烈。最初是东西两党僵持不下，东人面对西人态度，产生了南人（稳健派，柳成龙为首）、北人（强硬派，李山海、郑仁弘为首）的分野。尔后，东人郑汝立被告谋逆，西人澈趁机大肆清剿北人、南人，大批南、北两系的官僚受到牵连而下野。适逢此时，壬辰倭乱爆发，柳成龙等南人才得以压倒东人，主导战时的政治。倭乱末期，柳成龙由于与明军将领不睦，转而倡导对日本议和，北人郑仁弘、李尔瞻、李山海趁机弹劾，柳成龙及其南人势力因而失势，北人取而代之。

北人上台，继续分裂。宣祖没有嫡子，而庶子光海君在倭乱中组织分朝，功勋卓著，因而被朝鲜国内私下册立王位的继承者。只是，这种私下的共识并未得到明朝的正式认可，存在合法性的缺失。宣祖晚年，正宫仁穆王后诞下永昌大君，宣祖的意志为之动摇，对光海君百般挑剔。一次，宣祖目睹光海君登上石阶时连跑带跳，借题发挥地说：“如此轻率，何足守大器？”朝臣窥见宣祖内心的苦闷，为宣祖继嗣问题而鼓噪不已，北人因之分为支持光海君的大北派，以及支持永昌大君的小北派。在继嗣问题上，党阀之争纯属赌命。光海君继位之后，柳永庆等一批小北人士即被赐死，大北独掌权柄。

光海君最为人所诟病的举措，是屠杀兄弟、幽禁庶母。

除却宣祖嫡子永昌大君，光海君还有一位同母（恭嫔金氏）所出的兄长临海君，两人无一例外成为光海君的眼中钉。光海君即位未久，大北诸臣以谋逆罪名弹劾临海君，光海君迫不及待地将他放逐江华岛乔桐，不久派人将其谋杀。仁穆王后与永昌大君就颇为棘手，光海君无法明目张胆处置先王的遗孀嫡子。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臣下纷纷上书指出仁穆王后与永昌大君与外臣勾结图谋不轨，废黜仁穆王后的舆论日益高涨。仁穆王后与永昌大君母子二人，深知事态不妙，两人相依为命，日夜相伴左右寸步不离。光海君设法分离她们母子二人，某日突然派宫女将年幼的永昌大君强行抱走。仁穆王后赤脚追出殿外，难抑生离死别的哀痛倒地昏厥。永昌大君重蹈临海君的老路，死于江华岛，仁穆王后则被长期幽禁于庆运宫。⑦

光海君共在位十五年。检视十五年里光海君的种种行状，可见他已经站立在溃台的边缘。以背叛上国、杀戮兄弟、幽禁母后等罪名，沉寂多时的西人竖起讨伐暴君的旗帜。李贵与崔鸣吉、金自点、李适等拥戴仁祖之孙绫阳君起兵，事件犹如燕山君故事的重演，大军扑向昌德宫。宫内侍卫、宫人闻声逃散，内应的将士在宫内燃起大火，绫阳君进入宫内。光海君闻变逾墙而逃，不久便被捉获，押送至庆运宫的仁穆王后面前谢罪。绫阳君亲临庆运宫，奉仁穆王后之命即位为王（仁祖）。王位的更替的全过程在深夜里完成。光海君被废为庶人，与其王子王妃一起被放逐江华岛。

光海君王妃柳氏与废世子随即被赐死，光海君后来被转移到济州岛，终日生活在昏天黑地的草庐中。他死于丙子胡乱之后，墙上留下“故国兴亡无处问”的诗句，闻者无不唏嘘。

丁卯胡乱

仁祖即位，杀李尔瞻、郑仁弘等大北大臣，西人人士中，参加反正的李贵、崔鸣吉、金自点、李适自立门户，称“勋西”，其他没有参加拥戴的西人，则为“清西”。

仁祖在位第二年，反正功臣之一的李适，不满自身二等功臣的待遇，又举兵杀向汉城。叛军一度控制汉城，李适拥立另一宗亲兴安君为王。叛乱在当年即被弭平，仁祖从江华岛还驾汉城。

在解决统治集团内部利益分配的同时，反正得位的仁祖君臣不得不面对当初的政治口号。为了反对光海君政权，仁祖与反正功臣们显摆崇明排金的大义立场。此后，陷入名分外交泥潭的新政权，不得不与后金为敌。

1627年（丁卯年），皇太极继努尔哈赤即汗位，立即确定了东征的策略。

皇太极在征战前夕，发布了诏谕：“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此行非专为伐朝鲜也，明毛文龙军近彼海岛，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去之。”由此可见，皇太极的打击目标有二，一为威胁后金后方的明朝将领毛文龙，二是一直支援毛文龙的朝鲜。

丁卯年正月，后金军队三万大举进犯朝鲜，主力由大贝勒阿敏率领，由边境一路直取平壤，第二路则进攻毛文龙。不出所料，朝鲜的武装力量不堪一击，义州、宣州等边境大镇陷落，官军节节败退。正月未过，后金兵锋深入郭山、定州，北部国土大半落入敌手。开战十日左右，平壤就被后金占领，仁祖闻讯仓皇逃离汉城，避入江华岛。朝鲜的求和使臣，此时进入了阿敏的营帐。

阿敏的议和条件相当苛刻：断绝与明朝关系；以王弟为人质；进贡大批财物。阿敏出言恐吓仁祖：“迟一日则汝民受一日之害，恐旦夕不能以相保！”

仁祖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同年三月，后金使者至江华岛。使者与朝鲜大臣屠白马乌牛，焚书盟誓，盟约三条：两国结为兄弟之邦；各守疆域永世相好；后金撤军，永不南下。史称“江都会盟”。盟约订立后，阿敏纵容士兵掳掠二日，之后才陆续北撤。

后金与朝鲜互为兄弟之邦，然而这对兄弟的关系不甚和睦。后金常常以兄长之国的身份，强行向朝鲜勒索财物，稍有迟缓，则斥之为轻慢无礼。根据后金的要求，朝鲜不但开启边市与后金进行不平等交易，每年还须按时进贡，计有黄金百两，白银千两，麻布千匹，细布万匹，绵绸千匹，其余大小礼物不计其数。显然，这并非贫弱的朝鲜所能负荷的。

此外，围绕对明朝的立场，后金与朝鲜均无意遵守各自的承诺。后金要求朝鲜以派兵或实物协助攻打明朝，而朝鲜则坚持臣事明朝，暗中收容明朝难民和兵将，拒绝一切不利于明朝的要求。在回复后金质问的国书中，仁祖理直气壮地声称：“和贵国者，所以交邻也；事明朝者，所以事大也。斯二者并行不悖。”甚至言辞激烈的指出自己的底线：“弊邦虽弱小，所秉者义也，所守者约誓也，所恃者皇天后土也！”摆出一幅义理所在，不惜一战的强硬立场。

在疲于应付后金的同时，毛文龙的无度索求也是朝鲜的沉重负担。丁卯战争之后，毛文龙依旧安然盘踞在椴岛，麾下众多兵马的钱粮依赖朝鲜的供给。公元1629年，毛文龙遭袁崇焕诱杀。毛文龙死后，椴岛守军再也不足为恃。后金长年如芒刺背的威胁终于解除，而失去了翼护的朝鲜，处境更加岌岌可危。⑧

丙子胡乱

公元1635年，皇太极建号“满洲”，翌年称帝建元，定国号为“清”，宣布与明朝平起平坐。

当时，出使沈阳的两位朝鲜使臣，恰逢皇太极称帝之日，清朝官吏强迫二人加入朝贺的行列。岂料二人誓死不从，遭受清朝官吏殴打，衣服被扯至破碎，始终不肯屈服。旁观的汉人目睹这般情景，不禁垂泪哭泣。

皇太极称帝，昔日与朝鲜的“兄弟之盟”显然不合时宜。事实上，早在数年前，皇太极就不曾间断要求改“兄弟之盟”为“君臣之约”，遭受朝鲜的坚决拒绝。皇太极称帝的诏使到达朝鲜，朝鲜朝野愤慨不已，纷纷要求斩杀来使焚烧国书。清使见朝鲜人反清情绪高涨，不敢长期逗留，慌忙逃离汉城，途中更遭到百姓投石袭击。清使大怒，不顾朝鲜官吏再三挽留，亦不接受礼物，径自动身回国。⑨

至此，江都会盟十年以来朝鲜蒙受的屈辱，终于借此机会无所忌惮地爆发。仁祖下教八道，宣布斥决对清和议，匆匆整军筑城加紧备战。除此之外，朝鲜君臣别无克敌制胜之策，唯一能做的只有一再重申空洞的义理，激励军民奋发而已。

早有东征预谋的清朝，很快作出了反应。同年的十一月，皇太极祭天祝文，历数朝鲜君臣“招降纳叛”、“拒绝军援”、“反抗大清”等诸般行径，随即发动满蒙汉八旗军十万征伐朝鲜。清军渡江后，一路占领郭山、定州、平壤，仅用十天时间就直抵汉城城下。逃往江华岛的道路已被清军拦截，仁祖走避不及，不得已返回汉城。

仁祖茫然询问对策，左右大臣无言以对。出人意表的是，在危难关头，一向力主和议的吏曹判书崔鸣吉主动献策：“臣请以单骑驰入敌阵延缓敌军，即使计策不成也不过死于敌军马蹄之下。若有幸计策成功，主上可以进入南汉山城静观其变。”这时已经无计可施，冒险的计策总胜于君臣坐以待毙，仁祖同意了崔鸣吉的主张。

崔鸣吉等官僚与随从出城，遭遇驻扎在城外的清军，崔鸣吉故意拖延时间与敌周旋。趁清军注意力分散之机，仁祖由小路逃出城外，半夜才到达南汉山城，清点扈从官僚将士，仅剩数十人而已。

清军随后进占汉城，之后继续南下，顷刻包围了仁祖的驻跸地南汉山城。南汉山被清军层层包围，城中有军兵不及两万，储粮一万石，仅可供应军用两个月。崔鸣吉九死一生回到仁祖面前，他传达了清军索要人质、讲和罢兵的信息。全国各地的勤王兵马相继向京畿集结解围，但是在清军攻击下纷纷挫败，南汉山城内兵将偶或出城接战，也是连连败绩。时值隆冬，雨雪大作，南汉山城内一片愁云惨雾。各地的勤王军，慑于清军的阵势，开始在中途踌躇停留。

莫可奈何的仁祖见大势已去，只能日夜与臣子们嗟叹痛哭而已。思忆攘夷十四年，最终不得不归于犬羊禽兽，仁祖君臣慨叹不已：“三百年血诚事大，一朝沦为夷狄臣妾！”

南汉山城内外的官方抵抗力量，此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除夕前夜，皇太极亲率各路大军二十万抵达南汉山城下。

在围城中，以崔鸣吉为代表的主和派和以金尚宪为代表的斥和派终日争执不已。斥和派无法提出有效的退敌方案，却一味高谈义理，在国书字眼上极尽咬文嚼字之能事，大力反对使用“清”、“陛下”之类的称谓。崔鸣吉主张对清朝恭顺，国书大多经过他润色修改，他指斥金尚宪徒好高名、不恤国事。金尚宪则高唱反调不遗余力，激动之下，甚至撕毁清军回书。

严峻现实迫使困守孤城的朝廷持续软化。1636年正月，仁祖向清军递交措辞谦卑的书信，内称“小邦已知罪矣”，乞求皇太极宽恕。占尽主动的皇太极拒不接受朝鲜的乞和信，反而继续发兵攻占各地城镇，江华岛被一举攻破，王室嫔妃及王子大臣沦为俘虏，清军在南汉山下树立招降大旗，山上的守军士气低落，已经到了无法再战的地步。

仁祖朝廷已被牢牢制服。皇太极致书仁祖，令其必于二十日内出降，否则将杀伤军中人质。山上朝廷闻讯，陷入极度的不安，一切抵抗的意志即时崩溃，仁祖最终决定投降，坚守两个多月的南汉山城终于打开了城门。

正月三十，仁祖穿戴朝服，与文武官吏出城，前往三田渡的受降坛。城内军民目睹仁祖出城，不禁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受降坛上，仁祖强忍着屈辱的泪水，在皇太极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献上明朝下赐的敕印。从这一刻起，朝鲜所坚持的对明事大关系告终，仁祖无条件臣服于清朝皇帝脚下。仁祖忍痛将昭显世子与凤林大君作为人质送交清军，并且奉送大批岁币礼物。据载，仁祖屈膝投降的消息传出，“闾巷愚民莫不愤惋，为天朝堕泪”，连月以来军民守节不屈的故事，读来让人心折。二月二日，清军照例大肆掳掠一番，劫走朝鲜士民数十万之后引兵北归。送走清军，仁祖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久别的汉城。

清军撤走，不忘令战败国撰刻一块“大清皇帝功德碑”，记录双方和战的情形。其上文字，至今仍清晰看见：

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宽温仁圣皇帝以败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临之，直擣而东，莫敢有抗者。时我寡君栖於南汉，凛凛若履春冰而待白日者殆五旬，东南诸道兵相继奔溃，西北帅逗挠峡内，不能进一步，城中食且尽。当此之时，以大兵薄城，如霜风之卷秋箨，炉火之燎鸿毛。而皇帝以不杀为武，惟布德是先，乃降敕谕之曰:来，朕全尔。否，屠之。有若英、马诸大将，承皇命相属於道。於是我寡君集文武诸臣谓曰，‘予托和好於大邦，十年於兹矣。由予惛惑，自速天讨，万姓鱼肉，罪在予一人，皇帝犹不忍屠戮，谕之如此，予何敢不钦承，以上全我宗社，下保我生灵乎？’大臣协赞之，遂从数十骑，诣军前请罪，皇帝乃优之以礼，拊之以恩，一见而推心腹，锡赉之恩，遍及从臣。礼罢，即还我寡君于都城，立招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抚民劝农，远近之雉举鸟散者，咸复厥居，讵非大幸欤？小邦之获罪上国久矣，己未之役，都元帅姜弘立助兵明朝，兵败被擒，太祖武皇帝止留弘立等数人，馀悉放回，恩莫大焉。而小邦迷不知悟，丁卯歳，今皇帝命将东征，本国君臣避入海岛，遣使请成，皇帝允之，视为兄弟国，疆土复完，弘立亦还矣。自兹以往，礼遇不替，冠葢交迹。不幸浮议煽动，搆成乱梯，小邦申饬边臣，言涉不逊，而其文为使臣所得，皇帝犹宽贷之，不即加兵，乃先降明旨，谕以师期，丁宁反覆，不翅耳提面命，而终未免焉，则小邦羣臣之罪，益无所逃矣。皇帝既以大兵围南汉，而又命偏师先陷江都，宫嫔王子暨卿士眷属俱被俘获，皇帝戒诸将不得扰害，令从官及内侍看护。既而大沛恩典，小邦君臣及被获眷属复归於旧，霜雪变为阳春，枯旱转为时雨，区宇既亡而复存，宗祀已绝而还续，环东土数千里，咸囿於生成之泽，此实古昔简策所希觏也。於戏！盛哉，汉水上游三田渡之南，即皇帝驻跸之所也，坛塲在焉，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其所增而高大之，又伐石以碑之，垂诸永久，以彰夫皇帝之功之德，直与造化而同流也。岂特我小邦世世永赖，抑亦大朝之仁声武谊，无远不服者，未始不基於兹也。顾摹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不足以彷佛於万一，谨载其大畧。⑩

石碑位于汉城市内汉江岸边，现今被列为史迹。文中胜利者姿态耀武扬威的面目，读来尤觉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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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朝与女真的关系，参阅《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第五章，世界知识出版社，以及刁书仁论文《成化年间明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
②《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引自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七，二八八三页。
③[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胡乱“与“北伐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④《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己未十一年丁巳，引自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八，三〇一八页。
⑤萨尔浒之战朝鲜军队的表现，见《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己未十一年乙未，引自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八，三〇二五页。
⑥[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大同法和农民生活，北京东方出版社。
⑦宣祖继嗣之争，见《纪年东史约》卷之十九本朝纪，戊申四十一年；光海君杀害庶弟、幽禁庶母，见朝鲜李益源《纪年东史约》卷之二十本朝纪，癸丑五年。
⑧丁卯胡乱，参阅《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第五章，世界知识出版社。
⑨皇太极称帝，朝鲜人极度抵触，参阅《纪年东史约》卷之二十一本朝纪，丙子十四年。
⑩丙子胡乱的内容，参阅《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纪年东史约》、《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九》等书中关于丙子年的记载。清军掳掠的朝鲜人口，日后或被清廷以高价威胁朝鲜政府赎还，或在沈阳的奴隶市场出售。类似史实，可以参阅全信子论文《丙子胡乱”与朝鲜“还乡女》、中国学者李花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等文献。

近代，日本以征服朝鲜为其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面对清朝、沙俄等竞争者，日本采取逐步蚕食的方针。《江华条约》（1876）令朝鲜国门洞开；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4），朝鲜顿失国防依靠，沦为日俄两国争夺的对象；日俄战争（1904），日本击败沙俄，确立对朝鲜半岛的独占权；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出笼，朝鲜终于不免亡国惨祸。

列强火并厮杀，置身于台风眼的朝鲜度过一段短暂的和平时光，李朝君臣不甘国家沦丧，曾试图通过改革在列强的夹缝之间维持民族国家的存续。但作为大国利益与冲突的交汇点，朝鲜的命运不由朝鲜民族掌握，多灾多难的李朝终于在1910年走向终点。这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宿命。

使馆里的小朝廷

明成皇后殉难后，亲俄势力瓦解，李朝朝廷的亲日派立即卷土重来。在日本的操纵下，金弘集的亲日内阁得以复活，并急不及待地颁布新政。首先，废止阴历改用阳历，建立年号“建阳”；其二，在朝鲜全国推行“断发令”，命令士庶限期剪除发髻。改革政策一出，全国民情汹汹，尤其是断法令的颁布，被朝鲜人民视为对民族传统的背叛，广大民众高呼“头可断，发不可剪”、“斥和斥倭”的口号奋起反抗，一时暴动起义遍及全国各地。

以乙未之变与断法令为导火索，朝鲜各地的义兵运动风起云涌。义兵在名儒义庵柳麟锡的指挥下，以燎原之势蔓延三南地区（庆尚南道、忠清南道、全罗南道），忠清道的最高行政长官、观察使金奎轼被处决，局势异常动荡。

1896年春，义兵运动遍地开花，而截至入秋时分，却陷入低潮。虽然如此，义兵运动却为阵脚未稳的亲日朝廷增添混乱，亲俄派大臣趁此机会，日夜怂恿高宗逃离王宫进入俄国使馆。俄国驻韩公使韦贝向高宗传达入俄国使馆避难的劝告，同时，使馆的俄军数量增至200余人，日本对俄国的动向忧心忡忡，也相应加强景福宫守卫。然而，高宗还是带着世子等王室成员，成功逃离监守严密的宫阙，进入了俄国使馆，事件称为“俄馆播迁”。①

高宗甫入俄馆，立即对外传令逮捕以总理大臣金弘集为首的逆贼五大臣。敕令一下，国内局势立即失控，人民对亲日派的怨气瞬间爆发，结果，五大臣中的金弘集、郑秉夏、鱼允中被愤怒的群众打死，其余的狼狈鼠窜，甲午年以来的亲日势力就此消灭。俄国使馆代替朝鲜王宫，成为朝鲜的政治核心。在使馆中，高宗任命了以金炳始、李完用担纲的亲俄新内阁。作为酬庸，俄国取得鸭绿江森林开采权。

从1896年2月到1897年2月，高宗在俄国使馆中滞留了整整一年，期间，在俄国的蔽护下，高宗尽力挣脱日本的影响，他宣布停止强制性断法、撤回讨伐各地义军的部队，又废除内阁、恢复组织，更为明成皇后修葺陵墓。对日外交方面，仍保持不卑不亢的联系，宣示自主、对等的外交立场。

为争取俄国的保护，高宗派特使闵泳焕前往莫斯科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实质寻求俄国提供各种援助。身负高宗重托的闵泳焕，向俄国政府提出五项援助提案，并一再请求沙皇决不要与日本达成任何关于朝鲜的协议。对于朝鲜的求援，沙皇慷慨地表示：“放心吧。我们会帮助你们的。”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则对朝鲜朝廷的要求作出回应，承诺保障高宗的人身安全、派遣俄国顾问、提供贷款、连通俄朝电讯等等，以上仅为停留于口头的说辞，随后，俄方又以书信形式予以确认，应允“朝鲜若有不虞之事或他国妨碍自由之权，俄国将会提供支持与帮助”云云，以上种种，被视为“朝俄秘密协定”的内容。

沙俄是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遭遇的最强对手。沙俄在近东的争夺中失利，将目光转向远东，企图向东方拓展俄国的势力范围。沙俄在争夺中国北部与朝鲜半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日本势力相遇，两国的利害关系迅速升温。

面对俄国，日本在外交上尚未摆脱被动地位，而在俄国的立场，对朝鲜半岛又显得力不从心。两国在远东地区均有特殊利益，在争夺之余，双方又不得不暂时相互妥协，以共识约束双方在朝鲜半岛的活动。于是，在儿戏的“朝俄秘密协定”背后，俄国频频与日本又达成《小村-韦贝备忘录》、《山县-罗拔诺夫协定》、《西-罗森协定》三个旨在瓜分朝鲜的协定，承诺克制双方对朝鲜利权的攫取。②

有趣的是，《小村-韦贝备忘录》甚至秘密规定了俄、日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大体为北部归俄国支配、南部由日本支配，只是心怀鬼胎的日俄双方，都拒绝明确将38线作为彼此的分界，而为日后争取剩下半壁留下灵活的回旋余地。由此似乎也可以窥见，日俄双方在朝鲜半岛的矛盾终有激化的一日，届时将会是战争全面爆发之时。

建阳、光武、大韩

1897年2月，汉城庆运宫修缮完毕，高宗离开俄国使馆移驾庆运宫。此时，为争取与日俄对等的国际外交地位、振作王室的威权，高宗君臣为积极筹备组建“大韩帝国”。

在此之前，高宗使用“大君主陛下”的称号，建元“建阳”，既非以往的“国王”身份，又不具有更高一级的“皇帝“之尊，这中似是而非的朦胧状态延续了近两年，公元1897年8月15日，高宗发布诏书，改元“光武”，大有中兴王朝的雄心壮志。随后的10月12日，高宗在庆云宫内圜丘祭天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大韩帝国”，韩国的历史再次进入了“帝国时代”。③

大韩帝国的成立，意味着一场改革运动的开始。

摆在高宗君臣面前的第一要务，是保存朝鲜民族国家命脉、在日俄之间谋求生存，高宗认为实现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是君主权力的巩固。因此，在高宗登基称帝后，立即着手缔造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中枢院、议政府俯首听命于皇帝，以此确立皇帝独掌行政、司法、立法大权唯我独尊的地位。

为拱卫君主独裁政体，高宗朝廷大力革新军事，创设近卫军以及镇卫大队、地方大队，并加强国防武装力量。军事由皇帝总揽，高宗亲任海陆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副元帅。

在事观国计民生的经济方面，高宗朝廷除了土地人口政策外，更开始注意近代产业的开发，建立邮电、海运、铁路等产业主管部门，扶植本国资本殖产兴业、参加国际竞争，银行、工厂遍地而立。电灯、电车、电话、火车开始进入民众的视野。④

光武年间的改革实际上是甲午更张以来的延续，虽然不乏勃勃生机，但是弱势的本国资本始终遭受外国资本的压榨掠夺而举步为艰，日本资本不断膨胀，韩国的铁路筑路权、土地所有权被日资收购，韩国经济命脉为日本掌握，各种社会经济事业也就成为日本介入韩国内政的工具。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韩帝国”表象背后的实质内涵。

自百济、新罗以来，朝鲜半岛不断从中国大陆吸取文化，朱子学、华夷观也随之传入，对朝鲜政治精英的思想、世界观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由于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夷世界观逐渐为政界人物所接受，对本土的独立性强调逐渐减弱。大概因为这种“天无二日”的思想，朝鲜半岛称帝建元的历史十分短促，仅仅在高丽王朝初期存在过，自此之后，一直甘于处于四夷的位置，向中原王朝俯首称臣，而对本身周边的民族由怀有一种文明优越感，自诩为“小中华”。

华夷观理论在李朝发展至巅峰。大儒李栗谷为朝鲜王国作出精辟的地理与文化定位：“惟我东方，藐在海表，虽若别为一区，而九畴之教，礼乐之俗不让华夏，则终不可限以一带之水，而自为异域，故修贡于中国。”这种意识在士人当中普遍存在。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宿命——朝鲜半岛国土狭小，无山川之丽，不能诞生巨人，故而只能如老人一般背东向西，朝中国拱手作揖。

明亡清兴，传统的华夷态势大变，朝鲜思想界深陷于迷思。有人提出北伐中原恢复明朝正统，或主张驱逐清朝之后入帝中原自为正统，也有人主张认清朝鲜本土的民族性、划清华夏东夷的种族界限。实质上，这是华夷春秋大一统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对立。这些争端延续至近代，在大韩帝国建立的前夕，仍然纠缠不清。

义兵首领柳麟锡曾大力反对高宗称帝，理由则是：朝鲜身为大明臣子，明朝虽已灭亡多时，而洪武、万历、崇祯的灵位却依然供奉在朝鲜的万东庙中，满清鞑虏固然不配称帝，朝鲜以东夷也不应为帝，只能恭谨地将万东庙里的亡灵侍奉为天下之主。

著名的大儒，激进的排外者崔益铉的说法更为激烈，他以类似理由反对高宗称帝，同时指出：若高宗执意称帝，则应北伐清朝，扫清胡虏之后继承明朝自为正统之君，否则只能流于有名无实而已。

后来，听闻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柳麟锡甚至一本正经地称 “中国乃天下中心，不可无帝”，以此为理由反对中国实行共和，要求维持东亚的华夷秩序体系。⑤

书生腐儒的陋见，无法阻止近代国家观念的萌芽破土而出.事实上，由朝鲜王国转变成大韩帝国，远远不止是名称的变更。

若从国族认同、国际环境等方面观察，则无论如何首先应当肯定“大韩帝国”的精神象征意义。以大韩帝国的建立为契机，朝鲜民族开始扬弃不合时宜的东亚华夷秩序概念，逐渐确定国家民族的最高存在价值、进而以健全主权国家之姿跻身国际社会。高宗在列强环伺下建元称帝的举动，可以视为近代朝鲜半岛民族意识觉醒的开端。不认清这个基本事实，就无法辨明大韩帝国的历史意义。

日俄的角逐

时代的步伐踏入20世纪，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世界的又一热潮。日俄在朝鲜半岛的矛盾已经濒临爆发的时刻，此时，日俄双方怀着各自的战略意图，始终无法达成任何共识。

在俄国，不但要求保有中国境内东北三省的势力范围，并且不愿退出朝鲜半岛；在日本，则要求日俄各自控制朝鲜、满洲，即希望俄国交出朝鲜半岛北半部，以换取日本对俄国控制满洲的认可。

日俄双方的意图毫无公约数可言，双边的交涉渐成南辕北辙之势，战争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战前的环境明显有利于日本。英日同盟早已缔结，西方各国在朝鲜半岛没有利益冲突，因此乐于在日俄争端中严守中立。更重要的是，大韩帝国政府内政治势力明显向亲日倾斜，这是日本长期扶植亲日派、打压亲俄派的结果。于是，具有亲日色彩的外部大臣李址榕对日订立《韩日密约》，将韩国作为日本的战争基地，协助日本对俄作战。⑥

1904年2月8日，日本挑起战争，联合舰队偷袭旅顺港的俄国舰队，俄国舰队猝不及防遭受重创，沙俄首战失利。在陆地上，日军十万集结在朝鲜半岛，以鸭绿江为界与俄军对峙。日俄战争在海陆两个战场激烈开打，日军从朝鲜半岛进入中国大陆，以东北为战场与俄军驳火，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歼灭远道而来的俄国海军，战争终于以日军胜利告终。至5月27日，日本海军在日本海歼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争结束，美国出面调停，日俄双方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诸多特权，连带在中国的租借地也一并转让。自条约签署的这一刻起，日本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独霸朝鲜半岛的愿望终于得逞。

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日本政府即急不及待地接收韩国。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在和约上签字，墨迹未干即匆匆赶回日本，与已早一步回国的驻韩公使林权助会面，商议将韩国降为日本保护国之事宜。外相回国的翌日，保护条约已经在天皇御前会议中得到批准，韩国国内的韩奸也受命大放厥词，声称“韩国全体民众自愿接受日本保护”。期间，林权助回到汉城的日本公使馆，布置日军兵力，向韩国施加军事压力。

一切准备就绪。伊藤博文作为特使远赴韩国，他携带着日本明治天皇的亲笔书信，内中以居高临下的口吻称“朕为维护东洋和平，特派大使，望服从大使之指挥”。对此，高宗称病不出，拒绝接见伊藤博文。

1905年11月15日，伊藤博文第三次进宫。他屏退高宗左右侍从，摊开事先准备的《保护条约》全文，要求高宗在上签字。伊藤与高宗的对峙持续四、五个小时——

伊藤：“ 这是日本经过多方考虑最后的决定，丝毫也不可变更，若是拒绝，将发生大事。”

高宗：“自祖宗以来，凡国家大事皆咨询政府大小官吏乃至贤儒而后决定。况且有了解国内绅士、人民舆论之先例，朕不能擅自决定。”

伊藤质问：“贵国不实行宪法政治，不是一切经陛下裁决的君主专制国家吗？”

高宗最后摊牌：“承认此约，和亡国一样，朕宁可殉社稷，也不承认。”

高宗不肯就范，伊藤愤愤而退。（引自《外国历史小丛书》）

其后，伊藤召见韩国内阁诸位大臣，耳提面命地要求大臣们同意《保护条约》，同月17日下午，再次在皇宫召开御前会议，高宗始终不肯露面。这时，伊藤博文凶相毕露，调动全副武装的日军部队包围皇宫，甚至在皇城街头架起机枪野炮，纵然如此，内阁众大臣始终不肯屈服，包括已经转而亲日的学部大臣李完用，此时也不敢轻易表态。

御前会议僵持入夜，伊藤博文亲自带兵闯入宫禁，象审问犯人一样，逐一要求众大臣表明立场。当问及总理大臣韩圭卨时，韩坚决反对，他表示“此身可杀，此心不可屈”，当场被日军拘捕。法政大臣李夏荣、度部大臣闵泳绮坚持立场毫不屈服，学部大臣李完用趁机表示赞成，在他之后，军部大臣李根泽、内部大臣李址榕、外务大臣朴齐纯、农商工大臣权重显也怯生生地表示同意。⑦

1905年11月18日，韩国外务大臣朴齐纯在《日韩保护条约》上签字。该条约之露骨程度，在古今中外难觅出其右者。条约规定：今后韩国外交事务均受日本外务省指导；未经日本同意，韩国不得与任何国家缔结条约；日本政府在韩国设置统监，管理外交事务；统监有权进见韩皇。韩国的内政外交的种种利权，遂如此这般转让与日本。伊藤博文，作为吞并韩国的元凶首恶，被任命为首任朝鲜统监。

恶魔一般的统监政治降临，韩国陷入有邻国而不能自交、有土地人民而不能自监的绝境。奄奄一息的“大韩帝国”，实质上是一个无国、无君的空壳而已。

反日的怒涛

统监政治激起韩国人民的义愤，各地殉节、起义、罢市的抗争不绝。军部大臣闵泳焕以韩国已沦为日本之附庸，愤而举刀自戕，就义前留下《告二千万同胞书》，激励全国人民对日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几乎与此同时，一位中国留日学生潘宗礼在的得知韩国沦亡的消息后，在仁川蹈海自尽，他生前也留下遗书一封，内称：“韩中两国，唇齿相承。韩之亡，其中国将亡之先声呼？吾国人懵然不之觉，吾将以死警之！”

一度沉寂的义兵，在名士儒生的指挥下转战各地。崔益铉于全罗道起兵、闵宗植活动于忠清道一带，在国难当头之际，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抛弃阶级之分，投身到抗击日军的行列。
身处深宫的高宗注视着动荡的局势。在被迫接受《日韩保护条约》之后，高宗秘密发信给美俄德法等国首脑，宣布不承认保护条约的效力。1907年，高宗以李相卨、李儁、李玮钟为密使，出席在海牙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和平会议。三位密使携带高宗致俄国沙皇的书信以及密使的委任状，希望在海牙的会议上为韩国讨回公道。然而，寄望于列强施以援手，无异于与虎谋皮，海牙的悲剧正步步逼近。

同年6月，三位密使抱着必死的决心抵达海牙，并随即会见会议的主席俄国代表，请求大会给予韩国代表出席会议的资格。所谓的世界和平会议，实际上就是列强俱乐部，碍于日本的压力，列强代表对韩国代表的要求互相推诿，最后不得已由主办国荷兰政府出面：“《日韩保护条约》已为各国承认，韩国不能行使独立外交权。”以此为理由拒绝韩国代表出席会议。

密使无法参加和平会议，只好争取同期举行的国际协会上发表演说，向与会的记者以及各国人士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宣布《日韩保护条约》无效。密使的演说深深感动了列席人员，人们纷纷提案通过一项同情韩国的决议、在道义上予以支持，然而如此微不足道的愿望也遭受列强的无情践踏，日本代表与英国代表坑瀣一气、狼狈为奸，两国联手一致反对决议。至此，密使李儁悲愤难当，在会场上举起刀子剖腹自尽，海牙密使遂如此悲惨收场。

海牙密使事件令日本政府在国际社会陷入难堪的境地。统监伊藤博文声称事件是敌视日本的行为，日本将为此对韩国宣战，扬言要高宗向日本请罪、然后逊位。在日本的多方压力下，高宗不得已于1907年7月18日将国政委任皇太子，然而日本方面始终不依不饶，强令高宗退位，7月20日，在日军大炮与士兵的包围下，高宗在汉城庆运宫举行禅位仪式，太子李坧（纯宗）被迫登上了皇位。

此后，日本吞并韩国的步伐骤然加速。高宗退位、纯宗登基不过一周，伊藤博文相继出台了《丁未七款协约》、《新闻法》、《保安法》，褫夺韩国政府处理内政的自主权以及韩国民众法律上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紧接着，在8月1日着手解散汉城的韩国军队。

解散当日，天空下起滂沱大雨，汉城侍卫队的大队长们突然接获紧急命令：除留用一个大队的兵力保护皇室之外，其余部队一律解散。接着，军方讹称进行徒手训练，将士兵们骗至训练院进行解散仪式。士兵们在日本军队机枪的包围下，纷纷卸下军装、领取遣散的“恩谢金”，部分士兵难抑内心悲愤、当场撕碎纸币呼天抢地。

在解散过程中，汉城侍卫队第一联队第一大队发生哗变。大队长朴性焕在得到解散命令后，命令士兵集中操练，而自己则走进大队长办公室，含泪留下遗书之后开枪自杀。大队长之死唤起士兵的斗志，士兵们不顾一切砸开武器库群起暴动，打死日本教官、与日军激战。受到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的感染，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也继之奋起反抗。后来，日军以死伤上百为代价，镇压了汉城的军队哗变。

汉城的暴动引起连锁效应，义兵运动蔓延全国十三道，义兵将领李麟荣被推为首领，在最高峰时段，义兵总数达六万九千之多，在1907到1908年之间与日军作战一千四百余次。日本统监府调集大量军队全力围剿义兵，义兵的活动范围日趋萎缩，到了1910年左右，只剩下零星的小股部队坚持抵抗。⑧

日韩合并

大韩帝国的最后岁月，韩国政府被日本严密控制，各部次官由日本人充任，而最高法院的院长甚至直接由日本人担当，军队解散后，韩国的行政、司法、国防等国家基本权力一并被日本褫夺，此时离沦为日本殖民地已经为期不远。

1909年6月，伊藤博文辞去朝鲜统监，原副统监曾弥荒助继任。伊藤博文在辞职前夕，已将最终吞并韩国的一切事务准备就绪，他的离去，实际上标志着朝鲜统监时代的结束、日本殖民地时代的来临。同年10月，伊藤悠哉游哉地动身前往中国的哈尔滨，准备与沙俄财政大臣科科夫策夫进行密谈，实为争取沙俄对日本吞并韩国的谅解。

26日上午9时，伊藤抵达哈尔滨，在科科夫策夫的陪同下检阅俄国军队，并与各国使节握手致意。车站中俄国军警以及各国人士数千罗列路旁，军乐声与花炮声齐响。当伊藤准备前往检阅俄国仪仗队时，韩国青年安重根在不远处举起手枪，对准伊藤开火连开连开三枪，伊藤博文应声倒下，安重根喜出望外，掏出太极旗当场高呼“大韩独立万岁！”，泰然接受逮捕。⑨

伊藤博文重伤不治。安重根于翌年3月26日被处以死刑。韩国民族英雄安重根，就此青史留名。

伊藤博文刺杀事件之后，是日韩最终合并的契机，日本国内的别有用心人士，借此鼓动吞并韩国的情绪。1910年初，日本第二十六届议会中，在野议员推波助澜，要求从速将韩国纳入日本的直接统治之下。

韩奸宋秉畯与日本里应外合，在国内操纵亲日卖国组织一进会，为日韩合并大张旗鼓，不久，会长李容九即炮制了数份“日韩合邦”的请愿书、建议书，分别递交韩皇朝廷与日本统监府，鼓吹“废止韩国政府”、“由日本政府直接行使政令”。此言一出，立即受到全国舆论的一致声讨，反对合邦的运动迅速兴起，多个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演说，揭露一进会卖国媚外的罪行。然而，统监府垄断了韩国的治安机构、传播媒体，禁制、收买、舆论攻势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反对的声浪被镇压覆盖，赞成合邦的言论反而大行其道。

时机日渐成熟，合并的计划进入实质性阶段。日本陆军大将寺内正毅被委任为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统监，出发前，这位统监先在日本远程调兵遣将，直到韩国境内各处的日本军队、宪兵、警察一一布置完毕，寺内才动身前往赴任，随同新统监到来的还有数十艘军舰，在韩国各处港口游弋示威。

1910年8月16日，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李完用，以慰问日本水灾为名秘密拜会寺内正毅。令朝鲜民族痛心疾首的《日韩合并条约》，就在这时经寺内与李完用策划成型。

李完用与寺内的交涉与幕后交易，前后仅仅进行五、六日便拍板成交，21日晚，李完用入宫觐见纯宗，算是对这位傀儡皇帝作最后交代。纯宗深知大势已定，无可挽回，强忍着悲痛首肯应承，当李完用退出之后，纯宗当即掩面而泣。接着，李完用又赶往德寿宫拜谒高宗太皇帝，又重来一次纯宗面前的说辞，高宗异常平静，说：“我是一个不能参与政治的人，对合邦不便发表可否意见，一切皆由皇帝和各大臣决定吧。”手续已毕，李完用欣喜若狂，而高宗则仰天长啸、泣不成声。

1910年，大韩帝国隆熙四年8月22日下午，皇城汉城的街头上日本军警全员出动，自城门到城内的大街小巷，几乎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在森严的戒备下，大韩帝国政府在昌德宫兴福轩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末代纯宗皇帝听取内阁总理大臣以及政界元老的陈词后，表示接受日本帝国提出的《日韩合邦条约》，李完用、寺内正毅分别在条约上签字，为李朝500年的历史画上令人唏嘘的句点。⑩

尾声

昙花一现的大韩帝国，瞬间成为历史陈迹。大韩纯宗皇帝，将朝鲜半岛让与日本天皇，被降封为昌德宫李王，位列日本皇族。而他的父亲高宗太皇帝，则得到德寿宫李王的封号，遭受长期的软禁。

失国去位之后，高宗一直沉湎在惆怅苦闷当中。他彷徨无助，与外界的联系完全被隔绝。高宗常常夜不能寐，在深夜里追忆不堪回首的政治生涯，短叹长嗟直至清晨日出。

1919年1月20日深夜，高宗最终结束了苦难的一生。当天深夜，无法入眠的高宗像往常一样在德寿宫的寝殿内来回踱步，中途突然倒地。当惊恐万状的宫人们打开殿门时，僵卧在地的高宗已经不省人事。最后，高宗好不容易恢复了意识，他迷朦地张开眼睛，困难地吐出了一句话：“我到底吃了什么东西……”言毕呼吸突然急促、痛苦地断气死亡。日本医疗人员的诊断结论，指高宗死于脑溢血。有部分目击者指称，高宗死时全身出现各种中毒症状。多数韩国人倾向相信，高宗之死是出于日本人的阴谋毒杀。

噩耗传出，举国震惊。朝鲜遗民无法抑制内心中的悲痛，纷纷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德寿宫大汉门前，捶胸顿足地放声恸哭。全国上下沉浸在如丧考妣的哀痛中，各地都可以见到面向汉城方向哭泣的人们。

高宗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大汉门直冲云霄的号哭，成为朝鲜独立运动的导火索。国葬期间，商人纷纷罢市，学生们也投身罢课的抗争中，愤怒的洪流最终酿成声势浩大的“三?一”独立运动。成千上万的朝鲜民众潮水般涌上汉城街头，举行反日示威游行。民众群情激昂，怒吼震天，高呼着驱逐日本统治者的口号，争取恢复国家民族的独立。从汉城到全国各地，反日运动如火如荼，浪潮一度席卷了整个半岛。

七年后，饱受凌辱的末代皇帝纯宗也凄然逝去。这次，为安抚民心，日本特意为纯宗举行隆重的国葬，然而这种举措适得其反、再度刺痛了朝鲜遗民内心的伤痛。纯宗的死亡意味着韩国国家象征的彻底毁灭，反日独立意识在纯宗死后终于失控。从此时开始，朝鲜半岛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投身于抗日独立的斗争中，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半岛恢复独立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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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阳以来的局势，见宋成有《甲午战争后韩末改革的外力介入与韩国君臣的对应——以光武改革为中心》，原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二辑》；俄馆播迁，参阅[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第二章，北京东方出版社。
②福田忠之《1896年闵泳焕使俄与东北亚国际关系》，原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二辑》。
③[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第二章，北京东方出版社。
④光武改革的内容，参考宋成有《甲午战争后韩末改革的外力介入与韩国君臣的对应——以光武改革为中心》。
⑤两人的论调，摘自王元周《华夷观与朝鲜后期的小中华意识》，原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二辑》。
⑥宋成有《甲午战争后韩末改革的外力介入与韩国君臣的对应——以光武改革为中心》，原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二辑》。
⑦《外国历史小丛书-日帝霸占朝鲜始末》，商务印书馆。
⑧义兵抵抗运动，同上书。
⑨安重根，参阅石源华《论韩国义士安重根与中国关系》，《韩国学论文集》2004第十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⑩日韩合并，《外国历史小丛书--日帝霸占朝鲜始末》，商务印书馆。

镇安君芳雨，上之长子也，性嗜酒，日以痛饮为事，饮烧酒病作而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