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士的真实：揭开面纱的大谷吉继》一文篇幅不小，也涵盖了很多内容，但是作为一篇人物传记文而言，在文章内容的安排和组织上却有很大的缺陷。首先，传主大谷吉继在许多章节里被遗忘了，换句话说，文章的许多内容作为这样一个题目而言，是不必要的，甚至有堆砌之嫌。比较典型的如关于石田三成水攻忍城失败的辩证。虽然此事与大谷吉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他是三成的副将），但很显然，这里的焦点人物是石田三成，而大谷吉继在其中并没有特别需要记叙的表现。详细辨析这个事件，在这个题目之下就是喧宾夺主的。诚然我们在记叙许多历史上的“配角人物”时，会因为资料短缺而遇到无事可记的困难，于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做法就是：凡是与传主有一点点关系的事件，都按照时间顺序予以记叙。比如此人参加了某次作战，即使他在作战中没有留下任何特别的记载，那么就记叙这次作战的首尾好了，不如此仿佛就好像有所遗漏一样。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对于人物传记文而言，是无益而且有害的。在天享四、五年间，作品呈现大型化的时候，就普遍存在过这类问题，例如安倍信光的《前田利家》，我也曾经在检地时专门的谈到过。后起的写手蹈其覆辙，恐怕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吧。

第二个问题是过于偏重于人物的军事经历。不错，日本战国时代的人物大多具有武将的身份，他们的军事经历当然构成其人生的重要部分。但是，这也是因人而异的。以大谷吉继而言，虽然有资料称秀吉曾经赞颂其为可以统军百万的大将，但事实上，他值得一书的军事成就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仍然以其参加过的战争为主线，则不但勉强，而且极不全面。我们也通过文章看到大谷吉继的民政能力和外交能力，但却只见结果不见过程，是确实找不到资料？还是被忽略了？再如，传记文最需要抓住的，是传主一生的决定性时刻，以本文为例，大谷吉继从家康vs利家时的家康派，变为家康vs三成时的三成派，这是一个微妙而重大的变化，也是他人生的关键。那么，他与三成的关系固然已经有很多记载，他与家康的关系？他与利家的关系？他在丰臣政权中的地位和人脉情况？这些其实就都是有必要阐发、详述、分析和整理的最重要的点与面。这些内容，在文章中是基本缺失的。

于是，最后，读完这篇长文，固然我们可能会从其对“贱岳七本枪”的颠覆性分析或者忍城水攻的分析中获得一些新知，但总体而言，对于大谷吉继这个非常有名而又缺乏深度介绍的传主人物，我们的了解，仍然停留在他于关原基于友情义气慨然支持三成并死于战场这一点上，毫无更进一步的认知。那么，这篇““揭开面纱的大谷吉继”，究竟揭开了什么呢？我恐怕作者自己也尚不自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