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日本国王良怀

宣谕“四夷”

公元1370年，也就是明朝洪武三年，一艘巨大的海船从宁波启航，顺着洋流向东行驶。

这不是一艘民船，而是官船，船上的最高长官头戴乌纱，身穿红色的团领大袖袍服，是一员五品高官。此人名叫赵秩，正式官职乃是山东莱州的同知，是莱州知州的副手，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省辖市第一副市长。然而此次他却不是以副市长身份下海出航的，他率领一个规模庞大的使团，受大明天子朱元璋的直接指派，前去宣谕日本国，递交国书。

此番出使，赵秩的心情绝不轻松。自朱元璋登基以来，已经先后派出两批使团出使日本，全都铩羽而归，甚至第二次还有成员丢了性命。赵秩此次出使，失败的机率是很大的，连是否能够平安回国也还在未知之数。当日在南京接过国书的时候，他就觉得手上这份薄薄的国书如有千钧之重。

明朝建立于两年前的1368年，这一年的正月，朱元璋在金陵（今天的南京市）登基称帝，改金陵为应天府，作为国都，随即展开大规模的北伐行动。八月，明军攻入大都（今天的北京市），结束了元朝对中原地区近百年的统治。

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记年法，从这个时候开始，元朝就不复存在了——即便末代皇帝妥欢贴睦尔仍然在世，政府班底并未解散，只是逃离中原而已，从此也得改称“北元”。

虽然北伐成功，但中原地区并未彻底平定，方国珍仍然盘踞在浙江和福建沿海地区，明升占据了四川大部。朱元璋在调派兵马平定这些割据势力的同时，也从应天府派出使团，前去宣谕“四夷”。

“夷”，乃是古代中国对东方各少数民族的蔑称，随着历史演变、语意扩展，也可指代所有外族。“四夷”，指的是中原政权的周边国家，并不一定要在东方，也并不一定有四个——“四夷”之四，乃是四方之四。

不过说来也巧，朱元璋登基之初便遣使通好的，正好是四个国家，并且都位于明朝的东北方或东南方。这四个国家乃是：高丽、日本、安南和占城。

高丽国等于今天的朝鲜和韩国，国王姓王，故此史称高丽王朝。安南在今天的越南北部，占城在今天的越南南部。日本国基本等同于今天的日本，但要减去冲绳县（当时为独立的琉球王国）和北海道除南端外的所有领土。

这四个国家都是中国传统的邻国，其中高丽、安南和占城都曾经是元朝的藩属国，所以君主只能称王，要比中国的皇帝矮上一头。日本则不同，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发兵，想要逼迫日本称臣，但全都铩羽而归，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在朱元璋想来，日本列岛上的政权从三国时代起就是中国的藩属（邪马台等国同时向魏、吴称臣纳贡），他们不肯向占据中原的蒙古人称臣，其情可原，甚至其志可嘉。如今大明代元而兴，中原重建汉人政权，日本总该向我低头了吧。因此宣谕“四夷”的国书内容是基本相同的，一方面宣告明朝建立，另方面要求这四个国家都继续尊奉中华正朔，派遣使团来南京称臣纳贡。

1368年，也就是洪武元年的十一月，这时候四川尚未平定，东南方面，虽已攻取方氏的根据地温州，但方国珍退守海岛，仍然不肯降服（方国珍降明，是在当年的十二月份），朱元璋就急忙派出了第一批使团。

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一方面是为了宣示明朝的正统性，另方面传闻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残党在大陆站不住脚，纷纷逃到海外，与海盗们相勾结，准备侵扰明朝东南沿海。朱元璋想要尽快建立与周边各国的主从关系，从而切断这些残党、海盗的后路，尽快将其彻底剿灭。

四个使团离开南京数月后，在1369年年初陆陆续续地回了国，并且带来了高丽、安南和占城三国同意向明朝称臣的国书。然而让朱元璋颇感失落的是，他最殷切希望建立外交关系的日本方面，却偏偏毫无动静。

1368年派往日本的使团因何无功而返，现在任何史料上都找不到原因。他们是否真的到了日本，见了哪些人，说了哪些话，是否顺利递交了国书，有无得到回应，全都付之阙如。从以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来判断，或许这个使团根本就没有摸准门路，没能找到合适的人呈递国书，甚至，很有可能是迷了路，根本就没能到达日本。

而恰巧就在这次赴日使团空手而归的同时，一直为祸中国和高丽沿海的倭寇又闹腾了起来，和张士诚、方国珍的残党相勾结，在山东、江浙、福建、广东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所谓倭宼，是指日本海盗。日本古称倭国，“倭”就是小矮个儿的意思，至于这名字是他们自己取的，还是中国人看日本人身材矮小给硬性指派的，那就无可查考了。

倭寇为患，使得朱元璋更急切地想要和日本建交，于是在洪武二年也即1369年三月，他又往东方海上派出了第二批使团，并且还带去了一份声色俱厉，简直象是最后通牒的国书。

国书首先指责日本国既不肯称臣，也不肯修好，还胆敢唆使倭寇为祸中国东南沿海，然后恶狠狠地警告说：

“假如尔等不肯幡然悔悟，仍要侵扰我大明的疆土，朕就派遣水师扬帆前往日本列岛，把倭寇搜捕精光，甚至直取尔等的都城，逮捕尔等的国王！”

对于这第二批赴日使团，史书上记载得比较详细，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使团团长名叫杨载，副团长叫吴文华，他们确实到达了日本，在北九州登陆，随即前往镇西府，见到了日本国王“良怀”。

日本是由四个大岛（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和一系列小岛组成的国家，其中距离中国最近的是九州岛，而镇西府又名太宰府，在今天日本福冈县的中部。

明朝使团来到镇西府，面见日本国王良怀，呈上国书，要求日本称臣纳贡。然而良怀在读完国书之后却大怒如狂，不但不愿意当明朝的藩属，反而当场下令斩杀了使团中的五名随员，还把正副团长杨载、吴文华给监禁了起来，关了整整三个月才赶出日本。

杨、吴二人狼狈地逃回南京，向朱元璋奏报，朱元璋无奈之下，才于翌年也即1370年派出了赵秩率领的第三批使团。

虽然国书上的话放得很狠，说要“派遣水师扬帆前往日本列岛”，还要“直取尔等的都城，逮捕尔等的国王”，但实际上朱元璋并没有远征日本的决心。从表面上看起来，什么倭寇问题、称臣问题，只要发兵打服了日本，全都可以彻底解决了，然而以明朝当时的国力来论，远征日本或许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一方面，经过元末的长期战祸，中原地区田地荒芜、百姓流散，亟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另方面，北元政权虽然逃往漠北，却仍然保存着一定的南侵实力，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明朝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必须用来防备北部边境和出塞扫荡北元军。一百年前，就在元朝初兴，实力最强大的时代，元世祖忽必烈两征日本，第一次派兵三万多，第二次十四万，结果都大败亏输，逃归者还不到一半。从来战无必胜之道，初兴的明朝根本承受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万一出师不利，很可能彻底崩溃。

不虑胜，先虑败，那些总是志得意满，以为自己常胜不败的家伙，是根本无法创建一个崭新的王朝的——朱元璋当然不是这类空谈家。

所以虽然明朝使节遭到日本国王良怀的屠杀和羞辱，别说藩属外交了，连友好外交都没能建立，朱元璋还是本着先礼后兵的原则，打算再次派遣使团，去给日本人下最后通牒。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咱们开篇就交代的，莱州同知赵秩率团第三次赴日。

你居然也姓赵

1370年，赵秩率领使团前往日本，随行的除了秘书、翻译、护卫以外，还奉朱元璋的旨意，带上了一批日本籍的囚犯，总共15名。这就是所谓的恩威并施，一方面在国书中严厉斥责日本政府，并且以开战相要挟，临之以威，同时也引渡部分日囚，交给日本政府自作处置，表示大明天子宽大为怀，施之以恩。

恩威并用之下，日本国还能不乖乖就范吗？

按照史书记载，这15名日本籍囚犯中，既有被擒的倭寇，也有遭到扣押的佛教僧侣。

佛教是在六世纪中期，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很快就普及开来，几乎成为全民信仰。中国唐代有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目的地是佛教的发源地北印度，但其后不久，印度佛教全面衰退，几乎近于灭亡，佛法的中心，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中心转移到了中国。所以从唐朝开始，陆续有日本僧侣不顾海道艰险，西渡中国来求取佛法。

著名的鉴真和尚，就是被一群来华的日本僧侣说动，才东渡去日本宣教的。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真言宗的创始人空海，这两位鼎鼎大名的高僧，也都曾来中国留过学。

然而，因为元世祖忽必烈想征服日本却遭到失败，元日之间始终未能建立正常邦交，等到明朝初兴，朱元璋两番遣使都未能使日本称臣纳贡，建交之事仍如水月镜花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日僧入元、入明，不可能携带中国政府认同的证明身份的文件，算是偷渡。

况且，这些偷渡的和尚还很有可能是乘坐倭寇的船只航来中国的，因此遭到地方官逮捕，并且押赴中央，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就这样，朱元璋从日本籍囚犯中挑选了偷渡的佛教僧侣，以及部分作恶较轻的倭寇，凑了15名，交给赵秩使团，押送回日。

赵秩在北九州的良港博多登陆，联络当地日本守将，直接前往镇西府，求见良怀，并且顺利得到了接见。

只见这位日本国王良怀年约四旬，头戴着高高的乌帽子，身穿大袖长袍，手持折扇，仪表堂堂，不怒自威。于是赵秩递上国书，良怀展开一看，不但内容和去年杨载带来的完全相同，而且言辞更为激烈，不禁双眉倒竖。当听说面对的使者名叫赵秩以后，他显得更为愤怒，一拍桌案，大声喝骂道：

“你居然也姓赵！”

良怀为何如此痛恨姓赵之人呢？咱们还得倒退一百年，从忽必烈远征日本开始说起。

蒙古至元三年（正式改国号为大元，是在13年后的至元十六年），也即1266年，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组团前往日本，要求日本称臣纳贡。黑的等人在高丽使者宋君斐的陪同下，首先来到巨济岛，遭遇了大风浪，无法继续前进，被迫将国书交给高丽人转呈日本政府。

1268年，这份国书终于经高丽人的手送到了日本。当时日本由京都的天皇和镰仓的幕府（由武士集团首脑所建立的军政府）将军双头执政，而幕府将军惟康年仅五岁，是个傀儡，大权落在幕府外戚、执权北条时宗手中。对于蒙古国书应当怎样答复，是同意称臣，还是坚决抵抗，或者虚与委蛇，朝廷百官连日开会讨论，都得不出结果，只好把烫手山芋直接扔给了幕府。

这一年北条时宗只有17岁，年轻气盛，坚决不肯向外国低头。事实上，当蒙古征服高丽以后，镰仓幕府就要求管辖九州岛的太宰府整军备战了，此时北条时宗更向所有日本西部的武士集团下令说：

“蒙古人包藏祸心，觊觎我国，近日甚至派遣使臣来要求我国降伏。应当早做戒备，以防不测。”

就这样，在幕府的强硬态度影响和支持下，日本朝廷以“言辞无理”为由，拒绝接受蒙古国书。

忽必烈得到日本不肯称臣纳贡的消息后，并没有失望，他一方面重编高丽军，建造大海船，做好侵日的准备，另方面再派黑的等人赴日交涉。这次黑的终于穿过海峡，来到了日本西北部的对马岛，但被当地守将拒绝他登岸，恼怒之下，劫掳岛民塔二郎、弥二郎两人归国。忽必烈盛情款待了那两个日本人，并且带他们参观都城，以显示蒙古国力的强盛，然后草拟了一份非正式国书，交二人带回日本。

然而日本人的态度毫无更改，菅原长城代天皇回信，其中甚至包含了这样的话：

“蒙古的名号，自古未闻……日本乃是神国，并非靠智谋便可与竞争，靠武力便可以征服的……”

即便这样一封书信，也被幕府认为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干脆扣住不发。忽必烈久等不见日本回复，就于1270年再派女真人赵良弼出使日本，同时在使团的出发地高丽金州（今天韩国庆尚北道的金海）驻扎一部陆军和海军，为其助威。

可是赵良弼也只到了太宰府，当地守将坚决不肯让他前往天皇朝廷所在地京都，对于蒙古国书仍然不做答复。在日本滞留了整整一年以后，赵良弼被迫归国，并在忽必烈征询他对日用兵的意见时，就自己的所见所闻，得出如下结论：

“臣观日本的民俗，好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咱们即便得到这些百姓，也不可用，得到这些土地，也无法使其富饶。倘若派兵渡海，风险浪大，祸害莫测。请陛下勿将有用之民力，填此无底之深洞。”

可惜忽必烈已经下定了开战的决心，完全听不进赵良弼的正确意见，这才终于有了1274年和1281年两次失败的征日之战。

历史颇多有趣的巧合，一百年前的1270年，赵良弼奉忽必烈之命出使日本，来到太宰府（实际到达是在1271年），一百年后的1370年，赵秩奉朱元璋之命出使日本，也到了镇西府（即太宰府）。两名使臣都姓赵，也难怪良怀要把两者联系起来了。

良怀喝骂赵秩说：“我日本虽是偏僻小国，却从来仰慕中华文化，希望与中国友好建交。然而蒙古人觊觎我国的领土，先派个姓赵的来诓骗、要挟，继而十万水军汹涌杀来。幸亏苍天护佑，降下神风，打沉了蒙古战船。如今中国新天子登基，又派了个姓赵的前来，难道你是赵良弼的后裔吗？你也打算来欺骗和要挟我国吗？！”

听了良怀这一番话，赵秩才终于恍然大悟。

日本的南北朝

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与此前的唐、宋，以及其后的明、清不同，儒教并不兴盛。中国本土的儒教，是一种讲究自修、内敛的文化哲学体系，扩张的野心并不严重。明朝以儒教立国，朱元璋最重视本国的农业发展，并不象忽必烈那样，认定凭借武力便可征服一切。

所以忽必烈只是没有得着日本人的明确答复就准备开战了，明朝使臣被杀5人，朱元璋也并没有真下动兵的决心。

作为明朝使团团长的赵秩，一方面完全了解朱元璋与日本建交的良苦用心，另方面也秉持着中华泽被万邦而非征服万邦的儒教思想，他必须要把话对良怀说清楚，把对方的错误观念扭转过来。

于是赵秩首先声明，自己绝对不是蒙古使臣的后裔——我是纯正的汉人，而那赵良弼本是女真人，岂可一概而论？然后宣扬了一番大明天子的威德，绝非蒙古人那般唯力为视。最后还说：

“倘若不信，你可以杀了我，但恐怕大祸旋踵而至。况且天命所在，人力岂能违抗？我朝以礼相待，岂可与蒙古的欺骗、侵略相类比呢？”

据说在良怀责问赵秩的同时，排列在屋中的日本武士们个个怒发冲冠，纷纷拔刀出鞘，架在赵秩的脖子上，只等主公一声令下，便要明使人头落地。然而赵秩毫无惧色，一番侃侃而谈，有理有节，掷地铿锵有声。良怀听了这一番话，面色立刻就改变了，当即喝令武士们退后，然后亲自走过来握住赵秩的手，概叹说：“原来是我搞错了呀，得罪了，得罪了，还请海涵。”

于是接受国书，盛情款待了明朝使团，最后还恭送赵秩离开日本。明日之间政府间的交往，终于就此展开了。

赵秩出使日本的第二年，也即1371年，十月，良怀所派遣的朝贡使团终于经海路来到中国，并在地方官的护送下顺利抵达南京。

日本使团的团长并非朝廷官员，也不是武士，却是个僧侣，法号叫做祖来，他向朱元璋呈上了良怀的国书，并且进贡了马匹和土产，还送还被倭寇所掳的中国明州（今浙江宁波）、台州（今浙江临海）两地老百姓70余人。

虽然并未正式表态称臣，但祖来带来的国书中自称“臣良怀”，并且带来了贡品，还送还了被倭寇掳走的部分百姓，朱元璋大感快慰。似乎日本对明朝称臣纳贡，甘为藩属，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于是按照接待藩国使臣的规格，隆重迎接并盛情款待了日本使团。

然而，敏锐的朱元璋还是从祖来的应对话语中听出了一些不和谐音，这使他疑窦丛生，难下决断。

史书记载，日本原称倭国，唐高宗时代开始改称日本，不久后更将其君主的名号从大王改称天皇。此外，宋人已经知道天皇朝廷大权旁落到镰仓幕府手中，所以忽必烈派赵秩出使日本，赵秩曾要求前往京都，亲手将国书交给天皇，倘若不肯，交给“大将军”（指幕府将军）也行。

那么，这个日本国王良怀，究竟是日本天皇呢，还是幕府将军呢？他为何不居住在京都，而在僻处一隅的镇西府呢？日本目前国内形势究竟如何，想让他们约束倭寇，良怀能不能说了算？

种种疑问纷至沓来，于是朱元璋下旨，派官员前往天界寺召高僧椿庭海寿前来问话。

天界寺就在南京城内，乃是当年元文宗图帖木尔的潜邸（君主登基前的私宅）改造的，也算当时东南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寺庙。而这个椿庭海寿本是日本和尚，1350年也就是明朝建国的18年前西渡到中国来求法，这时候就正在天界寺挂锡（游方和尚在寺庙暂住的时候，得把锡杖挂在墙上，所以叫挂锡）。

朱元璋直接把椿庭海寿召来奉天殿，详细询问他有关日本国内的情况。椿庭海寿虽然已经离开日本十多年了，但估计他临走时候的政治格局还未曾大变，也或许可以探询明白，那个良怀究竟何许人也。

大明天子垂询，椿庭海寿不敢有丝毫的隐瞒，立刻将自己所知道的合盘托出。他首先告诉朱元璋，如今日本国内是两统并立，有两位天皇，朝分南北。

前面说过，镰仓幕府崛起以后，与天皇共治日本，就名义上来说，天皇是君，幕府将军是臣，但就实权来说，幕府往往凌驾于朝廷之上。

元朝两次征伐日本，虽都铩羽而归，但给日本的打击也是相当严重的，各地大大小小的武士集团原本都受幕府统辖，其中相当多武士艰苦奋战、抵御外侮，但战争打赢以后，幕府却无钱可赏，无地可封，人心逐渐离散。天皇朝廷趁机卷土重来，想要夺回权柄。

——这位雄心勃勃的天皇，就是日本大和王朝第96代君主后醍醐天皇。

后醍醐天皇号召各地不满镰仓幕府和外戚北条氏统治的武士集团联合起来“倒幕”，经过长年的奋斗，终于在1333年取得了胜利——这一年在中国是元顺帝元统元年，朱元璋年仅5岁。

后醍醐天皇将权柄重新收归朝廷以后，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他此时的年号为建武，所以史称“建武新政”。

新政的内容是什么呢？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恢复古老的庄园制，把历代被武士集团所侵占的土地全部归还旧主——也就是那些世袭贵族、朝廷公卿。武士们原本想借用天皇的权威来推翻镰仓幕府的腐朽统治，想不到新政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和负担更为沉重，而百姓们只是从一个主人换到另一个主人名下，生活也毫无改善。在这种情况下，武士们很快就重新集结起来，在造过幕府的反以后，再造一回朝廷的反。

新的武士政权——室町幕府——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创建室町幕府的是个名叫足利尊氏的武士集团首领，原为北条方大将，后来跟从后醍醐天皇倒幕，建武新政后起兵造反。1336年，足利尊氏亲率大军杀入京都，拥戴了一个傀儡天皇，后醍醐天皇被迫逃到京都南方的吉野山地。

整个日本就这样围绕着两位天皇、两个朝廷展开了长年激战——京都的傀儡政权，叫做京方或者北朝，吉野的后醍醐一系，叫做宫方或者南朝——史称“南北朝”。

听椿庭海寿详细说明了日本的政情，朱元璋却仍有不解，直接问他良怀究竟是谁。椿庭海寿想了一想，回答说：“从不闻有名叫良怀之人，但既然身在九州镇西府，或许是指的怀良亲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