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胡写了一通，各位请尽情批评到体无完肤吧

萨摩藩藩政改革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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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Impact]萨摩藩岛津家纹 “丸中十文字”[/font]
萨摩藩，外样大名岛津氏属，表高77万石。居日本第二。藩城鹿儿岛。
萨摩藩在幕末到现代的日本史上，其重要地位有目共睹。

早年的历史：
岛津家的源起,是近卫家的家臣惟宗忠久.忠久之祖传说是中国大陆漂洋过海来到此地的名为弓月君的一族。弓月君自称是秦始皇的子孙，故以秦为名，其族称为秦族。另一说为,忠久是源赖朝的七男,是赖朝与其家臣比企能员之妹,丹后局所生之子.源赖朝开幕后，岛津家成为地方诸侯。1193(建久4)年,源赖朝任命忠久为日向岛津庄地头.不久后,追加被任命为萨摩,大隅,日向三国的守护职, 忠久到任后，根据庄名更姓为岛津.岛津家就这样成立了。
当时的九州，居住着名为隼人的土著居民。仍然没有对本州传来的文化全部接受，也就是说当地人尚保留有蛮夷习俗。民风彪悍。屡次起来和中央的大和族朝廷对着干。几次起义，都对中央政府造成很大震动。忠久因为有三国守护的名号而得到中央的支持（虽然无实），到任后尝试和地方结合。虽然屡经挫折。但是仍取得一定进展。所以很快成为九州的一大势力。
镰仓幕府结束后的室町幕府——南北朝时期，岛津家一直站在武家一方。作为武家部队的急先锋反抗宫方，岛津家当主岛津贞久还是武家军队的一时名将。就这样经过了室町时期，进入了战国年代。

　1527(大永7)年,岛津家的分家伊作家的岛津贵久继任本家家督.然而他的继位引发了家中的分裂，结果贵久和忠久之间开始战争。1536年,贵久从岛津家的另一分家萨州家手中夺下伊集院城,又在于1538(天文7)年,在加世田城战中大胜实久,统一了日后岛津家的根据地萨摩。贵久的胜利奠定了日后作为战国大名的岛津家的基础.所以他被称为真正的岛津家之祖

　　统一萨摩之后的贵久把居城移到内城,之后他致力于让自己头上的三国守护的帽子名副其实的工作。因此掀起了一系列的战争。

1554(天文23)年,贵久派遣其子义久,义弘进攻萨摩和大隅国境间的蒲生家.他们依次攻下了蒲生家的各个城池.并在3年后,灭亡了蒲生家,至此岛津家夺取了大隅国的一部分.

　　1561(永禄4)年,大隅的肝付家家督高山城主肝付兼统与岛津家开战的徊城,结果1566年,肝付家在高山城合战中失败.由于势力逐渐被削弱,于1574年投降。后来肝付家成为岛津家的重臣。不过这是后话。肝付家的投降让岛津家夺取了大隅国.实力大大扩张。这样岛津家就引起了九州另一强豪大友家的注意。在夺取了大隅国之后，岛津家准备让自己的三国守护之名彻底属实，就发动了进攻日向的战争。这就跟同样进军日向的大友家展开了战争。当时岛津家的当主义久和他的几个兄弟，都是相当出众的人杰。以至于当时世论称“岛津家没有暗主”同样幸运的是，岛津家由于其地理位置而成为第一个接触西方的诸侯。在引进了西方的火枪之后，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大提高了。此时的岛津家犹如旭日东升，国力蒸蒸日上。而战场上也屡战屡胜。1578年，岛津家在耳川合战中大胜大友家的四万大军。从此，中九州的强豪大友家如日落西山。逐渐为岛津所吞并。在击破大友后。岛津家吞并了日向国，又逐步蚕食大友家势力。不久后就跟北九州的霸主龙造寺家接触了。两强相争必有一伤。1584年，岛津军在冲田畦设下伏击。大破龙造寺军三万余人。还打死了龙造寺家家主龙造寺隆信。连战连胜的岛津家犹如海涛一般横扫九州。眼看就将成为九州唯一的诸侯时。九州外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成为天下人的秀吉基本完成了本州的统一，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结束的可能。于是秀吉开始向九州征伐。决心完成统一的事业。岛津家实力毕竟不如秀吉强大。虽然战术上获得胜利。然而战略上却遭到失败而不得不向秀吉宣誓忠诚。结果被封地被定为萨摩一国和日向，大隅的一部。秀吉的敕封，基本奠定了日后岛津藩的领地规模。
岛津家因为受本州文化开化最晚。又多次和本州地区派来的诸侯战斗。所以其武士一向以能吃苦，勇猛好战著称。特别是引进了西方的火枪之后，战斗力更是大大加强。原始的民风配合现代的技术，构成了岛津家的一道独特风景。日后萨摩藩藩兵战斗意志凶悍，且精于西方武器。这一点不是没有先例的。这种野蛮落后和先进开化的结合和冲突，始终贯穿着岛津家的历史。
在臣服于秀吉后，岛津家因为处于九州，而成为秀吉侵朝军队的主力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岛津军充分发挥出彪悍敢斗的精神，战斗意志特别顽强。战斗力也极为凶猛，堪称是中朝联军最棘手的对手。以至于朝军将岛津军的主将岛津义弘称之为“鬼石蔓子”（岛津的日语发音是shimazi石蔓子）。岛津军的战斗力受到了双方的认同。
但是侵略战争本身超出了日本的国力承受能力，在明军的英勇战斗下日军屡战皆北。所以日军最后败溃回国。归国后的岛津家经过连年大战，况且领地又遭到缩减。本来应是休养生息之时。但是随之而来的关原大战迫使岛津家再次出兵。岛津家在关原大战中选了西军，结果战后遭到处罚。虽然没有被取消家名。但是土地被没收不少，仅剩萨摩一国和少部分大隅国领土。历经战国二百年的战火而顽强活下来的岛津家就成为了萨摩藩，变为了江户幕府三百大名之一。

苦痛的开藩

如果说财政问题是江户时期普遍困扰各藩的一个老大难。那么萨摩的情况可居各藩之首。由于许多的原因，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萨摩藩在江户时期两百年里基本上一直处于破产的边缘。长年的囊中羞涩加上地理的偏远。让萨摩藩士被视为乡下人而屡遭歧视。（赤穗藩浅野家就是“乡下大名”，而被要求学习礼仪。结果引出来个忠臣藏的故事。而这个赤穗藩在播磨国。离京都不是很远。所以比赤穗藩更远的萨摩藩，其地位在江户人的眼里可想而知。）这种不公正待遇可以说对日后萨摩藩士的积极参与倒幕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因此对于萨摩藩来说，成功的财政改革的意义是相当非凡的。作为幕末四大藩国中的头号强者，萨摩藩能从一个两百年来濒临破产的藩摇身一变成为雄藩之首。乃至开创后来近百年的藩阀政治，没有稳定的财力支持。那是不可能的。

萨摩藩自开藩后，财政问题一直是藩政头号问题。正是因为财政上的困境，萨摩藩一直不能开展各种改革事业。造成萨摩藩的长期落后。而长期落后的意识又反而成为改革的阻碍。萨摩藩的财政问题是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支出均太多。第一个问题来自于萨摩藩的藩组织体制。萨摩藩的藩组织体制相当独特，名叫外城制。这个独特的制度近似于镰仓幕府的御家人制度，是岛津家自被镰仓幕府命名为守护后的的一种历史遗留。外城制的最大特点是他的武士并不聚集在主城附近居住和生活，而是居住在田间地头附近的小型据点里。萨摩藩内存在有大量的称之为“麓”的山地城寨和平原城寨等小型军事据点。这些地方统称为外城（岛津家当主的主城是内城）在这些军事据点中居住着大量的半武士或准武士的集团。这些人平时耕种，战时组织起来出击。这个情况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因为岛津家作为镰仓幕府时期的守护大名，为了尽快统一本地而因袭了御家人制度，对领内大量的地方豪族和其郎党都予以了保留。进入战国时期这些郎党就转化成了所谓外城士即准武士。另一方面外城制也是萨摩藩长年战争遗留下来的一个结果。因为萨摩藩自进入战国以来，直到德川家开幕为止就一直没停过战争，因此比他藩而言，萨摩藩需要更多的动员兵来维持其战斗力。所以萨摩为了能兼顾战争和耕种，而且也为了便于控制国家。大量设立准武士人员遍布各乡。萨摩藩的武士占总人口26%以上，接近40%。人数比例之高之多是不多见的。而且，岛津家是在几乎完成九州统一的目标时被本州中央政府打败而被迫吐出大量土地的。在统一九州时期已经设立的大量武士和准武士一下就失去了土地，岛津家又不能将其抛弃，结果造成了萨摩藩藩士众多的情况。由于藩士太多，而领地遭到了削减。所以这些藩士的俸禄问题极让萨摩藩挠头。第二个问题来自于幕府，萨摩藩跟幕府可以说是苦大仇深。在关原之战中岛津家不但从属西军。还用火枪打伤了德川四天王之一的井伊直政（有趣的是，后来岛津家和德川家和解时，中人居然就是井伊直政）。这让幕府对岛津家深怀戒心。不但布置了参勤交代任务，二百年来还不断派下来大量的劳役。萨摩藩本来就是离江户最远的一个藩之一。所以每次参勤交代都所耗不菲。（一趟约五万两）又加上大量劳役。财政负担沉重无比。比如著名的宝历治水事件。宝历治水事件发生于1753年（宝历3年）。当时的萨摩藩主为7代目岛津重年。萨摩藩自3代萨摩藩主岛津纲贵时开始，萨摩屡遭到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袭击，损失惨重。结果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眼看就要破产。岛津重年上任后，为了挽救籓财政。大力加强对琉球的贸易和对奄美大岛的控制。获取了外贸之利的萨摩藩总算是暂时从财政危急中缓解出来。然而当幕府听说此事后。马上勒令萨摩藩承担改修木曾三川分流工程的任务。幕府这种赤裸裸的削弱萨摩的举动当时引起萨摩藩士的一片不满。萨摩藩士甚至叫嚷要起来和幕府开战。但是岛津重年任命的首席家老平田靭负认为萨摩藩无力对抗幕府，于是劝说激进藩士忍耐。在成功说服了激进藩士后平田出任治水总奉行。当时工程全程花了近40万两。一期预算就要12万多。而幕府方仅仅是同意了萨摩藩可以雇佣一些技术人员。而劳动力、设备和资金则要萨摩全额负担。于是萨摩藩发动藩士前往工作。当时因为萨摩藩虽然财政危机减缓。然而还是处于破产边缘。大部预算很多是朝大阪商人借来的（一期预算中7万是借的，以砂糖做抵押）。所以预算非常紧张，而工地的工作条件也非常糟糕，传染病（赤痢）流行。然而幕府方面则行政苛急，不仅屡次催逼完工。萨摩藩士在经过重体力劳动后，食物仅被定为一汁一菜（日常是一汁三菜，这还是简朴的风气影响下的结果）。连避雨的雨具幕府方都要求穷困的萨摩藩士自行购买。萨摩藩士饥寒交迫，很多人生病，还有三十余人病死。许多萨摩藩士不堪忍受，以切腹自杀抗议。对于幕府的苛政，有记载讲到因幕府方面逼迫太过。连在工地现场的许多德川家的武士都看不过去。两名德川家派来的监工不平于萨摩藩士的凄惨，跟萨摩藩士一样切腹来向上抗议。工程完工后，萨摩藩士付出了死亡80余人的代价。以宝历治水事件为代表的幕府对萨摩藩的种种打压，都加剧了萨摩藩的财政困难。除了名目繁杂的支出外，萨摩藩的收入也非常成问题。幕府时期，衡量财富的尺度是米的产出量。因而产米的土地乃是财政的基石。萨摩藩的土地现在划成了鹿儿岛和宫城两县。其中有很大部分是一种日本独有的小高原。叫做シラス台地。这种小高地的形成是因为活火山的喷发，所流出的的熔岩和岩石碎片所堆积而成。这样的土地在现今日本的鹿儿岛县占52%，宫城县占16%(萨摩土地都在这两个县)。这种土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壤保水性极差。雨后经常涌水。使得作物的培植非常困难。而且因为火山灰和碎片的堆积，附加以河流的冲刷。使得这种土地容易出现各种奇特的地貌。多变的地貌反而加剧了灌溉的困难。而且萨摩藩所处的位置面向黄海和东海。往往成为大型台风的登陆点。灌溉的困难和大量的自然灾害。使得萨摩藩虽然名义上有77万石的收入，实际上收入往往只有35万多点。收入的低下和高昂的支出。以及长年战争的消耗。使得萨摩藩极度贫困。

シラス台地

シラス台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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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藩所领及外城图，红色标注处为萨摩藩的外城据点

为了缓解这种贫困的局面。萨摩藩的解决办法是琉球出兵。在萨摩藩祖岛津忠恒时期，通过征服琉球。岛津家夺取了奄美大岛四万石的土地。同时获得了从琉球的朝贡贸易中捞取利益的权利。这大大缓解了早期和中期萨摩的财政窘况。而且也让萨摩获得了强大的经济来源。比如说奄美大岛生产的黑砂糖，砂糖当时在日本是贵重的货物。从本州到九州的各种地方的点心还有传统的酒酿，制作时都需要黑砂糖。而这时黑砂糖出产地最大者为奄美。所以这份巨大利益为萨摩独占。黑砂糖为萨摩藩建立了财政信用。藩厅借助黑砂糖之利。成功获取了大阪等地商人的大量贷款。为早期和中期的藩财政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助益。然而，萨摩藩夺占奄美和黑砂糖利益。仅仅是有效缓解了财政上的窘迫。实际上只是让萨摩处于一种半饱饿不死的状态。籓财政仍然需要借款以维持日常的开销。而借款所附加的高额利息，渐渐成为萨摩财政的又一重大负担。因此，早期萨摩的各项改革。只不过是缓解了财政危机。并不是真正扭转了财政困局。甚至为之后的财政增加了重大困难（利息）。本质上来说依然处在破产边缘。这从萨摩藩的藩债上可以看出来。1616年首代藩主岛津忠恒柄政时，藩债仅有2万两左右，到了1640年二代目岛津光久上任后，藩债膨胀到35万两。藩的信用遭到质疑。多亏当时幸运发现的永野金山，使得萨摩藩的信用得以维持。然而萨摩藩的金山采掘仅进行了两年。随后就被幕府打压。遭到严令禁止。直到1656年方才解禁。解禁之后籓财政稍有缓和。然而到了三代目岛津纲贵时期，萨摩藩屡遭自然灾害袭击，最开始是洪水。之后又发生风灾。藩城鹿儿岛还发生大火。更倒霉的是，闻知萨摩藩金矿复工，幕府的打压马上就跟了过来。萨摩藩被强令协助出资修缮宽永寺大殿。结果籓财政立刻吃紧。虽然凭借金银开采和黑砂糖这种独占货物。以及琉球等地的供奉等等。萨摩藩勉强维持住了摇摇欲坠的信用。但是萨摩藩的财政困局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扭转。而且，萨摩的金山储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很快就采掘完了。为此萨摩藩在1658年开始大规模的开发新田。并强迫农民种植乌柏树。还实行了蜡专卖制。希望通过蜡产业来改善萨摩藩的财政。但是蜡产业不能立即见效，于是萨摩藩只能从地租上想办法。萨摩藩原来名义上1石谷米收4斗1合为地租。实际上经常收到5斗以上。农民平均日常只有米1撮，地瓜5个，粟米3撮，麦1撮为口粮。生活非常悲惨。沉重的藩债，专卖制度和苛政导致农村疲敝不堪。而疲敝不堪的农村则带来了收入的缩减。一方面收入减少，一方面支出暴增。这就意味着萨摩在改革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黑砂糖，萨摩藩主要用来创汇的项目

岛津重豪上任

作为昔日强盛的一大诸侯，沦落成为受人歧视的乡下人。不但失去了当年的荣光。还屡屡遭到打压而过着苦痛贫困的生活。而其他各藩，或因为先天优秀，或因为进行改革而实现了富强。两下对比，这种境遇就形成了萨摩人改革的源动力。在经受了长年的落后和歧视之后，决心在萨摩来一次大变革。结束这落后的局面，把萨摩变为一个绝不逊于其他藩国的强藩。这就是萨摩藩第8代藩主岛津重豪的信念。自他执政起，萨摩就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改革时代。经过激烈的变革之后从而脱颖而出。成为引领日本的一代强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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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藩藩政改革的先锋，8代藩主岛津重豪像

岛津重豪出生于1745年11月，为萨摩藩7代藩主岛津重年的长子。诞生后不久其母因妇产病死去。其父岛津重年也长年生病。使得他从小就被迫学习如何担起藩政的担子。1755年。因为宝历治水事件导致萨摩藩债务飞涨。沉重的藩政压力导致其父岛津重年旧病复发而病逝。11岁的重豪于是继位，开始正式学习如何处理藩政。这段时间藩政由其祖父，原萨摩6代藩主岛津继丰掌管。重豪于13岁元服。被授予萨摩守之职。正式从名义上接管了藩政。1763年，18岁的重豪正式亲政。
重豪接过来的萨摩藩，仍然是一个乱摊子。国力非常贫弱不说，而且因为幕府的压迫和历代的积累，导致财政艰困。而且萨摩藩和其他各藩比起来，仍然非常落后。萨摩藩直到重豪时已经传了八代，居然还没有一所藩校。而其他各藩大多都有了藩校，甚至有了历史很悠久的藩校。而藩内虽然有盖藩校的计划，但是一直以来受困于财政而无法实行。因为知识传播的落后，藩内更难以进行改革。重豪是一个爱好学问的人。而且对东西方学问都很有兴趣。而且重豪十岁时曾跟随父亲参勤交代的时候来到江户，对于江户兴盛的学术和亮丽的都市羡慕不已。在回到萨摩后，通过耳闻目睹，让他发现萨摩藩不但学术不彰，藩内还有保存着很多即便是当时都被认为是野蛮或落后的风俗习惯。这让他更加厌恶萨摩的困穷形象。因此他认为萨摩藩的问题是缺乏文化。如果用文化滋养萨摩藩士。革除落后的风俗。萨摩藩必然可以腾飞。于是他在上任后决心以强力手段推进学术。务求在文化上改变萨摩藩的落后面貌。

藩政的最初改革

重豪的第一个改变是设立藩校。长期以来萨摩藩都有开办藩校的打算。但是每每因财务艰涩而作罢。重豪上任后以超人的意志力强令开设。1770年，重豪开始准备藩校建设计划。1771年，重豪批准于藩城鹿儿岛二之丸外征地3400坪。用作藩校建设。同年开工兴建宣成殿（孔庙）。随后兴建讲堂，学舍，文库等设施。其建筑式样和设施完全仿照幕府的汤岛圣堂和昌平坂学问所。1773年，藩校初步完工，定名为造士馆。初代教头是岛津重豪在江户时结识的。名学者荻生徂莱门下高徒山本正谊。同年岛津重豪下令为造士馆加征地4139坪，用以盖综合性演武场。但是岛津重豪仍不满足。1773年，重豪下令设立医学馆（又名医学院）以研究中医学，同时还在藩内的开设了“吉野药园”作为医学馆的附属。还仿照江户的医学馆制订了《学规八略》这种教育规范。医学馆设立是萨摩藩医学教育之始。医学馆招生不问身份。即便是町人也可以入馆学习。首次在萨摩藩打破了封建的身份门第限制。但是岛津重豪仍然感到萨摩藩的教育有所不足，于是在1779年设立明时馆（后改名为天文馆），附属于造士馆下。明时馆是萨摩藩藩属的天文台和历法研究机构。后来成为萨摩藩的兰学研究机构。明时馆自成立后专注于历法方面的事物，后来还编撰出来一部《萨摩历》出来。因为受到西方的影响，重豪在佐多村又开设了“佐多药园”为藩属的植物园。尝试培育热带作物，成功的将龙眼介绍进了日本。这一系列的教育设施的设立创设了中世到近代萨摩藩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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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馆碑

造士馆藩校的设立，为暮气沉沉的萨摩藩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活力。由于造士馆藩校教学不问等级上下。只要是武士或准武士都可以入校学习。使得许多下级出身者得以受教育并磨练自己的才学。进而成为日后萨摩的骨干。造士馆自成立起就注重文武兼修。后来还引入兰学，这使得萨摩藩士的整体素质有了质的提升。明治维新时期所有的萨摩出身的维新志士。乃至日后大正时期的萨摩藩出身者，早年基本全部都在造士馆学习过。造士馆的高材生包括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东乡平八郎，伊地知正治，松方正义，川村纯义，大山严等等。这个名单足以说明造士馆在日本历史上的意义和地位。造士馆在明治维新后成为鹿儿岛造士馆高等中学，后改为日本第七造士馆高等中学。是日后的鹿儿岛大学的前身。同时，造士馆藩校为改革准备了人员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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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士馆藩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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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后的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中学
在创立学校和各种文化设施的同时，重豪还开始组织人进行图书编撰工作。重豪时期，造士馆先后编撰了许多图书，例如《南山俗语考》（语言学）、《成型图说》（农学）、《岛津国史》（历史）、《质问本草》（医学）、《鸟名便览》（动物学）。这些图书不但当时风靡一时，还未近现代的科学和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特别是《鸟名便览》和《质问本草》两书，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植物学和动物学的记录。同时重豪也大量引进理学教本如《近思录》，《传习录》等。在造士馆的教授上强调藩士的忠诚观念，灌输上下尊卑的封建伦理。明确等级。强化了萨摩藩的封建体制。另外，可能是受西方带来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新鲜事物的触动。性喜猎奇的重豪对于兰学也十分青睐。重豪本人是长崎荷兰商馆的常客。还曾经登上荷兰船出海漫游长崎。还跟孙子岛津齐彬一起面会著名兰医斯波德（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并长期花大钱向荷兰商人购买西方物品收藏起来。重豪的收藏，是萨摩藩接纳兰学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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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豪资助下编撰的语言学书籍《南山俗语考》
为了进一步推进文化事业。重豪甚至还在藩内鼓励各种游乐以求建立文化气氛。为了方便他藩籍属的乐师戏子来萨摩。重豪下令萨摩藩的关所全部大开。允许他藩人自由出入。还引入京都风格的戏剧，藩厅组织艺妓公演。还组织了相扑比赛。为了促进文化的传播。重豪甚至下令革除一些萨摩土语。以京都口音代之。一时间文化之风刮遍萨摩藩。萨摩藩文化上的落后和贫弱，在重豪的改革后大为改观。萨摩藩士在接受了这一次文化洗礼之后眼界大开。观念也随之大为改变。而且其素质也得到了提高。例如西乡隆盛。他不过一个下级的藩士，也能写出很好的诗作。这在以前的萨摩藩是不可能的。以前萨摩藩是个强横尚武的地方。藩士大多没有文化。连穿着打扮都是战士的形象（短袖）。为此还曾经被来访的儒学者赖山阳所讥刺。而在重豪改革之后，涌现出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五代友厚等有杰出才干的人。这是对重豪改革最直接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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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豪亲笔书法“无为”

与此同时，重豪上任后，为了改变萨摩藩自开藩时产生，跟幕府之间累积多年的积怨所导致的对立状况。采用婚姻战略来改善萨摩藩的外交处境。重豪精力过人（他活了89岁，那个时候已经是高龄了），育有子女26人。于是他通过缔结政治婚姻，四处结盟以求改变萨摩的封闭状态。他自己一开始就自立为榜样。娶了御三卿一桥家德川宗尹之女为正室。之后自己的儿子还被过继给了中津藩、福冈藩、八户藩，丸冈藩。这些儿子都成了以上诸藩的藩主。然后重豪还把女儿嫁入松平家，柳泽家这些历代的幕府权门。通过他们的牵线。重豪三女茂姬加入将军家成为了御台所。重豪的这一系列策划，大大改善了萨摩藩的处境。使得重豪成为了对幕府极有影响的一个人物。当时人甚至称重豪是“高轮下马将军”（萨摩藩邸在江户高轮）。父凭女贵的重豪，其权势炙手可热。之所以重豪执政时期，可以通过借款来维持财政。是与他的这种权势分不开的。而之后萨摩藩的各种改革，之所以可以在幕府获取支持，甚至于幕末时期以一介外样大名能有参与幕政之心。也是因为重豪打下了基础。重豪的外交战略，大为改善了萨摩藩的形势，使得外部因素对于之后的藩政改革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促进了改革的成功。

以造士馆藩校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极大的改变了萨摩藩的落后面貌。其意义非凡。造士馆藩校为日后萨摩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人才的教育和储备。强调文武并举，开阔藩士眼界的教育。拓展了藩士的见解，从而培育了改革的精神动力。造士馆不问身份教授学识的方法，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界限，不问出身只求才干的思想自此逐渐成为萨摩藩内的主导思想。使得大量有才的萨摩藩下级藩士脱颖而出，人才的丰裕是萨摩得以成为日后的倒幕强藩最主要的原因。

重豪的赤字财政

重豪上任后厉行改革。对于资金的需求自然水涨船高。这对于萨摩藩艰难的财政状况来说，当然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然而重豪急于改变萨摩藩的落后，行政过急。大干快上各项教育和建设。这是萨摩藩极度脆弱的财政所不能承受的。这种某种意义上贪多求快的方法，大大加深了萨摩的财政困局。加速了萨摩的破产。更倒霉的是，重豪的影响还不止改革的费用这一桩。其本人的生活作风也极成问题。重豪为人生活非常奢侈，曾经为了面子而跟佐贺藩主锅岛齐直和将军德川家齐进行过荒唐的斗富比赛。而且爱好广泛。对于西洋物品和中国的进口货都很热衷。为了自己的爱好不怕花钱。因为长期购买西洋物品。而被称为兰癖大名。重豪还特意建造了一个大宝物库来收藏，取名聚珍馆。而且还立石碑纪念。当时幕府将军家齐，以在江户史上奢侈成性而闻名。为此还特别启用了大贪污犯田沼意次来敛财。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对重豪的奢侈也甘拜下风。他甚至对他的正室，御台所近卫寔子（重豪之女）说道“我真想过公公那样的生活啊”。拥有420万石的土地，还拥有各种利益包括金银山收益的幕府将军，居然在豪奢上对一个实际收入只有35万多些的藩主的生活表示羡慕。重豪的奢侈可见一斑。而且重豪的外交改善策略是依赖于嫁女的政治婚姻。然而嫁女一方需要出嫁妆。重豪之女所嫁对象往往是大名，甚至还有将军家齐。这样就需要耗资不菲的高规格婚礼。嫁妆就不能节省。这就导致了萨摩藩的财政被重豪无节制的索求而痛苦不堪。为了应付各项开支，重豪的解决办法是大规模借贷。不但向大阪等地借贷，还通过政治婚姻来向其他大名借贷。这使得萨摩藩赤字飞涨。重豪为了偿还借款。开始使用减俸、强令奉献俸禄、增税等手段来敛财。到最后甚至要对大阪商人搞德政令。这就引发了藩内的不满。随着赤字滚雪球般的增大。不满逐渐累积起来。引发了萨摩藩政改革的第一次冲突——近思录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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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豪的聚珍宝库石碑

近思录崩事件
由于长期的赤字累积，加上重豪这样一个浪费成性的藩主，萨摩藩的财政自然只能走向破产。1787年重豪退隐后，仍然对藩政有着强大的控制力。重豪好享乐的个性使得他对于任何节约政策都抱有抵触心理。他的干扰使得新藩主岛津齐宣仍然不能对财政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倡节俭和紧缩开支的政策都陷入了无限的争吵而被拖延。而无责任的拖延让萨摩藩的籓财政就一天天烂下去。到了1801年。藩债已经从重豪继位时的90万累积涨到120万两。萨摩的财政接近破产。严峻的现实迫使以上级藩士桦山久言和下级藩士秩父季保等为首的藩政改革派倾向于使用强硬手段来推进激进的改革。以避免破产的灾难。改革派借助通过组织关于程朱理学教科书《近思录》的读书会而形成了团体。开始对藩政施加影响。因而这个团体被称作近思录党。被藩政所困扰的齐宣，逐渐青睐近思录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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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近思录党的圣经
与此同时暴露出来的其他问题也参杂进藩政改革中来。包括造士馆内的学术斗争问题。萨摩藩的学术斗争由来已久。最早因学术斗争引发的政治干预事件是7代藩主岛津重年时期的古学之崩事件。自进入中世以来。随着阳明学的传入。从新解释儒学的需求越加旺盛。阳明学派，国学派，古学派等新学派纷纷崛起。新的改革理论也传入了偏僻的萨摩藩。使得萨摩藩内出现了一些小的改革团体呼吁改革。这些人凭借各种儒学经典来议论藩政，指责藩内的各种不良风气。然而当时藩内教育水平低下，改革团体力量很弱。1750年，以御用人皆吉续安为首的藩政改革派对藩内财政等方面发表了议论。结果和保守派起了冲突。最后实力强盛的保守派胜利。皆吉续安等10人被判流放。这件事情给重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造士馆内有数个教头。初代教头山本正谊虽然是荻生徂莱门下，但是没有像荻生徂莱那样对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而是采用折中态度。在强调实践的同时也强调诗文的修养。而且对于理学中的三纲五常封建道义表示赞赏。这样就让另外的几个对荻生徂莱非常信服的教头，例如川上嘉善和赤崎贞干等人很是不满。起来反对山本正谊在造士馆内任职。川上嘉善的反对被岛津重豪弹压下去。山本正谊虽然也因此被临时替下。但是在新的首席教头赤崎贞干死后又一次被任命为首席教头。这让造士馆内的荻生徂莱学派的人很不满。而这些不满者，很多都是近思录党份子。推崇对于荻生徂莱的“经世致用”观念。希望以荻生徂莱的经世论来改造萨摩。
近思录崩事件的导火索，是鹤龟问答和萨摩藩邸失火事件。由于1793年重豪开始放手让齐宣处理藩政。但是藩中柄政的家老，仍然是重豪派系的市田盛常等人。于是齐宣向家臣发布了名为鹤龟问答的卷子。鹤龟问答是希望家臣以寓言性质的文章的方式来发表自己对藩政的看法。改革派在自己问答文章中公开提出“君主の贅沢を慎み、民衆の生活を考えね”（君主应该谨慎自己的花费，把民众的生活列为考量）的内容。这是对重豪浪费政策的直接攻击。随后还猛烈批判重豪的奢侈生活“过去创业时期的君主是历经苦难建立基业。因而懂得百姓的苦痛。现在的君主不懂民间疾苦不说，不是性好女色，就是把玩珠宝，要么大兴土木，要么四处治游。不体恤民情到了极点”。并且提出“万民安乐才是国君的第一职务”。改革派的问答受到了齐宣的赞赏。于是齐宣将其编成册子向藩士散发，表示自己的改革决心。鹤龟问答散发后不久，江户的萨摩藩邸因为失火导致完全烧毁。这对于财政窘迫的萨摩藩是重大打击。因为藩邸修复是萨摩藩的义务。然而修复藩邸就要付一大笔钱。这很可能会导致财政破产。虽然最后强令藩士献纳俸禄解决了问题。但是这件事刺激了齐宣决心使用极端手段改革。趁着重豪在江户参勤交代的时候，齐宣先后逼迫数名重豪派系的家老隐居或出家。提拔桦山久言为家老。经过桦山的推荐。特别提拔秩父季保为家老。这是萨摩藩不问身份提拔人才的开端。从此近思录党开始掌握藩政。
使事情进一步激化的，是所谓千万之方东上事件。千万之方是重豪的正室，齐宣的母亲。但是平日重豪宠爱的，留居江户的侧室是市田盛常之女。市田盛常这个人原来是大阪地区的一个足轻。因为女儿受到重豪的宠爱而父凭女贵，成为萨摩藩的家老。甚至以一个外姓人获得了岛津家一所持的资格（只有岛津家的人才能有一所持资格）他是重豪政策最直接的代言人。因为其出身太低，而且帮助重豪大肆铺张浪费。在藩内名声极臭。随着近思录党上台。作为重豪政策的直接代言人，，市田盛常的日子自然越来越不好过。自然不会说近思录党什么好话，作为重豪安插在藩内的探子。他的意见就被远在江户的重豪所知后。加剧了重豪的忧虑。
自从重豪专宠侧室后，千万之方与重豪分居20余年。1807年重豪突然来信，以寂寞为理由希望能让千万之方来江户。并且要市田盛常作为江户驻留的家老跟随。这封信引起了近思录党的疑惑。因为市田盛常之女，重豪的侧室在6年前去世。这时候以寂寞为理由让分居20余年的人搬去江户。近思录党认为这是可疑的。最终的结论是重豪要通过市田盛常了解藩内的情势，然后布置反改革的图谋。得出此结论的近思录党大为紧张。于是近思录党说服了齐宣，决定使用强硬手段铲除重豪派。1808年，齐宣宣布罢免市田盛常的职务，连其子的职务也一概免去。将市田一伙人统统免职或强制隐居。近思录党彻底掌握了藩政。大权在握的近思录党马上提出了数条政策，首先，停止参勤交代10年。其次废除重豪的那些赔钱的殖产兴业政策所盖的产业（这里指药园和明时馆）。取消奢华的鹰狩。再次，大规模扩大对琉球的贸易。以求收入的增加。近思录党指望着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结束萨摩藩的困境。
近思录党的政策，不能说不是有效的赤字紧急应对策略。其中的很多部分，为后来调所广乡所用在他的改革政策里面。然而近思录党的政策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考虑幕府方的态度。虽然萨摩长期以来跟琉球做交易。但是那是走私，不能上台面的东西。按照近思录党的方案，是要把走私做成大规模跨国贸易，这样就挑战了幕府的权威，是幕府不能容忍的。停止参勤交代更是幕府所不允许的。而废除重豪的事业等于是直接否定了重豪。是重豪所不能容忍的。而且近思录党还扩大了打击面。大权在握后马上逼迫山本正谊从造士馆教头的位子上退下来。这就在造士馆中造成了新的不满。削弱了近思录党的力量。
近思录党的改革，大大触怒了性喜奢侈的重豪，迫使其决心用强硬手段粉碎改革派。重豪意识到，想要歼灭改革派。幕府是他最大的靠山。因为近思录党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无视幕府的。通过婚姻，重豪在江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当时幕府的若年寄有马誉纯，是重豪儿子的养父（重豪第八子过继给有马家）。由于萨摩藩剥夺了市田盛常的一切职务。所以藩内需要再派出一个人成为驻江户藩邸家老。齐宣选定的是岛津安房。但是当岛津安房到达江户，准备面见幕府老中报告藩政改革时。却因各种理由被拒见。这都是受重豪指使的有马誉纯的工作所致。
1808年7月，身为藩主的齐宣需要去江户履行参勤交代义务。他选定秩父季保同行。然而秩父季保却因为儿子病死一时不能成行。而齐宣一方面同情秩父季保，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离开藩内。于是便称病拖延。于是重豪抓住机会，威胁齐宣如果不来江户，他就要将齐宣装病这件事捅到幕府去。齐宣意识到如果此事捅到幕府去，便是对幕府的大不敬，特别是他身为藩主却因为家老的私事而犯个藐视幕府的罪名。幕府严厉追究起来很可能会导致秩父季保等人切腹。他希望保住秩父季保的命。于是他向重豪妥协，结果中了重豪的计策。因为齐宣既然已经“重病”，就必然不能理事了。所以重豪就可以合理合法的以齐宣“重病”的名义代行管理藩政，对藩政进行直接干涉了。于是获得了幕府支持的重豪于8月底回藩。随后重豪开始反攻倒算。以导致藩政混乱的罪名清洗近思录党。近思录党77人全部遭到处罚。所有近思录党的政策全部废除，鹰狩被恢复。为了证明重豪的胜利。特意命令市田盛常的长子市田义宜为掌握藩政大权的勘定奉行。近思录党的文书被焚烧。岛津齐宣因为任用近思录党，被迫隐居。将藩主位子让给儿子岛津齐兴。近思录党首领桦山久言和秩父季保被命隐居。随后被勒令切腹。还有其他11人也被勒令自杀。25人被流放。萨摩藩最初的财政改革失败了。
重新掌握藩政大权的重豪接着过浪费无度的生活。由于重豪这种无节制的浪费政策。萨摩藩的藩债疯狂膨胀。在接下来的15年里由120万膨胀到500万的惊人数字。籓财政一年收入是14万，可利息一年是80万。萨摩藩信用彻底丧失。无论是高利贷，还是藩之间的借贷都遭到拒绝。陷入债务雪球陷阱中的萨摩藩的财政终于宣告破产。

调所广乡登场
由于常年的浪费和累积，萨摩藩的藩债已经到达了一个天文数字。事实上，这样的藩债是不可能返还的。这就使萨摩藩的信用荡然无存。再也无法靠借贷来维持财政。重豪的奢华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为了逃避债务，重豪甚至对来催债的大阪商人使出德政令这样的昏招。结果导致大阪商人们的痛恨，使得重豪无法再从大阪弄到一毛钱。重豪意识到。他必须找出一条出路，解决这恐怖的藩债问题。不然，萨摩藩就得完蛋大吉了。因此，虽然他镇压了近思录党。但是他也不得不寻求解决藩债的策略。为此他开始觅求财政方面的人才。于是于1827年重豪发布命令，向全藩征求财政改革建议。在诸多的建议中，一个名叫调所笑左卫门广乡的策论很对重豪的胃口。于是重豪在1828年破格提拔调所广乡。计划让他负责主管萨摩藩的财政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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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财政改革的领军之人——家老调所笑左卫门广乡

调所广乡生于1776年，原来家里是城下士。在下级藩士中是级别最低的。父亲叫川崎基明。后来广乡被另一名城下士调所清悦收养。改姓调所。调所清悦是藩内负责奥中茶道方面的下级藩士。因自己无子，故收养广乡以求传承家业。因此广乡为了继承家业，从小学习茶道。齐宣时期，当了奥中的茶坊主（茶会的杂役和司茶）。在这段时间里广乡因为受到亲姐姐的鼓励而发奋努力，学习民政，颇有见解。曾经屡次在藩主齐宣的垂询中，因对答如流而受到青睐。1798年作为驻留藩士派去江户，在江户藩邸里当了一名小纳户（藩主身边的杂役）。因而被重豪所认识（一说为调所的才能为重豪的家老岛津重秀所熟悉，而后推荐给重豪）。调所获得重豪的信任。被提拔为茶道头。在征求策论后，更是被提拔为町奉行。其策论也被重豪公开。因此调所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即将实行的财政改革中的重要官员。两年后，重豪干脆把调所封为“御侧用人役，御两隐居样御续料挂（御側用人役?両御隠居様御続料掛）”这么一个官。所谓两隐居就是指隐居的重豪和齐宣，续料挂是负责财政的官员。在萨摩藩这个官位是负责唐物方（萨摩藩属的走私机关）的。而走私对于萨摩藩的籓财政有多么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调所被提拔到这么一个位置。说明他已经成了重豪所信用的人，是籓财政最主要的官员之一了。
调所上任后尝试扩大走私规模，取得了几次不错的成绩。因而受到重豪的赏识，还因此受过感状。奉茶的下级藩士出身的调所，已近被重豪视为心腹。重豪直接称他为眼代（眼代（がんだい）），比作是自己的眼睛一样。接下来调所奉命和同僚一起去大阪调查和处理藩债情况。搞过德政令昏招的重豪所代表的萨摩藩派来的人，自然不可能在大阪有什么好果子吃。所以调所等人开始被迫要隐姓埋名搞潜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萨摩藩必须先弄到一笔钱，才有可能改革。可是萨摩藩此时名声太臭。调所等人上门觐见可能的金主的时候，屡吃闭门羹。甚至被骂出门来。即便是比较亲近萨摩藩的商人如出云屋孙兵卫等，都不愿意为调所等人安排会见金主的事宜。萨摩藩的惨境深深刺痛了调所的心。
但是调所广乡可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为了能会见金主，好回报重豪的知遇之恩。调所抱着必死决心再见孙兵卫。会面时调所手持短刀，露出上身（以示随时做好准备切腹自杀）。声言必须见到金主。孙兵卫为调所的意志所惊。答应奔走安排面会事宜。并顺利领来5名金主。接下来调所还是这副打扮，劝说这几个人出资。这些人在调所抱着必死决心的劝说下，终于同意借贷给债务累累的萨摩。可能是对调所的信赖，这些人出资时附带的条件，居然有调所全权掌管这笔钱的花销这么一条。可见调所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重豪对调所的工作大为赞赏。于是重豪开出条件，只要调所能够在将来完成三件任务，立刻将调所提拔为家老。三件任务是第一，从1831年（天保2）开始起10年内，调所要让让萨摩藩有50万两的储蓄。第二，萨摩藩财政原计划需要有一笔常备金，以应付非常时期的非常开支。但是因为藩债累累，一直未能实现。调所要负责实现此事。第三，调所要将萨摩藩成立以来的债务全部还清。
重豪这个命令，不可谓不无理。且不说幕末诸藩都陷入财政困局，在这个大环境下实现50万盈余都是困难之极。就那500万天文数字的藩债，要想偿还都是个问题。所以重豪的要求在当时看来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调所的回答是“麻烦，不过能想办法解决”（ 大変ですけどなんとかしましょう）。重豪对调所的回答非常满意。虽然藩内舆论对调所的出身大加非难。但是重豪使出[系统过滤]手段力排众议。1832年，56岁，出身下级藩士，原来奉茶为业的调所广乡被任命为萨摩藩家老。全权负责财政改革事宜。消息一出，惊世骇俗。

调所广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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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所的后台，萨摩藩主岛津齐兴

在任命调所为家老后的第二年，重豪病逝。重豪之孙齐兴正式接任藩政的主管。不管是从重豪晚年时的布置，还是从实际现实的角度来说，萨摩藩的首要问题都是处理藩债，改善财政。因为调所的改革刚刚开始，舆论满怀期望。所以齐兴继续重豪时代的政策，仍然重用调所。先后封给使番，町奉行等职务。还让他兼任三个乡的地头。获得藩主信任的调所开始推行他的政策。
调所的第一项改革是解决藩债问题。经过调查之后调所认为，除非停止以借贷维持的财政，并且将原来债务带来的每年80万的利息问题解决掉。否则萨摩藩根本不可能开展任何改革。近思录党时期，也是有这样的解决思路。但是调所的手段却是近思录党所不敢想的。被惊世骇俗的提拔速度提拔起来的调所，想出来的解决方法也一样的惊世骇俗。为了解决债务问题，调所居然公开用出来流氓的赖账和诈骗手段。调所上任后，通过大阪商人出云屋孙兵卫向各地的债主发出信件，称萨摩藩准备还清债务，所以请债主们把凭据（証文）带来以备重定新的借据。消息传出后各地的债主立刻跑来萨摩藩。调所将债主们齐集一屋内。先借口方便统计，把债主们的借据骗到手然后堆了起来，接下来在众债主的面前点火把借据当场烧了个精光。当时就将债主们震的目瞪口呆。随后调所公开了他的还债方案。调所的还债方案是在几年内还大约2万两，剩下的债务一律改为250年内还清，并且该方案以取消一切利息为前提。根据调所的方案，萨摩藩债最终要到2086年左右才能还清。实际上，调所这种做法根本就跟赖账无异。且不说还款期超过一般人的生命界限。还要取消利息变成无息贷款。这种方法自然是不可能被逐利本性所支配的商人能接受的。所以调所此言一出，立刻激起债主们一片愤怒。然而调所马上使出流氓手段威胁债主。当是时，先是债主们目瞪口呆的看着调所烧掉了借据，然后调所将写有新条件的借据发给他们。所有债主都被新借据上的条款所激怒，鼓噪大喊。有个人甚至跑过去抓住调所的衣襟，声泪俱下的请求调所改写借据。结果调所威胁说道：“借据上是一字不能改的，谁有不满就拿刀把我砍了吧”。一下将这些债主震的不敢再讲。接下来调所更是宣布如果不接受新借据，那就一毛钱也别想拿到了。碍于萨摩藩家老的尊贵身份，无法可想的债主只好同意接受借据。调所的阴谋得逞了。
调所的做法传出来之后激起很大风波。大阪，江户等地的商人们被调所的做法气个半死。而且当时幕末各藩都陷入财政危机，商人们深恐调所开的先例会被其他藩群起仿效。（事实上，长州藩村田清风改革时也学调所这一招，不过村田还算有良心，只改了37年）于是商人们联合起来，向大阪奉行和幕府去状告。然而碍于调所的尊贵身份，商人们不敢状告调所本人，于是迁怒于出云屋孙兵卫。（实际上，赖账这个主意是孙兵卫出的）一状告到大阪奉行那里。孙兵卫被逮捕下狱。调所问报之后马上动员萨摩藩在重豪时代与幕府缔结的上层关系来营救。结果孙兵卫在狱中不但好吃好喝，最后只给判处流放并永远不得进入大阪。而幕府也也对商人的控诉互相推诿。最后这事情只得不了了之。（孙兵卫被流放后来到萨摩，被岛津齐兴赐给了武士的身份，改名滨松孙兵卫。）气不过的商人们纷纷对萨摩藩的藩属商人施以围堵。结果调所以孙兵卫为例子，声言取消债务者可以获得武士身份。分化了参与围堵政策的商人，使得萨摩商人仍然可以在大阪等地继续营业。但是，调所因为藩债的处理法而恶名昭彰，连带着齐兴也不被商人们所喜。除了赖账外，调所还使出制造劣币这么一招。因为长年的藩债累积，萨摩藩内用于还款的硬通货非常少，虽然调所赖账成功，但是即便是还款日期拖到了250年。在抛去各项支出后硬通货仍然不足以支付已经承诺的还款额度。但是如果借款来还债，又变成拆东墙补西墙。于是调所在下辖的乡内私设造币工场。铸造含银量不足的劣质货币来应付还款的差额。调所私设的造币所制造劣币前后达290万两。对萨摩的籓财政助益极大。*除了以上的非常规手段之外，调所也着力进行行政方面的改革以求减少支出。为此裁撤了官员数目，调整财政结构。规定除了整备道路桥梁这类必须支出的费用为合理外，其他费用一律砍去。严禁藩内请客应酬。过年时的节日庆祝也统统取消。为了节流，调所上任后还闹出强迫有马一纯回萨摩这么一档子事儿来。有马一纯是重豪之子，本名岛津久亮。作为重豪婚姻战略中的一环，他以成为有马家的婿养子，最后当上有马家当主为目的而长期居住在江户藩邸。但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所以没有过继给有马家。结果成了藩邸里吃闲饭的一个人。调所上任后开始关闭部分萨摩藩邸，裁减人员以节省开支。于是有马一纯就落入他的眼中，调所下令强制将有马送回萨摩。结果一下裁剪了常规支出近千两。调所的节流政策，决定性的解决了萨摩藩的财政危机，一举扭转了财政困局。使得萨摩藩成功的摆脱了债务怪圈而得以走上良性循环。

*注：调所造假钱一事出自原口虎雄的《幕末の薩摩―悲劇の改革者、調所笑左衛門》，尚有争议。

在裁剪支出的同时，调所也着力进行增加收入的方法。作为原来唐物方的主管，调所做起走私生意来是得心应手。在当上家老后，更是大搞走私。调所改革时期萨摩藩通过琉球和中国、西方等势力进行着相当庞大的走私生意。比如琉球特产的一种朱粉，被萨摩藩大量走私到大阪市场上贩卖。为了维护自己的走私利益，调所下大力气整治私下的倒买倒卖活动。同时调所在全日本范围内建立走私渠道。当时中国对俵物（干制的海产品如海参，鱼翅和鲍鱼）和海带需求非常旺盛。名菜上往往需要这些东西来压轴。于是调所秘密建立了一条纵贯日本的走私渠道。起点是虾夷地区，这个地区盛产品质优秀的海带和干货，然后调所把富山、金泽当做中继点。然后运到萨摩。再通过坊津和琉球，走私给中国商人，换取中国的特产品如中药、染料后运回国内销售。萨摩藩从这个走私渠道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对萨摩藩财政做出了极重要的贡献。

在另一方面，调所大力加强萨摩藩的特产品买卖方面的管制。特别是萨摩藩第一特产黑砂糖。调所采用了彻底掠夺和专卖的方法。萨摩藩的黑砂糖产地位于奄美诸岛，特别是奄美大岛，德之岛和喜界岛。原来萨摩藩的黑砂糖政策是将年贡折算成相对数量的黑砂糖。在征收了相等于本地年贡的黑砂糖后，允许岛民保留剩余的砂糖以交换一些生活用品。调所上任后，马上改变以往的政策，派出军队对这些产糖岛屿实行军管。对于黑砂糖实行低价强买（到后来干脆改为没收），并且禁止私留黑砂糖。岛民的生活所需改为配给制。所需物资由萨摩藩的军船实行运输。调所还制定了苛酷的法律，设立一个叫做“三岛方”的机关，专门负责征收砂糖，并对于岛民生活实行监视。新法令勒令岛民除了甘蔗外严禁种植其他作物，每家每户都被分配了砂糖生产额，完不成的要遭到严厉的惩罚。还设立名为黍恒目和黍检者的官员每日监督劳作。从15岁到60岁的人都被强制劳作制造砂糖。为了保证最大生产量，调所的严刑酷法规定极其详细和严苛。如果甘蔗种的位置不对，就要遭受鞭打。制造出来的砂糖不好，就要处以枷刑。连小孩子用舌头舔甘蔗都会被送官究办。与此同时，调所加强了专卖制度。指定只有萨摩藩授权的商人可以销售砂糖。同时努力削减流通费用，提高砂糖的品质。使得萨摩藩的砂糖利益大为增加，最高时甚至盈利二十倍。而且调所为了保证萨摩藩砂糖的利润，不择手段的排斥竞争对手。当时农学者大藏永常写了一本书名为《甘蔗大成》，他打算出书以普及甘蔗的栽培法，调所听到风声后马上鼓动幕府取缔。最后幕府在调所的鼓动下颁布命令严禁此书出版。但是后来高松藩还是弄到了这本书，并开始配置甘蔗制造砂糖。西南各藩也都从高松藩取经。砂糖制造渐渐的流传开来。调所为保砂糖利益。干脆派人到别的砂糖产地去，不计成本的购进砂糖，人为的造成砂糖价格高涨。以保萨摩的砂糖利益。调所的作为效果是明显的。萨摩藩的砂糖在幕末成为萨摩藩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不管是调所的财政改革，还是日后齐彬的殖产兴业。黑砂糖作为萨摩藩的拳头产品为萨摩藩财政的健全和信用的恢复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与此同时，除了强化对奄美的榨取。调所对萨摩藩内的年贡也极尽搜夺之能事。萨摩藩原来使用的年贡收取法称为检见法。萨摩藩因为长期遭多种自然灾害袭击。土壤保水性又差。使得萨摩藩的土地产量经常波动。因此萨摩藩特别发展出来检见法这种方法。检见法的做法是并不征收定量年贡，而是在每次在征收年贡之前，先进行收获量的检定，然后根据农作物的丰歉来制定年贡的征收数量。实行一种年贡量浮动的征收法。调所上任后，把检见法改为定免法。具体做法是由藩厅规定每家应该缴纳的年贡指标，然后进行摊派。这种摊派的方法有效的扭转了萨摩藩以往的收入不稳定的情况。确实增加了藩的财政收入。对财政情况的改善提供了助益。但是和以前的政策一样，调所行事过岢，摊派时毫不考虑实际情况。做法实行一刀切。与其说是征收不如说是搜刮。为了完成摊派的额度，萨摩各乡和诸分家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包括减薪和加税等等削减开支的措施，这就让包括准武士在内的下层藩士和百姓全部陷入生活困境。西乡隆盛著名的虫子与草根的诗句，就是在这一时期做出来讽刺调所的搜括政策的。当然，调所的搜括政策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为了保证收入最大化，调所严厉查禁各种贪污行为，以前萨摩藩的税官经常从收上来的禄米中私自提成，有时候甚至提成达到了年贡的两成之多（这个提成有点像明朝官员的靴尖踢斛）。调所上任后马上对这种事情予以取缔。一时之间，萨摩藩风气大为扭转。但是调所的政策总的来说残酷性仍然大于带来的好处，例如调所为了尽可能的敛财，瞄上了西本愿寺的献纳。长期以来，为了寻求宗教上的慰藉，萨摩藩的农民都向西本愿寺捐纳财物。调所得知此情况后，援引战国时期的例子，称西本愿寺是一向宗的寺庙，而一向宗是应该被禁止的。借此对藩内各种向西本愿寺的献纳一律收夺，为了保证收夺的顺利，调所最后干脆禁止萨摩人信奉一向宗。为此还出台政策来奖励能检举揭发一向宗信徒者，对于拒绝改宗者不惜动用酷刑。农民稍有反抗，即调兵镇压。通过这些作为，调所有力的削减了开支和增加了收入，大大促进了整个财政改革的成功。

在进行一系列的开源节流后，萨摩藩财政开始走上正轨。逐渐有了积蓄。故调所开始实行进一步的改革。调所仿效当时诸藩的做法，鼓励培植经济作物和相关产业和对己藩内的特产品实行专卖政策，以此增加籓财政的长远收入。调所时期，萨摩藩开始尝试种植烟草、油菜籽、芝麻、香菇等等，并对萨摩藩原有的特产品硫磺，樟脑等实行专卖。调所对能改进生产量和产品品质的人都大加犒赏。而对于制造次品的人则大加处罚。恩威并举的策略使得这些产业在岛津齐兴时期，都取得了很不错的进展。为后来萨摩藩进一步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举例来说，因为调所的奖励政策。萨摩名产陶瓷器萨摩烧在日本国内外销量都有显著增长。当时为了振兴陶瓷业，调所还特派村田堂元为总帅，在苗代川地区大搞陶瓷产业复兴。村田到任后，奖励技术开发，雇请了肥前地区的陶工。建设了所谓肥前传烧物窑。组织工人实行技术传授。使得萨摩藩的陶瓷技术进步很快，原来萨摩藩不会制作南京烧和素烧彩色人形这两种很受欢迎的陶瓷器，是直到村田实行技术扶植政策后，才得以突破的。同时村田鼓励妇女从事木棉业。使得该地区得以富裕。同时在藩主齐兴的指挥下，萨摩藩首次开始了玻璃工艺品的制造。玻璃自古作为一种独特的装饰品，一直以来在日本都是极受欢迎的。江户时期的日本在玻璃制造业上取得很大发展。出现了名为“江户切子”的玻璃瓶和各种玻璃工艺品。1846年，岛津齐兴出于为了将要建设的炮术馆准备硝酸等药物，同时也出于发展萨摩藩的医药业以求改善财政的目的而成立了中村制药所。作为配套措施，萨摩藩从江户地区招募了玻璃工人（加贺屋的职人四本龟次郎）在制药所内为药品制造玻璃瓶子。这是萨摩藩玻璃制造业之始。为后来齐彬时期发扬光大的玻璃制造业提供了早期的准备。除了振兴产业以外，调所时期，萨摩藩先后在新田开发和产业育成项目上投资近200万两。为日后富国强兵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萨摩藩也进行了大量的军事改革。萨摩藩的军事改革起源于西方带来的外部压力，1824年，萨摩藩发生了宝岛袭击事件，6月28日，一艘英国远洋捕鲸船出现在萨摩藩属的西南诸岛中的一个名叫宝岛的岛屿附近，船员向当地萨摩藩政府求取食物，结果遭到拒绝。交涉失败的英国船员决定改求为抢。在抢夺耕牛的时候和萨摩藩兵起了冲突，结果英国方死一人而被迫撤退。事情报到幕府之后，幕府出台了《文政异国船打走令》（異国船無二念討払令，異国船打払令：文政令）。随后到了1837年7月11号，美国商船莫里森号来到萨摩，以交还遇难漂流人员为由，借机向萨摩藩要求通商。结果被萨摩藩拒绝，船只也被威吓射击逼退。事情到了1844年时变得更加危险，法国东方舰队司令官瑟希勒海军少将（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Ｃｅｃｉｌｌｅ）率法军舰队在那霸靠港。要求日本开国通商，并允许传播基督教。瑟希勒还落下狠话，称如不同意就要攻占那霸港。为了防止事情恶化，萨摩藩紧急调遣128人的部队赶到那霸协同防守。最后经过交涉。萨摩藩同意了法国可以在那霸交易的权利。但是这接二连三的西方的冲击，极大地震动了萨摩藩。齐兴自此明白萨摩藩已经成了日本对抗西方的最前线了。因此也开始把精力投入到军事改革方面。1840年调所已经成功实现籓财政盈余50万的目标。使得萨摩藩有能力进行初步的军备改革。当时佐贺藩的西洋枪炮术改革在日本有很大影响。为了强化武备。萨摩藩也决心仿照佐贺。1838年，岛津齐兴开始派遣藩士去长崎，向兰学家高岛秋帆学习西式枪炮术。1842年，萨摩藩任命藩士成田正右卫门（高岛秋帆的学生）为藩的枪炮术指导。标志着萨摩藩正式接纳了西洋式枪炮术。1846年萨摩藩模仿佐贺藩成立了“洋式方”和“铸制方”。开始制造青铜火炮。整饬海防事宜。同时成立制药馆为枪炮提供必要的化学药品。同时将以前的对外部门异国方改为军务局。命令对外国兵制进行研究。这是萨摩藩近代军事改革的开始。到了1847年，萨摩藩建设了炮术馆，负责教授藩士西式枪炮术。这是萨摩藩第一次进行近代武器的训练，其意义十分重大。萨摩藩的改革动作很快，到了次年萨摩藩进行的军事演习中进行了总数达千人的洋枪队进行的射击演习。同时还进行了约52人的西式马枪队演习。还进行了火炮的试射。但是萨摩藩的改革虽然快，但是还是相当有限。因为同时参加演习的还有大量的旧式火绳枪手。到了1849年萨摩藩的军事改革取得很大成绩。首先铸制方成功制造出来合用的枪身和炮身。标志了萨摩藩的武器制造技术的进步。同时萨摩藩又进行了演习，这一回出动了2400人，基本全部持有当时比较先进的前装戈贝尔步枪。还有大炮6门。（齐彬参加了这次演习）齐兴进行的军事改革，是萨摩藩近代军事改革的前奏。齐兴置办的各种产业和进行的训练以及演习，都被日后齐彬纳入了自己的改革范围并发扬光大。成为之后萨摩藩强军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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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萨摩烧发祥之地纪念碑

调所广乡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基本解决了困扰萨摩藩的财政问题，实现了萨摩藩籓财政出现黑字和盈余（150万两积蓄，1844年）。为日后萨摩藩的改革奠定了财政的基盘。并且为之后军备和产业的改革都提供了早期的准备。其意义十分重大。但是调所在改革中多次使用无赖手段。而且依靠不近人情的方法进行榨取和非法活动的收入来增加财政的进账。且萨摩藩的空前赤字也逼得调所不得不用苛急的行政方法来强令推行。使得调所时期无论是百姓还是和百姓同样的准武士人员，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调所的种种高压做法使得藩内对调所口碑极差，特别是生活苦痛的下级藩士，将调所视为寇仇。矛盾逐渐累积起来，最后终于因为藩的继承人问题而再次爆发出来，这就是萨摩藩改革的第二次重大事件——由罗骚动。

由罗骚动

调所的苛急改革，严重损害了萨摩藩的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特别是造成了下级藩士生活困难，因此，虽然调所本人生活简朴，而且大力打击贪污行为。但是他上任后的搜括政策，让他在下级藩士眼中仍然是一副贪官污吏的形象。（后来齐彬上台后，调所家因此遭到迫害，一家人都死了）同时中上级藩士也对调所的种种饱受非议的手段十分不满。特别是定免法的推行以及严厉打击贪污。使得中上级藩士利益受损。他们逐渐得出结论，即调所的改革会导致萨摩藩的灭亡。但是调所深受岛津齐兴的重用，而且作为齐兴长期以来的政治顾问，极得齐兴的信任。因此藩士们逐渐将摆脱痛苦生活的希望和放在下一任藩主上。到了1849年，岛津齐兴已经年近60了，按照当时的常理，是到了该准备退休隐居换主的年龄了。因此继承人的问题也正式走上了台面。
岛津齐兴有两个儿子，正室贤章院夫人所出的长子岛津齐彬和侧室由罗夫人所出的次子岛津忠教（久光），这两个人之间各有所长，齐彬于1809年在江户出生，幼时受自己的曾祖父岛津重豪抚养。作为长子长年在江户居住。齐彬本人才气出众，口碑极好。（齐彬本人会荷兰语，还曾用荷兰语写日记。还师从过很多名学者如高野长英等）精力充沛，年富力强。（松平庆永称他是近世第一英明果断之人）自小就受到曾祖父重豪的青睐和称赞。还通过重豪的关系，跟幕府中很多人都有很深的交情。后来还成了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的好友。而且齐彬背景很好，齐彬之母贤章院来自鸟取藩藩主池田家。地位尊荣。齐彬的夫人是御三卿一桥家一桥齐敦的女儿。政治权力很大。当时被认为是重豪的再世。但是齐彬不受他父亲齐兴的喜欢，因为齐兴喜欢住在萨摩，而厌恶江户。他的正室长年居住在江户，而侧室由罗夫人在萨摩陪伴他。所以他逐渐喜欢上了侧室由罗夫人所出的次子久光。久光出生后原来是过继给分家种子岛家当继承人的。但是因为齐兴偏爱久光，不久就把久光改为岛津家四门（重富、加治木、垂水、今和泉）中地位最高，被公认为是下任藩主位置的重富岛津家的家主。然而久光虽然更受齐兴的喜爱，但是他母亲由罗夫人出身低微。由罗夫人是江户的町人出身，并非武士家庭（有小客船，水果店和木匠等多种说法）。这就让久光除了他父亲之外别无依靠。所以齐兴虽然不喜欢齐彬，却碍于齐彬的各种背景而不能废掉齐彬，因此迟迟不能决定谁才是下任当主。齐兴的这种举措，马上就把萨摩划成了久光和齐彬两派。
作为齐兴长年最亲密的政治顾问，调所倾向于久光，因为齐彬本人自小受重豪的影响，对兰学有狂热的爱好。为此花了不少钱。而且齐彬在江户结交幕府官员时也花了很多的钱。一度被认为是重豪第二。经历过重豪时期的债务苦痛的调所，自然不可能对齐彬有什么好感。因此对于齐彬继位表示出明确的反对态度。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道理，反调所的中下级藩士则对齐彬满怀希望。特别是齐彬本人确实才干出众。而久光的才干相比起来还不是特别出色。这点也让中下级藩士们对齐彬十分爱戴。这种情况被生性敏锐的齐彬觉察到了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在藩内的人气，忧的是因为调所的建议使得自己的位子极不确定。为了夺到藩主的位子，齐彬决定对自己的老对头调所下手，齐彬认为自己的位子之所以悬疑，主要是因为调所这个政敌对自己的恶劣态度所致。所以作为藩内权力最高的家老和齐兴最重要的政治顾问，调所被齐彬认为是上位的最大障碍。同样，出于对藩内支持者的回报，齐彬也必须打倒调所。于是齐彬开始私下安排人手，收集对调所不利的黑材料。调所自上任以来的这几十年里为了改善藩的财政，大耍各种流氓手段，搞走私，私造劣币，做尽了这些幕府原则上严厉禁止的事情。所以齐彬很容易就弄出来一大堆黑材料。并将这些材料给了幕府老中，齐彬的老朋友阿部正弘。作为当时幕政改革派的旗手，阿部一直以来苦于幕府内部的保守势力，想援引外援以对抗，作为当时天下第二大的藩国，萨摩藩自然是一个潜在的最好的强援。为了获取这个强援，阿部极想让自己的好朋友齐彬上位。因此在收到黑材料之后马上开始行动。阿部的行动点燃了由罗骚动的导火索——调所自杀事件。
1848年末，在收到和整理了大量黑材料之后，幕府下令招调所来江户进行讯问。齐彬的工作做得非常完善，所罗列的黑材料里面证人证据俱全，让人不能抵赖。阿部拿着这些黑材料直接审问调所，并且意图要把这些罪状联系到齐兴身上。调所眼见事情败露，为了不连累齐兴，于1849年1月13号服毒自杀。享年73岁。
调所自杀的消息传到萨摩后，马上引起了两派的不同反应。齐彬派自然欢欣鼓舞，中下级藩士弹冠相庆。因此齐彬派的活动更加踊跃，一心赶快推举齐彬上任。而久光派则士气沮丧。特别是偏好久光的岛津齐兴，因为失去了自己最大的功臣和政治盟友。齐兴对于齐彬的做法是怒不可遏。从此齐兴对于齐彬派更加厌恶。心中暗自决定要以强硬手段粉碎齐彬派。藩内的两派从此势不两立，斗争越来越激烈。调所自杀的同年，萨摩藩发生了笃之助死亡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两派的斗争。笃之助是岛津齐彬的第四个儿子。自齐彬和久光两派斗争伊始，一个流言就在萨摩藩内四处散布。该流言称由罗夫人和久光派的人联手，使用咒术来诅咒齐彬的后代遭灾。在流言四散的同时，现实情况似乎也给这个流言提供证据，齐彬曾先后有三个子女，但是全都没有活到成年就夭折了。而久光的子女则一路平安。两家一对比，使得这个流言说服力极大。齐彬派的藩士对此流言虔信不疑，并因此对使用下三滥手段的久光派极为痛恨。这回齐彬四子笃之助的突然死亡，自然也被归结为由罗夫人的诅咒所致，结果激起齐彬派一片愤怒。许多齐彬派的下级藩士甚至准备暗杀久光派的上级藩士，藩内的派系对立达到顶峰。骚动正式爆发。
骚动爆发给齐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齐兴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打压齐彬派的藩士。打压的高潮是1850年1月15日的由罗暗杀计划事件，齐彬派的三名中级藩士近藤隆左卫门，山田清安和高崎五郎右卫门被人举报在策划暗杀由罗夫人以及久光派的家老岛津久德等人的计划。（此暗杀计划真伪目前仍有争议）齐兴问报后立即下令逮捕三人。然后马上清洗齐彬派的藩士。其中被举报的三人和另外3人被勒令切腹，50余人被勒令流放或蛰居（这50余人里很多人被齐兴私下勒令自杀）。为了彻底消灭齐彬派，齐兴不择手段。甚至祸及死人。当时齐彬派在藩内的最高级官员是家老二阶堂主计和岛津壹岐。其中二阶堂在骚动前病死，岛津壹岐在江户驻扎。齐兴先是下令将二阶堂的藩士资格剥夺，然后特派人去江户藩邸强迫岛津壹岐立刻蛰居（齐兴私下则勒令其切腹）。久光派也趁机反攻倒算。对齐彬派的下级藩士也展开清洗。一时间株连和连坐甚广。例如日后的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其父大久保利世本来是一个琉球萨摩藩馆里面的小官员，只因为对齐彬抱有好感，就被硬栽了个罪名勒令流放。连带着大久保利通也受了连累，他本是藩役所书记员的助手这么一个小官，结果因为父亲的事情被连坐而丢官，自己还被勒令谨慎。家里顿时陷于赤贫。只能依靠朋友的接济（例如西乡隆盛）或做点小东西卖了挣些钱来糊口。经过这一番整肃，齐兴成功的扫平了藩内的齐彬派。使得齐彬成为下任藩主的希望彻底落空。
然而，齐彬仍然不是山穷水尽，他有充足的外援。由于齐兴的残酷清洗，不少齐彬派藩士为了保命，纷纷脱藩逃离萨摩，逃亡到别的藩国去。由于岛津重豪时期萨摩藩推行的婚姻战略，有许多藩国和岛津家沾亲带故。因而愿意收留脱藩的齐彬派藩士。例如福冈藩主黑田长簿，黑田家在重豪时代跟萨摩藩结亲。所以黑田长簿是岛津齐彬的叔父。因为齐彬是自小被岛津重豪带大的，因此黑田长簿对齐彬很有好感。想让齐彬上台。所以他对逃亡的齐彬派予以庇护，而且拒绝了齐兴的引渡这些齐彬派藩士的要求。齐彬的另一个叔父八户藩主南部信顺也看好齐彬，因此当齐彬跑来向他诉苦时，他一口答应帮助。在黑田和南部两藩主的帮助下，逃亡的的齐彬派藩士写了大量的关于骚动的情况，总结出诉状递到了幕府里面。齐彬的好友阿部正弘收到诉状后，决定力挺齐彬，因此开始鼓动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庆逼迫齐兴下台。家庆将军对阿部正弘十分信任，于是在1851年2月宣布召见齐兴，在见面的时候宣布赐给齐兴茶器。赐给茶器是暗示受者应该隐居的意思（茶道是隐居者的爱好）。此举表达了幕府对齐彬的信任和支持。齐兴无法对抗幕府的命令，于是于3月4日正式宣布隐居，传位给长子齐彬。由罗骚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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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志士西乡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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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志士大久保利通

集成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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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藩一代雄主岛津齐彬，在他资助兰学者研究银版摄影法后，兰学者为其摄影纪念。留下了这张日本最古的人物摄影。

经过由罗骚动的一系列混乱后，1851年萨摩藩迎来了第二位雄主，十一代目岛津齐彬。42岁正当壮年的齐彬野心勃勃，而这时的萨摩藩因为调所的改革，境况大为转变。不但财政健全，而且有大笔的积蓄，对于齐彬这样一个富于进取的藩主来说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于是齐彬开始了萨摩藩的第三轮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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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津齐彬毕生最爱的物品——地球仪

早在继任藩主之前，岛津齐彬就是一个出名的“兰癖”了。所以齐彬跟他的曾祖父岛津重豪一样，对于世界形势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在江户时期和众多兰学者接触后，齐彬对于当时世界的形势有着非常深入和独到的认识。对于西方的强盛有着非常深的印象。使他印象更加直观的是发生在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清朝战败的消息传入日本后大大震动了一大批日本人。而岛津齐彬可以说是这些人中受震动最深的一个。偌大的清朝居然不堪西方一击，这事实让齐彬极受震撼。特别是在1842年齐彬从荷兰商人手中购入一本《中国鸦片战争始末见闻录》（清国阿片戦争始末に関する聞書）后，阅毕此书的齐彬认识到了西方的强大。从而产生了危机意识。齐彬认识到，西方叩开中国大门后，下一个目标必是日本。而作为日本最西的藩国，萨摩藩也必然会成为日本最先受冲击的藩国。这个想法让齐彬产生了开国的想法。因为不管萨摩藩多么强大，比起中国来仍然只是沧海一粟。如想抵抗西方的侵略，就必须团结日本全国之力，方有可能能和西方相对抗。为了团结日本对抗西方，一方面必须打破旧有的幕藩体制。使得各藩国不再因祖上出身如何而分三六九等。不再因为亲疏的身份而对国政的话语权不同。而是都有权参赞国政。一方面应该打开国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为自己所用。这样日本才有能力对抗西方列强。于是齐彬在江户时，就跟他的许多好朋友（如阿部正弘）鼓吹“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了。还给幕府递交过建白书，提出幕政改革要实现“第一政通人和，第二强化军备”（ 第一に人の和、第二に軍事の強化）而且私下还拟定了新的萨摩藩藩政改革的计划。准备在萨摩藩实行西式改革。现实的情况也验证了齐彬的想法之正确。在齐彬就任藩主的1851年，西方商船访问琉球，探询日本的情况。要求传教和通商。消息传来后无疑大大加深了齐彬的危机感。于是齐彬上任伊始即开始了他的最重要改革——集成馆诸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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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鸦片战争始末见闻录》尚古集成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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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馆图，选自“萨州见取绘图”

齐彬自任藩主后，马上开始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组织人翻译西方资料，一方面同步建设近代的工厂和科学研究所。为推进近代化，萨摩藩先后设立了反射炉、溶矿炉、钻孔盘（大炮的开穴用器械）、玻璃工厂、锻造厂、蒸汽机关制造所、金属细加工所、造币所、锅灶制作所等大批工厂，这个工厂群统称为集成馆。除了集成馆工厂群，齐彬还建设了造船所、纺织工厂等等。以上这些近代化事业统称为集成馆事业。集成馆诸事业在当时日本堪称空前绝后。大批西式事业纷纷设立给萨摩藩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将萨摩带入了近代化。(顺带一提，齐彬的这个理念，来自于魏源的《海图国志》，齐彬毕生极爱此书，随时携带阅读，是此书最忠实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集成馆事业所含项目繁多，得益于调所的财政改革，萨摩藩现在有充裕的资金来进行建设。所以可以同时展开许多个项目的建设，但是集成馆的首个项目一般被认为是反射炉。这是因为岛津齐彬设立集成馆事业的主要目的是强化萨摩藩的军备。而齐彬对于军备的定义就是西式枪炮和战船。齐彬有言“外寇攻守の具は第一大砲?砲台、あるいは堅牢の軍艦”（对抗外敌之物最优者为大炮、炮台和坚固的军舰）为了提供枪炮和战船所需的铁，炼铁用的反射炉自然成为最优先日程。在集成馆之前，实用的西式反射炉已经出现并投入使用，日本最早设立反射炉者，是菲山藩的江川英龙。随后佐贺藩派出本岛藤太夫向江川取经后，配合另一位藩士杉谷雍助。成功造出日本首个西式反射炉。反射炉对于军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反射炉能够提供大量的炼铁，炼铁的韧性优于生铁，故能承受住火药爆炸的强力冲击。所以才能用来制造近代枪炮。齐彬上任后，强化军备对抗西方成为改革的主要目的，所以齐彬自然把眼光放在反射炉上。日本反射炉的技术源流是比利时陆军胡根宁少将（U.Huguenin 1755-1834）撰写的《皇家列日国立铸炮厂火炮铸造法》（ルイク国立鋳砲所における鋳造砲，原文《HET GITWEZEN IN's RIJKS IJZER-GESCHUTGIETERIJ,TE LUIK》）。这本书图文并茂的介绍了反射炉的原理和建设法以及铁质火炮的制作方法，所以自长崎传入日本后，引起很大轰动。幕末时期各地的反射炉（幕府的菲山反射炉，佐贺的多布施反射炉和萨摩的集成馆反射炉等）其技术全部源自此书。此书有多个译本（有《西洋铁熕铸造篇》（西洋鉄熕鋳造編）和《铁熕铸件图》（鉄熕鋳鑑図?鉄熕鋳鑑図解編）两本），其中一部译本《西洋铁熕铸造篇》，由佐贺藩士手冢律藏翻译。因此萨摩藩为了建设反射炉，向佐贺藩请求技术支持。（岛津齐彬和锅岛直正两人的母亲是堂姐妹）直正一口允诺，把珍藏的书送给了齐彬。后来还派了自己的近侍千柱大之助来萨摩藩视察指导（齐彬时期的萨摩藩军备改革仿效佐贺之处甚多，千柱的见闻后来被画在《萨州见取图绘》中）。1852年齐彬在鹤丸城的花园里根据佐贺藩的资料开始了反射炉的建设。最初是一个很小的实验性反射炉。到了次年转移到仙严园（历代萨摩藩主的私人游园，集成馆在仙严园隔壁。齐彬时期混为一体。现为鹿儿岛市仙严园尚古集成馆）正式开工建设萨摩藩的1号反射炉。经过一年左右的建设后于1853年夏天正式落成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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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藩反射炉残迹，这是反射炉基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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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藩反射炉复原图

虽然有佐贺藩的技术支持，但是萨摩藩的1号反射炉失败的仍然相当凄惨。1号反射炉的主要问题是炉内耐火砖质量极差。而且技术也不合理（萨摩藩的耐火砖技术是采用传统的陶瓷器烧制技法制作的。而且选的土质量不好）最终被炉温给烧溶脱落，落进了熔融状态的铁中，导致铁掺杂质，结果糊了口。反射炉密封不严，湿气渗入炉内，导致温度控制掌握不准。炉体本身设计也很糟糕，设计不合理（地基不稳导致侧倾），最终倒塌了。1号反射炉的失败让萨摩藩士垂头丧气，然而齐彬仍然斗志昂扬，面对失败，齐彬说出了幕末最强有力的名言：“西洋人是人，佐贺人是人，萨摩人也是人。”（ 西洋人も人なり、佐賀人も人なり、薩摩人も人なり）。为了同是人的自尊，萨摩藩士鼓起勇气，开始了2号反射炉的建设。在吸收了1号反射炉的经验之后，2号反射炉导入了所谓的天草土。使得耐火砖质量提高。1857年建设而成的2号双基反射炉成了萨摩藩第一个实用性的反射炉。 虽然误操作，设计失误，材料不过关等问题仍然困扰萨摩藩的反射炉。但是2号反射炉仍然顽强的持续着生产铸铁。同时萨摩藩的武器技术也蒸蒸日上，1856年萨摩藩已经可以生产3磅炮和5磅炮（均为铁制）。后来在1857甚至可以生产150磅大炮了。2号反射炉的成功大大鼓励了萨摩藩士。于是萨摩藩又建设了3号反射炉，萨摩藩的反射炉建设活动为藩武备西洋化提供了基础。也为日本的技术进步提供了宝贵经验（水户藩的反射炉主要技术者是萨摩藩竹下清右卫门的弟子大岛高任，其完成的釜石大岛高炉被认为是日本近现代制铁业的根本）在反射炉的支持下，萨摩藩又引进高岛流枪炮术，对照兰书开始尝试铸造枪支，很快实现了自产枪炮。在安政5年7月萨摩藩进行的天保山演习中，投入仿造西式骑枪3000支。标志着萨摩藩军备一举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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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藩150磅铁制大炮(复原)

为了配合反射炉的生产，萨摩藩还建设了溶矿炉，1854年萨摩藩根据兰书的指导建设了第一个溶矿炉。一方面这个计划是萨摩藩造炮事业早就预定的，早在齐彬开始制定造炮计划时就是反射炉、溶矿炉和钻孔盘三者结合了。另一方面这个决策也很可能是对1号反射炉失败经验进行总结后施加的对策。1号反射炉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因为铁矿杂质过多，结果在炉内没有完全融化，最终导致炉口出现拥塞的情况。萨摩本身并不缺铁，南九州地区产铁很多。自18世纪起萨摩铁就在大阪市场上有大量出售了。然而萨摩的铁矿杂质多含磷与钛。品质较差，在大阪的市场上萨摩铁长期以来被作为廉价货出售，所以换成西式冶炼法后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虽然和佐贺一样是锻铁。但是杂质含量仍然超过预想（佐贺的锻铁和矿石是朝石见买的）。结果炼铁事业深受其苦，整体进度落后。为了加速冶炼以对铸炮和船用铁件（当时佐贺藩购入军舰电流丸的时候，在船底铺了沉重的铁材来保持平衡）的大量需求，溶矿炉的建设势在必行。1854年7月，萨摩藩初步完成了西式溶矿炉并进行了第一次试操作，第一次操作进行了三昼夜，投入了志布志，颖娃地区的铁矿砂和吉田地区（今宫崎县）的矿石。结果是生产了3600斤（约合2160千克）的锻铁。这是日本第一次进行溶矿操作，标志着日本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其意义重大。然而这个溶矿炉的弱点是它的送风条件不良。鼓风机是传统的水车驱动的，而驱动水车的小溪水流较缓，提供不了充足的动力导致鼓风机达不到最大出力。因此萨摩藩制订了开凿沟渠引水来改善动力的方案。但是后来因为齐彬逝世，萨摩藩的溶矿炉改进计划没有成功，事实上熔矿炉仅开动了几次就停止。最终失败了。然而萨摩藩总结的经验和技术，维新后被用在了官营釜石制铁所上。为日后的日本熔矿炉建设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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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馆溶矿炉迹

在完成了反射炉和钻孔盘后，萨摩藩解决了枪炮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的则是火药的问题，早在岛津齐兴时期，萨摩藩就成功仿制了荷兰的戈贝尔燧石枪。然而到了齐彬时期，戈贝尔枪已经显得落后了，米涅、恩菲尔德和施奈德雷管枪等新式步枪已经出现，齐彬上任后决心继续萨摩藩的武备近代化，因此于1856年下令尝试制作雷汞，雷汞是雷管的起爆剂，乃是制作枪弹用雷管所不可缺少的材料。雷汞的制作法于1774年在法国发明，原理是先用汞和硝酸进行反应，然后将硝酸汞和乙醇再做反应，即可获得沉淀的乙醇。由于齐兴建设的中村制药所，萨摩藩已经能够获得硝酸。制备火药的地方萨摩藩也不缺，岛津家自古就以火枪队闻名，在1818年藩内还保留着一个黑火药的制造厂，称为泷之上火药制作所（滝之上火薬製造所，现存鹿儿岛市稻荷町泷之神）。齐彬上任后即将西式雷汞法引入制作所内。很快就取得了成功，但是萨摩藩辖地却缺乏硝石，为解决硝石问题还另立了一个部门作硝场（作硝場）配给火药制作所，作硝场由藩士石川确太郎负责，石川翻译兰书，引进了西方的硝石制作法，在作硝场内尝试合成硝石，取得一定成绩。在制备雷汞的同时，萨摩藩也开始了无烟火药的探索。无烟火药是指瑞士化学家舍恩在1845年发现的硝化纤维，其爆破力比旧式黑火药大。舍恩的发现被记载在化学书之中，随后此书传入日本而被萨摩藩士松木弘安（即日后的日本外相寺岛宗则）翻译，松木翻译后建议萨摩藩也开始制备无烟火药，结果松木的建议获得齐彬的青睐和资助，在1848年松木开始在萨摩藩鹤丸城的制炼所内尝试制造，最终于1953年成功制造出无烟火药。萨摩藩的军备事业前进了一大步。（为了制造反应用的酒精，萨摩藩还改变了传统的造酒法，使用土豆、芋头而非米来造酒。这种酒就是日后的日本烧酒。日本烧酒一般用在调鸡尾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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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藩制造的烧酒，现在以“萨摩藩”牌而继续在日本流行。

除了制造枪炮，萨摩藩另一项大事业，就是制造西式船舶，萨摩藩的西式船舶建设起源于1822年，当时藩士寺师次右卫门奉命建造了一条名为“伊吕波丸”的小船，此船吸收了一些西方的理念，采用西式的三桅杆而不是传统的独桅杆。这条船被萨摩藩用在对琉球航线上。齐彬作为一个“兰癖”，对当时西方文化最直观的代表——西式船舶非常热衷。早在齐彬还是世子的时候，齐彬就已经串通老中阿部正弘，力主幕府废除“大船禁令”，鼓励建设大型船舶了。佩里来航后，日本人的危机感加剧，更认识到了建造大船、兴办海军的必要性，因此齐彬还是世子时就已经开始着手建造西式船舶，首先他命令寺师次右卫门之子寺师宗道和其兄弟市来四郎献上了伊吕波丸的制造资料，并在1851年开始兴建萨摩藩的造船厂（矶龙洞造船所，遗迹现位于鹿儿岛市吉野町）。其次他派人去长崎收购洋书，特别是各种西式船舶的图绘。带回藩内进行研究。根据带回的资料开始试造洋船。同年完成试造船一条，仍然叫伊吕波丸，仍然是西式的三桅杆。这种试验船制造了几条，用在琉球航线上。伊吕波丸级排水量小，吨位低。不能满足齐彬对大船的渴求。齐彬希望能得到西式的大帆船，但是以日本既有的造船技术，很难制造西式船舶。所幸的是齐彬很快就获得了一个活宝贝，使他的问题迎刃而解，这个活宝贝就是中滨万次郎。中滨万次郎是日本史上著名的传奇人物，本为渔夫的他因为遇风而变成了漂流民，最后被美国捕鲸船所救，旅美11年。是当时绝无仅有的欧美通。中滨万次郎最终因为思乡而返回日本，在琉球登陆后被琉球官府逮捕。作为琉球事实上的宗主。萨摩藩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件事。齐彬对万次郎是如获至宝。在移交万次郎这段期间（万次郎按规定需要移交给长崎奉行）不但亲自接见万次郎，向他求救欧美的事情，还请万次郎在造士馆进行了讲学。同时让藩内的船工田原直助向万次郎求教西式船舶的设计。万次郎长年在捕鲸船上干活，在美国又学过造船术。正是造船业的一把好手，齐彬对他的礼遇让他甚为感动，于是万次郎教授努力，大力传授知识给田原，还给萨摩藩制造了美国捕鲸船的模型。有了万次郎之助，萨摩藩的造船事业蒸蒸日上，1854年萨摩藩完成所谓“越通船”。越通船仍然是小吨位船舶（约16米长），但是却是革命性的设计，因为越通船外观虽还是传统日本船的模样，舵也仍然是老式日本船的设计。但是内部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西式船舶。尤其是船龙骨的铺法，完全按照美国捕鲸船设计。风帆也是西式的多桅复帆。越通船是萨摩藩洋船制造的首次成功。在建造越通船的过程中，齐彬取得数个政治胜利。为建设大型船舶铺平了道路。1853年6月，齐彬说服幕府，以老式日本船船小力弱不能敌西方为由。让幕府同意萨摩藩建造所谓的“中国式”的“琉球大炮船”用来护卫琉球航路以免外国船只的骚扰。获得许可的齐彬便开始建设萨摩藩樱岛造船所。同时建造中国旧式的“琉球大炮船”。9月，齐彬取得了更大的进展，由于佩里、普嘉廷先后来航日本，在外部冲击下幕府终于认可了海军建设的必要性，解除了“大船建造禁令”。齐彬闻之欣喜若狂，马上制定了萨摩藩的造舰计划向幕府申报，齐彬雄心勃勃，声称准备建造大型风帆战舰12艘，蒸汽战舰3艘，并且向幕府开出条件，称如果幕府可以允许他的计划，萨摩藩就会向幕府出售2-3艘大舰。当时幕府中掌权的阿部正弘老中是齐彬的好朋友，也是坚定的大船建设派，在他的鼓动下幕府通过了齐彬的提案。于是萨摩藩开始大造战船。1854年7月，萨摩藩在牛根（今垂水市）开始动工建设西式大船“大元丸”和“承天丸”。两舰长24间（43米）。同时在樱岛的有村建设了长20间（36米）的西式大船“凤瑞丸”和“万年丸”。1855年，工程总完成，其中“凤瑞丸”和“大元丸” 出售给了幕府。在建设这些战舰期间，齐彬还下令将建设中的琉球大炮船改为西式战舰。1854年12月，西式军舰“升平丸”竣工。升平丸是萨摩藩造船事业的象征。其龙骨长15间（27米）船长17间（31米）。三桅杆，装备有16门大炮，推定排水量370吨。堪称是当时日本造船业的最高杰作。后来萨摩藩将该船献给了幕府，幕府接收后改名为“昌平丸”。成为后来幕府海军最有名的训练舰。（齐彬在敬献这些战舰的时候，向幕府建议取消以往地方性很强的旗印而悬挂代表整个日本的旗印。为此他设计了白底红日的旗印。后来该旗印变为日本国旗“日章”）
然而风帆战舰在当时的地位已经逐渐被蒸汽战舰取代了。萨摩藩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却也无法否认仍然存在的技术差距。于是齐彬开始了对蒸汽船舶的研究。停止了西式风帆船舶的制造。这是对萨摩藩的造船事业的一大打击。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1855年10月发生的安政大地震，导致萨摩藩邸严重损毁。为此萨摩藩不得不履行封建义务出钱修缮。所以耗资巨大的造船事业也因为经费不继而被叫停。萨摩藩得自力造船事业就此结束。
完成了船体建设的萨摩藩开始了对先进动力——蒸汽的探索，幕末时期的日本，因屡受西方蒸汽军舰的冲击，为了能够赶上西方，日本人对于蒸汽动力多有研究。多个藩国，包括幕府本身都尝试制造蒸汽机。其中不乏成功者，萨摩藩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幕末日本的蒸汽机的技术源流是1837年由荷兰人沃尔达姆（G.J.Verdam）写的《水蒸气盘精论》（水蒸気盤精説，荷兰语《Volledige verhandeling over de stoomwerktuigen》）。1848年此书传入日本后由幕府的翻译方属兰学者箕作阮甫于次年翻译完毕。定名为《水蒸船说略》（水蒸船説略）。共六册文字和一册图纸。书中详细记载了蒸汽机的原理和制造方法，还有蒸汽船和蒸汽机车的内容。该书为幕末各藩蒸汽机制造的技术来源。兰癖大名齐彬自然不会放过这本书，在1851年就任藩主后，齐彬就拿出这本书来，命令萨摩藩士肥后七左卫门，梅田市藏在江户萨摩藩邸里尝试按图制造蒸汽机的模型。5月，齐彬下令在鹿儿岛城内的冶炼所也制造蒸汽机的模型。8个月后，两地的模型均完成。于是齐彬下令投入实物建设。最初的建造不甚顺利。于是齐彬组织几个负责制造蒸汽机的藩士前往长崎参观蒸汽船。自重豪时期开始，由于长期购买各种物品。萨摩藩跟长崎的荷兰商馆有着很好的关系。所以齐彬请求参观蒸汽船时荷兰人一口允诺。在测量了尺寸和参观了实际操作之后。萨摩藩的蒸汽机制造开始走上正轨。1855年7月，萨摩藩的江户组率先完成了荷兰式12马力蒸汽机。齐彬大喜，下令将蒸汽机安置在一艘刚好从萨摩回航的越通船（萨摩藩建成的几条越通船被用在了萨摩到江户的航线上）上。将该越通船改成蒸汽船。8月23日，日本第一代蒸汽船的代表“云行丸”在江户墨田川开始了海试。该蒸汽船成功实现了航行，轰动江户。标志着实验获得了成功。
“云行丸”虽然可以实现航行，然而缺点也同样突出，萨摩藩的铁工技术很差，蒸汽机虽然是12马力，可是因为密封不良导致到处漏气，只能发出2-3马力，在海上航行犹如龟爬，还不如渔船速度快。与此同时的鹿儿岛方面也完成了蒸汽机，并照江户方面这个思路试制了一条约20米长的蒸汽船，结果失败的更惨，蒸汽机根本就不工作。导致实验彻底失败。然而这毕竟是日本第一次尝试国产先进科技设备，其重大意义不可低估。云行丸的实验成果表明，只需假以时日，日本人是可能追上西方的先进技术的。然而齐彬却很缺乏时间。幕府里的政治斗争迫使齐彬必须加快萨摩藩的军备近代化的步伐。而且1855年的安政大地震迫使萨摩藩财政吃紧。于是齐彬决定将自产改为引进。停止了国造蒸汽机项目。改为向西方购买船只。为此制定了蒸汽军舰引进计划。齐彬派市来四郎到琉球和西方人接触。最终和法国人订立了购买蒸汽船一条的合同。同时齐彬派另一名藩士江夏十郎去长崎和荷兰人接洽。然而在1858年齐彬的英年早逝，使得萨摩藩的船舶引进计划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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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行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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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行丸所用的蒸汽机草图
除了进行军备强化的计划外，齐彬延续了调所的奖励产业政策。对于新式产业予以支持和奖励。最受齐彬关注的是萨摩藩的玻璃制造业。自齐兴开办中村制药所后，萨摩藩第一次有了玻璃制造产业。齐彬上任后因为兴办集成馆诸事业，使得萨摩藩的玻璃制造业获得很大成长。齐彬本人对于玻璃制造非常热衷，因为玻璃附加值很高，如果集成馆能够制造像著名的江户切子那样的玻璃手工艺品并出口到国内外,无疑这个玻璃行业将会给萨摩藩带来极大的收益。齐彬曾说：“ヨーロッパ諸国にも決して引けを取らない、輸出向けのガラス工芸品を、日本で、いやこの薩摩藩で製作したい……”（日本向各国出口的决定性的工艺品应该在萨摩藩制造）于是齐彬一方面下令让藩士宇宿彦右卫门、江夏十郎和中原犹介进行玻璃上色工艺的开发。同时在集成馆内树立新的玻璃窑。宇宿、江夏等人先后尝试了许多种新式玻璃技法（已知有上色玻璃、平板玻璃、硬质玻璃和雕花玻璃），在进行了数百次的实验后，成功突破了有色玻璃制造法。玻璃上色技法在当时是十分高难的技术，其着色剂成分需要经过反复试验，其烧制也需要长期积累的温控管理经验。因此这项突破意义相当重大。齐彬时期萨摩藩的玻璃艺品称为萨摩切子。其中以“萨摩红硝子”最为有名。除了有色玻璃外，萨摩藩还实现了球面玻璃和平板玻璃的制造。萨摩玻璃艺品晶莹剔透，外观精美，一进入市场即被视为珍品而销售一空。齐彬马上扩大萨摩藩的玻璃业，萨摩藩的玻璃业最盛时，拥有至少6座玻璃炉（铜红炉2座、金红炉2座、水晶炉1座、平板玻璃炉1座和数座铅玻璃炉），并策划对外出口。萨摩藩玻璃生产境况非常繁盛，最盛时期雇佣人员数以百计（可能有400人）。作为萨摩藩的主力出口商品，对齐彬时期的萨摩藩财政有着巨大的支撑作用。然而在齐彬英年早逝后，萨摩藩的玻璃制造业也跟着萎缩了。后来甚至出现了仅有工人5名的窘况，其水准大为衰退。维新后，萨摩藩的玻璃制品作为日本工艺品的代表，又一次进入国际市场并取得一定成功（维也纳世界博览会）。虽然未能恢复到齐彬时期的盛况，但对日后日本玻璃工业的兴盛起到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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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切子

在兴办玻璃业的同时，齐彬还大力兴办西式纺织业。因为对外交流（琉球）需要用船，风帆动力船舶需要大量的帆，因此萨摩藩自古以来就有相当出名的纺织业，1843年编撰的《三国名胜图册》里就提到鹿儿岛地区的纺织业。1776年萨摩藩还成立了织局，进行调所改革中实行的奖励产业和缩减开支政策，使得木棉纺织业得到扩张，例如萨摩藩的政商重久佐治右卫门在藩内开办了木棉纺织屋。不过这个纺织屋影响很小。其生产力也很低。到了齐彬时期，萨摩藩纺织业的规模仍然不大。齐彬就任藩主之前，豪商滨崎太平次曾经向齐彬进献过西洋的丝织品，其精美使齐彬深受震动。齐彬非常想让萨摩藩也能生产类似的产品，因此上任后即提出“米盐棉铁乃一日不可缺之必需品”（ 米、塩、綿、鉄ノ四品ハ一日モ欠クベカラザル要品ナリ）。决心让萨摩藩可以生产这四大必需品。首先齐彬延续了调所的产业振兴政策，对棉纺织业大加奖励。其次设立藩属的中村纺织所。改变了原来小家小户各自为战的小棉纺包买工业，实现了有规模的棉纺工业。然而中村纺织所受困于技术限制（传统的手动织机），其产量仍然较低。因此在1858年齐彬从荷兰导入了西式的水力纺织机，设立了“田上水车馆”和“永吉水车馆”。水车馆给日本的纺织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它是用一台水车驱动四台织机，而非以往的人力驱动的织机。其次该织机是引进自荷兰仿造的英式夏普罗伯茨织机。夏普罗伯茨织机是纺织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在此发明之前的机械织机或者工作不稳定，或者效率低于人力织机。二者总不可能兼得。而夏普罗伯茨织机的诞生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宣告了人力织机的必然灭亡。奠定了现代织机的基础（现代织机的机械结构很大程度上仍和夏普罗伯茨织机一致）虽然仿造品性能不可跟真正的夏普罗伯茨织机媲美，其驱动动力（水力）也根本不足。但齐彬通过引进西式机械，并设立水车馆以尝试西式织造法，大大增加了日本的生产力。水车馆和中村纺织所日后为鹿儿岛纺织接收，为日本近代西式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随着齐彬的英年早逝，萨摩藩的纺织业也衰落了。直到维新后才再次崛起并成为早期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创汇产业。除了对这些新产业的扶植之外，齐彬还对传统的陶器制造业和制盐业和樟脑制造业予以保护。齐彬为了给萨摩的陶器制造业开辟市场，特别批了一笔钱成立专门的机构来研发西洋人喜欢的陶器图样。使得萨摩藩的传统陶器萨摩烧销售到了国外。齐彬对于樟脑制造业给予奖励，使得萨摩藩的樟脑也大量销售到了欧洲。同样的，齐彬时期的制盐业、造油业等产业齐彬的保护政策下有显著的成长，这些产业的大发展使得萨摩藩的经济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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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吉水车馆迹

齐彬也对其他先进技术开发进行了资助。其中包括电信、金属活字印刷、煤气灯和摄影。自佩里来航，向日本人展现了电报通讯这一新事物后，日本人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幕末日本的电信技术源流是兰学者川本幸民翻译的兰书《远西奇器述》。1855年，兰学者川本幸民、绪方洪庵和杉田成卿在齐彬的资助下和萨摩藩士宇宿、梅田等人一起按照兰书仿制了日本最早的电信机。同年完成后在江户涉谷的藩邸里对齐彬进行了演示。引起了齐彬很大的兴趣。齐彬将其带回萨摩藩并进行了改造。最终于1857年4月进行了通信实验。在鹿儿岛本丸和二之丸之间铺设了约600米长的电线，实验取得了成功。后来因为不具实用价值，所以仅仅试验了一次即告收场。但是在维新后这项技术取得进一步发展，从此日本进入了电信时代。此外，齐彬还资助了金属活字印刷和摄影技术。为了能普及兰学，齐彬对于西洋式的印刷术很感兴趣。然而传统的雕版和泥活字印刷术均不能满足齐彬的需求。因此齐彬资助了江户的雕版师木村嘉平，请他制造西洋式的金属活字。木村嘉平受命后使用尝试使用电胎法（以铜铸模然后灌铅）来制造。成功制造出来几个活字。但是因为耗资很大，齐彬早逝后即工作即告停止，最终没有实用化。齐彬还引进银版照相法入日本。银版照相法是在1839年由法国的尼普斯和达盖尔共同发明的。该法的原理是使用一块镀银的铜板，把这块铜板放在一个盛碘的盘子上方，碘的蒸汽在铜板表面形成一层碘化银薄膜而成为感光板，最后变成深金色。把遮盖好的底片托上的铜板放入照相机内进行曝光，然后再把铜板放入冲洗箱内，用一杯加 热的水银蒸汽这块板。在感光后的碘化银处凝聚水银蒸汽，光越强，凝结得越多，于是在板上逐渐显出像来，把板泡在盐溶液里即可制成永久性的相片。1848年该法为日本人所知。齐彬便资助兰学者们对此法进行研究。在齐彬的资助下1857年日本人成功掌握了银版摄影法。为了感谢齐彬的帮助，就用该法为齐彬摄影留念。岛津齐彬像目前仍是现存日本最古的摄影照片。银版摄影法的国产化大大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许多那个时期的图像资料都是用这个方法制作出来的，这些图像其史料价值难以估量。最后，齐彬还资助了煤气灯的研究。萨摩藩最早知道西方的煤气灯的人是松木弘安。1857年松木弘安在翻译洋书时发现了煤气灯的相关知识。上报藩主后，齐彬相当感兴趣，于是命令松木和另一个藩士八木称平尝试制作煤气灯。齐彬的想法是制造煤气灯以配给集成馆，使集成馆实现夜班作业。松木做的非常努力，当年7月就做出来样品并进行了实验。实验取得了成功。齐彬非常高兴，于是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打算把传统的灯笼改造成煤气灯，然后大量制造以照明整个鹿儿岛城。为此在仙严园藩主浴室旁边设立了煤气室，还让藩士三原藤五郎制定了相关的账目计算可能需要的预算。不过可惜的是，齐彬于次年七月早逝。煤气灯计划也跟着夭折了。直到维新后才再次重生，让煤气灯的灯光照耀了日本四岛。除了以上的行动，在齐彬的统帅下，萨摩藩还在农机具改良、地雷，水雷制造，近代机械加工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为未来日本的繁盛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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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煤气灯化改造后的萨摩鹤灯笼
岛津齐彬自1851年成为萨摩藩主后，大规模推进萨摩藩的近代产业，集成馆改革盛况空前，最盛时曾经雇佣近4000人，基本奠定了萨摩藩的近代工业基干。为日后日本的产业技术进步打下了基础。虽然绝大部分集成馆事业最终随着他的早逝而夭折。但是集成馆作为萨摩藩近代工业为日后明治维新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帮助。集成馆那些失败和夭折的事业在维新后均大放异彩，集成馆事业在维新后得到全面的复兴，一直存在到1915年才完全停业。对引领日本的近代化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岛津齐彬也成为了近代日本发达的源动力和象征。同时，齐彬的近代化改革为萨摩藩的腾飞奠定了根本。经过齐彬的改革，萨摩藩建设起了自己的工业，一跃而为西南雄藩之首。通过大规模建设，藩士见解得到了增长，一大批人才如西乡隆盛、松木宏安等下级藩士纷纷涌现出来，而齐彬也对他们大加提拔。齐彬本人待人唯才是举，曾经有言“君主的个人好憎不是选拔人才的标准”（ 君主は愛憎で人を判断してはならない）、“人人都喜欢的人也未必是人才”（
十人が十人とも好む人材は非常事態に対応できないので登用しない）。选材不拘一格。使得大批下级成为藩政的骨干。齐彬的举措彻底摧毁了萨摩藩的封建身份界限。大大推动了日本维新进程的发展。

齐彬的野望

齐彬自任萨摩藩主后，萨摩藩进行大量改革，实力蒸蒸日上。成为了推动幕政改革派的推手。所谓幕政改革和之后的幕政改革派形成于佩里来航后，其主体是岛津齐彬、松平庆永、伊达宗城等外样大名。这些人在锐意进取的幕府老中阿部正宏支持下企图对传统的幕政实行大改革，其根本目的是想以外样大名的身份参与日本政治的决策。长期以来，由于幕府的打压政策，外样藩国力量衰弱。实力无法与幕府那些实力强大的谱代和亲藩相比。其政治地位很低。然而到了幕末期，由于外样藩国率先实现改革，实力大为增长。而传统幕府政治的基石——亲藩和谱代藩国则因为因循守旧（碍于身份而难以提拔下层的有才之士）而陷入严重的困难。而幕府本身在外部压力面前表现的十分无能。时代潮流的冲击和实力的改变使得外样藩国开始要求改变自身的政治地位。对政事有更大的发言权。特别是萨摩藩这样的外样藩国，更希翼改变传统上饱受歧视和防备的地位进而来统帅日本，引领日本成为大国，这种希翼就是齐彬推进改革的源动力。齐彬任藩主后，首先借助重豪时代打下的基础，大力对幕府进行游说。和其他幕政改革派联手共同推动改革幕政，废除过时的政策。其次大力提拔有才华的下级藩士。组成精忠组，登用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地知正治，有马新七等藩士。最终通过调所时期的累积和齐彬本身的发展，萨摩藩的财政状况相当不错。因此齐彬大力支援其它有意改革幕政的人，送钱送物大搞串联。在他的影响下，幕府解除了以大船禁令为代表的许多落后政策，标志着齐彬的发言权大大增强。在齐彬的努力下，幕府内形成了以德川齐昭为首，岛津齐彬、松平庆永、伊达宗城和山内容堂“幕末四贤候”为辅而结成的幕政改革派，以公议政治，武装开国为宗旨开始参与幕政。
幕政改革派的首要改革是海防整备，自弘化年间开始起，西方列强为了打开日本的国门，对日本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西方的冲击或以劝告，或以威胁，给旧有的锁国体制带来极大震撼。故幕府内部开始出现了海防强化论，强调强化海防，抵抗西方列强的冲击，维持幕府政治。德川齐昭就是海防强化论最坚定的信徒。当时作为藩世子的齐彬，虽然是开国论者，并不十分赞同海防强化论的最终目的——维护传统的幕府政治，但是他赞同强化海防来抵抗西方的入侵。而且，如果海防强化论得到通过，齐彬就有理由以海防建设的名义在萨摩藩进行西式改革，建设洋式工厂。故齐彬倾力支持海防强化派的意见。在他和阿部正宏的支持下，幕府最终同意让齐昭成为海防参与。标志着幕政改革派进一步的掌权。时间到了嘉永六年佩里来航后，幕府痛感海防虚弱，海防强化论吃香。于是齐昭的权力得到了扩大。与此同时，阿部正宏以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为由，大力介绍外样大名进入幕府，同时以强化海防为名，启用了许多新人才（如永井尚志和胜海舟）。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幕政改革派对幕政的掌控。幕政改革派得势后即开始了所谓的“安政幕政改革”。安政幕政改革的目的完全是强化幕府脆弱的海防以求抵抗西方列强。其措施有1、取消大船建造禁令。2、要求各地进行炮台建设。3、兴办陆海军，开设讲武所和长崎海军传习所，引进西方先进武备。4、开设番书调所，聘请兰学家翻译西方书籍，掌握西方的军事情况。5、吸收和提拔各藩精通西洋事务之人。齐彬在以上的改革中出力甚多，例如大船建造禁令的取消，就是他和齐昭联名上书，以日本船船小力弱，不能抵敌黑船为由而请求取消，最终获得幕府批准的。在炮台建设中，齐彬也多次派出技术人员向各藩传授技术，又如水户藩的海防建设中需要的反射炉，就是萨摩藩派出的技术人员帮助建设的。齐彬还大量组织人员前往讲武所和传习所进行交流学习。还献上了藩自造的船只给了幕府以建设海军。一时间萨摩藩在幕府里地位大大升高。俨然可以和谱代大名平起平坐。在外交改革的同时，已经继承藩主位子的齐彬在藩内进一步推进人事改革，齐彬为了报答萨摩藩中下级藩士对他上位的支持，大力提拔中下级藩士中的人才。齐彬提拔了在下级藩士内口碑极好的肝付尚五郎。让他成为萨摩藩名门小松家的养子。赋予了他很大的权力。尚五郎即日后的萨摩名臣小松带刀。小松带刀为人随和（经常在秋收时举行的相扑比赛上和身份低微的农民一起饮酒取乐），而且唯才而视，极得中下级藩士之心，在他的推荐下，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有才之人纷纷为齐彬所认识和提拔。成为他的宠臣。下级藩士的被提拔意味着着萨摩藩的封建身份界限被打破。是萨摩藩乃至日本近代化进程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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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藩改革派首领小松清廉带刀

幕政改革派掌权触动了幕府内以谱代大名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利益，促使其联合起来准备反攻倒算。同时，改革派内部理念的差异也导致改革派本身力量的发散。德川齐昭和另一个改革派大名松平庆永坚持攘夷理论，最终目的是要与西方开战来完善锁国体制。而岛津齐彬则是开国论者。其最终目的是要消除锁国体制。因此导致改革派的内部团结很成问题。其代表问题就是改革派要人往往率性而为。例如德川齐昭，1854年幕府在外界压力下被迫和美国签订不平等的《日美和亲条约》。虽然条约内容中的不平等问题并没有立即显现。然而齐昭仍然因不满幕府和外国人签订和约，愤而辞职。另一个表现是在1855年10月2日发生的安政大地震。改革派的旗手阿部正宏借助地震原因（古人认为地震是上天的警戒）执意辞职（很可能是被守旧派逼迫而感到心力交瘁）。换上了能力较差，出身较低的新老中崛田正睦，使得改革派一下就失去了最主要的支持者。改革派内部的混乱给了守旧派很大的勇气，很快他们就推出了自己的领军人物——谱代中的名家彦根藩藩主井伊直弼。在井伊直弼统帅下，守旧派很快就找到了对改革派发难的借口——将军继嗣问题。
自十二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庆病故后，幕政就落入了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手里。然而家定是出名的身体虚弱，而且传闻他举止奇异。因此家定被认为是病弱无能，在幕府内部实际上并无权威。而且家定无子，立嗣问题就这么出现了。因此幕政改革派和守旧派也就因立嗣问题而被划成了一条派和南纪派。改革派企图保持并扩大既有的权力。所以他们支持御三卿一条家家主一条庆喜为下一代将军（庆喜是改革派领袖德川齐昭之子）。守旧派意图夺回权力，自然针锋相对，成立了南纪派。提出以御三家纪州藩藩主德川庆福为继嗣的建议。两派开始为求拥立之功而进行一系列的明争暗斗。作为改革派重要成员的齐彬也自然也无法逃过这场政治斗争中来。
继嗣问题的第一回合较量是改革派的胜利，在齐彬和松平庆永放出庆喜即位的风声后，马上遭到很大阻力。当时幕府大奥对改革派首领德川齐昭极为憎恶（齐昭曾经作风不检点，而且建议削减大奥费用）。因此对改革派也连带着进行抵制。然而齐彬却想出来了一个萨摩藩常用的战术——婚姻。时任将军的德川家定妻子早逝没有再娶。所以齐彬就在这个上面动起了脑筋。齐彬将岛津家一门四支的今和泉家的笃姬收为养女，想让她成为权力极大的幕府御台所来平衡改革派在大奥中的阻力。于是齐彬派出以西乡隆盛为首的一批藩士开始在京都搞串联。他本人也亲自游说当时的五摄家之首近卫家帮助。在近卫家主近卫忠熙的帮助下，1856年笃姬和德川家定结婚成为御台所，大奥的反对声也随之减弱了。改革派取得先手。而守旧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马上筹划反扑。这时，另一个问题参杂了进来，给了守旧派以绝好机会，这就是条约签订问题。
条约签订问题是和将军继嗣问题一起浮上来的。佩里来航后，随着日本国门的渐渐打开。取得初步胜利的西方列强马上开始扩大自己的胜利成果。最早敲开日本国门的美国在这方面最为积极，迫使日本签订了《日美通商修好和约》。和约本身的内容标志着锁国政策的必然结束。然而作为延续了200余年的祖宗成法。幕府改变该法在法理上是不能避开京都朝廷的。尽管传统习惯上朝廷不可能对幕政说三道四。但由于幕政改革派的改革削弱了幕府统治的基础，特别是使幕府权威衰退，无形中提升了朝廷的威望。而此时的天皇孝明是一个极度厌恶外国的人（一生不曾见一个外国人），是坚定的攘夷论者。特别是在意识到了朝廷权威的提升后，其行动力大大增加。而形势的变化是现任老中崛田正睦所没有意识到的。崛田老中仍然以为奏请朝廷是走过场。自信满满的向朝廷请求旨意。而孝明天皇则一反传统，拒绝给予谕旨。一下将崛田老中和幕府扔进了极度尴尬的境地里。
崛田正睦请求谕旨失手给了守旧派很大的机会。因为崛田正睦虽然赞同开国，但是他并不喜欢守旧派。他的中立态度是横在守旧派面前的一个障碍。申请谕旨失败事件不但暴露了崛田的无能，还重挫了幕府的声望。于是幕府内部要求拥立大老的呼声响了起来。这种呼声指责崛田的无能，希望能任命权力更大的大老来制伏朝廷。守旧派是这种呼声的主要拥护者。根据这种呼声，当时病弱的家定因无力处理政事，而决定任命一位大老来全权负责处理各种问题。1858年4月23日，守旧派首领井伊直弼被任命为大老。守旧派取得重大政治胜利。
井伊大老甫一上任，就免去了崛田正睦的职务而大权独揽。随后直截了当的和美国签订了和约，表达了对朝廷的蔑视。然后开始收拾改革派。改革派幕府官员被纷纷免职或降职（如川路圣漠和永井尚志）。并打击讲反话的幕府官员（如板仓胜静）。到后来为了更方便揽权，连可能造成妨碍的自己人也打击（间部诠胜和太田资始）。幕府内人人自危，不敢有任何反对声音。井伊大老的做法，得罪了各方势力。于是朝廷发出了密旨，鼓动改革派起来造反，打倒井伊大老。结果事机不密，被井伊得知，于是井伊借此掀起了安政大狱，对改革派进行了彻底的清洗。改革派的政策被宣布为非法，从事宣传和串联活动者不是被砍死就是被追捕。就连改革派诸大名也悉数被查。不是蛰居就是谨慎，全数遭到处罚。随后在井伊的鼓动下将军家定宣布以德川庆福为后嗣。事实上宣告了改革派的彻底失败。
齐彬对于改革派的失败无比愤慨，对于井伊的做法极度痛心。于是愤怒的齐彬制订了率军上京的计划。齐彬计划统帅5000藩兵上京都，拥立朝廷以武装打倒井伊。然而齐彬出师未捷身先死，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于7月16日暴病死亡。享年50岁。在丧失了一代雄主齐彬后，萨摩藩锐气顿减，藩政落入前藩主岛津齐兴之手。齐兴坚决拥护幕府，不敢跟井伊大老对抗。本人老迈无用了不说，还大肆整顿藩内的齐彬派志士。萨摩藩顿时暮气沉沉，齐彬一番心血付诸东流。

萨英战争和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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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藩最后的改革者岛津久光

岛津齐兴在掌握藩政后不久即以高龄逝世，藩政大权落入岛津久光的手中。作为原来与齐彬争夺位子的对手。久光本人最初对于齐彬的改革事业实际上并不热衷。但是久光也无意全盘废除齐彬的政策。原因是首先齐彬时期齐彬对于久光派较为宽大，没有实行大范围的诛连和连坐，从而分化了久光派。其次齐彬在藩内已经培养出来了一个势力很大的改革派。第三齐彬也确实使萨摩藩从一介偏远乡下的大名一跃成为世所公认的，能够影响幕政的强藩，这些条件使得萨摩藩内的舆论导向倾向于齐彬。事实上，齐彬为萨摩藩长期的精神动力——即摆脱自己的穷困地位，成为公认的强藩，指出了一条道路，即以积极参与幕政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工作确实使得萨摩藩国威远扬，使得这种理念成为了众多萨摩藩士的一种共识。这种意识如此强大，使得即便身为反对派的久光也不能免俗。事实上久光上任后，依然对改革派的力量予以依靠。通过小松带刀提拔了改革派的大久保利通为宠臣。通过他继续进行外交工作，但是久光身上依然有很多的保守色彩。这表现在久光对于齐彬的集成馆事业的态度。虽然没有强令废除，但是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使得这些并不盈利的工厂难以为继。最终因为赔钱过多而不得不大量歇业。例如萨摩藩的种种科研事业。而即便盈利的产业，因为放任自流，也纷纷陷入衰退。例如萨摩藩玻璃制造业，由于失去支持，虽然盈利甚巨。然而不能抵挡人才的流失和藩财政的索求而大规模衰退。甚至陷入只有5名雇工，玻璃炉悉数熄火的困境。集成馆事业在齐彬死后遭到大规模缩减，仅军工产业予以一定的保留。久光的保守性还表现在他对公武合体理论的热衷。公武合体理论实际上并不是对旧式封建政治的彻底摧毁和刷新。虽然含有公议政治的内容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这个理论更多意义上只是给了外样强藩和幕府同样的地位。实际上可以说是将幕府的[系统过滤]改为寡头政治。这实际上只能作为达到近代日本的一种临时措施而已。后来的操作中也证明了此理论的空想性。然而久光仍然没有认同到这一点，他心中依然是一种变异的幕府政治而非近代政治。这一点正是他固有的守旧性所决定的。
然而公武合体政治的推行，鼓动了一批人也惹怒了一批人。激进的攘夷派一直对于公武合体横加破坏。而萨摩藩本身对于攘夷论事实上也很热衷。首先作为一个有着对抗中央政权的传统的藩国，萨摩对于各种外来干涉都有些警惕心理。而且齐彬的武装开国论对于攘夷派也有一定的影响。最后，幕府对萨摩藩近百年的打压，已经培养了萨摩藩士对于幕府的仇恨心理。很多激进的萨摩藩士与其说是仇恨西洋人，不如说是仇恨幕府而挑出来攘夷这么一个借口好来反幕府罢了。而此时通过压迫幕府而提高威望的朝廷，对于其用以压迫幕府的借口即攘夷有了一定的依靠性。作为朝廷领袖的孝明天皇态度十分明确，谁在攘夷问题上表现的更加激进，谁就更受朝廷的青睐，也就在接下来的可能出现的改革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表现的更加激进的长洲藩受到孝明的青睐。后来出现的四奸二嫔弹劾事件，标志着萨摩藩在朝廷中势力的衰退。
随后萨摩藩在外交战线上遭到了又一场失败。1862年8月21日。生麦事件发生，导致萨摩藩和英国关系恶化。英国派出战舰四条，前来萨摩藩交涉。由于交涉中出现了问题，亦由于久光和大久保利通出于对己方实力而摆出的强硬态度，导致英国使用武力来夺取萨摩藩的船只。萨摩藩遂发动反击，1863年6月27日。萨英战争爆发。萨摩藩出动岸炮80门，对抗英军四条战舰。经过一天激战后，英军因准备不足，并受到萨摩藩打击。不得不撤退回港。萨摩藩虽取得军事胜利。然而萨摩藩遭到及其严重的财产损失。由于英军火炮射程很远，而且由于萨摩藩的房屋多为木质。结果英军火炮不但击破了藩城鹿儿岛的城门，还大量落在原集成馆地区内，引发巨大的火灾。集成馆基本被烧毁。萨摩藩多年积攒的海军和炮台也损失殆尽。这是萨摩藩近代化进程中遭遇的最大一次挫折，但是这也推动萨摩藩近代化进程的又一次进步。通过萨英战争，久光和萨摩藩认识到了欧美的强大和自身的极度不足。经过齐兴、齐彬两代人的努力后的萨摩藩，虽然可以日本国内称雄，但是比起西方仍是枪炮不如人。通过两代人的努力，也仅仅获得了一次惨胜而已。这个事实迫使萨摩藩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政策。久光也终于认识到了集成馆事业的意义。于是就在战火刚刚消去，灰烬犹温的时候。久光开始了萨摩藩的再改革——重建集成馆。

萨英战争惨胜后，痛定思痛的久光马上改变以前的政策，一改原来对西方的漠视态度。开始主动和西方接触，也开始重新启用原来齐彬派的藩士。久光主动派出使节去江户向英国公使谢罪请求原谅。英国为萨摩藩的奋战所惊，也同意和议。于是两方达成谅解。然后久光在大久保的推荐下，开始重新启用西乡隆盛等藩士。继续萨摩藩的改革以增强国力。由于萨英战争给了大久保和久光太深的印象。因此萨摩藩在缓和了和英国的关系后，急欲向英国引进先进的武备和知识。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兰学又成为萨摩藩内的流行学术了。1864年6月，久光宣布成立开诚所藩校，作为专门的兰学学校配给造士馆。初代讲师是中滨万次郎和兰学者前岛密。开诚所的设立标志着萨摩藩兰学研究的再兴。尽管这所藩校存在时间较短（约一年）但意义仍很重大。由中滨万次郎带回来的西洋经验在这一年里于萨摩藩全面普及，极大地加深了萨摩藩士对西方的认识。使得萨摩藩士的见解获得很大进步。在经过了开诚所的考试选拔后，萨摩藩有了一批（相对于同代人日本人）对西方有较深认识并有向西方学习欲望的藩士，于是就有了一个破天荒的建议被小松带刀送到了久光的案前——由萨摩藩组织藩士出国前往英国考察其制度并引进其先进技术以强国。这个建议之所以破天荒，是因为首先幕府的锁国令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在这时对日本人禁止出行外国还是有效用的。如果擅自出外，很可能遭到严重的处罚。其次攘夷仍然是日本国内的主流舆论之一。任何擅自出国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作卖国贼。最次仅以萨摩藩一国的薄弱力量，又是战后百废待兴的时候，这时组织人远渡重洋前往西方，对萨摩的国力也是个考验。然而久光却表示予以接受，以显示他变革的决心。而这个提案的提出者五代才助（即后来的五代有厚）也名列留学生名单里，被提拔为留学团副领队（御船奉行）从而受到了重用。于是萨摩藩开始四处联系关系，英国商人格罗弗对萨摩予以了帮助。（五代原来是萨摩藩军舰天佑丸的舰长，他的船舰被英军于萨英战争中捕获，他作为俘虏在船上目睹了英军船坚炮利，大受震动而倾向于开国，后来被英军于长崎释放后，积极和英国人接触而认识了格罗弗）1865年4月17日早晨（此为西历日期），在格罗弗的掩护下。日本又一批海外留学生——萨摩藩留学生团19人（15名留学生，4名带队）改名换姓，在萨摩藩羽岛浦换乘英国船澳大利亚号（オースタライエン号）前往香港，开始了日本第一代留学生的留学生活。
萨摩藩的留学生大多极为年轻（最大的31岁，最小的只有13岁）而且出身各异（市来勘十郎是下级藩士、畠山丈之助是萨摩藩名门之子、高见弥市则根本不是萨摩藩人，是土佐送到萨摩藩开诚所的留学生）。而且心态也十分不同（畠山丈之助原来不愿意去，是受了久光劝说而去的。市来勘十郎则跃跃欲试。村桥九城则写辞世和歌）但作为开诚所的高材生，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是当时日本最优秀的青年才俊，他们抱有强盛萨摩乃至日本的坚定信念和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因此他们不顾年轻气盛，不顾语言文化的差异，也不顾对外界的恐惧，坚定地踏上了留学之路。萨摩藩留学生团自日本出发，经香港、新加坡、斯里兰卡、孟买、亚丁、苏伊士后下船，坐火车穿过苏伊士，然后经马耳他过直布罗陀海峡。于1865年6月21日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日本留学生抵达南安普顿的事情在当地引起轰动，报纸头条报道并摄影留念（照片现存尚古集成馆）.
到达英国后，留学生团率先访问了伦敦。当时这座世界上最知名的的不夜之都，让所有留学生大吃一惊。留学生们最开始访问了伦敦郊外的波福特地区的铁工所，见到英国的庞大的工厂和先进的生产方法，深深地为英国先进的铁工技术所折服。他们又见了当时英国的近代农业，为其和日本传统的方法所迥异的技术所爆发出的庞大生产力所惊叹。最后他们进入伦敦后，为伦敦的各种石造建筑，例如大笨钟所倾倒，乘坐伦敦地铁则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最后他们还去了小酒店，享受了异国独特的酒食。这一切都让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震动。最后，在格罗弗商会的安排下，留学生顺利进入伦敦大学，在这所大学内努力学习从近代陆海军学到化学乃至文学等一切学术，像海绵吸水那样收纳着西方的知识。最有意思的是，萨摩藩士居然在大学里，遇见了1863年来前来留学的长洲五杰。虽然此时长洲五杰仅剩三人，而且生活很不如意（当时长洲藩论主流是攘夷，所以没有太多钱给留学生。例如山尾庸三基本上是打工挣学费，还朝萨摩藩士借过钱）。但是萨摩藩士们并没有因为日本国内的萨长对立问题或者说他们属于别的藩国而敌视他们。不仅如此，萨摩藩士还和他们结交成了朋友（畠山和山尾），对他们多有周济。留学生时期的交往，为日后萨长联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正由于留学生时期的交往，这些日后的维新志士们打破了落后的藩国观念，而进步到“同为日本人”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并将这个观念带入了日本。这对于以后的明治维新和新日本建设有着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作用。
除了监督留学生学习外，五代有厚和另一个领队新纳久齐（新納久脩）还负责进行引进产业，进行集成馆事业复兴的相关活动。在格劳弗商会的帮助下，五代在英国购入了大批军火（各式长枪如骑枪和炮队用短枪与手枪如短手枪总计5410支，双筒望远镜4个，洋书若干），并借此顺利的和格劳弗商会建立起合作关系。从此格劳弗就成了萨长乃至维新军的御用军火商。同时，五代和新纳考察了英国的纺织产业，对英国的先进的纺织实业非常羡慕。而萨摩藩内鼓吹恢复集成馆事业的人中，有一人名为石川确太郎，由于在齐彬时期就负责制定纺织业振兴的计划，因此此时他鼓吹率先引进西方技术恢复纺织行业。石川的意见被久光接受，于是五代跟团出行时还额外奉命收购纺织机械，在萨摩藩创立纺织工厂。五代和新纳在参观了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各家纺织工厂后，选定了一家名叫普拉特兄弟公司的企业。向该公司购入梳棉机10台、精纺机6台，并订立合同请求公司派遣技师和设计师，负责传授技术和设计工厂。1866年11月，三名英国工程师到达鹿儿岛，开始了工厂的设计和建设。次年正月，纺织机械和雇佣的英国工务长约翰到任。五月，以松冈政人为厂总裁的鹿儿岛纺织所正式落成投产，标志着萨摩藩纺织业的复兴。
鹿儿岛纺织所吸收了萨英战争的教训（木制房屋容易起火），采用石造建筑为主体（这是日本第一次自力建设西式石造建筑,在日本建筑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纺织所规模也大为扩张，最后有西式纺机（包括梳棉机、开棉机、打棉机和精纺机）150余台。主要纺机采用西式蒸汽动力驱动。纺织所雇佣200余人，每日进行10小时的劳作，每日消耗约棉丝180公斤。产品是白木棉布和缟。其中木棉布出售给大阪商人，缟则留用。其生产效率略高于传统织机（东方棉花纤维短，所以用英国织机只能开到16纱。中等长度的美国棉可以开到42纱，而且很细。长绒埃及棉可以开到60纱。这个效率问题到了1870年才被日本国产的十基纺纱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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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人馆，鹿儿岛纺织所聘请的英国技师的宿舍

鹿儿岛纺织所是日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纺织工厂，它并非齐彬的田上水车馆和中村纺织所那样的实验性纺织作坊。而是真正的、完全采用西式纺织生产方式的纺织工厂。该纺织所一直存在到1897年，衍生出堺纺织所、富冈制丝场等多个纺织工厂。推动了近代日本纺织工业的创立，鹿儿岛纺织所和堺纺织所以及后来的爱知纺织所被成为“始祖三纺织”，是日本近现代纺织业的先驱。现在鹿儿岛纺织所隶属于尚古集成馆，作为日本历史纪念建筑而保留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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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古集成馆机械工场

鹿儿岛纺织所是萨摩藩再改革的最高潮，此后因为战争迫在眉睫。萨摩藩无力兼顾战事和建设而停止了进一步的重建。然而以派出留学生和重建集成馆事业为代表的萨摩藩再改革，给萨摩藩带来了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外派留学生，萨摩藩士不但接触了西方最先进的技术，还衍生了近代民族国家的理念。而重建集成馆，则率先将当时的先进生产方式率先引入了日本（五代还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人力切削盘等，后来被大阪炮兵工厂接收），先进生产方式和其配套的理念的被引入，为日后日本的近代化做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基础准备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开创新世纪
萨摩藩经过从重豪到久光连续五代的改革，终于摆脱了受人歧视的境遇，一跃成为当时最强的藩国，并且通过外交改革而积极参与幕政。成为当时日本政治中一支不容轻视的力量。在樱田门事变后，守旧派不得不对改革派做出妥协。改革派逐步夺回了幕政。然而，幕府的权威在接连二三受到打击后，逐步式微了。而朝廷的权威则不断攀升，此时已经超越幕府。所以各藩都为了争得朝廷的青睐而努力。然而朝廷的青睐首先为长洲藩所得，萨摩藩被排除出政治之外。情况到了1863年，经过八一八政变方材改变，萨摩藩通过政变打倒了京都攘夷势力。随后久光率藩兵万余人上京，受了孝明天皇的检阅。标志着萨摩藩的公武合体路线成为正式国策，因而轰动天下。八一八政变和久光上京标志着萨摩藩势力在朝廷中的回归。而长洲藩则对失去朝廷的青睐而极度愤慨，决心以武力夺回权力。次年7月19日，禁门之变爆发，萨摩军以勇斗一举击溃了长洲军。立下了禁门之变的最大功劳。其政治地位大大攀升。加上之前齐彬的努力。萨摩藩成为世所公认的大藩乃至日本的代表（1867年萨摩藩曾经以“日本萨摩州太守”的名义出席世界博览会，展品精美，甚至惊动了法皇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特设萨摩藩纪念章奖励给来访的萨摩藩士，标志着西方列强对萨摩藩在日本地位的承认）。1864年正月13日。久光获得圣旨，被指定为列侯参与会议的一员。2月16日。奉孝明天皇旨意。参与会议列侯获得幕府老中部屋出入权，标志着参与会议正式开始运作。
萨摩藩政治地位的升高让久光胆气十足，使他把自己放在了与幕府平起平坐的地位。久光作为参与，一心想通过主导几项政策，以显示萨摩藩的执政能力。然而公武合体的本质，决定了萨摩藩想占据主导权是十分困难的。公武合体理想说白了就是一种寡头政治。然而寡头政治的前提是各大寡头实力不能相差太多。然而在参与会议内，由于幕府的势力的强大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威权。使得幕府势力非常强大加之其余中立派也或多或少跟幕府有种种关系。往往在政事决定上当墙头草。使得这个会议主导权依然掌握在幕府手中。萨摩藩是唯一一个真正想掌握国政主导权的藩国，但是在这个政治体制内萨摩藩只能依靠不稳定的墙头草。所以实际上萨摩藩在公武合体政治内部仍然无法掌握国政。横滨开港问题就是这个情况的表现。前文所述，孝明天皇是个极端的攘夷派，因此对《日美亲善条约》中开设的横滨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下旨要求列侯会议讨论横滨闭港以完成锁国的问题。这在当时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且不说此时攘夷已经被证明全面失败。幕府和各强藩本身也借助和外国交通以获取武器和资金。所以锁港是个极不现实的提案。所以这个提案被送到列侯会议上就遭到了久光的反对。然而时任将军后见役一桥庆喜却以攘夷论的态度鼓动锁港。因为庆喜本人是极度厌恶攘夷派的，所以不言自明这是幕府又一次对萨摩藩的打压。其目的十分露骨，就是要借机打压萨摩藩以明确幕府对国政的主导权。这自然招致了久光极度的不满，久光和庆喜天天吵架，对幕府的厌恶也大大加深了。而作为中间派的山内容堂则提前溜走。久光也因为庆喜在会议间歇时的某次酒醉中发表的一番狂言而被气走。最终列侯会议并未得出什么结论而草草收场。久光对于列侯会议极度失望，并且产生了幕府政治的怀疑。久光认为在幕府政治下，无论萨摩藩怎么努力，只要有幕府在。就不可能掌握国政的主导权，从而统帅日本。所以他打着做两手准备的心思而容忍了萨摩藩的倒幕派和长洲藩私下的接触，甚至同意了萨长联合。然而守旧思想比较浓厚的久光还是对公武合体政治寄予希望。然而他的希望在不久之后的四侯会议中被无情的击破。
1867年，由于在第二次长洲征讨中幕府将军家茂暴死，同时孝明天皇也神秘死亡。权力出现了极大真空。因此一桥庆喜接任将军。庆喜任将军后为了显示幕府才是日本的正式政府，也为了从外国借入资金和武器来维持幕府。对于西方希望的开设兵库港的要求予以同意。与此同时庆喜为了填补巨大的权力真空。同意开设四侯会议，以岛津久光、伊达宗成、松平春狱和山内容堂加上德川庆喜成为日本最高的政治决策机关。这个会议对于久光来说，自然是实践公议政治的最好机会。于是久光高兴地参加了会议 。5月，四侯会议正式开始。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如何处理长洲藩的问题。此时长洲藩获得了第二次长洲战争的胜利，这次军事胜利把幕府的权威打倒了谷底。而且萨摩藩和长洲藩还订立了同盟条约。萨摩藩在这次会议上承诺恢复长洲的名誉。第二个问题则是兵库开港问题。由于之前和西方列强签订的兵库开港时间将要到期，那么是否履行条约、如何履行条约的问题成为最主要的国政问题。这两个焦点问题都必须在这次会议上得到解决。
四侯会议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参与会议时出现的久光和庆喜的激烈对立再次贯穿了整个四侯会议。庆喜坚持先解决兵库问题后讨论长洲处理问题。而且他在长洲处理问题上开的价码非常之高，简直让人不能接受。而久光则坚持先解决长洲处理问题再解决兵库开港，而松平春狱和山内容堂则依然墙头草随风倒。为了能够解决问题，庆喜还借助山内容堂称病的时机拉进来两名幕府老中来支持他的意见。久光则以搞串联收买松平春狱和伊达宗成来应对。最后在5月23日的会议之中。由于庆喜提前说服了山内容堂和松平春狱两人，使得原来答应支持久光意见的两人临阵叛变，同意了庆喜的意见。这导致久光在四侯会议上的最终失败。失败的久光怒不可遏，从此深刻认识到了幕府的危害。久光原来对四侯会议自信满满。因为在这个会议上幕府势力实际已经消退了很多，萨摩藩实际上很有希望获得国政主导权。而现实情况教训了久光，使其意识到幕府实际上在任何场合都不可能放出任何权力给萨摩这样的外样藩国，对于萨摩来说，只要幕府存在，萨摩藩就不可能获得国政的主导权，就不可能统帅日本。这个现实是久光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久光一怒之下，彻底抛弃幻想，坚决的站在倒幕派一边，决心以暴力手段摧毁幕府,加入长洲方进行内战。正式走上了倒幕之路。
经过漫长而残酷的戊辰内战。幕府终于被终结，一个由萨长土肥四大藩阀柄政的近代日本出现在世界上，而萨摩藩因为内战的功劳，而成为藩阀之首，成功掌握了国政的主导权。一举实现了历代萨摩人所梦想的腾飞。藩阀政治在日本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影响之深远及于当代日本。而藩阀政治的开创者萨摩藩，以及为萨摩藩达成这一目标而坚持改革的五代君主和那些不懈努力地藩士们也青史留名，永远为人所记忆。

萨摩藩历代藩主

岛津家久（いえひさ）〔从三位?萨摩守、中纳言〕
　　岛津光久（みつひさ）〔从四位上?萨摩守、左近 卫中将〕
　　岛津纲贵（つなたか）〔从四位上?萨摩守、左近卫中将〕
　　岛津吉贵（よしたか）〔从四位下?萨摩守、左近卫中将〕
　　岛津继丰（つぐとよ） 〔从四位上?大隅守、左近卫中将〕
　　岛津宗信（むねのぶ）〔从四位上?萨摩守、左近卫中将〕
　　岛津重年（しげとし）〔从四位上?萨摩守、左近卫少将〕
　　岛津重豪（しげひで）〔从四位上?萨摩守、左近卫中将，宣布隐居后加封从三位〕
　　岛津齐宣（なりのぶ）〔从四位上?萨摩守、左近卫中将〕
　　岛津齐兴（なりおき）〔正四位上?大隅守、参 议，隐居后加封从三位〕
　　岛津齐彬（なりあきら）〔正四位上?萨摩守、 左近卫中将　死后追封从一位?权中纳言、封照国大明神〕
岛津忠义（ただよし）〔从一位?大隅守〕

维新后废藩置县，岛津家授公爵，位列华族。

谨以此文向以赤军太政、马师、清海、立花等一干牛人前辈致意

你们是我们追寻的榜样

可以，如果你不嫌弃我写的粗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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