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乾隆四十九年，身为温州知府的方林，写了一份奏章，弹劾其下属平阳知县黄梅，亏空国库数万之巨。奏章到达京城，当即被军机处发旨革职查办。但此后就出现了一件怪事，一个县的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空缺了，那么就应该立即调任其他官员赴任。而且当时京城内候补穷京官多如牛毛，而平阳又是位于天下财源的浙江，按道理说，应该为这个位置抢破头才是。可怪就怪在，被吏部派任的知县金仁拒不赴任，于是另任汪诚若为平阳知县，结果汪诚若也拒绝任命。

要知道，按照当时的大清律，朝廷的任命，官员拒绝赴任的话，是有负天恩的，按照惯例，从此你的任命就得无限期的往后拖，少说也得等个三五七年才有备选的资格。当然这仅仅是惯例而已，实际上，若你不使劲使银子，那么你的仕途基本上就此就毁了。

那么为何，金，汪二人宁愿冒着自戕仕途的危险，也不愿去平阳上任呢？其实理由很简单。

第一， 平阳累年亏空，每任县令在此县都要背上好几万的亏空数额，大大的影响政绩。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没有人敢去做黄梅的位子。因为黄梅是户部尚书曹文埴的外孙女婿，还是军机大臣阿桂的义子，后台之硬，连和珅都忌讳三分。

总之，去赴任了，政绩必然一塌糊涂，钱未必能捞得着，而且还得罪了朝廷高层的两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这样的破事，换做是谁，都不会去干。

于是由一个怪事，自然而然的导致了另外一个怪事，被革职拿问的黄梅，在两年后，即乾隆五十一年，又堂而皇之的重新回到了平阳县县令任上。

于是，上到百官，下到黎明，无不悍然，黄梅此人是打不动扳不倒的。

不过就在同一年，就有人来扳黄梅了，这个人已经年近古稀，而且遇到的阻力无比的强大，最后可以说是舍命与天下百官一战！这个人就是窦光鼎。

乾隆五十一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浙江学政）的窦光鼎在温州院试阅卷的时候，发现一名叫陈光鉴的童生的试卷中，有一句“黄梅时节家家苦，青草池塘处处冤”很是蹊跷，因为原句应该是“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很明显，这不是笔误，而是故意如此。其中暗喻之人，则正是这刚刚返任的平阳县县委书记黄梅。

于是窦光鼎为此特意造访了温州知府方林，从方林处了解到了知县黄梅在任内肆意妄为，大肆收刮民脂民膏等斑斑劣迹，窦光鼎当时就愤然要求方林和他一起参劾这破门县令，结果方林却缩了。要知早在两年前，方林就弹劾过黄梅，但却没有扳倒。虽然没有资料记载方林有没有被整，但我们可以从之后窦光鼎的处境，想象得出方林在弹劾黄梅后那几年仕途的艰难。所以方林不敢再碰黄梅，尚在情理之中。

不过窦光鼎却惦记起了黄梅此人。最大的原因就是番库亏空。这话要说起来就长了。要扯，就要扯浙江巡抚福崧处理闽浙两省的历年亏空举措上去了。

二，焚香还钱

番库亏空，就是指州府县所收赋税银两的番库中的实际存银，少于账面上所记载的数目。亏空历来就有，盛于康熙末年。雍正即位后使出铁腕大加整顿，亏空逐步减少。乾隆前期，吏治尚清，亏空虽比雍正年要大些，但也还算过得去。到了乾隆后期，亏空则开始泛滥，数额也越来越大。从乾隆后期的几个大案中，如国泰案，王亶望案，陈辉祖案，其中乾隆立志追查到底的最大原因就是通省的巨额亏空。

亏空怎么来的？其实很简单，就两字，挪用。一是因公挪用。比如剿匪军费、乾隆临幸的费用、公家衙门配置车辆与其他物件等等。这些费用暂时挪用下来，之后将单据上交给户部报销。但这些报销到了部里，却大多被挡了下来。理由也很简单，手一伸，先给部费，之后还要冰敬，碳敬，年敬之类的。有的不给或者给少了，那么就不准报销。即便是给足了，国库拮据，堂倌们也这里挑那里挑的，只报销部分。于是乎，报销不来的，自然就成了亏空。

二是中饱私囊。官场行事，主要是媚上。一个官员的升迁和降职与否，不靠屁民百姓，全靠上官的一句话，那么自然下面的官就只能往死里拍上官的马屁，孝敬的钱哪里来？当然还是得番库里挪出来。

其次则是自己花叉，当官为发财，发财为挥霍。做官了，红灯绿酒，买宅置地，包二奶三奶还得呷妓，平日里大手笔惯了，自己一年才几千养廉银，根本不够花。赊账可以，但催债的来了，还得打开番库还钱。

最后就是门下小吏们手段高明。任你官清似谁，怎奈吏滑如油。下面的人想尽办法捞钱，而你却毫无察觉，即便想查也查不出什么来，如此，番库的银子就一点一点的被小吏们捞走了。

乾隆三十年到四十年，乾隆皇帝就开始对亏空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全国最富裕的浙江省，亏空达一百四十万两。为了弥补巨额亏空，乾隆指派曾为布政使多年的福崧为浙江总督。临行之前，乾隆还特意嘱咐福崧，填补亏空要不露声色，不兴大狱，查出亏空数额，让州县自行还上。

其实乾隆的意思很明确，从山东到甘肃，几个省几个省的查，动静太大了。浙江的钱得还，但为了官场的稳定，不能再弄出大折腾了。

于是乾隆四十七年，福崧到达浙江，马上就彻查亏空，之后招齐全省十一府六十七州县官吏，规定以三年为期，三年内各州县自行还清亏空数额。并将此事，与闽浙总督富勒浑一起联名上奏给了乾隆。皇帝很满意，一切很顺利。

但仅仅顺利了三年，眼看期限将至，却无一州一县能按照承诺填补完亏空的。如此福崧就陷入了尴尬境界。是他向皇帝拍的胸脯做的保证，不动大狱，三年内还清亏空。可眼下还银子的没几个，追究起来，下面官员法不责众，乾隆第一个要敲的还是当年说大话的福崧的脑袋。

于是福崧急得上蹿下跳，连连叹息：“上下何以不能同心同忧！上下何以不能同心同忧！”

这个时候，学政窦光鼎和蕃司盛住跳出来了，主张痛下杀手，先拿亏空最多的几个州府下手，勒令还钱，不还的话，劾参到京城，革职查办，抄没家产！杀鸡给猴看，其他的州府自然乖乖的还钱。

但福崧没有答应，一来他是老好人，全省上下一团和气，且他谨记乾隆要他不要兴大狱的祝福；二来他心知肚明，浙江的亏空远不止当初他上报的一百四十多万，要动起真格的来，朝廷钦差一到，去几个州府一查就查得明明白白。

既然拒绝了窦光鼎和盛住的提案，那么好歹得做点什么。福崧也算古今一绝，想来想去，想了个好办法。

乾隆五十一年春节刚过，大年初一这天，福崧携按察司、布政司、盐茶河粮各道及十一府七十六州县官员，在浙江巡抚办公大堂内，面对高挂的神像，各自焚香参拜。福崧手握誓词，全体官员立誓，保证齐心协力全力填补亏空！

窦光鼎将誓言扔在地上说福崧既然“大权在手，何需立誓？”

福崧倒出了他的苦水：“不立誓，两司道府仍然阳奉阴违，收受属下节礼馈赠，州县供奉不暇，浮费无度，哪里还能弥补亏空？没有办法，只能出以神道设教，或许还能激发天良，上下一心把亏空弥补上。”

福崧的难处自然有，不过拜神还帐的事，也亏他想得出来。你不使出杀手锏，谁会怕你？既然你活人我都不怕，我凭什么会怕那死的木偶？当真立个破誓就能还钱了？还有，官体何在？谦郡王说得好：这是官场，还是帮会？

焚香还帐的事，很快就被窦光鼎捅到了乾隆那。乾隆是又好气又好笑。福崧如此迂腐，很难再指望了。于是做了以下几步。马上提窦光鼎为吏部侍郎衔；再派出户部尚书曹文植赶赴浙江，查出亏空一事。

怪事却又一次发生了，曹文植跑到浙江一查，写报告给乾隆，说浙江一百多万两银子一早还得七七八八了，现在还差三十三万两银子没有还上。

原来已经还了一百多万两了呀，乾隆松了口气，福崧你怎么不早说。

但窦光鼎不干了，马上上了一道密折，而正是这道密折，拉开了窦光鼎与浙江同省官员包括三位钦差大臣之间战争的序幕。

挖个黑洞，慢慢填

任你官清似谁，怎奈吏滑如油

水

还待休整，编辑之。我果然是个很严谨的人啊

三，奏折交锋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乾隆皇帝坐在养心殿上，对着手里的两份奏折发呆。这两份奏折是同一天到达，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浙江。并且都是出自身乾隆钦定的在浙江查案的钦差大臣，一个是曹文埴，另外一个就是窦光鼐。

是的，三月份的时候，窦光鼐还仅仅是一个浙江学政，但仅一个月的光景，就摇身一变成为了钦差大臣。其中曲折却是颇有些风味。

乾隆五十一年，当得知福崧拜神焚香之事后，震怒的乾隆皇帝先免除福崧浙江巡抚职务，由伊灵阿担任浙江巡抚，同时派出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前往浙江询问福崧。等到曹文埴等人到达后，福崧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明明白白的回答钦差：“省内亏空已还一百余万，仅欠库银三十三万有奇。”曹文埴等人很快查点番库，核对账目，与福崧所说并无很大差距。于是一封调查报告的奏章上报道了乾隆面前，让乾隆松了一口气。福崧在浙辛苦经意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回京述职，然后调任山西巡抚吧。

但不久，乾隆却收到了另外一封来自浙江的奏章，这份奏章是装在一份黑匣子内，有封条封好，上面写着二字“密折”。

这封密折是由浙江学政窦光鼐发出的，没有经过军机处，直接进入大内送到皇帝面前。这就是清朝皇帝与地方官员直接秘密通信的密折制度。

当乾隆打开窦光鼐的密折后，不由大吃一惊。密折内将福崧与浙江同省地方官如何周转银两，如何虚填国库，如何虚报国库亏空数额欺瞒钦差等事一一道明，并说明了亏空难填的缘由。下官贿赂上官，上官索贿下官；于是上官借可以替下官暂缓或接触亏空填补之由大肆索贿，下官则借着上官索贿的把柄大肆掏空番库，不但亏空还不上，还变本加厉使得亏空数额有增无减。接着还点出浙江最厉害的三个县嘉兴、海盐、平阳各自亏空数额风闻已经超过十多万。乾隆看完后在折子上写下朱批“皆公正之言，已有旨谕矣。”

接下来，震怒的乾隆做了两件事

一是马上对相关人等进行质问，下旨命已经卸任回京后候旨的福崧对此事必须明白回奏。同时接到旨意要明白回奏的，还有已经调任两广总督的前闽浙总督富勒浑。

同时发旨给尚在浙江的钦差们，训斥曹文埴，姜晟和伊灵阿不能核查清楚，“难免有回护瞻询，就案完事之意。”命令他们再次彻底核查番库亏空数额，尤其是窦光鼐提出的嘉兴、海盐、平阳三县，一定要核查个明明白白。

二是将窦光鼐的密折，通过军机处由廷寄方式，六百里加急向全国各行省明发。同时命窦光鼐与钦差曹文埴一起共同审查亏空。正是这一任命，使得窦光鼐自此不再仅仅是学政身份，而是和曹文埴一样的钦差大臣。在此之前，他仅仅只能靠风闻发发密折，想要去核查番库，一个小小的县官就能一句话讲你顶回去。而有了乾隆的任命，他便“有了调取案卷、盘点仓库、指挥牧令胥役、亲自核查口供等切切实实的权力。”

由此诸君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既然窦光鼐上的是密折，所言皆是风闻，为什么又要明发出去呢？乾隆此举，难免有人向你告密，你却将告密之人出卖之嫌。

这却正是乾隆的高明之处。凭着多年的政治嗅觉，浙江亏空添补一百多万两的事情乾隆皇帝对之半信半疑。或者说是他愿意相信，而多年的经验却又告诉他不能相信。但钦差已经派去了，人家也查了，毫无半点破绽，乾隆也不好再说什么。

就在此时，老戆头窦光鼐上了一道密折，给了乾隆皇帝一个最好的借口。你不是说补上了么？人家说你没补！不信？给你看，这是人家是告密信！

乾隆的目的，就是要再次彻查打消自己的疑虑，让浙江的番库欠银实实在在的填补入库，让国库真正的充实起来。如果真如窦光鼐所说，那么这一拨呼延圣恭的奴才们则统统的收拾了，再派人去重新办差，将亏空补回来；如果窦光鼐是胡扯，曹文埴等人所言切实，那么也好办。窦光鼐只是一个爱惹是生非的戆头，让他当替罪羊，打发了便是。

自然，乾隆此举将窦光鼐一下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个老戆头这一次面对的不再是以往的刑部宰白猪，也不是京郊皇族圈地，而是在挑战整个国家官场制度下通认的潜规则。牵连其中的如钦差曹文埴，如巡抚伊灵阿以及浙江省大小百余官员，无不对其切齿痛恨；没有牵连其中的其他百官，则对这个视这个老头为异类，对其厌恶不已。此时的窦光鼐已是众矢之的，已经成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孤臣。

此事一发，脸面上最挂不住的，就是钦差大臣曹文埴和新任浙江巡抚伊灵阿了。奉旨赴浙核查番库的是曹文埴，核查后上奏已经还款百万的是曹文埴与伊灵阿联名。就在此之后，窦光鼐一道密折上去，把曹文埴等人所说驳了个一无是处。无益于给了曹伊等人一个响亮的耳光。自然，恼羞成怒的曹伊二人一定会给予窦光鼐最有力的反击。

在这之前，要先说下浙江的番库到底有多少银子？亏空到底还上了没有？答案是没有。

那么曹伊等人说谎了没有？答案还是没有。

其实道理很简单，亏空无法还清，但钦差来查，番库却摆满了银子。所谓上下一心，蒙混过关。将番库仅有的存银，以及能够挪借的银两整合起来。随时支援各个州县空空如也的番库。钦差大臣们悠哉的来了，先查杭州的，番库满满的。那么明日再去查温州的吧。当日，杭州番库的存银就运出了大部分到温州，温州知府再下放到各个县。第二日钦差派出吏员去那一查，还是满满的。钦差行程，地方官员清清楚楚，即便银两不够，也可以先打好招呼，地方上州县官吏为自己前程，借也好骗也罢，自然都会想法过关。

此类把戏，不仅地方官员，就连来查的钦差大臣，也心知肚明，碍于层层叠叠的人际关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由此，上至钦差，下至县令，顺利交差，皆大欢喜。唯独皇帝老儿蒙在鼓里。如此各自有政绩，各自升官发财，岂不美哉？

偏偏就有这么一个神经病，放着好好的官不做，突然杀了出来去皇帝了告了黑状。不但坏了一省官员的好事，还让钦差们颜面无存。钦差们的恼羞成怒是可想而之的。

就在四月十二日，曹文埴等人接到乾隆的圣旨以及窦光鼐密折的抄件后。仅两天时间，文植等人拟好的奏折就通过加急发往京城。

曹文埴等人没有辩驳，也没有怒斥窦光鼐一句话，他们就拿窦光鼐所提的嘉兴、海盐、平阳三县开刀，明白回奏，“嘉兴亏空三万九千七百两；海盐亏空四万四千五百两；平阳县则更甚，其库帑、仓储总数加起来还不到六万两，现存银二万二千四百两、谷三千余石。以上三县现经清查，均无亏短数逾十万之事。”

这些数额，都是曹文埴会同户部司员一起核查的，压着浙江户部司与钦差双方的印章，整整齐齐的交到了乾隆的手里。这样的东西，在官场中，就是铁定的事实。由不得乾隆不信，就算不信，乾隆也无法回驳。

果然，乾隆皇帝接到曹文埴的回奏后，态度软了许多。但并没有完全打消乾隆的疑虑。官场过场形式性的公文，他见得多了。他还不满意，他不但需要曹文埴再次将数额查清，同时也在等窦光鼐的上奏，如果窦光鼐所奏与曹文埴一致，那么他就可以放心了。

于是就出现了上面开始的那一幕，在四月二十七日，曹文埴与窦光鼐在同一天发出了奏折，在同一天送达京城，敬呈到乾隆皇帝的面前。

两份从同一天同一地点发来的奏折，所奏内容却截然相反。

曹文埴折内称：“派出户部司员王庆长、清安泰等人在诸州县查访，浙江全省十一府所属七十余州县总计应存库银、谷价除已解省库各项外，今实在亏缺银二十七万二千一百余两，与原任巡抚福崧册报弥补未完银三十三万二千余两有减无增”“尚不至有全无弥补及亏缺转增之处。”

窦光鼐的折内则称：“经实地访闻，仙居县亏空近万，后任刘县令不敢接收；

黄岩县亏缺仓谷五万九千余担，前任许县令交代空仓，谷价全无；

乐清县前任病故，亏缺二万，后任侯知县不敢接收交代；

桐庐县亏缺二万二百十七两，交与后任杨知县；

青田县亏缺二万，后任邱知县未能弥补；

最奇的是永嘉县，按试温州时昼夜听得量稻入库的喧嚣之声，原来是当地绅衿借稻谷给前任席县令以备上司的清查；

更严重的是浙省南端濒临大海的温州府
誓属平阳县，县令黄梅在任八年，挥金如土，借亏空之名，勒派绅荔民，却不肯弥补亏缺，现因丧母离任，接任知县李大鼎因仓库未黑经盘查，不敢接收交代--以上情况多得自后任县官和暂时代理县事尚未接收仓库者。”

但窦光鼐做风闻上奏的御史太多年岁，已经习惯将所风闻之事上报给皇帝。所以，在他摆出的事实奏报之后，他又画蛇添足的加上了一些内容，如“仙居知县徐延翰监毙临海县生员马寞，大干法纪；平阳知县黄梅母死演戏，殊非人类；藩司盛住上年进京，携带银两动以万计，上司不检点，下属州县亏缺何能弥补，外间啧有烦言；原任闽浙总督富勒浑前往新任两广总督时，一路上下供应浩繁华侈，门下家奴索要门包成百上千”等等。这类蛇足，成为了窦光鼐之后的致命伤。

面对着这内容截然相反的两份奏折，乾隆皇帝无法抉择，他所能做的，就是都不相信，在百官之中选一个他最相信的，派往浙江帮他查个水落石出。这个人，自然是非军机大臣大学士阿桂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