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aku-Han System

剑桥日本史选译，耶鲁大学历史系John Whitney Hall著

由德川家族在17世纪初建立的政治架构，如今被广泛地称为“幕藩体制”。当今的日本史学家创造这条短语用以概括这样一种情况：在江户幕府，或者谓之将军政权的治下，政府组织是将军家的政治机关在国家层面，以及诸家大名在地方层面共同形成的结果（注1）。虽然德川家康在1603年成为将军，但直到这个朝代的第三任将军家光时，也就是1630到1640年代间，幕府才形成了稳定的结构。此外，“藩”，亦即大名领地，也花了数十载时间才完全转型为一个地方权力单位（注2）。然而，现今学者们都赞同一点，幕藩体制的大部分结构性成份，是在“近世三英雄”的另两位——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治下最先出现。

本章将追述幕藩体制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晚期的形成与演化。由于下一章将单独论述作为地方权力机构的藩，这一章就将重点放在江户将军政权以及幕藩体制在全国范围的表现。正如本卷绪论所述，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指明将军权力的范围时，使用汉词“国家”来取代“体制”，由此造出了一个名词“幕藩制国家”（注3）。在此虽然不打算正式地采用这个名词，但本章仍会视江户将军政权为一个完全的国家权力，而不是狭义上的政治体制。

构成幕藩体制的政治与社会情势始见于16世纪下半叶的“统一运动”，尤其是本世纪最后20年里丰臣秀吉的武力统一和社会重建的成就（注4）。虽然信长与秀吉都没有成为幕府将军，但他们成功地取得了对各家大名与日本国内诸势力的绝对统制权力。用当时的话来说，他们赢得了“天下（国土）”，并以“公仪（权威）”的身份事之（注5）。然而与此同时，各地大名却借由中央政权的支持（后者本谋求压制他们），增强了个人对私属领地（他们自己的小“国家”）的支配。而统一的结果便是仅仅得到这样的一个权力架构。大名的领国内，虽然放弃了一部分辛苦赢得的自主权力，但仍残留在国家体制当中（注6）。

德川家康和他的继承者倚仗武力使幕府权力登峰造极。然而虽说德川幕府拥有占据优势的军力，他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与15世纪的室町幕府并无二致。另一方面，大名领国的势力在室町幕府的地方军事指挥官，即所谓“守护”大名存在之日起就得到了可怕地扩张。其实这很可能正是在“藩”的层次上，官僚集团中央集权政治发展到的最高境界。而且有充分理由认定，江户幕府执政实践的基础，实为德川家仍是日本中部诸多地方大名当中的一家时所获取的各种办法。因此在分析江户幕府的创立时，我们必须面对两股分别但又相关的机构发展过程。这也正是“幕—藩”这个词所要表达的。

注1：“幕—藩”概念的使用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现象，起初直至1930年代学界认为江户幕府是个双头政治的架构。参见伊东多三郎，《幕藩体制论》，于《新日本讲座》（东京：中央公论社，1947）；以及中村吉治，《日本封建制再编成史》（东京：三笠书房，1940）。
注2：在注1中提及的两位学者还引起了人们对大名领地的新兴趣。战后该领域的引军人物有藤野保，参见他的《幕藩体制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1）；还有金井圆，《藩政》（东京：至文堂，1962）。Harold Bolitho在第5卷还会详述。
注3：从这个方向进行的日本政治史研究，参阅佐佐木润之介的《幕藩制国家论》，收于安良城盛昭等编集《体系日本国家史 近世3》（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
注4：有关秀吉社会政策的英文论著，参阅Bernard Susser，《The Toyotomi Reginme and the Daimyo（丰臣政权与大名）》，收于Jeffrey P. Mass和William B. Hauser编集，《The Bakufu in Japanese History（日本历史上的幕府）》（Standford 斯坦福，Calif. 加利福尼亚州：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pp. 128-52。更多详情，见Mary Elizaberth Berry，《Hideyoshi（秀吉传）》（Cambridge 剑桥，Mass. 麻萨诸塞州：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
注5：对这些概念的深入研究见于本卷第2章。关于16世纪大地方大名对这些概念的广泛应用，见Shizuo Katsumata（胜俣镇夫）和Martin Collcutt，《The Development of Sengoku Law（战国法律的发展）》，于John Whitney Hall，Keiji Nagahara（永原庆二）和Kozo Yamamura（山村耕造）编集《Japan Before Tokugawa：Political Consolid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1500-1650（德川时代以前的日本：政治整合与经济增长 1500—1650年）》（Princeton 普林斯顿，N. J. 新泽西州：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pp. 119-24。
注6：前面引用的Mass和Hauser关于幕府统治的论文集是研究军人政府结构之历史演变的一次先锋尝试。

德川家崛起成为日本武家栋梁的故事，是一整个由武将家族组成的阶级在15至16世纪期间为获得地方统治权力而打拼的普遍现象（注7）。从本地地产的管理者“地头”，到独立的武装小领主“国主”，再到小片地区的统治者“大名”，然后是大地方的霸主地位，这个成长步骤在当时是一个典型。于是在1550年代，全日本几乎各地的大名都在谋取“天下”。至于为什么是家康而不是其他人赢得最后胜利，无疑是归结于他自身的能力，以及一些不预知的因素，比如他的寿命（他活了73岁），他生儿子的本事（他有11个），还有他的根据地的位置。浓尾平原一带显然是一处用来夺取京都的好地方。那里是全部三位统一者的起点。

1600年家康采用的正式家谱宣称自己出自最高贵的武家血统——清和源氏，是新田义重（1135—1202）的苗裔。新田氏最初得名于他在上野国的居住地，在那里他被封为一个地头。经过数代之后，新田氏又分出了多家支系，每一支都按照惯例以所居地名为“苗字”。其中一支得名于上野国新田郡的得川庄。经八世之后，据说得川家的家督离开上野成为松平家的养子，这一家同样得名于以他们为首领的三河国的一个村庄。根据官方家谱，家康是松平家的第九代，他于1566年奏请京都朝廷确认自己改姓德川。

德川家谱中存在诸多可疑之处，尤其是在上野国的部分。在前现代社会，出身谱系在一个家族建立政治地位的过程中扮演着必要角色。声称身为贵胄，无论是否有真实文献支持，这在各国武士阶层中都很普遍。而当这样的家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势力时，正名就变得非常紧要。在家康的事迹里，他不但改名，还保留着两套家谱，庶几有两种出身可选择，一套联系到藤原氏（最尊贵的公卿家），另一套则是源氏（头号武士家族之一）。他当定源氏是在1600年获得关原战役胜利时，其时幕府将军衔几乎是他掌中之物了。

是否认真看待家谱中在上野国的部分并不算得大事。实际上，近年来对德川家的研究都是从三河国开始的，也就是大致追溯到15世纪中叶。只有那之后的资料才是可靠的。我们开始的时间，是日本历史中由室町幕府和他们在诸国的代理“守护大名”所维护的旧秩序受到挑战的时候。新一代的国人武士们方兴未艾。这些所谓的“战国大名”们，建立起了紧密编织在一起，且越发壮大的家臣团。这些组织的强度取决于将各家族收拢在一起的主从关系的紧密程度，而非匀速地扩大规模。这些组织最分明的成长标记见于他们的军事编制的特性当中。

乡村武士之区别于一般庄稼人，是他们拥有土地产权以及由壕沟、土地保护的居所。随着战争技术进步，这些地侍家族开始建造小城寨，通常是附近山岭上，在那里头领和他的家臣团可以栖身和避害。16世纪期间这种“小山城”遍布全国。在三河国我们可以通过发掘一系列位于矢作川河谷及其上游附近的山顶据点，来追寻松平家的发端。松平乡坐落在距离足介川和矢作川交汇处不远之地。松平家头两世只限于这个山区之中，但到了第三代家主信光（？—1488）时迅速扩张，将版图推进到三河国的中央平原，并于1471年占据了安祥城。

大致50年里松平家以安祥城为本据。但城位于松平乡之南而西边又难以防守，尤其西边面临着势力日益增强的尾张织田家。1524年家主清康（1511—35）重新推进至矢作川之东，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以冈崎城为居城。从此这座城一直是松平家的本城，直到家康时期。冈崎城无论战争防卫还是经济发展都具有良好的位置条件，于是到了1550年代，这个家族支配了大约占三河国1/3面积的多个郡（注8）。

松平家的地位至此仍不稳固。其时他们只不过和同一地区的其他家族一样，是以今川家为中心的地方权力架构周边的一分子，而后者同时是骏河、三河、远江的军事长官“守护”。作为今川家的从属，松平家有志成为三河国的守护代。但他们遭到尾张守护代织田家的挤迫，后者甚至越过了州境线。1550年代间，松平家中为是否改与织田家结盟而分裂。搬迁至冈崎城是一个由于仍旧对东边今川家抱有期待而做出的盲目决定。1535年清康因为这个争议被家臣杀害。当他的继承者广忠（1526—49，家康之父）继续向今川家称臣，一部分松平家臣分离出去投靠了织田家。仍是一个孩子的家康是这场无休争斗的受害者。从6岁到14岁间他先在织田家，后在今川家当人质。他于1549年广忠死后名义上继承了家主之位。但冈崎城被今川家的高级家臣们占据。直到1556年家康才得以作为一家之主正式回到冈崎领导松平家。

家康发现他的家臣团已是一盘散沙。对此在1556至1559年间他一直为讨好他的主家今川义元（1519—1560）而奋战。与此同时他尽全力修复家臣团队中的经年分裂，于是和几个主要老臣家族和各级家臣之间的关系都更加紧密了。

注7：在为数众多的记述德川家族崛起的传记历史中，我所依据的是辻达也的《江户开府》，于《日本的历史 卷4》（东京：中央公论社，1966）；以及北岛正元《江户幕府》，于《日本的历史 卷16》（东京：小学馆，1975）。北岛正元的《江户幕府的权力构造》（东京：岩波书店，1964）是一部分析德川政权之建立的优秀学术著作。

注8：冈崎城的历史文献参见冈崎市出版，柴田显正编集的《德川家康及其周围 卷3》（冈崎：冈崎市役所，1926）。

到了16世纪中叶，“全国制霸”日益成为多家有力大名的迫切要求。今川义元是第一个尝试的人。然而在1560年当他率领25，000人的大军穿过三河国企图“上洛面圣”时，他的军队被彻底击溃，而本人也阵亡，败在处于极为劣势的织田信长军手下。义元之死将家康从今川家的链条中释放出来。作为一个信号，这时他将名字改为“家康”（此前的名字是“元康”，“元”字当然得自今川义元）。信长如今成了地区内最强势的人物，家康没有迟疑多久就与之正式结为完全的盟友。

从此松平家发展史的新章节开始了（注9）。以冈崎为主城，又有信长保护西侧，家康开始把本钱投在东方，和依然强盛的武田家一道吞掉现已衰弱的今川家所据之远江、骏河。至1565年他顺利地把自己的人都布置在三河的重要城堡。换句话说，三河已经归他独占。作为新志向的标志，他向朝廷申请改姓“德川”，把“松平”姓留给家族里的旁支家庭，若有可能，还当作荣誉性的“赐物”赏给与其联合的大名。与改姓得到朝廷批准同时，家康还获封更多是荣誉性质的“三河守”一职和从四位级别。这意味着他被承认为军事贵族中的一员。

接下来的数年里，家康努力打造一个与成功大名相配的家臣团和领国。在这一点上松平家以同族子弟兵为军事和内政上的首要支持者，家康甚至把表亲家族的人也编入最受倚重的世袭陪臣（谱代众），从而更牢固地把握了高级军权。与此同时他也在低层面扩大家臣团，将众多乡村武士编进战斗部队。对此他授权有自己封地的家臣组建和扩充新的队伍。另一方面他还致力于稳定侍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名一样，他在领地内逐步地开展耕地清查工作。他还直面三河国内政治和武装上独立的“一揆”社团骚动的问题，最终使他们也支持自己。

信长后来一直同家康紧密合作。家康守着三河，让信长得以在1568年进军京都；而同时有信长在尾张，家康就可以自由地关注东线。至1570年德川军从今川家拿下远江国全境，随后主城迁移至远江的一个港口滨松。此后在信长的帮助下，家康全力消灭甲斐、骏河的武田家。这是一个历时很长的过程。直到1582年武田家才终于溃败，信长将骏河国封给家康。

至此家康支配了三河、骏河、远江、甲斐和信浓五国。这些地方都在东海道圈内，所以家康被时人称为“东海五国之主”。他已经跻身于全国最大的几个大名之列，同时也拥有了一个公认非常高效的军事与行政团队。

1582年明智光秀对信长的刺杀令既有权力架构暂时陷入混乱。家康作为一个极有可能继承信长权力的人，此刻正被困在港口城市堺而且远离家臣团。因此他只得秘密逃回冈崎。在他整顿好军队准备一个可能发生的行动之前，秀吉就已经消灭了明智，并且正在谋求整合织田集团。家康清楚，自己失去了胜算。但他也知道就这么轻易地祝贺秀吉获胜，在政治上是不聪明的。

接着的日子里家康通过联合信长的次子信雄（1558—1633）对抗秀吉，逐步摆脱对信长作的效忠誓词。这次干涉行动让他有机会试探一下秀吉的实力。1584年他攻入丰臣家在尾张的领地，在长久手暂胜一局，但全军在小牧山陷入了僵持。虽然当时看来这场战斗似乎规模不大，但如今回溯起来他们造成了一个转折点。军事上他们相互间留下了深刻地印象。有当今史学家认为此役堪称家康的第一场“政治仗”，之后他精明地正式向秀吉归顺，却扩大了政治影响。显然秀吉也感到不把事情做绝是恰当的。1586年家康在大坂与秀吉正式签约加入其旗下（注10）。家康次子送给秀吉作养子，秀吉的妹妹嫁给家康为妻，甚至秀吉之母也一度被送到家康处当人质。当这些交换在谈判中进行时，家康把居城迁至骏府。

从1586年到秀吉死亡的1598年其间，家康顺从地侍奉秀吉。他在秀吉跟前采取的独善其身态度，使得秀吉的人对他又尊敬又提防。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他没有把资源消耗在秀吉的战争中。当秀吉发动大军征伐四国和九州以征服日本西部和南部时，家康则在东部专心扩充财产，提升军力，完善行政机构。他还扩建了骏府城，为此他征调了大批的军兵、商家和服务人员。同时他还在领内展开检地，而且采用了秀吉命令推行的办法，以稻米作为年贡。这种检地不仅是建立有效的物质剥削机制的基础，同时来自侍和农民两个阶级的军事人力补充也实现了标准化。

至1589年，九州已被征服，尚未受到支配而引起秀吉关注的大名，只剩下了关东的北条氏，以及伊达氏、蒲生氏、津轻氏等东北地方的领主。秀吉尝试用家康担当中间人来赢得北条家。先前家康将女儿嫁给了北条氏直（1562-92）。但不似四国和九州的大名，氏直拒绝投降。于是秀吉准备开战。这时的家康受命协助秀吉进攻小田原城，这是雄踞关东伊豆、相模、武蔵、下总、上总、安房六国的北条家的主城。在围城战中，家康作为先锋率领6个纵队的大约3万人。北条家支撑了3个月但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小田原城于1590年夏天投降。在此之前伊达家等东北大名请求加入战斗并当即宣誓与秀吉联合。秀吉平定了全国。全体大名如今都成了他的臣下，他可以称得上是军事领主们的首长，“武家的栋梁”了。

注9：松平家在三河国境内的城堡分布图，参见北岛，《权力构造》，p. 7，其中揭示了松平家与境内自然环境（山川）的密切关系。

注10：辻，《江户开府》，pp. 43-50。

北条家投降后，秀吉命令家康迁离东海根据地，转封至北条故地关东诸国（注11）。这次册封从表面上看是一次晋升。掌握关东八州中的六个，使家康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事实上比秀吉还大。但是转封令家康更加远离政治事务核心，也把他和家臣们的根基从原本已经根深蒂固的土地上拔掉。因此这次转封震惊了家康的高级家臣们，视之等同于流放。

然而家康以惊人的迅速转封至关东。大约上千户人家带着他们全部家当来到陌生的地方重新安家。而这不啻于一次远征。家康收到秀吉的正式命令是在七月十三日。而早在四月他就已收到风声以做好计划（注12）。八月一日，他入驻新的本城江户，一个小城堡。虽然还要经过一年多的日子才安顿好，但这也算正式完成迁移了。而几乎同时，秀吉把他的嫡系家臣们封在了家康腾出的东海城堡里。

转封关东是德川家命运的重大转折点之一，有着诸多不可预知的后果，至少在秀吉是如此。离开故土三河，也就破坏了家康经营多年的联系着家臣团、地侍与农民的纽带，迫使家康要在陌生的领地上树立起新的架构。

有证据显示秀吉预料关东的地侍们会让家康过不好。然而家康早先处置新征服地区的经验——如武田家故地甲斐国就是个好例子——让他在关东防范于未然。对于北条旧臣和当地豪族，家康并不淘汰他们，而是尽量任用，给予他们当初在北条家麾下时的待遇，作为本地代官编入家臣团中。

正因为所有这些转封过程中的困难，治理关东这片历史上武士阶级诞生地的经历，反倒让家康获得了一个谋求天下霸权的理想根据地。同时，从机构发展的角度看来，一个有别于战国时代地方大名权力而更接近江户时代形态的新架构，也逐渐随着降低家臣团的独立程度而更分明地显现出来。战国期的武士往往居住在世代相传的农村土地上。高级别的武将甚至在私人领地上拥有自己的城堡。虽然独立封臣的存在意味着大名或许减轻用来庇护和维持一个团队所需的负担，却不利于大名树立大威命。所谓的“战国大名”，就是一片由大名庄园和家臣私领拼凑出来的没有中心的拼盘的主人。而17世纪的大名，将家臣与封地分离，哪怕是级别较低的，于是使他们依赖于大名支付的俸禄（注13）。这种情况在一些学者看来是一家大名是否已经在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进化到江户时代样式的指标。同时在日本的一些地方，大名或乡村武士，甚至两者同样，历经几代仍赫然保持原状，大名依然难以在家臣团中建立威权。“大名专制”作为一种强迫领内服从主城命令的能力，只有在家臣与农民的纽带——换句话说“地侍系统”——被毁掉的地方才表现得最好（注14）。所产生的结构是，武士们被圈在大名的主城里，而农民们被钉在由主城支配着行政权的非私有耕地上。因此被迫转封到关东的家康有了一个隐藏着的好处，使他不得不重组家臣团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转封，几乎是每一家过渡到江户时代的大名都至少要面临一次的经历。也可以说这几乎是成功转入幕藩制时代的前提条件。

坐拥关东的家康成为全国第一大领主，领地规模是原先东海的两倍还多。家康原有的东海领地有多少产量，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记录，但可以从1590年取代家康入封的大名们那里推定一个大致的概念。这些地方的石高总计超过一百万石（注15）。同样没有准确数字反映从北条家夺取的关东领地，因为转封的具体情况复杂，而且不同时期采用了不同的计量方法。不过粗略算来，总共在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石之间。对这么一大片新增土地展开治理与防卫，意味着家康必须或者授予他的代官们更多权威，或者扩充他的家臣团。对此问题，家康的回答是后者，谱代与新参家臣们都将为他服务。确实，他尽量把自己的亲兵带走，但这还不够，他还得再招纳许多北条遗臣以及因为战败而流浪诸国的浪人（注16）。

作为经营关东的大计，家康以江户为主城，将家臣们根据防线的具体需要布置在江户城周围。德川家族的直辖土地（“藏入地”或“御料”，后来称为“天领”）紧挨着江户城规划出来；持有小块知行地的家臣被分封在距离江户城不过一夜路程的范围内；而领地面积大的人则被分封在远离主城的地区。最后一种情况通常是支城城主身份，被安排在前沿战略要地。

家康将清查土地的具体任务交给拥有土地税收管理经验的检地组官吏们。检地组的总负责人是榊原康政（1548-1606），家康的头号大名级家臣，后来被封在馆林城。检地组的工作迅速而高效。家康个人的直辖地总计有100万石（衡量土地价值的新标准单位，即每单位面积内田地所产稻米体积）。这占全部领地产量的三成九，估计超出了当年北条家主所拥有的。直辖地的行政由伊奈忠次（1550-1610）和一个低级领地政务官“代官”的团队掌管。后者大部分来源于那些依然居住在世代传承的农村中，并且曾经侍奉武田、今川、北条三家的人。他们被选择的原因是他们熟悉本地。

领地的其余部分被分封给家康的老臣们。当中有38家的封地在1万到12万石。这意味着他们的规模和职能都已达到“大名”的级别，然而在国家的统治者看来他们却不是大名，而仍然仅是陪臣。这些人的封地总计也有100万石。32家拥有2000至5000石，总共142，000石；另外数以百计的骑马武士所有少于2000石，加起来就是剩下的426，000石。最初分配的开展是基于北条家留下的检地账。由于北条家采用的是以钱币计量的“贯高制”，德川家旋即代之以稻米为标准的石高制进行新的检地（注17）。事实上经过了几十年，德川家才能够在关东完全按照秀吉“太阁检地”的要求展开检地。除了分封家臣，家康还为一大堆后勤方面的问题所困扰。他要重修城堡，排干沼泽地以建设城下町，引活水入城，以及改善港口设施。

注11：北岛，《权力构造》，pp. 189ff.
注12：北岛，《权力构造》，p. 190；同北岛，《江户幕府》，pp. 132ff.
注13：这套程序的区别在于分封土地“知行地”还是支付稻米“俸禄”。见金井，《藩政》，pp. 38-43。
注14：关于一个“成熟”藩之演进的分析，参见Junnosuke Sasaki（佐佐木润之介）和Ronald P. Toby的《The Changing Rationale of Daimyo Control in the Emergence of Bakuhan State（幕藩制国家成立当中大名统治基础之变化）》，收于Hall，Nagahara（永原）和Yamamura（山村）编集，《Japan before Tokugawa（德川时代以前的日本）》，pp. 271-94。
注15：中村吉治，《德川》，p. 111。
注16：有一个范围更小的例子，参见拙作《The Ikeda House and Its Retainers in Bizen（备前池田家及其家臣团）》，收于John W. Hall和Marius B. Jansen编集《Studies in the Insitution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Japan（近世日本制度史研究）》（Princeton 普林斯顿，N. J 新泽西：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pp. 79-88。另见辻，《江户开府》，pp. 54-6。
注17：早期的财税制度“贯高制”，是以货币为单位统计的。详见Keiji Nagahara（永原庆二）和Kozo Yamamura（山村耕造），《The Sengoku Daimyo and the Kandaka System（战国大名与贯高制）》，于Hall， Nagahara（永原）和Yamamura（山村）编集《Japan Before Tokugawa（德川时代以前的日本）》，pp. 27-63。

从小田原城陷落到1598年死去，八年间秀吉精力旺盛地，却也行为乖张地运用他的军力来巩固对国家的统治。虽然已经赢得了国内战事的胜利，但秀吉仍然感到需要通过军令向他的从属大名们展示威命，即使要他们侵略外国。这显然是1590年他试图征服中国的主要理由（注18）。当侵略以失败告终，许多参战大名明显地被削弱了。由于秀吉死时侵略行动还在继续，多家重要大名身处国外而国内无主的状况随即造成了政治混乱。

此时的家康，由于其领地远离入侵朝鲜的前线，也就躲过了这次会招致衰弱的军役。家康只是在1592年象征性地向九州北部派驻一小股人马作为预备队，而没有真正参阵。家康巧妙地借机扩建江户城，经营军政。因此当秀吉去世，比起当初受封关东时，家康拥有了更稳固、更强势的地位。

秀吉虽然是一个成功的武将，作为政治组织者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在击败诸家大名并使之臣服后，困境使秀吉没能设计出一个政治框架来实现其领袖权力的制度化。他从始至终所做的是倚仗武力进入贵族阶层，通过“关白”职衔和与皇室亲密往来而令自身合法化（注19）。

直到自知将死，秀吉才为了自己的嫡子秀赖（1593-1616）的命运，试图设计一个通过委托来延续权力的制度。他把保卫丰臣政权的责任，交给五个摄政者组成的团队，即“五大老”。他们是从秀吉最有实力的盟友中选择的：德川家康，将在伏见城中担当首要的政策制定者和团队的领导；前田利家（1538-99），被任命为秀赖的监护人，驻守大坂城；此外还有毛利辉元（1553-1625），小早川隆景（1533-97）（后来上杉景胜接任）和宇喜多秀家（1573-1655）。具体的政府工作则交由一个五人行政官员的组合，即“五奉行”：浅野长政（1544-1611），前田玄以（1539-1602），石田三成（1560-1600），增田长盛（1545-1615）和长束正家（？-1600）。这五人长期担任丰臣家的政务官。

这个安排创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型的权力机构，能够在紧接着秀吉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制定并推行国家政策，例如立即叫停朝鲜战争。但这个架构生来就是不稳固的，当秀吉从人们的脑海里逐渐消逝的时候，就开始分裂了。两个团队的成员都被自己领地内的问题所纠缠，于是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京畿回家处理紧要。1599年前田利家之死使家康成为大老当中最老道和最强大者，而自打他前往大坂接替前田利家之时起，他俨然如同“天下殿”，天下之主。

注18：有关秀吉通过侵略朝鲜来巩固权力的专题，详见本卷第2章。
注19：同注4。

家康攀登权力顶峰的路程并非从此一途顺畅。主要分布在西日本的多家有力大名不会未经斗争就向家康屈服。同时还有一些规格较小的大名，他们追随秀吉一生，因此命运和丰臣政权的延续绑在一起。这一类的大名，有五奉行，还有最亲近秀吉的武将，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福岛正则。他们的活动中心是大坂城。但缺乏一个领袖人物将他们联合起来，于是很快赫然分裂为所谓的奉行派和武将派两伙人。

家康并不公开他要继承秀吉权力的野心，但他开始付诸行动。显著的事迹是，他通过与多家大名联姻，营造一个自己的联盟。1600年初，在前田利家死后，他从伏见城迁入大坂城西之丸。这段时间里，他给其从属大名们的一系列信件中反映着一个政治家维护和平的关切（注20）。当有人举报上杉景胜（1555-1623）正在其主城会津集结军队时——此人在前田利家死后加入大老的工作中，其领地位置威胁到家康的后方，家康发出警号，并着手反击，命令邻近的大名们准备讨伐会津。

至此家康如同国家领导人般发号施令，而且他得到了出自丰臣集团的大名们的拥戴和效忠，有人甚至为了确保前程向他送交人质。这些人是丰臣家的武将派大名，还有备前的池田家和远江的山内家等人。至1600年夏，国家迅速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派人将秀赖视为未来国家统一的象征人物并继续支持大坂城的奉行团队，另一派则认定家康才是未来的霸主。大坂方面最有力的支持者中有宇喜多家、长宗我部家、毛利家、小西家、锅岛家和岛津家，他们的领地大多位于大坂以西各国，不跟家康接壤。聚集在家康周围的大名则多封在东国。

石田三成，西阵的首要活动者，指控家康对会津的征伐实为趁机夺取“公仪”，并号召天下共举义讨。他集结了一支大军准备进兵关东。家康预料到这一步，将会津行动留给其他人，当中最知名者有伊达政宗和结城秀康，然后迅速着手应对来自大坂的威胁。当他带领大军离开关东，沿途的大名都开城让路，带兵加入。九月十五日（1600年10月21日），两军在关原展开激战。估计东军有约7万人参战。西军上阵者有8万，但他们的形势不明朗且难加信任。其中恐怕只有半数真正投入。战局从早晨开始一直充满悬念，然而小早川军的倒戈改变了潮流方向。胜利最终属于东军。

家康通过关原的胜利，在武士们的封地上建立起国家政权的权威，对全日本诸家大名及其所领的构成和位置都造成了剧烈的变化（注21）。在紧接着战役之后的时段里，87家曾与家康为敌的大名遭到罢官和废封。另有3家被大面积削封。这一来家康从反对者那里夺取了总共6，221，690石的土地。此外还有1.35百万石从丰臣家领地割来，以此可封赏给其他大名，甚至直接纳入德川家直辖地。经过重新分封大名而立威，使家康能够心安理得地主张国家权力。家康在战役中最倚赖者首先是他的那些拥有1万石以上的同族和世袭家将“谱代”。如今他顺理成章地将他们转为拥有完全身分和特定权利的大名。这些人的封地还都得到加增。另有20家在1600年之前所领还小于1万石的谱代家族被提拔为大名。最后他还将8个从事后勤工作有功的家臣也拔擢为大名。

这一废、一加、一立，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替”。其结果是力量平衡按照家康的口味重新形成。然而这样的格局还并不意味着是安稳的，甚至不是经过了合法化的。紧接着关原战事，随着东军涌入大坂，家康无疑从军事上能够拿下这座名义上是丰臣秀赖和其母淀君主导，实际由毛利辉元防守的大坂城。但是家康毕竟曾在丰臣集团中宣誓忠诚，他的许多有力支持者依然对秀吉抱有深厚的感情。而且家康也非常清楚在西国他的可靠盟友还为数不多。秀赖虽然失去了2/3父亲留下的领地，但依然保有大坂城及周围的摄津、河内、和泉三州总共650，000石。即使在朝廷眼里丰臣家已经降格到无异于武家世界里的一家普通大名，但作为官居极品的太阁秀吉的后人，秀赖仍可拥有高级令制官位。虽然人们都明白，德川家的现状和世人对丰臣政权的记忆不可能同时存在太久，但家康还是希望避免一场涉及拷问武士终极忠诚心的战争，所以硬是搁置了这个问题，直到16 14至15年间。

注20：家康的信件已由桑田忠亲收集整理，见于《徳川家康：その手紙と人間（德川家康：他的信和人）》（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71）。
注21：关于关原战后处置最新和最详尽的专著，参见藤野保的作品，尤其是《幕藩体制史之研究》，p. 150。

1602年，九州南部的岛津家正式承认家康的统治地位，于是所谓的关原战后处置告终。一年之后家康被后阳成天皇封为“征夷大将军”。为如愿成为合法的武士阶级领袖，即所谓“武家栋梁”，家康上呈了一份家谱，当中显示自己乃源氏后裔。与此同时根据传统他还被任命为“源氏长者”（源氏家族的族长），“淳和、奖学两院别当”（两所贵族学校淳和院与奖学院的校长），“正二位右大臣”（朝廷里的右丞相）。这些尊贵的头衔并不能给家康在政治和军事上增加什么新的分量，但作为正统性的象征则非常重要。而且它们的重要性还因为秀赖而凸显——虽然他才十岁，此时却已经是“内大臣”，也是朝廷的宰相。大坂城这地方，由于官居殿上的秀赖存在，同家康一样也拥有向朝廷奏报任免的权力。显然朝廷喜欢秀赖，其中意味之一是利用他干预武家政治。当武士阶级的中心越靠近京都，这种干预的程度就越深。

1605年，家康把将军位让给了儿子秀忠。顶着“大御所”（退休将军）的名号，他居住在辅城骏府，而且带领着一班他自己挑选的陪臣（注22）。秀忠是在京都的德川家公馆完成将军就任仪式的。他率领着十万人马入京，为的是向全国显示他家的力量。这支大军的主体由东国大名组成，他们以此再次向将军家效忠。

家康的让位并非退休，甚至没有任何放下权力与责任的打算。相反，这是一种保障德川家权力延续的办法，既让德川家的后人直接坐上将军席位，又保证其能在家康死前就把将军位坐稳，由是杜绝任何通过扶植秀赖造成双头政治的尝试。对幕府的未来而言最重要的，是家康能够腾出手来经理基本的战略和政治。在骏府，家康集合了一个属于个人的智囊团队来制定政策。当中的人有天台宗僧人天海（1536—16 43），他是家康在宗教思想方面的顾问，对于首座将军墓地——日光东照宫的建立起到作用；儒家学者林罗山，帮助家康起草法律条文；伊奈忠次，一个地方政务的专家；后藤光次，银币铸造厂即“银座”的创始人和货币政策的顾问；甚至还有英格兰籍海员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

该做的工作有很多。而眼下幕府的行政机关才粗略成型。幕府官僚的组成和分工仍未成为定制。出于政治和战略考虑而对大名做出的转封，还需要更多时间、更多移动和更多没收才能让德川家安心。此外还有一系列问题是关于针对某些集团的完全管制，如天皇和他的朝廷，寺院和神社，农民和商家，以及从欧洲和中国来的外人。

但最让家康感到压力的还是丰臣秀赖和大坂城的威胁。这个问题随着秀赖长大成人而日益变得尖锐。朝廷公卿圈当中甚至已经在议论是否该册封秀赖为“关白”（注23）。这些京都人才不在乎出现一文一武的双头政治。1611年，当家康安排了一次同秀赖在京都二条城的会面后，他最害怕的事情得到了验证。家康的神经紧张状况在之后不久的一个命令反映出来，趁着庆祝后水尾天皇登基的机会，全国大名又要向他这个武家领袖宣誓效忠。

然而家康十分清楚这种发誓不解决问题。于是他使出一系列的手段来削弱大坂方面。其中一个办法是鼓动他们消耗大坂城中的储备金块来修建佛寺神主，只为纪念秀吉。但最终还是兵戎相见。16 14年冬，基于一个挖空心思才找出的理由，家康向大坂城发动第一次进攻。虽然秀赖得不到任何一家大名相援，但是大坂城里还是集合了一大群在关原之役中落败而被废封的前大名和同因沦为浪人的武士。一支大约9万人的守城军，其中许多人是基督徒，企图阻止两倍于己的德川军。尽管攻方使用了新式火炮，大坂城证明自己确实难攻不落。第一次攻城以大量生命的代价告负，家康想到再用同样的战术打下去只会导招致可耻的战败。显然他来到了生涯中的危急关头，大坂方面的一次大捷会令一大帮曾为秀吉效命但在1598至1600年间加入他家的大名又再调头反他。千钧一发之际家康呼吁停战并签订和约，其中一个条件是要填平大坂城的部分护城河，拆除一些围墙。秀赖，或者说是淀君，同意了这个和约，但一发现德川家施工队干得超过预想，为时已晚。当城防工事被严重削弱，家康于1615年5月发动了新的进攻。在这次所谓夏之役中，他胜利了。大坂城陷落并着火。秀赖与其母自杀。经过这么长时间，人们对丰臣家的念想终于被摧毁了。

注22：Naohiro Asao（朝尾直弘），Marius B. Jansen，《Shogun and Tenno（将军与天皇）》，收于Hall，Nagahara（永原），Yamamura（山村）编集《Japan before Tokugawa（德川时代以前的日本）》，pp. 259-60。
注23：有关秀赖对家康的威胁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见Harold Bolitho，《Treasures Among Men:The Fudai Daimyo in the Tokugawa Japan（以人为本：德川日本的谱代大名）》（New Haven 纽黑文，Conn. 康涅狄格：Yale University Press 耶鲁大学出版社，1974），pp. 3-6。

唉，想起当年和小舞还翻过他写的一篇关于日本史的术语和概念的文章，

转眼又是5、6年过去了~加油翔鹤

家康在大坂城攻落之后一年便死去。但是他留给后继者一个可以建立起持久政治秩序的坚实基础。他成就了信长和秀吉皆做不到的，即创出一个凌驾于掌权者自身之上的封建政治架构，使幕府永久地成为整个国家效忠与服从的对象。而这显然是家康辞去将军职的意图。在“大御所”时期他迈出了旨在把将军职权制度化的重要步骤。对京都朝廷，他利用每一个机会施加他的权威影响。一个尤为敏感的问题，是掌控武士阶级每一员的令制官位任免。1613年，事由朝中一起涉及秀赖的阴谋，家康颁布了针对朝廷公卿的《公家诸法度》，限制他们参与政治事务。大坂之役胜利后，相关内容的法律还经过修订和再发布。这就是后来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即一系列针对皇室和京都公卿的规矩，把他们的职能限制在从事传统文艺和祭典，削弱他们任免官位的权力。这有效地将公家排除在武家政权之外。

对于大名，家康制定了一套规矩，并且索要表达忠心的誓书。大坂之役胜利后，这类命令的头一个就是“一国一城令”，即每家大名只能拥有一座城堡，这项法令是和平新秩序开启的信号，在新时代里大名混战的局面不能再延续。没出几个月，《武家诸法度》，即“武士的法律”，以新追加的内容发布。

尽管家康做了这么多，后来的两个将军仍然过得不容易，他们的任务是巩固将军与天皇、大名之间的关系。正如朝尾直弘指出的，无论秀忠还是家光，都不是自然而然就获得承认拥有统治国家的权力（注24）。换句话说，家康能够成为“武家栋梁”，是因为他带兵打仗并获得胜利，然而他的后人没有这样的机会来引领武家。秀忠确实亲历过大坂的战斗，但那是在其父的指挥下。于是在家康死后，他亟需利用一些事情来保住自己的武家领袖地位。首先，他尽力彰显幕府将军在国家大政方面的职权。他对基督教的严格禁令和初步形成的对海外贸易的限制，是打算令众人明白将军才是国家的执政者。这双管齐下就让秀忠可以说自己在行使征夷大将军攘夷护国的本职。

其次，德川将军也同信长、秀吉一样，利用天皇施加政治影响。一方面，将军以天皇的忠臣自居，花费重金或征调大笔物资修缮皇宫和公卿们的居所。另一方面，他也借此把天皇变成了他一个人的授权人。这个意图最终完成，是通过推行法度限制朝廷与武家精英的联系，与此同时加深德川家与皇家的关系，甚至以联姻方式。1620年秀忠的女儿同后水尾天皇成婚。1623年一位女子在这个婚姻中诞生，并于1629年登上帝位，是为明正女皇。这是8世纪以降第一次出现女天皇，更显示德川家族在武家和朝中都成功地拥有了至尊地位。

我们还记得足利将军与皇室之间曾经存在密切关系。但江户幕府的治所位于关东地方，去京都之东有三百多里，这意味着德川家与朝廷的关系并非纯粹私家性质，更是制度化的。更大的重点在于支配。江户幕府在京都的存在，表现于二条城的屹立，这里是将军的助手“京都所司代”的官邸。此外，把京都三百多家贵族都塞进皇宫周围一个名曰“御苑”的圈子的行动，更显示出将军能够行使的强制力（注25）。

德川家获得至尊地位的终极荣耀，莫过于成功求得将家康追封为“东照大权现”，意即闪耀东方的大神。在第三代将军家光时期，家康的神庙在日光建立。从此大名们，大概是自发地，在领地内也建起了小型的日光神社以祭祀家康。日光东照宫被天皇定为同伊势神宫地位相等的神社。后代将军们对日光的定期高调巡视，在历史上曾经把全国的目光都吸引到这块家康的墓地上来（注26）。

注24：家康后继者们的幕府将军地位合法性问题，详见朝尾，《将军与天皇》，pp. 265-90。
注25：关于京都公家的分布图，参见拙作《Kyoto As Historical Background（为历史背景的京都）》，收于John W. Hall同Jeffrey P. Mass编集《Medieval Japan, Essays in Institutional History（中世日本——制度史论集）》，（New Haven 纽黑文，Conn. 康涅狄格州：Yale University Press 耶鲁大学出版社，1974），pp. 33-8。
注26：Willem Jan Boot，《The Deification of Tokugawa Ieyasu（神化德川家康）》，一份研究报告，收于《Japan Foundation Newsletter 14（日本财团通讯 14期）》，no. 5（1987）：10-13。

最终的研究认为，是幕府将军支配大名的能力决定了幕藩制国家的稳定性。反过来说，这种能力取决于维持某种令人满意的权力平衡。而所谓的平衡，包含着诸家大名在将军的统制下不同程度的依附度或说信赖度，特别是在宗室“亲藩大名”、功臣家族“谱代大名”、德川系圈子之外的“外样大名”之间。在家康死的时候，从德川家的视角看来这种平衡还不能说稳固，终17世纪，“国替”一直在继续。大名编制与所领的变更，是战争胜败的自然结果，而在和平年代要做这种事情，就得找别的理由。为了把将军与大名的关系变得可以摆布，以及令大名承担起幕府法度和条令的义务，将军利用各种机会对任何大名转封，减封，乃至除封。转封，一般不是必要的惩罚手段，反而常常是表示将军欣赏某人的一个信号，意味着获得更大或更具战略重要性的领地。减封和除封是将军的惩戒行动的结果。根据《武家诸法度》的条文，将军可以因为某个大名或无后，或不经批准改建城堡，或未获授权结下姻亲，或其它似乎只是轻微触犯而已的行为，而实施处分。

藤野保统计过每一代江户将军期间发生的大名除封事件的相关数据（注27）。前5个将军的相关数据见表4.1。不计关原战后处置，总共13.2百万石（相当于全国总石直的一半）在前5个将军治下易手。这些土地或重新封给其他大名，或纳入将军的直辖地。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外样遭到废绝，其中著名者，有在德川家夺取权力时起过重要作用的加藤清正（1562-1611）和福岛正则（1561-16_24），与此同时亲藩的数量在增加。总而言之，在这几个将军统治期间，200家大名废绝；172家新参；200家加封；280家转封。至1709年纲吉将军死去时，被废封者数量逐年大大降低，可见幕府对诸家大名故意的重新分封已经到达了令将军满意的程度。

表 4.1 大名废绝1601-1705
将军| 大名数量（外样/谱代）| 除封（石）
——————————————————————
家康（1601-16）| 41（28/13）| 3，594，640
秀忠（1616-31）| 38（23/15）| 3，605，420
家光（1632-50）| 46（28/18）| 3，580，100
家纲（1651-79）| 28（16/12）| 728，000
纲吉（1680-1705）| 45（17/28）| 1，702，982
——————————————————————
总计| 198（112/86）| 13，211，142

由德川将军作为最高主持的权力架构，被认为是一个将军利益与不同地位的诸家大名之间的天平。而组成这天平的各种元素需要进一步分清。首先，位于统治集团最顶端的是血缘家族，即所谓“亲藩”（或称“一门”、“家门”）。这类大名最后共有23家。世袭家臣大名，或称“谱代”，至18世纪末计有145家。其余的大名家族从信长和秀吉生前就存在，即所谓的“外边的”大名（“外样”），98家。德川将军自身统制着一个实力最大的集团。1722年，将军的亲兵“旗本”大致在5200人，同时领取俸禄的骑马武士“御家人”数目估计在17339。后者靠将军的藏入地的产出来豢养。此外无官阶的步兵即“足轻”和基层差役即“同心”都数以千万计。在江户幕府成立以来第一个世纪的末尾，这些群体的石高分配情况如下：（注28）
皇家领地 141，151石
将军直辖地（天领） 4，213，171石
将军亲兵（旗本） 2，606，545石
将军的家臣大名（谱代）和亲族大名（亲藩） 9，325，300石
家外大名（外样） 9，834，799石

领地的生产能力，以“石”来表示，是大名的势力和级别最起码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体现（注29）。此外，诸如封地的地理位置，战略与经济价值，也都是考量的因素。将军直辖地跨越68州当中的46个，约占全国石直的1/6。如果我们把旗本的土地加入其中，则比例还要上升至将近1/4。这些领地大多集中在关东和东海诸国，但有的也延伸到近畿和西国。“天领”在每个地方的具体分布则是，关东1.026百万石；畿内687，000；东海688，000；1.353百万在关东之北；412，000在西本州和四国；176，000在九州（注30）。正如17世纪到访日本的欧洲人所言，从大坂到江户，都不会离开天领。天领不仅满足了幕府地租收入的需要，还包含着最重要的城市中心，例如江户、大坂、堺、京都、伏见、奈良、长崎。将军还拥有国内高产的银矿和铜矿。幕府通过它在天领和旗本领之上的权威，直接支配着该国的一切中枢地区——无论标准是土地，人力，商业活力，还是机构重要度。然而将军的直辖地再大，德川家领导下的政府始终是一个将军与大名的组合，正如我们所谓的“幕—藩”。

要了解不同级别的大名，他们与将军的关系，他们的地理分布的意义，我们还得从头说起（注31）。首先说的，是自己出头的大名，他们的家族在织田信长出现之前就存在。其中有南九州的岛津家，北九州的锅岛家，西本州的毛利家，以及江户以北诸国的佐竹家、伊达家、南部家、最上家、上杉家。这些家族在统一战争之后犹存，当中的不少人得以保留原有的领地，并被每位统一国家的“天下人”，包括历代德川将军给予“外样”的待遇。他们大致的共同点是，领地规格都不小，但都位于日本列岛的边角落。此外一类是出自织田信长麾下的大名。这类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存续，其中有加贺国的前田家，备前国的池田家，土佐国的山内家，丰前国的黑田家。还有就是秀吉册立的大名家。和前者同样，关原之役后这类家族所剩无几。其中多数如肥后国的加藤清正，是当年的“武将派”，他们在关原战前就把赌注押在家康上。

至17世纪中叶，大部分大名家族已经都是由历代德川家当主分封。德川系大名，如前所述，分为有血缘关系的“一门”和世袭家臣“谱代”。家康与信长和秀吉之最鲜明对比，是拥有一群能干的后代；而且他活得够长，得以看到各个旁支繁荣，足以保护宗家。家族旁支有两种特殊的作用：其一，令德川家免于绝后；其二，守卫战略要地。在亲藩之中，有三家是家康的直系后裔，并且享有继承“德川”苗字的殊荣。家康第九子被封在以名古屋城为中心的尾张藩（619，500石）。十男受封纪伊国和歌山藩（555，000石），十一男被封在常陆国（250，000石）。德川家的这三支，合称“御三家”，一旦秀忠后裔绝嗣，他们将拥有将军位的继承权。然则这种事真的发生了——随着七代将军家继夭折，出自纪伊家的吉宗于是就任第八代将军。

为了牢牢抓住继承权，在18世纪中叶，又有三家支系被确立身分，两家是吉宗封的，一家由他的儿子家重。这就是一桥家，田安家，清水家，统称“御三卿”。然而他们不是完全的大名，都住在江户城，并各自从天领上受取1万石俸禄。这三家当时在幕府的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第十一代和十五代将军都来自一桥家。

此外也有其他的同族支系和血缘家族。在前三个将军治下，许多受宠的子嗣以“松平”苗字成为一藩之主。例如会津和越前的松平家。从始至终，德川家族在保障传承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以此避免了主弱国变或者权臣乱政。

谱代大名处于将军家臣的地位，这个身分取决于在草创时代，这些家族何时何地加入德川家臣团。这些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冈崎城或骏府城时期，虽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德川家崛起的后期阶段才获得大名身分。显然从决策权力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规格和位置都更有作用。时至江户时代末期，145家谱代大名当中，14家封地超过10万石；36家在5万到9.9万石之间；64家在1.1万到4.9万石之间；31家拥有作为一个藩起码的1万石。

大部分谱代众被封在邻近江户的关东地方。尤其石高规模较小的藩都确实如此。然而领地较大的谱代则出于战略考虑布置在国家的重镇。例如宇都宫藩的奥平家（770，000石），就是承担加强防守江户城的北方门户。井伊家受封前沿要冲彦根藩（350，000石），守护东国通向京都的关口。京畿的另一侧，就是姬路藩（150，000石）来把守西边的关口。起初藩主是外样池田家，后来又交给谱代酒井家。

更往西去，谱代大名还布置在松江、津山、福山。在四国，姓松平的大名领有分别位于岛屿北方两个角落的高松城和松山城。但是在九州没有德川家的藩。小仓藩（150，000石）的小笠原家以及唐津藩（60，000）的大久保家是将军的首席代表。还有在长崎港，由幕府直接委派流官治理，成为幕府支配海外贸易的主要官方机构。

为什么在经过关原之役消灭了这么多家大名之后，家康和他的后继者们却都不轻易地把自己的人派到这些土地上按他们的意志施行统治呢？从某些方面看来，天领就是这么扩大的。但尺度还是温和的。事实上历任德川将军，从初代到末代，都认为大名是国家政权中的必要元素。反过来说，大名并不被视为一个高效政府的敌人，倒是必需品。江户幕府在整个草创时期，都在努力地笼络有能力且可信赖的大名，而不是毁灭他们。显而易见，一个大名家族不是捏造得出来。在一个层级管理人口和土地的经验，也是更高层级谋求进步的前提。举例来说，一个1千石的旗本，不可能一步登天就变成大名。德川系大名当中，那些在迁入关东之初获得10万石的后来也有升到15万石左右的，但没有更高的了，而那些领3万石左右的一直都在10万石以下。显然配额的概念是存在的。

注27：藤野保，《恩荣录-废绝录》，见于他的《幕制与藩制》（东京：吉川弘文馆，1979），pp. 42-3。
注28：一份1698年243家大名的简明列表，见于金井，《藩政》，pp. 60-73。英文版见Conrad Totman（康拉德-托特曼），《Politics in the Tokugawa Bakufu（德川幕府的政策） 1600-1843》（Cambride 剑桥，Mass. 麻萨诸塞州：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pp. 264-8。
注29：Harold Bolitho曾经提醒我们，“石高”数字并非大名实力的确实讯息，也不是历经整个时代都一成不变的。详见本卷第5章。
注30：北岛，《权力构造》，p. 332。
注31：学界在给诸家大名归类时产生的困惑，会在本卷第5章详细解释。

挖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挖了坑不填！楼主加油！

为了使幕府具备正当性，德川家康采取了前两个幕府开创的先例。作为大将军，他受命成为武士阶级的领袖，同时作为天皇的钦差，具有治理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此前史学界在描述江户政权的早期阶段时，总是停滞在其各种权利和特殊待遇的要素上，几乎都没涉及义务。然而所谓征夷大将军本就包含有护国保民的职责，这一点历代将军都清楚，尤其体现在涉外事务当中，例如17世纪中叶的基督教取缔令和19世纪中叶的外国侵入事件。正是这种众所周知的处理外事的义务与权利，令江户幕府具有了国家的统治集团的法律地位。

在国内事务当中，将军最重要的权利和责任来自他的这种身分：全国可征税土地的最大地主。这个权利是全面的，而且可以应用到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上，无论所有人是公卿贵族还是寺院神社。与之相应的义务就是将军有责任与诸家大名合作打造出一个良好的政府。在江户政权下，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性只能通过将军的朱印来确认。这一点对于大名而言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全都是向将军宣誓过的臣子，从将军那里受封属他所有的领地。

作为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人，将军执掌着规范全体低级所有者的权利，即使他们是公卿、寺社或是武家的贵族。这种规范性权威的实现，是通过推行一系列针对上述各个团体的法度。前面已有概述这个涵盖公武两家的法令，接下来还要看得更近一些（注32）。这部法度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611及1612年中，家康要求各家大名所做的三条效忠誓约。其中明文要求服从幕府法令，约定不包庇不忠不义之侍。追加到十三条版本的《武家诸法度》首次发布，是在1615年，接着德川家在大坂之役的胜利。开头一条，后来变成江户幕府政治理念的标志，也是一个武人政权在和平年代的职责：“文武弓马之道，必须勤奋修炼”。接下来的训诫反对不端举止，奢糜生活，以及不按规定着装。然而法度的核心关注于控制。大名不准在领内包庇反对幕府之人。他们不能未经幕府许可改扩建居城。他们不得未经将军亲自批准就结婚。而且他们必须报告邻藩的可疑动向。

从家康开始，每一个将军的就任仪式上，《武家诸法度》都会在集合的众大名面前被朗读。第三代将军家光，对内容作了最大的改动，添加了对私自开展海外贸易、建造载重量超过500石的船只、基督教传布等方面的禁令，使条目增至二十一。该版本还明确将轮流当值（“参勤交代”或作“参觐交替”）列入条文，并重申各个地方要一致遵守出自江户的法令。

德川将军们发展的最有效果的机制，毫无疑问就是要求“参勤交代”。起初是有选择地应用到外样上，在1642年家光时期变成对所有大名，包括谱代，都是强制性的。此项追加措施要求全体武士将领都得送交人质以保证为臣子和盟友的忠心，迫使所有的大名都要在江户城周围建造宅邸，以便定期地为将军当值。在江户的宅邸里，大名们被要求令其妻妾子女及相当数量的高级家臣定居于此，随同的还有一帮维护住所而必要的仆人。大名都被允许定期回归所领一定的年头（某些特例里，相隔半年往来），但必须把作为人质的妻、子、家老留在江户。

作为树立将军威名的办法，这项措施持续地被江户的政治中央加强。正所谓“参勤交代”，将军得以随时在江户城集合大名们，参加各种祭礼和聚会。幕府与大名之间的联系也因之变得更便捷和私人化。除了这些对幕府显而易见的好处，参勤交代制度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为了维持两个家，一个在本藩，一个在江户，频繁往返两地造成的开支严重消耗大名的积蓄，西国诸藩尤为如此。时至18世纪末，许多藩“参勤”的花销占到其领内年贡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高，以致要向豪商高额借贷。

应当承认，《武家诸法度》的条文和相关法令是具备普遍性的，庶几强制者通过强制力贯彻意志。正如我们所见，头三位将军屡次根据推测得出的违法意图来正当化他们做出的除封处分。从肇建之日起，幕府就紧紧盯着大名，例如1633年成立巡回调查员队伍“巡检使”，定期派出他们检查各藩。他们的眼睛聚焦于藩政情况，基督教禁令，以及大名军备状况。另一类幕府官吏叫“国目付”的，用来监督一个处在非常时期的藩，比如藩主之位传给了一个幼童。幕府还要求大名们送交一大堆各个方面的报告。藩领的地图（国绘图）直观展现治下每个农村的方位和石高数值。作为年度宗教事务调查行动的一个副产物，人口普查即“宗门检”的结果要移咨幕府的高级检查官“大目付”。大名们还要定期把自己做的司法裁决上交给幕府复查（注34）。

虽然大名将相当多的政治权力交给了幕府，但实际上在藩内行政上他们仍然保留着可观的自主权。幕府并不对诸藩直接课税，原则是大名得尽其义务，即维护藩内稳定，参与江户政权的军事活动，为公共利益做出了足够的贡献。维持一藩之武装力量，对于大名来说，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军役”有着正负两方面的内涵（注35）。幕府感到左右为难，既希望削弱大名的军力，以减小叛乱的可能性；又必须为了维护国内太平，要让大名的常备军保留一定水准。1615年的“一国一城令”使大名不得保有一个以上的军事要塞。1649年的军队法律《军役人数割》规定了军队规模应与大名领地规模相配。举例来说，一个10万石的藩，允许2155人，包括170名骑马武士，350名铁炮手，30名弓手，150名长枪手，20名信号旗手。而一个享有200石俸禄的侍其实算是5个人：本人加坐骑，马前卒一人，替他扛枪的一人，替他挑盔甲的一人，搬运工一人。

幕府不鼓励大名扩张军备，大名们却要为幕府的城堡改扩建工程做出沉重的贡献。理论上幕府的建筑项目是一项公共服务，所以大名们要为一系列将军的主城和行辕、皇宫、公卿宅邸以及其它各种公共事业项目，提供人力、材料、经费。需要大名参与建设的城有江户城、京都二条城、彦根城、骏府城、名古屋城和大坂城。江户城的建设持续到1630年代，调集了全国大名之力，包括地处远国的长州毛利家和仙台伊达家（注36）。

同每个中央政府一样，江户将军强制推行标准化度量及统一货币。后者因为将军掌握着全国主要的金、银、铜矿而容易实现。随着主要城市相继落入其权力范围，幕府得以对全国商业生活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幕府还成功地通过指派长崎、对马、鹿儿岛的专门机构为渠道，规范了海外贸易。就这样逐步地试图把城市与农村纳入直接治理，幕府得以建立“全国一律”的政策。庆安年间的法规，即1646年出台的所谓《庆安御触书》，针对天领内的农业人口；以及1655年出台的江户城市法规，即《江户町中定目》，两者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基本法律。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曾经有效地用武力压制了大宗教势力。此前，寺院和神社拥有许多土地的独立所有权，而宗教团体修建城堡并集结了大量武装人员以自卫。在江户幕府治下，寺社持有的土地进一步被削减，而僧众则受到1655年的《诸宗寺院法度》管束。势力庞大的本愿寺一分为二，东派和西派，影响力减弱。然而佛教宗派虽被禁止干政又遭削减收入，作为排除基督教大政的代理，他们在德川式秩序中拥有新的受保障的地位。在“寺请”，即寺院登记制度下，每个日本人都要到一个本家庭所属寺庙即“旦那寺”注册。反过来说，这些寺院为本区居民举办一年当中的各种法事。“宗门检”也由于1640年的幕府成立专门部门而变得制度化（注37）。

将军作为国家统治者的权利和责任，还有裁决、倾听大名之间以及其他德川式秩序下的种种纠纷。反而言之，先前往往导致直接诉诸武力的各种纠纷，如今在江户幕府治下，根据《武家诸法度》的原则，幕府成立了专门机制进行裁判。1722年在江户城中，大名和将军的高级家臣“旗本”组成了一个高等法院，“评定所”。

对支撑着江户幕府的权力架构的常见描述总是给人一种德川将军无比强大的印象。如果这确定属实，那么随之而来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架构怎么会在1853年后突然崩溃。实际上，在17世纪构成力量的许多元素到19世纪就力不从心了。那么为何德川家没能如同某些榜样，比如大致同时期的英格兰都铎王朝，致力于一个更加中央集权的权力体呢（注38）？当然是存在着一些不可控制的衰退因素。前面说到的几种贵金属矿藏意外枯竭。瘟疫、干旱、饥馑损耗着多个地方连同幕府的储备。整个侍阶级的经济状况恶化。

然而将军政权不同于欧洲君主国家的是，当一个稳定的权力架构成立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却没有继续发展，反而任其衰退。不仅再没有任何彻底“废藩”的尝试，一些在早期显得这么要命的禁令后来倒是软化了，乃至抛弃了。1651年随着允许“临终收养”的决定，将军的一件原本作为废绝大名理由之一的最有效的武器被损毁了。

由于幕藩体制的特长有赖于将军与大名之间的权力均衡，一旦中央政权放弃了削弱大名以加强自身的进攻态势，体制就显得尤为脆弱。当“法度”、“御定”变成陈词滥调，当“目付”对大名的监视变得半心半意，由于侍阶级受经济问题困扰，又由于幕府自身的财政也捉襟见肘，中央政权就失调性地弱化了。

注32：这一部与其它德川幕府的法律的英文翻译本，见Ryusaku Tsunoda（角田龙作），William Theodore de Bary，Donald Keene编集《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日本历史资料）》（New York 纽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
注33：Toshio G. Tsukahira（塚平利夫），《Feudal Control in Tokugawa Japan：The Sankin Kotai System（日本德川时代的封建统治：参勤交代制度之研究）》（Cambridge 剑桥，Mass.麻萨诸塞州：Harvard 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哈佛东亚研究中心，1966）。
注34：全日本年度宗教调查登记始于1630年代，本是出于取缔基督教之目的，而今日的人口统计家以之重建江户时代人口历史。参见Susan B. Hanley和Kozo Yamamura（山村耕造），《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n Japan 1600-1868（日本的经济与人口变化 1600-1868年）》（Princeton 普林斯顿，N. J. 新泽西州：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
注35：1649年军役法规见于司法所出版的《德川禁令考6卷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31-2），卷1，p. 129。
注36：大坂城的例子参见William B. Hauser，《Osaka Castle and Tokugawa Authority in Western Japan（大坂城与德川家在日本西部的权威）》，收于Mass和Hauser编集《The Bakufu（幕府）》，pp. 153-88。
注37：George Elison，《Deus Destroyed: The Image of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神灭：近世日本基督教景象）》（Cambridge 剑桥，Mass. 麻萨诸塞州：Harvard University Express 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p. 195。
注38：Bolitho，《Treasures（以人为本）》，p.18。

幕府行政团队的机体起源于德川家的组织，随着他们从地侍到一国之有力大名再到国家统治者一步一步进化而来。早期军队与民政组织被照样引入国家政府机关中，再根据变化了的需要进行扩充、精编、修正。从事军务与民政，被视为得到作为主人的将军“赏识”才会有的“恩赐”。上述进化历程的结果，从将军任用文武官员的风格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德川家已经权倾天下，幕府自身的人员依然由家臣团成员充任，也就是谱代大名、旗本和直臣或叫御家人的。这是将军直接指挥下的依附性人员的内部集团。外样，乃至亲藩和旁系亲族大名都被当作这个圈子之外的同盟者。

松平（德川）家早期组织结构的光景要追溯到冈崎城时期后期阶段。其时松平家督聚拢在一起的是一个由三类人组成的家臣团，包含若干亲戚家庭（他们大多姓松平），土豪“国众”——这种人因为编入家臣团而在社会上日益减少，以及领取俸禄的骑马武士“家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家督身为大名，逐渐在军政事务上更爱任用部下“谱代”和“家人”，而非一门郎党。在还有许多家大名依旧任人唯亲的时候，松平家中，至少说在家康麾下，在用人上就已经显得富有弹性而符合大名的愿望。作为松平（德川）氏宗家的家督，家康一直以用人不疑的态度对待无血缘关系的家臣团，乃至“旗本”和“御家人”团体当中的能者，缘于他认为这其中的人也许更能听指挥。亲族天生带有的问题是，他们有血缘关系，也就有了继承权，这一来反而成为当主的潜在威胁。因此可能的话，尽量不用一门带兵。这项措施随着德川家领地的不断扩张而扩散开来。举例说来，德川家臣团原本以三河人居多，后来在家康把相邻各州纳入统治后，又充入一群来自骏河、远江、甲斐、信浓的人。

一份1567年的文献可以帮助窥探德川领地内的军事与民政组织（注39）。在指挥上，德川家臣团分成两个大级别，上层是大名本人和他的部将，下一层是各“组”，分别从属于各自的头领。出于战斗目的需要，主力家臣又被分成两股，各由不同的人领导。其一，酒井忠次指挥18个“侍大将”，其中7人姓松平。另一伙是由石川数正带领的13个“侍大将”，当中姓松平者3人。另有5个侍大将率领旗本众，2个所部担当殿后。10个大将率部守城，称为“御留守居”，而“先手”部队是10个组的“足轻”，即步兵。其他军官则分别负责旗帜和通信，船只，照顾马匹，以及补给物资。民政事务则委派给3个家康信任的政务官，即所谓“三奉行”，大须贺康高、植村正胜、高力清长（译注：此处存疑，一般说法“三河三奉行”是高力清长、本多重次和天野康景。大须贺、植村是旗本先手众的武将）。在他们之下的是3个地方行政长官“代官头”，负责征收地租；此外还有一大群官吏负责货币、计量、伙食、文书、记录等等。特殊的工作人员有专用僧侣和医者。一个分工明确的官僚机构已经开始成形。充任个中的人员分为三等：长老即“家老”，专门机关的主管“奉行”，地方行政官“代官”。

这个家族团队无论是1590年扩张到关东还是1600年后覆盖到全国，核心管理机构的基础成分都没有改变。德川幕府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经过扩编的，在家督（现在叫“将军”）领导下，由世袭家臣和其他各类仆役组成的家臣团。但如今在这之外还有两帮大名要安排，就是“亲藩”和盟友“外样”。这两种人在幕府中都没有常设的工作。

注39：藤野保，《幕藩体制》，p. 29。

德川将军领导下形成的庞大官僚机构，在家康就任将军时还没能充分组织起来（注40）。许多部门和行政措施，我们或以为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幕府政治实践中的，实际上是到了17世纪下半叶方采取的。在家康去世时，统治方式从奉天承运的领导者向处理日常政务的官僚层转型而遇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仍有待解决。一路过来，关于决策权，最危急的莫过于一个持续的争议，即制定政策的权力归于将军一个人，还是一个幕府中的高级幕僚会议（注41）。

德川家康比较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和直系后代们不被同族干扰。反倒是重臣大名给将军带来的麻烦最多。江户幕府的简明组织图，根据指挥权力层级列举了大致400个职位，同时也标示出了一个有损江户幕府政治的问题：争夺决策权与强制力。当家康在世的时候，很难看出将军开展的政策和家臣大名开展的政策有什么不同，而后者的权利，就是后来出现的“老中”（高级阁员）。历史上，将军与谱代一起打天下，然后建立了简而言之旨在分封大名、治理国家的机构“幕府”。然而时过境迁，谱代发觉与德川家族的利益走向分歧。结果，支配幕府决策权，成为谋求特定利益的各方争夺的锦标，其中包括将军、亲藩和谱代家臣。

头三位将军试图建立的领导团队，是支配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圈子，他们将看中的人拔擢到这里面，成为高级谋臣。家康如何运用自己的“智囊”，已有详细纪录。秀忠信赖的人是土井利胜（1573-164 4），和他一起长大的同伴；家光信赖堀田正盛（1608-51），为将军如何通过指派专人司专职以成就强势做出了示范。但是后任将军越来越难以如意任免人事。于是后来的将军不得不为自己的身分而斗争，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家光将军的继承人家纲，年仅10岁继任且体弱多病，很快大权落到谱代们手上。后来的将军遂感到信任侍从总管之类的“侧众”是个权宜之计。第五代将军纲吉，就任时已经成年，以解除权臣大老酒井忠清的职务开始亲政。有传闻说酒井计划扶植一个公卿当傀儡将军，从而操控幕府实权。纲吉于是成功地用内臣替代了谱代。

将军在理论上是个专权之主，只在天皇一人之下。反过来天皇代表“天命”，授予将军保护人民福祉的职责。一个年幼或说无行为能力的将军应该由辅政者来指导，而当德川家族的平稳传承受到影响时，亲藩就有了干预政治的机会。这种时候的大事之一就是为将军选择一个继承人。御三家和其他分支的亲藩时不时地从旁加入政局，这种事情在他们因为各种典礼聚集在将军城中时就会发生。但从法律上来说，在将军本人和“将军的政策”之间没有更高的威权。

在政策的制定上，德川家督和普通大名的做法一样，任命某些高级家臣为“家老”。家康和秀忠时使用“年寄”和“宿老”的名称作为高级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头衔。家光时，能够面见将军陈情的高格大名们被称作“过半之列”。这项措施最终制度化，是家臣组成的两个组合的创立。一个是始立于1632年，囊括了4到6位“老中”的高等行政会议。“老中组”成员是高阶谱代大名，被授予检视全国事务的权力，包括监督京都朝廷、各级大名、宗教社团、外交、国防、税收、货币流通等各种首要事务。第二个组合是由3到5名次等级别的官员“若年寄”组成，于1633年形成定制，负责处理各国之内幕府政策的施行。这个团队的成员是级别较低的谱代，拥有对旗本和御家人的裁判权，以及职务任免和擢升的权力。“若年寄组”还负责在和平时期训练和组建军队，保障军需供应等等此类军务。

表4.2：江户幕府职制简表。[资料来源：John W. Hall，《Tanuma Okisugu: Forerunner of Modern Japan（田沼意次：近代日本的先行者）》（Cambridge 剑桥，Mass.麻萨诸塞州：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哈佛大学出版社，1955），pp. 28-9]
將軍
|————————————輔佐、後見役：“大廊下、大广间” 格的大名
|————大老（１）：最高谋士
|————老中（４－５）：高级谋臣
| |——佑筆（约６０）：书记官
| |——側眾（６－７）：内侍
| |——高家（１６－２６）：宫廷礼法主管
| |——田安、一橋、清水家老：御三卿家老（高级家臣）
| |——留守居（5）：江户城守备军官
| |——大番頭（12）：守备队长
| |——大目付（4-5）：高级监察官
| |——江戸町奉行（2）：江户城市行政长官
| |——勘定奉行（4）：财政主管
| | |——郡代（3）；代官（40-50）：副主管
| | |——金奉行（4）：财政储备主管
| | |——蔵奉行（2）：谷物储备主管
| | |——金座：垄断黄金开采、冶炼、铸造、流通的行会
| | |——銀座：银专利
| | |——銅座：铜专利
| | |——朱座：辰砂专利
| |——勘定吟味役（4）：财务审计官
| |——関東郡代（1）：关东地方行政官
| |——作事奉行（2）：工程项目主管
| |——普請奉行（2）：公共事业主管
| |——京都町奉行（2）：京都城市行政官
| |——大坂町奉行（2）：大坂城市行政官
| |——長崎奉行（2-4），浦賀奉行（1-2）：长崎、浦贺的行政官
|————側用人（1）：城内顾问
|————若年寄（4-5）：初级参事
| |——書院番頭（６）：贴身卫队的队长
| |——小姓組番頭（６）：城内卫队的队长
| |——新番頭（６）：新兵队长
| |——小普請奉行：江户城建设与维护主管
| |——小姓頭取（６）：小姓组指挥官
| |——小納戸頭取（３）：侍从主管
| |——目付：监察员
| |——納戸頭（２）：会计、出纳主任
| |——医師（同中文）
| |——儒者（同中文）
| |——膳奉行（３－５）：膳食主管
|————奏者番（超２０）：典礼活动负责人
|————寺社奉行（４）：寺院、神社主管
|————京都所司代（１）：驻京都最高长官
|————大坂城代（１）：大坂城守将
|————評定所：高等法院

两个团队的构成，尤其是“老中”，反映了任何时候都存在于幕府内部的，将军与首席家臣乃至整个谱代众之间的影响力制衡。最高级的家臣“大老”的职责并无清晰的界定。顾名思义应该是比“老中”更有权威的大官。但该职并非所有时候都有人充任，因此其政治意义就不完全清楚。漫长的德川时代里，只有井伊直弼，1858年就任的史上最后一个大老，在其位上最能影响幕府政策。为此他遇刺身亡。

除了年寄众，还有其它几个部门直接向将军汇报。成立于1681年的高级内侍部门“御侧御用取次”，是“侧众”当道的一个产物。“侧众”在“老中”的指导下侍奉将军。而当“御侧御用取次”直接受将军领导时，这个位置就有了巨大的潜在政治影响。当他们受将军宠信时，就被用以架空老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田沼意次，他在家治时期既是“老中”又是“侧用人”。

直接对将军负责的还有20多个幕府各项活动的主管“奏者番”，他们的职责有起草公文，为将军制定日程表，在将军与大名之间联络，组织各种将军亲自参加的祭礼。另一个关于幕府祭典的职位是“高家”，主管朝廷典礼。这个职位由几个特定家族的家督世袭独占，他们从镰仓幕府时就深谙各种跟京都朝廷打交道的规则。他们的官位不高但由于历史上跟朝廷的联系而享有威望。他们要向老中汇报。

在直属于将军的部门中，寺院和神社的监督者“寺社奉行”，通常由四个人担任，主要职责是规范宗教秩序以及他们的所有权。他们还拥有关东以外天领的司法权。他们经常与“奏者番”的人员一起工作。江户之外最重要的两个职位，是被目为副将军的“京都所司代”和大坂守备官“大坂城代”。前者受命监视京都朝廷和公卿。后者是畿内军队的高级将领，负责维持以大坂城为中心的军队，成为幕府武力在关东以西地方存在的首要体现。

江户城是幕府的行政总部。在这里，办公室“用部屋”就安排在将军起居之所附近。“老中”和“若年寄”在这里处理政务。一些在“老中”之下的官员，例如书记官“佑笔”，内侍“侧众”，工程监督官“作事奉行”，一同维持并强化将军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公众形象。另外，江户城守军“留守居”，侍卫队长“大番头”，和高级监察官“大目付”，主要进行监视和防卫性质的工作。一个尚不明瞭的官僚组合是“目付”。19世纪西方的早期日本观察家将他们描述为“特务（spy）”，而中国人则称他们“衙役（censor）”，他们在某些方面行使警察权和执法权。大部分“目付”是在“若年寄组”手下工作，所以跟“大目付”并无上下级关系。

注40：江户幕府的组织图有多个版本。较为完整而明晰的见于《江户幕府》，《国史大辞典》编集委员会编纂，《国史大辞典》（东京：吉川弘文馆，1980），卷2，pp. 331-6。
注41：Harold Bolitho阐述过将军的利益与谱代大名的意愿之间出现的紧张状况。参见他的《Fudai Daimyo and Bakufu Policy 1600-1857（谱代大名和幕府政策1600-1857年）》，收于《Treasures（以人为本）》，pp. 154ff。

在现实中，当军需品的储备受到关注时，老中之下最受器重的权力部门就是主管财政的“勘定奉行”和各大城市的行政官“町奉行”。前者具有双重的重要度，因为他们的权力不仅涵盖地租的收取，还有将军直辖领地内农村的民政事务。天领的统治已经非常稳固，因为从家康还是东海地方一个大名时，就建立了一个由众多叫做“郡代”或“代官”的乡村官员构成的网络（注42）。当家康迁入关东后，他任命了治理关东地区的部门“关东总奉行”，下辖一帮地方父母官“代官头”。关原之役后，随着德川家在全日本获得越来越多的领地，地方政府系统也在扩大，同时还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应对远方的政务。例如，京都所司代、大坂城代、骏府城代有权处理主城附近天领的民政。但最常用的做法是将远方的土地交给附近的大名管理，称“預かり所”，即委托管理地。于是大名在幕府的监督下负责行政与收税。在18世纪中期，13-18%的天领以这样的方式来治理。这种“委托地”不见于关东，但在北国则计有超过38.7万石。

头两位将军仅以各种临时的安排来处理财政，直到1642年，“勘定头”才被确立为主管财政的常设部门（注43）。该职被置于老中之下，协同处理幕府的财政事务。与此同时，有司的名称和他们的办事风格都改变了。当家康迁移至陌生的关东时，他感到应当召募当地乡侍，他们在北条家和其他关东大名治下积累了治理农村的经验。当中的许多人在德川家接管后获得提拔。一些人建立了防御据点“阵屋”和训练有素的团队，故而事与愿违地，农村变为了他们个人支配的领地。时代早期的政策允许这些乡村官员从他们替幕府征收的年贡中截留一部分变成自己的俸禄，而这成为一个特殊时期的通患。

乡村税收中的腐败行为，以及乡村行政缺乏规范，迫使幕府在要这个领域开展改革。最终，行政程序在“勘定方”治下变得制度化。与此同时，乡村的豪族，如伊奈氏这样独占“总代官”职务的，被一帮平均俸禄100至150石的低级别旗本所取代。在1681年，代官人数共有99个之多，到了1743年数目降至约46。此后终江户时代，该数目很少超过50。在实际工作中，代官们总要亲身往返于江户和他们当职地区的办公所“代官所”之间。这些“代官所”里，配备有办公室，牢房，一定程度的保卫，当然还有粮仓。

显而易见，幕府代官系统的最鲜明特色是尽量以最少的官员治理最多的地盘。本质上就是大约50人的低级旗本受命管理着——如果我们从总石高中减去“预所”——超过340万石的土地。这意味着平均7万石每官，相当于一家规格还不算太小的大名的领地。代官们只配有数量被严格限定的工作人员，谈不上什么武装力量。幕府法度明文规定每个代官所驻有30人左右的文员、守卫和门房。代官除了获得制度规定的薪俸，还同时得到钱币和袋装稻米即“扶持米”两种形式的补贴，以维持雇员生活。但这也就是刚好够用而已。

这种“小衙门大领地”可以说是幕藩体制的“权力理念”。天领中的农村从不超出戒备森严的大名主城的范围，在紧急情况下，代官可以召唤邻近大名协助。相对静态的农村人口反映的是“村制”的影响，以村为单位课税，“村年寄”就成了武家政权与农民自治体之间的桥梁。

由是引发了一个颇大的争议：幕藩体制下农村社区显示出来的这种相对平静，究竟是武家政权高压统治的结果，还是农村行政采取的“村制”中较为仁慈的品格造就的（注44）。分明的事实是，幕府藏入地的收入约值，尽管中间略有起伏，直到幕府存在的最后一个百年都大抵一致。这可以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来解释：例如说是显示了幕府官僚的无能和怠惰以致税收没有扩大，还是相反的，是侍阶级统治下的狠命压榨。但村制本身应该为它创造了一个并不见得极度压迫剥削的农村环境而获得赞誉。当“兵农分离”实现，一个村作为乡下社会和行政的基本单位，成为一个以农民自力产出为天的世界。将军与大名都通过那些已经不再拥有武士身分和特权的村中上层人物来接触这个世界。

作为乡下一个行政单位的村，是农业社会为摆脱地侍的统治而长期斗争的结果（注45）。因此当战国大名施行“检地”并将侍剥离其私领，便造就了这样的农村社区：他们按契约向大名交纳年贡，作为交换获得某种程度的村自治权。村中居住着登记在册的纳税农民即“百姓”，他们的佃户和长工。自我管理则由一个村民组成并且受部分村民支配的行政团队来实行。每个村都有称为“名主”或“庄屋”的头人，以及村民代表“百姓代”。农村家庭必须要与邻居组成叫做“五人组”的互助集合，但同时也成为互相帮扶和监视以尽法定义务的单位。

不过，以此说这种安排就实现了所谓农村自治，或称其令全体村民一致满意，则又太轻率了。整个江户时代里，农村社区都分化为富裕家庭和经济上依附于人者（注46）。17世纪初，许多在“太阁检地”中被划为“百姓”的村民先前是乡下的武士“地侍”，他们当时面临的抉择是作为侍追随本地大名入住主城下，还是留在村中而失去侍的身分及相关权利。然而在村中，这些前武士依然保留一定程度的特殊影响，归于他们家族在当地曾经扮演的掌权者角色。这类家族往往独占村年寄的位置，还大多拥有更多的土地。不过，这类富裕村民发挥出的“法外”影响力，并非将军和大名所愿，所以武家政权谋求将农村上层人士尽可能地转变为仅仅是为上级权威工作的担当者而已。这也令农村政务变得井然有序。

如下一章所述，幕府对乡村政务进行的第一个重大改革尝试是在1680年后，其时将军纲吉任命堀田正俊为老中之一，令其检视天领政务中的问题。结果发现了许多方面的监管缺失，并导致连续几年下来共有35名代官遭免职。诸藩领内，大名们也遇上一堆相似的问题。而且那些地方还有两个矛盾交点。首先是家臣们在其知行地上肆意压榨百姓，尤其在税收和徭役方面。其次是村里的年寄和“若众”也很可能压迫着其他村民。将军和大名们都谋求把地侍体制的残余转变为更具优势的俸禄制，并使农村上层担负起更严明的财政义务。1712年幕府废除上层村民的集合“大庄屋”，就是此类尝试之一。

虽然“代官治天领”的代官制显得人手不足，却不可说缺乏任何规范化尝试。而且幕府政策是放到全国范围去考量的，幕府法度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如洪流般涌现的幕府政令中，1643年的“宽永令”重申严禁永久地出卖耕地权利（原文：“田畑永代売買の禁止”）。1649年发布的“庆安御触书”以其充满道德指导和规劝的内容而独具特色。它先是倡导早起和勤勉，然后提出反对奢侈生活，并劝诫酗酒、饮茶和吸烟。但武家政权也并非毫不宽容的。1649年“庆安书”一条有名的条款允许农民在无法忍受本地代官的管治时，只要还能交上税，就可迁至他郡（注47）（译注：《庆安御触书》是否为幕府发布的全国性法令，存在争议。由于缺乏考古发现支持，今学界倾向于否定，最多可能只是美浓、甲斐等藩对领内农民的教谕书而已）。

注42：北岛，《权力构造》，pp. 241ff。
注43：Ibid.，p. 347。
注44：在西方学界，这个经典论争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代表是E. H. Norman的《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近代日本的出现）》，和较晚出现的新古典派经济史学家如山村耕造之间展开的。
注45：这个课题详见本卷第10章。有关农村作为政治实体的演变，参见Keiji Nagahara（永原庆二）和Kozo Yamamura（山村耕造），《Village Communities and Daimyo Power（农村共同体与大名权力）》，于John Whitney Hall和Takeshi Toyota（丰田武）编集，《Japan in the Muromachi Age（室町时代日本）》（Princeton 普林斯顿，N. J. 新泽西州：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pp. 107-23。
注46：Thomas C. Smith，《The Japanese Villag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7世纪日本乡村）》，于Hall和Jansen编集《Studies（学报）》，pp. 263-82。
注47：该文献的英文版见David John Lu整理《Sources of Japanese History，2 vols（日本历史资料 2卷本）》（New York 纽约：McGraw-Hill出版社，1974，卷1，pp. 209-10。

幕府的“勘定方”并不止于治理天领，他们还负责征缴各种各样的收益，从农业、商业及其它领域。在这之下的职能有中央与地方的粮仓和金库。有司还负责发放御家人和部分旗本的俸禄，管理货币流通，以及另一个日益突显的作用：制定财务政策。“勘定役人”的作用在幕府历史的第一个百年当中经历过巨大的变化。证据可见于其编制的变化：从一开始只有屈指可数而且非专业的几个旗本，到后来超过百名官员，而当中许多人精通财政业务。其转向专业化的证明可见于高官们的严格分工，或只负责“胜手”，即经济，或只负责“公事”，意为司法。作为纲吉将军整顿幕府财政行动的一部分，一个分离的财务审计单位“勘定吟味役”于1682年成立，负责监察勘定方的活动。勘定吟味役的职级比勘定奉行要低，成员在500石级别，整个部门领扶植米300俵（俵，袋装米质量单位，1俵=60千克大米）。但因为他们受老中直接领导，所以发现任何负面情况都可以直接上报。到吉宗时期，措施改为一位老中全权负责财务监管（注48）。

整理出一份完全的江户幕府财政统计是不容易的。不仅是收入来源难以确定，连开支项目都没有明细记录。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似乎都没有全国范围的收支记录留存下来。甚至连德川家的私家账目跟幕府的公共财政事务都分不清楚。在实际工作中，关东和关西间的地域差别一直很大。这种情况到1716年后方有改观，归功于顾问新井白石，规则的财政统计机制被采用，而一份年度报表才终于呈现（注49）。

从一开始德川幕府就受困于明显的体制性问题。首先，尽管将军执掌全国军政，其财政和人事基础却局限在将军个人的家臣团里。其次，在基本国策层面，政府事业的一般原则仅仅停留在追求良好地维持侍阶级各成员的正常运作，而他们从封地与俸禄所得之收入都被假设为已经足够用来应付指派给他们的各项任务。所以理论上幕府要做的只是根据“家格”给旗本和御家人发放薪俸。但史料显示，当旗本和御家人担当起官僚主义风气下日益繁重的工作，世袭家禄就不够用以维持。因而必须做出妥协（注50）。从1655年起，某些特定部门能获得特别经费“役料”。后来，政策允许官员在职期间暂时加薪，这就是所谓“足高”制，于是乎才有可能调动那些世袭家禄低于其工作能力应有待遇的官员。这些为支付经费和薪俸追加的开支，只是诸多意外开销之一。

幕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无疑是藏入地。天领石高在17世纪末有400万石，后来的某些年份里还超过450万。从这些土地上幕府获得140到160万石岁入。然而同时还有其它五花八门的收入来源，例如从大城市收取的商业税，进出口贸易费，交通运输税，占地税等等。幕府还独占某些商品带来的利润，比如从长崎入关的中国生丝。幕府对货币的控制也带来可观收益，首先新币都是用幕府垄断的矿山所产出的金属铸造，然后在1698年，幕府以降低钱币品质为手段造成货币贬值。由于缺乏文献，很难纪录幕府财政的全貌，但古岛敏雄执笔的本卷第10章里会详细解释幕府在个中面临的复杂局面（注51）。

幕藩体制下江户幕府的财经健康状况的全景，要一步一步来看（注52）。在头几位将军时，没有所谓财政问题：可以没收一大帮从属大名的领地和财产。依然高产的幕府矿山填满了位于大坂、江户、骏府城中的储备金库。家康去世时留下了190万两黄金，比1840年度预算还高。于是作为遗产尾张家和纪伊家还从中继承了3万两，水户家得到了1.5万两。秀忠留给家光320万两储备金，这才有了32000两作为礼物送给诸家大名。在家光治下幕府面对
一堆巨额开销，包括建造日光东照宫，将军上洛时打赏江户和京都的商家，以及镇压“岛原之乱”。然而这时候将军还可以使唤大名们承担建造诸如城堡、江户和京都的宅邸等等各种引人注目的标志物。

第三代将军死后，经费支出开始流向其它方面。先是1657年的江户大火灾，从这件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幕府借贷并发放救济用以支援重建各家大名和武士的宅邸。火灾和周期性自然灾害，如地震，富士山和浅间岳喷发，都耗费巨资以图恢复。财政亏空始现于1678年。从此，偿还能力的维持就成了一场持久战役。当幕府发现货币贬值是一种立竿见影平衡财政的权宜之计，就频频使出这一招。

幕府领导层经过三个阶段逐渐认识到财政状况的现实。首先意识到贪渎是个大问题，需要采取果断而有力的行动。接着尝试对症下药地发现并处理问题，最著名的例子是新井白石对幕府涉外事务的改革。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八代将军吉宗的登场，他致力于推出一套覆盖全国各领域的综合性财经政策。他认识到这种政策的出台，必须要考虑到国内日益活跃的商品经济。

注48：幕府成立“勘定方”的这段历史，参见大野瑞男的分析，于北岛正元编集，《幕藩制国家成立过程之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pp. 126-57。
注49：新井白石的自传体日记《折柴记》已由Joyce Ackroyd译成英文，《Told Round a Brushwood Fire: The Autobiography of Arai Hakuseki》（Princeton 普林斯顿，N. J. 新泽西州：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
注50：北岛，《权力构造》，pp. 474-99。
注51：古岛敏雄是该领域的泰斗。参见他的《近世经济史之基础过程：年贡收夺与共同体》（东京：岩波书店，1978）。本卷第10章反映了他蔚为大观的成果。
注52：对于幕府财政的严谨概论，参见大野瑞男“勘定所”，《国史大辞典 卷3》，pp. 834-6。

从18世纪中叶起，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幕府财政收入来自于对城市资产征收的赋税、商业和运输活动的收费等等非农业来源。要了解个中发展过程，我们要把视线转向江户幕府的市政方面。城市行政一般由幕府委任的市政官员“町奉行”担当，他们在江户、大坂、京都这些大城市任职，而且出身于大名或一定地位的旗本。

幕藩体制下的典型城市是“城下町”，正如江户，它们是在16世纪战争时期中，大名为了组织领地，根据自身需要发展起来的。由于地方霸主建造了巨大的城堡并在周边集结大军，新城市由此发展起来并成为几乎整个侍阶级的住地。另一方面这也招来了一大群服务人员：商人，工匠，和各种专业集团（注53）。

幕府设置了城市行政的模范，因为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受他们直辖。江户、大坂、京都、骏府、长崎、大津，这些天领中最重要的城市，每一座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作用，但治理方式都一个样。幕府对非武士居民的统治由“町奉行”行使，他维持着一处叫做“奉行所”的办公地点，其中还附带一帮叫做“与力”公务员的和称作“同心”的差役。在江户和大坂，町奉行团队都被合乎需要地分成两部分，各驻在城市的相对两边。而且往往有两人同时被任命为町奉行，相隔数月交替当值。町奉行治下的城市人民，历史上叫做“町人”，与农村人群一样，有某种本地系统管理起来。基本单位是称作“町”的街区，由“町年寄”领导。城市户主之间要组成互相帮助共担义务的“五人组”，一如农村。大坂还被进一步划分成若干块下辖多个“町”的城区，由“总年寄”领导。于是在武家政府和城市居民之间形成几层町人出身的管理者。

在幕藩体制成形初期，大名们和将军都对商家抱有积极态度，给予工商业界诱人的条件，以吸引他们来到主城下。尽管在这之后町人被课以各种经营税、执照费，还被迫借贷（既是强行的也是有担保的），但他们从未像农户那般承受苛杂。武家政权对商人加以许多限制，却也依靠商家担当城中武士和一般市民之间的桥梁，后者才是食品和其它商品的生产者。城镇化与货币经济扩展造成的局面是侍阶级为了舒适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商家和工匠。然而江户时代的武家政权却难以跟社会中这两个方面的群体在制度上建立起圆满的关系。

头三位将军明确了政权对商界的基本政策。特供的，或说签约的商家，即“御用商人”——其中包括专门负责采炼贵金属并铸造成货币的几个家族——被给予新的契约。限制海外贸易就是为了幕府的利益，让这些御用商人独占舶来品丝绸的利润。幕府还通过发表全国性法律和政令（触书）来构建国内经济活动的框架。1615年法令针对商业纠纷诉讼和家庭遗产继承问题的事项，就是武家政权试图让每个阶级自行管理内部事务。然而侍和町人的命运是紧密联系的，于是当幕府终于清醒意识到自身财政状况在恶化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对下层经济日益加深的依赖。无论是五代将军纲吉，幕府顾问新井白石，还是八代将军吉宗，他们对财政的便宜处置如价格改正，货币贬值，限制贵金属出口，全都反映出试图处理确实发生在全国范围的经济困局。对于军事与政治形势的关注曾经是决定政策取舍的根本，如今到了纲吉这一代，幕府面对的是切切实实的财政问题，需要专业而且集思的解决方案。由于是否采取货币贬值而引发的争议是这时候一个显著的事例。

注53：在藩的研究中，有关城下町的内容日益增加。本卷第11章里，中井信彦与James L. McClaine对江户时代城镇化作了很好的综述。McClaine还写过金泽城下町的详尽考察。

常见的观点认为，幕藩制国家在内政方面，无非就是战国时代的大名们发展出来的民政体系，应用在和平年代的条件下而已。这一点不应该理解为民政工作自上到下都是一帮职业军人的副业。战国大名在家臣团的建设上显然着重于军事。然而他们对于领内町村的民政也有充分的关切。家康在冈崎城时期对政务官员的任命就很能说明。战事紧张时，大名家臣团的成员被迫兼顾政战两道。而当和平环境确立，两种工作就倾向于分开来做，而各部门的性质也走向专业化。

我们应该还记得，德川家臣团分为三大层次：谱代大名、旗本、御家人。老中的工作可由大名级家臣担当，而若年寄的职务则可交给另外两个级别的幕府官员们。他们的责任就是随身保卫和服侍将军与其家眷。这些位置通常由四到五名规格小的大名充任。

理论上，战时幕府将军的军队能够召集上下各个层级的支持。部队可能或由老中、若年寄、某家大名率领。老中统御的是“江户留守居”，成员包括12支守备队“大番”，监察官“大目付”，以及必要的通信组和工程组。若年寄带领的是10支贴身卫队“书院番”，10支内卫队“小姓组番”，8支新兵队“新番”，同时还有一些特殊技能单位，如通讯、铁炮、水军等等。

和平时期这些专业单位则保持待命状态工作。各守备队依然是城堡的守军、将军的贴身卫队、将军离开江户出巡时的武装随从。尽管这些是单调的工作，但个中职位还是公认为比民政职务更具吸引力。在若年寄管理范围内的工作单位还有负责建筑与维修的“小普请”，将军的侍从（小姓），将军的随从（小纳户），密探（目付），医师，儒者，厨房（膳奉行），女眷的居所（大奥）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列举的职位并不只在江户城里有，也就是说幕府的机构遍布各地，比如骏府、大坂、京都的支城，还有行政部门如“京都所司代”，而所有这些机关都附带着江户派来的武装部队和后勤单位。

19世纪中期来到日本的外国人时常能察觉到武士政府显得太过臃肿。这是16世纪下半叶战国时代以来将军和大名们的家臣与仆役人数不断膨胀，直到进入和平时期也没有缩编的结果。但是19世纪的武家政权还不明白这一点带来的财政负担。而我们也不要以为官僚系统完全无力对付如此众多贵族成员未尽其能却保留世袭家禄所造成的压力（注54）。

在战国时代，侍在幕府将军或大名家臣团中的来去是相对公开并具有流动性的。军政要职的任命往往联系到阵中表现，且可轻易地使用新占土地上的财富来奖励忠勇。然而一旦战争结束，官职任免和级别升迁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是有序的并最终习为定制。侍的官位的世袭性质受到直接的非议，特别是在话题指向德川政权的终结时。确实，上至幕府下至诸藩，各个侍家族都是靠世袭权利而保存自己的角色。那么至于具体职务的担当呢？职务的委任在幕藩制社会里所依据的是家族的地位，即“身分”或称“家格”。而某一家族的地位又表现在令制官位或“石高”。所以，每个家族承袭的只是级别，而并非幕府中的“役职”（注55）。

官僚集团中的各个位置按占据者的令制官位和俸禄分级。于某个部门，可能有许多人具备资格担当。而对于一个出身于某家格的侍，也有许多职位提供给他，只要他有资格出任。两相结合，职务与家格相称，成为任命和设置官职的基础理念。因为封地石高被设想为某人的水平和执政经验之反映，于是有着相匹配的收入的人方能胜任某个职位。这种某个职位所需的最低收入称作“役高”，一般来说各级别标准如下，老中2.5万石，侧众5千石，大目付和町奉行都是5千石，小姓5百石。

但是好景不长，当旗本和御家人遭受财政问题创伤，最低“役高”就日益变得无谓。因此从1665年起，大番头们获得2千俵（袋装米）的公务经费“役料”用来维持部门支出。最终这项措施应用到几乎所有的幕府部门。常例是，大目付1千两金，勘定奉行7百两，目付5百两。更进一步的俸禄制度改革措施是吉宗时期出台的，对那些世袭家禄低于所任职务最低俸禄的人给予补偿，这就是所谓“足高制”。例如，一个领2千石俸禄的旗本，若是得以出任一个3千石的职位，在职期间就可以暂时多领1千石。虽然实际中这些计算非常繁复，但某种程度上令幕府官僚集团对出身下层的人才打开了大门。

在这样一个以血统的严重束缚为特色的体制里，具有潜力担当职责的人才如何得到认可，又如何从一群够格的人当中指定任官呢？这就要说到官僚集团依靠的另一个惯用办法，就是人员的小集体，“组”。每个侍在出任将军或大名麾下的具体职位之前，先被派往一个由相同家格出身之人构成的组里登记。作为该组的成员之一，他受到“组头”监督。组头是一组之首，负责引导组内成员从事业务，并向上级汇报组中可行的升迁。组头不同于政府和军队中的“大目付”这类监察官。这种把权力与地位分离的机制是为了让官僚集团中的人事更加公平。

最后，我们还应该记得的是幕府官僚集团中的许多职位往往由多人充任，这反映的是常见的措施——权力，或说职责的分化，以及责任共担。在侍奉将军或大名的工作中，特别在一些敏感职位上，两个甚至更多的人进入一个部门，通常还有一个按月轮值的原则。这项措施是为了防止某个人独揽大权，而多人任职也意味着某项重大决策必须是广纳众议做出的，无论是否为当值者。但另一方面，多人轮值还使得尚不紧要的议题往往被搁置，都指望于下任官员接手处置。官僚集团的这种秉性妨碍了其应对紧迫和关键的事情。譬如让大名留存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中，而保留这些保守政治集体又阻碍了武家政权迈向“近代”的一些萌生于江户时代的趋势。

注54：这种地位继承原则的实践详见于大名领地例如备前藩之中。参见Hall，《The Ikeda House and Its Retainers in Bizen（备前池田家及其家臣团）》，pp. 87-8。
注55：补充新人的工作在幕府和藩领中都开展得很好。至于后者的例子，参见John Whitney Hall，《The Nature of Traditional Society: Japan（传统社会的性格：日本）》，于Robert E. Ward和Dankwart A. Rustow编集，《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Turkey（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Princeton 普林斯顿，N. J. 新泽西州，Princeton University Expres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4），pp. 14-41。

翔鹤板载！

顺便说配图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