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华丽的,如何形容也不过分的三国,自然要推出的比较晚些.

魔力的三国考据文章:

“敢为天下先”的董卓

公元189年深秋入冬的那个深夜，大火在京都洛阳上空腾起，火光熊熊，烧红了天。

不远处的西郊，马蹄声如擂鼓，喷鼻白气环绕，剽悍的西凉骑兵宛如一条长蛇，在为首一员悍将率领下，迅速向火光冲天的京都游荡过来。随着愈发接近京师，悍将那充满兴奋和激动的脸被火光映的红里透亮。他就是董卓。汉末群雄之中率先杀入东汉王朝权力核心的一代枭霸，独揽朝纲，引起王朝崩溃大风暴的魁首。

董卓字仲颖，陕西郡临洮人，即今之甘肃岷县。两汉时是防御羌人的边陲重镇。那里山高水险，不宜农桑。汉羌杂居，百姓个个擅长骑马弯弓，武勇剽悍。董卓就是在这种环境和习俗下成长的雄略枭雄。

出身武官家庭的董卓有一身出类拔萃的武艺，史书记载他臂力过人，双手都能开弓，骑射百发百中，就连羌人也为之拜服。既有边塞人的粗犷豪勇，又兼汉族豪强地主的机心诡诈。年轻时游历羌中，倾心尽结羌豪，精通羌胡事，被众多羌胡视为豪侠好汉，很有威望。

东汉在西北和羌胡的常年战争，为董卓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董卓年轻从军，以才武出众，辟凉州兵马掾，担任刺史统兵作战的副贰。后被破羌名将段熲推荐，成为羽林郎。随中郎将张奂出征羌胡，以军功拜朗中，一路升迁，晋升郡国都尉、迁西域戊己校尉，后官至并州刺史、河东太守。“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威震西北。

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董卓素有骁名，被朝廷起为东中郎将，率部出击河北山东剿灭黄巾。作战并不顺利，不久因兵败而免职。但就在这年冬天，西北再度燃起烽火，数万羌胡铁骑入寇三辅，长安危急。董卓也因此东山再起，不出数月，他被朝廷重新起用，担任西北战场主将皇甫嵩的副手。羌胡联军的强大使官军毫无进展，皇甫嵩因此被解职，这使董卓的表现格外突出。公元185年11月，董卓在美阳大破羌胡，紧接着六军追击羌胡，其余五军皆一败涂地，惟独董卓全师而还。董卓一跃成为东汉王朝最耀眼的将星。

董卓明白朝廷想战胜羌胡就必须依赖自己，因此渐渐萌生异志，居功自傲。对新到任的战场总司令张温，他有意稽延军令，态度傲慢。张温尽管恼怒万分却对他无可奈何，讨伐羌胡联军的确万不能缺少董卓这位手握兵权、威震凉州的西北名将。这使朝廷的虚弱无能暴露无遗，董卓的政治野心也因此受到刺激，开始疯长起来。

公元188年，韩遂率10万羌胡再度东犯，包围重镇陈仓。朝廷拜董卓为前将军，命他与左将军皇甫嵩联兵讨伐。韩遂人多势众，而陈仓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可董卓却主张立即决战，要跟强敌死打硬拼，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也不会出此下策。皇甫嵩拒绝了董卓的意见，决定等待羌胡联军人困马乏，自行撤离时发起追击。而董卓又百般阻挠，竭力阻止朝廷官军追击羌胡。皇甫嵩再度拒绝董卓，最终大获全胜。此时的董卓，已经是行伍三十多年，身经百战的老将，而在陈仓之战前后的许多事都表明，此人雄韬武略可谓冠绝一时，但在如此重大军事问题上却犯下如此莫名其妙的错误，这不能不叫人怀疑他居心叵测。边陲悍将养敌纵敌以自重，借此机会培植自身势力的手法初见端倪。

朝廷对董卓私下的小动作也有所察觉。因此在陈仓之战没多久，一纸诏令就送到了董卓手里。晋升他为少府，让他将所辖的军队交给皇甫嵩，进京任职。这一手明升暗降剥夺兵权的把戏逃不过董卓的眼睛。

此时的董卓羽翼已丰。朝廷为了镇压羌胡叛乱，一直把他被安置在其土生土长，势力盘根错节的凉州，在长达数年的征讨过程中，使董卓得心应手培植了自身势力，逐渐拥有了以骁勇善战的羌胡骑兵为核心的完全属于他董卓个人的数万精锐。他已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上疏道：“得知臣要去京都担任少府的消息，所统辖的将士都牵马挽车，不让臣前行。又因为臣的部下大都是羌胡之兵，与臣情同手足，不可有一刻分离，倘若勉为其难，恐怕会生不测之变。”竟然悍然抗命，以“羌胡生变”来威胁朝廷，口吻中饱含对朝廷兵戎相见的杀机，拒不前往赴任。

面对气焰嚣张的董卓，朝廷的反击软弱无力。不久，又任命董卓为并州刺史，再次令他将所统辖的部队交给皇甫嵩，仍是明升暗降剥夺兵权。董卓立刻上书道，臣之兵惟独属臣个人，也惟独听臣一人之命令，完全可一同带到并州，没必要也绝无可能交给皇甫嵩！此时他更加不可一世，字里行间对朝廷赤裸裸的蔑视和挑战跃然纸上。

不仅不交兵权，他也不去并州赴任，而是率部屯驻司隶河东郡观望朝廷反应。朝廷委派来制约董卓的皇甫嵩对他的精兵悍将束手无策，惟有把董卓抗命和拥兵自重之事奏报朝廷，“使朝廷裁之”，实则是把朝廷踢过来的皮球又踢了回去。就连皇甫嵩这样重兵在握的大将也不敢把董卓怎样，朝廷空虚少兵，兼国家又四方动荡，还能对董卓怎么“裁之”呢？

就是这样，心怀异志而又毫无顾忌的董卓心安理得在河东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直到公元189年七月的一天，京师的信使飞奔至董卓帐前，带来了大将军何进打算诛灭宦官，要他率兵进京助威的消息。

董卓得知此事欣喜若狂，认定这是入京掌权的大好时机。于是率轻骑快马加鞭赶往洛阳。当他迅速挺进到黾池时，何进也对他产生疑虑，传令让他停止进军原地待命。董卓根本不予理会，他强行越过崤山，直到洛阳西郊才驻扎下来观望时局。此时正值深夜，突见洛阳方面燃起大火，东北方天空一片火红，他马上意识到京师有变，于是加速赶往洛阳。逼近京都时消息传来，何进已被张让等宦官杀死，袁绍等人率兵攻打皇宫，张让等人挟持小皇帝逃向洛阳北方的北邙山。董卓于是马上掉转锋芒向北，在黄河边迎到了小皇帝。

初来乍到的董卓虽然把握了皇帝，可局面并不乐观。

首先，董卓急于入京，甩脱大部队轻装前进，随同抵达的不过三千轻骑，而京师军队甚众：袁绍拥有西园八校尉的禁军指挥权；何进一死，大将军直辖兵在后将军袁术的手中；同样应诏而来的济北相鲍信募有一支山东兵，执金吾丁原的并州兵骁勇善战，麾下勇将吕布天下无双。这些力量加起来是董卓的好几倍，相形之下，董卓势单力孤，简直是除了手上有皇帝之外一无所有。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董卓将权术和谋略发挥到极点，玩出了一手漂亮之极的扮虎吃猪。

他略施小计，虚张声势，深更半夜将部众悄悄拉出军营，天明后再擂动战鼓，旌旗招展，浩浩荡荡拥进京师，造成援军抵达的假象。一连如此十好几次，朝野不辨虚实，都以为董卓兵马不可胜数。统率京师军队的袁绍袁术为假象所摄，不敢妄动，乃至于因废立皇帝之事开罪董卓后，他们因畏惧董卓，先后抛弃军队出逃关中，使董卓从容并吞了西园八校尉禁军和何进何苗的余部。此后董卓又收买吕布杀死丁原，兼并了并州军。至此，京城强敌全为董卓所败，他的兵力大为增强，成为朝中的惟一实力派。

其次，东汉的风气素重官宦高门，儒生名士，却轻视军人。董卓作为一个边地将领，跟袁绍这类世代公卿的高门根本没法比。而且何进已死，但何氏外戚发展了十多年，何进搜罗名士，已在朝野形成了不小的势力网。如今少帝仍在，何太后也可继续临朝，这样就可能促使何氏势力死灰复燃，成为朝官和名士团结起来的旗帜，阻挠董卓独揽朝政。

所以为更好控制局面，董卓决心废立天子，以陈留王刘协取代少帝。刘协也是灵帝之子，他的生母王美人被何后药杀，收养他的董太后亦死于何进、何后之手。有这两重关系，董卓自觉无论怎样处置何后与少帝，都不必担心引起刘协敌视。于是他以手中的军权，强行排除了袁绍、卢植等公卿士大夫的反对，废除少帝，拥立献帝，弑杀何后，除掉了独擅朝政的绊脚石，如愿以偿将大权牢牢把握在了手里。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董卓“敢为天下先”，为众多军阀树立起一个“好榜样”。第二年，讨董的军事联盟形成了，群雄混战，东汉名存实亡，轰轰烈烈的大乱世拉开了帷幕。

讨伐董战争始末

讨董战争历时1年零3个月，是汉末初期头一次规模庞大的战争。联军的总兵力大大超过董卓，又有像孙坚那样善战的名将，齐心协力，并不是没有希望获胜。但这些军阀真正兴趣在彼此兼并。因此尽管初期参加者风起云涌，起兵后便不战不和，打了一场半真半假的战争，最终虎头蛇尾，功败垂成。

董卓霸帝京

杀尽宦官的袁绍等人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就发现洛阳不是他们的，皇帝更不是他们的，所有这一切，都落入了狼一般凶狠狡诈的凉州枭雄董卓的手里。

董卓主政之后，也曾想团结这些官僚士大夫执政。他昭雪党人，或裹胁，或威逼，起用了包括王允、蔡邕、周毖、伍琼、郑泰、荀爽等一大批大儒名士，费尽心机笼络士大夫。但饱学的高门官僚是看不上董卓这等强忍寡义的武夫的，对他怀着强烈的排斥情绪。而董卓所作的一切更促使他们的冲突尖锐起来。

作为一个羌胡文化侵染的军阀，游牧民的野蛮性和掠夺性在董卓和他的军队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动辄以酷刑对待反对自己的公卿，搞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他下令将观看社戏的百姓尽情屠杀，男人割下头颅计军功，女人抓去做营妓；他的西凉军在京城四处烧杀抢掠，奸淫掳掠，就连宫中的侍女和公主也不能幸免。种种暴行使他很快就成了全天下的公敌。

八月间，董卓欲行废立，又恐众心不服，于是找来袁绍商议此事，却遭到袁绍一口回绝：“汉家君临天下四百年，恩泽深渥，兆民拥戴。皇帝并没有大的过失。阁下想废嫡立庶，恐怕众人不会同意。”董卓按剑叱袁绍道：“竖子敢尔！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你是觉得我董卓的刀不锋利吗！”袁绍勃然道：“天下健儿，难道惟独你董卓一人！”按佩刀，昂然而出，出奔冀州。

废立皇帝固然为董卓的专权铺平道路，可擅自废立有悖纲常，这就难免使群巨离心，天下汹汹。190年正月，袁绍振臂一呼，各地牧守群起相应，纷纷举兵，讨董战争正式开始。

董卓的战略

战争伊始，董卓处境窘迫异常。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自北威胁洛阳，其余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兗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俱屯酸枣，还有后将军袁术屯洛阳之南的鲁阳。各军阀拥兵数万，总数达到数十万之众，自北、东、南三面对董卓形成了巨大的包围圈。不仅如此，十余万黄巾余部起于白波山谷，进入河东，有卡断洛阳西路的态势。

董卓毕竟久经沙场。他积极防御，决心以关中的富庶和崤函的险要为后盾，扰乱并削弱联军后退守长安，以置联军包围于无用之地。于是组织朝廷及百姓迁都长安。关东富饶，然牧守起兵，财税不输朝廷。为摆脱财政困难，董卓滥捕洛阳豪富抄没家财，死者不可计算。董卓倒行逆施，在政治上更为孤立，在人们心目中已沦为彻头彻尾的国贼。

三月，献帝抵达长安，董卓将朝廷委于司徒王允，自己则在洛阳作迎战准备。

他部署洛阳外围防御，北守黄河孟律、小平津；东守荥阳、轘辕关、太谷关；南守广成关、伊阙关，构成三面环形防线，依托险要，阻止联军进攻。

又作好一旦洛阳不守后放弃的准备，在洛阳大规模清野，抢掠财富，火烧宫廷民宅，把一片白地留给联军。还令吕布大肆发掘两汉皇陵、公卿家墓，盗取宝物。

为了打击联军在朝廷内的势力，董卓以联军反对废立，毒杀了废帝刘辩。杀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又尽屠袁氏在京家眷，连婴儿也不放过。

洛阳包围战

联军以东线驻酸枣的部队最多，达10万之众，但众将畏惧董卓，无人敢捋虎须。惟曹操主张立即进攻道：“我等举义兵，是为诛除暴乱，大军集结，诸位还迟疑什么？如果董卓假借朝廷威望，依托洛阳险要，向东出兵号令天下，那倒是不小的麻烦，此贼焚烧宫廷，劫持天子，海内震动，这是天亡董卓，一战天下安定，不可丧失时机！”只是他人微言轻，无人听从。迫不得已，曹操孤军独进，在荥阳同董卓部头号悍将徐荣血战一天，以寡敌众，交战不利，身中流箭，趁夜色逃走。徐荣出兵，原企图进袭联军老巢酸枣，见曹操兵少犹能如此激战一整天，料想酸枣不易进攻，也率军退去。

曹操回到酸枣，见诸将整日宴饮高会不思进取，怒斥他们畏缩不前，并再度出谋划策，只是张邈等人仍不能采纳。曹操失望之极，重新拉起队伍到联军北线的河内投奔袁绍。没过多久，酸枣粮食吃完，又因兖州刺史刘岱与东郡太守桥瑁互相厌恶，刘岱杀了桥瑁，联军东线遂土崩瓦解，诸将做鸟兽散。

见形势有利于己，董卓进一步从政治上瓦解联军，派朝臣韩融、阴修、胡母班等携带诏书，分头安抚诸将。袁绍、袁术杀阴修、胡母班，董卓的政治攻势被阻挠。

洛阳北线的战事亦同时开始，河内太守王匡企图渡过黄河进攻洛阳。董卓为进一步打击联军斗志，以疑兵佯渡平阴渡，亲率精兵秘密从小平津北岸绕击王匡侧后，在渡口北岸大破王匡，王匡全军覆没。

至此，联军东线不战瓦解，北线惨败，惟有南线孙坚赤诚为国，执着向前。

虎臣的独进

191年正月，联军盟主袁绍在军事失利后，打算用政治来夺取主动，于是以献帝年幼，受制于董卓，不知是否还在人世为理由，企图推举宗室刘虞为帝，以此与董卓相抗衡。这是袁绍的私心，想用新朝廷把关东诸将团结在自己周围。可联军讨伐董卓是以反对董卓废立为由，如果自己也擅自废立，又有什么立场讨伐董卓呢？况且董卓废立的好歹都是汉灵帝正嫡子孙，袁绍立刘虞则是废亲立疏，走的比董卓还远，无疑是自毁政治旗帜。故遭到曹操、刘虞等人的坚决抵制，曹操道，你们向北面刘虞称臣，我自向西尊奉献帝。刘虞则直斥此为“逆谋”。袁绍不得不放弃此念。

与此同时，洛阳南线的战斗愈发激烈。孙坚被徐荣打败，孙坚突围走小路逃脱。但他毫不气馁，收拾残兵屯聚阳人，董卓派中郎将胡轸率5000人来攻，遭孙坚迎头痛击，取得阳人大捷。孙坚大破胡轸，击斩都督华雄，取得讨董以来联军的首次胜利。

阳人大捷引起交战双方的强烈反响。联军内部，大捷遭人嫉妒。袁术不欲孙坚独得大功，竟不供军粮。孙坚连夜疾驰百里见袁术，用刀划地道：“孙坚不顾安危，上为国讨贼，下为将军报家门血仇。我与董卓并无杀害骨肉的私怨，而将军却听信谗言猜疑孙坚，这是什么道理！”袁术辞窘，才重新调发军粮。

董卓方面，董卓原与孙坚在西北战场是同僚，深惧其军事才能。于是派李傕向孙提亲，并道孙坚只管为子侄开名单，刺史、太守随意挑选，朝廷无不从其意。孙坚严辞拒绝，大骂道：“董卓逆天无道，不夷你三族，悬头以示四海，我死不瞑目，哪有跟国贼和亲的道理！”继续进兵，与董卓在诸皇陵大战，董卓败退渑池，孙坚进击洛阳，大破吕布，占领帝都，取得了联军第二次大捷。

孙坚继续紧逼，攻势犀利无比，董卓也为之胆寒，对左右道：“联军鼠辈，不足为惧，劲敌惟有孙坚，只可惜他追随袁家诸小儿，终是个死而已。”于是留部属分别把守要道，自己引兵向西开往长安。

孙坚本欲继续进发，不想此时后方又乱。初，袁术表孙坚行破虏将军兼豫州刺史，袁绍、袁术相互敌视，袁绍遂趁孙坚进攻董卓未归，以周昂为豫州刺史取代之，还命其袭孙坚后路阳城。孙坚无奈，只有回军，愤而长叹：“同举义兵以救社稷，眼见逆贼垂破，不想一个个都这样，我还能跟谁齐心奋斗呢！”

四月，董卓回到长安。此时讨伐军和董卓军已实际脱离接触，讨董战争就这样悄悄结束。

虽未能从董卓手中夺回朝廷，但联军众将的目的达到了：他们遏止了董卓独霸大权，把董卓和朝廷逼入关中一角，使关东广大地区成了他们的天下。接下来的问题只是通过兼并混战，如何分配关东地盘。

只有曹操和孙坚在北方仍没有地盘，他们在战争中以恢复汉朝统一为目标，积极奋战。英雄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展现了出众的胆略和勇气。

后记的三个问题

1、徐荣在李郭起兵时候为何帮助王允平叛?徐荣在董卓被杀后向王允投降了。

董卓麾下的西凉军五员重将，在他死后群龙无首，徐荣、段煨、胡轸投降朝廷，牛辅、董越不肯投降。牛辅是董卓女婿，以疑心杀董越，又害怕军队兵变，抛弃部队逃亡，被随从所杀。至于后来攻陷长安的李傕、郭汜、张济、贾诩，当时俱是牛辅麾下校尉。

2、孙坚斩杀华雄之地或作阳人聚,不知其究?

阳人，就是阳人聚，还叫阳人城。聚，是个单位，比县稍小，又比里要大些。

3、鲍信官位问题，的确是我没深究，搞错了。他征兵时应是骑都尉鲍丹的儿子，讨伐董卓时是行破虏将军，担任济北相是后来的事。

在邓艾的传记里，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就是那个兵粮计算奏章：

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於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

不过如果按照这个奏章推算下来，有个老大的疑点：

三千万斛（石）谷，是十万之众五年食，那平均一人一年要吃60石，按照粟的出米率60%计算，也就是1人年消费粟米36石……这个……1石按30公斤计，年消费粮食1080公斤，猪也吃不了这许多……

可是，如果邓艾的数据是错误的，那么司马懿的“善之，事皆施行”就很没有道理了。

但追究其中缘由，可以从《齐民要术》和《汜胜之书》里找到。

《齐民要术》和《汜胜之书》这两部农业著作里，都提到了一种杂草，就是稗子。

《汜胜之书》中是这样记载的：“稗既堪水旱，种无不熟之时，又特滋茂盛，易生芜秽。良田亩得二三十斛。宜种之备凶年。稗中有米，熟时捣取米炊食之。不减粱米；又可酿作酒。”

就是说，这种杂草，不管饥荒水旱灾害，从来没有不成熟的时候，而且特别容易生长，又是多年草本植物，不必播种，来年照旧。这种杂草也结穗，良田一亩可得二三十斛稗谷。打谷之后，稗谷中的稗米可以炊食，还可以酿酒。

而在《齐民要术》里，却有一条关于魏国屯田的记载：“魏武使典农种之，顷收二千斛，斛得米三四斗。”

典农就是民屯官。曹操的民屯种稗，一顷收二千斛，一斛得米三四斗。一顷田就是一百亩，这么算下来，一亩收稗谷二十斛，跟汜胜之的收成数字一样。不过稗谷和粟谷比起来，出米率很低，一斛不过出米30%～40%

就按35%计算，这么折合下来，曹操的民屯一亩可得稗米7斛。而三国时期的普通田亩收粟谷四斛，良田收粟谷一钟也就是六斛四斗。按照60%的出米率计算，普通田亩产粟米2.4石，良田亩产粟米3.85石。

可见，曹操屯田，没有种粟，转而种植这种垃圾杂草，收获倒是颇见成效呢。这种杂草和粟米比起来，虽然可能味道差了很多，但是旱涝保收，打理容易，倒是乱世屯田，急剧增加储粮的上好选择。

这里话再说回到邓艾身上。想要说的是，邓艾那三千万斛，很可能指的也是稗谷。

当然了，邓艾在奏章上没有说明到底提倡的作物是什么。可是如果曹魏先前的确是屯田种稗，那么当时的司马懿等军系人物默认的屯田作物，就有可能是稗。邓艾也就完全没必要特地在奏章指明是种稗，好比咱们在中国一说多少元钱，不必特地声明是人民币一样。

那么按照奏章计算下来的结果，一年一人消费60石的稗谷，按照35%的出米率计算，也就是21石。这和葛剑雄的人均消费18石相差不远。

葛剑雄的人均消费18石，其实是按照东汉开国时，严尤以士兵人均每日口粮六升乘以三百天得来年约数消费的结论。那么如果我们计算更加严格和精确一些，以三百六十天计算，则正好就是21石。

当然了，归根结底，这只是一种猜想。因为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邓艾说的积谷一定就是稗谷。

（QQ上与王题聊天，无意中说起，于是查阅资料，遂撰此文）

其他:

稗子也是精饲料.

记得看到《齐民要术》这记载的时候，觉得曹操这人是有歪招邪点子，起码手下有这样儿的强人。

就以稗子能吃来说，除了《汜胜之书》这将种子拌大粪后种植可以增产的BT农业书籍，哪儿也没记载。而那些正经五经学出来的人，又有谁会看这种书呢？ 另外，很多人以许下屯田年收几百万斛质疑曹操在官渡时的粮食紧张。如果以稗谷来计算，以35%的低出米率，几百万斛稗谷打出来的粮食也的确不多。

在某论坛看到有人提出的问题（以下直接引用原文）：“陈寿写三国志在行政区划上以何为参照物？

我看曹操传写：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看许楮传：许楮字仲康，谯国谯人也，看邓艾传时：等爱字士载，义阳棘阳人也。问题出在哪呢？东汉时期（永和五年）谯县在沛国，三国时期（景元三年）谯县在谯国，西晋时期（太康二年）设立义阳郡，而三国时期棘阳县属于南阳郡。谯国是三国时设立的。那么陈寿写传记时写的籍贯或出生地，是陈寿当时即晋朝的行政划分还是三国时期的行政划分，或是人物出生或籍贯当时的行政划分呢？从这里看，都有的。众所周知，曹操，许楮，邓艾，都是东汉末年出生的，而陈氏所采用的区域划分时段却不一样。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况且这三人都出自《魏志》，是陈寿的疏忽？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

本来想学学历史区域地理，看三国志我却越发糊涂了。望哪位前辈指明方向。”

我亦不知，故特此求助于诸位史学达人。拜谢。

答复:

曹操是汉末人，而且到死一直以汉臣自居，所以传中用汉时地名“沛国”应不难理解。而相应《三国志》中诸曹夏侯的籍贯亦是“沛国谯”。

建安末年，由沛国分出谯郡，为晋时沿用，许褚是魏臣，其传中用魏晋时地名应该是显示后来的晋继魏的正统。大致上只能这样理解，然则还存有疑问，因为活动时间在许褚之后的桓范，《魏略》记为“沛国龙亢人”，然而龙亢应已在魏明帝年间分入谯郡（国），故依许褚之例，桓范应称为谯国龙亢人，事实却非如此。这样的矛盾确实无法解释，勉强一点说，大概是因为许褚是谯县本地人，故要强调一下“谯国谯”，而龙亢非谯县本乡那样与魏晋统治者关系密切，而且是后来由沛国分进谯国的，所以史家马虎一点写成了“沛国龙亢”。

邓艾的义阳棘阳，相关的《三国志·蜀书》还有“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汉书》、《史记》皆有棘阳县，义阳郡却是晋武帝太康年间所置。邓艾在晋初功过难定，来敏魏延都是蜀臣，这三人可以说皆为敏感人物，故陈寿为这些人立传时都是用晋制以尊晋之正统。这似乎也是晋前后著史一个不成文的定俗，《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纪》中亦有“沮授，广平人”，这里的“广平”依当时记史之通例，应是指广平郡，沮授活动时间是汉末，而广平郡却是魏时所置，这也应该是当时的史家尊魏晋正统之举。

答复:

三国政区至為复杂 而承祚由蜀入魏入晋 所据材料杂沓芜杂 裴松之为之补注条引诸书 可见一斑 然欲攻此段之政区沿革 舍之莫由 较之两晋史实之晦暗 已大胜

某实在浅陋 然治三国政区率有小得 今仅录沛国 谯郡 义阳 三郡之沿革 以备通人之检

简称说明：

陈寿《三国志◎魏志》：《魏志》

班固《汉书◎地理志》：《汉志》

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续汉志》

沈约《宋书◎州郡志》：《宋志》

房玄龄《晋书◎地理志》：《晋志》

魏收《魏书◎地形志》：《后魏志》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元和志》

乐史《太平寰宇记》：《寰宇记》

吴增仅《三国郡县表》：吴氏《表》

吴增仅《<三国郡县表>考证》：吴氏《考证》

杨守敬《<三国郡县表>补正》：杨氏《补正》

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洪氏《补志》

谢锺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谢氏《补注》

金兆丰《校补三国疆域志》：金氏《校补》

卢弼《三国志集解》：卢氏《集解》

赵一清《三国志注补》：赵氏《注补》

司马光《资治通鉴》：《通鉴》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钱氏《考异》

沛国，治沛，领县十四，景初二年割十县属谯郡，彭城国广戚县来属，领县五。

按：《续汉志》、《晋志》均作沛国，吴氏《表◎卷一》据《魏志》司马芝本传，以为汉末已改沛国为沛郡，其又据《魏志》甄城王曹林改封沛国事，以为太和六年沛郡又复为国，是也，从之；洪氏《补志》以为沛景初元年作国，误甚。《续汉志》沛国原领二十一县，《晋志》惟领九县，变化复杂，据《魏志◎卷三》“（景初二年）分沛国萧、相、竹邑、符离、蕲、铚、龙亢、山桑、洨、虹十县为汝阴郡，宋县、陈郡苦县皆属谯郡；以沛、柕秋、公丘，彭城丰国、广戚并五县，为沛王国”，汝阴郡考证中已说明引文中“为汝阴郡”乃衍文。钱氏《考异◎卷十五》以为“丰本属沛，今系彭城之下，恐误”；谢氏《补注》以为丰魏初移属彭城后，于此时又复属沛，故志文不误，然不出考证，显为牵强；卢氏《集解》以为“丰”当在“彭城”前，因其时“彭城”为王国，“丰”为王国实在嘉平六年此时不应称“丰国”，故其时丰县仍属沛国，是乃灼见，从之，卢氏又以为此处列举沛国十四县，乃其时沛国未割前所余领县之总数，亦为合理，姑从之。

谯郡，治谯，领县三，景初二年沛国十县，陈郡苦县来属，领县十四。

按：《晋志》魏武分沛立谯郡，《宋志》引《何志》言“（谯郡）故属沛，魏明帝立”，沈约据王粲诗“既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以为“（王）粲是建安中亡，（谯郡）非明帝时立明矣”驳之，是也，吴氏《考证◎卷一》又据《魏志》推论王粲作此诗时当为建安二十一年，今查《文选》此诗乃王粲《从军行》第五首，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亦将之系于建安二十一年，吴氏、陆氏推断皆然，《水经注◎卷三十》载“魏黄初中，文帝以酇、城父、山桑、铚置谯郡”，显误；吴氏又据《后汉书◎百官志》所引《献帝起居注》所载建安十八年豫州诸郡不领谯郡，以为谯郡乃建安十八年夏五月魏国既建后所置，姑从之。《元和志◎卷七》河南道亳州条“黄初元年，以先人旧郡，又立为谯国，与长安、许昌、邺、洛阳，号为五都”，是黄初元年改谯郡为谯国也，又据《魏志◎卷三》景初二年分沛国萧等十县“皆属谯郡”，则至迟在景初二年，谯国又复改为谯郡。

义阳郡，治安昌，领县七。

按：《续汉志》无此郡，据《宋志》：“义阳太守，魏文帝立，后省，晋武帝又立”，又《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二》安州信阳郡条“《魏志》：‘（魏）文帝分南阳立义阳郡，居安昌城，领安昌、平林、平氏、义阳、平春五縣”，则义阳郡魏文帝时置，且治安昌，领安昌、平林、平氏、义阳、平春五县；又据《魏志◎卷二十》：“（曹据）三年为章陵王，七年徙封义阳”，则义阳郡当置于黄初三年前，又据《水经注◎卷二十八》：“（安昌县）汉元帝以长沙卑湿，分白水、上唐二乡为舂陵县，光武即帝位改为章陵县，置圆庙焉，魏黄初二年更从今名，故义阳郡治也”，章陵县改名安昌县后，章陵郡不久即废，据《魏志》黄初三年仍有章陵郡，则章陵郡之废亦当在此年，章陵郡废后安昌县归属南阳郡，旋又割属义阳郡为义阳郡郡治，故有《寰宇记》“分南阳立义阳郡”之说，故义阳郡当置于黄初三年；谢氏《补注》据《魏志》以为安昌县不得早于义阳郡先有，故《水经注》安昌县黄初二年改名为误，吴氏《考证◎卷三》亦同之，且以为《水经注》“黄初二年”当作“黄初三年”，谢氏、吴氏皆不知黄初五年前凡为王者，皆以郡为王，曹据三年为章陵王，则为章陵郡之王，非章陵县之王，章陵郡所领之章陵县改名为安昌县，于郡名无涉，故章陵县黄初二年改名安昌县与黄初三年仍有章陵郡根本没有矛盾，谢氏、吴氏并误；据吴氏《考证◎卷三》据《魏志》明帝纪、齐王芳纪与《左传》杜预注以为义阳郡当废于正始元年，是也，从之；又《魏志◎卷三》：“景初元年……分襄阳郡之鄀、叶县属义阳郡”，则叶县景初元年后似属义阳郡，据《水经注◎卷三十一》、《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图组》叶县乃在舞阴县北，与襄阳郡间隔遥远，杨氏《补正》据此以为不当远属义阳郡，是也，又《续汉志》、《晋志》均属南阳郡，故《魏志》此文有误，吴氏《表◎卷三》据此将之列入义阳郡而不考叶县地望，实误。

答:安作璋《简明中国历代官制辞典》【襄办】条：

官名。清末曾于陆军部置襄办一人，与会办、提调协总理亲王理部事。（高凤林）

陈寿索米小考

by:那物体

做为三国历史的权威史学著作，陈寿的《三国志》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在中国正史中地位卓然。因此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里说“寿书诠述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实在不是溢美之词。 　　 　　 陈寿的史学才能，为世所公论，但是其人的人品道德——或者说“史德”——却在后世屡遭议论。而这种议论的最初源头，则是来自晋书的〈陈寿传〉。 　　 　　 〈晋书·陈寿传〉中说了两件事：“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如果这两件事真的成立的话，那么陈寿的人品之低下，可见一斑。但是，这两件事究竟是真是伪，却大有疑问。 　　 　　 首先，这个“或云”二字就用的很含糊，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据说”，本身态度就模棱两可。〈晋书〉是唐代房玄龄主修，唐代去晋已经有四百多年，期间是中国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关于魏末晋初的史料，可以说散佚极多，很多史事多是孤证。在这种缺乏充足材料的情况下，都会于其事前标记“或云”以表明这条材料的可靠程度不高。，或者无法详证。比如〈晋书·地理志〉“济南郡汉置。统县五，户五千。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将家于济河北，故改为济岷郡。而《太康地理志》无此郡名，未之详。”就是一例。 　　 　　陈寿这两件事，房玄龄不曾标注引自哪一种材料，而只写了“或云”二字。换句话说，晋书的修撰者自己对这两件事的真伪程度心里也没底；从最原始的记载开始，这两件事就是缺乏史料援征的孤证。 　　 　　 “陈寿贬诸葛”一事，牵涉很广，单拉出来做一个专题也不为过，而且前人论述很多，这里便不赘言，只考证一下“陈寿索米”一事的真实性。 　　 　　 考丁仪、丁廙都是魏国人，无传，他们的事迹散见于裴注〈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丁仪丁廙都是沛郡人，父亲丁冲跟曹操关系相当不错，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略决策中以起了相当的作用，后来被封为司隶校尉，酒醉病死。曹操因为丁冲的功绩，就打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丁仪，于是向当时为五官将的曹丕咨询意见，曹丕说丁仪眼睛不好，嫁去他家里恐怕女方会不愿意，不如嫁给夏候楙，于是曹操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曹操提拔丁仪为掾属，对他的才干很赞赏，说这真是“好士”，就算是瞎子也应该嫁给他，我儿子耽误我呀。结果因为这件事，丁仪对曹丕大为不满，和弟弟丁廙两个人遂投靠曹丕的政敌曹植麾下，和杨修一起试图劝说让曹操改立曹植为太子。这两个人在辅佐曹植入嗣一事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丁仪丁廙两兄虽然颇有名望，但是人品不佳，睚呲必报，好象法正一样。自从受曹操宠信后就露出小人嘴脸，对于跟自己不合之人极力陷害，徐奕、崔琰、毛玠、何夔等人都先后受到丁仪的迫害，有的被免职，有的被诛杀。时论都说丁仪是“怀奸佞之心”、“奸以事君”。 　　 　　后来曹植和曹丕争嗣，曹植失败。曹丕继位后，把曹植发配出去严加禁锢，对曹植的幕僚也都怀恨在心。后来他终于找了个借口，将丁仪丁廙和一家男子全部杀掉了。 　　 　　从这些零散史料中整理出的二人事迹里可以看出，这两个人不过是曹魏宫廷政治斗争中的两个小角色，政治上的影响力并不大，也不曾起到过什么关键作用；而就文才而言，两个人虽是被曹操、曹植赞赏，其才也没超越“建安七子”。 　　 　　查〈三国志〉，以文士入列传的，一共只有五个人；“建安七子”里只有王桀得以单列一传。以徐干、阮瑀、应玚的名望，尚且都只能附在王桀传后，丁仪、丁廙两兄弟又算得了什么？ 　　 　　〈三国志〉能入列传者，基本上分为三类：一是政治上的有较大影响的，比如名臣大将、能吏贰臣等；一类是文化上比较有名的文人；一类是风评清议甚佳的名士隐者；还有一类是杂项，包括方技外夷等等。无论是从政治上、文名上甚至人品上考虑，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值得单列传记的资格。用潘眉在《三国志考证》的一句话说就是：“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不得立传明矣”。 　　 　　也就是说，丁仪、丁廙不入〈三国志〉，实在是平常不过的事情，这件事不能证明是陈寿故意贬压他二人的。如果他二人入了列传，倒真要怀疑一下陈寿是不是收了他们的米呢。 　　 　　另外值得考究的是，曹丕即曹操的位是在建安25年，也就是公元220年。那么他诛杀丁仪、丁廙一族不会迟于221年，而且是“灭其男口”。而陈寿写〈三国志〉，则是晋代了魏，公元265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么“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这句记载就非常可疑了，如果是丁家男口尽灭的话，那么究竟陈寿能向谁索要的贿赂？ 　　　另，按〈晋书·职官志〉，“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也就是说公侯级别的每日才有五斛的俸禄。陈寿一开口就要了千斛，想当于要了三公半年多的口粮。这个事实也挺有意思，如果不是陈寿穷疯了的话，就是编造这个谣言的人连草稿都不打，直接说出个大数目来吓唬人。 　　 　　不过这些事已经无法考证，所以只能根据史料前后记载的矛盾提出这个疑问，姑存疑。 　　 　　简而言之，“陈寿索米”这件事疑点很多，仔细推敲来看，在逻辑上发生的可能性很小，更可能只是谣言或者误传，不能据此无法证实之说来指斥陈寿的人品如何。 　　 　　 　　 后补：虽然没什么事实根据，不过我觉得，这个说法的源头很可能就出在丁仪的儿子身上。他儿子——假设确实有儿子幸存下来活到晋代——闻知陈寿在写〈三国志〉，就想恳求他将自己父亲叔父写进去。陈寿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于是他恼羞成怒，便出去四处散布谣言说陈寿朝他索要贿赂云云，后来被哪个闲人听到，写进笔记、方志或者文章里，流传到唐代被房玄龄看到，便当史实写下来了。从逻辑上来说，这个猜想的可能性更高一些呢。

你可以反推算，一年一人消费粮食大约360KG，因为人吃多少粮食古今是固定的。又根据邓艾表推算3000万斛是十万人五年食，一人一年食60斛稻谷。当时的出谷率是45%——60%，则大约在27——36斛之间。则一斛当合现在的8——10KG，也有说25市斤的。这个估计因为是密度不一样，出谷率的差异，而且也有满斗平斗的区别，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非要把斛换算成精确的重量单位，大约我们只好去问当时的农民了。

稗子的高产是相对的。根据当代和现代的一些记载，稗子只是救命糊口的东西，非常难吃，只有耕作不发达的少数民族与灾荒年间的人才食用。你所说的“稗子的话、确实有种植用来食用的品种、现在的亩产大概三四百公斤、换算成东汉大亩大概两百多公斤”若以上面1斛=8-10KG来算，符合一亩20斛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