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河北涿鹿县在搞什么“三祖文化”，把蚩尤、黄帝、炎帝摆一块。
里面涉及到“合符釜山”的话题。论者将“合符釜山”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探讨，进行所谓的考证，去寻找“釜山”的所在地。
我提出的看法就是，“合符釜山”仅仅是《史记》里的说法，“釜”这个字本来出来就比较晚。先秦怎么说还不一定呢。

嗯，我在列举殷墟之外的甲骨文时刻意把周原卜骨给排出在外了。周原卜骨量还是不少的。
我认为讨论者应该知道周原卜骨这档子事儿。郑州和大辛庄这个可能相对偏一点，所以列举一下。

泪，这回站在大意一边了。

翻阅资料，这个资料不是说探索发现之类的电视节目，探索发现要的是奇诡和轰动以及八卦，至于说是否符合真实，他们不管的……
老实说，解释起来很麻烦，不过我觉得对这个不感兴趣的人不必解释，感兴趣的人如果只停留在探索发现的层次上，也似乎没有解释的必要了吧……

您还是真不清楚啥叫举例呀，我举例说明一二三，你就一定要问三在哪儿么？

好吧，现在知道你32楼的重复是回复我30楼的了，我就是这个意思，要有的放矢，尤其这种讨论贴，特别容易各说各话，最好先点要回复帖子下面的“引用”，而不是直接回帖，容易被隔楼（这回说得够清楚了吧）。

最后，关于甲骨发现的问题，我给你列出可看的书了呀，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语在33楼，您没有看见么？我手头没有电子版，懒得抄书，拜托您自己去找来看，可好？

《殷墟卜辞综述》上关于甲骨文发现大概内容是，药店里卖的龙骨一般是碾成细粉，即使成块卖的也基本上是刮去字的。而甲骨文早在王懿荣之前已经有商人看出其价值，囤积居奇。王懿荣主要还是通过那些商人获取甲骨的。
那么王懿荣去药店发现甲骨文的说法基本上就站不住脚了。
《探索发现》不过是为了使节目带有一定故事性，所以采用了传说的说法吸引普通观众。真正进行讨论还是要看相关学术资料是怎么说的。

关于甲骨文谁发现目前还有争议 比如LS所提供的资料中的药店里卖的龙骨一般是碾成细粉，即使成块卖的也基本上是刮去字的。这点早就有学者解答过了 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另外这个跟有没商人比他发现的早没关系吧 发现和研究不能同日而语吧 按这么说那为什么学术上还把王懿荣称作甲骨文之父？为什么不去把那些囤积的商人称作甲骨文之父？按这么理论下去 比那些商人发现还要早的人也大有人在了

夏文化（有人可能对夏代有疑问，用夏文化代替）的遗物有很多，上面也有符号，但是那些符号和甲骨文看上去联系不大，所以暂时扯不清。

个人感觉，甲骨文能够留下来是个异数，因为当时文字大多写或刻在竹木上，肯定无法留存，商人习惯祭祀结束后在甲骨上做点记录，所以才在数千年后终被发现。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了，商以前肯定会有文字，但不管是不是夏朝，可能他们没有在甲骨上刻字的习惯，也没有在陶器上写太多字的习惯，更不大铸造青铜器，并在其上铸字，于是乎，留下来的就只有陶器上几个简单的符号，算不算文字，谁都不敢断言。

中国将文字刻在石头上的习俗比其他文明来得要晚，商代时期石刻文字也是十分零碎。更早的石刻文字几乎没有。所以中华文明失去一个重要的载体。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简陋地要命，连个花纹都没有，更不要说文字了。

前段时间写了个笔记性质的帖子，先贴一部分，如果诸位有兴趣我可以单独开贴，以后看情况继续写：

前言
从上古至西周各个时期的具体年代模糊难定，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只能将有殷墟甲骨文发现的盘庚时代之后进行较为细致的年代研究，对于更早的历史，只能大致根据 地层和遗物的文化类型归属来搭建年代架构，无法进行细致划分。中国文献中所记录的上古人物依然是处于历史迷雾之中。笔者认为，在考古难以证明的历史人物不 能轻易判别真伪和生活年代，还是应该从基础的文献梳理入手，明晰这些上古人物在文献中的流传和演变的脉络，对于我们理解先秦历史有一定帮助。
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只不过《古史辩》还担负着推翻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观念构成的旧的古史系统，带有 明显的时代和政治烙印。随后顾颉刚先生的弟子刘起釪先生所著《古史续辩》中也对上古人物在文献中的记载进行了类似的梳理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具有价 值的历史文献陆续出土，使我们有机会对上古历史人物在文献中的记载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于是笔者打算尝试用个人的方式对大家耳熟能详和不太熟悉的上古历史 人物进行一些梳理，希望能给大家更新上古历史认识带来一定的帮助。

黄帝
从青铜器的角度来说，“黄帝”一词最早出现在陈侯因资敦上。其铭文如下：“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资曰：皇考武桓公龚哉大谟，克成其烈，因资扬皇考邵统，高 祖黄啻（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诸侯贡献吉金，用乍（作）考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万世子子孙孙，永为典尚。”此物的铸造者是 齐威王田因齐，其在位年代根据考证为公元前356年-前320年。
按照《左传》等先秦历史文献的说法，田因齐的祖上出自陈国，而陈国妫姓，往往只追述到舜或者是虞幕（这个以后会进行梳理）。整个先秦时代公开将黄帝奉为自 己的先祖，就目前所见资料，仅此一家。那么后世就自然而然地将舜作为黄帝的后代列入谱系之中（却忽略了虞幕的存在）。
黄帝写作黄啻，这一点和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写法一致：
同人曰昔考（者）黄啻与炎啻战◇182 ◇＝咸＝占之曰果哉而有吝□◇189
《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云：“昔黄帝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曰：果哉而有咎。”《汉艺文志考》引云：“黄帝将战，筮于巫咸”，罗苹《路史 注》引云：“昔黄神与炎帝战于涿鹿”。《路史?前纪三》、《后纪四》有类似引文。
将竹简比对传世文献可复原此条内容如下：
同人曰：昔者黄啻（帝）与炎啻(帝)战[涿鹿之野，将战，而枚占巫]咸。[巫]咸占之曰：果哉而有吝（咎）。
王家台秦简的时代大概是战国末年，可能要比陈侯因资敦要晚一些。
秦简《归藏 同人》里的这段卦辞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巫咸一般文献中都以其为商朝人，《尚书 君奭》言其为商王大戊时的人物。与黄帝、炎帝并列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纵观秦简《归藏》这个现象不是偶然孤立的，那么可见这个卦辞应该是后人根据某些原 则拟定的，并不是按照历史的真实情况记录。
二、《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这一记录表明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被收入占辞中已经是很早的事情。若依 《左传》则早于鲁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
关于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的问题，暂时先放到后面再说。下面来看看《国语》中数条涉及“黄帝”的文字资料。
《国语 鲁语上》中，记述了展禽（柳下惠）劝说臧文仲不要祭祀海鸟爰居的一大段话。这段话的讲述时间依《左传》文公二年孔子批评臧文仲“祀爰居”的时间为基点，当 在公元前625年之前。
展禽这段话里基本上概括了上古时代的一些重要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
这里先仅说说黄帝部分。里面提到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
《礼记 祭法》中有一段类似的文字：“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
两段文字内容存在不小的差异，具体探讨内容放在分析相关人物之时讨论。就有虞氏与夏后氏“禘黄帝”而言，两者存在高度统一性。
前面提到，陈侯因资敦奉黄帝为高祖，而有虞氏禘黄帝，两者资料来源不同，一个是齐国的礼器，一个是鲁国的史料，却能相互印证。那么后世便获得了将黄帝和有 虞氏、舜、陈国、田齐联系起来有利证据。顺带还找到了夏后氏和黄帝之间存在的联系。那么将黄帝与有虞氏、有夏氏之间的联系推进到公元前625年之前应该不 是什么问题。
但是展禽的这段话是否能真实地反映出所谓有虞氏和夏后氏时代的祭祀规则，这一点还是存在不小的疑问的。前面我们还提到，陈侯因资敦与秦简《归藏》中黄帝的 帝都写作“啻”。“啻”在金文中亦有出现：
康王期《小盂鼎》：“王格周庙，啻文王、武王、成王。”
穆王期《鲜簋》：隹（唯）王卅又亖（四）祀，唯五月既望戊午，王才（在）[艹弅]京，啻于邵王，鲜蔑厤，祼，王 祼玉三品、贝廿朋，对王休，用乍（作），子孙其永宝。
夷王期《大簋》铭：“唯六月初吉丁巳，王在奠（鄭），蔑大历。易（赐）芻（犓）牛騂犅，曰：“用啻于乃考”。
这里的“啻”通“禘”，是祭祀的一种。由此可知，黄帝之帝（啻）和祭祀他的禘之间是有联系的。但是西周青铜器中的啻（禘）祭呈现出的内涵与展禽的描述不 同。西周的啻（禘）祭所祭祀的对象都是祭祀者关系较近的直系长辈。而展禽描述下的禘祭祀的则是一个家族的始祖。
如何造成这种差异？笔者认为有一个客观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春秋以来的礼崩乐坏，对于西周时期的祭祀规则已经模糊，展禽虽然是贤者，也不能保证其所讲述的 上古祭祀规则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那么对于黄帝话题的存在，可以从战国向前追溯到春秋，但是想推进到西周时代则出现不小的阻碍。笔者在后面还要通过其他资 料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下面要说的是《国语》中另一段关于“黄帝”的文字，是比较有名，也比较难理解的部分。
《国语 晋语四》中说了那么个事儿：秦穆公要把之前许配给晋怀公的秦国公主怀嬴嫁给晋文公（为晋怀公之伯父）。晋文公觉得很没面子，打算将怀嬴推辞掉。他的臣下胥 臣（臼季、司空季子）则说了一大段话开导晋文公，其中涉及“黄帝”的部分如下：
“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 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 难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这段话可以说是难倒了一大批学者，因为具体如何解读，没有一个理想的参照点，如果随随便便拉入其他资料作为注脚，必然会引入更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最终陷入 复杂的逻辑怪圈中不可自拔。
笔者也只能是根据经过反复斟酌的资料进行部分解读。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段文字存在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前面说到“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而后面却冒出“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为什么青 阳既出现在己姓中又出现在姬姓中？无法理解。
己姓根据《左传》《国语》《世本》等先秦资料可知还有两支：
一、陆终八姓之后有己姓，夏之昆吾，商末周初之苏国，皆出于此。
二、曹姓莒国改姓，莒国国君莒纪公大概是迁居到一个名“纪（己）”的地方，同时把姓给改了。时间当在公元前620年之前，公元前620年这一年为鲁文公七 年，鲁国孟穆伯（公孙敖）娶莒国女子戴己、声己，可作为年代标尺。按照姓氏规则，似乎莒国之己姓应该是己氏。但是从戴己、声己的名称来看，却没有遵循姓氏 规则。似当理解为莒国疏于中原礼仪，姓氏不分。那么所谓黄帝之子的己姓，到底是这两支之外的第三支呢？还是包含在两支之内？这一点恐怕就扯不清了。
其次，前面我们引用《国语 鲁语》展禽言论中提到有虞氏和夏后氏“禘黄帝”，但是有虞氏之后妫姓，夏后氏之姓姒姓却没有出现在黄帝十二姓中。显然将人们的逻辑带入混乱之中。
刨去以上两处疑问，为什么黄帝二十五子只有十二姓，也是一个难解之谜。有些学者试图通过原始社会婚姻制度对此问题进行解答，虽然是一种尝试，但毕竟不是终 极答案。不过我们由此可以相信这种后世子孙只有一半得姓的说法可能有着很古老的渊源，值得大家继续研究推敲。
除姬、己之外。剩下的十姓之中略有根据可查的是：
祁，为尧之后，西周时期的杜国、晋国大夫范氏出于此姓。
任，为奚仲之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薛国出自此姓。
僖，这个姓比较有趣，我们知道谥法中有僖，又有“釐”作为其通假字存在。“釐”又可通“狸”。《国语周语上》有：“使太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粢盛、 玉帛 往献焉，无有祈也。”韦昭注：“狸姓，丹朱之后也。”其中涉及到丹朱和尧的关系，待到梳理相关人物时详谈，这里只是提一下。
姞，伯儵之后，据说姞姓曾经出过后稷的元妃，西周有姞姓雍国、南燕，以及噩国。
依，我们通过传世先秦文献和甲骨文知道，商人称殷为“衣”，周人读为“殷”，那么依姓是否与商人有关，笔者没有标准答案，仅将问题提出，以供参考。
其他的五姓，酉、滕、箴、荀、儇，虽然后世也有资料进行部分解读，但是考虑到不是先秦资料，这里就不进行阐发了。
胥臣这段话里还涉及到黄帝与炎帝的姓的问题。黄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这种说法算是现存最早的源头。但是笔者以为，这样的说法多少带有点政治象征性。因为 我们知道，周朝的建立除了周王室之外，功劳最大的要数太公望吕尚。而两者恰为一姬一姜。那么我们如果仅从字面上解读说黄帝姓什么，炎帝姓什么就不得其真意 了。与前面所谓的二十五宗得姓十二相比，所谓炎黄之姓的说法又显晚出，胥臣涉及黄帝之论略显驳杂，大概本身这段说辞就是综合了不同来源的资料导致的吧。
晋文公娶怀嬴之事发生于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比展禽谏祀爰居的时间略早。胥臣为晋人，展禽为鲁人，两者所讲述的黄帝之事已经存在差异。西周 时代周王室对于各种典章制度拥有解释权，随着春秋时代的到来，可以想见这种经典的解释随着国别家族的差异而差异，后世采用江山一笼统的策略把所有说法累加 到一起，从表面上将分歧抹平，但细究起来，矛盾之处比比皆是。
《国语》的两段关于黄帝的内容解读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黄帝与炎帝之间战争的相关资料。
前面《左传》和秦简《归藏》里已经涉及到炎黄之战，只不过前者说战于阪泉，后者说战于涿鹿。

受教了，请贴下文。炎黄之战就我看到的说法有三种。不过五行所说，炎为赤，为火，黄为土。唐朝还有将五帝合祭的传统，曰青帝，白帝，黑帝

下面笔者引入另一部先秦资料《逸周书 史记解》（又名《周志廿八国》）里的记载。
在引用文字之前，笔者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份先秦文献。这份资料假托某位周王查阅史料，观看二十八个国家的兴衰之由。里面所涉及到的大多数国家不像是春秋时期 的国家，倒是很像上古时期的国家，其中提到“义渠”算是个例外，按照《史记》记载，义渠国为西戎之国，战国时期亡于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 若文中所指义渠即《史记》中的义渠。以其灭亡时间为记，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只能将此文的写作时间定在公元前272年之后。
这份文献有两个主要版本，一个是《逸周书 史记解》，另一个是敦煌抄本六韬中所抄附的《周志廿八国》。两个版本中关于阪泉氏条内容如下：
武不立者，亡：昔者烦原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而无所立，至于涿鹿之野，诸侯叛之，烦氏以亡。——《周志廿八国》
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逸周书 史记解》
另外，《北堂书钞》一百十三中引用了关于相关条目也有引用：
昔烦厚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至于涿鹿之野，诸侯叛之，烦厚氏以亡也。
通过上述三段文字对比可知，烦原氏、阪泉氏、煩厚氏盖抄写异文，可统一为“阪泉氏”；独鹿即涿鹿。
毋庸置疑，这条内容所述即所谓炎黄之战。但是文中却没有黄帝、炎帝字样，取而代之的是“阪泉氏”。也就是说阪泉就是传说中的“炎帝”一族聚居之地，而“涿 鹿”是这一族遭到众叛亲离的失败之地。
这份资料中的内容和一些常见先秦资料有所迥异，但是由于估算出的写作时间下限较晚，所以不敢高估其文字的价值，只能作为适当参考。
另一份资料，则是鼎鼎大名的《孙子兵法》，其《行军篇》中有“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但是没有具体说黄帝胜的是哪四帝。但是银雀山汉简中孙子逸篇中有《黄 帝伐赤帝》，节录如下：
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东伐□帝，至于襄平，战于平□，……北伐黑帝，至于武隧，战于□□。……西伐白帝，至于武刚，战于 □□，……
除了伐赤帝（炎帝）外，还伐了黑帝、白帝，东伐之帝有阙文，当补“青”或“苍”。
学者们试图寻找残存文字部分的地名的位置，下面写列举出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相关地名的解释：
反山之原当即阪泉，旧说在河北涿鹿县或山西阳曲县附近。简文却说南伐，其地似不能如此偏北，“疑旧说不可信”。
襄平，在今辽宁辽阳县北；又汉时襄平侯国在今江苏境内，未知孰是。
武隧，战国时燕地有武遂，在今河北徐水县西；西汉有武隧县，在今河北武强县东北，未知孰是。
假设简文中的地名包含在上述地名之中，很显然，河北涿鹿县在徐水县北方。和简文中所说的方向恰好颠倒。由此可见，硬去寻找黄帝伐四帝的地理位置可能不见得 是一种很好的分析思路。
我们通过《黄帝伐赤帝》还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那就是五方五色的问题。
五方五色即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中黄，后来被纳入到五行学说之中。但是在春秋时代，五行学说才刚刚产生萌芽，以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五行学说还没有和五 方五色学说相结合。
《逸周书.作雒解》：
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将建诸 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
《作雒解》虽言周初之时，但是成书年代不好定在周初，只能大体放在西周末到春秋初期。
五方施以五色土进行祭祀，从最近的考古发掘中也能找到一定的线索。2006年12月发掘的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境内的蚌埠双墩1号墓葬，使用 了黄、灰（青）、黑、红、白五色颗粒混合土作为封土、填土。
双墩1号墓葬的墓主已经确认为春秋时期童丽（钟离）国的国君。由此可以推知，春秋时代的诸侯不仅会将五色土施于祭坛五方，还会将五色土混合作为墓葬的封 土。
《孙膑兵法.地葆》之中，也把土壤的颜色归为五类，并给出了优胜顺序：“五壤之胜：青胜黄，黄胜黑，黑胜赤，赤胜白，白胜青。”
但是五种颜色的土壤方位是否能严格遵循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中黄倒是一个问题。
《尚书 禹贡》中给出了九州土色：
冀州……厥土惟白壤。
兖州……厥土黑坟。
青州……厥土白坟。
徐州……厥土赤埴坟
扬州……厥土惟涂泥。
荆州……厥土惟涂泥。
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
梁州……厥土青黎。
雍州……厥土惟黄壤
从地理上看，则无法得出五色土在五方的对应关系，我们只能理解成一种高度的抽象匹配。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也出现了类似五方配五色的信息：
长曰青□干，二曰未四单，三曰翏黄难，四曰[油米]墨干。千又百岁，日月允生，九州不平。山陵备侧，四神乃乍（作），□至于复（覆）。天旁动扞，畀之青 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桢，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敷，奠四亟（极）。曰非九天则大侧，则毋敢□睿天灵，帝允，乃为日月之行。
其中四木还被绘制在帛书的四角：
东北角为春之神树，为青木；
东南角为夏之神树，为赤木；
西南角为秋之神树，为白木；
西北角为冬之神树，为墨木。
不过《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出现了“炎帝”，却没出现黄帝、青帝、白帝、黑帝。似乎表明五色配五帝的时间稍晚一些。
《管子》中《幼官》、《幼官图》（按考证“幼官”为“玄宫”之讹）之中即按照五方五色排列成图，并与五味、五声、五气、五虫等联系起来。
其中还有黄后之井、青后之井、赤后之井、白后之井、黑后之井。后在这里当是类似于夏后之后，以五色配五后，又有五后之井。笔者认为这五后的意义是等同于 《黄帝伐赤帝》中所谓黄帝、赤帝、青帝、黑帝、白帝，即五方五色配五帝。
笔者由以上文献及考古信息推理，先是祭祀活动中存在以五色土代表天下，后在五色之上各拟一帝作为祭祀的具体对象。可称为帝、后、神、宗、灵。然后再与上古 传说中的帝王人君匹配，形成五帝之说。
在后世的祭祀中，除了祭祀昊天上帝之外，还祭祀所谓五方上帝。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五方五色之帝和五行学说中的五帝并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而是与谶纬结合起来，另成一套体系。
《史记正义》引用东汉时期的纬书《尚书帝命验》：
五府，五帝之庙。苍曰灵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唐虞谓之五府，夏谓世室，殷谓重屋，周谓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
后面又引用此书的注解：“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神斗者，黄帝含枢纽之府；……显纪者，白帝招拒之府；……玄矩者，黑帝汁光纪之府；……灵府者，苍帝 灵威仰之府。”
这套理论成为后世五方上帝名号的源头，从表面上看，就和五行学说中的五帝没有什么关系了。
《史记.封禅书》记录了秦国君主祭祀五方帝的信息：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公元前767年），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秦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公元前 755年）。……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公元前672年)。……其后百馀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公元前422年）。……（秦献公）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公元前367年）。……（汉高祖）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 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公元前205年）。
我们可以看到，从秦襄公开始祭祀白帝，到秦朝灭亡。秦国陆续祭祀了白、青、黄、赤帝，却落下了黑帝。
我们要明确三个重要的事实：
一、秦人是靠着西周故地发展起来的势力，如果西周时期存在祭祀白、青、黄、赤、黑帝的传统，秦人没理由不知道。
二、钟离国与秦国同姓，都是嬴姓之国，对于使用五色土作为祭祀或墓葬的仪式应该有所了解。
三、《吕氏春秋》中已经将五方五色五帝与五行结合起来，但是秦人没有祭祀黑帝，说明祭祀系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青帝、黄帝、赤帝也是相隔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才陆续开始祭祀的。说明五行学说向秦国传统祭祀系统的渗透速度较为缓慢。
秦人是在西周末年才正式成为诸侯，可能对于诸侯的礼仪较为生疏，缺乏中原诸侯国关于五色土祭祀文化的积淀。由此也可以推想五色土配上五帝的思想产生也不会 很久远，笔者估计也就是在西周末年产生雏形。

姬姜二姓是世婚这个没问题，不过是因为吕尚的始居地的吕被移到东边，所以后人把吕尚和东夷扯一块。现在想来吕尚所出之吕地可能还是和周人起源之地接近。

吕地未必转移至东，后人所谓太公出自东夷，其地在吕，可能是封齐以后，把旧地名给带过去了。旧封地吕应在羌中，距离周原不远，正如周、召之封，都在周原、镐京一带相同。《礼记.檀弓》说：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正乃其证。

简单点说吧，自春秋以降都把吕尚描述为平民起家，曾经游历四方，甚至侍奉过纣王。
从现在的角度观察，吕尚可能是商代吕地贵族之庶子，吕地是否能被商人所控制不可知。吕尚手下是否有私人武装也不可知。
不过因吕尚之功，吕地之旧有势力也应该归附周人，周人可能将之视为重新册封之地，但是青铜器有铭为“吕王”者，吕国与西周早期关系可见一斑。后来和其他姜姓诸侯都迁到河南，把旧地名都带过去了。
吕季姜醴壶出自丰镐遗址，吕姜簋出自甘肃灵台。不过因为是器主为女性，不好确定吕国的初始位置，只能粗略认为吕地最早距离周原不远。

这个是我个人推测，根据自然是“百姓”原则，即贵族才有姓氏。吕尚的直系册封齐国，没有敢称王，那么吕国国君应该不会是吕尚的后代，很可能打商代就在位的本家。吕尚则应该是另立门户，那么只好理解他是庶子。

当然这是个人见解，如果说是冒姓的话，那就没法说清了，只是按照一般性原则推测。

或许，你的意思是师尚父为吕君之庶子？

由于受到传统文献影响，我们过去认为诸侯称王最早是熊渠封三子，在周厉王的威慑下撤销王号，尔后楚武王熊通正式称王。

但是随着大量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发现我们可以知道在西周时期也有很多其他称王的势力，可能在西周末年这些势力都衰亡了，其中就有“吕王”。这就回到我之前的推测上，如果西周时期的吕国国君是吕尚之后，那么他有这个胆子僭越称王吗？那么我的理解就是吕国国君从资格上比吕尚还老。与周可以达到平起平坐的程度。

我的意思也可以如你所说，吕尚是商代吕君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