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贴下各楼,如无特别说明的部分文字,都是由陶短房原创.---幽灵字)

太平天国人物列传--(by 老陶)

天国志之谭体元傅忠信胡永祥列传

谭体元广西象州人，戊申岁，年十五，于本乡入拜上帝会，与金田团营，从征至天京。丁巳七年，随翼王出京远征，历赣、浙、闽、湘诸省，己未九年夏，入广西，九月，克庆远府，时为翼殿中旗中制军，赐爵青天豫。

冬，与傅忠信、李寿晖等受命出师攻桂林，不能克，归途为清人所遏，不得已，走柳州、象州、桂平、江口、平南、藤县、昭平、平乐，自富川入湖南江华、永明，旋道江西瑞金、广昌、南丰，庚申十年冬，至于皖南，投入侍王李世贤军中。或曰，体元等自弃翼王还京，与童容海等相仿佛，观体元于次岁九月仍自署翼殿官职不改，此言显非其实也。

辛酉十一年三月，侍王受命西征，败于乐平，乃变计入浙，略取浙东、浙南诸郡县，体元从焉，是岁秋，戍绍兴，次岁春，受命南攻温州，屯松阳旧市，六月，檄松阳口则天豫彭宏财、叶川众天福张永寿联营百余座，将入闽，旋以湘军围天京，侍王受严诏勤王罢。

体元从侍王援天京，攻雨花台，无功，复转战苏南常州、溧阳等郡县，癸开十三年八月，已官忠信朝将，未几，赐爵偕王。

甲子十四年春，侍王大队入赣，偕王未从行，留湖州。六月初六日，天京陷，幼天王出奔至广德，与干王、堵王等计议弃湖州、广德州走抚、建，合侍王、康王，徐图大计。

七月，弃湖州、广德州，分三路西走，廿七日，至徽州淳安威坪，与养王吉庆元、昭王黄文英、扬王李明成等将兵与清人战，大败，与众相失，孑身走福建光泽，与花旗列王黄宗保合，旋俱至横村，再入幼天王军中。

威坪之败也，偕王剃须发而遁，军中耻之，多言其埋银土中，去而复返，无非为挖藏银而已，偕王颇不自安，复以部众丧亡略尽，自是攻战皆不能得力。

八月廿七日夜，幼天王军覆于江西石城杨家牌，偕王与列王黄宗保、奉王黄十四等为前驱而免，走合康王汪海洋于瑞金。

偕王善战，虽部众俱失，羁旅别部，仍能奋身自效，乙好三月大埔射猎坳之战，偕王先断清师援路，复当先破垒，斩总兵丁得胜，覆其精锐六营，是故将士虽非故旧，多亲附之。

四月初一日，漳州陷，康王孤立无援，南转战赣粤间，十月，克广东嘉应州，清左宗棠将大军围之数匝，康王亲将拒战，十二月十五日，中枪重伤，越数日，伤发而卒。诸将推偕王为首，天将胡永祥总统诸军。

偕王以众寡悬绝，亟谋溃围出险，屡将兵攻七树径粤军暨相公亭鲍超霆军营垒，以窥清人虚实。虚实既知，乃大会诸将议所向，诸将多从偕王议，欲自兴宁、和平还趋粤西，胡永祥安徽人，故康王麾下骁将也，部众最多，不欲入桂，于座大言，坚欲由丰顺、潮州入闽，越天目山而归皖南，诸将争之不得，不得已，勉从之。时利王朱兴隆等通于左宗棠，会罢，尽以委曲函告之。

廿五日夜二更，弃嘉应州，开西南门而出，胡永祥当先开路，偕王为殿，已过小密，入黄沙嶂，而围师尚不之知，霆军将娄云庆得降人报，夜半入城，寂无一人，乃知偕王等已去，踉跄逐之，而黄沙嶂群峰峭削，一径萦纡，为嘉应出新田、大田，右至丰顺，左至潮州之间道，偕王等累败之余，冒死出险，不识路径，急不得前，多有坠山崖死者。平明，遂为清人追及，偕王殿军死战，身中数弹，和马坠崖不死，以伤不能行走，匍匐呻吟道侧，丙寅正月廿三日，为清提督黄少春搜获，词气不屈，引颈就刃，遂极刑死于嘉应州松口堡。天国封王二千七百余，大江以南，在军中者，惟偕王最为后死云。

傅忠信广西桂平人，素业剃头，早岁入拜上帝会，与金田团营，从征至天京，癸好三年春，授出圣粮，职同指挥；后随翼王西征，丙辰六年春，正月，官检点，从翼王入赣，廿五日，吉安府克复，翼王令忠信留守，始自将一队。

翼王于江西屡破清师，赣中八府、四十二县皆入天国版图，曾国藩坐困南昌，束手待毙。然东王以江南大营为肘腋患，二月，檄翼王将兵三万东，会顶天燕秦日纲等破之，护天豫胡以晄、参天侯翼贵丈黄玉琨等主军事，兵力不敷，湘军以是余烬复燃。是岁夏，天京变作，东王、北王次第死，朝堂为空，翼王将兵靖难，旋受诏入朝辅政，次岁，以嫌出京，皆无暇顾及江西军务，时以晄已故，玉琨兵单，不得已，令忠信等各将本队谨守城池。

秋，八月，曾国藩犯瑞州、袁州，袁州守将李能通等告急于忠信，十月，忠信自吉安再援袁州，皆为清道员刘长佑、同知萧启江等所却，退守分宜；廿二日，能通献袁州降，江西局面，乃为一变。

丁巳七年四、五月间，清王錱、曾国荃、周凤山等乘虚逼吉安，犯龙泉、万安，忠信凭城坚守，且求救于国宗杨辅清、杨宜清等，六月，二杨自江西宁都、新城来援，王錱自水东拔营往拒之，忠信睹城围稍疏，亟令万安守军弃城退转郡城，分遣小队，迭日出扰。十九日，周凤山进屯螺冈，忠信更番迭队，屡扑其垒，凤山所部疲于奔命，困窘日甚。廿九日，忠信以偏师佯攻曾国荃吉字营，自与部将翟明海、先锋李雅凤等将万余人前后抄攻凤山凤字营，大破之，凤山中伤，败遁泰和、安福、固江，余众裁千余人，不能复战，遂退南昌省城整补，忠信乘胜复积吉水，取阜田，进据峡江，吉安围解。时二杨遇王錱于广昌，稍战辄却，而忠信惟以本部兵摧破强敌，自解城围，于赣中诸郡县殆为仅见。

是岁秋冬，瑞州、临江等次第陷，黄玉琨战死，翼王睹赣事不可为，戊午八年三月，将大军入浙，赣中形势益虚，四月，九江陷，贞天侯林启容死，自是赣中八郡，惟吉安仍为天国守。

八月十四日，吉安以无援陷，李雅凤及副将军吴大发被擒，翟明海先已为雅凤所戕，傅忠信走福建邵武、汀州，与翼王大队合。

翼王之由浙入闽也，本欲与杨辅清等合队，不意辅清受天王中军主将木天义爵职，竟先拔队入赣，翼王不得已，九月，督大队自闽还赣，将假道入湘，规取上江之地也。忠信受命与先锋何名标自汀州先发，初十日，克瑞金，趋广昌。

十一月廿六日，克南安府。翼王旋部分五路西趋，忠信与翼殿内五旗宰制陈亨容、军略何名标为一路。时翼王以部众浸多，乃酌添设翼殿官职名目，以忠信为翼殿宰制。

己未九年春，正月，廿一日，忠信与宰制赖裕新、余忠扶，军略何名标将翼殿右一、右二、右三、右四旗自江西入湖南桂阳县境，大破清候补总兵刘培元、参将彭定太；二月初二日，克兴宁；次日，克宜章；初五日，克郴州；初七日，克桂阳州，何名标与赖裕新不睦，自将右四旗走道州，忠信、裕新、忠扶等进嘉禾，初九日克之，乘胜逼永州府，三月初二日，为清道员刘长佑，知府江忠义，副将佘星元、李明惠，参将杨恒升等所败，右二旗大军略萧发胜，萧高麟坠水亡。忠信旋与裕新分军，自与余忠扶走新宁，廿六日，为刘长佑追败于新宁蓝庙，乘马为清人所得，将军郭连三、赖正陶及土营总制某皆战死。

长佑屡胜而骄，不复为备，廿八日，大为忠信、忠扶所破，卅一日，忠信等乘胜逼宝庆府。四月十四日，翼王亲将大军至城下，檄诸路将士围攻宝庆府，部分将士分攻四城，忠信受命攻城东，敌清总兵周宽世，道员赵焕联。

清湖南巡抚骆秉章大惧，檄荆宜施李续宜将湘军万余人自湖北回援，续宜侦得宝庆北路布防稍疏，乃渡洞庭，道安化、蓝田，六月十四日，至高家冲，翼王急令忠信、忠扶、裕新等往御之，限三日破敌还报。

六月十七日，李续宜自高家冲西渡资水，破田家渡至清水塘间垒卡四十三处；次日，翼王亲督忠信等反攻，复为续宜水陆所败，睹清援师渐集，形势已易，不得已，七月初五日，解宝庆围，南走东安，旋入桂，九月初六日，克庆远府。

冬，受命偕李寿晖、谭体元攻桂林，不克，归途为清人所阻，乃辗转东还天京，自后事迹，泯无所闻云。

胡永祥安徽东流县人，癸好三年九月于安庆入营，隶检点赖裕新麾下。

永祥眇一目，人称胡瞎子，身材不逾中人，而剽悍善战，沉毅多智略，军中号为健将。与全椒汪海洋友善，常相谋议。

丁巳七年，从翼王远征，庚申十年夏，与汪海洋率本队自广西离翼王东返，十一月，至赣、浙之交，投入忠王李秀成大队。

癸开十三年，从汪海洋守余杭县，甲子十四年二月，余杭陷，康王走江西，永祥自武康入湖州，未几，封总统天将。

六月，天京陷，幼天王出奔至广德州、湖州，七月，干王、堵王等扈幼天王弃湖州、广德州，谋入抚、建合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永祥亦从行。

八月廿七日，幼天王军覆于江西石城杨家牌，永祥与幼天王相失，自至瑞金，投康王汪海洋，海洋得之大喜，倚为心腹，动静咨之。

海洋素号黄旗，而永祥所部衣甲旌旗皆赤，望之如火，既归康王，入闽、入赣、复入粤，常为前驱，所向摧破，清人皆畏之。

乙好十五年十月，从康王克广东嘉应州。时江南诸军皆已败没，惟康王一军独存，清左宗棠将大军围之数匝，康王怒，亲将众出城搏战，十二月廿五日中枪重伤，未几卒。

诸将在城中者推偕王谭体元为主，以胡永祥总统诸军。议所向，多欲走粤西。永祥独踵康王遗意，欲由丰顺、潮州入闽，越天目山而归皖南，诸将虽不悦，畏永祥兵众最多，乃勉从之。利王朱兴隆等已潜通款清人，罢，辄以委曲走告之。

廿五日夜二更，永祥当先开路，启西南门出，越长沙墟、小密粤军垒而入黄沙嶂，粤军素单弱，愕不敢与较，待宗棠觉而逐之，永祥已穿岩渡涧，蓦入丰顺之大田、北溪凹也。

北溪凹一名分水凹，径渚蜿蜒，绝壁参天，下临深涧，惟鸟道一线可通。清人逆太平军将至，已先掘断山径，永祥仓猝不之查，麾众长驱而入，人马多堕涧死，尸与径平，后继者蹈尸而过，至北溪村，锅帐俱失，至遍掘山间骨殖罐以为炊。因留屯二日。

越二日，拔队将发，至村口，眺前山险隘，惩前鉴，徘徊不敢入，进退彷徨，遂为清人逐及于大田，山道逼仄，不能成列，将士既饥且疲，皆不堪战，军遂覆，永祥为所擒，霆营叛将欧阳辉及眉天义曹玉科，钧天义杨侍如，会天福何玉青，天将彭大贵，神将马有玉、彭大元、刘得胜等以四万人降，悉为清吏所诛。

赞曰：

体元不爱己一躯之重，岂贪彼万金之轻，桂林前驱，嘉应后死，竭臣子之忠，酬节钺之寄也至矣。庸人嘈嘈，褒则誉为义士，而乖友于之意；贬则叱作钱奴，而寒将士之心，死国者天堂有知，宁不为齿冷三日！

忠信以孤军守吉安，岿然乎两载，劳绩不在林启容下，徒以往返微隙，后竟不复为用。然彼二千七百余王，岂皆才过此辈者欤？噫，廊下士尚不能尽其才，乃扬扬然遍颁《英杰归真》于四海，以徕天下士，欺人乎？欺天乎？

永祥骁将，其慷慨不欲走粤西，坚欲北归者，盖不屑与草莽等论，此壮士之气，焉足苛责。嘉应四门而外，数千里皆寇皆仇，纵走粤西，又焉能免。夫大厦将倾，非复一木可支，竭心力，捐膏血，对诸先死，已可无愧，又曷以成败讥豪杰为！

天国志之李岚谷陶金汤列传

李岚谷江西人，癸好三年入营，九月十一日，国宗石祥祯大破清唐树义、江忠源于半壁山、田家镇，乘胜克蕲州，以岚谷为监军。甲寅四年十月廿九日晨三更，殿右三十检点陈玉成、殿左卅一检点曾凤传以燕王秦日纲田家镇之败，弃蕲州，东走广济、黄梅，旋入皖北，复从翼王石达开援九江、湖口，岚谷从之，自是入翼王军中。或曰，岚谷之为监军，在乙荣五年正月十三日，陈玉成之再克蕲州时，然方志所载，是时玉成承制以金二副将军杨明来守城，以土著田金爵为总制，则岚谷之已非守土官也明矣。

岚谷故书生，有学识胆略，翼王爱之，常使从左右，己未九年秋，自湖南宝庆入桂，已为翼殿户部尚书。九月初六日，克庆远府，立翼王府于府署。

粤西罹兵焚久，民皆不堪清政之苛，闻翼王反旆，争迎之，翼王亦以宝庆新败，亟欲修整，故留屯城中，设官抚民，以为持久计。

岚谷夙善诗文，既留城中久，时轻骑简从，游城周诸胜景，秋，一日，至北郊龙江之阳一里外之北山白龙洞，睹怪石嶙峋，山川秀丽，复睹壁间前人诗作甚多，乃赋七言古风一阙其上，归，诉诸翼王，次岁季春，翼王偕岚谷及元宰张遂谋、地台右宰辅石蔡亲、户部大中丞萧寿鐄、礼部大中丞周竹歧、兵部大中丞李遇隆、礼部尚书陈宝森、精忠大柱国朱衣点等同往，步前人楚南刘青云原韵，各赋五言律诗一首，既成，遣工勒石洞壁。未几，四月廿九日，翼王弃庆远走忻城，岚谷事迹，渐不著闻。

白龙洞僻在南疆小邑，虽间有见者，皆不为意，兼且邑人经营佛寺于北山，设厨、厕题壁下，由是翼殿君臣墨迹，竟留存及今，为天国题壁诗词之仅见者。或曰，天国将帅多不学辈，鲜能诗者，题壁诸律，笔气仿佛，或皆岚谷一人所为。然翼王素善儒士，麾下周竹歧、朱衣点等皆有文名，且位列辅佐而不谙文字者如赖裕新、李寿晖、傅忠信等皆不在其内，此诗当的系各人亲笔无疑。

陶金汤，湖北人，一曰江西人，太平天国所取进士，丙辰六年九月，攻皖南祁门，不克而走，后归翼王麾下，己未九年，从翼王入湖南，旋自将本队三千人南入桂，自号统领太平天国全军都督，于途号召裹胁，众至数万。八月十七日，至永安州，时州城已为荔浦人张高友所据，金汤至，高友迎入城中，未几，利其兵众，诱而戮之。

高友荔浦莲塘圩人，甲寅四年起兵于本乡，数载间迭克荔浦、修仁、永安诸州县，遥受秀京大成国陈开封号，众号十万，尝攻桂林而不克，退守永安州，既杀金汤，召其部众，众皆不服，多散走。高友守永安州凡四载，壬戌十二年，以势孤无援，弃城走还莲塘圩乡里，清人踵而围之，十一月，圩溃而死。

赞曰：

咸、同之际清吏之仕湖北者，罔不喟蕲、黄、兴国，贼蔽最深，至有斥为十室九贼者。在彼则曰叛逆，在此则曰良臣，岚谷牧民蕲州二载，其功当不在人后，而究其事迹，乃至一无所传，所传者惟白龙洞两阕诗耳。夫天国首尾十四载，多枪炮之震，而少辞赋之吟，微此一兴之会，一岩之凿，则满卷天父诗，一派荒唐词，岂不令豪杰齿冷？

陶金汤纤芥末职，功烈未彰，乍膺方面之寄，地不过一成，众不过一旅，辄自称统领天国全军，几与翼王敌体，僭妄如此，纵高友无心，永安不入，复焉能久。昔天王之居永安，疆场百里，已洋洋乎谓万邦来朝，上行之，下效之，终至各罹其咎，噫，养蟲自啮，复谁怪为！

天国志之华翼伦徐少蘧列传

华翼伦字荻秋，江苏省金匮县荡口镇人。荡口富庶，有“金甘露、银荡口”之誉，华氏自明末华鸿山始即为望族，翼伦亦有才名，乡试中举人，咸丰元年夏，应天津镇总兵长瑞邀，入其幕，赴粤西参赞军务，从大学士、钦差大臣赛尚阿会剿太平天国于紫荆山、永安州等处。次岁二月十九日，长瑞等四镇大败于永安城外大峒，四镇皆死，幕府散，翼伦还乡里。

咸丰三年春，太平军克江宁府，立为天京，苏、常大震，翼伦倡设团练于乡里，号保卫局，清吏虚除知县衔；咸丰十年春，江南大营溃，太平军乘胜略取常州、苏州诸府县，翼伦聚勇数百，传檄左近永昌徐氏、黄土桥马氏、冶长泾张氏等土豪，约为同盟，众号千人，以图抗拒，同受塘桥清在籍侍郎、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庞钟璐节制。

九月，永昌徐氏降于忠王，受官爵，领门牌，立乡官，输赋税，钟璐以舟遁上海，翼伦度势孤，不能抗，不得已亦通款于苏州忠王，忠王嘉纳之，以荡口自为一军，令华氏举军帅，华氏推翼伦为之，或曰，翼伦实未尝受职，以族人代之而已。

翼伦惮忠王之强，从其约，立师帅、旅帅诸乡官，略输赋税，荡口诸铺户，亦皆请领天朝店凭。然实非真心归降，天国将士经行境上，惟羁縻以塞责，拥众据塘河之险，割据以自雄，以是荡口枪船猖獗，塘河上下，聚赌歌戏，日夜不绝，天国将吏多不敢深与较。

庞钟璐之遁上海也，依江苏巡抚薛焕，仍与翼伦信使往来不绝。翼伦以沪上惟恃西洋人之力，仅堪自保，乃阴与钟璐等计，使遣人溯江至安庆，求救于两江总督曾国藩。咸丰十一年八月，薛焕、庞钟璐从翼伦及湖北盐法道顾文彬计，备银二十万两，雇募外国轮船入长江济师，遣户部主事钱铭鼎、知县厉[系统过滤]、训导张瑛等携翼伦等官绅连署公启私函，往安庆泣请援师，淮军之赴上海，苏福省之陷，实萌乎此也。翼伦遣其子蘅芳同行，遂留国藩幕中，乡人有传云华荻秋大令已赴安庆者，翼伦闻之不自安，次岁夏、秋，托言归隐，挈家迁居上海乡里，其团众交族叔秀才华学煦代管，学煦谨懦，善周旋，不敢轻发，依违两国间，竟得无恙。

天国灭，翼伦返乡里，撰《锡金团练始末记》，增饰其团练抗拒之功，建议请师之劳，而讳其尝降天国故事，清廷赏加四品顶带，以善终。

翼伦善丹青，犹工山水，著有《画说》，后之习画者奉为圭臬，另有《苏雨轩文集》；其子蘅芳字若汀，善数术，多巧思，尝与同乡徐寿制成火轮船一号，名曰黄鹄，中国之自制轮船，自此二人始；子世芳，亦以数术名，与蘅芳号为数学双星；女璂，字图珊，从其父习学丹青，善刺绣，创乱针法，著有《刺绣术》，所作《公鸡图》尝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牌奖，华氏名人，百年间层出不穷云。

徐少蘧名佩瑗，以字行，江苏苏州府长洲县东永昌乡人，父伟如，行第六。

永昌徐氏素为苏州大姓，少蘧性脱率，好大言，幼习武无所成，及长，捐监生，加捐盐连司连同，并加四品道员衔。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首倡团练，有能名，清吏多瞩目之。十年春，江南大营溃，太平军乘胜东下常、苏，少蘧传檄各乡团练枪船，谋纠众抵拒，皆受塘桥清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庞钟璐节制，改加副将衔。

四月十三日，忠王李秀成克苏州，立苏福省，少蘧彷徨不自安，迨忠殿左同检熊万荃来说，乃降，封忠殿同检兼理民务，旋赐爵抚天侯。四乡团练、枪船素倚永昌团者闻之皆胆落，未几，或降或散。

忠王素闻少蘧之名，见其来降，推诚待之，委以长洲民务，凡县内七军乡官，皆从少蘧调遣升黜。少蘧能通物情，既得志，赋税征发，多循故事旧章，虽颇多浮收陋规，而解省有时，军裕不为乏，有司以为能者；令行禁止，管内塘河、桥梁、海塘，皆修葺有时，天国将吏往来境内者，皆殷勤迎讶，嘘寒问暖，无所不至，有索金帛、粮米、代办火药、洋布及船只者，咄嗟立办，是故数月之间，誉声四起。

然少蘧虽口顺而心实不服，天国散卒行乡间者，往往为徐氏团练所害，有司不敢问。挟天国威势，多立杂捐名目，半入私囊，复欲立收租局代收租米，为有司所阻，不果行。清前任苏州知府吴云潜遣使游说，少蘧乃通款于江苏巡抚薛焕、布政使吴煦，许为内应，薛焕等大喜，奏加二品顶带，赏换花翎，拨济银两、军械无数，少蘧乃令其弟佩瓀留沪上以通消息，清吏赏加道员衔，己则往来两地，甘言诳天国将吏，曰将赴沪上采办西洋货物及军火，有司利而不之虞，少蘧于庄内分设东西两局，以接待天国及清来使，皆极尽殷勤逢迎之能事。兄弟四五人，族中数千人，分仕两国，以谋两不议罪耳。吴中士子多薄其反覆，有名士吴县生员戈清琪者，著《蠡湖异响》以讽之，文辞雅奥，义理明白，传颂一时，人多快之。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秋，忠王出师杭、湖，麾下有借炮于少蘧者，少蘧以上海薛焕所拨炮位与之，未几，清道员赵景贤得其数门于湖州城外，验铸文，知为徐氏炮，颇疑之，少蘧不自安，乃飞函沪上，许以内应，薛焕等发其函，则告以忠王精锐，皆在浙江，苏州守军多系谨天安熊万荃、江南省文将帅李文炳、慎天安钱桂仁所部，而三人皆已与少蘧通，许以同志矣，大喜，累启催促，而李鸿章以为不可恃，往往中沮之。

时忠王调李文炳、熊万荃往杭州，少蘧以势孤难恃，畏守将陈坤书之勇，遣使招之还，十月廿五、廿七日，文炳、万荃皆托故还，与少蘧计议毕，卅日，少蘧亲赴沪上谒薛焕等，力陈忠王在杭州，陈坤书已赴江北，乘隙进取，必可得手，请以军需银十余万，薛焕疑不与，少蘧淹留十余日，再四苦求，吴云以杭州危急，接济不通，浙江巡抚王有龄素有围魏救赵之议，乃启请薛焕，勉拨二万两遣之，少蘧大购军火，十一月初八日，载以船，出吴淞口，浮江自常熟福山进口，钱桂仁之防地也，因风逆，廿五日方至永昌。

少蘧既得枪械军火，洋洋乎以为必成，遍檄群从，约以十二月初八日举事，麾下团练、枪船汹汹四出，天国乡官税卡闻之皆逃散，复遣炮船扼住吴塔，募丁壮，飨战士，逐日衣清朝冠带，列队点名，不知忌讳，吴云在沪上且闻之，飞函急诫，少蘧不听，事遂泄。

忠王闻之，以苏郡兵单，不敢轻发，乃秘之，托以度岁，谋反旆，部将陈炳文以杭州垂克，谏而止之，乃止遣部众返苏州。少蘧等闻大军将返，恐，改举事之期于初五日晚，不意大军兼程而行，初五辰时，已至城下，少蘧等猝不意，皆不敢发。

忠王以少蘧党羽，众至数万，不能卒除，乃诈作不知，先调李文炳赴昆山，熊万荃巡抚嘉兴海塘，壬戌十二年四月，先诛文炳，五月，尽剿苏、浙两省枪船，复遣使召少蘧，少蘧大恐，托疾不敢赴，九月十五日，忠王温言批复，以安其心，十一月，复奏加抚天豫，少蘧以为无虞，心渐安，乃复往来苏州、常熟间，与钱桂仁及忆天安骆国忠等谋叛，事颇泄，苏福省天军主将汪宏义至钧谕少蘧，命即将初三日举事谣言申覆。

少蘧度事亟，复闻忠王在天京，度其必不能返，乃于廿七日潜入苏城，约会内应，卅一日，忠王遽归，猝不意，掩捕之，未几，闻骆国忠叛于常熟，急遣师攻永昌徐团，团众无首，顷刻溃散，徐氏昆仲多浮江遁上海。

少蘧系苏州狱期年，次岁十月，淮军、常胜军陷浒墅关，慕王谭绍光闻少蘧弟佩瓀等二人在军中，大怒，立提之至，亲以洋枪洞其胸而毙之。

赞曰：

余尝窃谓夫明太祖之用士也，不外乎上中下三策：上策如待朱升，嘉纳扶掖，以取其用；中策如待危素，牢笼豢养，以收其名；下策如待高启，囹圄刀锯，以绝其患。由是宇内人才，一网殆尽，皆入彀中，虽曰至酷，几无人理，而天下已得。天国据其故地，疆场倍之，胜兵数倍，而于江东才俊，三策俱失，一任飙去，淮军之祸，苏福之覆，乃自取祸耳，复焉怪为？

徐少蘧跳脱倾险，中下之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倘大军在吴，忠王在省，诚藓疥患，不过烦一狱吏耳。乃六军在北，名王在京，临事仓皇，手足支绌，虽幸得先鞭，祸不为烈，而金瓯已残，东篱已缺，江浙倾覆，非不萌乎此。呜呼，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信夫！

继续

天国志之潘起亮张发纪黄毓生列传

潘起亮江苏江宁县人，父兴，以罪流上海县，为县狱禁卒，娶妻生起亮，人恒呼兴曰老禁子，呼起亮小禁子。或曰，兴故业铜镜，故又有呼起亮潘小镜子、潘金珠者。

家贫，受佣为洋商御者，故能略操英吉利言语。豪健有勇力，年甫弱冠，即与朱月峰、沈绍昌等结百龙党。咸丰三年癸丑，小刀会刘丽川谋大举，遍结纳松、沪诸邑豪杰，百龙党遂并入小刀会。起亮年裁十八，忠勇诚悫，丽川深倚之。

春，二月，天国克金陵都焉，号为天京，东南震动，苏松太道吴健彰散檄募勇以为备，丽川乃命起亮等应募，谋为内应以图县邑。上海知县袁祖德，酷吏也，廉得起亮尝盟会，甫下车，寻隙杖之几毙，复枷号县衙前木笼以儆众，起亮坚不吐实，祖德不得已释之，健彰惜其材勇，未几用为勇目。起亮深憾祖德，指天誓曰：“好男儿不死，当必有以报其德。”

八月，小刀会起义于青浦、嘉定、上海诸邑，初五日，以数千人扑上海县城，起亮等在内应之，旋入城，破县衙、道署，起亮手刃祖德，擒健彰囚之。

上海既定，丽川自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分兵略地，封起亮为将军，位元帅下，使合周立春嘉定之众进取太仓州，军锋甚锐，清人惶惧欲溃，适漕运以镇江为天国所得而滞，水手骁健者数百流寓州中，知州蔡映斗、知县丁国恩及团绅钱氏、陆氏以重金募为勇，使县役将之，设三覆城中，藏巨炮公座下，不闭城门，使耆老焚香伪迎降之，起亮、立春等屡胜不察，悉众拥入，甫登衙，付炮骤发，前驱者多死，起亮等猝不意，急麾众退，无复部伍，清人伏兵皆发，小刀会死者三百余，立春退青浦、嘉定，起亮等仍还上海。

清江苏巡抚许乃钊等乘势反啮，青浦、嘉定、宝山、川沙诸县厅得而复失，周立春被俘死，惟困守上海弹丸之邑，清水陆薄城垣下，昼夜炮声如雷。城中诸首领多惶惧，有欲航海入闽者，起亮及副元帅陈阿林坚拒之，慷慨陈辞，欲背城借一，以死抵拒，丽川意乃决，旋遣使求救于天国，皆不至，不能得其援，然自是奉天国正朔，更国号曰大明太平天国。

有广东嘉应州人谢七者，又名陈阿六，起亮妻兄也，睹清军势盛，潜劝起亮出降，起亮佯许，出，走告丽川，丽川立掩捕之，并其党三百余，悉戮诸淘沙场北。未几，清已革知府谢继超，粤人也，缒城入，劝众人降，诸首领多默然无可否，起亮、阿林跃而痛诋之，将出，斩于点春堂口。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七月，清台勇来扑城，丽川命起亮及女将军周秀英敌之，战于城西大境楼下。起亮先潜布铁蒺藜城下，使秀英将骁勇二百人伏城中，自将弱卒数百出，阵合，佯败以诱敌，台勇踵至城下，踏铁蒺藜，多仆不能兴，秀英悉众冲出，与起亮前后夹击，以爬山虎、小挠钩擒之，几无脱者，皆斩于城中积谷仓右，自是清人恐惧，不敢轻言攻战矣。秀英，立春女，素有勇名者也。

九月，嘉应帮李少卿潜遣使降清，约于十月初五日夜巡城时为内应。是夜二鼓，清人薄城，立云梯，而中心素馁怯，徘徊久，未敢遽登，起亮素警醒，闻声有异，督众登城，见少卿等，皆大呼，少卿仓惶跃下几毙，清卒哗散，云梯悉为起亮等夺去。少卿即李文炳，反覆叛降清及天国间，后为忠王所诛者也。

十二月，法兰西兵合清人犯北门，已入城，起亮将死士当先反击，法人大溃，弃其帜、械而遁。

上海被围久，粮弹垂尽，外援不至，会中闽党林阿福等皆浮海去，丽川知不可守，乙荣五年，春，正月十三日夜，旧历之除夕也，弃城东走，谋乘清人度岁之隙溃围投天国。清人觉而逐之，众溃，丽川等粤、闽人多死之，起亮与众相失，变装走乡间，清人逻者以其言语与乡人悉同，不之疑，遂得至镇江，隶殿右廿指挥李世贤麾下。后世贤封侍王，起亮亦积功，升封真忠报国衡天安。

辛酉十一年，侍王大军入浙，秋，令起亮从殿左军主将宝天义黄呈忠攻宁波。宁波英、法通商之埠，呈忠以起亮久居上海，能粗解西人言语，常置诸左右，以为通事。

十月廿九日，克宁波府，得海口之利，呈忠奏立天宁关于埠上，以起亮主之，兼理西人事务，起亮廉干公直，与西洋人友善，洋艘商贾，源源而至，争售炮械军火与天国。自此迄于国覆，天国军事蹉跌，而军裕不为甚乏，起亮与有力焉。

壬戌十二年三月，宁波陷，起亮从呈忠弃城走，呈忠旋封戴王，信用起亮如故。八月，戴王反攻奉化、慈溪，起亮闻小刀会余众自乙荣之溃，多匿浙东乡间，乃布檄招之，皆来赴，起亮将之以讨叛将范维邦及战英法所立常捷、常安、定胜诸洋枪队，往往有功。

癸开十三年二月，诸暨陷，从戴王走宜兴，旋奉侍王命，转战苏南及湖州诸郡县间。甲子十四年三月，奉忠王檄入赣就粮，时已由衡天义进天将矣。

六月，天京陷，侍王乃谋入闽、粤，九月，起亮从侍王、戴王入闽，入漳州，乙好十五年春，佐戴王守漳浦。

四月初一日，漳州陷，初七日，起亮从戴王及凛王刘肇钧弃漳浦，谋走平和合侍王大队，清人逐及，众溃，凛王死，戴王不知所终，惟起亮将残卒与侍王合。

十二日，至永定之塔下，立三浮桥以渡，令起亮等守之，清人奄至，起亮誓众死守，与天将曾洋桂、陆连福，朝将刘桂福、邓芸桂等六、七千人皆溺水死，而侍王终得脱险逸去。

起亮乙荣岁之出上海也，清卒及乡团争解首级报功，曰已毙之，而起亮实未死。其父兴亦报为清吏擒斩，而辛酉十一年黄呈忠之攻浙东也，以起亮父潘老金子为书手，西洋人多见之者，殆父子皆脱难者也，然自后亦不知所终云。

张发纪广东嘉应州人，迁居广西全州。壬子二年四月，太平军自桂林北克全邑，发纪应募入营，隶西王萧朝贵麾下，尝与长沙役，西王薨，发纪随征至天京，乙荣五年八月，积功封水十七副将军，从翼王石达开援武昌；十月，翼王变计入赣，发纪从焉，所向有功，丙辰六年四月，升殿左九十七指挥，从殿左五十五指挥程瀛守临江郡。或曰，发纪本三合会众，与花旗同源，故用以抚新徕者，史事幽谬，未可详考也。

翼王之入赣也，势若卷席，连下八郡五十三州县，清曾国藩等坐困南昌，奄奄待毙。而是岁初，东王调翼王救天京，是以湘军余烬，熄而复燃；未几天京变作，东王、北王，次第就戮，上游空虚，渐为清人所乘，胡林翼犯九江，骆秉章窥临、吉，福兴、文俊侵瑞州，十二月初九日，道员刘长佑围临江，发纪辅程瀛坚守，长佑不能克，丁巳七年二月，韦俊合将军朱衣点自抚州来援，初七日，大破长佑于太坪墟，长佑营盘尽失，裹伤溃新喻、分宜，城围解，翼王嘉发纪守城功，三月，升封殿右四十二检点，权与程瀛侔。故事，将军分炎、水、木、金、土及正副，自一至十而止，指挥七十二员，检点三十六员，有缺乃补，后以立功者众，员多阙寡，故增其额而封之。

四月，翼王以天王疑忌，惧祸走安庆，天国军势益衰，江西郡县，陷没相继，临江复被困。发纪、程瀛告急于翼王，翼王令木天燕杨辅清、协天燕石镇吉等自闽回援，复令抚州守军自新淦往援临江，与杨、石合势，而杨、石皆迁延，惟令祷天侯胡寿阶自沙溪西上，恃勇轻进，五月廿三、廿四日，为清将王錱袭破，寿阶死。发纪、程瀛凭城坚守，时遣小队往扰清营，毁濠割稻，渡河筹粮，以为持久计，清将围城者刘长佑等绌于应付，防堵艰难，以是久攻不能下。六月，抚州援兵至新淦，破清师及团练于河东，与发纪、程瀛等旌旗相望，而湘军得水师利，扼赣江要津，不得渡，望杨辅清援众如渴。廿八日，辅清为王錱所邀，溃于茗坑、三官店；未几，吉安守将傅忠信复吉水，进峡江，谋趁清将王錱丧，合新淦之众，并势以解临江之围，清江西巡抚耆龄飞调普承尧犯峡江，刘腾鹤犯阜田，傅忠信道为之梗，遂退。清人以临江东阻赣水，乃兴挑西、南、北三面长濠，九月，长濠成，城围益合。

时翼王已自安庆渡江入赣，谋解赣东诸城围，然乏水师，迁延久，不能遽至。程瀛宿将，翼王所爱，以孤城久围，气沮，无复固志，十月廿六日，遣使缒城乞降于刘长佑，事为殿左十一指挥易自能、指挥聂才坚等侦得，告发纪，发纪大惊，苦谏程瀛不从，乃佯顺之，辞以备行装，阴盟将士，谕以大义，皆喏而从之。廿八日，程瀛启阃，部分三路出降，自能、才坚突以白刃冒瀛诛之，清人猝不意，错愕久，乃扑城，发纪凭垣击却之。自能广西人，才坚花旗将，皆发纪部曲也。

翼王已至丰城，闻临江之变，遍粘告示，谋进援之，至新淦，为清刘于浔、康国器炮船所阻，不得渡，改援吉安，临江援遂绝。

发纪部署城守，井井有条，清人无隙可乘，然合围久，粮草垂尽，人日给米二两，和草根烹而食之，面目四肢俱肿，而守不少却。粮旋竭，杀战马而食，未几亦尽，不得已，十二月十五日夜，弃城溃围走，以才坚为殿，清刘长佑、萧启江、刘坤一、江忠义、田兴恕、刘于浔等水陆逐之，十七日，逐及才坚于瑞州城外廿里之土岭，才坚死拒力竭被执，死于瑞州；发纪、才坚将余众入湖北兴郭州境，而兴郭陷没已久，多团练，四境皆敌，戊午八年春，正月，初二日，为清副将周宽世所败，折还入赣，向武宁，三、四月之交，遇清九江兵，众溃，自能走乡间，为团练所杀；发纪被擒，槛送南昌死之。

黄毓生故粤东天地会众，乙荣五年秋随众入赣，投天国，翼王石达开承制编为花旗，丙辰六年，积功升封殿右四十二检点，使与殿前春分副侍卫李能通同守袁州。能通湖南郴州人，故亦天地会众，壬子二年投营于永安州，有殊勋，天国以老兄弟视之，故毓生官位虽尊，而能通权实过之。

八月，清刘坤一、刘长佑、肖启江等围城，时天京变乱方艾，未暇援应，城围既合，油盐未几即罄，米粮火药，日就匮乏，花旗新降，素为黄旗所轻，毓生复与能通不协，清人乘而间之，能通心动，十月十八日，率麾下十余人出降，毓生不肯降，闭城坚拒如故。

廿二日夜卯刻，毓生潜督选锋出南门，欲劫清人之垒，清守备衔千总崔大光先伏兵于道旁，毓生至乃发，毓生麾众急退，仍乘城，而城中李能通之党乘间勾结清人，以白巾为号，启西门而纳之，刘坤一督勇先入，长佑、启江及游击刘培元、田兴恕等随之，城遂陷，指挥杨如松、旅帅李春等被擒，余众奔南门溃出，坠垣死者累累。

毓生命部众先行，自将死士百余为殿，甫行里许，为清人逐及，毓生抵死抗拒，为楚勇胡盛久等所获，极刑死于军门。是役也，毓生麾下花旗不屈死者数千，而黄旗多生降，自后江西郡县花旗，多反诮黄旗之怯者。

赞曰：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圣人言之久矣。然汉用金日磾而治，唐用李光弼而安，彼皆异族，善抚驭之，乃可为良臣猛将，而况三合会之同仇敌忾者也？而天王汲汲贬之于前，东、西王洋洋詈之于后，焦亮走死，大纲不侯，余众虽授戎秩，勋宿多轻之，后人不察，辄归咎三合会党之轻去就，而东南倾覆，起亮后死，江西艰危，毓生未降，较诸马融和、陈炳文、程瀛辈，高下果何如哉？

夫为君者，有分土，无分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古今一也。天国之亡，乃政亡之也，虽贲、育之勇，关、屈之忠，复焉足济？兴郭州尝为天国循邑，癸好全盛之岁，湖北应天试者千人，兴郭居其八百，乃不出四岁，聂才坚等败遁至此，村村俱团练，处处皆敌国，岂数载之间，民风之变，一至乎此哉？呜呼，天子昆仲，自戕未暇，举郡及民弃之，众叛亲离，尚焉怪为！

天国志之范汝杰黄章桂谭应芝李恺顺方海宗列传

范汝杰广西人，初不甚闻名，甲寅四年冬，调皖南，驻青阳。乙荣五年二月初四日，封元勋殿右廿六检点，自青阳将兵进克石埭，初八日，克黟县，再破清骁将四川游击周天受，始著闻。汝杰在黟，焚东岳庙，毁闻琴社张康神像，盖尊上帝教约束，禁偶像及邪神者也。

十三日，大破清浙江兵于渔亭，斩汀漳龙道徐荣、都司许尚达；十八日，进克休宁，斩团首在籍鸿胪少卿孙日萱；廿三日，破走清安徽学政督办团练大臣沈祖懋、都司长贵、知县恩禧，克徽州府。时皖南精兵，多从罗大纲、赖桂英等自饶州府入赣北，援湖北、江西，汝杰所将，素非练习，旬日之间，迭克郡县，声名大噪。

汝杰以麾下多新卒，罔纪律，所在滋扰，廿八日，榜谕军中，严禁妄杀、掳掠及犯令，违者许乡民告发，严惩不贷，自是部伍肃然。

三月，清金华知府石景芬、副将魁龄来犯，汝杰以众寡悬绝，初三日，弃徽州，次日，再弃休宁而西，初十日，克婺源，十三日，合罗大纲别部克江西弋阳，谋窥广信府。清浙江副将常海来犯，十五日，败死。

清石景芬合周天受、邓绍良大军来犯，廿四日，陷婺源，汝杰留指挥刘姓，总制程礼周、稽南吕、王富德等守弋阳，自将精锐走德兴，廿九日，克兴安，谋与弋阳为犄角，而湘军罗泽南等已围弋阳，次日，陷之，刘姓等皆被擒，死者数百人，余众皆走合汝杰。

卅一日，汝杰分别部趋广信，自将一军走德兴，石景芬以为无虞，易之，四月廿五日，汝杰遽自德兴兼程还袭婺源，景芬猝不意，大为汝杰所破，廿六日，汝杰乘胜复祁门；廿八日，复黟县；卅日，复休宁，皖南大震。

汝杰旋奉命弃黟县，与别部自江西入浙、皖者合，未几，复弃休宁，五月廿三日，道黟县，克石埭不守，振旅归江西，合翼王大队。汝杰事迹，自此不闻。或曰，汝杰前与清川、浙兵战，死广信府积石山，军中密不发丧，以检点黄保传代将其众，保传亦能军，约束号令，一如汝杰，故人皆不知汝杰之殒。休宁之役，保传当先冲阵，马蹶，为周天受麾下步卒孟某以矛洞胸而卒，麾下愤怒，皆殊死斗，仍大破清人，舆保传尸，扬旗从容自辛岭、张岭而遁，清人皆不敢逼，史事微茫，未可详考也。

黄章桂广西人，忠王部将，庚申十年春夏，已任殿后军大佐将悦天安。时天国爵秩尚未滥觞，忠王麾下封主将者惟陈坤书、吴定彩二人，章桂职重位尊，犹在陈炳文、谭绍光上。

五月初六日，与殿后军主将陈坤书同佐侍王李世贤克嘉兴府，侍王命坤书、章桂及殿后军正总提朗天安陈炳文同守。七月，清将张玉良、马德昭、罗大春等来犯，坤书、章桂、炳文坚守，合忠王、侍王援师破走之，乘胜徇下府属诸邑，遍立乡官以统之。

嘉兴富庶，久不被兵，骤罹变故，人心惶惶，兼且团练、枪船，遍布四乡，水陆要津，多为阻遏，乘势抢掠，造作谣言，民间益恐。八月，章桂遍示四乡诸镇，谕以及早回心毋怀疑贰，令速纳贡归诚，散团练，张门牌，输赋税，且约束麾下，令无得骚扰焚掠，于是地方稍靖，枪船乃有为天国用者。

时天国用兵方殷，诸将功多，天王复不吝爵赏，有一月数迁者，章桂虽徇徇，而功不逾乎同侪；庚申十年十二月廿九日，积劳升悦天义，而谭绍光、陆顺德、童容海辈已迁主将矣。

次岁冬，坤书以扰民及为熊万荃等所谮，自苏州遁常州避祸，天王谋分忠王势，封坤书护王，分常州以为分地，忠王雅不悦。章桂久为坤书佐，及坤书遁，章桂未之从，仍留忠王麾下，然自是益不为忠王所重，罕令当方面。

壬戌十二年，天王遍封诸军师麾下大将王爵，以章桂耆宿，封殿前斩假留真顶天扶朝纲趋王诚千岁，而终无所用。癸开十三年，淮军、常胜军渐逼苏州，围无锡，八月，忠王、侍王督大军往援，而趋王与焉，卅日，战于大桥角，先胜后败，轮船高桥号为叛将周寿昌所焚，趋王随忠王退黄埭，自后事迹，泯无所纪云。

谭应芝一作应桂，祖贯广东南海里水村兴义坊，后迁居广西平南县周村，慕王谭绍光胞兄也。庚戌金田起义，从父兴入营，从征至天京。

初不甚知名，六爵系衔，一无可考，其弟绍光渐贵重，乃随其队，为之襄理而已。壬戌十二年三月，从绍光攻湖州，自将一队，始闻名。

时天国兵之围湖州者，尚有定南主将黄文金，文金耆宿，号黄老虎，骁勇而寡纪律，所部滋扰，应芝营垒常与比邻，而军纪谨饬，故乡民每德应芝而惧文金。四月十八日，湖州克，绍光以功封慕王，受命还苏州，权主苏福省军务，号应芝慕王宗，使留湖州，与黄文金同守。

天国故事，府库钱粮，惟先破城者得之。湖州之克，慕王功多，故应芝据有仓廪，度支壹奉苏州号令，文金虽封堵王，位尊功高，而不敢与校，以兵多而饥，乃纵麾下剽掠四境，号“打太平先锋”，应芝不能制。癸开岁，天国势渐颓，江、浙、皖诸郡县，次第沦亡，惟湖州、广德州诸属安堵，三省将士失守者皆萃于此，天王多赐王爵，于是湖境百里，封王者数十，号令益紊，应芝时亦受乐王爵，顾同列爵皆王位，势相敌，位相侔，不能约束，徒呼奈何而已。

十月，慕王为纳王郜永宽等所害，苏州陷，未几，无锡、丹阳、宜兴、金坛诸邑次第沦丧，干王往来湖郡，累促诸王勤王，而诸王以京郊无粮，皆惮行，乃与忠王议，部分六路入赣就食，约于甲子岁秋熟还救天京。乐王亦当行，辞不赴，仍留湖州。

甲子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嘉兴郡亦陷，清左宗棠悉众犯湖州及诸属，四月初八日，总兵刘树元、何培英等薄郡城，乐王督队战诸城外长生桥，却之，树元等退归，以乐王阵亡报闻，而是月廿八、廿九日，犹有见其督战于吴溇者。七月，湖州陷，乐王不知所终。

李恺顺广西藤县人，忠王李秀成族兄弟行，初不甚著，而其兄恺运庚申十年四月从忠王克无锡，旋出师赣、鄂，以功封殿后北破忾军主将乾天义，时人及后人不察者咸以为即恺顺，而恺顺实封静天义，是岁五月廿五日，定南主将黄文金、营天义李远继、丞相方得胜克江阴县，八月，文金、远继等自江阴往攻清江南团练大臣庞钟璐于常熟，忠王令恺顺继守。

江阴扼大江之吭，蔽苏州之北，天国水师不振，清师及团练进扰者多自江北通、海诸邑浮舟至，恺顺患之，间遣使约合通州白莲教盛广大等，使纠合途众，分扰清江浦、盐城等处，是故终苏福省之世，江北清师，自顾不暇，罕能以舟师利薄江东者。

壬戌十二年十二月，常熟叛，清淮军、洋枪队自上海、松江入苏福省，时忠王方受诏勤王，与湘军战天京及江南、北，不能还顾，清人渐得利。

癸开十三年五月，清江苏巡抚李鸿章三路西犯，令同知李鹤章、总兵刘铭传自常熟逼江阴，恺顺时已进爵广王，闻警，亟求救于常州护王陈坤书，护王合诸邑将士来援，屯杨舍，攻刘铭传。护王宿将，勇而残苛，诸将多不堪命，未几，皆反走沙山，护王不得已亦退黄塘。

广王知援绝，七月初九日夜，自将兵分扑铭传及提督黄翼升垒，斩总兵赖荣光，而清兵来者愈盛，十六日，鹤章、铭传及副将周盛波陷江阴北、东二门外卡垒，进薄城下，护王复来救，为鹤章洋枪队所却。

八月初二日，护王及无锡潮王黄子隆、苏州天将汪有为、趋王黄章桂等五路来援，复为淮军、常胜军洋枪队及水师炮船所败，江阴遂成孤注。初四日，江阴陷。

广王于城未陷时，尝与盛广大等约，欲往江北招兵，城既陷，将赴之，阻炮船而未果，遂走常州，旋往丹阳，与然王陈时永等同守。盛广大纠众得数千人，待广王不至，事旋泄，广大及其党茅广福等八人为清漕督吴棠捕杀。

是岁末，苏州、无锡皆陷，侍王与忠王约，部分苏、浙将士入赣就食，谋于次岁秋熟还救天京。四月廿五日，凛王刘肇钧、利王朱兴隆、烈王林彩新、忠二殿下李容发等自丹阳发，越六日而丹阳陷，清广西提督冯子材等奏广王被擒杀，而语焉不详，六月，天京陷，忠王被执，清吏问广王，对曰已在宜兴境，是耶非耶，史事微茫，未可详考，然自是广王事迹，遂不可考云。

方海宗广西人，功绩初不著闻，而官爵彰著，庚申十年春，侍王李世贤克句容县，次岁五月，以海宗守之，时已爵昭天义。十一月，封殿前番镇统辖顶天扶朝纲守王丰千岁，时王爵寥寥，陈坤书、陈炳文、谭绍光辈皆未封及。

癸开十三年秋，清淮军、常胜军迫无锡、苏州，忠王李秀成商调守王往援，十月，与护王陈坤书、趋王黄章桂等合，进屯东亭，十一日，与清总兵刘铭传、郭松林，道员张树声等战，大败，弃东亭遁。

甲子十四年春，清浙江提督鲍超犯句容，守王招金坛翰王项大英同守，部将翟本邦、张宏发通款于超，守王不之察。二月卅日，本邦等内应，纵清将宋国永、冯标、周有胜等入城，城遂陷，翰王及列王方成宗被擒，守王溃围走宝堰，投显王袁得厚。

五月初一日，干王洪仁玕约守王、显王及丹阳、句容、金坛溃卒三万余赴高淳东坝，旋走广德、湖州，与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合，自后守王不知所终。

赞曰：

此数人者，或知其始而不知其终，或知其死而亡其事迹，天国十四载而中灭，百官为盗贼，史卷成烬灰，万千豪杰，沥碧血，曝白骨，而曾不能留一名姓于世，由是观之，章桂、恺顺之辈，幸何如之！

汝杰以偏师游皖浙间，兵不为精，饷不为厚，而攻城掠野，军纪整饬，九江之捷，天京之安，虽所在将士之功，皖南一隅，肘腋呼应之力，不可泯也，而汝杰声闻于寇仇，名垂乎方志，而独不得天京一字之褒，官爵、存亡，曾无可纪；方海宗尸位素餐，攻战、守御、度支、抚民，一无可取，而授节封王，翻在诸名将先，噫，一国纲纪如此，王一纪，传一世，亦幸矣，何叹为？

误传何以变成信史——试析史料误记秦日纲战死金坛一事 by 老陶

太平天国首义七王之一的秦日纲在天京事变中助洪秀全、韦昌辉杀死杨秀清，后又被洪秀全追究处死，在今天已是众所皆知的历史常识了，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包括《清史稿》、《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等权威性著作，都沿用清上元人李滨《中兴别记》中记载，认为秦日纲系在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1856年8月22，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十六日）在攻打金坛城时中流弹而死，且至今还有许多研究者以李滨声称“金坛围解后搜获贼文卷”，认为这个记载可以采信者。

《中兴别记》卷廿八中对此段记载如下：“丁丑，游击李鸿勋遣军出金坛南门筑垒，败还，伪燕王秦日纲毙于流弹，我军不知。先是，张国梁遣都司陶茂森率千人突贼围入城协守，鸿勋以城兵渐多，援师且近，募夫百余出南门为垒，遣卫兵三百版筑，甫半，秦酋率党觇于高阜，官兵遽前击之，贼驰下，张两翼夹击，兵少不能支，奔城，贼从之，鸿勋大骇，亟闭门，令曰‘敢入者斩’，兵不得入，返与贼持，贼亦不敢遽逼，鸿勋遣亲兵出援，贼退，我军死三十余，创百余，民夫生还者不及半，后围解，搜贼垒，获伪文卷，检之，得秦日纲创毙月日”（1）。

按李滨，上元（江宁附郭县，今属南京市）人，事迹不著而著述颇丰，除《中兴别记》外，尚有《古余事略》（由其子遂良于民国五年代撰），并曾于光绪十三（1888）年仿宋绍兴年间建康府学刊本翻刻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十四卷》。其《中兴别记》系编年体史书，叙事考订，颇称翔实，素为治学者称道。但李滨于同治六（公元1867）年才“年已十三”，按照时人用虚岁的传统，实则仅十二岁，十一年前的金坛之役发生时仅一岁，而他真正开始撰述时已“年三十余”，成篇时已是光绪三十一（1906）年的事情（2），显然，他这段关于秦日纲战死的记载并非第一手资料，而只能来自转述。

笔者在《金坛见闻记上卷》找到了这段记述，文字如下：“李游击以城中兵渐多，援师且近，谋筑营南门外，为犄角势。哺后，遣役夫百五十人出城，以兵三百卫之，版筑甫半，贼渠秦日纲率众大至，立高阜观望未进，官兵素轻贼，遽前突之，贼乘高驰下，张两翼夹击，我兵少不能支，遂却，径趋城门欲入，贼踵至，李游击大骇，亟闭门令曰‘敢入者斩之’，兵不得入，复返击贼，贼亦不敢逼，李游击悉遣亲兵出战，至昏贼始退，李游击亦收军入城，军士死者三十余人，伤者百余人，役夫得脱归者三之一，城中大震，是日我军虽不利，然贼渠秦日纲亦战死，城中不知也，围解然后始知之……后因搜（贼）营，得往来文书，始知其详”（3）。两相对照，事迹、经过、伤亡数字完全吻合，甚至许多字句都相同，按《金坛见闻记》著者溧阳人强汝询，其书分上下，上卷记载1856年金坛城守事，下卷则记载1860年金坛失守事，从作者自序可知，作者在1856年秦日纲围城时身在城中，而1860年则不在，这本书是为了“恐（赞助守城的清方官吏士绅事迹）湮灭无闻于后”，而在咸丰十一（1861，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追撰的，显然，《中兴别记》是采信了《金坛见闻记》的记载，只是李滨治书严谨，删改了一些自认为不合理的情节，如原著中说秦日纲率军“大至”却又不敢进攻，仅有三百人又需保护民夫施工、此前并无突出战绩的清兵反倒“遽前突之”，以及此后李游击悉遣亲兵出战从“哺后”一直战到“至昏”（李鸿勋部总共只有七百人，而且此前守城颇有伤亡，就算“悉出”也不可能酣斗如此之久）等均被删改。

我们从《李秀成供》和当时西方人根据爱尔兰人肯能的叙述所撰写的报道中都已经知道，秦日纲并未死于金坛城下，而是被洪秀全招回天京，参与诛杀杨秀清，后来还带兵追赶石达开，此后被洪秀全招回天京处死并除爵。案目前保留的天王及幼主诏旨，比秦日纲地位低一些，且同样生前被革去王爵的豫王胡以晃，其死后王爵开复，子弟承袭，一直列名诏旨中诸王的最末，而秦日纲的兄弟秦日南、秦日来、秦日庆等都先后封王，却竟没有人承袭燕王者，若真是战死而非罪诛，如何会如此淡漠对待？即使秦日纲无子，若非以罪革爵，大可以亲属继嗣，天国中大到幼东王、幼西王，小到袭爵丞相周胜富都可以血亲甚至远亲过继嗣爵，秦日纲兄弟甚多，如何单单便不可以呢？且李秀成是攻打金坛的将领之一，秦日纲结局如何与他无直接利害关系，没有隐讳的必要；肯能虽然性格鲁莽，喜欢信口开河，但他直接跟随秦日纲，且所叙述事迹固多混乱，主要人物的脉络却交代得比较清楚，各种史料互相参照，足以证实，秦日纲并未死于金坛之役。

那么，李滨和强汝询所谓“得贼文书”，又该如何理解呢？

李滨是转引，姑且不论，强氏撰写此书意在为金坛官绅表功，叙述中所羼杂的水分也就因此较多，除前文所述连李滨都觉得不合理的情节外，他在书中说太平军本计划攻下金坛就进取苏常，因金坛未下而东南得以保全，就明显是夸大其辞的曲笔，事实上制订战略计划的杨秀清本无进取苏常的全盘计划，因此江南大营一破，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劲旅便分别受命援江西、湖北，仅有秦日纲等追击退往丹阳的向荣部，只是因为攻打丹阳久不能下才专攻金坛，未能攻破的原因固与清方死守有关，但更多地却是由于天京事变发生，秦日纲及其部下无心恋战的结果；在其叙述1860年破城事的下卷中，说侍王李世贤亲率大军围城数月，破城后住了三天才入浙江，并且以此向当时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邀功，表示如金坛不死守，则太平军早就“狼奔豕突”于浙江、江西，将会给清方和曾国藩带来更大威胁。但事实上李世贤本人跟随李秀成攻打苏州，并未亲身参与围城，围城者仅是其部将值天义盛明文和辅王杨辅清的部将遡天义黎立新所率偏师，且金坛城坚守四个月，当年西历9月1日方破，而侍王本人所率大军早在6月中旬就自江苏平望进入浙江，次日即攻克嘉兴府，可见金坛的固守并未如作者所言，牵制了李世贤入浙的脚步。且1856年作者虽身在城中，但从自序和文章中，并未流露出亲身参与团练城守事务的痕迹，其称洪秀全“贼帅”而不知其为天王，误“检点”为“点检”，且意在为死事者立传，竟不能知城中主将李鸿勋的名字，且误其后来战死丹阳（实则战死于句容），可见作者于军务或未涉及，即使涉及，也绝非得参机密者，其所谓“得诸贼文报”，若非杜撰，便是误听误信了以虚饰邀功为能事的清军官兵的私下传说——之所以说“私下”，是因为不论是当时署理江苏巡抚的怡良，还是李鸿勋的顶头上司和春、张国梁，均未在章奏公文中片言只语提及这次有“贼文报”作铁证的“诛杀贼渠”的丰功伟绩，要知道以他们的习惯，即使是“风闻”无实证，也是往往宁可信其有，而不厌其烦地向上邀功的，太平天国历史上翼王石达开、护天侯黄玉琨以及吉文元周锡能等许多人物被多次“阵斩”，便是最好的佐证。

最后要提到的，是《中兴别记》中提到“伪文告”中，秦日纲为“伪燕王”，而《金坛见闻记》中未载，不知是否别有所具，若有，则更是大谬不然，盖秦日纲被革爵已有一年多，是岁初方重新封为“顶天燕”，最重资格官称的太平天国，是绝对不会在“燕王”称号消失年余之后，还在往来文报中如此称呼秦日纲的。

参考书目：

1、《中兴别记》卷廿八，转引自《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2、同上书，卷末作者自述；

3、《金坛见闻记》P193，《太平天国》卷五，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关于太平军中挑夫的重要性问题

事实上当时冷热兵器并举，不论太平军还是清军都必须借助辅助兵或者民夫来扛抬大炮以及辎重杂物，清军的长夫系在编制内，而且比例相当高，湘军达到正兵三，长夫一，后来新建陆军甚至达到接近一比一，应该说，他们更重视挑夫的重要性

太平营规里提到不要乱捉卖茶水和粥食的小贩做挑夫，是为了确保后面军队购食方便，也是为了不切断必要的情报来源，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太平军的后勤和情报工作组织是比较欠缺的，前者，虽有36典官之设，军以上却无统一组织，更无类似清军的粮台建制，经常靠打先锋过日子，饥饱不一；后者，经常因为情报的严重偏差而贻误战机。至于挑夫，由于太平军经常在所过之处“裹胁”壮丁甚至老幼入营，入营者统统都是“圣兵”，今天可能分配挑担，明天也可能安排上阵，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挑夫编制，但巩固的占领区，建立乡官后，乡官有时会组织民众从事一些后勤工作，这似乎也和一般意义的随军挑夫不同。

太平军起于冷热兵器、中外火器并用的19世纪中叶，对于杀伤威力大的火药火器是非常重视的，其最后失败，除了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外，败于火器之不利，也是得到了包括敌（曾国藩、李鸿章等）、己（忠王、干王等供词）和后人一致认同的。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事实，即除了后期江浙战场上对淮军和洋枪队等中外合编的雇佣军，在绝大多数战场上，包括湘军在内的各路清军所装备的枪炮，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并不占绝对优势。以湘军为例，湘军一个营分四哨，每哨八队，其中四队刀矛，两队抬枪，两队小枪，另有亲兵六队，其中三队刀矛，两队劈山炮，一队小枪（1），其中冷兵器占百分之五十，热兵器中也多是中国土造的鸟枪、抬枪之类，直至壬戌十二年，攻到天京城下的曾国荃部湘军，一开始也是“火器寡劣”，《北华捷报》曾认为仅凭他们所拥有的枪炮是无法攻破严密设防的天京城墙的，而前来解围的忠王部则“倾苏杭所得之西洋火器，会并于此一枝”（2）、“洋枪洋炮，骤若飞蝗”（3），苏州城内的二万将士全部装备来复枪（4），直到最后，战败投降的听王陈炳文部尚有洋枪队七千（4），为清闽浙总督左宗棠、浙江提督鲍超垂涎不已，必欲收编而后快，可见，在多数战场上，太平军就枪炮数量和质量而言劣势并不大，在个别战场上甚至还占局部优势。 但太平军在大多数战斗中吃了火力不利的亏，却是不争的事实。个中原因究竟何在？ 笔者认为，这需要从太平军的火药性能上作一分析。 由于火药是不易贮存且消耗量极大的作战物资，仅凭缴获和购买是远远不能满足多达数十万甚至“百万之众”的太平军各部战斗需要的，各种中西记载都表明，从金田起义开始直到最后阶段，太平军主要依靠自行设厂制造“红粉”来供应部队。 在太平天国时代，作战双方使用的都是黑火药，除了输入的洋枪弹、洋炮弹外，基本都是遵循传统的“一硝二硫三木炭”配方配制。这一配方根据火药用途的不同，会有一定变化，大抵硝石成分偏高，则爆炸力强而燃烧性差，适合作炸药；反之则适合作弹丸的发射药。 曾参加太平军扫北的湖北人陈思伯在其《复生录》中指出太平军“贼营所造枪药璜少力缓”，即太平军自制的火药硫磺成分偏低，如果是这样，则太平军的枪炮射程和穿透力都会因此收到严重的影响。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早期天京朝阳门所置九子炮，“循环叠打，无片时歇”，是威力很大的守城利器，但“不能及远”（5）；太平军所铸铜炮、铁炮，装药量都极小（6），显然是为免发射药炸膛而不得不采取的加厚炮壁和减少装药等不得已措施；扫北军大将平胡侯吉文元在阜城和敌将比枪，因自己火枪发射药“璜少力缓”，导致双方同时开枪，而敌弹先至，枉送了一条性命；后期淮军和常胜军、常捷军等经常采用在太平军射程外轰击城垣工事的战术取胜，而同样拥有洋枪洋炮只是数量较少的太平军竟几无还手之力（7），在很大程度上也受了发射药不济的害——由于外来接济的时断时续，太平军不得不自行制造洋枪洋炮的弹药，所采用的当是如法国历次街垒革命的弹药制造方法，即熔铅为丸，并自行制备发射药。 而相对而言，爆炸性火器所受影响就小得多。清方在评价太平军不谙枪炮施放之余，却说“其抛火球放喷筒人人优为之”，公私记载中也多有太平军用棺木制作地雷“穴地轰城”和采用“先锋包”（炸药包）攻击获胜的记录。 造成太平军火药硝璜比例失当的原因，主要是硝的来源较易而硫磺较难。从永安州时代直到天京陷落前，太平军都采用“古墙之砖与土煮干千沸成硝，名曰红粉”（8）的土方法制硝，虽然这样制成的硝土杂质多，呈砖红色，而非纯净硝石的白色或结晶色，但此法就地取材，制备方便，简单易学，即使在困守的围城中也能采用。而硫磺则只能依赖自然矿藏，偏偏太平天国控制地区并不盛产此物，从而导致了其所制火药“璜少力缓”的不利局面。 针对这样的局面，太平天国采取了种种补救措施。 一是靠缴获，夺取清兵和团练的火药以供自己使用。如永安突围时，就依靠罗大纲在古苏冲“得火药十余担”才冲出重围。但与枪炮刀矛不同的是，火药是易燃易爆品，战斗中极易损毁，有时战败的清军也会自行将火药焚毁以免资敌，如扫北援军围攻临清州时，清知州张积功在兵败不守后焚毁火药库，太平军入城无所得，竟从此南退溃散（9），可见仅仅依靠缴获，是很难确保火药的稳定供应的。 二是靠征用和购买。前期水营船只众多，常数百上千艘扬帆上驶，将上游所征获和买得的包括硫磺在内的战略物资源源运回天京和其它控制地域，后期则在江浙等地按亩收取红粉捐，如常熟亩捐一百文（10），吴江亩捐一斗（11），嘉兴、绍兴等地也有类似记载，另外，洋人、商人、百姓，甚至团练、清兵等都常常出于各种动机向太平军高价出售硫磺和火药、弹药。但天国水营很快损失殆尽，洋人、商人等牟利者的接济也由于清军和团练到处设卡盘查而不啻杯水车薪，大量征收红粉捐又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太平军的形象，影响了太平天国和当地民众的关系。 本来这样的劣势尚可通过得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加以补救，但太平天国虽遍设典官，却始终没建立类似清军粮台制度的统一、完善的后勤供应保障体系，而往往靠各部自行设厂制备、打仗缴获甚至抢劫、“打太平先锋”来解决，在政治上又长期搞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需要和时代要求的宗教极端、文化垄断和毁灭传统等措施，导致其控制区内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城与乡、军与民、甚至太平军此部与彼部之间，都往往是若即若离，似隶属非隶属的暧昧关系，这一切都致使原本已处于不利态势的火药问题，不但不能得到弥补或缓解，反倒日益严峻和致命，并最终断送了天王的“铁桶江山”。

引文及参考出处： 1、 王定安《湘军记》卷二十：水陆营制篇； 2、 《曾国荃致曾国藩函》，《湘乡文献》P4891； 3、 《曾国藩全集》卷六，P258； 4、 《陈炳文张学宁陶金会致鲍超投降禀帖》，神州国光社《太平天国》卷二，P774； 5、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 6、 炮铭，神州国光社《太平天国》卷二，P888，其中丁巳七年一门炮重七百斛装药不到二斤，戊午八年一门炮重五百斛装药一斤四两，辛酉十一年一门炮重三百斤，装药竟仅一斤； 7、 王维周译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8、 轶名《金陵纪事》； 9、 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记略》； 10、 汤氏《鳅闻日记》； 11、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

试析干王、忠王供词中关于天京后期粮食问题的不同说法 试析干王、忠王供词中关于天京后期粮食问题的不同说法 --陶短房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湘军曾国荃进围天京，至甲子十四年六月六日城破，围城近两年零两个月，在此期间城中粮食供应情况如何，现存的干王和忠王供词，对此有迥然不同的说法。

按照忠王的说法，京内粮食严重不足，且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等洪姓亲贵有搜刮穷民银米等害民之事；而按照干王的供词，城中“粮食充足，安宁平静，只是京外无粮，援兵不到：余即令京内各府楼第耕种禾豆，捐金采买，分派五大军各守城头，众兄弟各爵日夜勤劳，战守耕读，倚天王如泰山，毫无自危自惧。其中粮食勤耕自俭，尽足自养自固”，两说差异如此之大，令人惊异。王庆成先生对此质疑如下：“是否十三年十一月以前以后即洪仁玕、李秀成分别负责京城防守前后的粮食供应情况，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或者洪、李二人的描述都有或其中之一有某些夸大呢？”

考干王自辛酉十一年四月中旬自安徽桐城败回，至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受诏出京催粮催救，其间偶有出城，但时间都非常短；忠王则系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入京，至城陷未再出城，此前虽数次入京，但为时均不长，也不参与朝务。

要考察京中粮食情况，首先需要了解天京的粮源。

早期天京粮食来源主要是上游的皖北、江西、湖北等处，主要运输工具是船只，故现存早期文书诰谕中如“着尔某某乘坐水营左三军船一千三百条配带兵士，前往江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带收贡收粮，解归天京，不得违误”，或“尔某官某弟用船一千八百条将黄州汉阳妖魔惊走，所办粮米，速用船全数装解天京，切勿违误”（1）等比比皆是，清人也有焚船为断天京粮草第一要务之论，是以曾国藩于甲寅、乙荣两年间消灭太平军水营船只万余艘后曾得意道“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贼巢所需米石油煤等物，各路多已断绝，逆船有减无增，东南大局，似有转机”（2），且西征稍有失利，天京就困难到喝粥的地步，可见当时粮食之来援，倚赖上游之深。

天京事变后上游湖北、江西次第沦陷，且水营势力大衰，长江基本为敌军控制，此时天京粮食来源主要是皖北，尤其是巢湖地区。这一带由于翼王、豫王和陈玉成等数载经营，“照旧交粮纳税”，地方比较完善，粮食较为充裕，且长江水道虽时断时续，但巢湖内河水道可通过天国版图内的巢县，直达江北两浦一带，再通过太平军控制的九袱洲、八卦洲、七里洲一带过江至下关入城，天王在此设立天浦省，当六合未下时，仅辖江浦、浦口弹丸之地，是天国版图最小的省，这并非好大喜功的乱政，而是对维系天京命脉的粮路之重视。虽然己未九年初薛之元叛变，天浦省沦陷，此后两浦一直出于两军拉锯，至同年十二月九袱洲等陷，天京合围，粮道全断，但此年三月廿七日，忠王、侍王、辅王、英王等大破江南大营，不久九袱洲和浦口等地先后收复，此次粮路中断，即使从薛之元叛降算起不过一年多，若从九袱洲沦陷、道路全断算起则不到四个月，以天京多年之蓄积，自然可以应付自如，所以当己未九年底忠王欲出城救援，干王问粮食供应问题时，忠王才能胸有成竹地回答：“若虑粮乏，可问赞王，可支三年也”（3）。

江南大营破后，近两年时间天京周围道路畅通，此时上游皖北虽渐渐失利，下游江浙却入天国版图，江浙是粮食产区，忠王等源源解粮入京，得到幼主嘉奖（4），可见此时天京粮食供应并不缺乏。

我查忠王供词中谈到粮食问题共有两大处，一处是庚申十年九月他即将出兵西征前，“教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各要买粮，我这出城四百余日，方见我信。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买米粮”，而洪姓“欲买粮者，非我洪票不成。。。。。。得票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固积今日之患”，在此段叙述之前，他面见天王，也劝买粮，理由是“曾帅利害而来，此困必严”；另一处则在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入京后，前后多次提起，一而云“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再而云“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天王命全城吃“甜露”（野草团子）充饥，并谈到自己奏请天王放出百姓，天王起初不肯，后来同意，而诸洪派人看守各门勒索等项。

从文意中我们可以看出，庚申十年九月他第一次嘱咐众臣买粮时，粮食并不缺乏，应该可以支持“四百余日”即一年多时间，后来他从苏福省解来粮米，得到幼主嘉奖，按照这样的情况，当时天京存粮，支持两年或稍长时间是可以胜任的，因此，干王辅政时粮食不缺，的确是实情，并非干王有意作伪。

可资佐证的是，辛酉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干王函复英国翻译官富礼赐，谢绝对方提出供应粮食的要求，理由是粮食充足（5），当时天京尚未被围，洋人也没有撕毁中立，双方交易时常发生，如果粮食并非充足，对方主动出售，干王是不会谢绝的。

至于干王供词中所云粮食不缺是因为城内种粮的结果，则是经验不足的虚谈。南京城内地势崎岖，多丘陵山地，并不适宜种粮，而较适宜种植蔬菜，是以天国有典城内菜园，却没有典城内粮田的记录，且当时封王封官甚滥，而所封大员又多在天京修建府第，加上营垒、工事占地，南京城虽然周长43。6华里，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但能种粮食的空地有多少？这样不适宜粮食种植的土壤，收成又能有几何？癸开十三年七、八月时城中居民数量，李秀成供称仅在他处登记造册的就达七万余户，城破时，据李秀成供参以镇江英国代理领事亚德金的实地调查，军民人数尚有三万余人，城内种地之不能确保供应，无需多言，且倘真的种地可解粮荒，何以江南大营每次切断上游接济，京中立即喝粥呢？

至于癸开十三年十一月之后，此时上游巢湖地区沦陷已久，天浦省和江中诸洲也丧于敌手，连下关都被湘军攻占，本来下游之粮可以从高淳小河经秦淮至天京南门，但壬戌十二年四月下旬，清彭玉麟等部水师就切断了这条道路，当时太平军所控制的水面仅有神策、金川两门外中关一线，靠红单船和走私洋船断断续续的接济，其余水路粮道均被切断，当时曾国藩曾评论道：“合围之道，总以断水中接济为第一义，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断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6），他函致沈葆祯也云：“大小河道皆为官军所有，谷米日用之需，丝毫皆需肩挑入城，故贼中大以为不便”（7），虽然赵烈文说“肩挑手担，所得似亦不少”，但城中粮食来源濒于断绝，是可以想象的，加上原本的存粮，即使可以支持两年，此时也应消耗殆尽了，所以忠王辅政时见到的是严重缺粮的局面，也是事实，并无夸张或虚构。

此时江浙赤地千里，干王自己也说“各处援兵苦京外无粮”，甲子十四年正、二月间，神策门大路被清军切断后，连陆运都中断了，天王复不肯突围，合城吃“甜露”，自然是不得已的事情。

关于忠王恳求放妇女出城，应该也属实，一来供词系曾氏兄弟审阅，曾国荃就是围城主将，若无此事，一望便知作伪；二来有陈庆甲《金陵纪事诗》等旁证，和天国早期也有放女营老弱出城割稻纵其逃生以节粮的记载，当是忠王得到天王允许后，所采用的节约粮食的不得已措施。至于洪姓“日日按户搜寻”米粮和盘查城门，不许米粮出城，也不完全是任意妄为，而是延续早年圣库制度“寸帛粒米皆归圣库”的做法，当是得到天王首肯的，当然，这个措施本身无助于解决粮食问题，反倒引起人心惶惶，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诸洪趁机牟取私利，便让本已混乱的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收拾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干王和忠王在供词中对于后期天京粮食供应情况的叙述，都基本属实，并无特别的夸张，所见不同，则是看问题角度的差异以及各人在京时间不同所致。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忠王在庚申十年底预计到即将到来的严峻局面，嘱咐君臣多积粮食，是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远见卓识，干王书生出身，辅政不过两年，阅历尚浅，计不及此，不但没有主动采取措施扩大粮食来源，甚至洋人送上门的粮食也以“不乏粮食”的理由谢绝，对后期粮食供应的紧张，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还需看到的是，在粮食问题上，天王固然有不肯面对现实“让城别走”和让全城吃“甜露”的固执可笑之举，但由于久历戎行，他对粮食问题的认识要比干王更早、更清醒。在湘军围城前的壬戌十二年春，他就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粮荒，排遣章王林绍璋等出京催粮；甚至据李秀成供词说，他准备“甜露”，也是早在围城前两三年，即大约从辛酉十一年开始，就让城中军民采集野草，送交圣库收贮备荒，显然，这些不切实际的措施对于围城后的粮荒而言，有的作用不大，有的干脆毫无用处，但较著干王的对粮荒全无预见性，则不能不说是高出一筹的见识了。

引用书目篇目：

1、《贼情汇纂》卷十：船运，转引自神州国光社《太平天国》卷三，P276；

2、《曾国藩全集》奏稿卷四，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

3、干王在席保田军营供词之二，转引自王庆成先生《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一文；

4、幼主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六月九日《谕忠王李秀成诏》，中华书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P62－64；

5、《干王覆英国翻译官富书》，辛酉十一年八月初一日，中华书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P320；

6、《曾国藩全集》家书卷九，页十二；

7、《曾文正公书札》卷廿一，页十四。

浅析太平天国早期中枢机构的构成--陶短房

自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中枢机构系以军师综理政务，而以六部六官分理各类事务，这是史家的共识；但对于天京事变前的中枢机构构成，则各家众说纷纭，以鹂纯先生等为代表的、比较有影响的一派意见，认为在这一阶段，太平天国系以东王府为政府行政中枢，以东殿六部为理事机关。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表明化和不全面的。 东王府及其六部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负责了许多重要的军政事务，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它们就是太平天国政权名正言顺的中枢机构。 首先，不论从《太平礼制》这样太平天国方面自己的制度典籍，还是《幼学诗》这样的启蒙读物，甚至东殿主编的《天情道理书》等著作，无不把“生杀由天子，诸官不得违”、“王独操权柄”等君权专制的原则阐述得一清二楚，明确指出，“朝廷”即中枢机构乃直接向天王负责，而非向东王负责的东殿六部，后者在理论上不过是佐理东王的职能部门而已。 其次，作为中枢机构的重要职能，如铨选、刑名、文教、将作、历法、礼制、军政事务等，虽然多由东王操作，但在形式上、许多方面更在实际上需要对天王负责，如保奏官员，命将出师，需要向天王请旨；生杀大权，需要天王旨准才能交由翼殿刑部执行；颁行新历，要由五王连衔上奏，奏可乃颁；书刊出版，要由天王审批后钤盖“旨准”木印方可颁行；朝仪袍帽制度，要由东王、北王、翼王登殿请旨，虽然天王往往“旨准”或“胞等所议是也”一批了事，具体事务都由东王等操办，但决不能因此认为这个“旨准”无足轻重，事实上，天王一纸诏书便置东王于死地，又一纸诏书便将杀红了眼的北王明正典刑，秦日纲、陈承镕位极人臣，天王一旦翻脸，要他们死，他们便俯首就戮，可见，中枢机构的职能虽然颇有异化，但并非徒具形式，更不是连形式都没有。 何况，主刑名的黄玉琨，主文书传达的陈承镕，负责女营事务的蒙得恩，还有史官，诏书衙，删书衙，百工衙，诸匠营等等，都是受命于天王的朝官，而非受命于东殿的属官，虽然在实际事务中，他们往往要听命于东王，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朝臣的身份有任何疑问。 历史上由于主弱臣强，出现权力旁移至权臣“霸府”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如曹操的丞相府，粱冀的大将军府等均是，但当时法定的国家中枢机构仍是三公九卿和尚书台等，权臣号令诸侯和境内，仍需通过这些机构的作用。东王虽专擅，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天王的君主地位是尊重的，当然更不会、至少在形式上不会取消天王的政权中枢机构而自行一套。 那么，早期太平天国的中枢机构构成究竟是怎样的呢？ 笔者认为，早期太平天国的中枢机构经历了五主将制－军师（王）丞相两级制的演变。 太平军初起规模不大，也没有稳定的地盘，更未占据城池，军务成为第一要务，此时太平天国的中枢机构系五主将综理军政，并直接对天王负责，五主将下先是直辖五个军长，后来则演变为前后左右中五路军，并出现了总制、监军等中级官职，这从辛开元年七月十九日的《行营铺排诏》可以看出端倪，当时天王直接下令五军主将，分统五路军及各军属官，分为三路行军。 永安建制之后，朝政渐趋复杂化、多样化，各部门的分工成为必需，各级官制也渐趋完备，从这时的官制看，制订这套官制的冯云山、卢贤拔等人的设想，是以四军师加上翼王综理政务，而以六官丞相分理各部门事务。 事实上，早期太平官制、军制，许多源自《周礼》，而《周礼》中对于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职能有明确的规定，即所谓“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於百事”，虽然按照太平天国的官制，六官系衔丞相，而天王无六部，但六官的职分却依旧能从其系衔中表现出来，且天王以六官丞相分理六卿事，也可以体现出其六官高于各王府六部的地位身份，并以此表明其“万岁”至高无上的权威，后来诸殿所置左右丞相很快被废止，恐怕也是出于突出君权的考虑。 我们还可以参照后期官制来对比，丁巳七年之后，天王也设六部，六部主官廿四员，自吏部正天官至工部又副冬官止，可见天国本身，对于六官的职司，是非常明晰的。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前期的天朝中枢机构并没有起到应起到的中枢职能，而让很多权力和工作分流到诸王（不仅仅是东王）及其六部属官身上。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天王本人的能力不足以担负复杂的军国政务，这从天京事变后他自理政务的几年间之手足无措，足可見其端倪，且他又以教主自居，好谈天话而不喜庶务，常常身居禁宫不出，使得许多事关军国存亡的要务不得不由东王等人直接担负起来； 其次，东王不但有能力，而且有野心，且其野心随着天国势力的日趋兴旺而节节攀升。他不仅以政务精明，军务果敢，用人明察，赏罚分明，博得了军民将吏的敬仰和信赖，且以天父下凡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天王的君权，天王说“只有臣错无主错”、“一人首出正”，而东王及其属下却说“为君者若有不明之事，则诏臣参议议定，诏准施行”、“四海之内有东王”，如此一来，天王中枢机构的运转，也就越发显得脉络不明，让人摸不着头绪了。 此外，壬子二年封五王时就诏明“西王以下受东王节制”，印发《太平诏书》中前述行营铺排诏》时也明白注明“此是前时行营铺排如是，今宜听东王将令”，使得东王权限愈发膨胀，而凌驾于整个中枢机构体系之上；从永安设立六官丞相直到定都天京，少时仅有天官丞相秦日纲、春官丞相胡以晄两员，最多时也仅仅天官、地官、春官丞相正副六员（加上李开方、林凤翔、赖汉英、吉文元）而已，夏、秋、冬三官长期空缺，使得中枢机构一直出于不完整状况；定都后不久虽然次第补齐了六官廿四丞相的数额，但此时东王权势更重，六官丞相正如《贼情汇纂》所言，具名而已，多被指派承担与六官职能关系不大的军政事务，而他们的职责却被本是东王府属的东殿六部、甚至北殿和翼殿的六部承担起来，六官丞相中真正从事与系衔完全相称工作的，只剩下木匠出身、仍理木匠事务的冬官正丞相宾福寿一人而已了。

关于洪宣娇武艺超人的记载，只见于一本叫做《盾鼻随闻录》的书，这本书在下是没有听说过，想请哪位介绍一下。还有就是只知道她是西王妃，其余事迹大都无可考，故许多文艺人士便添油加醋，将其描述成为一位女英雄，窃以为只是为了宣传农民阶级男女平等的思想。还有，有说即为杨云娇的，被秀全认了义妹。也有野史说其与杨秀清傅善祥搞三角恋，最后游说秦日纲帮韦杀杨。说法种种，不知哪个可信，想听听达人的高见。

洪宣娇者，广西桂平紫荆山人也。本黄权政之女，嫁与萧朝贵为妻，随夫入拜上帝会。秀全初至萧朝贵家，言及丁酉升天之梦。宣娇性机敏，乃云丁酉年亦曾有一长者告之，后十年，一人来自东方，教汝如何拜上帝，汝当真心从之。秀全大悦，遂以宣娇为上帝之女。杨秀清闻之，亦认宣娇为妹，改姓杨。遂为亲眷。杨秀清、萧朝贵旋代天父天兄传言。既定位次，以耶稣为天父长子，秀全为二兄，云山三兄，秀清四兄。而朝贵以妻宣娇故，不称“胞”，独称“帝婿”也。 �牐犘�娇既号帝女，颇自矜，每与朝贵冲撞，又大言天帝托梦。秀清患之，乃于平在山托言天父下凡，做诗严责云：“天父开言清口讲，发令易飞木儿房；先说天花娇为贵，因何无仅逞高张？天父发令为一女，不遵天令乱言题；若是不遵天命者，任从全清贵杖尔。奉天诏命尽势打，乱言听者不留情；乱言讲者六十起，听者亦杖六十尔；已醒即道要尔好，不醒反说天父诗。”宣娇乃慑服。 �牐� �牐犐系刍峒饶逼鹗拢�口号云：“男学冯云山，女学杨宣娇。”朝贵借天兄下凡，改为“女学胡九妹。”壬子二年，西王萧朝贵中炮，薨于长沙城下。宣娇自后无闻，或亡于丁巳七年之前。 �牐� �牐犘�娇以上帝之女，天王之妹，西王之妻，天位崇隆，不识者多以为秀全亲妹也。又传宣娇性风流迭荡，先与石达开有私。然云山谋国，为媒嫁与朝贵。复通于秀清，以嫉傅善祥故，勾连韦正，谋杀东王与傅善祥。倾而悔之，又杀北王。后随国舅赖汉英隐于香港。皆野史漶漫之词也。

陈得胜是太平天国后期守卫嘉兴郡的将领之一，癸开十三（1863，清同治二）年九月与荣王廖发寿领兵救援苏州，与扬王李明成等反攻吴江，失败被俘杀，其事迹可考的只有这寥寥数十字，其王号，各家著史者均作“贵王”

这就不免让熟悉天国制度的人感到疑惑：太平天国盛行避讳，后期尤甚，因为代天兄传言的西王名“朝贵”，所以朝和贵终天国一世都是避讳字，约刊行于壬戌十二年至癸开十三年间的《钦定敬避字样》里明文规定：“贵改用桂字，或意近似者代以尊荣恩宠重隆等字”。天国对于避讳要求严苛，如果“偶有差错”，“不独奏禀文章概不收阅，而且有蹈故违之咎，致干罪戾也”（1）。可见对于制定制度的洪秀全等人而言，这项避讳是非常严肃和原则性的问题。

但仔细阅读目前所存留的天国文书，却发现很多并不避讳“贵”字的事例，如《忠王致征北主将张洛行书》中“闻贵队收复菁江，军威大震”（2）；《殿左五检点吴如孝致美国水师提督布嘉南照会》中“至蒙遣贵介四人投入华翰”（3）；《殿前贰天将李伍天将莫致美国水师提督照会》中“至贵国在某处通商”（4）；《黄呈忠范汝增致英法水师统将照会》中“贵总镇所言，虽属合理”（5）等等，避讳“贵”字的却仅有《忠王李慕王谭书复大英会带常胜军戈登》和《慕王谭书复戈登》中将“贵台”书作“桂台”（6）。

笔者以为，天国避讳制度虽然烦苛琐屑，但也恰由于此，使得广大将士吏民难以时刻遵守，如不许姓王之类死规定和诸如福、山一类并非行为必备的字眼尚易遵守，而像“贵”字，则时人文书往来，礼貌称呼，几无不加此字，实在是避不胜避，防不胜防；何况目前保存下来不避讳的实例，接受文书的一方不是如布嘉南、戈登等外国人，就是如张洛行这般“听封而不能听调用”（7）的盟友，对这些非天国嫡系行文，在避讳上自会更形疏忽一些，因为即使不避，也不会“致干罪戾”的。

不过这项避讳毕竟是堂而皇之公布的法令条文，这种“一去不复返”无从追究责任的对外文书上稍稍懈怠尚可敷衍，而由制订避讳国策者天王等亲封的王爵，和由天京典镌刻制作颁发、需经常、反复使用的王印也公然不讳，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事实上目前保留的对外国人文书以干王领衔者最多，但这个《钦定敬避字样》的颁布者，同时又在个人立场上对避讳陋习不以为然的朝纲领袖，却在众多文书中处处恪遵避讳条文，甚至被俘后的亲笔供词也不例外；且从文书发布时间看，避讳“贵”字的两份文书最晚，前者为癸开十三年九月初五日，后者时间不详，从所言白聚文事看，当在前者发出后不久，结合后期如“邓光明”、“李明成”的名字，光、明均加三点水(避天王第三子天光、第四子天明讳)，和“师帅”也须改为“司帅”（避前师、后师、军师讳）等可见避讳制度的执行也有逐步从严的趋势。因此，事迹不著，又在癸开十三年才封王的陈得胜，是不可能被封为“贵王”的。

考“贵王”二字出处，均本同治二年九月十八日李鸿章《攻克五龙桥并击退嘉湖援贼摺》（8），其它记载均系转据甚至再转据。此摺系孤证，又无王印、旗帜、供词等为凭据，并不足以断定陈得胜王号，事实上由于天国封王太多，清吏对于王号常有混淆者，如误趋王黄章桂为“区王”，误志王陈志书为“治王”（以上二例皆李鸿章所混淆，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四》），误以为博洛之战被俘的献王叫“王文发”（前以说过，天国没有一个姓王的，甚至天王表弟王盛均、王盛爵也不得不改姓黄）等等，误“桂王”之类为“贵王”也并不出奇。

咸同年间吴江同里人王姓（倦圃野老）著有《庚癸纪略》一书，叙述自庚申（1860）至癸开岁间吴江境内史事甚详，关于这次吴江之战，其记载如下：“（九月）十五日，……贼望风披靡，获伪桂王并降贼千余名，贼死无算”。按吴江毗邻嘉兴而离苏州城反倒较远，其盛泽镇则干脆划归嘉兴郡管辖，王氏以土著录邻事，当有所据，不致于误“贵”为“桂”，虽然他在书中把清将程学启，却写作了“程学起”，后文又说苏州城中有“卫王”投降，把常州护王陈坤书也误作“贺王”，但就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错记的概率要小得多，更何况“桂王”的封号恰与天国制度吻合，而“贵王”却违反了定制呢？

翻阅所能找到的天国类书，陈得胜的王号都作“贵王”，故特撰此文，以备探讨质询。

陶短房 甲申八月十五 多哥洛美

引文：

2、 中华书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P246;

3、 同上书，P296；

4、 同上书，P297；

5、 同上书，P323；

6、 同上书,P325-325;

7、 《李秀成供》；

8、 《李文忠公奏稿卷四》。

应是发布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廿日的幼主《添设御林兵保卫天京诏》1中两次

提到“廷府阁楼第衙”，提出要抽调它们的兵丁组织直属天王子侄的御林兵，那么，什么是廷府楼阁第衙呢？

笔者认为，这应该代表了不同级别官员住所的特定称谓。

首先看“廷”，现存史料里两次提到辅王奏请修建“正九重天廷”，“以备幼东王莅任袭爵之所，2可见廷是专为幼东王这一级别显贵所修建的官邸。

幼东王实际上是天王的第五子洪天佑，特殊的血缘加上东王“天父第三子，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的半人半神身份，使得他的官邸也获得了半天上半人间的“天廷”的称谓。

天国的习惯，一般会用正、又正、副、又副来表示序列，按照情理推断，“廷”应该不止一所，至少幼西王这个同样半神半人的苗裔也该享有此待遇才是。至于幼西王以下，最尊贵的王长兄、王次兄都在庚申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幼主诏旨3里被赐“天府”，地位低于二人的诸王诸驸马自也不可能享有“天廷”的待遇了。而地位更高一些，甚至可能高过幼东、幼西的“人臣”，只有天王的三子光王，四子明王，据幼天王供词，他们分别住在“金龙殿”和“宫内左殿之下首”，4未单独建府第，也便不存在拥有“天廷”的问题了。

府，则是除了上述少数显贵外其它王爵府第的通称。

考天王封干王诏，封干王为“干天府王爵”；前述幼主答复辅王的诏旨中也提到准许辅王在奇正街吏部又正天官胡海隆现任住所修造“辅天府”；壬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苏福省天军主将勋天义汪宏建致徐少蘧钧谕提到“慕天府”，5当是苏州主将慕王谭绍光官邸；癸开十三年就嗣钧黄三升致受天天军主将吴习玖书中提到“天府同检开天义邓”，6当是自己父亲就王黄盛爵的府第；护王陈坤书部下的《领发物簿》中癸开十三年八月十五日记有“护天府典炮”领取军需的记录7，当是指护王的官邸；可见，称王爵官邸为“X天府”，是太平天国的定制。

阁，从目前看到的情况，是对主将、义爵官邸的统称。现存资料中，苏州守将受天天军主将吴习玖、常州守将理天义陈士桂的府第都称“阁”8。

第，则是自安爵至豫爵官员府第的称呼。现存一份X天安邵名册9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安爵邵某，福爵万某、张某，直到豫爵田某、徐某的官邸都称为“第”。

侯爵以下的部分官员官邸则称“衙”，上述名册中自侯爵至丞相、参军、文武军政司、检点，以至典马、提牌等杂职官员的府第都称“衙”，虽有“泔天侯周第”的记载，但同一文书列举侯爵六人，余五人都作“衙”，这位泔天侯的名字又紧接在“伜天豫徐第”后，似乎错写的可能性较大。至于更低一级官邸则称“馆”，同一文书中有安爵协理司馆、卒长馆、燕爵通传馆等名目，自卒长至检点之间尚有多级，究竟什么级别以上可称“衙”，目前已难考证，但考虑到后期官爵滥觞，即使侯爵也已多到不胜枚举，既然几乎已算不上什么官员的检点都可称“衙”，那么称“馆”的官邸便实在无足轻重了。

王以下、主将以上尚有天将、朝将、神将、掌率等官职，他们的官邸称为“宇”。现存名册中有属于“王亲殿前忠诚一百二十二天将萧”部下的，萧的府第称为“宇”10；现存一份殿前又副掌率邓光明部下于壬戌十二年十二月廿四日发给石门富户沈庆余的会谕11，封套上署衔为“殿前又副掌率宇内开朝勋臣李、舒”，可见掌率的府第也称“宇”，照理说，地位在掌率和天将之间的各级官员府第，也应该都称为“宇”才是。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幼东王直到检点甚至卒长的府第名字都明白考辨，却没有发现幼主诏旨中“楼”的位置，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个人的推断是，楼原本是掌率一级府第的称呼，盖诏旨发布的庚申、辛酉之交，主将地位尚高，掌率地位则与主将相当甚至略低，是以幼主诏旨中，将“楼”列在“阁”和“第”之间，是合适的；后来主将渐滥而贬职，相反地获得掌率头衔的官员范围较前扩大，甚至已封王爵的章王林绍璋也曾兼任掌率，其府第不再称“楼”，而向上攀比新设立的天将等官职府第专称“宇”，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如此，“楼”的称呼便自动消失在天国官邸序列中。当然，上述推断尚待史料佐证。

天国末期官爵滥觞，十羊九牧，号令不肃，互争雄长，并最终导致覆亡，天王父子的这些文字游戏，对于他们而言可谓极尽巧思、绞尽脑汁，却终究无助于抵挡湘军烈火，洋人枪弹，而保住他们“爷哥朕幼”的人间天国。

陶短房 2004－12－6，马里巴马科市

注释：

1、《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P82；

1、 同上书，P66、P70；

2、 同上书，P70；

3、 幼天王供词，转引自王庆成：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

4、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P214；

5、 同上书，P215；

6、 同上书，P430；

7、 同上书，P346、P405；

8、 同上书，P366；

9、 同上书，P448；

10、 同上书，P262。

在网上读到张振国、张桐二先生《论太平天国的最高执法机构》一文，文中列举若干史实和现象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始终没有独立的最高执法机构”。

笔者以为，这样的结论是轻率和不科学的，即使从二先生本身的论据、论证，也无法支持上述论点。

原文首先通过“六官丞相均没有执掌应负的政务，职事另派。应掌刑部的秋官正丞相朱锡琨领兵北伐，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为西征老将，秋官又正丞相卢贤拔理东殿事，秋官又副丞相陈宗胜援胡以晃守庐州，秋官又副丞相钟廷元踞扬州，秋官又正丞相陈宗扬犯天条被处死（生前具体工作不祥），秋官副丞相黄益芸系牺牲后迫授。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负责刑部工作”的事实，得出下列结论，即“秋官丞相衙不是天国的最高执法机构”，这原本是不错的，可接下来，作者通过“东王越过主刑名的黄玉琨打了某圉人三百杖”，和“东王处决周亚九要上奏天王核准”，推断出上述二人也不是“天国前期最高执法部门”，就毫无道理了。

按周礼之六官对应六部固然不错，但历代设六官者，如北周、武周，都以六官系衔尚书，而天国前期以六官系衔丞相，不但秋官非掌刑名，其它五官20员丞相迄今知道姓名事迹者百余人，真正从事和系衔意义相同工作的，只有冬官承宣宾福寿一人，难道因此可以说，天国前期“没有任何最高行政机构”？

中国古代由于某些原因，官职名称和实际履行职责不同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东汉九卿，许多都不从事其本应从事的工作，唐代三公皆是虚衔，而宋代的“差遣制”，官职名称和实际履行的职责更是常常风马牛不相及，天国的丞相自设立伊始便没有承担六部职责，而是级别的象征，秋官丞相不主刑名毫不足奇，更不能因此认为天国没有最高执法部门。

《贼情汇纂》、《金陵省难纪略》等均记载，天国前期，主刑名者先后为佐天侯陈承镕和卫天侯黄玉琨，文章作者列举的东王越过主刑名的黄玉琨杖责秦日纲圉人，只能说明天国制度操切，东王等粗暴破坏定制，在专制时代，这种事例比比皆是，如后周之鸣镝，明代之廷杖，皆所谓法外之刑，甚至号称开明的唐太宗，也有自令杀谏官张蕴古之事，却不能因此就认定，这些朝代没有最高执法机构。事实上，从轰动一时的张继庚事件审讯过程可以看出，黄玉琨“主刑名”的职责是明确的，整个审讯过程都由他实际主持。

即以圉人事件论，当时杖责圉人的是东王同庚叔，杖毕扭送黄玉琨处要求处罚，“玉琨以既杖则不必更罚，劝解之”，同庚叔不服，告于东王，东王怒杖秦日纲、黄玉琨等，处圉人五马分尸，玉琨愤而投水不死。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首先，东王同庚叔杖责圉人是私刑，并非司法行文，其次，他把圉人扭送黄玉琨处，黄玉琨秉公处置，可见不论同庚叔还是黄玉琨，都承认黄“主刑名”的权力和职责，再次，东王粗暴干涉玉琨执法后玉琨愤而投水，并得到许多同僚的同情，东王最后也并未置玉琨于死地，也恰恰说明了包括东王、玉琨在内的众人，对玉琨“主刑名”身份的认可，东王的做法，是攘夺刑名权力的乱政，而非制度使然。

至于东王处决犯人要奏上天王，则更是隋唐以降封建朝廷的惯例，刑杀大事，刑部定拟奏上，皇帝审阅勾处，秋后处决，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定制，东王所履行的，正是这样一套程序，而且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天国对刑罚的草率操切，这样的程序在履行中显得不够严谨且流于形式，未充分起到慎重死刑的应有作用，从这个程序上，如何能得出天国没有最高执法部门的结论来？难道从隋到清，历朝历代，都没有最高的执法部门？

天京事变后，天王亲政，朝中设置六部六官以履行行政职责，自吏部正天官至工部又副冬官止，现有史料可以证明，这六部六官的确履行了头衔所赋予的职责，而后来出现的六部六僚，见于王定安“贼酋名号谱”，出现于王爵系衔上，其人选中，有当时远在四川、陕南的翼王石达开、扶王陈得才，更有早已去世的豫王胡以晄、勤王林启荣、赞王蒙得恩，而且六僚和六官似乎是同时并存的，由此应可看出，六僚和“京内总鉴”、“天朝正总开矿”等授给年幼的洪氏子弟的称号一样，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荣誉虚衔，文章作者将六官和六僚并列，作为天国后期无最高执法部门的论据，是没有道理的，莫世睽自称“我为天朝刑部”，其角色职责是明确的，至于其刑赏操切，贪贿舞弊，则是其个人的失职，以及天国晚期弊政所致，却不能得出他不负责刑部职责的结论来。

至于二位先生以各地守将不尊重天京司法权威，得出“莫士睽的天朝刑部充其量只是一城的执法部门”，则更是不负责任的意气之言，天国后期由于军事上的不利，和天王众建诸侯的失策，分散主义抬头，各地独立性加强，但这只能说明中央权威的弱化，中枢职能部门难以履行应有的责任，却不能因此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中枢职能部门，这些部门只不过是天京一城的管理者。中唐藩镇割据，节度使刑赏任意，我们却不能说，当时唐中央的刑部不是唐朝的最高司法机构；黄巢入长安后，号令不出同华，难道我们能因此说，他所设的百官，六部，“其性质不过是长安的市政管理部门”？

最后要提到的是，二位先生在结语中说“天国没有独立的最高司法机构”，而事实上，所谓司法独立，原本是近代西方国家的法律精神，用来套论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权，是很不严谨，也很不科学的：从三代到晚清，历朝历代，又有哪一个帝王，能允许“独立的最高司法机构”，凌驾于皇权之上呢？

陶短房 癸亥十二月十一日 巴马科

附二先生原文：

论太平天国的最高执法机构

-------------------------------------------------------------------------------- 作者：张振国 张桐 何为太平天国的最高执法机构？我们从内讧前后两个时期，拜上帝会及洪秀全、杨秀清的封建专制思想作风对天国的特殊影响，太平天国的官制等方面来论述之。 太平天国官制的特点是职衔不分，文武并途，基本上是一种适应战时需要的军事体制。前期仅次于王居第二级的六官丞相，系洪秀全、冯云山根据《周礼》六官制度而设。时人张德坚就认为太平天国“六官之建，失其所掌”①。现代治太平天国史的老前辈罗尔纲、简又文两位先生也认为，六官丞相均没有执掌应负的政务，职事另派。应掌刑部的秋官正丞相朱锡琨领兵北伐，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为西征老将，秋官又正丞相卢贤拔理东殿事，秋官又副丞相陈宗胜援胡以晃守庐州，秋官又副丞相钟廷元踞扬州，秋官又正丞相陈宗扬犯天条被处死（生前具体工作不祥），秋官副丞相黄益芸系牺牲后迫授。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负责刑部工作，可见秋官丞相衙不是天国的最高执法机构。 在燕王“牧马人事件”中，负责刑部的卫国侯黄玉昆因秉公处理此案，被东王杖责三百。东王的三百杖，宣布了卫国侯衙不是天国的最高执法部门。 东王府是否天国的最高执法部门？天王洪秀全自称是上帝差遣到世上的真圣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周亚九”一案的审理过程可知，案件的最终审批权在天王手中，东王杨秀清仅是遵旨处决②。东王府也不是天国前期的最高执法部门。 在天国领导集团中，杨秀清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殊权力。他集天国的军、政、教大权于一身，甚至有否定天王的权力。天国的不少案件，都是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形式审理的：起义之前审判黄以镇，起义之初审判周锡能，定都天京后审判反革命分子吴长松、张继庚、来大妹，犯天条的陈宗扬和谢三，杖责右二承宣张子朋和北王韦昌辉。自甲寅四年正月至丙辰六年七月，天父下凡三十多次。随着杨秀清政治野心不断膨胀，作为“天父下凡”把戏的主演者，竟发展到要杖责天王洪秀全。在天王、北王、翼王头上，还有位“天父”说话。《天朝田亩制度》有关狱讼制度遭到破坏，天王府也不是天国的最高执法部门。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便成为天国前期最高执法机构的表现形式。

忠王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到天京失陷之前，其妻舅通敌，补王莫士睽对李说：“我为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尔即调尔妻舅宋永祺到场，与我询问”③。那么，莫士睽这个刑部，是否是天国后期独立的最高执法机构？ 一，内讧之后，上帝在广大太平军将士心目中丧失了往日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为了维系人心，洪秀全不得不滥设滥封，官制更加庞大紊乱。在王与侯之间，增设了天将、掌率、统管、尽管、朝将、神将、神使、护京殿中军、京都水司三主持、六部、主将、佐将、义、安、福、燕、预共十五级。六部是第九级，地位特别低。爵号封不过来，便以数字顺序排列。在六部之上，不算洪氏集团及诸王和有专门封号的将掌管们，史料可考已有三百九十三天将，一百七十八朝将，六十三神使。面对如此庞大的各级领导，六部如何正常行使应掌的职权，刑部难道就例外？ 二，六部分六部官和六部僚两种。任刑部秋僚的是莫士睽等四人，任刑部秋官的人员不详。刑部副秋僚和礼部又副春官，同为畏王秦日南。而部官领袖吏部正天官是比王低两级半的职同副掌率，又如何领导这位礼部又副春官？ 我们还不能断言，天王召集的六部系指六部官而非六部僚，莫士睽所说的刑部是刑部秋官而非刑部秋僚。究竟是“秋官”还是“秋僚”，不但莫士睽如在云里雾里，甚至始作佣者洪秀全也说不清。可见，官制紊乱到何种程度。在这团乱麻中，刑部（包括秋官和秋僚）自己也是一束乱麻，又怎么能理清狱讼案件呢？ 三，随着天平天国走完了由农民阶级革命政权向地主阶级封建政权演变的全过程，已经是个即将崩溃的封建王朝。洪秀全的家天下思想也发展到顶峰，他又从内讧中吸取反面教训，任人为亲，培植洪氏集团的特权阶层，其首领是他的两位王兄。洪秀全将京中政事“具交其兄洪任达提理”，“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④。整个天京的大权被二洪所夺，刑部也不例外。洪氏集团成为天京的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在洪氏集团的干扰下，莫士睽的刑部，不会有独立的执法终审权。 四，天国后期，军师制度虽废而复设，但洪仁玕的权力与杨秀清已今非昔比。《天朝田亩制度》根本没有实施。虽然在苏浙皖占领区实行了乡官制度，但有关诉讼案件上报天朝刑部还没有见诸史册。军事上的败退造成不断的失城丧地，各占领区都被敌重兵围困，莫士睽的天朝刑部充其量只是一城的执法部门。 1861年，天王任命罗孝全为外务裁判官，会同各国领事审判外国罪犯，再上奏天王定案。罗孝全不久便不辞而别。 笔者认为，由于天平天国紊乱的官制，由于拜上帝会与天国的异常关系，由于洪秀全杨秀清的封建专制思想作祟，太平天国始终没有独立的最高执法机构。

注释： ①《贱情江纂》卷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册101页。 ②《贱情江纂》卷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册206页。 ③④《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册533页，52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税务局服务公司 河北师范大学

张龙一作张隆，安徽怀远人，家饶资财，有声望于地方，咸丰岁，发、捻蜂起，倡团练于乡里，自为团首，同列有宿怨者嫉之，时相欺凌，至于械斗内讧，龙愬诸有司，不报，大忿，遂毁团为捻，领韩老万蓝旗，众至数万，虽老万弗如也。

丁巳七年九月，诸捻弃正阳关，南走六安州，合于天国；十一月，张乐行用龚得树之计，赚杀蓝旗刘饿狼叔侄，诸蓝旗咸大哗，刘天福、魏希之辈皆自北还，不受张、韩约束，张龙留六安未去。

戊午八年正月，乐行患势孤，次第遣张龙等沿淮而北，至于洪泽之滨，自怀远至徐州间，五色杂旗相望，捻众号八万计，而张龙亦在其中，常率所部，出没五河境。

四月，六安州陷，乐行、得树等弃城北上，龙及苏天福、李允等皆将兵来迎，合势攻怀远，廿四日，克之。乘胜克临淮，攻凤阳，五月初六日，破清凤庐道黄元吉千余人，克临淮，次日，溃署凤阳县李棻团练三千，克凤阳府、县二城。乐行命张龙守凤阳府、县二城。捻素以打粮、守圩为长技，罕据城池，拥府城，跨两邑者，张龙一人而已，与临淮李允、怀远张、龚为鼎足之势，众号十万，淮上大震。

六月，清以胜保为钦差大臣，主持剿捻事务，胜保骄恣荒淫，不谙军务，惟以招抚为长技。九月，李兆受献滁州、全椒降，赐名世忠，封参将，赏三品顶戴，胜保、世忠因之遍诱诸捻首，诸捻首憾刘饿狼事，皆有离心，十月，张龙先款于胜保，李允继之，事颇泄于乐行，乐行患之，于是麾下时与龙、允部曲构衅争杀，张龙益不忿，未几，竟具禀胜保求抚，十一月，胜保于红心驿大营传见龙及李允、韩四老万等，按名酌给军功翎顶，命速剃发献城克期来见。胜保旋遣游击黄得魁、守备李德英入凤阳、临淮，捻首田绣虎为东道，遍会龙、允、任乾、韩四老万等诸捻首愿降者，龙大言于会上，曰愿投诚者随同在城，不愿者自去，领清帜一千，遍树凤阳、临淮三邑及浍上诸捻圩。

胜保复泄其谋于两淮诸捻圩，由是降与不降者自猜嫌，势益离。乐行遣使邀张龙议事，龙惩饿狼前鉴，不敢往，闭门，绝怀远兵粮之输。乐行大怒，将万余人欲问罪，龙、四老万联络清军，扼淮不听渡。乐行益忿，己未九年正月，悉众攻五河，约张敏行围泗州，十三日，大战清将关保、腾家胜于泗州草沟圩，大败，遁归定远，关保等虚张捷数，以乐行落水伏诛奏闻云。

己未九年正月，薛小降于清，赐名成良，赏四品顶戴，由是龙等益艳羡之，未几，禀于清凤庐道黄元吉，迎府、县官于城中，受三品翎顶，编所部为淮胜营。

然龙虽号曰受抚，愤乐行之专杀，且谋自保而已，虽迎清吏于城中，不令与兵民交接，拱手衙中而已，天国使者，往来犹不绝，惟不从怀远号令，不肯输兵粮。

龙虽与乐行疏，而心实畏其强，不敢显与绝，二月，陈玉成擒李孟群于合肥官亭长城，六月，乐行克怀远，声势复振，于是龙、允等复偃清帜，与张、龚修好。未几，天国封乐行征北主将沃天义，以龙据北国要津，封为征北大佐将钟天福，赐朝冠、绣龙袍、象纽银印，官爵乃在龚得树、苏天福诸大旗主上，于捻众亚乐行一人而已。龙以天国尚双名，更名曰元隆，然军中犹呼张龙也如故。

九月卅日，怀远陷，十月，胜保丁忧，袁甲三署钦差大臣，以张龙反复，凤阳、临淮当两淮要冲，集数镇兵往攻之。十二月初一日，陷临淮。

龙自守县城，命邓政明守府城，遣使求救于乐行，乐行时方从陈玉成救安庆，急切不能回顾，遣其侄张宗道入凤阳，劝弃城南奔，龙终以前嫌，不肯从。

庚申十年正月，乐行等还自潜山，至于凤阳城外，龙睹外救至，悉众登城，遍插旗帜，呐喊助势。初二日，乐行等为清将穆腾阿及苗练大败于梁家港，溃四十里，丧亡六、七千，龙大惧，复款于总兵张得胜，乞降。

甲三遣死士潘田入县城，欲冒张龙使者往刺乐行，龙斩潘田，遣使告于乐行，甲三知之，以龙心为不可测，初四日，命张得胜计赚龙于县城外而缚之，邓政明亦缚献诸捻首不肯降者十四人，献府城降。甲三磔张龙县城外，传首枭示，初九日，县城陷，二城捻首死难者廿二人，内有受天国职爵者廿一人云。

苏天福河南永城苏家寨人，寓居安徽亳州，乡人尊呼曰苏老天。甲寅二月，曾立昌等过两淮，克永城、夏邑，苏天福纠众附之，入居永城，自号顺天王，立昌等既去，团绅桑殿元等来犯，天福拒战不利，仍还亳州，清柘城知县祝垲唆豪绅贾国祥起卅七团号八万人，太康知县命土绅牛长庚起团练号数十万，皆与殿元合，号老牛会，以追天福为名，乘势逐入亳州卅里，索天福不得，四乡焚掠殆尽，尽取子女玉帛，洋洋捆载而去，虽士绅豪富素与发、捻无与者不免，自是亳州士民皆愤怒，乐行素与天福有旧，乘间装旗聚众，以捍御桑梓为名，乡里无远近贫富争附之。天福、乐行以复仇为倡，集众号万人，时入永城报憾，攻瓒县等镇，老牛会不敢撄其锋。

五月，清河南巡抚英桂、帮办皖北军务袁甲三合议苏天福事，因循以两地寻仇互杀结案，以祝垲首祸，褫其职，命永城、亳州两造各送还所掠妇女，捆献凶犯具结。然祝垲虽落职，管带团练如故，愤失职，时噈所部入亳焚掠，以搜拿苏天福为辞，是故亳人益大忿，归天福如市。七月，天福与乐行攻永城会亭驿，大破清帮办河南军务徐广缙，袁甲三札谕乐行，命拿获苏天福以明心迹，乐行不应。时诸捻纷起，而以乐行、天福即夏邑王贯三为大股。

乙卯七月，诸捻盟于雉河集山西会馆，推乐行为大汉盟主，部分五大旗，以天福总领黑旗。

天福檄周遭诸圩领旗，雉河集西、北至于豫境，诸捻首刘狗、王怀义、张朝皆、宋锡元等多张黑帜，然诸捻素散漫，各圩虽奉天福为首，号令约束，实不能行，羁縻而已。王贯三亦张黑帜，而位望与天福相酌，天福益不能指麾。

八月，天福、乐行入豫，廿一日，破清河南道张维翰于泥秋集，据会亭驿，进克夏邑县，旋东出砀山，西扑商丘马牧集，南下围亳，克蒙城，分扑鹿邑、颖上，声势大震。

然诸捻意在剽掠，无经略远图，以是当其装旗四出，数省告警，旌旗遍野，望者辟易，待所掠既丰，闾里秋禾登场，乃各哗然四散，归乡刈禾，旗帜寥落，不能成部伍也，清人与捻周旋久，渐知其弊，十月，河南按察使余炳焘将乡团潜袭雉河集，乐行、天福等方倾巢四出打粮，仓猝不能回顾，集遂陷，炳焘等焚杀一空，乐行祖墓亦为所发掘。诸捻亟悉众还救，复雉河集，而所克诸邑皆失。

丙辰二月，天福与乐行部分五路，复入河南，围永城，陷夏邑，擒夏邑知县郭凤恩，破总兵丘联恩、崇安于察道口，围英桂于归德，旋解围还雉河集，复东下，攻怀远、宿州，逼临淮，漕署所在清江浦戒严。然天福等竟以春忙时至，收兵散众，各还圩寨归农矣。

英桂大集援众于归德，二月末，攻天福于永城，天福召蓝旗韩老万与战苗村桥，大败，时王贯三、龚得树亦败于鹿邑界沟集，遂退亳州。四月廿三日，天福等再败于亳州城外，五月十七日，雉河集陷。六月，诸捻克三河尖居之，声势稍振。

时天国方更大变，将绌兵单，而诸捻屡败，亦思有所依附，李秀成部将李兆受，故捻首，与张乐行素善，请召之。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二月，乐行遣天福、得树迎秀成于霍邱城外，廿三日，合兵克霍邱，交于诸捻为家，自此诸捻奉天国正朔，乐行以下诸旗主多有受天朝爵职者，天福封立天侯，避讳，更名曰添福。天福旋从秀成渡淮围颖上，不能克，四月，解围还淮南。九月初五日，诸捻以清师渐集，众寡悬绝，南走六安州，添福从焉。

十一月，张乐行计杀蓝旗刘饿狼叔侄，诸旗大哗，多自引归，不复从六安州指麾。乐行患众寡势孤，戊午八年正月，次第遣添福等溯淮北上，至于洪泽之滨。四月，六安州陷，乐行北渡淮，添福等装旗迎之，廿四日，克怀远，五月，再克临淮及凤阳府、县，自是添福辄在乐行左右，南渡淮，守定远，北围颖，归蒙、亳，皆与之俱。

壬戌十二年八月，清僧格林沁将大兵入亳，添福守刘集、蒋集拒之，十月初一日，二集皆陷，旗主张朝皆被擒，添福仅以身免。癸开十三年正月，乐行、添福等大集诸旗，众号廿万，战僧格林沁于雉河集外，军溃，添福孑身遁走，二月十四日，为降捻王怀义执送义门集僧格林沁大营，极刑死于军门。

韩老万谱名万峰，一作奇峰，安徽蒙城大韩家人，东去雉河集卅余里。鼻塞，语有余音，蒙、亳土白，呼曰“齉鼻”，故有号之为韩狼子者。

韩氏当地强宗，群居大韩庄等五村，族众散处百余村，号数万人，老万家颇小康，故于五大旗主中起捻独晚，而善抚循约束，部众差有纪律，不似他捻之乌合，诸捻多以游扰为长技，老万独以搏战闻，乡民号曰皇兵，故乙卯七月雉河集之盟，推为蓝旗旗主，自蒙、亳东南，怀远、宿州、灵壁、五河，诸捻圩多领老万蓝旗，刘饿狼、刘天福、任乾、李成、鹿利科、李四一、杨瑞英、葛苍龙、魏坤、魏兰等皆附焉。

自会盟后，张乐行、苏天福等屡攻河南及皖北诸郡县，而老万拥众坐圩寨不出，丙辰三月，清师大集，入蒙、亳，逼诸捻圩，老万始装旗，三月，与苏天福战清将傅振邦于永城苗村桥，不利，五月，再合乐行黄旗为前驱，龚得、王贯三继之，初八日，大战清袁甲三、丘联恩于白龙王庙，不利，弃雉河集东走，据三河尖，遣使通款于天国，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春，成天豫陈玉成、合天侯李秀成将兵来援，老万与玉成合势围正阳关，覆清凤庐道金光筋援师八百，光筋仅以身免，二月初三日，克正阳关，乘胜攻寿州不克，乐行旋命老万守正阳关。

清胜保等以重兵来犯，五月初九日，陷三河尖，乐行退正阳关，复退霍邱，清金光筋乘势逼关，十八日，老万逆战光筋于沙河上，大破之，光筋抵死不退，乘舟督战，以篾缆系诸岸，捻众冲散前军，踊跃将登舟擒之，光筋亟命舟子断缆，沙河溜急，舟覆而死。光筋善战，同僚推为皖中军兴以来首屈一指，一战而没，诸军皆夺气，相诫不敢穷逼，设长围以困之。

老万婴城固守，清人不能下，然关外诸堡，次第陷没，老万求救于霍邱，张、龚悉众来援，而霍邱反为所陷，关中粮尽，杀马以食，兼且大疫，死者枕藉，胜保复制炮划，首尾八楫，进退如飞，水路为之断绝，诸捻首多有散归之意，张、龚坚执不许，九月，天国遣李兆受合蓝旗捻首刘饿狼来援，初五日，弃正阳关，南走六安州。

诸旗丧亡之余，部众大损，惟老万蓝旗尚称完实，而淮北诸捻圩屡为清师及苗练所扰，父老来求北归报怨者道路相望，老万素善乐行，抑不顾，而诸捻首刘饿狼等皆不服。十一月，乐行用龚得树之计，赚杀饿狼叔侄于六安州，于是蓝旗部众皆大哗，诸旗主刘天福、刘天月、魏希之、魏希纯、刘金鉴等相率出六安，假道胜保，北归于蒙、亳，或散或闭圩自守，不复从老万等号令，未归者亦人人自危，不肯用命，自是老万势微，每附于张、龚旗后，天国轻之，诸旗主多有封爵，而老万官爵不著于史传。

十二月，老万从陈玉成、韦俊入豫，廿八日，迫固始，攻围六十余日，轰塌城垣凡四次，皆不能入，清胜保、李孟群将兵来援，戊午八年二月廿六日，玉成、韦俊解围而南，入湖北，老万自归六安州，旋率所部北上洪泽湖滨，自后事迹，渐不著闻，或已身故云。

老万兄弟行数人皆从起兵，其四弟秀峰，号四老万，谙文墨，为老万掌书札。戊午八年四、五月，乐行等自六安州北返，旋克临淮关、凤阳府、凤阳县，秀峰将老万旧部与李允等守临淮，天国赐爵鼐天燕，避天王、东王讳，更名曰绣峰，赐其兄碧峰爵伦天燕。

蓝旗诸旗主愤饿狼死无状，皆与张、龚离心，胜保乘而间之，由是绣峰与张龙、李允、任乾等皆与胜保通款，尝与龙、允联衔具禀求抚，是岁冬，复与清将黄得魁、李德英会议，树清帜圩上。然绣峰等虽号招安，实无降志，求避祸、谋自保而已，己未九年六月初六日，乐行等克定远，与天国郡县版图相接，两淮大震，绣峰等复偃清帜，复通好于乐行。

乐行以绣峰知书，常以为使者，通好于天国，由是绣峰与秀成兄弟相善。秀成欲慰绣峰等诸捻首心，谋以官爵酬之。九月，天王封秀成忠王，秀成悬印月余不视事，累奏保封绣峰等，十月，诏封绣峰九门御林征北副总提鼐天福，碧峰亦封福爵，与朗天福陈炳文、巍天豫熊万荃等合兵转战江淮间。十二月，清陷临淮，围凤阳，乐行遣绣峰至芜湖求救，乞师于忠王、侍王，而忠王等方谋攻江南大营以解京围，不能为发兵，未几，诸城皆陷。庚申十年四月，忠王等东下苏常，闻定远有警，命绣峰北归，绣峰渡江至巢县，与李允纠众千余人，合庐州功天福陈得才等往救之，自是复从乐行左右，壬戌十一年冬，从之北渡淮，归颖上，旋归蒙、亳。

癸开十三年正月，清僧格林沁攻雉河集，乐行等逆战大溃，雉河集、尹家沟皆陷，廿日，绣峰与白旗程二老坎等三千人战清翼长舒通额于淝北，兵败被俘死。

刘玉渊俗名刘狗，祖贯徐州，寄居安徽亳州义门集。

蒙、亳诸属，多宗族丛聚，而义门集为水旱商埠，居民皆杂姓，玉渊素业挑夫码头上，义勇诚悫，为众所附，一呼百应，遂为响捻子矣，蒙亳乡谈，呼朴实憨直者曰老冤，一作老渊，故众多呼玉渊二老渊，呼其兄学渊为大老渊云。

玉渊家赤贫，戚属宗族无多，与诸捻首异，然亦以此敢悉众远出，不似他捻之恋栈也。甲寅二月，扫北援军自临清州败还，过亳州，捻首张捷三起兵于义门集应之，自封天朝金四正将军，号顺天王，以王得兴号王导人者为兵部大都督，封东、南、西、北四总兵，玉渊封南路总兵。捷三等旋败，而刘狗独免。

乙卯七月，诸捻首盟于雉河集，分立五大旗，玉渊从苏天福领黑旗，未几，领旗多至三百余张，声势几与诸大旗主相酹，苏天福不能指麾。丙辰岁，清师陷雉河集，乐行等走三河尖，款于天国，受其封爵，玉渊留蒙、亳不肯去，守王、邓、姚三圩，深沟高垒，以为持久计，天国以其部众强盛，遥授殿前指挥虚衔。

清吏袁甲三等屡以大兵来犯，玉渊自守王圩，倚邓、姚二圩为藩篱，深沟高垒，固守不却，周遭十余里居民未逃者皆与三圩声势相通，清师不能入，徒呼奈何而已。

冬，张乐行戮蓝旗刘饿狼叔侄，诸捻首在六安州者不服，多散归桑梓，玉渊多与之通好，声势联络，旌旗相望，缓急相援，自是淮北捻势浸强。

戊午八年七月，白旗孙葵心与张、龚有隙，归颖州，合玉渊及黑旗李庭彦，蓝旗刘天福等东入鲁，连克单、丰、城武、曹县，打粮而返，鲁东大振。然玉渊浸与乐行不睦，常与李大喜、孙葵心装旗转战豫、鲁，不从淮南号令。

十月廿三日，玉渊、大喜、葵心自亳州、归德、阜阳三路大举入河南，扰太康、通许、尉氏、扶沟，逼开封，次日，克周家口，旋弃而东，廿八日，以清徐州镇总兵傅振邦、南阳镇总兵丘联恩、编修袁保恒等诸军皆至，自陈州槐店复返皖北。时张龙等求抚于胜保，胜保命任乾往来淮北，说玉渊及刘天祥降，二人皆不应。

己未九年四月，玉渊与刘学渊、刘天福、刘天祥等自韩庄庞家渡渡黄河，初五日，合幅党攻峄县，兵锋及于兰山，初九日，解围西返。

八月，玉渊与孙葵心再入豫，廿五日，围夏邑；九月初七日，围睢阳，破清总兵承惠；廿一日，围尉氏，游骑遍于氵有川、长葛、禹州诸境。

十二月，凤阳陷。庚申十年正月十三日，玉渊合黄旗张宗禹，白旗孙葵心，黑旗赵浩然，蓝旗李大喜、李四一，小花旗卢兆有等三万人潜袭清江浦克之，半月余，乃从容弃去。清江浦当运河之吭，南北冲途，七省车航往来辐辏，漕、河两督驻焉，一旦失守，东南大震，清南河总督庚长革职、漕运总督联英、淮安关监督祥恒交部议处，捻势遂复振。

八月，皖北复大涝，玉渊偕黑旗雷彦、宋锡元再入河南，十一日，设伏大破清河北镇总兵承惠于汝阳城南卅里之野猪冈，斩承惠及同知田玉梅，自此役后，清河南诸军精锐胥亡，元气遂不可复。

九月廿七日，清以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前文渊阁大学士瑞麟将内蒙马队三千五百，八旗步队二千，绿营五千南下，十月初八日，至济宁，十一月十七日，大战玉渊于巨野东南六十里之羊山集，玉渊纠合大众，重重围裹，大破之，斩副都统格绷阔及其子即补防御忠伦、侍卫德成，瑞麟坠马中伤，三等侍卫遐昌下落不明，僧格林沁挟连镇、冯官屯、大沽口之锐，所部皆北省之强，一战即败，中外瞩目。

七月廿六日，白莲教离卦大宗郜永清起兵于河南商丘马牧集南十里金楼寨，清团练大臣毛昶熙往攻之，永清求救于玉渊，玉渊与宋锡元将二万人往赴之，昶熙惧而走，玉渊入寨，驭下严整，薪木无所伤，以晚辈礼谒永清，寨中大悦，不察者遂以为玉渊故亦白莲徒众，或误其所张为八卦旗，皆非也，捻中张八卦旗者，杨兴文、杨兴泰兄弟而已。

壬戌十二年五月，僧格林沁陷金楼寨屠之，八月，入于皖北，芦庙、邢大庄、刘集、蒋集诸捻圩皆陷，癸开十三年正月廿六日，沃王张乐行命其侄石天燕张宗禹等入豫，援豫捻陈大喜，先一日，饬玉渊出归德，为宗禹后应，为清翼长苏克金败于鹿邑，退返白龙王庙。未几，沃王合玉渊等诸旗号廿万，大战僧格林沁于雉河集外，军溃，玉渊遁归白龙王庙，旋弃走尹家沟，二月初六日，尹家沟陷，玉渊遁李庄，依捻首刘登瀛，初九日，清翼长舒通额、内阁学士全顺引兵至，玉渊、登瀛及玉渊弟刘四麻子、捻首张延生等悉为捕杀。

玉渊兄学渊与玉渊同起兵，而性怯缓，不为众心所服，故常从其弟征讨，罕自装旗出圩，玉渊既死，学渊潜匿，越二日，为降捻郑如先诱擒，解送清营，极刑处死。

赞曰：

张龙于捻首中号为能者，至乎清吏给顶，天朝赐爵，此言或非虚也。然将二万之师，处四战之地，彷徨去就之间，茫然剿抚之际，前跋后虑，朝叛夕降，敌耶友耶，咸莫测其所欲，而其所欲者，莫非据坚城，拥部曲，苟延须臾之死，以窥南北之成败耳。独不思两大之间，岂足为小，妖贼之判，焉容彷徨，终至稽颡城下，束手刑曹，引颈苟死，为天下笑，噫，生死何重，而令执迷也至此！

韩氏殷富，鲜出打粮，所将精锐，屡当悍敌，当诸捻至六安州时，天国皖北诸郡，天兵半捻众，捻子半蓝旗，未旋踵，乐行怒，饿狼戮，部曲离心，四顾无人，麾下弃之，天国轻之，敌体龚、苏已有怍，比肩绛、灌也无门，至乎存没之日不可知，官爵之封不可考，故老相传，蓝旗诸捻率多赤贫，而韩氏独富，岂平居交接之际，不能体部曲之甘苦哉？惜哉，同历生死，共冒锋镝，而何不可以倾心耶？

刘狗杂姓微贱，同侪多轻之，然孤悬淮北而三圩不失，远讨豫南则一省皆震，僧王为捻所素惮，而独能破之；桑梓为捻所素重，而独能弃之，睹蒙亳之微弱而不离，憾龚张之专杀而不叛，天国若待以国士，调之渡江，则橹厝之使，干城之任，可企足待也。而李、陈诸王，计不出此，弃刘狗无家之客，责征剿之任于乐行、葵心等，率皆宗族，安土重迁，趋利如赴集，避祸若卷席，安足恃乎？惜夫，殿前指挥之赐，一何轻也！

李兆受一作昭寿，河南固始县老楼村人，生而头童，村人呼曰李秃子。家贫不能自给，以偷盗为业，立竿飞檐，如屡平地。俗，偷骗必远，不祸乡邻，兆受则遍窃邻里殆尽，众不能堪，往往詈之曰贼秃。及长，与薛小、马超江等友善，常合伙赴邻境行窃，有司捕而下诸狱，凡三次，商城、固始、霍邱也，皆以所犯微，薄责辄释，释则偷盗也如故。 癸丑岁春、夏间，林凤翔、李来芳等将兵扫北，过兆受闾里，江淮间斩木揭竿，蜂起结捻，兆受亦与薛小、马超江辈纠众起事，往来豫、皖间，以掳粮为业，初惟数百人，裹胁渐多，众至二千。 兆受骁勇敢战，而所将皆流民乌合，习于掳掠，不耐战阵，猝遇官军，往往失利。甲寅四月，至三河尖，为团练所败，溃走商城王家院墙，清副将春明来剿，兆受等袭杀之，闻大军继至，复奔卜家店，又为知光州赵登畯及河南藩司郑敦谨团练所败 清有司以兆受流毒数府县，命提督秦定三往剿，兆受度不能敌，乃游走商城、固始、霍邱、六安、霍山诸属，急辄奔近天国所辖郡县以自保，缓则遍掠四乡以充军实，定三等惧天国势盛，不敢穷逼，裹足兴叹而已。 时天国再克武昌，兵锋及乎罗田、麻城，兆受款于天国佐将，请合攻商城，六月初九日，兆受围商城，而天国方有时两湖，不能赴，为豫军张曜所败，李兆庆等百余人为所杀，乃退霍山，清宁池太广道何桂珍道经霍山，闻警以乡勇六百凭城死守，九月廿五日，战兆受于城下，兆受众号一万，阵既合，竟为所败，匿山中半月不敢出，粮草净尽，部下嗟怨四起，皆有散意，兆受大惧，竟遣使降于桂珍，桂珍收编六千人，号豫勇，令自备刍粮，往攻天国太湖县。 桂珍职在皖南，以天国据沿江郡县，失道不能赴任，羁旅皖北，复与督帅和春不协，遣守霍山小邑。所将兵勇六百，粮饷固已无着，忽添降卒六千，众口嗷嗷，益不知所为，始什人赋面一斤，继而削减半之，既又半之，兆受麾下，皆不满望，而兆受以桂珍抚之厚，不忍遽背，苦劝麾下且忍须臾。乙卯初，兆受攻天国蕲水陷之，桂珍无以褒赏，兆受惭愤，不顾号令，自拔队归英山。五月，天国兵来报憾，兆受拒之大败，归，索粮饷，又不与，乃命麾下四乡抢掠以自给，桂珍不能至。 秋，马超江为人所害，兆受怒有司不能捕诛以抵罪，议私为复仇，乃设位受吊，捻首毕集，皖、豫清吏皆以兆受叛告，县令悬千金购兆受首，兆受惧，诣桂珍泣败，自陈无他，桂珍抚慰乃已。会安徽巡抚福济密札桂珍，嘱以图剪叛贼，毋后人发，书为兆受所得，大怒，十一月初二日，佯置酒高会，伏兵斩桂珍、英山县令苏秀槐及皖北诸属流域郡县长吏凡四十七人，献英山于天国，天国封兆受殿前七十二检点，使受地官又副丞相李秀成节制。 兆受骁勇，秀成大爱之，情同骨肉，约为儿女姻亲。兆受麾下久为流寇，不堪约束，往往滋扰郡县，佐将告秀成，秀成往往包容，温言抚慰而已。冬官正丞相陈玉成素不齿兆受为人，常诮让之，兆受隐忍不发，而心实藏恨。 丙辰岁，从秀成等救镇江，攻扬州，破江北大营，旋复从之渡江，守桐城。未几，天京变作，天国菁英，付之一炬，清人乘虚犯桐城，秀成每患兵单。兆受与捻首张乐行有旧，闻其已克三河尖，乃请与秀成，致书招之，乐行复书许降。 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二月，张乐行来乞援，秀成遣兆受等为前驱，大遣军马，北进与乐行等合，克六安、霍邱，围寿州，攻颖上，威震皖、豫间，兆受自将数千人自枸杞园、刘帝城趋正阳关，谋解捻围，正阳关旋失，兆受拔出乐行部众，与俱南退六安州。天国以兆受功多，加封殿右十文将帅，所部廿四军，军各二千五百人，号为劲旅。 兆受尝与陈玉成攻固始，兵交而不敢进，屯百里外叶集自保，分遣部众，四乡焚掠滋扰，复嗜洋烟，玉成大怒，欲重治其罪，兆受跪求良久乃已，自是益恨玉成。 戊午八年春，清师围六安州，兆受移师桐城、舒城、庐江，护六安州粮路，因与陈玉成地接，时相龃龉，有不平之意。清都统胜保，暗于戎机，惟以招抚为长技，先于周家口得兆受母、妻，遣使招之。时兆受屡见辱于陈玉成，所部复以扰民结怨郡县佐将、乡官，惧不为天国所容，乃复书款于胜保，信使往来不绝，充其任者，县丞姜锡恩、兆受戚属卢恩照、掌书陈学书等，许以迨六安州为清人所得，即献所辖三县降，会李秀成等奉诏解京围，调兆受往戍滁州、全椒，不果发。 兆受遣使报胜保，语以距清境远，而秀成大军近在肘腋，不敢轻动以贻祸，胜保遣陈玉田使先献滁州，自躬赴清流关受兆受降，七月十一日，兆受偕弟兆奎、部将朱元兴等潜谒胜保请降，胜保承制赏兆受三品顶戴，兆奎、元兴等五、六品顶戴有差，复赐兆受名世忠，兆奎名元忠，令仍回滁州约期举事。 世忠之降也，天国君臣皆不之知，世忠亦佯从天朝节度，受调往戍天长。九月，玉成、秀成等以湘军李续宾迭陷皖北郡县，悉兵西援，廿二日，胜保乘虚攻天长，世忠内应之，天长陷，廿四日，世忠悉众薙发，以所部四万余人献滁州降于胜保，胜保奏加世忠参将衔，编留所部万八千人为豫胜营，酌给饷盐，令自鬻以饷军。 世忠既降，遍檄四境，声言欲亲与陈玉成战三百合，素感李秀成恩，致书劝其降，十月廿七日，秀成复书痛斥之，然仍以旧谊，送其在天国所娶妇以与之。自是世忠屡遣使劝秀成降，秀成皆不应。 世忠降而显贵，诸捻首多艳羡，自是议降者相继，其部将义故在天国境者薛之元即薛小、秦礼国、谢茂廷、袁复清、黄长发等皆为所诱，两浦之陷、江中诸洲之失，皆世忠力也。庚申十年春，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等破江南大营，天京解围，世忠退滁州、来安，五月，和州、含山天国守将来攻，世忠会清将全福击却之。 薛小自降清后，赐名成良，使守九袱洲。江南大营溃，成良惧而东溃，以乏饷，劫官吏，纠众数千，沿途焚掠，江北耸动，清提督李若珠败诸高邮王家港，成良凫水自高邮、宝应遁来安，匿世忠私宅，世忠惧祸累及己，潜害成良及其弟之和，其子玉堂、玉根于宅内，斩其首，送怀远袁甲三大营。清两江总督曾国藩虽嫌其滋扰，惧其叵测，以天国势方盛，己力所不能及，欲资其力，奏保世忠为江南提督，帮办军务，自滁以西北属五河，皆其关镇。世忠遍设厘卡以渔利，收民田租税，自为出纳，赀货山积，清之守令不能为治，拱手而已。性荒淫，恋声色，掠民女为妾，至数十人，稍失意，辄屠割之。时苗沛霖亦肆虐淮上，江北罹二人之祸，居民荡析失业，田芦荒秽，公私仓廪尽竭，民不聊生，两淮父老不堪其虐，言及李秃子，无不嗔目竖眉，直欲生啖其肉也。 然世忠骁勇敢战，粮饷既充，焰张甚，英王等屡遣将来攻，皆不克。壬戌十二年春，清人围庐州，常州护王陈坤书假道江北往救，为世忠所呃，不能过，庐州旋陷。四月，湘军曾国荃逼天京，是岁冬，世忠亦陷两浦及洲地，扼天京北道。秋，忠王、侍王等十三王奉天王诏攻诸雨花台，四十六日不能下，旋受诏渡江，进北攻南，世忠据两浦及洲地死拒，太平军屡攻不利，绕到而北，粮路屡为世忠所扰； 清廷虽资世忠力，实深惮之，上谕令曾国藩及安徽巡抚李续宜陈便宜。二人以世忠桀骜而功多，不敢图，复奏，答以不甚资其力，不轻调其兵以轻其事权，另筹月饷养其兵众，以渐夺世忠之恃。世忠亦颇觉朝廷之忌，雅自韬诲，尝献寿州、正阳关，李续宜许之；复称病乞罢，不许。 癸开十三年正月，胜保逮京，世忠启曾国藩，欲输己官救之，上谕严旨切责，世忠益惧。 世忠与苗练地接，部将杨玉珍置卡高良涧，苛敛商盐，与沛霖争利，屡战于洪泽湖，世忠恐苗沛霖夺其利，亲督大队北屯五河，二月顾王吴如孝、爱王黄崇发乘虚克浦口，世忠九袱洲、江浦、桥林诸营皆陷，自留五河不能救，自请褫职离营，诏撤帮办、勇号，仍守滁、六以自赎。 是役也，天王尝遣使招世忠，饵以王爵，世忠不应；世忠犹不忘忠王恩，亦遣使劝之降，亦不答。 六月，苗沛霖破寿州，旋亲将苗练进围蒙城，清廷诏陈国瑞、蒋凝学、唐训方等讨之，世忠亦以万人循淮之阴，窥沛霖下蔡。十月，摧破苗圩廿六，取下蔡。十一月，苗沛霖死寿州城下，陈国瑞部将康锦文、宋庆挟沛霖子景开至寿州呼降，守卒方启门纳降，世忠军亦至，与锦文等争门，杀无人，锦文等因格杀世忠将朱元兴、杜宜魁，械系蒋立功，乘势夺下蔡。世忠以国瑞，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爱将，大恐，上书僧王及国藩，自请散部伍，交城卡以免祸。 甲子十四年正月，世忠启于国藩，献所守滁州、五河、来安、全椒、天长、六合六城及境内五河等诸厘卡，营勇听编遣，水师船炮皆入官，国藩报以所留官不得过百，勇不得过二千。三月，世忠散白金、盐包、积谷于部众，尽遣所部三万人归农，惟留三千勇，号忠朴营，以陈自明将之，从湘军征讨，自乞病回籍葬亲，诏许之。 世忠惧满盈，颇知散财务虚声，尝捐修涡阳城钱十万缗，修滁州学钱五万缗，屯田牛种资本银七万两，助总督军饷银廿五万九千两，官欠饷盐积年多至五十余万包，亦不敢问，而清廷终以为忌，遣人潜伺其起居。 丁卯冬，东捻覆于扬州瓦窑铺，余众李允等与世忠有旧，与牛遂、任三应等以二百余人投世忠于盱眙，世忠先受委皖抚英翰以招抚捻众，乃纳诸旧县圩，淮军、皖军络绎而至，世忠惧，乃诱允等献英翰。 平居多蓄声色，每携姬妾优伶浮舟往来吴、楚间。三月，至扬州，适陈国瑞亦客居焉，世忠积寿州宿怨，固已衔之，国瑞复强索世忠戏班，至则留不遣，置书世忠，再索山石。世忠佯惧，卑词报之，国瑞不之防，以为世忠诚惧己，易之，不为备。四月，世忠突入国瑞宅，强扭上船，至揪落辫发，既登舟，乃缚之，使为书家中以勒赎。国瑞从子闻警，赴之不及，沿河跟追呼救，两湖商船以国瑞鄂人，蚁聚救之，世忠大惧，坠水而去，曾国藩奏褫其职，勒回固始本籍。 自是世忠益惧，以岁恶，用不给，开棚造纸以营利，辛未岁，西捻张宗禹叔父张特榺、任柱弟任汶及河南息县捻首张昆投世忠，世忠缚献清廷。然清廷终疑之，诏曾国藩侦伺其所居，则瓦庐草舍相间，竹篱环水，无异农家，乃奏以无他。辛巳岁，世忠代人索债安庆，缧绁贡生吴廷鉴，辱殴官几死，安徽巡抚裕禄藉词案其罪，论以大辟。 世忠既死，清人争言其在固始党羽众，必为乱，而终无验，乃使归葬其家。家人乞挽联，皆不应，悬重金购之，乃有好事者书联赠之云： 君恩未报，臣罪当诛，热血一腔，来世作圣朝犬马； 富贵无常，君恩安在，塞芒万丈，大星落天下鲸鲵。

薛之元本名薛小，河南固始人，少与李兆受相善，常结伙劫盗。癸丑岁兆受起兵，之元从焉，自豫、皖播越，霍山乞抚，杀何桂珍降天国，之元皆与焉，在兆受军中，权亚兆受一人而已。 戊午八年夏秋，兆受献滁县、来安、天长三邑降胜保，之元未及赴。天王及后军主将李秀成以其有胆识，战守有方，仍信重之，先命戍六合，未几，委以天浦省防要务，赐爵答天豫，命与天浦省文将帅黄连生同守江浦，复命之元弟之武守浦口。而之元睹兆受降清贵显，大艳羡之，乃分遣使约降和春、德兴阿及胜保，三人争功，弹章交织，德兴阿之去职，江北大营之裁革，颇由乎此。己未九年春，正月，廿二日，之元因游击赖镇海，献两浦降于清江南提督帮办军务张国梁，清廷赐诸四品，更名曰成良。 是岁末，清人陷九袱洲，命成良将本部兵守之；庚申十年春，江南大营溃，成良大惧，弃防而东，以乏饷，劫官吏府库，纠众数千，沿途焚掠，江北人心大动，清廷诏提督李若珠讨之，败诸高邮王家港，成良凫水自高邮、宝应遁来安，匿李世忠私宅，旋迁滁州。 成良积不能平，遣弟之和赴定远，通款于捻盟主张乐行，欲复起捻谋再举。世忠惧祸及己，乃诱而诛之，并诛其弟之和，其子玉堂、玉根，传首怀远袁甲三大营。

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关店乡苗圩人。 沛霖家素寒，读书不得知，久乃进学，尝授馆训蒙六安州。性阴鸷，有胆略，喜怒不形于色，骄矜钳忌，有才逾乎己者，佯与之善，而必阴图之。咸丰三年癸丑，太平军克安徽沿江诸府县，林凤翔、李来芳扫北军穿淮而过，蒙、亳诸属群捻乘势蜂起，以劫富户打粮为业，富户皆惧，唱团练之意。沛霖投袂喜曰：“此大丈夫得志之秋也。”乃往来奔走诸圩献策曰：“徒团不足恃，必筑寨、积粟、治兵可自保。”诸富绅以其人微言轻，易之，而所聚团丁屡败，乃渐有从其计者，颇著绩效，声名颇起，丙辰岁，沛霖因之起团与本乡，与捻战，小胜，富绅皆喜，乃推之为练长，撕衫为帜，号曰苗练。 沛霖既起兵，闭圩一载，以积谷养士。遍签四乡子弟精壮者以为练丁，出则布阵，入则为营，编以队伍，齐以金鼓，束以号令，进退坐起，皆有法度；家人皆编入行伍，虽妻妾俱能走马射箭，临阵料敌，与捻战，多奏凯，四乡富绅皆深倚之，奉若柱石，沛霖乘势遍檄颖上、蒙城诸圩团绅，令从苗家号令，不从者辄以兵威临慑之，不数月，连圩数十，拥众数千，沛霖名震两淮，雄踞淮上，粮税皆自奉养，县官拱手若木偶云。 丁巳七月，胜保陷正阳关，窥六安州，惧苗练在后为掣肘，谋抚而用之。八月廿三日，胜保遣凤台知县李霖持谕往招沛霖，沛霖以谕中未许官职，不肯就，惟逊词报谢而已。秋，胜保复遣把总邵征祥、廪生王尚辰往谕，许以七品顶戴，赐银四百两，沛霖喜而许之，九月廿六日，督苗练赴援蒙城，以抗捻刘狗、李大喜，受袁甲三节制。 时捻众多随张乐行、龚得树等南赴六安，淮北捻势不振，沛霖乘虚进犯高炉、顺河、雉河集诸捻圩，戊午岁中，连摧破捻寨廿八座，走尹韬，破韩老万，擒斩蓝旗葛苍龙，胜保论功奏加五品候补知府衔 苗练滋扰，所过淫掠，尤喜掳妇女，凡破圩寨，无少长嫣嗤，捆载一空，诸捻之在淮南者闻之皆愤怒思报憾，刘饿狼之死，蓝旗之北归，皆萌乎此也。 己未三月，与清将傅振邦合股犯浍河北岸诸捻圩，廿三日，破板圩，擒斩捻首任乾；四月廿六日，破蒙城板桥圩，擒斩捻首鹿利科，屠其家，二人皆蓝旗著名捻首，既亡，诸捻无不寒心。 庚申正月，袁甲三进犯凤阳府县二城，守城捻首张龙告急于张、龚，张、龚将兵来赴，为沛霖及清将穆腾阿所败，俘斩六千余，却兵四十里，凤阳终以无救而没。闰三月，复遣其侄景开会清将田在田陷阎圩，擒斩捻首李大喜。胜保奏免补知府，以道台进用，旋实授川北道。 然沛霖虽功多，素倚胜保，而不见悦于袁甲三，甲三既陷凤阳，清廷授钦差、漕督，宠眷方隆，而胜保以多过失，宠浸衰。甲三计苗权日盛不可制，稍抑之，奏晋虚秩布政使衔而已，沛霖大怒，以为功高赏薄，自帅苗练归凤台，不从甲三号令。 秋，英法联军入北京，清帝遁承德，诏天下勤王，沛霖接檄拊掌曰：“时至矣。”乃上书甲三及巡抚翁同书、帮办傅振邦，请各将兵勤王及南剿长发，委寿州、临淮诸城于苗练，诸大吏怒不答，沛霖素服北向，大临三月，散财聚众，编为五旗十四营，众逾十万，号苗家军，欲乘清祚之敝，割据淮上以自雄。虽以书传诸圩，曰遍读书史，见义兵莫大于勤王，然拥兵裹足不前，初请袁甲三移营蒙城，甲三不允；复以赏薄为辞，嗟怨啧起，甲三惧其为变，与杂粮二万石，沛霖不满望，乃进屯下蔡，阻河设局抽厘，遍散苗练红旗各圩，逼以十月集下蔡，后至者斩，甲三、同书飞奏交集，皆曰沛霖反。 同书孤悬寿州，四境非苗圩即捻圩，惧，命在籍部郎孙家泰置团城中为守，沛霖招家泰，不应，大怒，亲率千人薄北门索之，副将徐立壮，寿州宋家圩人也，侦得苗练细作已潜入城，搜得七人，尽戮之，沛霖益忿，移兵宋家圩，搜徐氏尽斩之，掘其坟墓，立壮、家泰亦忿，拥翁同书以行号令，誓以死御苗练，同书遣立壮及蒙时中扼两河口，总兵黄鸣铎将水师护州城。辛酉正月，沛霖破两河口，进屯纪家台，攻州城，以城坚，不能下。 清廷以内外交窘，苗练势大，且据长淮形势，一旦反覆，大局益糜烂不可为，迭上谕甲三、同书，使婉转牢笼，无激其变，而甲三、同书迫苗练锋芒，性命攸关，未敢遽恃和议而驰军备，故虽诏旨纷纷，竟不奉命。 沛霖益怒，遣部将朱万隆攻凤阳，倘贯金攻霍邱，苗景开攻怀远、颖上，复遣王文奎赴定远谒张乐行，遣朱鑫、陆长华通款于天国。又遣使诱李兆受，兆受致其书袁甲三，复书开导之，沛霖不应。英王闻沛霖围寿州，通使天国，以为可恃，遣琳天安余安定及许导奎等七百余人赴苗营通好。 清廷益恐，谕同书纵沛霖与孙、徐互斗，无左右袒以取祸，孙、徐不自安，遣人招捻首葛小牛，小牛引众至寿州城外，捻使在苗练中者往谒，由是皆安堵不战。清束安徽布政使张学醇以为沛霖非叛，止为寻仇，得孙、徐必退，乃与佐吏庆瑞、尹善廷等朝夕说同书，时同书已卸抚篆，贾臻代之，尚未到任，闻学醇议，惑而从之，遂索城中米五千石送苗营，趣徐立壮出战，寻案事诛之，复命总兵博崇武杀立壮子侄七人，执家泰系州狱，家泰自尽。沛霖怒稍解，乃礼送余安定等还江南，令苗练复换清帜，五月廿三日，解寿州围，上谕以私斗两成败例，着沛霖交部议处，仍令带团立功。 适苗景开等合捻众围贾臻于颖州，贾臻叠奏沛霖实反，主兴师讨之。寿州城中士绅有通于沛霖者，曰城中无备，沛霖乃反旆复围之，翁同书求援于湘军，湘军不能赴，奏请复用胜保以羁縻沛霖，而胜保在山东，亦不能至，九月廿九日，苗练破寿州，尽诛孙家泰阖门及诸士绅不附己者皮、黄、洪、吴、张诸姓，虏同书，使上奏清廷，言己不反，旋释之，然清时已陷安庆，形势渐苏，不复以苗练为意，未几，乃流同书伊犁，诏诸军讨苗练。沛霖大惧，乃遣杨清魁入北京说胜保，遣方长华、姚思广等至庐州、天京，献寿州之捷，改奉天国正朔。 天王方患安庆之陷，疆土之失，得奏大喜，是岁冬，诏封沛霖殿前北方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奏王和千岁，赐美女数名为王娘以安其心。 沛霖既归天国，与庐州开粜互市，输粮草、硝璜之属以供军。十一月，捻首张乐行、苏天福等自定远、来安北返，沛霖假其道，使自寿州马厂集至姚家湾渡淮而归蒙、亳，复让颖上与乐行为家，英王亦遣马融和将兵北来，合沛霖、乐行及白旗捻首江台陵等围颖州。 然沛霖之张天国帜也，意在假其威势以自固，非真欲屈其下也，与乐行等诸捻以曏日嫌隙故，尤不辑睦，时相械斗，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正月廿九日，沛霖唆部将禀上英王，讼沃王张乐行滋扰苗属各圩，英王时方革职，不安于位，有北顾之心，分遣扶王陈得才等经略西北，雅不欲苗、张睚眦，故惟羁縻之，不暇辨其曲直。沛霖亦阴持两端，卅一日，解蒙城围以媚清人，二月十一日，竟率众薙发赴颖上，约降胜保，苗、张等围颖州数月而不能克，人心不壹之故也。 时清师已困庐州，外援俱绝，城陷在即，沛霖遣使赉书间道入庐，绐英王以共图汴梁，进取中原，许出兵四旗，每旗卅万人以为助，英王大喜，四月初一日，偕导王陈仕荣、从王陈得隆等弃庐州，溃围往寿州投沛霖。而沛霖实已诱天国使者在寿州者琳天安余安定，使共图英王。 初三日，英王至，沛霖令其侄景开及余安定卑词盛礼，延之入城，英王睹安定跪道左，不疑而入，麾下二千余人，悉屯城外。英王登堂，见桎梏，乃大骂景开曰：“尔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颗草，风吹二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势已至此，看你如何发落。”沛霖以槛车献英王及导王、从王等于颖州胜保大营，沃王张乐行、盐天义马融和等欲邀夺之，为苗练所败，不果。 沛霖既复降清，壬戌岁，闰八月，退居下蔡，献寿州、正阳关于清，清蒋凝学进驻之，别部萧庆衍、成大吉、毛有铭、王载泗等分屯霍邱、三河尖、固始、六安，皆湘军李续宜部将也，沛霖所倚者胜保，复以陕西回变西调，不自安，因胜保请隶僧格林沁以剿捻，僧格林沁疑之，密奏清廷，曰沛霖狡狯难信，曾国藩亦陈驭苗练法，在赦其罪而不资其力，于征调则吝之，于厘卡则宽之，清廷两从之。 十月，僧格林沁与沛霖万金，征之剿捻，十一月，沛霖蹈捻众之背，袭展沟而陷之，斩捻首张南薰，捻势益窘。沛霖欲结好僧王，使所部杀湘军樵采者十二人，掳七人，上书僧王，欲使摈湘军，独居剿捻攻，僧格林沁不许，沛霖乃扬言赴陕，就胜保以避祸，道路藉藉，以为苗练反，胜保竟以此逮问论死，而湘军亦以此不入两淮。僧格林沁既胜捻于张桥，檄沛霖会攻，沛霖因言长发涌出长江，淮防复紧，请示所向，僧格林沁知其意在觊觎江淮要津，复书责以专力剿捻，钤束练众业农，江淮之防，有督抚在，沛霖大不悦。 癸亥三月，僧格林沁陷雉河集，张乐行败死，捻圩在两淮者皆不守，而山东邱、莘白莲教张继善、左临明、宋景诗等起兵，鲁东大震，清廷诏僧格林沁往剿，沛霖以僧王屡奏令苗练散练归农，夷寨填濠，缴旗帜火器，惟许以二千人从军，心大恨之，又睹两淮无复大兵，以为时至，乃阳称归农，潜命麾下蚕食涡河南北民圩，劫掠清巡抚往来涡河粮艘，自葺怀远城居之，遣使赴各圩游说，激以僧王杀降不义，从之且被诛，不如反。 十六日，沛霖举兵反，袭克怀远、凤台，十八日，部将苗景和、苗景华克颖上，廿三日，围蒙城，逼寿州，扰临淮，清巡抚唐训方仅能自守，淮上大震。 曾国藩患后路之失，五月，命蒋凝学、毛有铭等援寿州，苗练筑垒拒之，凝学等不能胜；六月四日，苗练得守城外委邱维城内应，克寿州，围攻已七十六日矣，斩知府毛维翼，进围蒙城益迫，城中断粮，以浮萍、树皮为食。 七月，沛霖自将二万人出黑窑，抄临淮后，寿州益窘，清湘、皖水师及李世忠部与相持，沛霖不能胜。 廿二日，僧格林沁平山东白莲教，清廷诏回师两淮以讨沛霖。九月，僧军先锋陈国瑞等合道员英翰进援蒙城，沛霖击却之。 沛霖以临淮难拔，并力攻蒙城，清陈国瑞、英翰等悉力援之，昼夜攻扑，矢石如雨，而终不能破沛霖垒。 十月十二日，僧格林沁抵亳州，督剿苗练事，命富明阿徇淮北，唐训方徇淮南，蒋凝学清颖、寿，陈国瑞专意援蒙城，李世忠亦将兵来会，出寿州以东夏寨各圩，沛霖四面受敌，势始沮。 未几，李世忠破下蔡，平寿南二十六圩，廿二日，僧格林沁进抵蒙城西阳集，廿五日，唐训方、李世忠克大小蚌埠，廿六日，怀远为清人所得，沛霖部将张士端降。 是夜，沛霖夜巡蒙城外濠，左右扈从者多英王旧部，相顾泣曰：“英王为此人所卖而吾属为之用，非大丈夫所为也。”遂环刀击斩之，持首献清将王万清，蒙城围解。万清诈杀诸人，以攘诛渠魁之功。寿州素称坚固而蒙城单弱，淮上父老呼曰铁打寿州，纸糊蒙城，而沛霖再破寿邑，两窘蒙城，愚者皆以为天意劫数如此，民谚相传，至今不觉云。 沛霖既丧，廿九日，陈国瑞破下蔡，尽擒沛霖妻妾子侄；十一月初一日，国瑞部将康锦文、宋庆将苗景开至寿州，守将李万春开城降；初三日，蒋凝学、成大吉攻颖上，守将左长华斩苗景和、苗景华献城降，清廷诏斩苗景开及沛霖妻妾子侄殆尽，苗练平，惟苗天庆一枝自蒙城西北走河南，合于任柱、陈大喜。

赞曰：

兆受于天国不为无效，于清廷不为无功，贤何桂珍而不忍遽杀，痛马超江而不能果降，恋恋乎忠王之义，汲汲乎胜保之情，似于小信小义，亦颇知遵从。然沽薛小之首以市官，卖李允之头以免祸，亦官亦匪，时叛时降，悠悠长淮，信义安在！是故虽指天誓日以明心迹，百计韬诲以避猜嫌，而清廷终疑之，邻里终拒之，小过大狱，小祸大端，终不得息老林泉垄亩之上，善死床箦儿女之间，然将十万众横行江淮间殆十数年，同侪降与不降，白骨膏血，十九没荒草墟垄间，数载显贵，一朝后死，亦天之无目，巨憨之幸极也，安敢复称冤乎？ 薛小于清廷不为贼首，于天国不为妖头，兆受之副，偏裨之属，倘能尽节天浦之任，为天国股肱，不则竭诚九袱之戍，充清廷鹰犬，坊巷留名，青史书传，亦人生一快。而狼子野心，终不为驯，降而叛，叛而降，朝秦暮楚，至死不寤。噫，于天国谓之贼，于清室亦谓之贼，贼骨之谓，得无状此辈者欤！ 沛霖裂衫起兵，以寒士掌节钺，治家有术，驭军有法，固非百里才也。然淮上掳掠，及乎妇孺；浍河屠戮，至于婴孩，与捻为敌，旋复助之，与清为盟，旋复叛之，翁同书因之而败，胜克斋因之而死，沃王为所欺，英王为所卖，迨藩篱皆丧，四境皆敌，而睥睨环顾，以为时至，散檄诸圩，而谁敢复应此枭猊！连圩数十，拥众十万，以为莫可予毒，敌骑甫至，则众叛亲离，亡不旋踵。于戏！拥元济之长淮，据袁术之寿州，乃不知鉴前人之失，自取死，孰能救之？

夫枪船者，身窄小如蚱蜢，首尾尖削，可容三四人至七八人不等，尾画枪标，故名之，或曰，以其常备枪炮名之也，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素称水乡泽国，河湖纵横如织，以此船行水上，往来矫捷如飞，故乡之豪滑，里之无赖，往往聚枪船，备器械，横霸乡里，号曰某记，俗皆以“枪船”名之。

此中俗尚茶坊，无少长皆爱之，茶坊之设，外为茶肆，内设赌局，土豪主之以牟利，养枪船以防官府缉捕，兼备他赌局之骚扰也。赌局既设，复设女闾以徕客，招梨园以娱宾，至于护洋艘丝船，包贩私盐、鸦片，无所不为，府县捕盗者畏枪船之强，望之侧目，或有怒而兴师致讨者，则飞舸若箭，运棹如飞，倏忽没诸苇荡水草间。道光廿年后渐成声势，咸丰三年癸丑，天国都于天京，苏南骚动，府县将吏，应接不暇，枪船因之蜂起，势益横，至乎霸阻塘河，设榷抽厘，包揽词讼，自断委曲，恃器械之强，剽劫商贾以自肥，每劫商船已，辄缚商贾手足，抛诸河中，号曰“种荷花”，而独不剽掠乡里，乡人愚浅，以世乱如此，若辈任侠，乃真可倚以卫桑梓者，往往庇护之。咸丰九年己未，清江苏巡抚徐有壬、浙江巡抚胡兴仁合两省兵剿之，而枪船出没不定，官兵水陆无可措手，终无功而反，嘉善知县杨炳暄、秀水知县马桂林且为所败，谚曰“杨打魏塘三店镇，马拖秀水五龙桥”，即诮此也。自是官吏束手。咸丰十年庚申，江南大营破，天国乘胜破常州、苏州，逼松江，窥浙省，清人败沮之余，兵力在在不敷，乃赦枪船罪，并系囚囹圄者皆释之，给职名，使团练卫乡里，以补官兵之不足，由是四府诸属，枪船而团练者相望，周庄有费玉成，盛泽有孙四喜，平望有铁沙锅，无锡太湖有金玉山，平湖有王英美，嘉兴新塍有周永元、吴连生，濮院有沈牌士、新市有周麻子，震泽严墓有卜小二，长兴夹浦有潘顺天，南汇有王天光等，皆树帜设垒乡里，阻塘河，断桥梁，榷商贾，签丁壮，盟党与，造器械，声言助清剿长发，天国虽奄下苏常，而号令所及惟四门之内，虽云立乡官，抚四乡，征赋税，而莫可施行。

忠王欲讨之而兵力不敷，乃微服简从，躬行四乡以说之，枪船虽号为官团，而清廷度支匮乏，江南大营且以无饷而溃，故虽羁縻枪船，欲收其用，而无以豢养之，枪船多怨，复睹忠王之仁，长发之盛，乃多有降者，奉正朔，受职名，从天国驱使。

天国自失利于湖北、江西、安徽，版图渐促，国计军裕，捉襟见肘，苏、浙既下，枪船既抚，乃遍立乡官于境内，设局征粮米、地丁银，责赋税劳役，设水陆关所，榷行商以供军需，虽洋船不能免。枪船多设保卫局于集镇，巡河缉盗，守卡护墩，卫乡官公所，备出入非常，颇得其力；时天国虽跨据江浙，而温、湖、衢诸府及上海皆未下，忠王、侍王等每调枪船助战，此辈既娴水性，复谙河湖港汊，太平军因之大得地利，湖州之克，松江之捷，此辈功不可没也。

天国末造，颇多军纪废弛者，行军调发，往往持械私行乡里，勒逼供需，号曰打太平先锋，即驻防郡县集镇，亦间有潜赴邻郡县打先锋者，呼曰客长毛；土匪无赖，往往窃裹红巾，诈天国名目以逞私欲，百姓詈之曰二长毛。枪船皆土著，每以船炮助守将、乡官御却之，地方之靖，桑梓之安，此辈与有力焉。

然主枪船者，十九非土豪即盗贼，虽勉从约束，而枭桀之气，终不能驯，虽号为天国地方，编立军、师、旅、卒、伍诸名目，而词讼皆自揽，租赋皆自专，惟蓄发更旗号，受职衔，略输赋税而已，少不如意，辄攘袂嗔目相对。性浮滑，轻去就，朝悬清帜，暮易黄旗，叛而复降，降旋复叛，倚枪船之利，剽劫军船，袭夺军需，湖港塘河，为之滞碍。平居仍以包赌窝娼为生计，渔兵焚之利，掠卖妇女生口，自苏州城外至嘉兴郡，塘河百里，赌坊妓船相属，赌、娼皆天国目为生妖，法令所严禁者也，郡县佐将三令五申，枪船置若罔闻。

忠王等以枪船终且为患，口隐忍而心芥蒂之，以湖州赵景贤未下，姑含容之，而此辈终不悛。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湖州克，赵景贤生得，自丹阳至于海，皆入天国版图，忠王等无复顾忌，六月，命各郡禁绝赌局，捕枪船之违令者，于是枪船桀骜者多敛迹，抵拒者皆溃散，或亡或死，江浙数百里，乃至无敢着花青棉绸短衫袴及黄黑柿漆府绸衫裤者，以其枪船素所尚也。土人以清吏屡榜示禁赌无功而天朝一夕毕功，纵素诋毁长发者，亦窃叹长毛号令，为清时地方官之所不逮。或有倔强不服者纠合与抗，八月，忠王败诸太湖，九月，听王陈炳文败诸嘉兴，于是枪船之患渐息。

然时淮军已入于沪，左军入于浙，英、法洋人，亦渐以船炮兵力助清，天国局势渐峻，兼且政出多门，良莠不一，此则禁之，彼则纵之，故赌坊之祸，不数月而复萌，枪船之未散者仍假保卫局旗号，割地自雄，清兵至，则号为助官府剿贼，太平军至，则呼曰助天兵以诛妖，首鼠两端，居中牟利，时或出队，潜劫两造粮饷艘只。癸开、甲子岁，太平军屡失利，郡县次第易手，枪船乃多反目助清，与天国为仇，太仓之失，嘉兴之陷，此辈皆与其祸焉。

天国覆，枪船之从天国未降者多抵罪，余皆逃匿，而降清及初未降天国者盖洋洋自得，以为有功于清廷，赏且及焉。而清人实患枪船反复，终为后患，且长发已平，毋庸复假其力，乃暗谕四府各州县，阴渐剪除之，嘉兴知府诸暨许瑶光，素称循吏，至一夕捕杀枪船头目八十余人，收缴枪炮千余杆，盖奉闽浙总督左宗棠密令也，自是枪船一蹶不振，虽余烬未泯，播延且数十载，而终不能复为大患云。

枪船事迹星散，人物蔓衍，于书传者实难措手，乃试择其形迹稍著者数人，书列其本末事迹于右：

费玉成：

费玉成字秀元，小字阿玉，江苏元和周庄人。

周庄素号水乡，西濒塘河，东望淀山，玉成乡之大姓，聚枪船包赌为业，雄霸乡里，府县莫可奈何。玉成于东棚大开赌场，妓船数十环其外，光耀数十里，复立保卫局于东溪，以枪船拥护之。

庚申十年春，江南大营溃，清吏患兵力不敷，乃令各乡团练，颇杂枪船以为用，玉成亦率附从应募入苏州协守。

四月廿三日，苏州克复，玉成将余众溃归，闭庄断航以自保，未几，忠王自巡行苏福省属境，招玉成降，玉成睹四境皆入天国版图，不得已乃易帜，忠王喜，奏保加玉成爵镇天侯。

玉成既受天国爵赏，遂立军帅局于周庄，部分师帅、旅帅等乡官于周遭各村，颁门牌，征赋税、地丁银，遍张天国告示以安民，天国酬其劳，晋爵镇天豫，未几复晋镇天燕。玉成声名大噪，枪船聚至千余号。

然玉成虽勉从天国号令，实非本心，虽受爵禄，而坐拥枪船，不出周庄一步；虽立乡官诸局，皆取成故里保胥吏辈以塞责，太平军将士过周庄，迎徕殷勤，厚供奉之，而阴部勒枪船，如临大敌。以天国之盛，忠王之明，故隐忍不敢发。

时各乡富绅多避兵焚，或迁城厢，或避上海，租米无着，赋税亦无从措手，辛酉十一年十一月，玉成设租局北观，议每亩收租息米照额二成折钱，局费每千文扣二成，所得除量扣赋税输天国有司外，悉付田主，未几，吴江监军钟志成知而止之，使着佃征粮，命佃农认真租田概作自产，由是天国赋税无所乏，而田主租米益无着落，玉成大不悦。

壬戌十二年三月，玉成卒，其子代将其众。冬，常熟守将钱桂仁、骆国忠，昆山守将李文炳等与团练降天国者永昌徐少蘧、荡口华翼伦等谋叛，而玉成子与焉。将发而忠王及守苏州者天将陈坤书觉之，捕少蘧，走华翼伦，玉成子惧，久不敢发。癸开十三年二月，费氏通于清人，遣众剿杀枪船为天国用者焦湖葛氏父子，然亦未显言与天国绝也。十月，苏福省陷，费氏恃与清通款之诚，以为无他，安居若素，而乡绅嫉之者竟遣使人积薪其馆，一夕而焚之，遂并眷属宗族同灭云。

潘顺天：

潘顺天浙江湖州府长兴县夹浦镇人，素以枪船称雄塘河上，清吏抚之，委南阳墩团局统带，戍溇港。

壬戌十二年，春，正月，太平军入浙，窥湖州，有常天侯钱有来者，长兴西乡人也，充殿右军主将刘官芳向导，潜至溇港，说顺天降天国，许以显爵，顺天利而许之，乃集同志三十六人盟于谢溇，尽帅所督枪船降，改团局为人和局，奉天国正朔，官芳奏封顺天浊天豫，余人赐爵职有差，所率枪船众，各授桃子银牌一面，佩之以示荣宠。

顺天谋主钱顺兰以为清祚固未衰也，咎顺天等失计，使密遣腹心潜致书湖州，约以枪船各载米粮，于水战接仗时乘机交纳，书为乡官军帅局所得，虽未发，而事遂寝，兼且湖州守城者布政使衔福建粮储道赵景贤素多疑，不肯轻纳城外降者，恐奸细窃发也，顺天、顺兰等亦渐懈之。

四月十八日，湖州为慕王谭绍光所克，以为湖州郡，刘官芳以功晋襄王，守长兴，其部将天将某守夹浦，总统长兴东北水路防务。顺天枪船悉归夹浦天将驱使，凡有攻击，出力尤多，襄王、天将等皆深倚之，未几，晋爵浊天福。

时天国军纪颇不肃，将士往来夹浦，多有滋扰劫掠者，顺天督率枪船，往来巡弋，号令森严，滋扰者多畏避之，是故南阳墩四境，虽罹乱世，乃罕逢焚杀之灾。

顺天立税卡鸿桥，抽往来客商厘捐，天国因之设市，始则傍岸结茅，继则砍桑为屋，凡开设行铺者，皆须顺天人和局之贴，与合股分红乃已，由是顺天骤富，而市肆亦为之辐辏也。

癸开十三年五月，受命援溧阳，未几，有别郡太平军至长兴打粮，屯横山桥、蒋埠桥，遍索粮秣，悬罄乃已，吏民汹涌，皆不堪命，顺天闻之，亟自溧阳返，督枪船击横山桥，破之，屯蒋埠桥者自解缆遁走，长兴乃安。

然时天国势已渐衰，天京已困，苏、杭复危，顺天闻之，心固不能无惧，又，守湖州者慕王谭绍光调苏州，堵王黄文金代之，文金勇而燥，不辑部下，多滋扰，所过无孑遗，顺天土著，啧有烦言，兼且天国版图日蹙，军需浩繁，乃多设特捐，鞭扑乡官以补所不足，顺天益不能堪，是岁冬，遂率所属枪船作乱，不胜，走投清人，清人疑而不敢用，受其降，散其党，使俟事平后各还乡里。

孙四喜：

孙四喜一名金彪，号少湘，吴江盛泽镇人，其父孙七，通文墨，好诗文，素业赌坊，聚枪船以为屏障，癸丑岁，天国都天京，清吏聚枪船为团勇，用孙七为团首。孙七死，其子三人分其部众，天喜年最少，颇肖其父，部众多附之。

庚申十年春，苏州、吴江，次第克复，四喜惧其兵威，遣使通款，虚奉天国正朔，立乡官，纳赋税，而不肯蓄发，亦不受天国爵职，自号盛川保卫局，天国患之而不能制，羁縻而已。

壬戌十二年正月，苏福省谕境内易服从古制，男子皆扎红巾，禁毡帽，女子不许著裙，县、乡守将矫枉过正，遍贴告示，云凡道里间戴毡帽者除之，拖辫发者割之，女子曳裙者撕裂之，四乡哗然，大以为不便。一日，四喜麾下有摇船者，道遇天国将兵，毡帽为所除，归报四喜，四喜大怒，诣荣殿吏部尚书沈枝珊衙，集乡官遍詈曰：“人谁无妻孥，人谁无头足？而官绅当为百姓先，今官绅未尝尽易其服，而欲令百姓从之，不亦难乎？男子无帽，何以御寒？女子无裙，何以蔽身？此固无须易者。今盛泽绅士及军师帅必欲易之，则请各绅士及军师帅之妻女去裙曳裤，敲锣迎于镇，令百姓见之，俾知所向，夫然而有不遵此制者，我孙少湘受其咎，若其不能，则我当先打各绅士及军师帅之家，而后及长毛。”枝珊及乡官等以其辞直而止，偿毡帽裙服之值，演昆腔四日以谢之。

六月，天国禁赌局，四喜失其利，颇愤懑，屡率枪船与太平军争斗，互有死伤，而犹不敢显言叛也。癸开十三年春夏，天国势渐衰，四喜剃发款于清人，亦未与天国绝。六月，天国命四喜与沈枝珊攻严墓卜小二义子周三，廿三日，破之，而周三遁，四喜惧天国见责，次日，竟散盛川保卫局，只身投清。

卜小二：

卜小二震泽严墓镇下乡人，素无赖，挟枪船，拥党羽，抢掠以糊口，号曰龙记枪船。

小二于诸枪船中投天国为最早，尝从攻青浦，授水师将军。初，尚知约束部众，军纪颇整肃。壬戌十一年七月，受命攻新市、善练乡勇，麾下有摇艄者往新塍北棚刘义顺米行赊米五石，否则借洋十元，义顺诉诸小二，小二立斩摇艄者枭示，自是枪船不敢讹诈于商贾矣。

然性固不悛，久则终不为驯，每遣小划潜劫往来官私船只以自肥，是岁冬，竟于乌镇水面劫及忠王船只，于是郡县守将皆怒，悬示赏缉龙记枪船奸匪，小二大惧，乃诈冒汉记纽氏枪船徽记，以掩人之耳目。

素与新塍周永元不睦，常相械斗，久，乃分新塍以居，小二居东北，永元居西南，各立保卫局，演戏、聚赌、包娼以敛财，间亦出队掳掠，尝劫塘南乡官阿桂，阿桂诉诸新塍天国守卡将珂天燕陈可立，可立责小二，小二不得已，乃斩一首级以遗之，诈称祸首以塞责。

壬戌十二年四月，投永昌徐氏，徐氏方谋叛天国投清，欲资其力，调其枪船二百号，小二吝不与，徐氏败，复还震泽，送款两造以苟延日月，癸开十三年三月，举人张晴江、廪生盛幼兰说之，遂与南汇王四毛投清，四毛，王天光之侄也。六月，天国遣沈枝珊、孙四喜等破之，小二等仅以身免，周永元复乘乱相攻，小二率残党退南汇，犹日以劫掠为能事，清廷、天国官艘及中外商船民船皆不能免，乡民衔其滋扰，诉诸清吏，清吏诱而戮之。

铁砂锅：

铁砂锅，吴姓，失其名，震泽严墓乡人，身长面赤，有勇力，尝为严墓汛千总俞子青舟子，从之习鸟枪，发辄中的。子青尝捕盗白龙山，为盗所擒，铁砂锅救之出，以是名声大噪，无赖子多投之，尊曰沙哥。未几，子青调防六合，铁砂锅留乡里，乃招强横，聚枪船，设赌局，依盛墩孙七，江苏巡抚徐有壬张榜禁赌，铁砂锅置若罔闻，开赌自若。

庚申二月，忠王克杭州，清嘉兴知府募枪船为团练，铁砂锅首往应募，友人方氏劝之投天国，铁砂锅赴衙门首告，方氏为清吏所戮，铁砂锅以此得军功，授六品衔。四月，忠王克苏州，嘉兴官绅皆大怖，无复固志，铁砂锅独恃勇力，督所部枪船进屯平望，结卜小二、沈三、朱法大诸枪船以为倚角，天国再攻之，以失地利，皆不克。铁砂锅益骄横，众至百余人，枪船八十余号，多挟西洋火器，横行金鸡、淀山、鹦浢诸湖，掠民财以自肥，截杀天国散卒以邀清赏，郡县苦之。沈三，严墓沈家浜人也。

忠王闻而大怒，调苏、嘉、湖诸郡兵马及枪船来附者齐集会剿之，设伏平望北乡田多里凌氏宅，铁砂锅果夤夜督枪船来犯，至则伏兵四起，铁砂锅帅众力战，凡三进三退，不能脱，坠湖而死。

初，铁砂锅与沈三、卜小二约为救应，二人既嫉其材能，复恨其跋扈，闻北乡警报，竟不之赴；铁砂锅麾下新附者多，率皆勇于私斗而昧于战阵者，闻枪炮，皆股栗不敢进，由是铁砂锅惟偕近习者廿余人独斗，故一鼓而败。

铁砂锅有二子，曰阿大、阿四，阿大小字小辫，年十五，悍勇有父风，群下呼曰小沙哥，铁砂锅死，小沙哥代领其众，投湖州清道员赵景贤，屯颜家卫，设赌局以给军，积功至五品衔。辛酉十一年五月，杭州再克，乘胜围湖州，十二月初二、初三日，连战小沙哥于颜家汇，小沙哥不能敌，退归严墓乡里，惧天国势盛，降于南浔守将庆王秦日庆，日庆，故燕王秦日纲兄弟行也。

小沙哥怨沈三之不救其父，一日，造之，借银千两，沈三叩所用，对曰：“将与人斗。”沈三问何人，曰：“不告汝，非沙哥子，我将以与尔斗。”沈三笑而与之，而阴与其伙党新塍周永元谋有以图害之，壬戌十二年三月，小沙哥聚赌新塍，永元诱而杀之。其弟阿四归告其母，其母讼于庆王，庆王怒，欲起兵问沈三、周永元罪，以为小沙哥报憾，沈三大恐，亲诣小沙哥母宅谢，久之乃已。

周永元：

周永元嘉兴桐乡新塍镇人，沈三之党，所部号曰荣记枪船。天国克嘉兴、桐乡，永元号为归附，而实拥枪船自雄，设赌包娼也如故。

沈三结怨小沙哥，惧为所图，乃唆永元害之，后乃亲诣小沙哥母所为谢，自陈初不预谋，由是小沙哥母子及天国郡县守将皆归怨永元，所在缉捕之，荣记枪船，遇天国船卡，皆不能过。

壬戌十二年六月，忠王令苏州、嘉兴、湖州、松江四郡诸属禁绝赌局，永元益窘，乃厚结听王七公子，诱以重利，八月，开赌局于新塍南棚，陈妓船于港，七公子炮船与并舷而泊，旗上大书“奉令”二字，观者无不侧目。不及一月，听王谕罢之，然自是赌局渐复萌。

癸开十三年春，浙江省文将帅何信义硝船过新塍，为荣记枪船所劫，护船将士死者数人，余者奔告地方，地方佐将兴师来讨，永元惧而请罪，竟得无恙，复屯新塍。

时卜小二亦屯新塍，二人各立保卫局，皆以演戏、聚赌敛财以养部众，而杯水车薪，不敷供给，遂各以劫掠为事，小二劫镇东北天花桥、陈家浜等处，永元劫镇西南冷水湾等处，未几，更分地划界以守之。然二人素多嫌隙，时相攻劫，动辄鸣枪鼓炮，于是居乡者无高枕矣。未几卜小二往投永昌徐氏，复投清人，永元亦杳然无迹，不知所之，盖非降清即遁上海诸洋矣。

沈牌士：

沈牌士名林，以字行，震泽严墓镇下乡人，落魄无行，不事产业，不得已，投濮院赌渠辅寿门下。辅寿死，牌士承继其产业，遂以豪横称，与石门知县张家骏约为兄弟，家骏治漕粮，多侵渔滋扰，恐乡人抱怨，乃命牌士聚枪船，聚赌颜家汇以为奥援。戊午岁，清人设防广德四安，家骏为委员，募牌士带勇报效，未几罢归。

庚申十年四月，嘉兴入天国版图，牌士犹奉清朔，结连郡南王店诸镇枪船为团练以拒之，五月，天国遣军来讨，为牌士所却。沈前尝捐官，至是乃加五品衔，昼夜提团勇往来巡弋，助张玉良围嘉兴。七月卅一日，张玉良溃，天国复问罪濮院，八月初二日，镇破，枪船皆溃，牌士孑身遁走，旋纠合残众投吴再升，屯石门镇。辛酉十一年二月，天国攻石门，牌士以枪船系炮船后，战天国水师于三里桥、六里亭，酣斗过午，枪船先溃，炮船在后，惧伤枪船，不敢开炮，遂大败，牌士复投清军，守武康钟馆，未几，天国兵至，又溃，牌士叹曰：“今日乃知官军之无用也。”遂督余众返乡里，屏居下乡不出，嘉兴枪船之始终未奉天国正朔者，惟其一人而已。

甲子十四年二月，清军陷嘉兴，牌士复将团练，勒索天国乡官之在籍未逃者，使输钱谷为偿，镇人皆哗然不服，牌士束手无计，愤懑罹病，形容骨立，未几卒。

沈三：

沈三震泽严墓人，尝与铁砂锅结盟，铁砂锅死，沈三聚赌严墓，枪船数百，声势大盛，庚申十年九月，天国遣人招安，许其自治一方，约不侵犯，沈三乃迎天国馆子镇内，奉其正朔。

辛酉十一年夏秋，天国与清人战于南浔，播延数月，流民避难入严墓者络绎，以乏食，多饿死，沈三怜而设粥厂以赈之。

壬戌十二年三月，沈三唆周永元害小沙哥，其母愤，欲借兵天国以报憾，沈三身诣其宅，逊谢乃已。是岁六月，忠王令诸郡县禁绝赌局，震泽佐将遣军焚严墓赌局，沈三大惧，奔上海，为清人所杀。

赞曰：

夫盗亦有盗，萑苻之众，高鸡之聚，宁无一二俊杰，可抚而用、用而效者，如李世勣、郭婆带故事？然拟之枪船则曰不可，盖章条出于下，政务梗于上，令不能行，禁不能止，一县之中，乃有数牧；一乡之境，或分数国，侵渔营扰，戕残械斗，不一而足。是故县官患之，商贾苦之，百姓畏之，妇女避之，虽有小效，不能掩其大弊也。清与天国为深仇，而目枪船之为盗贼，竟不约而同，良有以也。

然二国之所以制枪船之策果若何也？吾窃谓天国得其中，清仅得其下而已。

何曰其中？择利而用之，择时而驱之，使不能为大患者也。然藓疥之疾，时侵腠理；蜂虿之毒，每彻心肺，至乎航路沦为棋劫，乡官同于木偶，虽有先发之智，断腕之决，亡羊补牢，不亦晚乎？

何曰其下？始则盛怒以讨之，不啻驱雀于丛；继而悬赏以诱之，无异招虎于山，虽毫厘非无所得，纤芥非无所功，而骚扰耗损，百倍过之，所谓九州生铁，不能铸此错也；殆及事平，复无善后良计，胁而解散之，诱而屠戮之，遂令余党流毒，播延迄于清灭，太湖匪患，久不能解，方之下策，不亦宜乎？

然则何为上策耶？善护商贾，使不失利；善抚农桑，使不失时；轻徭薄赋，使不失政；狱讼平允，使不失刑，则民心思安，人心思治，冻馁无所虞，词讼无所揽，则枪船之众，十九思归，纵有枭桀，奚何能为！惜哉，夫乱世，游侠之渊耶；苛政，盗贼之薮也，非其时，则虽云有策，恐亦逡巡无措手处也。噫，谚云：“宁作太平鸟，不为乱世人”，思之能不泫然？

刘瑲琳本名昌林，广西人，早岁入营，从征至天京，避北王韦昌辉讳，更名曰瑲琳，后隶成天豫陈玉成麾下，玉成围固始，捷三河，威震江北，瑲琳皆在军中，积功封浩田福，己未九年夏，受命守安徽太湖县，始著闻，旋升安爵，未几，陈玉成封英王，是岁末，天王诏封四方主将，封瑲琳靖东主将浩天义，位在英殿诸将之右，十二月，太湖为湘军所陷，瑲琳溃围出，走桐城，与前军主将吴如孝同守。

庚申十年正月，英王受干王檄，与吴如孝等皆东下，将渡江援京，瑲琳受命为前锋，廿八日，围滁州，旋攻全椒，皆不克，二月十二日解去，廿日，渡江而南，合忠王、侍王及中军主将杨辅清、定南主将黄文金、右军主将刘官芳等，三月廿七日，大破清江南大营于天京城外。

四月初一日，诸王诸将登朝贺功，天王诏东取苏常，逐江南大营余烬之北，英王以伤不时发，惟遣瑲琳及定南主将黄文金与忠王、侍王、辅王俱，初二日，战张国梁及翼长湖北提督王浚于丹阳城外，瑲琳当先陷阵，诸将继之，大破国梁等，疆场血流如瀑，国梁坠河而陨，王浚及副将熊天喜、总兵蔡其荣等皆死，遂克丹阳。时英王伤已愈，调瑲琳归，与同北渡江，攻扬州、全椒等处，窥里下河，皆无功，五月，还京，旋仍东下，六月，克浙江於潜、临安，窥杭州省城，以兵单不敢攻，引还，英王此次军行千里，瑲琳皆为前驱，所向摧破，当者披靡，自此名震江表。

八月，英王以湘军曾国荃等陷枞阳，逼安庆，督瑲琳等还皖北，累战于桐城挂车河、枞阳等处，皆无功，辛酉十一年正月，奏上天京，请与忠王等溯江南北合攻武汉，师庚申围魏救赵故伎，谋引湘军回顾根本，以解安庆之围。

英王之入鄂也，连克黄州、德安、蕲州、随州、应城诸府县，逼武汉，楚中大震，然忠王失期，湘军窥破其计，坚屯安庆城下不去，复为洋人巴夏礼等所诓，二月，引兵东还，谋与曾国荃决于安庆城下。是役也，瑲琳主英王麾下右小队，常与英王俱。

英王东西奔驰数千里无功，师老兵疲，主客之势已易，与湘军累战，皆不能克，累求救于天京，天王诏干王、章王等渡江来援，四月初八日，英王留瑲琳及傅天安李四福、垂天义朱孔堂精锐四千人守集贤关内外赤冈岭四垒等十七垒，自趋桐城合干王。赤冈岭地险而势逼仄，少水源，粮道崎岖，瑲琳等皆百战之余，军锋之冠，湘军深惮之，英王竟自置诸绝地，曾国荃等皆大喜，筑长垒以围之。

诸垒被围久，粮弹食水俱竭，内外不通，英王、干王大军及安庆城中叶芸来、吴定彩、张潮爵辈皆为长垒隔绝，不能救，廿八日，李四福、朱孔堂及届天豫贾仁富等献所守赤冈岭三垒，降于清将鲍超、成大吉，清人悉屠戮之。瑲琳孤守第一垒，誓众死战，不肯降，知不可守，廿九日夜，督麾下七百余人弃垒突走，清军觉而逐之，至马踏石泗渡河滩，遇清人炮船，路绝，一军尽没，瑲琳死战伤重，为清兵所执，舁至营中，不肯屈，为肢解，死于军门。

瑲琳悍勇冠诸军，曾国藩、胡林翼等皆惮而重之，行文往来，辄谑呼曰“瑲翁”、“瑲琳先生”而不名，闻英王置诸死地，大喜，曰孤垒无援，必无守法，既闻其死，弹冠相庆，曾国藩至有“自而后喜可知也”之语，瑲琳既覆，英王失所恃，军势自此衰，未几，遂有安庆之陷，寿州之辱，而瑲琳之能可知也。

瑲琳虽有大功，然每与英王本队俱，罕自将，当方面，故名闻天下而事迹不著，后人好事者无知，睹曾、胡“瑲翁”、“瑲琳先生”等语，以为老翁，复以为谙文墨经史，凌善清著《太平天国野史》，曰乙荣五年北王出戍江西，尝问计于瑲琳，对曰：“共患难易，共富贵难，知此二语，乃免于难”，盖小说家言，无足取信者也。

吴定规广西人，平在山耆宿，金田团营，已在军中，辛开元年二月廿八日，萧朝贵托天兄下凡于三里，超升冯云山、秦日纲等诸人灵魂升天堂，而定规亦在数中。从征至天京，后隶前军主将陈玉成麾下。

皖北三河镇濒巢湖之西，以马槽、丰乐、杭埠三河汇此得名，当皖北要津，甲寅四年已入天国版图，丙辰六年八月，清和春陷之，未几，陈玉成、李秀成等将兵反攻，大破清师于皖北，丁巳七年初，复三河，命定规守之。

定规惩前守者之失，环镇筑大砖城一座，城外要冲，复筑坚垒九座，广贮米粮军火，以为庐州捍蔽。

戊午八年夏，清荆州将军官文命巡抚衔浙江布政司李续宾合都兴阿来犯，续宾骁将，尝破九江，不数载自白身擢至藩司，清廷倚若长城，自恃功高，不屑与都兴阿合攻安庆，乃自将所部精锐不满万人，长驱入皖北腹地，谋直趋庐州，尽夺江北之地。出兵卅二日，略地四百余里，叠陷太湖、石牌、潜山、桐城、舒城诸役，皖中大震，湖北巡抚胡林翼丁忧在籍，忧续宾孤军深入，师老兵疲，飞函劝以持重，复函劝官文援之，官文昏聩，以为续宾势盛，无用为援，续宾重名耻退，亦不肯驻足，九月廿五日，围三河镇。

定规与部将薛交伦弃河阴五垒，悉力备御镇城及河阳四垒，廿九日，续宾出队扑各垒，定规据砖城，麾诸垒凭险死拒，时出小队扰之，续宾累攻不克，纵火焚之，定规乃悉弃各垒，还守砖城，续宾不能入。诸垒血战竟日，清兵死伤千余人，不能复攻，守卒伤折亦重，定规一日五文，告急于玉成。玉成时在六合，闻警，檄后军主将李秀成、庐州守将吴如孝等，广联捻众来赴，十月，至镇外，众号十余万，联营数十里，与定规旌旗相望。

续宾望之沮，然自恃其能，不肯退兵，初六、初七日，大战陈玉成等于金牛，不利，定规乘势引城卒分股开城扑出，直趋续宾老营，续宾接战已挫，老营复殆，急分所部守营拒定规，亲将左右战玉成、秀成等于营前，玉成、秀成、定规等夹击大破之，续宾溃围，走死于胡寄田童，一军五千余人尽没，湘军菁华，付诸一矩，自是为不振者期年。

三河之捷，玉成功虽为最，定规凭孤城，捍大敌，挫强寇凶锋，以待外救之合，勋业卓著，为天下重，然自此其事迹泯无所闻，岂不久物故也欤？

叶芸来广西人，躯干短小，军中呼曰叶矮子，庚戌倡义，于本乡入营，从征至天京，旋与西征，尝守皖北潜山、舒城诸邑，积功爵至受天福；丁巳七年九月，天王诏封陈玉成前军主将，以芸来隶玉成节制，赐爵受天安，己未九年八月，与刘瑲琳同守太湖县。

芸来坚忍沉毅，罕从英王大军攻战，而以善守闻。庚申十年，英王受檄渡江解京围，命芸来与王叔格天义陈时永，贡天福向仕才、延天福施永通、欣天福侯淑钱等同守安庆省城，时永及安徽省文将帅力天义张潮爵皆宿将贵重，而玉成素知芸来之能，命诸将皆从调遣，时已为受天义也。

时清曾国藩、胡林翼湘军已入皖北，陷天堂要津，十年正月，复陷太湖、潜山，四月初七日，曾国荃移营集贤关外，多隆阿围桐城，李续宜屯桐、潜间之青草塥，自此安庆三面临敌，惟枞阳一线，东通庐州粮道。廿六日，湘军水师杨载福、彭玉麟及降将韦俊等水陆逼枞阳，守将万宗政势窘而降，国荃乘势入集贤关，掘内外长濠，内困城卒，外阻援兵，安庆自此合围。芸来婴城固守，亟遣使东，求救于天京即英王。

八月，英王渡江，合吴如孝、吴定彩及捻首张乐行、龚得树等攻寿州、六安、凤阳、舒城、桐城，谋直接安庆之围，十月，再败于桐城挂车河，转趋枞阳，复不胜，乃奏上天王，请与忠王等南北溯江上攻武汉，谋引围城湘军回顾，以解安庆之围，辛酉十一年正月，引军入鄂，而曾国藩兄弟窥破英王之计，谕曾国荃坚屯安庆城下不退，至以安庆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相勉。英王计既不逞，忠王失期久不至，复为英吉利人所诓，三月，引兵东还，十八日，入集贤关，命平西主将吴定彩以千人入城助守，定彩，忠王部将也。

廿日，芸来出队城东，与英王协力，夹菱湖南北两岸筑垒十八座，以小舟载粮秣入城，而诸王诸将来援者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前军主将吴如孝、定南主将黄文金等连为多隆阿等所破，英王闻报，四月初九日，留刘瑲琳、李四福等守赤岗岭诸垒，并命芸来等坚守集贤关及菱湖南北诸垒以待援，自督六千人自冷水铺、马踏石赴桐城晤干王，以接应东来援兵，十三日，复败于挂车河，赤岗岭诸垒遂成孤注，廿七、廿九日，皆不守，瑲琳、四福等四千人死，未几，菱湖南北诸垒次第陷，死者八千人，芸来退城中。自此英王精锐殆尽，而安庆势成孤注也。

芸来被围殆一年，城中粮草俱竭，外援亦绝，惟恃菱湖小舟即牟利洋船售卖接济，曾国藩托恭亲王奕忻照会西洋诸国，请禁洋船靠泊安庆，曾国荃复咨请杨载福抬炮船廿余只入菱湖巡弋，自是粒米不得入城，芸来等掘鼠穴、煮皮箱刀鞘以充饥，攻守自若，不为屈降，湘军累攻不克，有纵敌逸去，坐收空城之意，而英王汲汲分地得失，不许芸来弃城，遂不得出。

六月、七月，英王、章王、黄文金合辅王杨辅清等复来援，仍不克，七月初九日，安庆北门外三垒陷，自此退路俱绝，芸来、朝爵、定彩等出队西门，欲舍死溃围，英王、辅王等亦逐日遣队猛扑外濠，湘军以炮船扼盐河口，立营四座于菱湖南北，玉成连遣小舟载米接济城中，皆不能达。

芸来知城不可守，仍激励将士，誓死抵拒，然将士饥疲既久，援师复败，究不能久持，廿六日夜，湘军穴地为隧，以地道轰塌北门城墙，安庆陷，芸来、定彩以下万六千人皆殉国。城破前数日，清人战船巡江者，犹见城上守卒凭堞从容笑唱，一无惧色，湘军虽胜，诸将移文往来，辄叹服芸来之坚忍善守，以为林启荣之流亚云。

安庆既失，天京上游，锁钥顿开，自此湘军益猖獗，而天国势遂不可为矣，清廷上谕，以为东南军务一大转机，天国既亡，干王于囚笼书供，犹憾安庆之失，以为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也。

李四福亦陈玉成部将，骁勇亚刘瑲琳，戊午八年十月初七日，玉成、秀成等歼李续宾于三河，清军诸路都兴阿等惧而皆退，玉成等乘胜逐之，命四福别将一队，出黄泥港、小池驿，蹈清师之背，四福进至黄泥港，为敌骑所邀，冲散其一队，失期不能至，以是英王势孤，先败宿松，再败二郞河，终不能入湖北也。自后四福常从玉成左右，罕自当一队，未几，爵傅天安。

辛酉十一年，安庆为湘军所围急，而援军屡战不捷，英王乃命四福与刘瑲琳等守集贤关外赤岗岭四垒，自往桐城迎援。四垒地险而势仄，兵法所谓绝地者也，四福等虽百战之余，一旦困于此，敌垒环伺，粮弹俱竭，如鸟入笼，已成坐困之势也。

四月初九日，清鲍超攻四垒，四福等以枪炮下击，清军多为所伤，迄不能前。廿七日，清人以巨炮轰塌垒墙数丈，垒中大惧；廿八日，鲍超、成大吉围四垒，遣人劝降，四福及垂天义朱孔堂、届天豫贾仁富等不得已，献所守三垒降，清人以四福等皆悍将劲卒，多戕官兵，乃毁诺，骈戮之。

赞曰：

此四人皆英王部将也，英王秉节钺，拥重兵，当天京上游，为社稷屏藩，朝廷赖之，仇雠畏之，然朝廷所赖、仇雠所畏者英王，英王之所倚所重，非此辈爪牙股肱也欤？是故四人不去，安庆不失，英王势如霆电，天王稳若泰山，迨赤岭喋血，皖江流尸，精锐净尽，偏裨无人，而庐州陷未终岁，英王亡不旋踵，惜夫不寤！临刑犹长叹云，我今一死，天朝江山，已去了一半，独不解唇之亡，齿之寒，齿之亡，人之衰，唇齿爪牙俱尽，纵偷生如张潮爵，于国于民，复何所用？

瑲琳名望冠诸军，当其存也敌恒畏之，当其亡也敌皆幸之，其勇其能也可知，而遍阅史册，书勋寥寥，岂英王之烈，半皆瑲琳之功邪？英王顾恋分地，置诸绝境，太阿倒持，自毁锋芒，“赳赳武夫，国之干城”，英王人杰也，独不知城破可复，人亡不可追乎？惜哉，当其兵解际，必昂首呼曰：“非天之罪，非战之罪，乃人谋误我也”。

芸来坚忍忠贞，不亚林启荣，将饥卒，守孤城，好整以暇，数载不为屈降，城在人在，城破身殉，为臣为将，其尽职也至矣。兵法云，上兵伐谋，次兵伐交，再次伐兵，然后攻城，天国西征之机既为所窥破，复惑于巴夏礼之贻，困于洋船之禁，挂车河、集贤关，萃数王之兵，十倍之众，累战不能胜，然则谋也交也兵也，皆不能胜，成败已分，存亡已判，何忍苛婴城死节之士，而妄责其不能守城邪？

定规金田耆宿，天兄下凡，已忝位次，而始末不彰，官爵不著，事迹可考者，惟三河之守，金牛之捷而已。然李续宾挟九江之锐，将屡胜之卒，旬日之间，迭破名城，三河平川，非大都名邑，虽有砖城九垒以为凭藉，微守将之能，人谋之臧，焉能阻强寇于一衣带水，俟援师于千里之遥？虽不知其终始，孔子云，夔一而足矣。

四福为英王爱将，常在麾下，罕当方面，偶或当之，则有二郞河之误，赤岗岭之亡，虽地利之失，主帅之过，非可专责诸一人，而军机之失，降敌之耻，宁不令豪杰扼腕？噫，强敌环伺，石垣摧崩，粮援竭于外，心胆摧于内，势之不可为，垒之不可守，虽童騃也可知，然独不能死于阵，而窃侥幸之念，蒙刑曹之辱也？湘军憾攻围之苦，怀三河之愤，旦暮所思，莫非报复，彭玉麟所谓“直教戡灭无遗类，尸拥长江水不流”，其怨之毒，憾之深，昭然若揭，四福等切齿之痛，心腹之患，日日诅咒，幸天谴之，一旦为所得，何苟活之有！

这个似乎放在汉到唐的任何1贴都合适,所以不妨放这里吧.

可汗何如易单于

by 陶短房 单于和可汗是西北各族政权君主的称号，唐太宗在命名单于都督府的时候曾说“今之可汗，古之单于也”，可见，在唐代，可汗已成为西北各族君主的普遍称号，而单于则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而且，在人们心目中，这两个称号之间，有着一种承继的关系。 最早的单于出现于匈奴，后来鲜卑、羌族等也相继采用，从战国末年开始，直到五胡十六国时期依旧层出不穷，进入南北朝，则渐不闻。 单于作为国君的称呼，本来和皇帝、国王等没有尊卑之分，西汉时曾有人论单于“真汉劲敌”，足见其为敌体；但自公元前33年、西汉元帝竟宁元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称臣，以后南匈奴历代单于更由东汉册封，单于的地位渐渐被认为低于皇帝。五代的单于则逐渐成为统率少数民族部落和骑兵部队的最高职官的称呼，其任职者既有国君本人，如前秦蒲洪称大单于、三秦王，后赵石勒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东晋封前燕慕容皝为使持节、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州牧、大单于、燕王等，也有国君的子弟，如石勒称大赵天王时，封其子石宏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单于、秦王等，可见，随着各族封建化的加深和汉胡杂居现象的普遍，大单于在相当程度上由对君主的称呼，演变成一种介乎君王和职官之间的身份的称号了。 在中国历史上还出现过绝无仅有的一位汉人大单于，即公元350年、东晋永和六年、冉魏永兴元年时，冉魏主冉闵封其子冉胤为大单于。其封职的背景是冉魏屠杀羯人引起非议，冉闵改行招抚政策，立大单于以统率降胡，可见，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大单于不论是君主自兼还是由子弟担任，其职责都是统率胡人。 北魏兴起后北方各国先后衰落，大单于的称号也被逐渐冷落了，而北方新起、更为原始的游牧民族柔然，其首领社仑于公元402年、东晋元兴元年、北魏天兴五年自号豆代可汗，是为可汗出现之始，自此后可汗之号风行漠南漠北甚至传播到欧亚各地，直至清代，蒙古准格尔部首领，以及从伏尔加流域还牧伊犁的土尔扈特部首联，还都保留着可汗的称号。 值得注意的是可汗也曾经和单于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统率少数民族部落的最高首领的尊称，如唐太宗就曾“以天子之尊，而下行可汗事”，唐代帝王也多被属国尊为天可汗，但由于称汗的民族分部甚广，且汉化程度远不及称单于的民族，使得这一现象较诸单于角色的变化，既不普遍，复不明显。 当然，单于和可汗的承继关系只是广义的说法，事实上并非可汗一出现，单于便就此绝踪。如在社仑称可汗后的五年，东晋义熙三年、北魏天赐二年，刘勃勃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八年之后的东晋义熙十一年、北魏神瑞二年，河西饥胡起事，推白亚栗斯为单于，是为史载的最后一位单于。但刘勃勃本人系匈奴铁弗部首领，称单于系匈奴本色，而河西深入中原腹地，受旧习惯影响相对大一些，在此之后，内地少数民族起事者渐稀，纵起事也直接称帝称王，而塞外的游牧各族则多数接受了可汗的称号，单于一词也终于如唐太宗所言，成了被可汗取代的历史术语。

by 魔力

陶先生罗列的史料是很详尽，但却没说自己的看法呀。 我认为，这种取代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可汗的原意，其实并非是众部落的共主，而是属于部落头领一类的称呼；随着被称呼为可汗的人的地盘和权势的增长，这个称号所代表的意义也就逐渐提高了，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单于。 另一种可能则是，称呼单于的太多，新主打算标新立异一下。就跟原先中国周朝都是某王，后来春秋战国时期，自称王的就多起来，秦和齐于是自恃强悍打算并称东西帝，等到秦最后统一了，觉得自己再叫王和帝都不够派头，于是就自称成了皇帝，从此就成了后人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