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我整理旧版往来馆发现的,估计是贴错了,发过来吧--幽灵字

（原作朝尾直弘，滨野由希译）

代帖一下：“将军权力”与信长 第一篇 “天下”与大名 1 织田政权的时期划分 足利义昭的逃亡，意味着在政治制度上以将军为首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即幕府在事实上已经陷入崩溃。而对于织田政权而言，该次事件也算得上划时代的。 从永禄十一年（1568）信长入京开始，到天正元年（1573）追放义昭为止，信长的权力都一直与义昭的权力相并存。从制度上来讲，前者从属于后者；从实质层面上来讲，则是信长在真正行使着权力，这一时期可谓是两重政权时代。在分封知行时，通常都会盖上的义昭的“御下知”与信长的“御朱印”，这一事例也象征着权力的双重性。 若要追述信长行使实际权力的根源，则可上溯以“公武御用途”为名目征收“段别米”的事例。国制上在拥立武家（将军）的基础之上，信长把公家（天皇的权威）与之想并列，以牵制义昭的实权与号召力。而在义昭逃亡后，原本在足利将军旗帜下执政的信长权力为之一变，走向了新的权力形态。 而始自天正元年，进入了第二个时期。至于该时期该如何区分，目前尚无定论。以我（原作者）的看法，政权的权力形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天正三年的下半年到四年正月，即越前一向一揆平定之后到决定安土筑城这段时间之前为第一阶段。接下来到天正六年四月信长辞掉右大臣、右大将两官职为止，为第二阶段。此后一直到天正十年的本能寺之变，都归属为第三个阶段。 在这第二个时期的最初阶段，即元龟四年（1573=天正元年）七月，信长追放义昭，并返回京都任命村井贞胜为“天下所司代”。所司代的由来出自幕府的侍所所司，在该时代掌握着京都的实际支配权。任命所司代一职，意味着信长取代了幕府，承担起制度上的统治责任。而“天下”在这里虽然几乎与“京都”同义，却也暗合“天下布武（由武家统合天下）”中的“天下”之意。 在七天之后的七月二十八日，根据以往的规矩把元号改元为天正。天正一词的典故出自老子的文章“清净为天下正”，隐藏着天下平稳与秩序回复的愿望。从数个候选提案中，根据信长的希望最终采用了这一个。 时值上京毁于大火，信长为了恢复此地的繁荣，特地下令免除上京的地子钱，并严禁军队寄宿于民宅。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信长通过村井贞胜之手重新划定了升的度量，以京都一带的升为基准，向领地内进行推广。以后，丰臣秀吉把京升作为全国的基准，以政令推广至全日本。所谓的京升，实际上就是“村井加判升”。从这一点也可以窥视到，政令是如何一步步地从京都走向天下、走向全国的。 然而，此时在京都周围依旧残留着许多敌对势力，不管信长是否有向天下施政的野心，都被此束缚了手脚。信长不得不把理想放于一边，先行处理这些令他头大不已的敌人。 同年八月，信长攻入越前，逼夙敌朝仓义景在一乘谷自杀，然后兵锋南指，在小谷城消灭了近江浅井长政。到了九月，进攻长岛的一向一揆，翌年终于得以镇压之，并屠杀参加一揆的男女数万人。从以上的活动可以看到，对于信长而言，并没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义昭逃亡之后的权力形态问题。 2 镇压越前一揆 到了天正三年（1575），终于出现了转机。 在灭亡朝仓义景之后，本当纳入信长支配下的越前，于天正二年正月爆发了大规模的一向一揆，使得局势变得扑朔迷离起来。随着作为守护职配置于一乘谷的前波九郎兵卫尉吉继的战死，越前过的织田支配体制也随之在轰隆声中土崩瓦解。一向一揆推举来自大坂的下间筑后法桥（赖照）为国主，以郡、村为单位把地侍与百姓组织起来，并以寺院为中心编成“讲”、“组”的僧侣、门徒团。就这样，在越前出现了一个如同过去加贺国那样的“掌握在一揆手中之国”体制。 天正三年八月，信长调集三万大军，从陆海两路杀入越前。十四日敦贺，十六日府中（武生市），二十三日一乘谷，二十八日丰原寺（坂井郡丸冈町），九月二日北庄（福井市），信长军队不断向前推进，对一揆进行了残酷镇压。到了八月二十二日，战斗基本结束，接下来他把参加过一向一揆的农民搜寻出来并加以杀害。 至于屠杀的惨状，连信长自己都说了这么一句话——“府中町死骸遍地”。在《信长公记》中记载如下：对一揆不论男女，抓住后统统予以杀害。从八月十五日到十九日之间，据报告就已经屠杀了12250余人。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其余数字，但从中也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了。 正好在这个时候，兴福寺大乘院门迹寻宪也在现场。在听到信长进入越前的消息后，为了回复老早已不向他交纳年贡的所领河口、坪江两庄，他率着一行十三人，骑着一匹马前往信长本阵，结果恰好遇上了这个修罗场。虽然他的这份一心想成为庄园领主，回复所领的念头令人颇感不可思议，但即使是持有这非分之想的寻宪，当他在八月二十九日丰乐原的信长营地所看到眼前的一切时，也觉得难以想象。 寻宪先是遇到了信长的部将原田备中守（直政）。那位备中守在扫荡完躲藏于山林中的一揆后，刚刚返回营地。寻宪这样记录了自己的所见，“作为围剿诛杀一揆的标记，带回了割下来的鼻子。此外还捕获两百余人，并全部斩杀于营地西侧的田地之中。” 当寻宪向信长申请回复国内的所领时，信长随口敷衍到那是迟早之事，具体情况到时再详谈，他并没有提及其所领的回复问题——最终，寻宪的努力成为虚幻的泡影，此后再也没有实现——只是给予其禁止军队在两庄内扰乱破坏的“制札朱印状”。然而当寻宪带着这份朱印状来到两庄时，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这么一副凄凉的景象。“房屋全部被烧毁”，“乡里之间竟不剩一人”，“连这份朱印状都不知道应该交给谁”…… 信长通过血腥的屠杀，终于彻底平定了越前的一向一揆。 在武士之间的战斗中，通常都会取下对手的首级带回来，向奉行人报告并接受其检认。所以一名武士不管多么英勇，杀人总是有个限度，否则那么多首级带都带不动了。不过在对手换作普通百姓时，按照习惯允许予以杀戮，其结果都会导致大量的平民死亡。在这种场合，一般难以计算“战果”，所以为了证明自己到底斩杀了几人，就允许“削鼻”、“割耳”等惨无人道行为的出现。以后，在秀吉入侵朝鲜的战争中，这些行为变得出名起来，而其原由则可以追溯到武士团镇压百姓一揆的“习惯”。 3 制定“国法”的意义 在漫长的日本历史之中，若说起武士下大力气屠杀百姓，而百姓玩命似的与武士作战这回事，究其前后不过限于十六世纪后半页到十七世纪前半期而已。宽永十四至十五年（1637-38）的天草、岛原一揆则为这个不同寻常的时代划上了句号。 早在十五世纪，播磨爆发的土一揆（1429年）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国中不准再有武士”，此后历经山城国一揆（1485年）、加贺越前一向一揆（1488年），再到天文年间的法华一揆（1536年），最终在石山合战中走向了高潮。对于由公、武、寺社诸权门构成的中世国家权力而言，这股百姓潮流是对其现实权势的反乱，在这中间正蕴含着下克上的真正意味。由于在战国时代公家、寺社实力的严重削弱，导致庄园百姓拒绝缴纳年贡，甚至间接意味着所领的丧失。这样，拥有着强大军事力量的武家，作为唯一的敌对势力站在了百姓的对立面，镇压一揆以维护对所领的支配。而信长在取得武家的霸权后，下决心要亲手结束这场无休止的斗争。 促使信长产生这个念头的，正是这次越前一向一揆。原本在灭亡朝仓氏之后，信长配置了守护职，并安插明智光秀等三人为奉行，已经确立了对越前的有效支配体制。不料，突如其来的一揆骤然间打破了信长的如意算盘。这次事件使他充分认识到，有必要树立新的战略来支配百姓，乃至天下。 在给村井贞胜的书信中，信长这样写道。“前年因小谷尚存浅井（长政）之故，我不得不急于返回歧阜。而这一次没有什么棘手之事，所以我要在越前逗留一番，并打算作些安排防止再发生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再呆上三十到五十天吧……（中略）如今领内已无敌手，不必我再操那份闲心，所以特地逗留越前处理对此地的处罚与治理问题。” 就这样，常年戎马倥偬奔走于各地的信长，难得地在越前停留了三个月之久。他在北庄之地筑城，配置柴田胜家于此，并令其统治越前一国。同时在府中城安置前田利家等马回直臣三人众（其他两人为佐佐成正与不破光治），作为目付监视国政。等到确定新的支配体制之后，信长才返回美浓。原来以一乘谷为中心的朝仓氏领国支配方式，至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个时候，还制定了九条“越前国法”。这些法规都是以信长血腥镇压一揆后，对越前重新取得支配地位之际的指示为基本原则订立的。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不论是被委任支配越前的柴田胜家还是配置在府中的三人众，他们的权力都被约束在作为中央政权权力者的信长所制定的国法范围内。 中世自镰仓幕府以来，就很少发生御家人的所领从将军名下独立出去，或者室町幕府下面的守护介入配下国人所领这种事情。而到了近世更进一步，由将军规定了纷繁的武家法度，并严格规定了大名举止作为，若是有越轨的地方就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减封、改易。从信长制定的法度来看，他把柴田胜家等人摆在了近似于近世大名的位置。并且在令其与目付三人众互相监视这点上，已经隐约含有幕藩体制的本质味道了。 4 一国规模的武家诸法度 “禁止在国中征收非分之课役”；“裁决审判应顺应宪法（依照事理行使公正），无偏袒地予以裁定”；“加强军备甚为重要，并需留意武器兵粮。做好这般准备，无论五年还是十年都要牢牢地支配这国”等等。 当把流淌于“越前国法”之诸条目底下的精神，与江户幕府的武家诸法度、应用于旗本的诸士法度相比较时，我们吃惊地发现其中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比方说，在宽永武家法度中存有这样的条目。“必须对知行的所务（收取租贡）保持清廉，禁止非法征收赋税，严禁导致国郡疲敝之行为”；“为武士者，应深谙文武弓马之道”……仅从上述两条来考虑，豪不夸张地说其出发点与内容几乎覆盖了“国法”中同样的条目。而诸士法度也是同样，里面明确记载了“物头（指挥官）、诸役人（奉行等）对待万事应保持公正之态度”。 而在当时，信长就已经察觉到这样一点——为了保持对领国的有效统治，首先必须更正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团自身态度，变革其施政行为。为此，他把大名、马回直臣们应当遵守的诸事项以条目的形式编写出来，作为“国法”颁布下去。此事在武士团的历史上，可以称为史无前例，所以估计会有不少人对此抱抵触心理。鉴于这一点，他在“国法”的最后一条（第九条）中，特地给家臣团做了心理准备，详细阐述了制定国法的宗旨。 “事无巨细，皆须报于信长。（中略）总之，需对信长抱以崇敬之心；而严禁存有贰心之人。信长亦不会对家臣有所非分之举。如大名家臣之间能严守名分，则武士之运必将长久。” 在第九条开篇就提出了“事情巨细”这一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信长要求部下无条件地服从自己命令。而这点也恰恰成为评论其“专制化”的原因之一。（中略）的部分则阐述了信长的另一观点——在服从自己的前提下，要作到不盲从；如果部下能提出有道理的意见，信长亦会欣然采纳。 总而言之，身为家臣必须尊重信长，而不能阳奉阴违存有贰心。如果家臣能够作到对信长忠心耿耿，那么相应就会有“武士之运必将长久”的回报。作为对服从自己的家臣的回报，信长将保全其武士的身份。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信长制定此份国法的真意。因为百姓一揆的蜂起致使分国被颠覆，从而使武士团陷入了对保全武士身份的危机感。那场凄惨血腥的屠杀，也许就是武士们内心恐惧的外在流露。而信长身为武士团之栋梁，为了平息武士们心中的不安，他迫切需要向武士指明方向。与“国法”同时出台的对领地的支配方式，以及对大名、直臣存在形态的重新整合，都是信长对严峻局势做出的解答。 而信长之所以会被评价为趋于“专制化”，则是因为对于心存支配百姓念头的大名、直臣而言，他创造了超越前代的权力。这也意味着信长选择了走向近世的“将军权力”之道路。可以这么说，“越前国法”乃是一国规模的武家诸法度。 5 信长的“天下” 镇压了越前一揆之后，在天正三年（1575）十月到十一月间，信长向东国诸大名发送了不少书信。在这些信函中，他频繁地使用了“为了天下”一词。 在给伊达辉宗的书信中，信长说自己不仅称霸畿内，甚至还对西国施加以号令。至于征伐越前、加贺一揆之事，“（一揆）违背世间正义，实乃人间祸害……故伐之”。而在发往常陆的佐竹义重、陆奥的田村清显、下野的小山秀纲等人的信函中，则如此写道：“此事（镇压一揆）并非单为信长一人之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其他（武士阶层），为了天下，不得已而为之。” 在足利义昭逃亡后，信长在写给毛利辉元的书信中说道，“既然（将军）舍弃天下，那么我信长就自当入京以平息乱世。”信长把对百姓与大名的统治方策作为一大目标，并已经着手于支配这个被义昭“抛弃”的“天下”。 “天下”这一观念，原本产生于中国。天子受天命而统治天下，在当时“天下”就意味着全世界。至于在日本使用“天下”的最古老的确切实例，根据近年的考古成绩，在出土于琦玉县稻荷山古坟的铁剑铭上可以见到这一词。在那里记载着乎获居臣辅佐获加多支卤大王治理天下一事。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前半页这段时期，从一定范围上来说，日本列岛是从中华帝国的天下中独立出去，同时也表明在当时的日本，存在有大王支配“天下”的意识。在日本，“天下”指的是大王——天皇统治的区域。 中世，源赖朝曾说过“今次将草创天下”。这里的“天下”则意味着对朝廷的改造，以及“创造”新国家（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建武式目中，“（北条）义时吞并朝臣天下”也出于同样意思。武家政权为了使自己的统治正当化，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天下”一词。 至于“天下”的背景，例如“天下为公”（《礼记》），或者“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从这些传自中国的原意来看，都意味着对普遍性与公共性的强调，对权力私有化的抗争。 信长时而把“天下”与王室朝廷等同起来，时而把其原意的全世界具体化，意为除去北海道与冲绳之外的日本列岛及其居民。这些都是把“天下”作为客体对待，但是在信长“为了其他，为了天下”的理论中，与此前的历代统治者不同的一点是，他试图把“天下”与自己一体化。当然，他把自己认为是“天下”的主体，是基于他确信自己体现了公众意志。 6“国家”的整合 天正七年（1579）九月，信长对统辖伊势一国的次子信雄加以严厉地斥责。当时，信长遭遇了摄津守护荒木村重的叛乱，并且出于稳定全局的考虑，他迫切希望能够集中力量，迅速结束与宿敌本愿寺之间的苦斗。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信雄居然无视信长全力用兵于大坂一带的意向，擅自出兵进攻伊贺国，更加糟糕的是还吃了败仗。 “（1）此次伊贺越轨之事，实为天道所不容，犹如日月之于坠地。（2）当决定用兵于大坂一带时，所领各国之武士及民众百姓应当听从调动，而不该擅自行动。归根到底，老老实实地呆在领国要比出兵他国且遁逃回来好得多，更能显示我织田家之团结一心。发生如此事态，只能归结于汝之幼稚，实在令人叹息至极。（3）出兵于一地，首先要考虑的是为了天下，同时也是出于对为父的效忠，对兄长的帮助。并且应当考虑到各方之利害，对将来之影响。但现在却发生这般事情，令三郎左卫门等人阵亡，真是岂有此理！考虑到此点，即使是亲生儿子也不能留情。”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姑且把信长的斥责书全文分为三部分。信长首先申斥说，信雄在伊贺国境内的败仗违背天道。其次，推量了信雄此番尝试出兵之信义。如果用重兵于大坂一带，则多半会给其所支配下的伊势国武士、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一旦国内发生战争，就能够避开出兵他国的义务（军役）。这种想法虽然亦有几分道理，但是老实说还是过于幼稚（为伊势老臣们的用花言巧语所蒙骗），令人万分遗憾。再说，出兵大坂方首先是为了天下，也是对父亲信长的效忠，以及对兄长信忠的有力支援，同时也是为了信雄自身的利益。作为一国之支配者，所作所为必须周详考虑到对现在全局的影响，对未来形势发展的作用。但如今却发生了这般令人无法容忍的，违背信长命令的事情，甚至连重臣柘植三郎左卫门都丧命于伊贺。想到这一点，真想和信雄断绝父子关系。 通常，战国大名会以大名家为中心，把领内的武士团编为“家中”。对于领内的百姓而言，他们是代表“国”的权力象征。例如北条氏的领国支配体制，是对别国的入侵进行防御为理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为了有效动员百姓，对战国大名而言，“国”与“家中”，以及由两者构成的“国家”都可谓是绝对性的价值理念。 而信长则昭示了超越“国家”的“天下”之存在。为了“天下”，无论是信长父子（子指信忠），还是信雄都必须承担起军役来。同样这样做也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现在与未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根据大名的意向而运转的中央政权的影象——凌驾于“国家”之上、并能够整合各个“国家”的强大权力，其外在的表现就是“天下”。 7 “武者道”与大名的伦理 像上文中所述信长对信雄的的叱责书信，通常被称作“折槛状”。所谓“折槛状”，就是指对一定范围内的人进行公开，且记录在案的文件。如同“折槛状”这般形式的文章的出现，也可谓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其中尤以信长与秀吉两人留下的居多。对于这两位天下人而言，采用教育手段改造家臣团，以及构筑新的武家权力体系都是他们所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也因为这个缘故，从中产生了如此形式的文章（文件）。 信长所发布的“折槛状”中，追放佐久间信盛、信荣父子一文可谓闻名。天正八年（1580），石山本愿寺降伏，曾经表明要抗战到最后一刻的教如（光寿）也终于在八月份退城。而就在几乎同时，同样在这个八月，身为石山包围军总司令官的佐久间信盛及其儿子遭到信长追放，并且不允许带哪怕是一位家臣。追放的理由是，动用织田主力部队包围本愿寺长达五年之久，却进展如此得缓慢，令人无法容忍。 这一事件多被人指责为信长为人刻薄冷酷，但从中我们更能够看到其作为时代之子的一面，与其理念中家臣团所应当具备的模样。他把这一点称为“武者道”。 佐久间信盛乃是被称为织田家中资格最高的武将。因此，随着信长的不断征服，信盛所得到的与力（手下）也是织田家臣中最多的。信长把来自各个地方的武士不断地配与信盛，努力扩充他的力量，但是信盛却尽让与力干活，也不致力于自己家臣的增加与建设，致使所领陷于白白浪费之境地。信长评价其为“吝啬，光知道以积蓄为本”。在这里，信长也是从“号令天下的信长”的立场出发，要求手下诸大名行动举止需堂堂正正，作为“天下的表率”、需“心中有天下”。简而言之，就是要求武家众臣认识到他们乃是公众人物。 从信长的观点出发，信盛作为臣下必须去私欲，率先为主人效力，平时则应当扩充其自己家臣，取得他们的忠心，并作好领内物质上的准备。作为织田的家臣，哪怕不擅长战斗或是劣于军事技能也不要紧，还可以采取收买、谋略等手段，或者使用广泛的政治能力、经济能力来为大名服务。可是信盛的所为却让信长深感失望，所以信长从上述的理念出发，对信盛的所领经营进行了干涉。 而正如上文中所说的那样，对中世的武家权力而言，极少做出干涉家臣的所领这种事情。信长进行干涉的核心思想就是从作为上级公权的“天下”立场出发，对以武力为中枢的公权领域的统治能力进行处理。 如果不实行这种“武者道”的伦理，就不免为人所诟病，甚至陷于“不够老练”、“表里不一”的指责中。而作为家臣若想避免这一点，就得平定某地之敌或者战死沙场。否则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放逐到高野山，也就是被逼出家成为“长袖”（这里特指僧侣）。在“武者”的伦理中，放逐高野山乃是严厉的惩罚。 此外再增加一句，这项处罚仅限于佐久间父子两人，并没有涉及到其属下的家臣。通常而言，战国大名在处罚违反统制的家臣时，会对其下的一族众人悉数进行严惩，而这一次的处罚则有所区别。之所以作出如此措施，是因为信长所追究的是信盛父子没有对“天下”怀有责任心，没有资格也缺乏器量来担当织田家的大名。 第二篇 世俗权力的优位 1 安土城的“天主” 天正四年（1576）正月，信长开始在安土山上筑城。对于织田政权而言，这是其真正构铸统治全国根据地的开始。而在此前，信长不过一介以岐阜为据点的浓尾大名，进出于京都，窥视着天下。自转移根据地至安土，则以此为基础迈出了支配天下之道。而这安土城本身，也成为了表达信长政治信念的作品。 特别是信长把自己比作天道，所做所为皆以天下的体现者来自居。而此时又恰逢其基于新的战略形势而采取新的政治方针的时期。从这些方面来看，这“天主”（通常写作天守，但以《信长公记》为首的记录中多写做天主。从中也可以反映出信长的一种认识）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天主”一词最早出现在松永久秀筑信贵山城之时，但当时规模甚小，被认为处在从望楼发展过来的过度期。作为近世政厅之所在，天主的构筑通常气势宏大。而这一切，都是从信长的安土城开始的。 为了营建安土城，除了畿内五国，信长还调集了尾张、美浓、伊势、三河、越前、若狭诸国武士，以及京都、奈良、界与近江当地的木工、各类匠人至安土，同时他也邀请唐人（中国人）一观作烧制瓦片的技术指导。从整体上来看，安土城的建筑风格呈现唐风。 信长移入天主是在天正七年（1579）的五月一日，由此可推算，整个营建工程耗时约为三年。从《信长公记》的记载来看其规模，最下面一层筑有高度超过十二间（21.6米）的石藏（石亘），此外在这一重之上还重叠了另外七层的建筑。 第一重为土藏，而从第二重往上，柱子皆涂黑漆，房间内绘有狩野永德之画。至于画的主题，除去远寺晚钟之类的风景画与花鸟画外，在二重有唐代诸儒，三重则设有贤人居，内有仙人吕洞宾与仙女西王母之画像。到了四重，则为龙争虎斗图、松竹图、凤栖梧桐图、隐者许由与巢父图。五重无画，在八角四间的第六重，外柱涂有朱漆，内柱用金箔绘有插画，内容为释迦十大弟子与释迦说法等佛教故事。檐廊上则有虎鲸、飞龙之图。到了最顶层也就是第七重，可以见到在三间四方的居间，内外镶饰金色。雕龙绕柱，天花板上天人影向（神佛出现于现世），墙壁上怀饶绘有三皇五帝、孔子十大弟子、商山四皓（汉代四贤人）以及竹林七贤之图。 这一切多采用平安时代以来，用来装饰朝廷宫殿的鉴戒画。信长把自己喜好的风景写实与牧马图、庭院饲鹰图等武家传统的风俗图相混杂糅合。从这点出发考虑，我们可以看到信长立足于传统理念，并把这些传统进行再编，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信长流。信长认为自己作为武家的栋梁、作为天下主人，与东亚传统观念上出现的伟人们相比来得更加突出，更加伟大。而通过安土城的修建，信长准确无误地向世人传达了这么一条信息——自己作为那些伟人政治理念的优秀继承者，理当支配天下。 安土城的天主这一巨大的建筑物，正是胸怀大志的信长为了从视觉上给予世人以震撼的冲击性效果而建造的。 2 安土宗论 进入安土城天主后，信长所遇到的第一件涉及政治的事件乃是安土宗论，这一点我们不能轻易忽略过去。通过这次的事件，从中可以反映出信长在迈出统治天下之路后，其宗教政策的变化。 天正七年五月，净土宗僧侣灵誉玉念自关东来安土讲谈佛法。席间有法华宗的建部绍智与大胁传介出言以示疑念，对此玉念回应说：“像你们这帮人，即使过来听法，也不会懂得佛法之奥义，需等到归依佛门的僧侣过来，我才会进行解答。” 因为这件事情，法华宗从京都召来了顶妙寺日光（王字旁）、妙觉寺日谛等人，以他们为代表的法华宗与净土宗展开了宗教辩论对决。净土宗一方出席的除玉念外，还有安土西光寺的圣誉贞安。一时之间，京都、界及各地信徒群集安土城下，隐有骚动。 据推定，大胁传介的身份为信长马回众之一人，在岐阜城下打着“盐屋”的商号进行商业买卖，是位兵商未分离状态下的武士。由于在当时，信长的侧近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法华宗的信徒，所以信长也介入其中。他希望能以介绍者身份，努力使双方做到友好和睦。因此他召集了菅屋长赖、矢部善士郎、长谷川秀一、堀秀政等马回直臣众，并试图说服他们。然而在净土宗一方表示接受信长调停的情况下，自认为得势的法华宗一侧却拒绝了信长的好意，挑起了宗论。 当时，法华宗已经从天文法华之乱（1536）所受的打击中重新恢复过来，是京都最大的佛教势力。并且在本山各寺院设置防御沟渠，隐约有城池的架势。号称洛中本山中最大规模的本固（口内应为八方）寺曾作为足利义昭的居馆，而信长也有在本能寺及妙觉寺宿夜的经历，至于秀吉，他也把妙觉寺、妙显寺作为过居所。这些事实都从侧面反映了法华宗的庞大势力与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在宗论稍前的时候，当耶酥会的传教士贝雷拉听说本固寺居然有僧侣370人而为之大吃一惊。支持这些僧侣的是后藤、茶屋、本阿弥、狩野等上层町众，这些上层町众通常一族一门皆为信徒，而一般町众则如同众星拱月般聚集在他们身边。作为宗论代表之一的日光原本就是界地富商油屋常言之子，这点也象征着当时的情况。 法华宗在各地传播佛法，在他们强有力的说服与不泄努力下，宗教的势力范围得以急速扩大。特别是在织田政权的三大核心城市——京都、安土、岐阜，布教活动卓有成效。元龟、天正年间，京都、界地一带数一数二的布教者普传日门在安土活动，在其口才之下，以每日一百至两百人的速度扩大着信徒数量。 而另一方面，信长把净土宗净严院移至安土城下，逐步实行令其管辖近江国内同宗寺院的方针。看来信长多半是以国为单位，实行宗派的统制与保护政策。 信长命令菅屋长赖等诸奉行设定的宗论场所，也正是在这净严院的佛殿。担任宗论裁判的是南禅寺的景秀铁叟，并由因果居士出任副手。 3 法华宗的屈服 天正七年（1579）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双方在佛殿呈左右对座，织田信澄以信长代言人名义出席宗论。净严院内外警戒森严，大约两三千人的军势在菅屋等奉行的指挥下，把寺院围得水泄不通。 整个宗论问答持续约有四个小时，不过席间的裁判并不能说其有多么的公正。景秀铁叟原本出自五山之宗，当时年纪已八十有四，后来他坦白地告诉别人——距离过远，他根本就听不到双方的法论。而因果居士其人原本立场就有问题，此人事先曾有过来自信长的授意，让他暗中帮助净土宗。所以当净土宗在辩论中处于下风时，他就跳出来替他们进行回答，也就是说因果居士以裁判者的身份参与了这场宗论——这的确是场不甚公平的闹剧。 从法华宗的记录来看，在宗论的最后，玉念面对日光的提问而哑口无言，故法华宗一侧认为己方获胜。按照惯例，法华宗的出席者上前去剥对方的袈裟。玉念一言不发地站在原地，突然他大喊两声“胜了，胜了！”。与此同时，身边诸人大喝着向法华宗僧侣扑去。形势顿时逆转，他们剥去了法华宗诸僧侣的袈裟并施以暴行，日光以下三人当场被捉。 根据信长的裁决，大胁传介、普传日门两人被斩首，建部绍智虽然一度逃至界地，但不久后亦被捕诛杀。接下来，信长向日光等三人昭示了两条出路，让他们自选一条。 第一条道路是，要求他们在由三项条条构成的诧证文上署名，表示过错由法华宗承担。如果拒绝的话，那另一条道路就是罚酒了。不仅仅是上述三人性命难保，连在现场同时被捉的两三百法华宗的僧侣、信徒，乃至信长支配下诸国的同宗僧侣都遭到悉数屠杀的命运。 事已至此，日光不得不屈服下来，他最终选择了在证文上署名这条路。该证文上分为三条，第一条是承认在宗论中法华宗败北之事；第二条是起誓今后不再对其他宗派进行非难攻击；第三条是法华宗对这次（宗论败北）却依旧受到宽容对待表明感谢态度。在起请文中还有如此字样，如果对上诉条文心存不满或不遵守者，将受到“日本国中大小神祗”以及“大乘妙典殊及三十番神”的惩罚。后半部分的这些神祗是法华宗的教典及信仰对象，这种做法与要求一向门徒向“御本尊”起誓如出一辙。 从信长此前的所做所为——包括其火烧睿山，对伊势长岛、越前的一向一揆的严厉处置来看，信长所说的如不署名，就把分国内法华宗杀个干干净净这一点，也许不单单只停留在恐吓层面上。就这点而言，日光等三人在署名时的心情实在是值得同情。 不过，通过这份起请文，特别是其中的第三条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法华宗是因为世俗的权力者信长的“宽恕而允许存在下去”，这点是不容置疑的。通过与对睿山、一向一揆不同的处理方法，信长向宗教势力发出了这样的宣告：世俗的权力对宗教权力抱有绝对优越的力量。 这次事件后，洛中法华宗十三本山被征收金币2600枚（26000两），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支持这些寺院背后的町众那可怕的经济实力。虽然对织田政权来讲，这些黄金是笔无法忽视的巨额收入，但与世俗权力优位的确立一事相比，也许历史性的意义来得更大些吧。 4 信长之“公仪”（这里指官方政权之意） 天正七年（1579）的六月之后，在织田家部将、直臣当中，出现了拥戴信长为“公仪”的新动向。 “公仪”一词，原本是指位处中央的将军足利义昭，而如今却指向了信长，这的确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转变。义昭自从桢岛城退城后，经由界一度停留在纪伊国由良，到了天正四年二月，其辗转来到了备后国鞆津。也许他看着信长在安土筑城，觉得畿内的形势已经不能再抱有任何希望了，同时也有必要再找靠山，建立新的态势以抗衡信长——估计这就是当时义昭去备后前对局势的判断。接下来，他命令近臣们从鞆津发出一道道书状。在这些发往以毛利一门为主的诸大名与本愿寺的书状中，他特别强调了自己才是“公仪”。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推察出义昭的心理，看着信长逐步踏上统治天下的轨道，他急切需要向天下声明，只有他义昭才是正统的“公仪”。 可以说，义昭的这种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颇有成效的。从天正五年到六年这段时间内，信长陷入了苦战的泥沼。在能登、加贺一带，上杉谦信气势汹汹；松永久秀、别所长治、荒木村重等部下又接二连三地发动叛乱；而在本愿寺战线上，又被支援本原寺的毛利水军击败。 不过，在九鬼嘉隆授命制造七艘铁甲船大破毛利水军后，对信长而言，以此为契机，事态出现了好转。到了天正七年，明智光秀平定丹波国成功，荒木村重放弃本城摄津有冈城出逃；到了天正八年正月，在播磨三木城笼城的别所长治也无法支撑下去，自杀落城。在这种局势下，拥戴足利义昭为“公仪”的文书于天正七年四月最终划上了句号。 随之在天正七年四月到六月间，“公仪”的称谓从义昭转移到了信长一方。此事意义非同小可，通常只有室町幕府的将军才有资格称为“公仪”，其拥有诸国大名窥视不已的官职、位阶的执奏权。大名们为了使自己通过实力支配领国一事获得统治的正当性，迫切希望能够担任相应的官位，所以才对身为武家栋梁的将军抱以期待。 而如今信长占据了这个位置。摇摆在毛利氏与织田氏当中，与前者同盟的备前宇喜多直家降伏于信长，经由信长的执奏叙任从五位下。信长对丰后大友宗麟父子的执奏也下了一番工夫，以此形成对毛利氏的夹击态势。对于信长努力构筑的权力而言，“公仪”发挥着相当有效的功能。 不仅如此，对于像本愿寺那样的门迹寺院，“公仪”也有着一定的发言权。本愿寺的降伏不单单是军事上的败北，这种政治背景的变化对其也施加着不容小视的影响。 5 本愿寺的降伏 随着毛利水军的败北以及荒木村重的退城，本愿寺显得日渐孤立。而赖为依托的上杉谦信，早在此前关东出阵的前夜脑溢血身亡了。 趁此良机，信长借敕使提出讲和，时值天正七年年暮。在劝修寺晴丰、庭田重保两位敕使所携的“女房奉书”中，对本愿寺有着“和談のこと、別儀なきよう、分別をくわへられ候”这般劝告。 在次年，即天正八年三月，信长提出了血判起请文。在起请文之前，他明确指明以七项条目作为讲和条件。其第一条中有“赦免”的字样，而在起请文中亦有“现今特赦免本愿寺，若本愿寺方无异议，则起誓遵守上述七条”之文字。在这里，提出赦免的是信长，而本愿寺则处在被赦免的立场上。 显如在发与越中的坊主众、门徒众的书信内，就讲和一事有如下的解释。“若再争战不休，则有冈、三木之今朝，即为我本愿寺之明日。勿论开山祖师之尊像，一切皆难免玉石俱焚。吾岂能忍心目睹佛法源流之断绝哉。” 在村重逃亡后不久，有冈城提出了降伏，但已经为时过晚。在信长“决不赦免”的方针下惨遭屠城，而村重的妻子儿女等36人更被处以“车裂”之酷刑。至于三木城，则在秀吉“干杀”（切断水源之策）战法下，不断出现死者，最终落城，而别所长治亦自刃。显如正是惧怕本愿寺遭到同样的悲惨命运，为了图谋佛法源流的存续而不得不降伏。 显如令下间仲之等三位家老起草血判起请文，表示发誓遵守讲和条件。并且显如本人还亲自对劝修寺、庭田两位敕使报告了上述的事实，表示如果违背誓言，自己也将承受三位家老在起请文中所写的同样惩罚。 从这一点上来看，具体手续的实施也确实如显如的一贯作风。他以“寺法礼仪”为托词，并没有亲自起草起请文，而是以“为了佛法隆盛，希望各位尽力”的话语说服三位家老，让他们来起草誓书。毫无疑问，起请文以大小神祗之名开头，以一向归依阿弥陀如来为宗旨，并肯定了“王法为本”（世间诸事听从政治权力，佛法在于内心的思想）。如此一来，显如通过承认现世之法，在极其危机的处境下保住了“一向专修”的宗旨。 与此相对立的是，显如之子教如（光寿）则要求在这历代圣人的御座所之地进行彻底抗战，“かのものどもの馬のひづめにかけしはてんこと、あまりにあまりにくちおしく”，结果这席话导致了父子反目。因为发生此事，所以原本约定在七月之前退出大坂的显如，在四月就早早去了纪伊杂贺。 信长逐渐收紧了包围圈，尼崎等支撑着大坂的诸砦先后落城。在这种情况下，教如也不得不在八月二日退出大坂。也许是事先已有准备，在退出大坂的同时，教如还一把大火烧了寺院。就这样，莲如以来号称拥有85年历史的本愿寺葬身于火海之中，未能残留只瓦片隅。 第三篇 信长与朝廷 1 与官职的关系 入京之际，信长从正亲町天皇手中讨得纶旨。此后，他迅速恢复了禁里御料（皇家领地），着手营建御所，还完成了久拖未决的诚仁亲王元服仪式。除此之外，他又想出了一个奇策，出贷米粮于上京、下京，并用这些利息来贿赂朝廷。不久之后，信长对已经荒废了的正月元旦节会与小朝拜（新年时对天皇的拜贺）等仪式庆典进行了努力，致力于朝廷仪式的恢复与复兴。在战前的教科书中，这些事情被统称为“信长勤王”。 正如此后局势演变所显示的，每逢周边客观形势对信长不利时，信长总会暗中活动朝廷，通过到手的“敕命讲和”来换取重新部署的时间，并且一次又一次地从危机中逃脱出来。信长是如何操控天皇——朝廷体系的，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两个论点都颇为有趣，令人深思。 在这里，我们不妨从足利义昭被追放后，权力存在形式的角度来考虑和接近这个问题。当时对于武士而言，接近天皇的最好理由就是担任朝廷官职。接下来我们先对信长与朝廷官职之间的关系做一番整理。 信长在入京之前，也就是在永禄诗十一年（1568）八月左右，由尾张守改称弹正忠。弹正忠乃是弹正台的判官（三等官）。而弹正台的职责是整肃官役人员的风纪，弹劾各种违纪现象，哪怕是亲王或者右大臣的过错，其皆可绕过太政大臣直接呈报至天皇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信长之所以会看中弹正忠一职而不是其他官职，就是为了能与朝廷进行直接的沟通。不过考虑到信长之父信秀，以及信秀的父亲都称弹正，所以也很难说信长一开始就抱有如此之心，独自决定要选择该项官职的。然而对于信长而言，为了回避形成与义昭之间的从主关系，担任弹正忠一职是相当有利的，因为这确保他掌握有批评将军的自由。 在追放义昭之后的天正二年（1574）三月，信长位列公卿，叙任从三位参议之职。虽然从此后秀吉所述的地方来看尚存疑问，但是到了次年，参议已经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了。天正三年以后，信长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晋升着官职，而且还出现了信长自己推辞晋升的现象。即使是这样，到了天正三年十一月，信长已经就任为权大纳言，同时兼任右近卫大将。天正四年十一月晋升为正三位内大臣，同五年十一月升格为从二位右大臣，在这期间他还一直担任着右大将。到了天正六年正月，晋升至正二位。 不过同年四月，信长辞去了右大臣与右大将两项官职。在那以后直到本能寺之变，信长被统称为前右府（前右大臣）而不再担任官职。 关于对辞官的评价，我们可以进一步追述到公卿时代来看问题。 2 朱印政治与辞官 在位列公卿之后的第十日，信长前往东大寺，切取了一寸八分正仓院秘藏的名香兰奢待。这被认为是自足利义政以来未曾有过的举动，对于信长而言则是一次向世人展示武家实力的良机。翌年，信长就任右大将。从朝廷的角度出发，在将军倒台后扶植信长也是有必要的。 信长也的确摸透了朝廷的心思，他如一个政治家般采取行动，回应着朝廷的期望。天正三年十一月，在其就任权大纳言之后，立马给了近卫前久三百石。并以此为契机，捐献所领给予公家、寺院。虽然因为格式与官阶之故，信长多使用“进览”、“进献”、“进之”、“宛行”等字样，但在实质上全都是信长以“新地”之名义所赋予，并在文书上盖有“天下布武”的朱印以确认。根据渡边世佑的看法，这些进献领皆以石高来表示，且采用“直务支配”的形式进行统治。故渡边评价其为：自庄园制度废止后，于朱印状之下创立的近世知行制度。 天正四年六月，发生了兴福寺大乘院门迹寻円与同寺东北院门迹兼深争夺别当职一事。信长对处理的裁定结果深感不满，于是他召武家传奏劝修寺晴右、中山孝亲、甘露寺经元、庭田重深四人至安土，改变裁决决定以补任寻円，并要求禁中之事（兴福寺别当职之任命为天皇权限）商量结果必须向信长报告，且根据其意见作出相应决定。信长的最后一项决定是给予四人蛰居处分，虽然在大约一个月后就解除了此次处分，但武家传奏一职改由所司代村井贞胜兼任。 从上述这些事例，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公卿时代的信长正试图把朝廷的经济与政治纳入其统治或者符合其统治的轨道上来。这一点上，与过去对待将军同出一辙。在这个时期，信长把公家屋敷集中于御所附近，此后还计划建立公家町。 然而在天正六年四月，信长却提出了辞官。其辞官理由是“征伐未尽其功”，即尚未完成对天下的统合。此外信长还如此传达道，等到“万国安宁、四海平均”之际，再任官职亦不妨，或者由其嫡子信忠代领其位。而在上一年的十月，信忠以从三位左近卫中将之身份位列公卿。 在信长入住安土城天主，并以天下主人的身份行使政治权力之际，他把本领岐阜城让与信忠。这番举动象征着把“国”赋予信忠，同时赋予的还有传统意义上的官职，而信长自己则俨然以天下主权者的架势进行着执政的准备，不久之后又从官职的框架与羁绊中解脱出来。他独自一人摸索着，向着天下第一人的位置走去。 原本其虽称为前右府，但毕竟还是处在律令制官职制度的范围内，更何况信长并没有交回正二位的位阶，所以一旦想挣脱至制度之外，难免会招致各种不满意见。不过，如后文中所述的那样，信长辞官一事给朝廷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朝廷三番五次邀请信长担任官职。而对此感到厌恶的信长却无法说明自己心中的打算，毕竟当时尚处在制度范围内，于是他与朝廷之间上演了一场拔河似的竞赛。 我（作者）倒是这么认为，自天正三年成为公卿之后，信长除加强与朝官的联系外，同时还逐步把公家的秩序进行重新整编，以纳入自己的统御之下。接下来他又摆脱朝官身份，开始对政权的将来进行新的勾画。这些做法，都向世人展示了信长那极度现实主义的一面，以及其彻底变革者的姿态。 3 二条御所之位置 辞官后，在安土城天主俯视天下的信长真正开始了他对政治的行使，而二条御所的落成，在这里有着重大意义。 诚如前文所言，在安土筑城的同时，信长也开始了在京都的土木工程。公家二条晴良的邸院位于室町通（路）的东侧，夹在押小路与三条坊门之间。信长拆除了该建筑，并在其地上营建规模宏大的“寝殿造”式样殿舍（译者按：寝殿造，古时贵族采用的建筑式样，通过走廊来连接寝殿东、西、北三方对屋，南面庭院中有池，临池建有钓殿与泉殿）。此外信长还拆除了原来用作足利义昭城馆的室町御所，取而代之的是建设新的屋敷。在该项工程中，信长对亲王、门迹、公家及其下下达了动员令，让他们负担建设人手。此项建筑即为信长的二条屋敷。 在信长建设其屋敷之时，山科言继曾过去参观。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信长卿之屋敷》、《右大将屋形》等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略微看到当时的建设情景。信长入住二条屋敷是在天正五年（1577）闰七月，工程全部完工则是在同年九月末，而在那之后信忠迅速成为公卿。从这点来看，建设二条屋敷的目的多半是用来充当信忠的官厅。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天正七年十一月，诚仁亲王突然住进了二条屋敷。在天皇侧近女官所留下的《御湯殿の上の日記》中，残有如下记载：“宫之御方（诚仁亲王）突然移居二条”。信长移居妙觉寺，而亲王及其子五宫（即为此后的兴意入道亲王）以下、摄家清花（华）众、御伴众、女房众、北面侍众，此外还有乐人、随从武士等，总计三百来人浩浩荡荡搬入新居，一时热闹非凡。就这样，二条屋敷成了二条御所。 信长此举目的为何？在《多闻院日记》中，记载了信长收五宫为养子的逸事。而在此后，秀吉也收六宫（八条宫智仁亲王）为养子，也许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不过，二条御所的新主人却是诚仁亲王。当年信长入京所打的旗号，除拥戴义昭将军返回二条外，还有就是为亲王举行元服仪式。如今诚仁亲王时年二十有八，其父正亲町天皇在数年前就年过花甲，正是即将让位的模样。 信长的目的在于，一旦正亲町天皇让位，就把能为自己意志所控制的诚仁亲王推上天皇之位。于是信长把摄家清花以下诸公家集中于二条御所，并采用与禁里御所同样编制，让他们奉侍在亲王御前的周围。在这些人之中，近卫信基（信辅、信尹）在元服时曾偶遇信长，并拜领一字，而因为信长的援手才得以当上公卿的吉田兼见等人也在其中。 不久之后，二条御所的地位就如同信长所愿——官位的晋升与除名等诸项政务实质上是在这里做出决定。在显如的使者下间仲之从法桥特进至法眼乃至法印一事中，劝修寺晴丰等人首先是传达至二条御所，得到同意后才把文书上呈至禁里报于天皇。通常而言，禁里被称作“上御所”，而二条御所则为称为“下御所”。这种局势下，信长的目的在实质层面上得以实现。对于信长的“公仪”化而言，二条御所是其重要的支柱。 4让位问题之争 从朝廷的立场来看，信长的上述行动孕育着危险。所以朝廷迫切希望恢复信长的官职，只有官职才能把信长纳入为制度所约束的框架中来。 天正九年（1581）三月，朝廷派遣女官至信长处，传达了希望其担任左大臣的内意。在《御湯殿の上の日記》的记载中，信长是如此回答的。 “就担任官职一事之答复可暂缓，我倒是想询问天皇让位之事。在诚仁亲王入宫继任天皇之位后，我自然会就担任官职一事给予答复。” 信长的意思是说，正亲町天皇让位后，我会努力辅佐诚仁亲王即位进入上御所，到那时候再接受官位。对于这项完全相反的提案，朝廷方在商议之后提出了对策。其结果就是天皇让位一事延期，而左大臣一事也以流产而告终。 信长想让正亲町天皇退位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传奏中山孝亲在天正元年十二月六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如下之事：“织田弹正忠再三上书，明言天皇已是应当让位的时候”，对此天皇以尚待时机做了答复。当时信长在回复中说，既然今年已近岁末，那就等到来年春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信长迫切的心情，在放逐足利义昭之后，他急需对中央权力进行重组再编。 根据奥野高广的推测，当时让位一事没有能够实现的原因如下：信长希望自己担任征夷大将军一职，但此前尚无平氏担任将军之例，故朝廷方面对此心怀困惑而没有答应信长要求。在战国时代，存在着源平二氏轮流把持政权的政治思想，信长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以平氏自居。所以，若信长当上了征夷大将军，实现了他的愿望，那么也就等于突破了日本历史的常识。奥野高广这种说法自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我（作者）却存有稍微不同的看法。 5拥立足利十六代将军？ 同样在天正元年（1573）的十二月，毛利氏的使者安国寺惠琼往毛利领国内发回了一封著名的书信。 当时惠琼在京都拜见了信长，又在界地与木下秀吉、朝日山乘等人一同会见了足利义昭，并就追放后义昭的身份等诸事项进行了商谈。在书信中，惠琼详细报告了会见商谈等消息，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其对织田家命运的预测。惠琼认为信长再过三年五载就会为其性格所害，而他对秀吉的评价是“藤吉郎さりとてはの者”，并预测秀吉必将腾飞。 在这封书信中，慧琼估计到“信长多半会在明年成为公家”。并且他在信中写道，呆在信长那里充当人质的义昭之子义寻，已经日见伟岸，而信长也在谈话中这样提起，“来春似乎该对义寻行礼了，只是过分的礼遇对信长与若君（义寻）都无裨益，还是先与平常一样进行问候吧”。当时，毛利氏对京都一带的动静非常关注，而上面这句就是信长传达给毛利氏的话语。 作为毛利氏的家风，其世世代代对将军家敬以礼仪、忠于将军。所以此后当义昭来到备后之时，毛利氏虽然感到为难，可依旧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援。信长的这番话，作为给毛利氏的一个信息，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通过对义寻礼节加以注重这一细节，迷惑了毛利氏，甚至连慧琼都没有完全看透信长的意图。在这段时间，信长往返于岐阜、京都之时都会带上义寻，而公家之间则把此番行为称作“大树（将军）若公御上洛”。 我（作者）推测信长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正试图迈出确立新战略的重要一步。在天正元年年底，信长希望能够让正亲町天皇退位，然后把诚仁亲王即位与义寻登上将军宝座之事一并办理，这样他就能以天下实权者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在义朝逃亡以后，信长的行为表明他并不对那受到制约的将军职位抱有多大兴趣。事实上，慧琼就敏锐地预测到信长来年会成为公家。而从信长尊重名分的现实主义态度来看，迫使遭到追放的将军引退，然后立其子义寻为后继者一事也是有其可能性的。 如果这件事能够实现的话，那么足利氏第十六代将军就能够横空出世了。可惜的是，朝廷惧怕此举会导致信长权力过分庞大而对此表示反对。 6关白亦或将军 复官问题历经曲折反复，到了天正十年（1582），朝廷一侧又拿出了新的提案。 是年，信长自信浓攻入甲斐，灭亡武田胜赖。作为平定关东的象征，还进行了“富士见物”。四月二十一日，信长凯旋回师安土城。翌日，朝廷迅速遣敕使祝贺战事胜利。到了二十五日朝仪之时，又决定由信长担任太政大臣、关白或者征夷大将军中的其中一职。不过令朝廷方再次感到棘手的是，究竟该让信长担任三职中的哪一个。 前往安土的敕使为女官佐五局与阿茶方，两位女官分别代表了上、下两御所，此外同行的还有劝修寺晴丰。一行于五月四日抵达安土城，出来迎接的是森兰丸。当他问候御使来意时，晴丰如此答复道：“関東打ちはたされ珍重に候あいだ、将軍になさるべきよし”。意思是恰逢关东制压之际，信长理当担任将军。 虽然上文出自晴丰的日记，但从中可以看出，朝廷的意思倾向于让信长担任将军一职。原本征夷大将军的名号就出自东国平定之故事，所以朝廷抓住信长着力平定关东的机会，放弃了逃亡备后的原将军足利义昭，并准备创立新的传统——设立平氏将军。 然而信长的态度却显得甚为暧昧。信长对晴丰这么说道，“虽然应当会见来访的女官敕使，但可否暂不给予答复”，实际上他向晴丰传达了拒绝见面之意。经过再三的会面请求，到了六日，信长终于勉强答应，但并没有对敕使的来意有所特别的表示。当天晚上，信长在琵琶湖上的三艘船上接待了敕使，并把他们送回到大津。 就像在前文中所说的那样，对信长而言，任官与天皇让位是不可分割的一件事情。而且比起让位之事来，让诚仁亲王即位显得更为关键。只有出现当新天皇能够为自己的意志所左右的情况时，信长才会考虑担当将军职，否则一切免谈。此后的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也干过同样的事情，不过其真正的创始人应当首推信长。 遗憾的是，在此之后仅仅过了二十五天，信长就在本能寺之变中毙命，所以我们也无法再对信长接下来的行动进行追踪。不过在下面所要记述的，将是这二十五日内信长的行动，以此从侧面来证明上述构想的正确性。 7安土山之祭 据传教士路易士·弗洛依斯记载，在送走敕使的一周后，信长在安土城的總（提手旁的……）见寺进行祭祀活动。该寺与城同时落成，根据弗洛依斯的观察，總见寺的神祗为信长本人。—— 信长宣扬其本人即为神体，即为活着的神佛，世界上没有其他主宰，也不存在信长之上的造物主，他希望接受世间诸人的膜拜。（《耶酥会日本年报》） 在弗洛依斯的记载中，信长把自己的生日定为祭祀日，并命令领内人民在这一天参拜總见寺。在信长制定的寺院告示中，关于“尊崇者所能得到的功德与利益”留有如下记录。 第一，富者若崇敬之则愈加见富裕；贫贱为人所怜悯之人亦能成为富人。没有子女或后继者之人能得有子孙，保持家系的延续。 第二，能延年益寿，活至八十岁，能医治疾病，且求得希望、健康与平安。而对此无所信仰之人，不论今生来世都将灭亡。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信长强调的基本上都是现世的利益。信长向世人保证了他们的财富、健康、长寿以及家族的繁荣——总而言之是现世所能够体现的和平、安定的生活。法华宗虽然也以现世的利益进行说教，但既不明快也不具体。此外显如对一向一揆的百姓多许以来世所能得到的救济，例如“往生极乐之本意不可心存怀疑”等等，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 不信者，其不论现世还是来世都会灭亡这一点也十分重要。随着世俗权力对宗教权力逐渐占有优势，重新产生了这样一种倾向，即支配着人们今生来世的宗教与信仰被逐步纳入到政治权力的体系中来。江户时代幕府与寺院·佛教之间所体现的关系，也是以此为原型。 信长还把自己尊为“地上”的最高神，也就是主张其作为现世支配者的绝对性。弗洛依斯记述说，信长把全国各地的的神像、佛像集中起来，其目的“并不是来崇拜他们，而是让众神来崇拜自己”。这与基督教的唯一绝对性有所区别，它是以信仰神佛的诸国武士团的存在为前提，如同密教一般体现了构成的多层性与绝对性。 当年武田信玄把甲斐国内诸社的神官集中于甲府一宫，试图通过一种神官参勤制度来统御神社。信长的“神”也与此相似，他通过对诸国神祗的整合，来以此为基础树立新的“神祗”。该“神祗”凌驾于大名领主之上，这样就超越了由大名领主作为支配权力基础而成立的近世“将军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