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京中的蝮蛇——藤原百川

七七Ｏ年，称德天皇撒手人圜，年已六十二岁的天智天皇之孙白壁王得以即位，成为光仁天皇，很明显这样的结局是不合乎常理的。而在幕后一手策划这一结局的人，就是藤原百川（藤原朝臣雄田麻吕）。 　　 藤原百川，是藤原不比等之孙、式家之祖藤原宇合的八男，长兄就是发动“藤原广嗣之乱”的藤原广嗣。天平十二年（740年），当时执政的橘诸兄拒绝了广嗣提出的“清除奸臣玄昉和吉备真备”的要求，于是广嗣在九州举兵。在败给大野东人率领的讨伐军后，广嗣被作为逆贼处死，广嗣的弟弟们则四散分离。六弟纲手与哥哥广嗣一起被处刑，次弟良继(宿奈麻吕)被流放到伊豆(静冈县伊豆半岛)，五弟田麻吕被流放到隐岐(岛根县隐岐诸岛)。年幼的百川，虽然幸运的被免于处罚，但是可以想象的到，作为逆贼的弟弟日子肯定是不怎么好过的。 　　 然而，苦难也是制造强者的催化剂。藤原四家里（注１），其他三家都欣欣向荣，子弟不断获得晋升，只有百川所在的式家日渐败落。百川没有沉伦，他立志要实现长兄的遗愿，取得天下权柄。 　　 神护景云二年（768年），也就是在“惠美押胜之乱”后不久，藤原南家的势力因惠美押胜（藤原仲麻吕）的败亡而衰退，藤原式家终于熬出了头，百川的二哥良继和五哥田麻吕都成为了参议。百川就任参议要比两位哥哥稍微晚一点，然而一心想执掌大权的他很快就开始了行动，通过向当时权势通天的道镜谄媚而先后获得左中弁、中务大辅（天皇秘书官）、右兵卫督（皇宫警备队长）、河内大夫（河内职长官，大阪府东部知事）等要职，积蓄了相当的政治资本。 　　 上天似乎很眷顾百川，很快，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出现了，年仅五十三岁的称德天皇病故（史学界甚至有是被百川暗杀一说，不过缺乏证据，可信度不大）。由谁来继承大统这一问题就摆在了群臣面前，右大臣吉备真备提议拥立天武天皇之孙、长皇子之子文室大市（智努王）。左大臣藤原永手以下也均赞同了这个提议。 　　 只有藤原百川不愿意，道理很简单——决不能让大哥广嗣的仇敌真备取得拥立天皇的大功，进而执掌大权。于是百川鼓动其三寸不烂之舌，展开游说。 　　 百川以吉备真备视藤原氏为绊脚石，拥立文室大市是在为日后铲除藤原四家独掌大权做准备这样的话说动了藤原永手（北家）、藤原绳麻吕（南家）和藤原滨成（京家）这藤原三家的领头人。可以什么理由来令最有资格即位的文室大市无法即位呢？早已想好对策的百川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一点。 　　 百川伪造了称德天皇的遗敕，并大声叫嚷上面写有“皇太子为白壁王”。早已与百川串通一气的藤原永手等人也异口同声的纷纷表示应该遵照先皇的遗敕，拥立白壁王。　 　　 吉备真备愤怒的提出异议，认为突然死去的先帝不可能会留有遗敕。事实上，称德天皇在平城宫西宫寝殿驾崩时，只有曾帮助她击败淳仁天皇及藤原仲麻吕一派的吉备真备的女儿由利在她近旁。有没有遗敕，真备比谁都清楚。 　　 然而，藤原四家根本不理会他的异议，势单力孤的真备无奈的辞去右大臣之职，逃一样地从政界消失了。 　　 藤原百川的复仇计划成功了，他达成了长兄藤原广嗣没能完成的心愿，打倒了吉备真备（玄昉早在七四六年就已病故）。 就这样，白壁王得以即位，皇位由“壬申之乱”以来的天武天皇一系又回到了天智天皇一系的手中。白壁王即位后立即提升了一干人等，藤原永手由从一位升为正一位，永手的五弟魚名和藤原良继由从三位升为正三位，藤原田麻吕和藤原百川则由从四位上升为正四位下，藤原永手的儿子家依也由从四位下升为从四位上。可见在拥立白壁王即位的过程中，藤原北家和式家出力颇多。然而，围绕立谁为皇后这一问题，北家与式家却展开了明争暗斗。 　 这里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藤原氏拥立光仁天皇的原因。很明显，以藤原良继、百川为代表的式家和以藤原永手、鱼名为代表的北家是有不同想法的。 　 藤原良继、百川为代表的式家推举光仁天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百川与光仁天皇的儿子山部亲王（即后来的桓武天皇）关系密切，百川就象中国的吕不韦一样，认为山部亲王奇货可居。而要让山部亲王成为天皇，就得先把他的父亲白壁王扶上天皇的宝座（就象吕不韦帮助异人被父亲安国君立为继承人，在安国君死后再成为秦庄襄王）。为此，就必须得支持山部亲王的生母和新笠（高野新笠）为皇后。 　 另一方面，以藤原永手、鱼名为代表的北家赞成拥立白壁王也有自己的理由。因为永手将女儿曹司嫁给了白壁王。也就是说，如果曹司生下孩子，自己就能作为天皇的外戚掌握实权。基于这一点，当然也要支持女婿白壁王登上皇位。很明显，藤原永手为代表的北家自然是支持定曹司为皇后。 　 在拥立白壁王这一点上，式家与北家有着共同的目标，自然能同心协力。然而，在决定皇后人选上，二者就互不相让了。 百川和永手都不是傻瓜，很清楚对方打的是什么算盘，于是争斗不可避免，双方都抓住对方的弱点进行攻击。 百川一派指出曹司还没有生孩子，如果皇后没有嗣子，在拥立下任天皇时肯定会引发动乱。而永手一派则指出和新笠的祖先是来自百济的渡来人，决不能让这样有外国血统的人做皇后。 双方的弱点都显而易见，怎么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呢？百川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让和新笠向光仁天皇提出申请，将和姓改为高野姓。的确，对于不明白内幕的人来说，高野新笠这一典型的日本称呼不就能够掩饰其渡来人后裔的真实身份了吗？ 　 百川的这些小动作，没被瞒过永手当时在宫中担任尚侍（天皇侧近女官）的妻子大野仲智，永手自然不可能对此事置之不理，急忙把弟弟鱼名（藤原房前的五男）叫来商讨对策。 　 藤原鱼名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人，后来的奥州藤原氏自称是藤原秀乡后裔，而藤原秀乡就自称是藤原鱼名的后裔。鱼名后来做到了左大臣的高位，可见是很有两下子的。 鱼名指出在目前情形下想让曹司当皇后很困难，因为和新笠有儿子山部亲王这张王牌，然而也决不能就此眼睁睁看着式家得手。现在最重要的是挫败式家的野心，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把南家和京家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这样式家就没什么胜算了。要想获得南家和京家的支持，最好的办法是拥立他们也赞成的人做皇后。眼前就有合适的人选，就是圣武天皇的长女井上内亲王。 就象我们中国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天皇是极为注重出身和血统的，有的史学家认为，白壁王能够被拥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妻子是井上内亲王这位天武天皇一系的圣武天皇之长女，并不仅仅是因为得到了藤原百川等人的拥立而已。永手最终采纳了弟弟的建议。 于是，同年十一月，井上内亲王成为了皇后。然而，这只不过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不幸的是，百川和永手并不是鹬蚌，而井上内亲王自然也就当不成渔翁。 　 式家的良继和百川不出所料的反对立井上内亲王为皇后，然而正如鱼名所料，南家的绳麻吕和京家的滨成站在了永手这一边，式家无力改变大局。 　 同月，和新笠的儿子山部亲王晋升为四品，而井上内亲王的女儿酒人内亲王却升为三品。这等于是向世人昭示二者的区别，很可能这也是永手、鱼名他们一手策划的。 　 翌年，即宝龟二年（771年）一月，井上内亲王的儿子他户皇子被立为皇太子。 得知此事的山部亲王不禁心灰意冷。然而，百川并没有死心。 　 同年二月，也就是仅仅一个月后，藤原永手突然死了，享年五十八岁。关于他的死，日本最古老的佛教故事集《日本灵异记》中有着奇怪的记载。大意是说有一天早上，永手的儿子家依将自己做的恶梦告诉了父亲，家依梦见父亲永手被三十多个士兵模样的人带走。不祥的预感让家依请求父亲做法事祈福消灾，然而永手把这当成耳边风根本没有引起重视，于是不久之后他就死了。 　 《日本灵异记》是宣传佛教的书，将永手的死说成是其倒法华寺之幢、灭西大寺塔阶，轻视佛法的威力所致。然而，这是否也是对永手突然死去的一种怀疑呢？永手会不会是被百川的手下绑架和杀害了？这种可能性非常之高！因为永手死亡的时间实在是太过巧合，不能不令人心生疑惑。 　 永手的死，令本已陷入困境的藤原式家欣喜若狂。 井上皇后的后盾藤原永手不在了，缺乏有力支持的井上皇后就成了百川的下一个目标。 怎么才能把已经贵为皇后的井上和被立为皇太子的他户皇子一举消灭呢？这种在外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百川却很轻易的做到了。 他先去找光仁天皇，劝其与井上皇后以双六取乐（注２）。光仁天皇回答说玩双六没有意思，百川就说没有刺激自然无趣，可以下彩头，譬如赌俊男美女什么的。光仁天皇终于有了兴趣。 　 百川又去找来井上皇后，与光仁天皇约定输了的人得给胜利者介绍美女或美男子。现在想来一旁的百川心里肯定乐开了花，因为这其实是百川的阴谋。要把井上皇后赶下台，首先就得破坏她与天皇的关系。而要破坏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比得上第三者插足呢？这场赌局无论谁胜谁负，都会让二人变得不和睦。也就是说，真正的赢家只能是藤原百川而已。 结果井上皇后胜了，懊悔的光仁天皇听到井上皇后真的要自己介绍美男子给她，不禁大为光火，拂袖而去。这正是百川想要的结果，于是他说服山部亲王，以践约之名将其介绍给了年已五十六岁的井上皇后。 　　 在百川的刻意安排下，关于山部亲王和井上皇后的流言开始传播开来，有的说这对母子白天晚上都在一起亲热得很，有的说她们之间有一腿，更有甚者竟然说井上皇后强行要求自己的儿子、已经被立为皇太子的他户亲王称山部亲王为父亲！ 　　 井上皇后并没有察觉到危险正在步步逼近，一如既往的沉醉在别有用心的山部亲王刻意营造的温柔乡中，忽视了作为丈夫的光仁天皇心中的感受。要说这也难怪，别说是贵为万人之上一国主宰的天皇了，想来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吧？更何况传出如此不堪流言的人，一个是自己妻子，一个是自己的儿子。 　　 百川看时机成熟，跑去向光仁天皇献计，提出这些谣言必然是井上皇后的八位侧近传出来的。而且听说井上皇后的娘家人（县犬养氏）夺取他人妻子，迫害他人丈夫，应该对其严惩不怠，来个杀鸡给猴看。处于怒火包围中的光仁天皇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同意这么做。 　　 于是百川将井上皇后身边的人——也就是她娘家县犬养氏的一帮人抓了起来，处以酷刑。这些人死得很惨，有的被打断肩胛骨，有的被打断肋骨，有的被打碎头盖骨。对此井上皇后自然不能无动于衷，然而她的质问只换来光仁天皇冷冰冰的表情。 　　 山部亲王此时也很快疏远井上皇后，与良继的女儿乙牟漏和百川的女儿旅子亲热起来。 　　 百川不失时机的继续挑动光仁天皇，声称井上皇后怀恨在心，正在实施诅咒。可如何才能让光仁天皇相信这一点呢？ 　　 百川决定先去告发井上皇后对自己和山部亲王实施诅咒。那时候有称之为蛊毒的诅咒，就是将蛇、蜈蚣、蜘蛛等毒物放进一个容器里令其互相残杀，直至只剩下最后一个毒物。然后将装有这只毒物的容器投入所诅咒的人食用的井中，据说这样被诅咒的人喝了井水蛊毒就会进入其体内，吃光其内脏令其死亡。这一方法被称为“巫蛊”。 　　 为此，百川和山部亲王拉拢时任阴阳头（负责天文和占卦，相当于气象厅长官）的大津大浦，导演了一出查出井中有蛊毒的闹剧。百川于是继续向光仁天皇密报井上皇后不仅诅咒自己和山部亲王，还对包括良继在内的藤原式家之人以及光仁天皇的同母姐姐难波内亲王施以咒术。为了令光仁天皇深信不疑，百川又导演了《灵安寺御灵大明神略缘起》所记载的井上皇后将偶人投入御井之中一事。当然，偶人上肯定会有杀死白壁王的字样。 　　 为了使这件事看起来更加象真的，百川还收买了井上皇后的一名亲信裳咋足岛，由他向光仁天皇密报亲眼看见井上皇后诅咒天皇（此人因此功而由从七位上升为从五位下，套用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就是用别人的血染红了自己官帽上的红樱子）。难波内亲王、衣缝内亲王和坂合部内亲王这三位光仁天皇的姐妹也加入了指责井上皇后的行列。终于，光仁天皇做出了废后的决定。 　　 宝龟三年（772年）三月，井上皇后被逐出宫。五月，其子他户亲王也被剥夺了太子之位，贬为庶人，同样被逐出宫。《类聚国史》记载由于他户亲王暴虐太甚，与父亲光仁天皇不和，井上内亲王由于巫咒之罪被捕时，光仁天皇的旧臣槻本公老负责审理，奸书多发，造成母子一起被废。现在看来，这位槻本公老很可能也是百川一党吧？就这样，百川的阴谋再一次得逞了。然而，他并不打算就此住手。第二年，即宝龟四年（773年），井上皇后母子被捕。宝龟六年（775年）四月二十七日，在被幽禁于大和国宇智郡没官宅三年后，井上皇后与他户亲王在同一天内悲惨的死去。 　　 就在他户亲王被逐出宫的第二个月（即772年6月），据《续日本纪》记载，出现了日蚀现象，讚岐国出现疫情，“乙丑，有虹，绕日。戊辰，往往陨石于京师，其大如柚子，数日乃止。己巳，有野狐，踞于大安寺讲堂之甍。”七月，衣缝内亲王死去。八月，光仁天皇去看望同母姐姐难波内亲王，“是日，异常风雨，拔树发屋。”此后各种灾祸不断。第二年连难波内亲王也病了，担心是井上皇后的诅咒，九月，光仁天皇命百川监视囚禁中的井上皇后母子。可是到了十月，难波内亲王还是死了。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是百川暗中谋杀了井上皇后母子，这么做不仅是斩草除根，杜绝井上皇后母子死灰复燃，可能也有作贼心虚的因素在内吧？井上皇后死时五十九岁，而他户亲王死时年仅十五岁（他户亲王的年龄有异说）。 　　 现在应该高枕无忧了吧？百川大概是这样想的，可他想错了，活人的诅咒是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鬼怪作祟之事连连发生。从井上皇后与他户皇子被逐出宫算起，仅仅十年之间，包括他自己在内，式家兄弟和三位内亲王全都死了。 　　 宝龟三年（772年）衣缝内亲王死。 　　 宝龟四年（773年）难波内亲王死。 　　 宝龟六年（775年）藤原藏下麻吕（九男）死。 　　 宝龟八年（777年）藤原良继（次子）死。藤原清成（三男）死。 　　 宝龟九年（778年）坂合部内亲王死（加上之前死去的难波内亲王和衣缝内亲王，当年参与迫害井上皇后的三位内亲王全都死去了）。 　　 宝龟十年（779年）阴谋家藤原百川（八男）死去。 　　 天应二年（782年）藤原田麻吕（五男）死。 　　 山部亲王在藤原百川死前也得了重病，几乎一命呜呼，好不容易才被治愈。他户亲王被废后的第二年（773年），山部亲王终于被立为皇太子。781年4月光仁天皇让位，山部亲王顺利即位，成为桓武天皇。藤原百川的计划至此终于圆满达成，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百川唯一的失算在于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早的死去，他终究还是做不成日本的吕不韦。 　　 延历十九年（800年），深感即位以来身边不幸之事连连的桓武天皇，为井上内亲王及他户亲王举行了隆重的改葬仪式，追赠井上内亲王皇后位，称其为吉野皇后。大概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吧？而藤原百川临死前想的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也许会是我还没能真正执掌权柄，我还不能死吧？抓住“惠美押胜之乱”后藤原南家衰退之机挤身政坛的百川，一心想让自己和式家执掌大权，甚至很可能为此暗杀了北家的藤原永手，到头来却仍旧是白忙一场，包括自己在内的式家兄弟在短短几年内纷纷死去，大权最终还是落到了北家手里。 　　由桓武天皇下令编篡的《续日本纪》中对百川的死有如下记载：“（宝龟十年秋七月）丙子，参议、中卫大将兼式部卿、从三位藤原朝臣百川，薨。诏遣大和守从四位下石川朝臣丰人、治部少辅从五位下阿倍朝臣谓奈麻吕等，就第宣诏，赠从二位。葬事所须官给，并充左右京夫。 　　 百川，平城朝参议、正三位、式部卿兼大宰帅宇合之第八子也。幼有器度，历位显要。宝龟九年，至从三位中卫大將兼式部卿。所历之职，各为勤恪。天皇甚信任之，委以腹心。內外机务，莫不关知。今上之居东宫也，特属心焉。于时上不豫，已经累月，百川忧形于色，医药、祈祷，备尽心力。上由是重之。及薨，甚悼惜焉。時年卌八。延历二年，追思前劳，诏赠右大臣。” 　　 从《续日本纪》中百川死后的待遇和对他的评价上看，毫无疑问光仁天皇和山部亲王都将其视为心腹，如果他不是那么早死去的话，等到山部亲王即位，是极有可能执掌大权的。关于这一点，从＂延历二年，追思前劳，诏赠右大臣＂中就可见一斑。延历二年是桓武天皇刚刚即位不久之时，所谓追思前劳，应该就是感激百川令其登上天皇的宝座吧？百川是真的紧张山部亲王，“忧形于色，医药、祈祷，备尽心力”，事实上，这恰恰暴露了他所有的图谋。 藤原百川（732——779年），在他短短四十八年的生涯中，前半生都处在逆贼弟弟的阴影之下，目睹家族日渐衰弱，他没有心灰意冷，而是紧紧抓住每一个机会努力接近权力的顶峰。从七七Ｏ年策划拥立白壁王算起，到帮助山部亲王当上皇太子，只用了不到三年，百川攻势之凌厉可见一斑。说服藤原三家、伪造称德天皇的遗敕、逼走吉备真备、拥立白壁王；出主意让和新笠改姓高野，令北家的永手兄弟不得不放弃立曹司当皇后的打算；设陷阱除去井上皇后和他户皇子，令母亲有渡来人血统的山部亲王登上皇太子的宝座，百川在这一系列政治斗争中可谓算无遗策。擅长隐藏自己，把握时机不择手段的给予对手致命一击，藤原百川堪称平城京中的蝮蛇。 注１）藤原四家：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在朝中分别担任要职，长子藤原武智麻吕位居大纳言兼大宰帅，次子藤原房前任参议、中务卿、中卫大将，掌握实权，藤原宇合任参议、式部卿，藤原麻吕任参议、兵部卿，分别掌管文武官吏的人事关系。兄弟四人在议政官中占了半数，确立了藤原四子体制，掌握了政权，成为南家、北家、式家和京家这藤原四家之祖。 注２）双六：博戏的一种，变五木为两骰，立方体，六面刻点，点数从一到六。所以当时又叫“双六”。

藤原道长的崛起——长德之变

长德是一条天皇使用的年号之一，典出扬雄《城门校尉箴》：“唐虞长德，而四海永怀”。然而事与愿违，长德元年（995年），大规模的天花病流行不仅令百姓痛苦不堪，也让朝堂几乎为之一空，五位以上的官员死了六十余名，十四名正三位以上的公卿也死了八位。于是，一场权力大洗牌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要讲清楚这个事件，就必须从一年前开始说起。 正历五年（994年）八月二十八日，藤原伊周跳过比自己年长八岁的叔父道长等人晋升为内大臣，时年仅二十一岁。毫无疑问，这是他的父亲、时任关白的道隆强行提升自己儿子官职的结果。然而，这一专横跋扈的行为招致以一条天皇生母东三条院诠子（道隆之妹）为首的朝野上下普遍不满。虽然这一不满当时并未表面化，但却已经足以让这些贵族们对伊周产生排斥心理。藤原实资等就曾经在日后中关白家衰败时，嘲笑“积恶之家，必定是祖先造孽的报应”。世人对其冷眼相待可见一斑。 长德元年（995年）二月，道隆感到病情日益沉重，于是要求让嫡男伊周接替自己。三月九日，由伊周担任内览的宣旨终于颁下（注１）。然而据说宣命中“关白患病期间”的词句，令原本指望是“关白病替”的伊周非常不满。换句话说，一条天皇并没有同意让伊周接任关白，而只是让他在道隆病重期间代行职责而已。伊周流露出对这一决定的不满，自然会令一条天皇感到不悦。更要命的是伊周才代行父职，就急于表现的在内览中提出节约令，对于着物裾的长度等细微部分制订了严厉的规定，引起公卿们普遍的不满。在公卿们看来，长长的裾象征着权力和威严，是他们高贵身份的代表，伊周这毛头小子未免太惹人厌了。四月五日，伊周获赐关白的随身兵仗，然而五天之后，他却失去了最大的后盾——父亲藤原道隆。 据史书记载，关白藤原道隆死于四月十日（死因有酗酒和糖尿病诸说）。当时道隆只有四十三岁，嫡子伊周只有二十二岁。道隆其人，据《枕草子》记载颇为平易近人，虽然不能排除作者清少纳言偏袒藤原定子而爱屋及乌的可能，但不及其父兼家老辣却是可以想见的。与父亲兼家让外孙怀仁亲王（即一条天皇）登上皇位后，在自己死前安排好一切让道隆继承摄政的稳妥相比，道隆在临死前才急急忙忙的想让儿子接手未免太过仓促，而且未能给儿子伊周争取到有力的支援。虽然这也是难以预料之事，但毕竟给有野心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果然，道隆死后一条天皇并没有让伊周担任关白，而是让道隆的三弟道兼继承关白之位。比较可信的推断是道兼受父亲兼家授意，成功逼迫花山天皇退位，对于一条天皇即位而言可算是最大的功臣，对哥哥道隆继承关白一事本就心怀不满。如今哥哥道隆终于死了，他没理由再容忍侄子骑在自己头上。于是，在一条天皇和反感伊周的公卿们的支持下，道兼终于如愿以偿的在四月二十七日成为关白。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短短十一天后的五月八日，道兼也病死了，世称“七日关白”（其实在任并不是七日），真是白忙了一场。于是围绕关白这一权力之巅，一场新的争夺战悄然上演。 可以想见，伊周对于抢走自己关白之位的叔父道兼之死是暗自高兴的。现在总该轮到我来做关白了吧？伊周是有理由这么想的，一来他是藤原兼家的嫡孙；二来一条天皇非常宠爱他的妹妹藤原定子；三来此时朝堂之上已经没有比他官职更高的人。可是，事实证明他过于盲目乐观了。 三日后，一条天皇下了由藤原道长担任文书内览的宣旨。道长是道隆最小的弟弟、伊周的叔父。比较可信的说法是一条天皇这么做是迫于生母东三条院诠子之命。十六岁的少年天皇，很难违抗母亲的命令。也就是说，藤原诠子站在了弟弟道长一边，排挤侄子伊周。 一个月后的六月十九日，道长超越伊周晋升为右大臣，成为藤氏长者，名实均在伊周之上。《大镜》记载伊周曾通过受一条天皇宠爱的妹妹定子，夜闯御殿向一条天皇哭述，求见姑母东三条院诠子。在此之前也曾想拦车求见，但被随行的道长叱退。由此可见伊周对自己被姑母疏远深感忧虑。 道长和伊周之间的矛盾随着气温的升高而日渐激化，七月二十四日，二人因座位之争而发生激烈的口角，令全体在座的人都深感恐惧。三日后，伊周的同母弟隆家的随从与道长的随从在都城的七条大路发生冲突。八月二日道长的侍从秦久忠据传被隆家的人杀害。道长决定先发制人，于是开始有了伊周的外祖父从二位高阶成忠请阴阳师诅咒道长的传言。可是，时任检非违使的惟宗允亮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能逮捕伊周、隆家兄弟的，那样也不能服众。老练的道长于是暂时偃旗息鼓，耐心等待着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长德二年（996年）不仅是决定伊周兄弟命运的一年，也是后期摄关时代史上颇为重要的一年。已故太政大臣恒德公藤原为光的四女与花山法皇相通，而与藤原为光三女有恋情的藤原伊周误认为花山法皇横刀夺爱，于是与弟弟隆家商议之后于一月十六日晚在为光的府邸埋伏，他们的随从人员放出的箭穿透了法皇的袖子（也有射死了法皇随从的说法）。 道长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出现了！道长的反应非常迅速，二十五日在县召除目时就命令撤去伊周的坐垫（注２），二月十一日在阵定中当着群臣的面（注３），命头中将斋信对官吏传达内大臣伊周与权中纳言隆家的罪名。 为了避免和上次那样，被人垢病证据不足或罪行颇轻，道长又惊心策划了另外一项罪名，那就是伊周正在诅咒一条天皇的生母东三条院诠子。道长这一招十分狠毒，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获取诠子的支持才是打倒伊周的关键。 对此，伊周、隆家兄弟当然矢口否认，解释说自己雇请僧人和阴阳师只是在为已经怀孕的中宫定子做安产祈愿。孰料这反而更加坚定了道长打击伊周的决心。道理很简单，定子要是为一条天皇生下了第一位皇子，那么难保伊周今后不会以外戚的身份执掌大权。于是，四月一日，就有伊周前去祈愿的法琳寺僧人密报伊周并不是在为中宫祈祷，而是要求行大元帅法。所谓大元帅法，是法琳寺相传的真言密教的秘法，奉大元帅明王增强国王之力威服国贼，是不允许臣子举行的法事。当然，这告密的僧人，就是道长一手安排的。 有了箭射花山法皇、诅咒东三条院、私行大元帅法这三大罪状，四月二十四日，道长终于采取行动，内大臣伊周贬为大宰权帅，权中纳言隆家贬为出云权守，他们的同父异母兄弟以及外戚高阶家，也纷纷被降职。 此时有孕在身的中宫定子正住在二条北宫，左卫门权佐、检非违使惟宗允亮向伊周传达了流刑的宣命。愤怒的伊周假称重病，拒不出发。他与妹妹定子片刻不离，对反复颁下的敕命拒不执行，局势就这样呈现胶着状态。五月一日早朝，朝廷终于颁下宣旨允许进入中宫御所搜捕。据说检非违使率领的武士毁坏御所的门户闯入之后，中宫定子悲愤不已而落发，随从悲泣的声音令很多人心生不忍。当时被捕的只有隆家，府邸中没有找到伊周。拷问随从得知伊周可能逃往爱宕山，于是搜捕的范围扩大到了都城的郊外。《荣华物语》中详细记载了此次事件的经过。 三天后僧人打扮的伊周自首。相传伊周并不是要逃跑，而是去了春日大社（奈良县奈良市公园内的神社，供奉着藤原氏的氏神）和木幡（京都府宇治市）父亲道隆的墓地。伊周去参拜春日大社和父亲道隆的坟墓，无疑是在哭诉自己的冤屈。 五月十五日，将伊周流放到播磨，隆家流放到但马的诏书颁下，伊周的母亲高阶贵子受此打击一病不起。十月初，伊周牵挂得病的母亲秘密进京，藏匿于中宫御所。由于平孝义的告密同月十一日被捕，重新被送往大宰府。十月末，贵子死去。自此，伊周兄弟被排斥于中央政权之外，虽然第二年就被赦免，但此时道长的权势已经稳固，伊周兄弟失去了执掌权柄的机会。 这就是发生在长德年间的一次政局大动荡，以道长的最终胜利而告终，史称“长德之变”。道长就此确立了自己藤氏长者的地位，也令藤原家的繁华达到了顶峰，这些都是后话，这里就不多说了。 综观整个事件，其实胜负是不难预料的。伊周虽然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但年轻人的浮躁和不成熟成了致命的弱点。相比之下，年长八岁的道长却老练得多，争取了一条天皇的生母、自己的姐姐东三条院诠子的支持，自始至终牢牢把握着主动权。与年少气盛的伊周不同，道长善于忍耐和等待时机，懂得适时的妥协以换取更多的支持，这一点在后来表现的更加明显，比如在人们普遍同情定子、伊周的时候给予表面上的宽恕，在自己的长女彰子尚未成年时允许藤原显光之女元子和藤原公季之女义子入内等等。事实上，从伊周不先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就贸然对花山法皇采取行动这一点上来看，虽然是公认的精通汉学之人，而骨子里其实还只是一个纨绔子弟而已。 附：正三位以上公卿一览表（995年） 官职 官位 氏名 年龄 关白 正二位 藤原道隆 四十三岁 左大臣 正二位 源重信 七十四岁 右大臣 正二位 藤原道兼 三十五岁 内大臣 正三位 藤原伊周 二十二岁 大纳言 正二位 藤原朝光 四十五岁 大纳言 正二位 藤原济时 五十五岁 权大纳言 从二位 藤原道长 三十岁 权大纳言 正三位 藤原道赖 二十五岁 中纳言 从二位 藤原显光 六十一岁 中纳言 从二位 源保光 七十二岁 中纳言 正三位 藤原公季 三十九岁 权中纳言 正三位 源伊陟 五十九岁 权中纳言 正三位 源时中 五十四岁 权中纳言 正三位 藤原怀忠 六十一岁 红色的代表当年死亡，一年之内十四位公卿竟然死了八个，朝堂为之一空。 注１）内览：可以先看进呈给天皇的一切文书的役职，一般由摄政、关白担任，也有少数不是摄政、关白的左大臣、右大臣、内大臣，以及纳言级的人担任此职的特例。 注２）县召除目：县指地方上，除指除去前官，目指认可新官。 注３）阵定：是平安时代的朝议形式之一。左右近卫府的阵中设定公卿的座位，大臣以下出席，讨论政务。 主要参考资料： 《百科事典》、《维基百科》、《歴史チップス》2003年8月号、sayuri著《藤原定子——永远的梅壶中宫》

私出举稻的存在形态

本文节译自宫原武夫先生《日本古代的国家和农民》第二部《古代国家和出举》的第六章，依据《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等史料进行了一些增补，原文中的注解因为多是指出某氏观点出自何处，故从略，有些注解则直接融入译文中了。 律令制下，私稻出举与公出举广泛并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七三七（天平九）年颁布了禁止私稻出举的法令也人所共知。“私出举”就是“民间的出举”、“私人的出举”，薗田香融先生认为公出举的利息是年利率百分之五十，而私出举却是百分之百，高利率的私出举令农民生活窘迫，所以天平九年才开始全面的禁止私出举。这也是目前比较为人们所熟悉并接受的通说。 然而，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菊地康明先生就对此提出重大疑问，并进而提出自己新的见解。菊地先生仔细考察了七五O（天平胜宝二）年以后的贷借证文，得出“天平胜宝二年非法的私稻出举仍然存在，而且年利率是百分之五十”这一结论，并据此反推，认为包含大宝令在内，律令制初期私稻出举的年利率原则上都是百分之五十。本人赞同菊地先生前半段的结论，但对于后半段的反推则有自己的见解，本文就是受到菊地先生研究成果的启发，对私出举禁止令的意义进行进一步探讨的结果。 大宝令的私稻出举 大宝令中关于私稻出举的规定，由于相关令文已经失传而无法得知，但吉田晶先生认为“养老年间的规定就是沿用了大宝年间相关的内容”。 《续日本纪》七一一（和铜四）年十一月壬辰诏（注1）有如下记载： 诏曰。诸国大税，三年之间，借贷给之，勿收其利---------。又出举私稻者，自今以后不得过半利。余者如令。 此外，《续日本纪》养老四年（七二O）三月己巳条（注2）有如下记载： 令诸国每年出举十束，取利三束。---------（私稻出举）其稻虽经多年，仍不过半倍。 而养老令的杂令二十、以稻粟条中有私稻出举的规定： 凡以稻粟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仍以一年为断，不得过一倍，其官半倍。并不得因旧本更令生利，及回利为本。若家资尽，亦准上条。 和铜四年诏与养老四年条都将私稻出举的年利率限制在百分之五十以内，菊地先生由此得出“私稻出举的年利率一般是百分之五十”的结论，但这却是对史料的误解。 七一一（和铜四）年的诏书中“自今以后不得过半利，余者如令”应该怎样来理解呢？个人认为，这是对于私稻出举利率的变更，很明显，存在与令文规定的百分之五十年利率不同的利率，否则也不用特别说明了。而养老令则设定了公出举与私出举不同的年利率。说白了，和铜四年是公出举的无利息对应私出举的百分之五十年利率，养老四年则是公出举的百分之三十年利率对应私出举的百分之五十年利率。 和铜四年到养老四年，十年间私稻出举的年利率一直被限定在百分之五十以内，而相应的公出举的年利率却从无利息变成了百分之三十。但是，也存在公出举年利率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情况，很明显私出举的利率应该要更高，如前文所述，养老令的规定是不超过百分之百。通常认为，天平九年私出举禁止令颁发之前，公出举的年利率就是百分之五十，而私出举的年利率则为百分之百。 这样就很清楚了，对于大宝令中私出举的规定，菊地先生认为在七三七（天平九）年私出举禁止令颁发前，私出举的年利率与公出举一样都是百分之五十的结论是不对的，而吉田晶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 《续日本纪》的养老四年（七二O）三月己巳条和天平六年（七三四）五月戊子条（注3），都提到了私稻出举“取利过本”的问题，并明文规定禁止获取过本的利稻。这与养老令的杂令二十以稻粟条中“仍以一年为断，不得过一倍”的规定相一致。可以说是对吉田晶先生提出的大宝令中私稻出举的规定与养老令的规定一脉相承这一推想的有力旁证。 天平期的私出举禁止令 大宝令施行以后，直到天平九年私出举禁止令颁布之前，“取利过本”的问题一直存在，这一点从《续日本纪》养老四年三月己巳条和天平六年五月戊子条可以得到证实。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大宝杂令与养老杂令对于私出举的规定是统一的，即“不得过一倍”，实际上是起到了利息限制令的作用（注4）。 私出举禁止令之前的相关史料中虽然谈及私出举的弊端，但所指责并禁止的只是其征收超过法定利息的行为，而并没有严令禁止私出举，这一点值得加以注意。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公出举是农民再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私出举同样也是，所以简单的想要完全禁止私出举是不可行的。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在天平九年又出台了私出举禁止令呢？目前的通说认为当时是试图扩大充实公出举用以取代私出举，并希望以此避免因私出举引起农民生活窘境、矛盾激化。在前文提到的菊地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本人试图对天平九年私出举禁止令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据《三代格》记载，七三七（天平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禁止令相关内容如下： 勅。如闻。臣家之稻贮蓄诸国，贷与百姓求利交关。无知愚民不顾后害，迷安贷食忘此务农，遂逼乏困逃亡他所，父子流离夫妇相失，百姓弊穷因斯弥甚。实是国司教喻乖方使致于此。朕甚愍焉。济民之道岂合如此。自今以后，悉皆禁断，催课百姓一赴产业，必使不失地宜人阜家赡。如有违者以违敕论科罪，其物没官，国郡官人即解见任，布告遐迩称朕意焉。 禁止令的要点，结合《三代格》七五一（天平胜宝三）年九月四日的官符可以得知，就是“私稻贷与百姓求利”。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并未用“出举”这一说法，而是用了“贷与”这个词。很明显，“贷与”不会是无利息的借贷，结果本稻的“贷与”和利稻的征收就区分开来了。所以“禁止出举私稻”似乎应该称为“禁止私稻贷与”更恰当一些，不过对于“求利”，受材料的限制，尚不足以推翻目前的通说。 因此，天平九年私稻出举禁止令的法律效应并不浓厚，只是试图禁止私稻贷与而已。 那么私稻出举禁止令的实施情况如何呢？我们可以从相关史料中找寻到一些蛛丝马迹。 《续日本纪》七四O（天平十二）年六月庚午条的大赦条中说到： 兼天平十一年以前公私所负之稻，悉皆原免。 也就是说，天平十一年以前的私出举稻未偿还的均给予免除。这样看来，天平九年私稻出举禁止令实际运用上并未完全禁止私稻出举，否则何来免除之说呢？ 七五一（天平胜宝三）年十一月巳丑条的勅文如下： 自天平胜宝元年已前，公私债负未纳者，悉从原免。其借贷者不在此例。无息贷借者，不在例中。但身亡者，准前。 这就很明显了，“公私债负未纳者”，当指公私出举未偿还者，都给予免除，“其借贷者不在此例”，就是前文提到的“贷与”了。 七六三（天平宝字七）年正月戊午条的诏文如下： 诏曰，如闻，去天平宝字五年，五谷不登，饥毙者众。宜其五年以前公私债负，贫穷不堪备偿公物者，咸从原免。私物者，除利收本。 也就是说，对于私出举，免除利稻，只准征收本稻。反过来就说明，一是直到此时私出举仍然是比较广泛的存在着，二是在非灾年份允许私出举在征收本稻之外另行征收一定的利稻。 综上所述，在天平九年私稻出举禁止令颁布后，实际上仍然允许私出举在征收本稻外，另行征收一定量的利稻。 以上是从遭遇饥馑时颁发的大赦中找寻到的与私稻出举相关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一些史料。 七六一（天平宝字五）年二月戊午条如下： 越前国加贺郡少领道公胜石，出举私稻六万束，以其违勅，没利稻三万束。 这一条按通常的说法是解释不通的，因为难以解释究竟是怎么违勅。通说认为私稻出举禁止令颁发后，禁止私稻的“贷与”，所以本稻的“贷与”就是违勅。然而要是这样的话，“如有违者以违敕论科罪，其物没官，国郡官人即解见任”，那就该没收六万束的本稻并罢免道公胜石，可事实上并未如此。再者说，当时实行的是养老令，按养老杂令的规定，私稻出举的年利率是百分之百，就算没收利稻的话，那也该是六万束而非三万束。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是得从养老杂令上入手，养老杂令二十一出举条有如下记载： 凡出举，两情和同，私契。取利过正条者，任人糺告，利物并给糺人。 即一般的出举，收取规定以上利息的，超过部分将予以没收。早在天平六年就严格禁止收取一倍以上的利息了，那么到天平九年私出举禁止令颁布之后，养老杂令中规定的私出举最高可以征收一倍（即百分之百）年利率自然应该是被严格禁止，比较合理的推论是与公出举的年利率相同，均为百分之五十。这样的话，道公胜石没收的三万束利稻应该就是超出规定的那一部分。道公胜石出举私稻六万束，应该是按百分之百的年利率征收了六万束的利稻，这明显与私稻出举禁止令相抵触，所以没收其超出的那三万束利稻。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种说法，让我们来看另一些史料： 七五O（天平胜宝二）年三通的出举钱解文（见《大日本古文书三》）记载，钱的出举征收“半倍”的利息。可见当时“半倍”很可能是大家公认并合法的利息。 七五九（天平宝字三）年四月八日生江息岛的解文（见《大日本古文书四》）也记载，借贷稻二百束征收利稻一百束，同样也是百分之五十的利息。 可见与养老杂令规定的私稻出举最高能征收百分之百的利息不同，“贷与”或者说“借贷”可以获得百分之五十的利息已经成为公认或者说默认的事实。 综上所述，天平九年私稻禁止令颁发以后，并没有达到全面禁止私稻出举的目的，实际上仍然只是起到了利率限制令的作用。但是，却有效的将私出举的利率降低到了与公出举相同的水平（即百分之五十），私稻出举仍以贷与的名义继续存在着。 平安初期的私出举禁止令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天平初期的私稻出举禁止令，实际运用上只起到了利息限制令的作用，那么平安初期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从《三代格》八一九（弘仁十）年五月二日官符可以得知七九七（延历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就规定公私出举钱的利息最高为百分之五十，而据《日本后纪》记载，七九九（延历十八）年二月十五日，禁止私稻出举一事变得缓和了。 勅，出举私稻，先已禁制，如或违犯，即有严科。而去年不稔，百姓乏食，诸国出举，定难周赡，因时驰张，古今通典，宜宽前制，暂任民情。其收息利，率十收三。如过此限，罪亦如前。 也就是说认可私稻出举可以获得百分之三十的利息，我们知道公出举在七九五（延历十四）年七月以后年利率就变成百分之三十了（称“小利”，注5），那么私出举最多可以得到与公出举一样的年利率，这一点和前文提到天平九年以后公私出举年利率一样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奇怪的是每年的二月和六月都是出举之时（春夏播种之时），可据《日本后纪》记载，同年六月二十日，却再度禁止私稻出举（注6），这是怎么回事呢？可能延历十八年只是个例外，因为受到前一年稻谷欠收影响才少许打破了私稻出举禁止令。但是，私稻出举并不会因为一纸法令而被轻易的完全禁止。 《类聚国史》记载八O三（延历二十二）年六月四日勅文中就提到： 富赡之辈，唯有余储，粜则要以贵价，借则责之大利。 这么看来，当时还存在比公出举利率高的私稻出举，作为对策，大和国“割折有余之贮，假贷不足之徒”，禁止责取“大利”。对于私稻的贷与，政府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措施。 公出举稻不足以担负起劝农作用时，政府便出台了利用富豪私稻进行弥补的政策。《类聚国史》八一九（弘仁十）年二月戊辰二十日条记载如下： 公卿奏曰。频年不稔，百姓饥馑，仓廪空尽，无物赈禀，穷民临饥，必忘廉耻。臣等伏望。遣使畿内，实录富豪之贮，借贷困穷之徒，秋收之时，依数俾报。然则富者无失财之忧，贫者有全命之欢。许之。 畿内有“正税减少”的倾向，《三代格》七六七（天平神护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的勅文就提到“正税减少”“仓廪空尽”，这种情况下私稻出举应该是不可避免。虽然关于私稻出举的弊害，七三四（天平六）年就曾经明确指出了,但《续日本后纪》八三三（天长十）年五月二十六日条仍然提到袭用弘仁十年的办法允许富豪借贷私稻以弥补公出举稻的不足。 壬子，大和国言：“频年不登，例举有欠。准弘仁十年官符，借国中富人稻三万八千束，将赈饥民。”许之。仍敕曰：“夫富豪所贮，是贫寠之资也。如闻：‘先来所行，吏非其人。只事借用，无意返给。所以贫富俱弊，周急怜绝。’宜至秋收，特遣使者，悉令返给。” 利用富豪的私稻进行借贷，自然不应是无利息的。延历十八年的勅文就规定可以获得与公出举相同的利息，即百分之三十的年利率（小利）。延历二十二的勅文则提到那些富豪从来借贷是取“大利”的。借贷与假贷，使用这些与出举不一样的词，大概也有回避与私稻出举禁止令冲突的意思在内吧？至于说到的“大利”，可能就是天平时期与当时公出举利率相同的民间借贷百分之五十的利息。 《续日本后纪》八三三（天长十）年五月二十六日条、八三八（承和五）年四月二日条以及《三代格》八四O（承和七）年二月二十日条、《三代实录》八七O（贞观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条都延续了八一九（弘仁十）年的办法，利用富豪的私稻进行借贷。 《三代格》八九五（宽平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的官符，再次确认了天平九年的私稻出举禁止令，禁止私物出举，这也说明弘仁十年的私稻出举令只是起到了利息限制令的作用。 吉田晶先生认为从七九九（延历十八）年到八九五（宽平七）年，并没有真正禁止私稻出举。户田芳实先生则认为对于民间私出举的限制令和禁止令到八一九（弘仁十）年的官符为止。然而，如前所述，事实上私稻出举禁止令以利率限制令的作用在八、九世纪一直发挥着作用。 综上所述，平安初期私稻出举禁止令是以私稻贷付行为禁止令的形式存在的，实际运用上仍然与天平初期一样，只是起到了利息限制令的机能。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律令政府更加积极的利用私稻来解决百姓的饥馑问题。律令国家在八、九世纪也没有全面的禁止私稻出举，而只是将其限定在与公出举同一利率而已。 小结 律令国家七三七（天平九）年颁布私稻出举禁止令，意图全面禁止私稻出举，独占出举权。出举同时有劝农和收夺功能，国家自然希望能独占并掌握农民的再生产。然而这不过是律令国家的主观意图而已，私稻出举禁止令在实际运用上一直都只是发挥了利息限制令的作用，因为私稻出举是维持农民再生产的重要一环，全面禁止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必须看到的是，私稻出举使律令国家的权力无法深入的介入班田农民的再生产，富豪农民和贵族以私稻出举为手段插手进来。在当时的低生产力条件下，班田农民每年二月和六月春夏两季不得不以出举为再生产和生存手段。私稻出举让农民对富豪、贵族的依赖性加强，加之九世纪以后公出举开始变质，劝农机能减弱而收夺机能加强，这样一来私稻出举对农民的影响力就相应增大。大山乔平先生曾经明确指出中世纪领主的劝农手段就与之有关。 注1：（和铜四年十一月）壬辰，诏曰：“诸国大税，三年之间，借贷给之，勿收其利。其一又，赐畿內百姓年八十以上及孤独不能自存者，衣服、食物。其二又，出举私稻者，自今以后，不得过半利。其三，余者如令。杂令廿。” 注2：养老四年己巳，太政官奏：“比来，百姓例多乏少，至于公私不辨者众。若不矜量，家道难存。望请，比年之间，令诸国每年春初出税，贷与百姓，继其产业，至秋熟后，依数征纳。其稻既不息利，令当年纳足，不得延引数有逋悬。其一又，除租税外公稻，擬充国用。一概无利，恐其顿绝。望请，令诸国每年出举十束，取利三束。仍令当年本利俱纳。其二又百姓之间，负稻者多，缘无可还，频经岁月，若致切征，因即迸散。望请，限养老二年以前，无论公私，皆从放免。庶使贫乏百姓，各存家业。其三又，谨检和铜四年十一月廿二日敕：‘出举私稻者，自今以后，不得过半倍’者。比来，出举多不依法。若临时征索，无稻可偿者，令其子姪易名重举，依此奸计，取利过本，积习成俗，深非道理。望请，其稻虽经多年，仍不过半倍。” 注3：天平六年五月，辛酉朔戊子，太政官奏称：“左右京百姓，夏轮徭钱，甚不堪弁。宜其正丁、次丁，自九月始令轮之，少丁勿轮。其一又，天平四年亢旱以来，百姓贫乏，宜限一年借贷左右京、芳野、和泉、四畿內百姓大税。其二又，大倭国十四郡公私举稻，每郡有之。愚民竞贷，至于责征，不能尽备，资财既罄，遂偿田宅。而每年迴举，取利过本，及父负物征不知情妻子，妻子负物征不知情父母者，自今以后，皆悉禁断之。（其三，妻子负物，底本云子子负物，依三代格校之。）”奏可之。 注4：由律6卷、令11卷组成的《大宝律令》基本修成于701年，次年开始全面施行。但可惜的是律和令已散失，如今只能从《令集解》和《续日本纪》的引文中略见其逸文。17年后的718年，藤原不比等奉元正天皇之命依据《大宝律令》制定了《养老律令》。从现存的《令义解》和《令集解》中可见令的大部分和一部分的律。《养老律令》修成后没有立即施行，而是在放置39年后，直到757年才实施。 注5：延历十四年闰七月，乙未朔，诏曰：“（前略）———如今诸国出举正税，例收半倍息利。贫穷之民，不堪备偿，多破家业，或不自存。与言于此，深以闵焉。古人有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且其论定公廨及杂色等稻出举息利，始自今年，一从省减，乃率十束，收利三束。庶阜财利用，济生民于颓弊，家给人足，缉隆平于当今。布告遐迩，使知朕意。”（三代格十四弘仁元年九月廿三日有引同日敕者） 注6：（延历十八年）癸巳，敕：“去年不稔，百姓乏食。暂任民心，出举私稻。一张一弛，因時垂教。宜更禁断，罪依前格。”

小将你记错了,王朝时代一般指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的合称,有时也特指平安时代~~~~

【王朝時代】 武家時代に対して、天皇を中心とする政治が行われた時代。奈良時代と平安時代をいうが、平安時代だけをさすこともある。

以天皇为中心进行政治的时代就叫王朝时代？

这种说法也太笼统了，平安前期，至少在嵯峨朝以前，朝政机构还与前代变化不大，但是就是在嵯峨朝以后，可以发现，官制的框架越缩越小了，出现了大量的令外官。并且在经济上，随着公地公民制的崩溃，皇室搞私营田（敕旨田），各官司也不靠中央财政，而搞诸司田，从而走向了私有化。平安前期和后期，土地制度和社会的实态变化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所以说，日本学界就一般以王朝时代来形容旧律令框架逐渐变质并走向中世化的时代，虽然说这个词很生搬硬套，但是学术界已经用习惯了。我们也应该服从，而不是在没有取得共识的情况下自说自话。

你自己去看看写平安后期的书，有谁会用王朝时代来形容奈良，或者飞鸟？你看见这后半句话没有？“奈良時代と平安時代をいうが、平安時代だけをさすこともある”。但是我要说就这个解释也不是完全通的，在这里再次强调：王朝时代是日本学界用来指称藤原摄关及院政下的国家形态的专用名词。

这里所说的以天皇为中心,是相对于后来武士阶级执掌大权而言的~~~所以称710~1192年为王朝时代是可行的~~~~另外,飞鸟与奈良不同,飞鸟时代还要早一些~~~

奈良時代と平安時代をいうが、平安時代だけをさすこともある

你懂日文吗？

前一句最后的が有比较的作用，不是并列的意思。

另外我奉劝你一句，不要把网络辞典或者日文维基这样的东西拿来当本本引......

嗯，豪殿啊，你的区分定义确实比较少见。下面是wiki百科上的说法：

王朝時代（おうちょうじだい）は日本史上における時代区分の一つ。

平安時代の言い換え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もっとも多い。鎌倉時代以降と比較して、政治の実権が朝廷にあったことに由来する名称である。史学上の用語としては戦前にはしばしば用いられたが、現在はほどんど使われない。

また文化史的な時代区分として、平安時代の国風文化を特に強調する場合、これがもっぱら行われた期間をさすこともある。この場合には、平安中期（10世紀以降）から平氏の全盛まで、もしくは下限を院政期以前とする。藤原氏を中心とする貴族文化の特色をいうための語である。

好了好了,为这么个名词争论下去没意思,那我把题目改一下好了~~~~

这个说法不是我定义的,出自国语辞典和相关日文专著:

http://dictionary.goo.ne.jp/search.php?id=0226080-0000&kind=jn&mode=5

http://dic.yahoo.co.jp/dsearch?enc=UTF-8&p=%E7%8E%8B%E6%9C%9D%E6%99%82%E4%BB%A3&dtype=0&dname=0na&stype=0&pagenum=1&index=0212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