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文学部朝尾直弘撰写，Bernard Susser英译

政治上的统一

· 织田信长的勃兴

织田信长势力崛起的详细经过已经被史家研究得很多了（注1）。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尾张国的武将之子，怀着勃勃野心消灭一支支同族从而控制了整个织田氏。他不仅性格严苛，还具有军事谋略。1560年他以寡击众打退了企图穿过他的领地前往京都控制朝政的骏河大名今川义元的大军。 1560年在桶狭间赢得的这次胜利奠定了信长尾张国最强大名的地位，很快他就扩展出这个狭小的地方。他首先与三河国的松平元康（就是后来的德川家康）结盟，后者在信长击败今川氏后摆脱了今川氏的控制。然后信长攻击了美浓国的斋藤氏。1567年将之彻底打垮后，他如同在尾张一样牢固地统治了美浓，并将大本营移至该地的岐阜城堡。从这时开始他使用刻有“天下布武”这句口号的印章，展示了他以武力统一全日本的志向。 信长有幸生在了尾张。在他获得当地治权的同时，也给他谋求“全国制霸”提供了一些优越条件。其一，尾张靠近畿内地区——当时后者不仅是日本的政治中心，还是个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地方；而且由于快速成长的商业和手工业，尾张与畿内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其次，虽然室町幕府、朝廷和大寺社这些传统势力在畿内根深蒂固，但在尾张则影响力较弱。于是环境对于新兴大名、商人和其他新势力的成长有利。再有，尾张拥有大河床上的肥沃土地，如木曾川三角洲。独特历史造就的当地特点，包括较先进的防洪技术，以及修筑水利工事的集体组织普遍存在。同时期在近江国形成了众多自治农村，当地还是技术高超的工艺人之乡，而且还云集着运输业人士和商人，他们支配着三条主要道路的运输（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而这几条道路又都同为陆海贸易的命脉。在这种条件下，京都情势能很快传到浓尾地区。

· 室町幕府的终结

1568年阴历九月，信长率领来自美浓、尾张和邻近其他州的5万大军进入京都，由此拉开了日本历史的新一幕。信长入洛的大义名分有两条，虽说他只是诸多可以借用相同理由的大名当中的一个。第一个理由来自足利义昭，此人声称自己才是为傀儡义荣所占据的将军位的合法拥有者。第二个是正亲町天皇的三条请求，其中一条是要信长维修皇宫。 1567年织田家将大本营从尾张迁至岐阜时，义昭就多次向信长求助，其中包括捐助皇太子诚仁的成人礼，归还浓尾二州的御料地，还有修复皇宫。这三条只有信长进京才能实现，于是信长和义昭，朝着共同的目的地京都携起了手。义昭被邀至岐阜，由此得到了武力支持。另一方面，信长扶义昭任将军，便披上了一层“讨伐朝敌”的外衣，以“勤王”为辞上洛。 一进入京都，信长立刻要控制畿内的兵马大权，并向邻近的丹波国、但马国、伊势国进军。傀儡将军义荣出逃，信长遂将义昭扶上第十五代足利将军的座位，并在京中为其建造了居城。信长随后掌握了京都的民政，并在堺、大津、草津等城市任命代官（行政官），将这些地方纳入自己的直接控制。至于朝廷，信长满足了天皇的三个请求，包括修复内记所、紫宸殿、清凉殿等古代权力部门的建筑物。对京都居民他发放公债，并将所得利益献给皇室。他还安堵公家、寺庙、神社的现有领地“当知行”。就这样，信长的军队受到了来自饱受长期争战和社会秩序混乱之苦的上下各界的欢迎。 那么信长是中世秩序的重建者吗？他给时人的印象是一个室町体制的救星吗？完全不是。义昭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当他就任将军时，曾提议信长出任将军的副手“管领”，但信长拒绝了。他不愿作义昭的臣下。1569年，他甚至对将军的仆人，以及义昭的权限，作了条条规定。这是头一次区区一个武士发布命令来限制堂堂将军家的行动，还强迫将军服从。至年底，信长和义昭的矛盾公开化。朝廷对此事态的发展非常关注，曾尝试运用相关职能促使他们和解。然而当时的一份备忘录却显示，信长已经掌握了天下军政大权，且试图把将军权力限制在仅仅作为一个仪式上的朝廷臣子而已（注2）。 义昭不能接受这样的待遇，他以将军的名义，号召全国大名组成反信长联盟。甲斐国的武田信玄，越前国的朝仓义景，近江国的浅井长政，还有总本山位于石山（大阪）的一向宗领袖本愿寺响应了他的召唤。1570至1573年间信长不断地与这些敌人战斗，同时还要应对畿内一向宗信徒武装的纠缠。靠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好运气，他打败了一个又一个敌人。朝仓和浅井被武力消灭，武田信玄因自然缘故死于阵中。 立义昭于京都后，虽然自有打算，但信长表面上对他还是尊敬的。义昭没有自己的武装，也就构不成直接的军事威胁。但将军还是能煽动、组织其他人反乱。所以在1573年，信长终于把义昭赶出了京都。现在他请求朝廷改元“天正”，一个“清静为天下正”的新时代。由足利尊氏建立，延续了230年的室町幕府就此完结，也意味着以幕府为核心建立的室町时代政治制度的覆灭。

· 对宗教势力的支配

信长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架构来取代旧的室町幕府，史家对此并不十分清楚，因为信长还没能实现全国范围的武力支配——这是更彻底、更稳固的制度变革的前提，就被杀害了。可以肯定的是信长企图建立一个霸权，为此他倾力攻打延历寺的僧军，随后对越前和石山本愿寺的一向宗信徒动兵。他意志无忌，手段无情：“府中满尸首，已无空地留。”在挥师3万攻入越前国后，他如是说（注3）。 不过在旧事物被摧毁后，还是可以瞥见一丝信长所希望建立的未来。例如他的新城堡安土，是他统一天下志向的标志。这里成为他的行政中心。在该地，信长下令山城国与和泉国用上交土地资料（指し出し）的方式进行耕地调查。也是在此处他对净土、日莲两宗僧侣间那场著名的宗论作出了裁决。他以一个世俗领导者的身份，宽容地允许宗派共存，以此结束纷争。信长还用另一种方式公开描绘了一幅他的权力凌驾于所有宗教之上的图景：他要求各宗派把寺院迁到安土城下。此情此景犹如装点他那座七层天守阁的绘图：唐土名臣、仙人、智者、佛祖十徒、龙、凤、鬼，还有闻名东亚的帝王圣贤如三皇五帝、孔门十徒，而这个天守的主人信长，仿佛站在所有凡仙两界的领袖之上，至伟至大（注4）。 信长向人民宣告他才是日本最强的人，会保证人民生活安宁。他试图将百姓从贫穷、无安全感、期盼拯救的中世生活中拉出，带进一个生活更稳定、更有前途的新社会。为此他颁布政策解除了种种如枷锁般套在中世民众生活中的限制。这些政策包括引进西医，以新理念建造的城下町，建立自由市场（乐市、乐座），拆除关所。 但这种急进的改变在他的阵营内部产生了不协和，并演变成他的失败。与一向宗的对抗令他明白，除非把自治武士集团与他们的私有领地分离，编入随时听候自己调遣的直属军团，否则武士阶层是个危险。信长着手将领地持有者转变为俸禄领取者，但他的行动显得他只不过一个残酷无情的暴君。 在压制了畿内的寺社和与之联合的一揆（农民集团）之后，信长首先平定东国，1581年他攻入信浓国以及甲斐国（事实上翌年信长才消灭武田氏）。消灭武田氏后，他挺进关东地方的一部。1582年他调头西进，准备与据有本州西端的毛利氏决战。在参加进攻毛利家的途中，他留宿京都本能寺。在那里他被臣下明智光秀谋害，时年仅49岁，而统一日本的事业只完成了一半。

·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

信长死的时候，秀吉，这位后来继承信长的武将，正在备中国的前线上。秀吉出生在尾张国爱知郡的一个农民家庭（注5）。他的父亲曾作为一名足轻（步卒）效命于织田信秀，但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后解甲归田。秀吉16岁时离家，走遍尾张、三河、远江各州寻求主人效力。其间有若干插曲流传下来，说的是秀吉如何以继父给的一吊钱为本，靠贩卖缝棉织物用的针换取吃穿；有的则说他一度加入野武士团伙（土豪武装）。这些插曲说明秀吉出身于“奴婢”这一社会底层，而他对新兴的商业和手工业持开放的态度。 无论他的根本究竟如何，为信长建功前，秀吉确实曾服侍一位远江国的乡侍。而他怎样从一个给信长提鞋的仆人干起，依自己的智慧和能力逐步提升地位，终于成为信长身边最有影响力的将领之一的事迹，作为一个成名故事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当信长建岐阜城时，秀吉以“木下藤吉郎”的名字，担任一个规模虽小但战略意义重大的堡垒的城代。 战场上的才能让秀吉进一步高升。至1580年代，他已经是信长旗下一员首席大将。因此，当信长的死讯传到他那里时，他立刻采取行动抓握信长留下的遗产。他迅速返回畿内，趁明智光秀还没做好充分防御将之消灭，为信长报了仇。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摄津国的山崎。翌年（1583），秀吉击败信长的老将柴田胜家于近江国的贱岳。由此确立了信长后继者这一地位之后，他便在大坂建造起一座城堡作为总部。但在其他地方，仍有与其争霸的大名。 信长的盟友德川家康与信长次子信雄一道，于尾张发生的“小牧·长久手之役”中阻止了秀吉东进，但从军事而言两者难分胜负。于是秀吉寻求从政治上支配家康。他继续信长未竟的工作，在畿辅抹平一揆。他还允许遭信长摧毁的延历寺和本愿寺作为已同政治分离的宗教寺院重新修建。 为了取得权威，秀吉主动接近朝廷并获得提升官位。1585年他被近卫前久收为义子，后者以出自藤原家族中最高贵的一支为傲，而藤原氏独占着执政官“关白”这一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里的最高官职。此前还没有非藤原氏中人受封该职。而今秀吉依靠获赐藤原姓受封这一职位。之后的1586年，他嫁妹于德川家康，并以母入质，促使家康到大坂向其称臣。此时正亲町天皇退位，秀吉遂扶植16岁的后阳成天皇践祚。因此后阳成帝被目为“秀吉的天皇”。如今秀吉已经以“从一位太政大臣”的身份掌控了朝政，显然从朝廷体制而言已经凌驾于官位只到从三位的家康之上。 秀吉趁机又改了一次名字：请求朝廷赐姓“丰臣”。他的理由仅仅是每一个姓名都应有与之相配的人，而他自下层爬到高位，应该被许可拥有一个新姓氏。最终秀吉在京都建聚乐第为本镇。1588年在此地，他邀请后阳成天皇参加一个盛大的游园会。他以这个行动显示了自己的地位，有如先前的足利义满和足利义政。但秀吉在当中还加入了这一个新元素：武家和公家之间的互动。借此机会，29位大名，包括家康在内，感谢秀吉让他们能以朝廷官员（公卿）的身份参加此次盛会。他们还宣誓保护皇家和公家的领地，并绝对效忠于关白——秀吉。 甚至连足利义昭，这位被信长驱逐后流亡至备后国，只剩个名义的将军，此时也被赦免。他回归京都，取法号“昌山”，得到了1万石封地。由于不再有将军，秀吉从名义到实际都是武家领袖了。丰臣政权以天皇行幸聚乐第为契机最终成形。而秀吉这个前农民，也从此开辟了日本历史的新纪元。 “平和”是秀吉统一国家的口号。他步信长之后尘拆除被征服地区上的城寨，但他解释此举是为了“带给诸国50年和平”（注7）。当这句口号传达秀吉未支配地区的大名之处时，为的是防止他们死硬抵抗。换而言之，对可能割据反抗的大名们发布国家的指令，将会弱化他们抵抗的决心。早先时候秀吉就声明他在政治上首先关注于重新分配领地，即“国替”、“知行替”。此举旨在制止全国大名与武士间的争斗，在秀吉的控制下“平和地”取缔倚仗武力防守、攻取领土的行为。现在，关白太政大臣秀吉以武家领袖的身份，将这一政策扩大到全日本的大名。 在秀吉刚刚接手信长未完成的霸业时，日本各地大大小小武士集团割据混战，但各地方都逐渐出现了某一家强势大名依其自己的力量统一地区的趋势。其中最大者，有陆奥的伊达政宗，关东的北条氏政，北陆的上杉景胜，东海的德川家康，中国的毛利辉元，四国的长宗我部元亲，九州的岛津义久。他们当中，德川家和上杉家已经首先纳入信长和秀吉的控制与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毛利家和长宗我部家曾与秀吉的军队交战，却终于屈服；他们在早期便向秀吉称臣。然而，那些远在秀吉活动范围之外，欲以一己实力统一地方的大名们，还没有落入秀吉权力的完全掌控。他们拒绝俯首听命于一个虽然顶着关白头衔，实际上却出身低贱，还因此有许多不利流言缠身的人。 首当其冲者是岛津氏，一个可以追溯到镰仓时代，有着光荣家世的武家名门，他们企图统一九州。当1587年岛津家无视秀吉命其无条件臣服的指令时，秀吉搬出了“维护太平”的朝廷旨意，宣布岛津家为恶逆。随后他下令三十二个州各自组织军队。他亲征九州，以战斗击败了岛津家，使之投降。但岛津家并没有遭到灭族，相反他们虽然被削封却依然是萨摩、大隅两州大名。 关东的北条氏是另一个拒不服从秀吉统治的大势力。原本他们可以通过德川家康臣从于秀吉，但他们拒绝丰臣政权的领地分配方案，还侵入他人领地。于是秀吉将他们的违法行为通告全国，并集合一支15万人的大军挥师关东，包围了北条家的主城——相模国的小田原城，最终将之攻落。在此期间伊达政宗加入秀吉的阵营，向其称臣。然后秀吉带兵进入陆奥国的会津，在这里他重新分封大名——不仅是关东的，还有东北地方的陆奥和出羽两国，那是日本最后一块被征服的土地。至此，全国平定。 秀吉命令臣从的大名们将妻、子送往京都作人质，大名本人也得率领一定数量的部队在京都侍奉他。这种保障仆人对主人忠诚的方法在大名封地内同样采用。也就是说，大名常常要家臣的妻、子入质主城，家臣们也要轮流在那里当值。入质和参勤制在现已统一的国家变得普及。这种“参勤军役”需要大名来担负，而大大名如德川和岛津在京畿还被赐予用以补贴驻京开销的“在京间内领（ざいきょうまかないりょう）”。 秀吉的“平和”不止涉及大名，还深入每一个社会阶级，包括农民和渔民。这一点靠的是刀狩令和海贼取缔令，皆颁布于1588年（注8）。“刀狩”旨在收缴一切农民所持有的武器，包括太刀、胁差、弓箭、枪和铁炮。法令称被没收的武器都将被用来制作钉子和钳夹，为的是秀吉在京都建造方广寺大佛殿。对此意图的解释是，不仅农民自身，其后代都能保住生命——农民们只有拾起农具，专心种地，才能保证子孙代代繁荣。第二项法令严禁海盗行为，并要领主们调查每个州的船主、渔民和其他靠海为生的人，将他们放置于统治下。 这两项法令终结了农村、渔民共同体对抗领主的行为。当时这些举措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人心。这是信长镇压一揆后的又一个步骤，为的是将镇压的结果制度化，形成一种社会体制。后来的历史显示，他们为17、18世纪社会群体间不依武力解决矛盾这种趋势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 “兵农分离”的社会体制

秀吉的检地紧随着他的征服。那些调查比起史上任何大名和信长所做的都更加彻底，今天我们称之为“太阁检地”，得名于秀吉辞去关白职后的称号“太阁”。直到秀吉的1584年检地以前，土地丈量所使用的是中世的标准，即1反（たん，或作“段”）=360步（ぶ）；而土地面积分为“大（240步）”、“中（180步）”和“小（120步）”。后来，秀吉引入了“反（たん）—畝（せ）—步（ぶ）”制，即1反=300步，1畝=30步，1步=1间（けん）的平方。这个长度单位体系沿用至现代，虽然在江户时代1间的长度稍稍缩短。太阁检地不仅是更有效的丈量土地的方法，还是日本史上一次重大的土地制度转型之基础，在本册后续章节还会有详述。 秀吉还在他的领地上推行“石高制”，一种以每块地的稻米产量（用“石”作单位）来统计的办法。丈量的土地不仅有水田和旱田，住宅用地，有时乃至未开发地，山地，林地和湿地也被包括其中。在操作中，此前还因地域、因领主、因目的（为征收赋税）而异的各个容积单位也被统一；“京升”被定为全国标准单位。 当然，在检地过程中与结果里，地域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畿内和近国，那里很早就为秀吉统治，检地被多次进行。相比之下，在生产力低的远国如九州或东北地方，是不可能按规定度量的。在那种情况下，旧的记录仅仅被重新计算，换入新的登记帐中。然而，尽管存在差异，检地仍然能够使得全国的“领地高”明了。其实，全国统一检地始于1591年，就是统一后第一年，而且有证据说明在1593至94年间检地规则有所修正。这些测量显示全国总石高大致为1800万石。 检地帐记录了每块耕地的各种信息：耕种者的名字，面积，生产能力（石高），还有质量——田畑分为上等、中等、下等。这些信息记载在各个村的检地帐上。在中世，几家人同时拥有一块地的权利是常事，但秀吉的检地确立了“一地一作人”原则。丰臣政权不承认已经存在于农民阶级当中的主佃关系，也不认可大名和土地的实际耕作者之间还有任何中间剥削阶层。 于是乎，被载入检地帐的农户作为“作人”，理论上应该是负责纳税者，然而实际上制度是以村为收税的基本单位和纳税代理者。每年的农业税“年贡”按所知产量的某个比例计。丰臣政权定下的标准税率为“二公一民（二份归公，一份归民）”，而实际资料显示现实中收上来的税只是大约是这个比例。每个村子应缴的税额是按每户所拥有的石高在村中总高里所占的份额来定的。若有一户人家不能全额交纳他那一份，则按税收规定，村里要帮补完。 在地租之外，农民还要服役。“役”的本意是使用某个人的劳力，这有多种形式，可以上溯到古代。至16世纪，这个词不仅意味着军役，还常常存在其它同样服务于大名，作为权利交换的徭役。征徭役者或为朝廷，或为幕府，或为大名，或为个别小知行主。体力徭役往往也能以支付金钱或别的物品取代，比如米或其它产品。 一般认为，大战国大名以“国”为治政的单位，并有权在战时征调领内农民服从军役。但大名的权威伸不进臣属们的知行地上居住的民众当中。结果大名和臣下间经常发生利益冲突。丰臣政权的政策则是剥夺臣属们征徭役的权力，将这个权力交于国家最高武家统治者和大名们。 秀吉的检地还给赐予家臣封地的方式带来了重大改变。检地规定每块土地上只准有一个所有者来征税。可该所有者不能自行制定法度。作为大名家臣团中的一员，他被赐予封地。但他的权威是以他主子的法度为基础。换句话说，整个武士阶级如今以各家大名为单位编成，虽然领地持有者可以收税，因为他们属于武士阶级，但这个身份现在只能因顺从大名的权威而获得。例如，在岛津家领内检地时，秀吉下令土著武装地主必须与其土地分离，移居别处。这种在大名领内转封家臣的做法美其名曰“公平地”分配土地；某些大名甚至用抽签的办法来分配知行。 此外，统一全国的同时，秀吉还转封大名，连带他们的家臣，到新的领地，在此过程中臣子们往往丧失了原有的土地权利。这种例子最多的是出自美浓国、尾张国和近江国的大名，他们被转封到北国，关东，或九州。剥夺大名以下级武士的土地所有权，这个明显的意图也是检地的主要目的之一。此前侍们是私有领地的所有者。但是检地后，农民成为土地的保有者，如此武士阶级的成员不得再拥有私人土地。即使现实中家臣们被分封在地界内包含有按类规划的农村的地区，他们也不得亲自参与耕作，或者将土地转做他用，哪怕是土地因为某种原因没有经过检地，或者无人居住，或者没被开垦过。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于是就被削弱到仅仅有权力按某个比例收取土地所产作为年贡而已。 总而言之，秀吉的检地对日本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武士们被剥夺了领地，但得到了收取年贡的权力。与此同时，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负责缴纳地租，以此作为对统治者保证他们土地权利的回报。另一方面，武士们佩戴兵器，成为大名常备军中的成员，并住在城下町，变成官僚化的武人和一个主要的消费阶级。而同时农民们住在村中，在那里他们只能致力于农事。作为被统治者，农民们被剥夺武装，变成给侍生产食物和其他消费品的人。由于这种构思成为社会制度，“下克上”这种代表先前时代的行为，被有系统地制止了；而新社会成形，其标志正是士农两阶级间严格的区别与隔离。

注1有几部日文著作讨论了近世政治史。朝尾直弘，《将軍権力の創出》，pts. 1-3，《历史评论》第241期（1970年8月号）：70-8；第266期（1972年8月号）：46-59；第293期（1974年9月号）：20-36；胁田修，《织田政权的基础构造》（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奥野高广，《织田政权的基本路线》，于《国史学》第100期（1976年11月号）29-48；胜俣镇夫，《乐市场与乐市令》，于“中世之窗”同人主编，《论集中世之窗》（东京：吉川弘文馆，1977），pp. 87-110，再印收于胜俣镇夫《战国法成立史论》，pp. 61-85。自1960年代起一批优秀的英文著作问世。容易找到的有Bardwell L. Smith《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Muromachi Era: A Bibliographic Essay（日本室町时代的社会和文化）》，收于George Elison和Bardwell L. Smith主编《Warlords, Artists & Commoners: Japa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军阀，艺术家和平民：16世纪的日本）》（Honolulu 檀香山：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1）。 注2信长与义昭之间的斗争详见George Elison，《The Cross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Momoyama History（十字与刀：桃山历史风貌）》，收于Elison和Smith主编《Warlords, Artists & Commoners（军阀，艺术家和平民：16世纪的日本）》，pp. 245-79。 注3奥野高广主编《织田信长文书之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70），卷2第62页第533篇。 注4朝尾直弘，《将軍権力の創出》，pt. 2，以及辻善之助主编《日本佛教史》卷7（东京：岩波书店，1953，1970再版），pp. 47-9。研究安土城绘画之意义的英文著作见Carolyn Wheelwright，《A Visualization of Eitoku’s Lost Paintings at Azuchi Castle（安土城中失落的永德作品之想象）》，收于Elison和Smith主编《Warlords, Artists & Commoners（军阀，艺术家和平民：16世纪的日本）》，pp. 87-111。 注5第一部以英文作成的丰臣秀吉全传是Mary Elizabeth Berry的《Hideyoshi（秀吉）》（Cambridge，Mass. 麻萨诸塞州剑桥：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 注6朝尾直弘，《丰臣政权论》，见于《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nd（近世 I）（东京：岩波书店，1963），pp. 159-210；三鬼清一郎，《太阁检地与朝鲜出兵》，见于《岩波讲座日本历史》，3rd（近世 I）（东京：岩波书店，1975），pp. 81-116；以及藤木久志，《丰臣平和令与战国社会》（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论及此事的英文论著有George Elison，《Hideyoshi，the Bountiful Minister（秀吉：丰裕之臣）》，见于Elison和Smith主编《Warlords, Artists & Commoners（军阀，艺术家和平民：16世纪的日本）》，pp. 23*4。 注7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主编《大日本史料》系列11卷4（东京，1902—），p. 817。 注8 Berry，《Hideyoshi（秀吉）》，p. 102-3，133-4。

统一的基础：军事与经济

• 军力与组织

____信长军队的战斗力往往归功于由足轻为主体组成的火枪军，即“铁炮队”。“足轻”一词的字面意思就是“以双脚行进者”。此风源于14世纪起战争中出现的一股逐渐以大量投入足轻来取代骑马武士对打的趋势。至16世纪，足轻们成为装备有枪、弓和铁炮，训练有素的步兵队伍。信长特别重视铁炮队，并能有效地运用他们。例如，1575年发生在三河国具有决定性的“长筱之役”中，信长的铁炮队分成三组轮流开火，击败——确切地说是屠戮了武田家的骑马武士。这场军中最低级阶层带给精英武士的失败发出了战术革命的信号。 ____信长军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的机动能力。桶狭间会战中他证明自己能在必要的时间，必要的地点，以出乎对手意料之外的速度，组织起有效的武装力量。信长出众的军事能力不是事故和运气的结果，而是有谋划的。为了使大军能够顺利移动，他拓宽、修整战略要道，如岐阜至京都，京都与安土间的道路；在河上建造浮桥；制造百桨船以便在琵琶湖运输军队和军需。这使得建立一支足轻组和高阶骑马武士团协同的军队成为可能。而且信长往往亲自指挥作战，或决胜于前线，或在颓势中收拾残局。 ____信长的军事才华还表现在大胆地采用新策略。在包围大坂本愿寺期间，信长曾一度为支援本愿寺的毛利家水军所败。为扭转局面，信长令志摩国大名九鬼氏建造7艘铁甲船，这是日本首造装甲船。这些装备着铳炮的军舰果然消灭了以小型木制船组成的毛利水军。 ____大部队行动需要辅以各类补助单位，比如运输队和工程部队，协助战士作战。结果，战事对输送领内所有资源的要求日增。不似信长，秀吉并不总在第一线指挥战斗，但他继承了信长的战争思想并将之发扬。秀吉的战术特点在他为信长效命时，从1581年对毛利氏的因幡国鸟取城包围战和1582年的高松城之战就可以看出。在鸟取，他挖掘壕沟围住城堡，并以哨塔环绕，将守军逼近饿死的边缘。在高松，秀吉利用了雨季暴涨的河水。他建起7米高，下底20米，上底10米，总长3千米的堤坝，把洪水引向城堡。断绝了补给和支援的守军只得投降。秀吉命守将切腹，但释放了其部下。他还曾用矿工挖掘地道通向敌城下。在所有这些战例中，秀吉充分地运用了人力动员，并能依靠征召来的士卒和民夫的劳力，将自己的部将和从属大名分组分工协作。 ____秀吉在统一战争中处处采取这样的大作战。例如围攻北条家的小田原城时，他不仅建堡垒，还为艺者和商人建店铺，以供等待战斗的围城官兵打发时间。而为侵略朝鲜所作的准备则规模更惊人。秀吉建名护屋城为大本营，并且很快在这个由贫穷渔村变成的大城镇集结了一支200，000人的军队。所动员的劳力跟建造大坂城、聚乐第等大型土木工程时差不多。在统一完成之后，大名们为改善民生修建大坝和水利工事时也如此征用劳力。 ____对北条家的战役中，秀吉任命长束正家为兵粮奉行。在先前的战国时代，每个武士集团参战时得自己从私领上搬运物资。但长束征集了一支船队，用以运送200，000石米和供2万匹马用的饲料给整个入侵大军，而且他还花费1万两黄金购买补给品。因此秀吉使他的军队能够靠自己的官吏获得大部分食物和弹药的供应，并保证了他能将大军迅速地集结到一处。也正因为这样，丰臣政权对商家和船主的倚赖是空前的，他们才是具体执行这些任务的人。 ____信长时期的军队组织保留着战国时代的模样。军队的核心是直属家臣“马廻”。信长的军队同样由独立性强的将领指挥的小军团组成。到了秀吉的时候，大名对领土的支配已经扩展到以一州或一领为军役的基本单位。接着，由于秀吉的检地被更彻底的执行，军役遂趋于以封地的规模为基础，即“每百石若干人”地征发。 ____第一次基于石高制的全国性军役是1592年为入侵大陆所做的准备。那是有系统地按计划操作的：九州大名，每百石出5人；四国和中国大名，4人。畿内与东国的大名负担要轻些，一是因为他们的封地远离名护屋，二则两年前他们已经为对北条家的战役挑过重担。 ____丰臣政权将领地规模与军役结合的方针也仍然为几个内部问题所困。这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针对的是当前的紧急事件——统一战争和侵略大陆。因为前次的兵事中已经受人之助，而且现实中跟前线也存在距离，所以不能完全实现后来德川幕府所采用的军役制度，即准确地按领内石高负担军役。而且秀吉封赏给一些大名的领地中常常还含有不担负军役的封地，即“无役分”。例如1589年秀吉为准备对北条家开战而赐给宫部继润土地，5万石的领地内就有1万不征军役。宫部家估计应当是从剩下的4万石中出2千人。被免役的部分都是大名原先的领地“本领”，又称“安堵知行”，即确认过的领地。而担役的部分是上级封的恩赐领地，“给恩知行”（注9）。 ____丰臣政权所立的一些规矩触动了主臣关系的演进。比如统一完成后，秀吉也开始在先前免役的领地上推动参勤军役。几乎所有的大名领地都被秀吉这样包含在军役制度内，而且同样的公式也应用于势力强大的大名领地，如毛利家、岛津家、小早川家和德川家。当然，封地完全不含免役分还要等到德川政权建立。

• 商业，手工业，和城市的成长

____信长之废除关所和拓宽道路既有利于战事，也帮助了大城市中正在形成势力的商家。商人之受益，还因为最先纳入信长统治下的美浓国、伊势国和中央的近江国，这些地方构成的是一条命脉，是连结远国和畿内的输送网络。信长还废除了“市”（市场）和“座”（行会）的一部分特权，允许自由市场（乐市）和自由行会（乐座）。他保证商家旅行的自由以及无妨碍地做生意。当商家被纳入他的直接支配下时，信长免除了公家、寺院、神社和别家领主加在他们头上的赋税。这些赋税包括市场税，营业税，城市居住税，财产税，还有一堆以回报统治者保证其经营权为名目，作为“谢礼”征收的费用。 ____在信长寻求把商人们从这些巧取豪夺中解放出来时，他也在尝试着将商业活动集中到新建的城下町里。他的安土城下町政令反映了这些城市政策（注10）。对商户迁至安土城下的解释是信长准备调整主干道中山道，使之贯穿城市。同时他还规定商人路过安土必须留宿。管理刑罚和收债的新法令为商业成长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信长保证并确认了传统的工商业中心——京都、堺及其它畿内城市里商座和匠人行会的特权。他的意图是利用这些行会控制商业和手工业，这些组织本就是这两个行业的支配者。 ____信长的座政策看似自相矛盾，既废除了一些人的权利又安堵了另一些人的。但这是有其用意的。他不是为了维持一个榨取个体商贩收点小钱的系统，也不仅仅是因为领土扩张要把城市纳入他的一整套税收机器当中，他谋求的是让城市变成一个为他的士卒提供军备、铁炮、弹药和日常消耗品的供应点。 ____相应的，市和座的特权如有妨碍到这些目的，就被废掉，同时，商座当中那些从经济发达地区进口货物和手工制品的，还有倒卖粮油的——那是关系到领内民生的产品，他们的权利就被认可。这种经济发展趋势必然引起城市和街镇的兴建与扩大。安土城下町的建设就是这么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在那里信长为他的家臣建立住屋，并要求他们住在城下。为达到这个目的，有一次他甚至很极端地把那些不愿迁去安土城的家臣的乡间宅第夷为平地。 ____信长利用商业和手工业界，以及兴建城市和街镇的政策在秀吉治下更是扩大范围了。众所周知，信长有赖今井宗久制造铁炮和弹药。在丰臣政权下，千利休，小西隆佐，神屋宗湛，岛井宗室和其他来自堺、博多等地的豪商领袖，都以不同的方式跟中央政权有联系。例如，千利休从早期就担当丰臣家的财务顾问，小西隆佐等人则是财政官员。商人们很活跃地参与到秀吉那遍布全国的富饶的藏入地的生产当中，或发展、管理矿业，或输送军队，或建城堡和城下町。京都与大坂间淀川上的船运，京都与大津之间的陆路货运及其往东的延伸部分——琵琶湖，形成供应丰臣政权的经济动脉。最终，丰臣政权将它们置于直接管理下，并征收运输税。 ____政策对座的影响在秀吉治下变得更明显。大致在1584年间，受公家、寺院、神社支持的座被废除了，不得再收取行会费。与寺社有关联的手工业行会，如木工、铁匠、制瓦，也接着被废。这个方针也在大名领内实施，但没有这么彻底地将座废除。相反，反行会的政策只是主要针对那些由中世利益阶层支配的组织。这一来便加强了大名对工商业的支配（当然，丰臣政权比他们做得更深入），促进了他们对领内经济的直接控制。 ____商业和手工业而今被集中在环境更开放的城下町中。在那里他们被调来兴修土木或为家臣团供应物品。丰臣政权本身亦不断地建城：大坂城与町，聚乐第与京都的重建，九州名护屋城与町，伏见城与町，都是著名的例子。所有这些均为认真计划的产物，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个典型的城下町，包括一个被大名居所和家臣宅邸包围的总部，一片居民区，还时常有一个建着寺院和神社的地区，劳工和石头、木材之类的建材从日本各大名处征收，而商人负责出本钱。大名家臣团则在农民们一旁参与建造（注11）。 ____这样的建造不仅现于日本中部，在各州也一样：秀吉的异父弟秀长建郡山城；他的外甥秀次建近江八幡城；秀吉自己在征服九州后于筑前重建博多。大名也能达到同样傲人的成就——虽然例子很少——毛利家见证了广岛的建造和成长，而前田家在金泽，伊达家在仙台也相似。蒲生家每次转封都建一座城，在近江国是日野，在伊势国是松岛，在陆奥国是会津（若松）。日本列岛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城建繁荣，直至17世纪中期为止。在保持城市机能的演进时，大名居城的位置也有显著的变化。过去出于战略目的城堡建在山丘顶上，但现在它们建在交通要点的平原上或港口附近，主要的考虑是领内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容量。于是，城堡与街市趋于在空间上融为一体（注12）。 ____当城市建立，大名和他的家臣们，还有商人和手工业者们，从领内各地的集镇、市场和农村集合到一起。商业和手工业从农村中分离，重置于新城市，在町人和农民间建立了身份隔离制。结合着武士和农民的隔离（“兵农分离”），这种城市的形成使得“士、农、工、商”身份等级制度成型，并贯穿于德川时代。

• 钱币铸造与海外贸易的独占

____在16世纪日本，金银生产（后者比例稍低于前者）的显著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都留下了印记。确实，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日本共计占有全世界白银出口总量的1/3。生产的扩大始于1530年代，并对东亚贸易的内容与形式有着重大冲击。织田—丰臣政权对这个形势有着敏捷的反应。 ____1569年[阴历]三月，仅在入洛后一年，信长制定了金、银、铜钱的官方兑换率（10两金=15贯文铜钱，10两银=2贯文），并发布了使用金银进行交易的命令；比如生丝、药材、绸缎和茶器的购进必须以金银付款。官方兑换率的颁布完全是一项新政策；室町幕府从未做过相类的事情（注13）。这也是整个德川时代至1870年代期间所实行的三类货币制的前身。信长任命今井宗久负责开采但马国的生野银矿，后者为信长直辖，而且据记载他还曾命后藤德乘制造金币，虽说这些金币没有留存至今。 ____1588年，秀吉命后藤家铸造“大判”金币，接着还有“小判”和“一分判”。之后，他又派20名炼银师到堺人大黑（汤浅）常是手下制造银币。作为对授予特权的回馈，每年后藤金座向丰臣家交纳金1000枚，尝是座（或称银座）交纳银1万枚。全国所有的金银矿山，包括佐渡金矿和岩波银矿，皆为秀吉直辖。1598年他从中获得的资金超过3397枚金和79415枚银（注14）。 ____这次金银货币的铸造和发行在日本金融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众所周知，日本古代天皇国家以中国特别是唐朝的制度为模范。在公元8世纪，日本曾铸造了12种铜币和1种银币。此后再无货币发行，而且在中世阶段，日本完全依靠外来的宋钱、元钱和明钱。之后随着中世晚期贸易的成长，私家伪劣国内外货币的制造与流通成了一个问题，对此幕府和大名们尝试解决之以时常发布的“选钱令”，即规定了流通种类与兑换率的法令。虽然这些法令不是很有效，却可认为加速了日本币制同中国经济圈分离。而这个过程在17世纪上半段德川幕府治下正式完成，那时不仅是各种金银币，大量的青黄铜币也制造发行了。 ____金银生产的快速增长将日本推入了世界商业当中，并改变了东亚的贸易格局。室町幕府是以向明朝皇帝纳贡的形式同中国贸易的。然此终于1540年代，明朝势衰且实施海禁，海盗贸易在东洋日盛。葡萄牙人，是首批出现于这片海域的欧洲人，在日本、中国和其他东洋国家的三角贸易中担当了中介。他们在澳门建立了据点——明割让那里给他们作为镇压海盗的报酬——并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做转口贸易，以日本白银换中国生丝，后者在日本有很大的需求，用来纺织高级料子。 ____这种官方贸易是通过以葡萄牙王的名义行使军政经大权的葡萄牙舰队长指挥的“大船”来进行的。澳门——长崎航线从1570年代开始成为发自果阿的漫长海路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贸易所获利益有一部分捐给耶稣会作传教经费。该贸易在日本的总部——长崎，连带邻近的茂木地区，在1580年被该地领主大村纯忠与其子喜前捐献给了耶稣会。耶稣会遂得到了那里所有跟土地、行政、司法事务相关的权力，并向葡萄牙船只收取停泊费。 ____当1587年秀吉来到九州时他发觉了这一点，马上宣布传教士放逐令。翌年他显露了独占全部贸易的企图，划长崎为直辖地，并任肥前国大名锅岛直茂为代官。为确立对该地贸易的控制，1588年秀吉还派小西隆佐携带大笔白银到长崎，受命买断葡萄牙船带来的全部生丝。次年他又遣堺代官石田三成买光一艘登陆岛津家领地的葡萄牙船运载的生丝。1594年丰臣秀次奉命用秀吉藏入地内的1万3千石米从岩波银矿换取白银，再送到长崎去购买一艘葡萄牙船运来的铅。而且很清楚地，秀吉还独占金、汞和运自马尼拉的吕宋器皿的采购。生丝和其它货物被转卖给国内商人，而丰臣家的金库里装着差价带来的利润。这笔交易的具体情况不是完全了解，但可以确定秀吉之妻北政所（宁宁）把持着向京都町民出售生丝的权力（注15）。 ____1588年秀吉颁布了海贼取缔令，试图束缚、支配日本的全体海员。同时，大名们，特别是那些九州的，被命令镇压海盗和海盗贸易，充当了丰臣家独占海外贸易政策的开端。结果，丰臣政权建立了一套国家中央垄断官方贸易的体制，同时独揽经济利益和军需物资，其中很大一部分（特别是铅和火药）当时是依靠进口的。

• 领域支配的扩大

____维持丰臣政权之全国统治的经济实力来源于大片的直接管辖地区（称为“直辖地”，或“藏入地”，意即“粮仓地”）。织田信长的领土只限于畿内和近畿地方，而且他能直接支配的土地几乎全是过去室町幕府所管辖的。须记得他曾努力占有堺、京都和大津等城市，以及注重获得生野银矿等矿山。但是信长没能达成稳固的领地支配。反而丰臣政权在统一进程中通过没收和再分配知行，成功地扩大了直辖领。临近丰臣政权的末期（1598年），其藏入地达2，223，641石，占全国总高18，509，143石的12.3%（注16）。虽然这个数字比不上18世纪前半期德川幕府所领的最高值4，120，000石（占全国总高16.5%），却也显示出一片规模之大在此前的日本历史上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土地。 ____秀吉直辖地的地理分布有两个中心，一为摄津、河内、河泉三州，这些地方占有直辖领总高的60%，此外五畿内的另外两州，山城与大和，以及近江、越前、丹波、但马和淡路五州，其中的直辖领的产出占总石直的20%到40%（注17）。从石高上看，超过一半的秀吉藏入地位于这些国。他的另一个藏入地核心在九州岛北部，以筑前国和丰后国为中心。其中筑前国55%的石高和丰后国的40%为他直辖。第一个中心，无需多言，是秀吉的居住地和根基；第二个的作用是侵略大陆军队的集合点和军需来源地。其余的直辖领主要在中部地方，有丰臣氏的老家尾张国，以及九州和大坂之间濑户内海沿岸的一些地区。再有，全日本的矿山和主要城市也是直辖的。 ____起初，将土地划为直辖领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常备军能有足够的兵粮米，以维持已经跟领地分离的家臣团。通过迫使在乡侍放弃农村中的宅第，搬迁到主城，大名便将武士家臣们置于一个可以随时招唤从征的位置上。秀吉将战略意义重大的城堡授予自早年就侍奉他的将领们，随后马上在这些城堡周边划出他的藏入地。统一战争期间，城堡就常常作为兵粮仓。直辖领拱卫着城堡，城堡也守护着这些领地。 ____在已经被平定，且因国家统一即将实现而统治变得稳固的地区，佛教僧侣和商人等被任命为奉行，发挥他们的财务能力和地方影响力。一种让大名直接影响广阔领地而几乎不需武力的控制模式最终建立了。一份近江国殊妙寺保存的1591年奉行检地帐显示，寺院所在藏入地的年开支有9，860石。其中大部分被丰臣政权用来封赏或加增知行给大名、家臣、寺社和僧侣等等。就这样直辖地作为兵粮来源的功能变小，更多地是统一进程中作为重新配置封地的临时补偿性土地。然后，随着政权走向末期，另两种功能逐渐变得更重要。其一，直辖地成为无封地的低级家臣的俸禄米（“扶持米”）来源。其二，用来填补丰臣政权大兴土木的花销。 ____秀吉还设法在直辖地以外造成他的持续存在感，要求大名们在领内划出一块在技术上所有权归属秀吉，为其利益但仍由大名治理的土地。例如，1595年常陆国大名佐竹义宣有领地545，800石，当中10，000石指定为秀吉直属。这片土地原为一片水田，是佐竹家本领，也是东国的大粮仓。估计丰臣政权可靠此积累各地特产（在这个事例中，是金子）（注18）。 ____再举一个例子，出羽国大名秋田氏的领内，秀吉的藏入地占了其中三分之一。根据大名三年递交一次的检地帐所载，这些土地用来向中央政权供应建造舟船和城堡的木材。于是远国大名领内的藏入地就有了第三个作用。中央派出官员强制定期检察，就有可能以“行政失策”的借口，找机会转封这些远国大名，而后者的财税政策比起生产力先进的畿辅又要落后。

注9援引自朝尾《丰臣政权论》p. 183。这部论文的英文译本见于David John Lu整理《Sources of Japanese History（日本历史资料）》（New York 纽约: Mcgraw-Hill，1974），卷1，pp. 186-90。 注10奥野编《织田信长文书之研究》卷2，pp. 300-4（第772篇）。英文版见Lu《Sources》，pp. 184-5。 注11一份德川政权下修建大坂城的事例研究见William E. Hauser 《Osaka Castle and Tokugawa Authority in Western Japan（大坂城与德川氏权威在西日本）》，收于Jeffrey P. Mass和William B. Hauser主编《The Bakufu in Japanese History（日本历史上的幕府）》（Stanford, California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pp. 153-72。 注12研究日本16世纪城下町的早期英文作品，见John Whitney Hall 《The Castle Town and Japan’s Modern Urbanization（城下町与日本的现代城市化）》，于John Whitney Hall和Marius B. Jansen主编《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Japan（近世日本制度史研究）》（Princeton, N.J. 普林斯顿，新泽西州: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pp. 169-88。 注13见朝尾直弘，《‘近世’のはじまり——東アジアの経済変動と三貨制（‘近世’的开始——东亚细亚的经济变动与三类货币制）》，收于《月报 8》；儿玉幸多编集《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 8：安土桃山时代》（东京：小学馆，1966），pp. 1-3。 注14资料来源于《日本风情》（内阁文库），和《庆长三年藏纳目录》，收于野中准整理《大日本租税志》（东京：朝阳会，1926-27），卷2，pp. 585-91。一部对这些文件的详细分析包含在山口启二《幕藩制成立史之研究》（东京：校仓书房，1974），pp. 47-116。 注15《木下文书》，见自山阳新闻社主编《宁宁[ねね]与木下家文书》（冈山：山阳新闻社，1982），pp. 126-7。 注16见朝尾《丰臣政权论》，pp. 185ff；山口《幕藩制成立史》，pp. 47-116。 注17这些州国形成一条交通线，通过东海道、东山道和日本海船路向东部运输；通过山阴道、山阳道和濑户内海向西部运输。 注18见山口《幕藩制成立史》，pp. 71ff。

1，小将说的没错，我当时只是随便拉了相对独立的章节出来翻译。

2，夏兄准备翻译全本？

国际关系之变迁

? 获取外交主动权

信长和秀吉的日本统一事业需要把组成日本国家机器的两个分离的政治实体捆绑在一起。而这项事业也将两位统一者卷入日本以外世界的事务中。对外关系是国内秩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30年代以前，东洋区的国际往来是在一个以明朝中国为主导的框架内进行的，日本应该是这个秩序的一部分。足利义满将军曾被明朝二世皇帝朱允炆（1398—1402在位）封为“日本国王”。义满以这个头衔遣使中国与朝鲜。而从此往后在正式的国交中，同样为中国册封的历代朝鲜大王，也将足利将军们视为跟自己平级的“日本国王”。明朝皇帝位于这个架构的顶端，只有被他封王的人才有资格与之展开邦交和贸易。义满之后的足利将军们不承认这个册封，乃至不再使用“日本国王”的头衔，因为日本自古代以来就对三韩有高之一等的感觉。但是在明朝廷看来，外交关系之基础并无改变，日华关系仍是以朝贡贸易的形式维持着，直到室町幕府没落；而且日本和朝鲜互派了超过60次的使节。
____室町幕府统治日本的体制并不能适应明朝皇帝所以为的那种一元外交关系。相反，国交以多元的形式进行，如细川氏和大内氏这样的大名，都想跟中国做生意，而实际派遣朝贡船的工作由堺等城市的豪商来承担。这些情况不符合明朝的要求。但朝鲜王廷接受了这些事实，给予大名或其他参与贸易者“统治者”或“酋主”的地位，然后才以“王”的待遇来招呼他们（注19）。虽然朝鲜也很想与日本通商，但他们更关心得到日本协助镇压人称“倭寇”的海盗。
____明朝的衰弱加速了朝向多元往来的趋势，并导致中国沿海中小型地区和人民的生产关系的转型。正统的国君间的关系和经国家授权的官方往来开始瓦解，非法贸易和私家交往出现了。1547年最后一次朝贡使之后，日华勘合贸易的终止标志着旧体制的完结。在海外，15、16世纪琉球迅速成为一个贸易国家，以及其在东海的活跃，代表旧体制向新的转型。
____织田丰臣政权出现在这些发展的中间。日本的变化是以明朝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衰弱的形势之一。曾与这个秩序相连的室町幕府已崩坏，为信长与秀吉建立的政治新秩序所取代。根据这些形势，平定国家和一统大名商家的工作使得日本新国家领导集团必然介入并最终承认多元的国际关系和大名与商家建立的私家贸易。此外，明朝势力的衰弱促使日本的新统治者去塑造一个更适合他们需求的新国际秩序。
____再者，一个新元素此时出现在东亚，首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其他欧洲势力。在室町幕府原址上建立的新国家使秀吉得同时承担两个问题：这个国家在变化的东亚中应当是何角色？在跟外国的关系中又该采取何种权力观和国际秩序？
____在统一国家的每一步中，秀吉都重新拾取、再定义旧体制下业已破碎的外交权。例如1587年平定九州后，秀吉安堵了对马岛领主宗义智的领地所有权，并使其独担对朝鲜关系事务。宗氏早就已经以其独特的形式建立了自己的这种权力——利用对马的地理和政治情况独占对韩外交，而且他们还拥有一个具备外交所必要的技能和知识的家臣团。秀吉则以跟宗义智确立主从关系，将对韩外交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后来秀吉决定进攻朝鲜，因为朝鲜大王不向这位统一日本的人纳贡。但义智力劝秀吉暂停攻击，发誓要让朝鲜国王来纳贡。其实义智所做的只是请朝鲜派出一个使团。当1590年朝鲜使臣到达日本，秀吉在聚乐第接见了他们。为嘉奖他所做的这一切，义智被提升为“从四位下侍从”，并获赐“羽柴”这个秀吉一度使用的苗字。
____对于琉球，萨摩国的岛津家也担当了类似的职位。琉球王国曾经在东洋的外交和贸易中拥有独立的地位。但如今这被日本、中国和葡萄牙贸易者所腐蚀，而琉球最终沦为中国和日本间贸易的中介而已。那就是以朝贡的形式从中国得到物资，再转卖给日本。秀吉尝试支配这个贸易，以岛津家为中介同琉球国王交涉。他急于要琉球遣使来庆贺他统一国家，以此接受琉球对日本之宗主地位的承认。但是这个企图还没有实现，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开始了。秀吉将琉球交给岛津家，令该国作为部众协助侵略朝鲜。虽然这个命令没有被执行，秀吉却就这样通过确认岛津家在对琉球外交事务上的特殊地位，以及将岛津氏纳入麾下，而控制了日本的对琉外交。
____秀吉的外交侧重点还朝向其它方向。1590年，北海道松前领主蛎崎庆广上洛，向秀吉称臣，获得安堵领地和一个从五位下的朝廷官职。当时的北海道岛为两个阿伊努部落所占有，而蛎崎家领地只不过是岛屿南端的小片地区。庆广通过统一两个依靠同阿伊努人贸易而成长起来的小街镇，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当1592年庆广来到九州北部参加攻打朝鲜的军队时，秀吉确认庆广有权监视所有同阿伊努贸易的日本商船上的海员和商人，防止他们与阿伊努人进行不公平交易。庆广还被授权向这些商船征收关税。这意味着庆广先前得到的利益被承认了，还获得了监督日本人和阿伊努人贸易的权力。从此秀吉支配了对阿伊努外交的渠道。
____当1587年秀吉在讨伐岛津氏的途中路过九州时，他因为长崎和茂木已经属于耶稣会而震惊。于是次年他没收了教会领地并归长崎为直辖，任命附近的大名锅岛直茂为当地代官。但这仅仅是为了行政而已，秀吉自己直接主持与欧洲国家的外交事务。
____在他的外交智囊团中，秀吉任命来自京都五山（京城临济禅宗的五座大寺院）的僧人作为助手，他们以前在室町幕府中就负责外交工作。僧侣中有西笑承兑、玄圃灵三在1591年前后跟中国和朝鲜进行谈判，他们还起草了秀吉致印度（葡属果阿）行政长官、菲律宾（西班牙属）总督和高山国（台湾）的信件。就这样秀吉在完成国内统一的同时将日本的外交权掌握在手中。而打造国内外新秩序时形成的复杂局面最终将秀吉又推入了另一次大规模用兵。

? 入侵朝鲜

____1591年阴历九月，秀吉下令全日本的大名召集军队侵攻朝鲜（注20）。上一年来到聚乐第的朝鲜使者带来了国王的信函，庆贺秀吉统一国家，并希望睦邻友好。这完全不是秀吉所愿的——他要朝鲜向日本纳贡称臣。虽然如此，秀吉仍然表示希望朝鲜来贡，还要他们让道给他的侵略中国的大军。朝鲜通信使提出抗议，但无效。宗氏担心从此会失去自己在日韩交流中的独特地位，力劝朝鲜让秀吉的军队通过，但也没有成功。不合与矛盾一直无法化解，然后双方都走向了悲惨结局。
____秀吉入侵大陆的计划跟他完成统一的工作是有承接的。一份1585年的文献帮助解释了秀吉所希望创建的统一国家的概念。当年秀吉发函质问加藤光泰，这是一位在秀吉年轻时就追随他的部下。加藤声称秀吉给他的领地比别人小，所产出不足以豢养他那一帮家臣。最后加藤还请求秀吉允许他把一部份替秀吉管理的直辖地封赏给这些家臣。秀吉非常生气，将其所想充分表露无遗：那些土地是为生产兵粮和其它统一战争中所需的物资而存在，他称加藤的要求“过分”，宣布加藤的想法等同于入侵其他大名的领地。他甚至还夸大其词地说加藤暗藏扰乱天下，取代他秀吉坐江山的心思。“平和”是秀吉统一的口号，他要制止大名互相攻杀，要他们在他的政权下和平地建设领地。秀吉太清楚加藤的要求将导致其统治根基溶解。然后秀吉回顾了他如何把加藤从一个仅30石级别的人提拔为一位统领2万石的大名，并说：“由于他（加藤）的缘故，秀吉将不只是征服日本，还有大唐。（注21）”
____大名独自创建武装，彼此消长以扩张领地，这将直接地跟秀吉统一的意图抵触。秀吉以为自己能够把他们过盛的精力引向他个人的征服大陆行动中去，以此便可实现国内的和平与和谐。当统一事业每成功一步他都会说及此计划：1586年进军九州时着重强调了这个计划，还有1588年命令关东和东北大名停止敌对时亦有。这个计划在1591年终于正式成为军队调动命令。于国家统一后发布这份军令，这件事正说明和平的表面下潜伏着矛盾，侵略大陆是必然的，也证明统一和外征两事有着紧密联系。
____1592年，一支超过158，000人的大军集结在九州名护屋军镇，然后渡海到朝鲜。他们的目的地是中国。日本军于[阴历]四月在釜山登陆，占据釜山、东莱两府城，后于五月二日占领汉京。在该处会合后他们挥师北上：小西行长占领了平壤；加藤清正则向东海湾行进并攻克了咸兴，然后北上会宁，捕捉到两位朝鲜王子，最远曾到达图们江畔。与此同时另一批将领各自就位于已经分配给他们的地区，至此日军完全侵入了整个朝鲜半岛。他们包围朝鲜八道的主要城市，向民众放言“顺者生，逆者亡”。这跟平定日本时一样。之后每一路部队都为侵入中国征收赋税、囤积军需。日军胜利的两个原因，一为适应国内战事，二为组建有较强的铁炮队。
____七月，一支明朝军队应朝鲜之求跨过鸭绿江，并两次在平壤附近与日军交锋。第二次日本人被击败，撤退到汉京。朝鲜军因日军的败退振作起来，而当地的义军（游击队）也在各地袭扰日军。明军在李如松的指挥下攻打汉城，但兵败碧蹄馆，又撤回平壤。随后日明两军言和，长达四载的和平谈判于1592年开始了。
____秀吉开列了和平的七个条件，包括如下：一明朝皇女嫁与日本天皇为妃；恢复日华勘合贸易；日明大臣交换誓书，朝鲜割四个道给日本；一朝鲜王子及陪臣入质日本。在另一方面，明朝廷将贸易看作谈判中最麻烦的问题，因为明朝视贸易等同于通贡，需要有皇帝册封；而接下来就是要日本向明朝称臣、乞降、求和。可见明朝仍以华夷观念看世界。再者，各方直接担当谈判的人——小西行长和沈惟敬，也为和谈能有个了结瞒了秀吉。结果是，允诺日本退兵，承认秀吉为“日本国王”，日韩和好。为日军所逼流徙北方的朝鲜王家也同意遣臣随明使赴日行封。
____明韩使团于1596年到达日本，在大坂城受秀吉接见。接着秀吉接受来自明朝皇帝的礼物和谕敕，受封“日本国王”，还被锡以金印，授予蟒袍。他非常高兴，设宴招待使团。可是，秀吉这是出于误以为明朝屈从他的要求。真相很快露出，却是由加藤清正等一干与小西行长在朝鲜自战争伊始就因策略不合而作对的人揭开的。秀吉认为自己的要求被故意歪曲和窜改以使明朝赢得外交胜利，于是他发怒了，再次下令侵攻。明韩使团被逐，谈判随即破裂。
____第二次侵略始于1597年初，逾140，000人渡海及韩。这一回的战略目的只是争取秀吉提出的停战条件了，于是重点在于使朝鲜放弃南三道并尽量抓俘虏。朝鲜再次向明朝求援，明韩官军与义兵们并肩作战。日军却无法再强征人财，因为他们想要占有的朝鲜农村在他们得意之年就已经被严重毁坏了。
____面对人民的顽强抗击，加之李舜臣统制的朝鲜水军威胁补给线路，日本人逐渐被推到釜山沿海一带。由于无法顺畅地配合作战，日本军将领们变得强烈厌战，希图与中国人重开和谈。然而1598年的[旧历]八月，秀吉突然死去，时年63岁。德川家康与其他大老将秀吉之死保密，同时安排日军悉数撤退。日军迅速成功地回了家，而这场为时七年的侵韩之役，无论丰臣政权自身，还是哪家大名，抑或他们的家臣，都没有谁从中得到任何回报或是任何一寸土地，就这么结束了。
____秀吉对朝鲜的侵略有着多个后果。明王朝动用大军，使得本就困难的财政更为恶化，加快崩溃。朝鲜遭受蹂躏，尤其在农业心脏地带南部诸道，经历几代人都没能恢复。至于日本，向外扩张来维持国内统一的冲动以失败告终。丰臣政权之加速衰败就证明了这一点。

? 新的国家观和世界观

____秀吉出兵高丽看起来似乎只是他在统一日本后把国内统一战争的战场延伸到了朝鲜。不过他失败了。到底秀吉清不清楚“国内”和“国外”的区别呢？我认为他知道，而且他通过建立统一的日本国家，开辟了日本人认知外国和世界的新思维。
____在他动荡的政治生涯里，秀吉首次明白无疑地表达自己对居住日本的外国人的态度，是在1587年九州阵中。当时他发布了驱逐天主教传教士的命令，首份文件如是说：“日本是神国，却有人从一个吉利支丹国来宣讲邪说。这是极为邪恶、不可容忍的。”（注22）
____在此秀吉把日本想作“神国”，来对比“吉利支丹国 [译注：吉利支丹，葡文Christ鉶，英文Christian，意为基督教的、基督徒]”。在1540年代当一股葡萄牙人乘坐一艘中国海盗船在种子岛上岸，他们成为首批到日本的欧洲人，而1549年耶稣会的Francis Xavier（方济各?沙勿略）登陆鹿儿岛，则将基督教[罗马天主教派]带来日本。这个时候日本人的世界观仍普遍是佛教徒式的，即世界版图由三个实体组成：日本（本朝），中国（震旦），印度（天竺）。而日本是一个佛法世界边缘的小邦，靠发展神国观念来维护自己政治与文化的同一性。欧洲人则来自一个远远超出中世日本人所能想象的范围之外的世界。于是基督教最初被当成佛教的一宗。而且因为这些欧洲人给他们带来了一件威力巨大叫作铁炮的新武器，日本统治者们的世界观于是立即转变了。秀吉使用“吉利支丹国”这种说法，表明他已知世上还有一处地方有着不同于天竺和震旦的独特文化。对待这个文化，他将之放在头脑里的神国观念中去比对。
____秀吉感觉他在九州见证的天主教国家的活动于日本有潜在危险。传教士不单改变民众信仰，还无情地破坏神社和佛寺，声称那些是崇拜偶像的地方。吉利支丹大名大村纯忠与其子喜前甚至把长崎这一个领内天然良港让给了耶稣会。耶稣会士实际上没的管：他们治市镇，司法度，拥有土地，向葡萄牙船收停泊费。但是，他们无权从入港船只的贸易中收税。
____秀吉很自然地联想到早些时候另一个宗教组织挑战世俗权力的例子：信长费劲镇压的一向一揆。一向宗的信徒们，也摧毁了神社和寺院，试图实现“单一理念，专心修业（一向专修）”，在寺院范围内建设独立于世俗统治者之外的町，武力反抗大名权威。
____秀吉根据自己的经历确信，这些“异端”会妨碍国家统一。耶稣会还被定为外来的领主。秀吉要以自己的力量统合全日本的领主，所以他不会容忍不集中于其单元体制之内的分离权威存在。1587年6月19日[公历]，他下令道贸易和异国往来只有在外国人不妨碍佛教习俗的前提下展开，但他也命令传教士必须在20天内离开日本。
____秀吉所建的新国家之性格是基于神国思想的，而且还添加了一个新元素：国势渐强的日本和一个由衰微的贵族和佛教僧侣支配的中国之间必然出现的矛盾观念。这表现在1592年侵略大陆时秀吉的一番话：“予以仅五百至千人一统武家杀伐相争之本朝。诸殿为先锋与袖长之大明国战，予心甚安。速速取之。”（注23）
____“武家的、残杀内斗的日本”和“长袖的大明国”是相反的两个概念。“长袖的”指的是贵族和僧侣；这从武士嘴里说出是含着蔑意的。秀吉作为一个联合武士集团的人，建立了一个整合众大名的国家，理所当然地将国家看作武士的国度。他对“长袖人物”的鄙视特别强烈，也许是因为他的政权本身就是靠“关白”的头衔才得到合法性。镰仓、室町两幕府的领袖虽也均出自武家，他们却不能把自己从“长袖人物”们一贯的组织原则中解脱。秀吉以他一统诸大名的军事力统治日本。于是武力成为新国家构造的基础，公卿贵族对国家的控制走到了头。在他的眼里，明朝和镰仓幕府都是“长袖政治”。
____在16世纪的统一者之下，“神国”成为一个围绕大名组建起来的国家。在日本和中国双方的“长袖人物”看来，这个新国家都跟他们是对立的。而且，随着明朝衰弱，来日欧洲人前所未有地增加，国际秩序的新权威中心不再是“长袖”的中国，而是“武士”的日本。秀吉就是那么想的，就因为他平定了陆地和海洋，保障了旅行安全，所以中国人应该来朝谢恩。显然，他把自己从狭窄的国内经验中得到的知识，以头脑简单的方式，应用到复杂的国际问题中去。同时，他还用高傲的、狭隘的眼光去看外面的世界。但另一方面又不可否认他试图发展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以取代业已衰弱的中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____1591年，巡查使、耶稣会士Alexandro Valignano回到日本，四年前他带着四位日本武家少年离开九州赴欧，这次他带来了葡属印度（果阿）行政长官的信给秀吉。在回信中，秀吉暴露出更多他所以为的日本的世界地位。他写道，他以战一统经年变乱的日本六十余州，安抚民生，乃至外邦都来朝贡。而且，他计划征服大明国以显威名于海外。他再次声明日本是神国，日本的神是万物之源。神道在日本的地位等同于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儒学。最后，他禁止天主教士，后者依旧无视禁令前来日本，虽然他承诺保证商人和贡使的陆海安全。（注24）
____在同年一封致菲律宾总督的信中，秀吉没写神国那类话，但通过讲述他诞生时出现的异像，强调了他权威的神奇性质。他称朝鲜和琉球为朝贡国，威胁道如果不来称臣就攻打菲律宾。1593年他发了一封同样意义的书信给高山国（台湾），把他奇异的诞生披露得更详细：父母怀他时，太阳光如何地照耀房间。他把自己讲成太阳之子：万物都受太阳恩光，还加上说它的力量慑服一切。信中继续说道他已经进兵高丽，中国准备遣使来降，欧洲人（南蛮）和琉球已入贡。这里所说的来朝来贡没一件是真的；实际上秀吉这是在试图张大他赖以统一日本成为地区新秩序主导的军事力量。
____旧的国际秩序在中国看来，是以夷夏大防为基础的。在这个系统内，中国是文化、祭典、礼教之邦，而夷则是天下的边远外邦。秀吉提出的是一个日本版的华夷观念，将武力强大的“武士征战之国”置于其中心并指挥周边邻国。从日本以外的世界看来，这种思想其内容之虚妄显而易见。然而这个日本的国家统一者却认为宣扬国际霸权未必不可实现。
____确实，甚至任谁都可以找到一些秀吉这样宣称的依据。从他那时候起，朝鲜和琉球就一直被归为朝贡国。这种模式延续至江户时代，两个国家被当作“通信国”，向幕府将军派遣使者，而宗氏和岛津氏两家大名担当中介。阿伊努人在江户时代遭到松前家的武力镇压，开始与日本同化。明朝虽然灭亡了，中国却还是一个拥有独特文化的独立实体。印度（天竺）则从先前日本人持有的佛教式三分天下世界观中消失了。至于欧洲，作为文化皆不同于中国和印度的基督教国家，在日本人的世界观中占了一席之地，其证据就是秀吉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直接外交，以及德川幕府与荷兰的关系，后者不久之后独占了欧洲与日本的交往。在江户时代，中国与荷兰都是地位大致相同的“通商国”。

注19 田中健夫，《中世对外关系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荒野泰典，《大君外交体制的确立》，收于加藤荣一、山田忠雄编集《锁国》，《讲座日本近世史》卷二（东京：有斐阁，1981），pp. 117-221。
注20 战后关于侵略朝鲜的主流研究著作将侵略的原因归结为丰臣政权的内部矛盾，那就是：秀吉通过发动侵略来巩固国内统一，压制大名们增加国内领地的欲望。这种观点来源于《伊豫小松一柳文书》（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有影印版）。最近若干部有关日本军在朝鲜之活动的研究问世，但叙事仍欠完整。还有，藤木久志在他的《丰臣平和令》中提出侵略之目的乃是恢复日华勘合贸易。此外参见本册第6章的侵韩专题。
注21 《伊豫小松一柳文书》；岩泽愿彦的《秀吉の唐入りに関する文書（秀吉“入唐”之有关文书）》，《日本历史 第163期》（1962年1月号）：73-5，是首份介绍这则史料的著作。
注22 这是我个人的翻译[私注：指作者从日文翻成英文]。关于中世“神国”观念，见黑田俊雄《中世国家与神国思想》，在他的《日本中世之国家与宗教》（东京：岩波书店，1975），pp. 253-330；以及村井章介，《中世日本の国際意識について（关于中世日本的国际意识）》，见于《民众的生活、文化与变革主体》（历史学研究会1982年度大会报告）（东京：青木书店，1982），pp. 57-67。其资料来源已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编集的《平户松浦家史料》（京都，1951）当中出版，pp. 115-16。
注23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集《大日本古文书 家别第八：毛利家文书 》卷3，pp. 164-8（第904编）；朝尾直弘《锁国之成立》，于历史学研究会与日本史研究会编集的《讲座日本史》卷4《幕藩制社会》（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pp. 59-74。
注24 秀吉致果阿行政长官书信的英文版见于Ryusaku Tsunoda（角田竜作），W. Theodore de Bary和Donald Keene主编《Source of Japanese Tradition（日本古文献）》（New York 纽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pp. 316-18。

“但大名的权威伸不进臣属们的知行地上居住的民众当中。”

这里的权威是仅指徭役方面的吗？可以这样认为吗：太阁检地之前，知行上的领民对封臣的服从要优于对大名的服从？

不是这么理解。

只是说战国大名领国，赋役的承担者是到名主这个阶层，即村落的上层。战国大名以段钱、栋别钱、军役等形式向名主索取，而非直接落实到每家每户。但负担还是要由名主转嫁到农民头上的。因此战国大名领国对于基层仍然是一种间接统制，没有实现对基层的直接控制罢了。太阁检地以及江户幕府建立后，第一次实现了封建领主（幕府、大名）对于土地所有者的直接控制，排除了任何中间层。

但是绝非如典型的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那样，一块土地上的领民只对他的领主效忠，而不对领主的封君乃至国王效忠。战国大名来自于守护大名，而守护大名最早又是守护。而守护这个东西一开始就获得了领国内的军事、警察权。所以无论哪个领主的知行地上的小老百姓，守护大名/战国大名都当然的可以直接对之生杀予夺。这一点绝无“权威不能伸进臣属的知行地”之说。

大一统国家的权力架构

? 高于一切的“天下人”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所创建的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军事领袖，统制着大名们的武士团的全体人员，后者守护着自己的领地。这个国家架构之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权来自上方的信长和秀吉，而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名们，经过长期的征战，获得他们领地的支配之后，因相互依存，从下方接受一个具有高层权威的共主统治。为什么这个国家不是依靠独立大名联合体的共识而形成的呢？

通过严格的兵农分离政策，大名的家臣团跟他们的乡下私领切断了关系，重新组建了一个定义明确的侍阶级，他们治理着组成大名封地的每一块耕地，在大名的直接领导下运行立法、司法、财税等各项职能。这项政策是秀吉自上而下推行的，而众大名已经向他效忠。接受了这个方案，大名们就可实现对领地更加深化的支配，从而保全了自己的地位。然而只有与信长和秀吉结成主从关系，大名才能保障自己的领主地位。必要的日常社会与经济机能，包括农业、手工业生产、贸易与流通，完全交由农民、商人、匠人和其他被统治人民，而不开放给武士参与。从体制上而言，统治、行政权在法定的侍阶级手上，而农村或市镇的日常管理则大部分委于被统治阶级农、工、商当中的专门人士。

日本中世晚期的统治阶级丛生于村和町。通常几个村子会结成自治团体，即“惣村”。这些自治村庄联合会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显得突出，例如畿内和近畿各州，而且特别存在于宗教势力的领地内，包括一向一揆和兴福寺、根来寺、延历寺这些佛寺。

总村有时还形成以郡为范围的联盟，“郡中惣”，甚至是以州国为范围的“惣国一揆”。“国”与“郡”是古代国家的行政区划单位[译注：“古代”一词在日本史学中指镰仓时代以前]，然而它们的边界线已经不再符合16世纪政治现实的轮廓。相反，古代的行政单位成为自治体形成之基础。有一个近江国的一向宗僧人恰好记录道，这些惣呈地域性地厌恶他们跟某个武士领主的主从关系纽带，同时他们又表现出倾向于京都的朝廷、公家和寺社之统辖（注25）。


农、工、商主张他们不是任何武士的私家随从团的一份子，但却是国与郡之民。他们认为跟武人领主的统治相比，公家贵族的统治还要慈悲一些，对他们的自治权的干涉也更少一些。播磨国的一个农民联盟（土一揆）的口号就是：“国中不要武士”，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注26）。此外，宗教一揆还越过郡或州边界，到更广的地方发起反叛，威胁着大名对领地的统治。例如，一向一揆在本愿寺的领导下结成一个遍布十余州的信徒联盟进行作战。信长敏锐地察觉到这些一向一揆带来的威胁，并出于该理由，诉诸于尽数歼灭的方针。但信长也意识到一个政府不能仅仅靠这样的破坏来维持。他和他的后继者都选择了做一个“天下人（てんかびと）”，如此以日本人民较能接受的方式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与其正当性。


“天下人”一词是当时的人给秀吉和德川家康的绰号；意为“天下的实际统治者”。“天下”这个概念来自中国。在古代日本，日本列岛中为天皇统治的部分即被视为了全部世界，所以“天下”时常在政治上被用来指统治某区域的权力的普遍性（universality）。随着武士政权在镰仓时代诞生，源赖朝，历代北条氏执权，以及后来的足利将军们，经常被称作“天下的主人（てんかのしゅにん）”，意思是他们手握广泛的统治权力。


但还是织田信长最有效果地使用“天下”这个词。到了他那时候，这个词有了四层集中的意义：1、日本和其上的人民；2、京都和畿辅，统治国家的政权之所在；3、政权本身；以及4、政权的历代统治者。信长起先用这个词来向将军发难，他说：“天下正谴责足利义昭”。然后他就推翻了义昭。在这里信长自称代表了公共意见。但同时他又继续坚持主张自己受命于朝廷，将上述第三和第四个义项归于自身。信长随即成了天下（被统治体）的代表，以及天下本身（天下的主体）。由于天下被人格化，他感觉自己是受天命来替换旧的社会秩序。因为信长在统一途中被杀害，所以还称不上“天下人”，但他无疑第一个发展并应用了“天下人”的行为模式，到现实政策中去。

除了用“天下”的概念来正当化自己驱逐足利将军的行为，信长与宗教势力打交道的方法，他的安土城的设计理念，他对从属大名团队的干涉，无不到处渗透着一位起于众多自治集团，又将他们收于其治下的“天下人”的行为方式。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信长对天皇和朝廷的态度。1568年入洛时，他达成了天皇的三个请求，令人感觉他匡扶了天皇和朝廷公卿，后者处于收入断绝的边缘，是古代的掌权者，也是以京都为根基的统治集团。但是信长所想的并不是让古代朝廷体制复活。相反，他的意图是创立以“天下人”的霸权为基础的国家架构。


赶走足利义昭之后，朝廷任信长以高级律令制官职，于是信长的职位迅速提升，直到1578年为止，是时他已是正二位右大臣兼右近卫大将。然而同年他又辞去了所有朝廷职务，此后就一直没有担当任何官职，仅保留着正二位的级别和“前右府”的荣誉头衔。信长拒绝跟朝廷体制的传统、制约绑在一起，那种事情若是出任了官位就真得接受；取而代之的是他谋求将自己放在一个更自由的位置。然而他却让自己的长子信忠，担任了朝廷官位。这种形式被信长的后继者们重复：秀吉成了太阁（退休关白）；家康成了大御所（退休幕府将军或将军之父）。抬着这些荣誉性的头衔，他们令自己成了最具实权的人物，将自己投入到塑造统一国家的行动中。


1581年，一位朝廷使者来见信长，要求他接受左大臣这一任命（一个比右大臣更尊贵的职位）。而信长却回复说希望正亲町天皇退位，他将会扶助皇太子诚仁亲王践祚登基，后者的成人仪式也是由信长资助的。在安土城建造期间，信长也在京都给自己建立一座居所，为的是参与朝廷的各种典礼，有助于支持自己的正当性。但是在1579年，他把这个称作“二条御所”的宅邸送给了诚仁亲王。在这里有一群公卿围着27岁的若宫全职工作，很多朝廷事务是在这里运作的，而不是在年近古稀的正亲町天皇的宫殿里。人们称正亲町天皇的居所为“上宫”，那里处在被称作“下宫”的诚仁亲王的二条御所的北边，因此可以认为朝廷机能被分割了。毫无疑问，信长计划不久之后就扶植诚仁亲王作为“信长的天皇”。


1852年，当信长自东国凯旋，朝廷又一次派使者传旨要任命信长为征夷大将军，效仿古代的征伐关东故事。当时的一次廷议甚至讨论册封信长为太政大臣或关白，这是朝廷中最高官职，可见朝廷认真地将信长视为朝廷体制中天皇以下最高级别的人物。


然而这一回，信长再次推辞了委任。一个月后，信长死在了明智光秀的叛乱中，而他拒绝任命的目的从此无法揭开。但是可以猜想，通过旧朝廷体制来维持宣扬其政治霸权，当中所产生的复杂性对他来说是无趣的。首先，他得把自己的政治前途跟天皇的意志系在一起，他将要永远维护天皇的旨意及其附属物件。其二，他又得让民众相信他事实上支配了天皇和公家，虽然表面上他依赖天皇。紧接着，这或许还意味着信长必须策划扶植新的天皇和公卿，后者将会更能容忍保持这种虚伪的君臣关系。结果，这并不是信长所选择要走的通向权力的道路，而是秀吉才将这个方针付诸实施——依靠立后阳成天皇，以及他本人出任太政大臣。


通过建立“天下人”权威，信长和秀吉也给臣从他们的大名有机会去塑造一种可以用来治理其下人民的公共权威理念。大名们在其领内，是经过国家权威的授权来统治，而非简单的一个以暴力迫使他人服从的私人实体。通过秀吉，大名们甚至可以获得令制官位。结果，他们在各自领地上的合法性得到了官方承认，他们的领主地位也就因此从法律上确定下来。现在，大名们首次可以打着国家和公共权威的名义维护自己的领地统治权，并以此对抗国郡内的平民自治体。


大名获得令制官位的意义还不止于此。要向天皇上奏，可以通过皇族成员、公卿、或显赫的武家来达成。秀吉对武将获取官位进行控制，而且成功地建立了一套巧妙的构架，诱使天皇和朝廷为他的意志工作，同时仍保留对他们的尊重。对于秀吉的需求，最好的答案是动用“天下人”权威扶植一位“某人的天皇”，从彼处获得高级官位。当这个公开姿态做出了，最终的步骤就是把官职和荣誉又还给天皇，而改当“国主”，摆脱旧俗的桎梏。因此天皇成了新国家架构的基础。他在其中当然拥有最高的威望，但只有小小的实权。这一来就显得秀吉的“天下人”权威和大名权威都是朝廷体制下合法的公共权威。


将“神国”思想和中国的“大义名分”观念相比较，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状况便浮现出来。在中国，朝代始终更替，而日本的皇统从未中断过。但如今这16世纪晚期的日本也正面临重大变革的考验，“神国” 真正的守护神明不再是形而上的“神（かみ）”，却是想象着自己有这种责任的天下人。于是，为了画完历史的这条回路，这些人自命为神。在秀吉死后，朝廷封了他一个“丰国大明神”的神号，家康也一样，身后有个“东照大权现”的神号。两者都被奉若神明。根据Luis Fr骾s（路易斯?佛洛伊士）的记载，信长甚至在死前几周就在安土城要人们把自己当神崇拜。在现代以前的日本，心怀怨恨而死的人会被供奉起来以安其魂，但几位“天下人”是唯一被神道承认为神明的凡人政治家。

? 从“征夷大将军”到“关白”再到“太阁”

天下人，他们毕生创建新国家，在自身权威之合法化上面临着多重障碍和困难。秀吉，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经历了特别大的困境，但据信他早年曾梦想当上幕府将军。他的主人信长，曾经被朝廷要求接受破例封给他的将军位；所以很自然的秀吉会主动选择这个方案（注27）。确实，有文献显示1580年代中期秀吉整合日本中部后不久，他便开始跟名义上的将军、因躲避信长而流亡的足利义昭谈判。秀吉正儿八经地提出让义昭回京都，以图成为义昭的义子和未来的将军。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秀吉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统领众大名者的头衔。但是，普遍相信这个意图被高傲的义昭拒绝了。然后秀吉又计划“征东”，就是攻打关东八国。毫无疑问，他想到了征伐东国故事与征夷大将军的任命之间的联系。可是又有个家康在挡道，结果秀吉选择了担任关白这条路。
可是即便这样，秀吉仍因为他的低贱出身遭遇很大的抵抗。萨摩国的大名岛津家，甚至在1586年敢于无视关白秀吉发出的平和令，此前另一位九州大名大友宗麟，曾向秀吉求援以对抗长期的敌人岛津家。岛津家既鄙视“不知所出的野人”，也藐视将这个人擢升到关白位子的朝廷。秀吉最终得依靠武力来对付这种抵抗。即使已经贵为关白，他还需要这样做给他身边的那些人看，证明自己仍拥有与武家领袖身份相称的军事力量。就为这个理由，他继续在国家统一事业中指挥武装力量。甚至在和平的时候，他依然将武力的“御动座”进行到国家的各片地方，完全不同于时人印象中“关白”、“太政大臣”的行事作风（注28）。有趣的是，秀吉就这样给“关白”这一役职作了全新的诠释：在他看来，这是个“一统天下”的职务（注29）。秀吉之大陆侵略亦是如此，部分是出于维护他权威需要。
虽然秀吉为取得正当地位所遇到的困难因其低层出身而加倍，他的人生轨迹却是每一个“天下人”都得走的。一个“天下人”不能仅仅止于整合全体大名，还须用他的权威统领日本的全部土地和人民。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要找到方法以一石击下这二只鸟。终整个中世纪，封建领地制度主要发展于将军的幕府治下，后者是一个朝廷体制下的职务。另一方面，不单是将军，天皇、公卿和其他公家贵族也一样，通过授予朝廷官位的办法与武士结成关系。两方面情况合一便造就了日本特色的封建领地制度：武家精英推行基于石高制的领地分配，而朝廷官位则扮演了合法化武士地位的角色。
只要秀吉还担任着关白太政大臣并且同时站在武家等级的最顶端，公武两家体制上的矛盾就不会浮于表面。然而在1591年，他将关白一职交给了外甥兼养子秀次，开始以“前关白”的身份统治，存生于这个安排之中的体制漏洞逐渐地穿破表面。以秀次为中心的朝廷系统的权力，和以秀吉这位真正持有武家实权的人为标志并掌握在他手中的“天下人”权力，两者之间出现了紧张。举一个例子，1592年一项户口调查命令[人扫令]以秀次的名字发布，要在全国范围清点户数和人数，以给征召壮丁赴朝鲜参战准备一个数据基础（注30）。可就在这个时候，各个大名的领地内，军营劳工（阵夫）和水手（水主）已经奉秀吉的指令出动了。
一般来说，秀吉对大名们发出命令，便使他们从武家首脑秀吉的个人权威中得到合法性。然而，诸如“人扫令”这样的法令是不同的——它们要应用到一整个国家，也因此是出自关白秀次的公共权威。与此相似的，针对全国范围的政令，例如马驿法规（传马式目）、信差的关所通行证，这些都超出了单家大名的权限而最终须以秀次的名义来签发。此外，与朝廷制度相关的事务，比如授予大名令制官位，或者惩罚某贵族，其必要过程都是秀吉传达愿望给秀次，然后秀次才以关白身份进行运作。
诚然，秀吉是那个把秀次放到关白位子上的人，可是当那份任官圣旨一下，秀次就站在了公家的顶端，并有资格在朝廷制度的框架内处理朝中事务。秀吉不能越过这些惯例而以自己的威望为基础实行统治。结果事情发展为政权中分成两伙，秀吉的“太阁派”和秀次的“关白派”，两者的政策可能会相左。
两派的摩擦到1594年更加剧烈，直接的原因也许是秀吉的亲生儿子秀赖的诞生。秀吉与他的正室北政所（宁宁）没有孩子，而他的爱子鹤松，由侧室淀殿（おちゃちゃ、或作“茶茶”）所生，死于1591年，时2岁。所以他才选择外甥秀次作自己的继承人。然而当淀殿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丰臣家就有了两个人有资格继承秀吉的家督之位。这第二个孩子成为又一个核心，在各类政治、军事问题上见解不同于其他人的，便有可能在其周围重整旗鼓。
1594年，秀吉的奉行们在尾张国开展了又一次检地，那里可是秀次的地盘，而且还趁机检查了秀次的民政、财务和领内的年贡收取。同样的检查还在秀次幼弟、大和国郡山城主秀保的封地内，以及刚刚去世的蒲生氏乡的领地内进行，后者是秀吉的老同党，被秀吉封在日本东北要地会津。每一起事件中，对大名权力的越级干涉，都缘于认定这些大名先前上交的检地帐没有做好。于是这样的干涉就是直接跟关白秀次作对了，向世人明示有两条驾驭权力的缰绳存在，而秀吉相信他的才更真实。
1595年[阴历]七月，当第一次入侵朝鲜陷入僵局，和平谈判正进行着的时候，秀次遭到秀吉的奉行们以谋反嫌疑责问。最后，他被剥夺关白左大臣的官位，流放至高野山，在彼处被勒令自裁。关白的重要家臣也接着被捕：有的被判处死刑，有的被流放。秀次的妻子、侧室、孩子，总计超过30人，全都被斩首。数家大名受到牵连，有人还一度遭软禁家中。全体奉行和大名都一一向秀吉按血判表忠心。带头的是秀吉的奉行石田三成和增田长盛，这两人执行了秀次的刑罚。其他接着誓忠的大名包括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和小早川隆景。
在这个事件之后，一部法令[御定]和其追加条款[御定追加]在1595年[阴历]八月十三日颁布，签署着德川家康、宇喜多秀家、上杉景胜、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和小早川隆景的名字（注31）。这部御定试图控制大名，要求大名结婚须获得批准，有争执须平和地解决，有谎言和指控要调查，并对可使用乘舆者作规定。这些规矩的目的是将大名们置于丰臣政权的庇护下，使他们搞清楚自己的公众角色。
“御定追加”命令贵族和门迹（僧侣为皇族和高级公卿家成员的寺庙）专守家族传统，诚事公共利益（公仪），如此明确了丰臣政权与公家、寺院、神社的关系。此外，寺院僧侣和神社神官必须遵守法度，勤勉于学问和法事。配合着地租程序，还宣布全天下之产出要基于正规的调查“检见”来抽税。大名收取产出的三分之二，留给农民三分之一。丰臣政权在1586年就定立了这个二公一民税率，但这次官方承认属于农民的三分之一是他们应有的权利，在考察丰臣氏国家之性格上，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御定还限制武士妾室的人数，一般是以领地规格为标准来管理武士的行为。一些新条款规定了着装和家纹，而最值得注目的是关于诉讼程序的部分。一个十人组负责受理起诉。德川家康和其他几位大老处理上呈太阁的申诉；根据情况，再报给秀吉。就这样丰臣政权建立了自己内部处理诉讼的机制，但是这个机制也许并不合格。
所以说，跟先前日本历史上的各个政权相比，丰臣政权更成功地在其他争权者之上，特别是地方上的，树立起它的统治。秀吉为他独特的权力机构和其内部组织创造了固定的规则，以达成他的意愿。这些规则都基于对“太阁之法度与置目”的服从——而他认为那要高于朝廷律令。
秀吉的制度也有其弱点。两个行政机关，即五大老和五奉行之间的关系，在各自的构成与太阁意志之执行方面并没有明确定义。在五大老之中，有家康这样令秀吉都不敢轻视的对手，也有宇喜多秀家这种若无秀吉支持根本管不了这么大一片领地的人。前田利家，过去是秀吉的同僚好友，也是其中一员，同样等级的还有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和上杉景胜，他们在统一事业的早期阶段就加入了秀吉的阵营。所有的大老都是拜秀吉权力所赐获得令制官位。换句话说，朝廷制度对于五大老的人选和任命有着影响。另一方面，五奉行之中，除了负责治理京都的前田玄以，都是年轻时就侍奉秀吉，做过他的直属家臣的中等大名。
这一来就有了两条路线——通过五大老，以及通过五奉行——连接着秀吉和大名们，而且不出所料，这成为频繁矛盾的根源。当秀吉于1598年去世时，他的遗嘱被送交给两伙人，将秀赖的未来托付给了他们。致五大老的部分使用了一个礼貌的称呼“五人の方々”，而给奉行们的则用了更显亲密的称呼“五人者”，俨然是对家臣说话的口气。就这样两年无事之后，在关原战役中，双方的实际领导人，一为五大老中的最强者，德川家康；另一人便是五奉行中最突出的石田三成。

? “公仪”权力的架构

新成立的统一国家之权威称为“公仪（こうぎ）”，显示自己权力为公，既不属于皇室，也不属于大名之意志。“公仪”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词汇，从中世中期起在日本逐渐传开。这个词的出处已经无法考证，但有两种可能的说法传下来。第一，它指的是朝廷的典礼和仪式，第二，它指各个分支寺院的和尚代表们在总本山开大会通过的议案。前者的意义逐渐演变为朝廷律令，以及相关的令制官位。后者则用来表示诸自治势力，如总村、町民和知行主共同体的决议案。两种意义在室町时代晚期合而为一。在京畿，这个词的意思是“将军”和“将军权力”；在诸国，战国大名如毛利家、北条家，常常用这个词指代自己或别家大名。在个别事例中，它指的是低级武士团体的权威，因为这种权威逐渐统合了诸自治势力。当它用于统治者时，包含着指望领主们做好守土安民的公共职责的意思。
基于这个意义，根据《圣教书》的解释，广泛传播的“侍的大法与公仪”观念，包含着无论何时任何一个地方武士集团，在这些情况下要保持的礼仪：接到天皇的诏书“纶旨”时、接到逊位天皇的指令“院宣”时、接到来自某位高级公卿的指示“御教书”时、或者某份命令“奉书”传达时（注32）。那就是，当御使带来天皇或者将军的“官职宣下”或品级提升的公文时，全家人都要身着正装，在一个洁净、堂皇的厅堂中接受。仪式的出席者要按地位顺序来坐：家世、长幼、嫡庶、僧俗等等。而武士集团的成员能够在首领接受公文时出席仪式，就意味着他们在特定地区内作为“侍”的职权和地位得到了官方承认。他们的联合是基于作为武士阶级的他们在该地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共同利益的主要元素是对领内人民的支配。自然，这个武装特权阶级高度森严，因为他们靠一个个主从关系构成的一套系统来凝聚。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赖以维持自己地位的公共秩序。通过出席、参与这类集体活动，他们便成为这个官方的统治集体中的成员。如此，武人领主才能以统治者的身份面对其领民。
如毛利家和北条家这样的战国大名，在其领地上建立了“国”一级的“公仪”，即自己的地方权威，而那些地区的武士团则作为一个个分家与其家主一齐被他们编入旗下。换句话说，受封知行的武士们加入了地区中最显赫的领主的家臣团，便成为“公仪之家”中的一分子，于是也就被认可为其领地的知行主。另一方面，被战国大名逐出“家”的人就同时失去了知行主和侍的地位。
现在，让我们把“公仪”观念放到统一进程中来看一看。织田信长自1579年始就可被称为“公仪”了，其时恰逢他驱逐足利义昭后6年。当年，他是已经完工的安土城的主人，准备统一天下，置诚仁亲王于京都二条御所。依此道他将“公仪”的两个意味合一，给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仪”权威的感觉。此前，将军义昭虽然身处流亡之中，只有幕府将军之名，却自称，也被某些人称为“公仪”。与此同时，信长无幕府将军之名，然亦称“公仪”。这是怎么一回事？
显然“公仪”的内容经历了一个变化。新的“公仪”观念，在保留着原有两个义项中的第一个的同时，强调了第二个义项，这一个才有实在的内容。当信长建立自己的权威时，他的依据是宣称自己之所为都出于天下的一致意愿。他一贯声言自己推翻旧权威而建立一个新的，非是为了他本人获利，而是为大公的好处。至于毁灭一向一揆，他说，是为了天下；与那些只顾领内利益的、在统一事业中不跟他合作的诸家大名敌对，是为了天下。把将军逐出京都，在他信长看来，也皆是为了天下。这些宣言不是仅仅以假惺惺的陈词滥调结束的。乡野民间自治团体的要求不能被无视；人民已经厌倦了长年战乱，渴望一个安宁有序的日常生活。于是信长动用力量，对他的从属大名们，在领内土地的处置上，在他们家臣的知行分配上，在他们驱使家臣团维护共同利益的策略上，都进行官方性的承认和直接地干预。
在历史上，高级的武家当权者，从镰仓幕府到室町幕府，能够在各种问题（诉讼、争端）上干预受其指挥的武人领主，但他们无法干预从属领主封地内的问题。这也是室町期守护和土著武士集团“国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即便是战国大名，这都仍是他们无能为力的弱点。就凭这一理由而言，信长的干预是革命性的，因为这时候，大名们由于将所领私家化，变为自己个人支配的物件，已经失去了以国家之名义行事的资格。出于这个原因，大名们并不会被置于京都的朝廷体制之下，必然是创出一种新的公共权力。而信长为使武家领主遵循“武士道”，定下了范例。
信长免除了昔日农民们为地方知行主而服的徭役，将他们置于手握“公仪”权威的他的庇护之下。取而代之的是，以一国或一领为单位征役。一个知行主在领内为自家打算而征役被视为是“私人的、非公共性的事务”；而且妄想获取本应属于“公仪”的劳力，是非道的；这样的观念逐渐扩散开来。
丰臣秀吉接过了信长遗留的事业：检地，切断家臣与其私地、隶农的联系，将“兵农分离”制度化。在新法令下，一家大名成为武人统治的一个单位，一个农村成为支配农民的一个单位。秀吉不承认侍个人所有私领，也不允许他们独自支配农民。有这么一条原则是明确的，只有运行着“公仪”并且为领内全民利益打算的他，方能合法地统治。
这种“公”或“官”所有的概念，是通过几件事情在1587和1588年间确立的。1587年的对天主教的政令表明“赏赐国郡土地给臣下只是暂时的”。这就是说，封地不是永恒的“私领”，只不过是委托给家臣的东西而已（注33）。此外还说：“侍可以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但农民不能”。换而言之，虽然领地可以封给不同的武士，但其民会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不可迁移。这表现了近世的土地所有原则。政令还规定武士不能未经“公仪”许可皈依天主教。
这部政令的主体后来逐渐扩大范围，终于演变为成文于1620年代至1630年代的德川幕府的《武家诸法度》（注34）。到了这个时候大名们失去了很多自主权：他们不能自由地结婚，不能随心所欲修筑城堡，不能结成多边同盟，等等。作为组成公仪国家秩序的分子，他们担负着维护天下和平与秩序的责任。
在1580年代后期，秀吉命令全国大名中止争斗，上洛称臣。他站在天下支配者的位置，谋求统合全国大名。1588年的天皇家“聚乐第行幸”是统一事业的最终一笔。他邀请后阳成天皇来到他的居城，有了天皇作后盾，他以关白之身，一举求得为集合于此的大名们奏请朝廷册封令制官位。他令大名们为提升官位而表示感激，并宣誓绝对效忠关白。这实为一次国家性的分封典礼，建立了“公仪”的天下。
一旦公仪天下建立，下一步便是运用这种权力提升大名在地方上的权限。萨摩国大名岛津义久的例子就能用来说明。义久在维持对家族和家臣的支配中遇到了麻烦，于是1592年秀吉依靠自己“天下之公仪”的地位，着手重振义久的权威。他没收了叛乱家臣的领地，转封给义久作藏入地。他还索回曾经被义久和他的家族出让的土地，还在萨摩各寺社的土地上检地，并没收未作出检地帐的土地，将之交给义久直接治理。这些丈量是为了巩固义久的领内权威而开展的，却也改变了义久的土地所有权的性质。而那些在他们家财政困难时出卖的土地，如今整个都成了“公仪”所领，不再可能出于大名一时之念而被处置。
近世阶段众大名的统合以及侍阶级领内权威的建立，显示大名们同样也参与到公共权力中，成为合法公共机能的一员。但是，正如“公仪”所包含的意义既不简单也不清楚，这里所说的“公共权力”和“公共机能”的意义和内容也是历史性的定义，与它们在现代的意味并不相同。我就以列举“公仪”权力的特性，来总结这一章。
其一，“公仪”权力是专制的。随着“天下人”权力的形成，它逐渐从天下人本身扩展到指代整个权力体；“公仪”当时似乎具有超越物质而存在的特点。故而当德川家康在秀吉死后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却难以令自身及其他大名摆脱“太阁的法度与置目”的条条框框。最终为了摧毁这个框架，他不得不以武力打败丰臣家，这才树立起德川幕府的权威。
其二，“公仪”是一个法制规范。将军用以支配大名、大名赖以统制家臣的法律，已经出现于秀吉的“御定”和“御定追加”（1595—8）当中，但第一份成文的《武家诸法度》当中所说的“应当勤勉于学问和兵法”，是应当记住的。它列举了大名治理属地与参与运作公共机能的资格。德川法度的精神和基本特征向来经常被人指出，但是直到如今还仅仅被解释为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这其中有部分是真实的，但并非完满的解释。对修习文武两道的强调，来自于合法统治者所采纳的一种思想，那就是武士阶级必须控制自身的私心，将本领用在有益于天下的事上。
而这一观念就引出了第三个特性。那就是，“公仪”是一种应用于主从关系背景当中的权力机制，特别是对于将军与大名，以及大名与家臣。但“公仪”并不考虑大名与大名或家臣与家臣之间存在主从关系。他们在家格和石高上有差异，然而面对他们共同的主人，无论那是将军还是某位大名，则都是平等的，而在他们之间发展尊卑关系是会遭到压制的。将军与大名、大名与家臣之间的主从关系是公开的，而任何其它从属关系都被视为私下的并遭到禁止。
最后要说的是，公仪有着一组特点。近世阶段的武士只有成为“公仪”的一员时才会被承认属于武士阶级。单个武士不能独立地拥有领地并居于其上；他们的知行和俸禄之收入，是在秀吉和后来的德川氏创造出的条件下，由于他们属于“公仪”集团而得到保证。而严格的兵农分离则是这一切的前提。反过来讲，一个武士是因其身为“公仪”的一分子效力于天下而谓之武士；这也成为武士阶级收取赋税（年贡）、独占政权的逻辑根源。如果一个武士过于任性，将会为背离其阶级所依据的理论而遭到惩罚。日本在公元16世纪的统一就是被置于这样的一个公共权力之下。

注25《本福寺迹书》，收于笠原一男和井上锐夫编集《莲如?一向一揆》，《日本思想大系》卷17（东京：岩波书店，1972），pp. 185-236；引自p. 230。
注26《萨戒记》，中山定亲的日记，1429年[阴历]元月二十九日条（未出版，手稿影印本藏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和京都大学）。
注27人们普遍以为只有源氏一族的成员才能出任“征夷大将军”。信长的家族跟源氏或平氏都没有关系，但为了推翻声称是源氏后裔的足利家，他说自己是平氏。
注28“御动座”一词指的是某位权贵从他的住所移动到另一处地方，有时指某个武将上战场。
注29见《小牧日记》，秀次家臣驹井重胜的日记，1594年[阴历]四月十三日条，于近藤圭造编集《改定史籍集览》卷25（京都：临川书店，1967-9再印），p. 560。另见朝尾，《丰臣政权论》，p. 208。
注30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集《大日本古文书 家别（家わけ） 第九：吉川家文书》卷2，pp. 137-99（篇975）。三鬼清一郎曾经考证，以往所认为的“1591年人扫令”的日期不正确，见《「人掃令」をめぐって（ 关于“人扫令” ）》，收于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编集《名古屋大学日本史论集》（东京：吉川弘文馆，1975）下卷，pp. 97-136。
注31这些御定的文字，见三鬼清一郎《「御掟?御掟追加」をめぐって（关于“御定、御定追加”）》，于尾藤正英先生还历纪念会编集《日本近世史论丛》卷1（东京：吉川弘文馆，1984），pp. 81-111。英文版见Berry，《Hideyoshi（秀吉）》，pp. 144-5。
注32《圣教书》，于《续群书类从》订正三版（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84），第三十二辑 上（杂部），pp. 249-92。
注33这部政令的文字，见安野真幸，《「キリシタン禁令」の研究（“切支丹禁令”之研究）》，于尾藤编集《日本近世史论丛》卷1，pp. 39-79。英文版见George Elison，《Deus Destroyed: The Image of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神灭：近世日本基督教之景像）》（Cambridge, Mass. 剑桥，马萨诸塞州：Harvard University Express 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pp. 117-18。
注34 英文版见Tsunoda（角田），de Bary和Keene主编《Source of Japanese Tradition（日本传统资料）》，pp. 335-8。

完

统一之后的社会与经济

大阪大学文学部胁田修撰写，布朗大学历史系James L. McClain英译

绪论

在公元16世纪的后半段，日本的社会结构与经济能力出现了很大的转变。这些转变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史家看来它们标志着日本从中世阶段向近世阶段过渡。这场巨变的第一波浪潮从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向整个日本扩展，而其中的推动力，在自治城镇例如堺，在自治农村社区，也就是常说的“总村”，证明了自己的存在。这类社区是早先撼动了以庄园制为基础的中世政治、经济秩序的社会运动的最终产物。而这个过程的核心，是中世晚期在畿内和附近地区日益频繁的有组织的农民起义，以及遍布日本大部的地方联合体“一揆”，后者以军事为目的，以自卫为理由组成。这种团体的例子包括所谓的“土一揆”，这是为抵抗特权领主的钱财要求而组成的农民集团，特别常见于15至16世纪的京都地区的一种现象；更大的有“国一揆”，主要由意欲扩大自治范围的武士们组成的更大的团伙；还有“一向一揆”，与净土真宗的本愿寺联合的联盟。

在这样动荡的局势中，曾经掌握私有领地（庄园）的最高特权的公家和寺社首领，被战国期间以自己的方式的打出势力的在地武士领主所取代。这些武士最终将室町幕府推至边缘，并为三个武家霸主的出场打开了道路——织田信长（1539—1582）[私注1]，丰臣秀吉（1537—1598）[私注2]，德川家康（1542—1616），他们在16世纪后半叶致力于武力统一日本。17世纪期间,以无可挑战的军事霸权为基础的大一统政治架构所产生的同化作用，还释放出了产生巨大后果的新力量,引领日本进入了日本史学家普遍称为“近世”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西方史学家常说的“前近代期”（early modern age）。

史家作出过很多解释来从理论上剖析两个过程，一为社会和经济的，一为军事和政治的，是如何一齐做功而产生的“近世社会”。其中最有影响的解释，是中村吉治的“封建制再编成说”（refeudalization），成书于1930年代（注1）。中村氏聚焦于中世到德川时代武家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并总结道近世阶段所表明的是中世封建制的本质性成分在德川幕府治下以一个政治上更稳定、更高度组织化的形式的再编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安良城盛昭以他的“封建革命说”挑战了这一观点（注2）。在埋首于各种提供机会的文献，分析了以家族为基础的农户之结构后，安良城氏提出，中世庄园制并不存在于他所命名的“家父长的奴隶制（かふちょうてきどれいせい）”当中。但是，他认为德川期社会以不同形式组成，而且其特征是17世纪间出现的以农奴（のうど）为本提供劳动力的农业体制。这种从奴隶制到农奴制的转变，安良城氏主张，意味着“纯粹的封建制度”在德川幕府时期才第一次出现在日本。

更近期的第三种说法雕刻出了学术争论的轮廓，由宫川满提出（注3）。和安良城氏一样，宫川氏从农村资料得到了学术灵感，而且他也赞同农奴制是中世社会的特征，日本封建制度在德川时代取得胜利。但是，他相信德川期社会并非基于真正的农奴制，而是他所称“隶农（れいのう）”，一个半独立不独立的阶级，有点类似农奴的小规模家庭。于是，为了将宫川氏的历史转型观点和安良城氏的相区别，我们暂且称之为“发达的封建制说”。

美国的学界很自然地受到日本学者们发展的学说所影响（注4）。同时也要注意西方的日本史专家们独立构建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并且也因此撞击了日本的学界。一个特别著名和有力的见解就是用“early modern”来说“近世”，因此，回避了许多日本人爱用的马克思主义式分析历史社会形态的词汇，同时也让人们把注意力从封建现象上移开，而放在那些联系着1868年以后日本国家和经济之突出点的长期趋势（注5）。

本章将会贴近地查看16世纪晚期，那个划开中世和近世的岁月当中的诸事。从将要呈现的事例之中，可以看到两个时期之间明显地有着连续的链接。但是同样地有证明巨变的激流贯穿着整个转型的年代，而且证据向不同之处倾斜了更多的尺度，而非相同之处。从中世末期里观察到的社会和经济趋势并非毫不动摇地延续到近世时期，德川社会看来也不仅仅是一个中世社会的重建。事实上，中世体制和德川体制是如此地不相似，所以它们应当被认为是不同的社会类型，同时着重点应该放在两个时段的鲜明特征上。这样来认识就需要对16世纪晚期近世社会如何在转化炉中成形有个清楚的估计（注6）。

注1：中村吉治，《幕藩体制论》（东京：山川出版社，1972）。

注2：安良城盛昭，《幕藩体制社会的成立与构造》（东京：御茶の水書房，1959）。

注3：宫川满，《太阁检地论》，全三卷（东京：御茶の水書房，1957-63）。

注4：例如Edwin O. Reischaur对“封建制再编成说”的支持，见于他的《Japan: The Story of a Nation（日本：一个国家的故事）》，第3版（New York 纽约, Knopf, 1981），pp. 78-86。

注5：参见John Whitney Hall《Feudalism in Japan- A Reassessment（日本封建制再探）》，于John Whitney Hall和Marius B. Jansen主编《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Japan（近世日本制度史研究）》（Princeton, N.J. 普林斯顿，新泽西州: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更被看好的有关中世到德川时代转型的主要问题研究，参见John Whitney Hall，Keiji Nagahara（永原庆二）和Kozo Yamamura（山村耕造）主编《Japan before Tokugawa: Political Consolid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1500-1650（德川以前的日本：政治整合与经济增长，1500—1650）》（Princeton, N.J. 普林斯顿，新泽西州：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以及George Elison和Bardwell L. Smith主编《Warlords, Artists & Commoners: Japa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军阀，艺术家和平民：16世纪的日本）》（Honolulu 檀香山：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1）。

注6：有关16世纪晚期制度变化的介绍，参见如下：胁田修，《近世封建制成立史论》（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The Kokudaka System: A Device for Reunification（石高制：重新统一的策略）》，《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日本学报） I》（1975年春季刊）；《The Emergence of State in Sixteenth Century Japan: From Oda to Tokugawa（16世纪日本国家的浮现：从织田到德川）》,《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8 （日本学报 第八期）》（夏季刊 1982）：343-76；以及（同James L. McClain合著），《The Commercial and Urban Policies of Oda Nobunaga and Toyotomi Hideyoshi（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商业、城市政策）》，收于Hall等人（同前注）编集的《Japan before Tokugawa（德川以前的日本）》，pp.224-47。

私注1：原文如此，一般辞书中信长生年是1534年，故疑为纰漏。

私注2：早期书籍中秀吉的生年往往记为1536年即天文五年元旦（99版《辞海》依然如此），这大概是根据《甫庵太阁记》的记载。但桑田忠亲认为记载在大村由己《天正记》和秀吉生前一些文献（国书、九州阵中致北政所书信）中的天文六年二月六日即1537年更可信，这早已为日本史学界普遍接受，因此这里记作1537年。

下节预告：太阁检地与近世农民

五畿内的皇庄、御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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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阁检地与近世农民

——农业生产能力的扩大是支撑日本近世社会经济基础的基石。14世纪，农业生产力曾经出现增长，特别是在古都京都辅近的畿内地方。起先，生产力扩大背后的初始推动者是大地主，他们管理着大规模的土地开发项目，还有受其影响的农民，他们活跃在更小规模且更本土化的区域。原先因战争和抛荒遭到破坏的京畿田地15世纪期间得到了重新开发，全体提高了产量。新田开发在近国也同样普遍。在扩大耕地这个基础上，技术的进步助长了生产能力，于是革新的农业例如双重轮作得到了普及。商品经济也开始发展，其证据是町和定期市场的成长。这一商品经济的元素很快插入农村地区。例如若狭国多良庄的文献，揭示了农民们几乎每天往返于附近的小滨町以出卖他们的产品。另一个商业成长的标志是年贡的交纳逐渐是付以金钱而不是农产品。虽然这种类型的经济发展首先是农村会社之功，但后来领主们也努力促进领内乡间的商品经济（注7）。
——商品经济发展到农村地区产生了若干个结果。一些乡村地主，“加持地主（かじし　じぬし）”，不再参与田地的管理，靠从农民处收取的地租为生，还有些地主拥有从属的人员作为劳动力，这是一个类似农奴（serf）的情况。更商品化的经济有利于某些人，但却导致另一些人破产，使得许多人迁往附近的城市或港町，在那里他们成为散工，仆人，或者乞丐（注8）。不过整体而言，大趋势是拥有土地的农民能得到更多保障。例如，法定的收入分配权，“职（しき）”，是基于庄园制下某个人的作用，像是土地持有者、农民以及作人，拥有了合法的权利。农民处置土地的权力也得到了巩固。这些发展的结果是普通农夫在农村社区中得到了更大的影响力，然后趋向于形成联盟，以更大程度地维护对该政治、经济圈生活的支配。
——16世纪期间，两股力量间出现了角逐的局面：一为总村的扩大，组织成同盟“一揆”，一是与之相对立的，希图领地内安定的武家领主。两种互为矛盾的意志，通过某些基本制度如全国检地、兵农分离和新的地租管理制度“石高制”，在近世政治秩序下解决。织田信长，采纳了始于一些战国大名的土地政策，并将之推行到更广阔，更趋向于全国的范围。然而近世农村政务的完善并非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的，农村行政架构最终成形于秀吉和德川政权治下。
——无论称霸地区的战国大名，还是“天下布武”的织田信长，他们的主要目的都是从制度上取得对乡村的生产能力的支配。16世纪中叶，土地所有权、年贡、军役制在各地存在很大差异。一个领主最需要知道的信息是土地面积，生产能力，以及人力分布。这些信息可能为两种方法之一取得，或直接的，或间接的（注9）。
——织田信长在他的发家之地尾张和美浓的土地政策之详情从来没能充分揭示，但在他后来占领的地区，信长下令进行新的耕地调查。通常他都尝试着委任自己的代表去与当地人联系，但在不可行的地区，他需要当地的地主自行上交土地和地租的报告，这叫作“指出（さしだし）”。无论怎样收集整理，都是按登记者列出的土地所有权和地租资料，依过往惯例收取赋税的（注10）。在信长治下，直接检地于伊势国、越前国、播磨国、摄津国和丹后国实行，“指出”的方法则采用于近江国、山城国、大和国以及和泉国。由于是检地是实地调查，他们得到了领主想要的全部详细信息。即便是由个体所有者上交的“指出”报告，因为他们也依赖于村中提供的记录，所以也包含着相当程度的详情。一些尚存的来自1580年代大和国的“指出”账，例如兴福寺的，显示检地是土地所有者亲自一块田到一块田地调查，并准确地列出土地面积、应缴赋税和耕作者的名字（注11）。
——检地和“指出”账成为织田信长支配诸国的最高权力的文件基础。他的权力的性质与诸战国大名在各自领国内实现的行政权和土地权基本相同。也就是说，他们塑造了所谓的“完全的所有权”，即“一元知行（いちえんちぎょう）”或“一系支配（いっししはい）”。这意味着在他们的领地内，大名，作为最高权力的主人，拥有土地分配权，军权，警察权和司法权。当然，信长的政权对于这些权力的追逐更显彻底，在当时建立了一个胜于各战国大名之上、比先前的室町幕府更加中央集权的权威。
——织田信长能够将这种对高级权威的要求强加于人，同时将各州分封给他的家臣团当中的重要人物，如柴田胜家和羽柴（丰臣）秀吉。信长委任这些家臣行使权力，特别是征收年贡和军役。但是各地在程序上仍然存在差异。在任何一个被统治区域中，生产能力“高（たか）”的平均值被标准化，但其时仍未有任何一种方法成为定制地推向全日本。例如，在五畿内——即山城国、大和国、摄津国、河内国、和泉国，还有近江国、越前国、播磨国、丹波国，粮食以“石”为计量单位。然而贯高制，也就是税租以钱币为计，在尾张国、美浓国和伊势国实行。两套制度都显示出一块土地上以物品计量的具体税租数额以及徭役。实际上，贯高制下的年贡收取也容许用粮食来交付，而所谓石高制的地区的赋税亦可以用金钱缴纳。
虽然信长努力尝试土地支配的一元化，然而事实上他不得不接受“指出”的办法，显示了他离目的还有距离。此外，他赏赐知行地给家臣其实只是再次确认家臣已经拥有的土地权利。寺社和公卿的领地也被批准继续保留旧庄园传下来的特权。结果，表面上虽然有变化，旧的土地产权形式常常依然有效。与此同时，虽然信长将税负和徭役直接摊给农民，却也承认已经存在于农民社会中的地主—佃农关系。因为在若干文献中，他确认了名主，也就是持有一块土地并且因之有责任向领主缴税的人，可以继续保留旧有的收益，还可以向其土地上的佃户收取传统的各种复合租税“小物成（こものなり）”。
紧接着1582年的信长之死，丰臣秀吉拥有了凌驾全国的霸权。在他接手之初，土地权利的面貌依旧如信长治下一样，仍夹杂着一些复杂的地侍的土地权。“石高制”，是丰臣秀吉下令进行的耕地调查也就是“太阁检地”的一个产物。它斩断了乱麻一般的土地权纷争，且同时简单化和明确化了土地产权。秀吉得以推行全国范围的检地，是缘于他集结了比信长更大的武力，并由此得以扩大更强的国家统治权。特别是根据天皇的一道著名纶旨，秀吉得以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你当依天下百姓之福祉治理日本六十六州。”（注12）所以，秀吉把自己的检地称为“天下的检地”。而留存到当时的土地关系也确实由此另建。
采邑意义上的近世，始于由这次“太阁检地”确立的土地权利新原则。在最高阶层，一切所有权牢固地掌握在国家政权手中。如今全体武士，乃至寺社和京都贵族，只有经过秀吉的朱印状确认才能以保留地即“预物（あずかりもの）”的名义持有领地。此外，有关这些土地的具体权利和义务会被推给权力机构的低层分子。秀吉于1587年颁布的旨在禁止基督教、命令耶稣会20天内离开日本的“伴天连追放令”当中就有一条不经意地确定这一行为：“国郡所在知行等应该遵守法度，切不可做非法之事。”（注13）统治者使用的这个“预地”的概念成为新的集中化权力的原则。在庄园制下分离的征税权、课役权和司法权，如今被打包在一起，为一个政权单独持有。
为执行“太阁检地”，奉行们被派往各国。在那里他们奉命调查每个村的每一块田地。这种只依靠派出官员的办法比起信长之所能及更加充分地显示权力。秀吉在这一方面的意图初次显现于1582年。当时是他首次不通过“指出”于山城国开展检地。这个新趋势在1584年近江国部分地区的检地帐中进一步得到证明，然后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成为检地的基本规定。
从耕作人处收集到的资料揭示了一个地区内丰富的土地权利信息。以下是一份来自摄津国小田郡府北村的检地帐。[私注3]正如其它同类文件，上面列出了田地的位置（或名称）、质量评估、作用、面积、预计产值即“石盛（こくもり）”，以及注册者的名字：
田地名/地址：海东
等级（上、中、下）：上
种类（田、畠、屋敷）：田
反当（面积）：一反（993平方米）
石盛：一石五斗（大致是7.5蒲式耳）
登录人：与平
正如这份文献所示，太阁检地以“石高制”为基础，也就是用新的“高”概念来衡量产量“石盛”。每块被登记的田地都要评估出一个表现这块田潜在产量的数字。一个村里所有田地的产量就是这个村的“石高（こくたか）”，以单位稻米来表示。以此为依据，便能算出年贡和收费。甚至不产稻米的土地，例如旱地和房屋用地，也都换算一番，用单位稻米表示理论上的产量。在庄园制下，稻米以外的各种粮食都各分有不同的税种。而“贯高制”则简化了这个程序，将各项税收转为一种计算方法。
为何秀吉和大名们决定以单一农产品——米的形式来征收年贡？答案在于秀吉和他的从属大名谋求更坚实地支配领内的资源和出产。因为这些领地内有着不同类型的土地，各类土地的生产能力差异甚大，领主们需要用某种普遍可行的标准以便他们收取固定比率的年贡。出于这个目的，一些战国大名采取贯高制，在其中年贡以钱币缴纳。但在实际上贯高制难以管理，因为这只能在大名能够规范钱币的铸造与流通的地方才行得通，为此还要干预市场，控制金钱与粮食的兑换。
然而秀吉寻求将他的管辖权扩展至国家的每一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不可能充分掌握全国范围的钱币。丰臣政权曾在1588年发行金币“天正大判”，同时还发行一些银币，但是在现实里这些并不足以在每日生活和更大范围中通行。无论室町幕府还是战国大名，都没有因“选钱令”之类的政策享受过成功的喜悦——那是16世纪期间颁布的，旨在应付由于各种流通货币成色不一而产生的问题。如果各种成色不一的货币还继续存在，则无法在全国范围施行贯高制。另一方面，稻米是日本人民的主要产品，几乎各地都有种植。米还有其它优点：这是一种容易换钱的硬通货，也很方便储藏。最终，丰臣政权采用石高制，用米来计算和缴纳税费。
在石高制下，征收上来的稻米首先是农业生产的地租。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大名可以将这些米充作生活所需以及兵粮。米还是一种主要商品，大名可以将一部分年贡米放到自由市场上销售。秀吉保存有藏入地内的米价记录——以金银单位表示。这件事情表明他十分清楚这种作物的商品价值（注14）。收取米作为地租，大名们得以支配一种重要的商品，并从而通过它的销售来控制市场。另一方面，如今农民同他们最容易推上市场的产品分割开来，从此不能靠销售剩余农产品来改善生活水平。
检地帐的数据“高”，表明的是一块田地的标准产量，是基于土地面积、种类、质量的理论数字（注15）。一些历史学家相信这是真实产量的较为准确的反映，然而事实上两者通常是不同的。“高”是依据生产能力和产量来计算的，同时也会同当地的历史背景、所有者的情况及其需求相协调（注16）。为了得出数据，检地组调查田地，将每块田地的等级分为上、中、下，这会根据该村的综合情况、所种植的种类（是米或是其它谷物）、村子与田地的位置是否靠近运输道路来决定。最后，才会在一个村子的总体耕地范围中，划出上、中、下，然后这个系数再被用来计算每块田地的估计产量。
“年贡村请”是按村石高的一个比率来计算的。作为一项原则，丰臣政权在设定税率的时候，会先抽选一组村庄，调查他们的实际总产量，然后将大致占总产量三分之二的部分定为地租。当然，各年的实际产量会与检地帐中的石高有出入。但是检地组不可能每年都走遍每一个村子来消除差异。因此可以参照当年所选的一组村庄的调查结果，由此来对税额进行修正（注17）。
这种征税的方法与中世阶段的做法有着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是，它允许知行主每年在考虑当年的实际收成后再设定税率。这一来对作人和知行主都有利。丰臣政权定下的税率是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二，仅留给农民三分之一。与中世期的税收相比，这个税率在农民的收入中占有一个更大的份额。在一个中世庄园里，税率往往是长期固定的，因此会由于乡村生产力的提升而有剩余产品产出。丰臣政权采取的新制度终结了这一切，让大名们得以抽取任何剩余产品。正是从秀吉时代开始，武家政权显然认为农民依靠这点更少的收入就能生存，有若干相关的言论流传至今，比如说：“最好的税负是令农民生存在活着和死掉之间”，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近世大名统治的本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同样存在另一面的情况，减少了从农村收取的赋税。石高制以稻米为税负，这意味着当经济作物例如棉花于17世纪中叶起被广泛栽培，就会很难将其纳入石高制当中计算。德川时代期间，农民的抗争及其它因素都使得许多大名减轻百姓负担。例如在17世纪中叶经济发达的大坂地区，棉花种植户实际缴纳的租税降低到每户平均总收入的一成左右。如今史家相信，平均而言，在大多数地区大名们只收取石高的三成左右作为年贡，虽然某些地区曾经偶尔高达八成。换而言之，整个近世阶段当中，税率逐渐变得有弹性，只是作为实际征收额的参考数字而已。
太阁检地不但确定了土地所有者在土地产出上的权利要求，也保证了农民的土地持有权。正如秀吉的奉行石田三成（1560—1600）所做，被登记在检地帐上的名字被视为土地的持有者，“作人”。这个做法曾经产生史学上的若干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去理解检地帐上“一地一作人”的真实情况。在中世阶段，地主，或者说是其土地被登记在册的人，即“名主（みょうしゅ）”；农民，即“百姓（ひゃくしょう）”；以及耕种者，即“作人（さくにん）”——这些不同的人在同一块土地上各自有着特定的权利。而这一系列的阶级，谁才在太阁检地中被登记为土地持有者，这是不清楚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被太阁检地登记的人具有合法的农民地位，即“百姓身份（ひゃくしょう　みぶん）”。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曾经拥有一块土地的所有权，是侍阶级的一员，如今也会被当成作人而负有缴纳地租的义务。
此外仍有一些无法明确的问题，跟强制推行太阁检地造成的农村社会阶层有关。秀吉和大名们是否真的想建立一个单纯的、无差别的农民社会，这是有疑问的。因为即使是检地之后，仍然明显存在着财产上的差异以及受之影响的农民，例如无地农民，还有依附于检地帐上登记的“作人”的村民。事实上，农村中有两类人具有人身依附性质。一种是家长制的大家族中类似奴隶的成员，而且从法律上来说，即使在检地后他们依然没有人身自由。另一种人，他们虽然有名字，也在检地帐上被登记为作人，却仍被认为从属于村里的地主，即“亲方（おやかた）”。这类从属作人，通常在检地帐上被记为“被官（ひかん）”，既拥有法定的农民权利，同时又依附于他们所侍奉的亲方。检地帐中包含他们只是意味着他们成了“可征收赋税的人”，即“名请百姓（なうけびゃくしょう）”，但不是羽翼丰满的土地持有者。从这一面来说，太阁检地并非旨在建立一套贯彻始终的政策，用以创造一个单纯地由小自耕农组成的阶级（注18）。由此可见，丰臣家的乡里土地关系政策更着眼于确保高级土地所有权，同时对持有土地的农民的权利给予更多保障。
——由于检地对全部旧有的土地所有权提出质疑，甚至威胁到一些人的利益，对检地的抵抗会是强烈的。在近江国和山城国，据记载“逾半数百姓逃逸”（注19）。在著名的“肥后一揆”事件里，农民们发起暴动；而在1590年日本北部的出羽国，整个村都参加到燎原之势的反抗当中，杀死检地役人。于是不出意外地，检地组常常要跟年寄谈判以求调和。在一些案例中，官员豁免一部分田地，不予检地，宣布这部分田地不承担年贡。在其它一些地方，屋敷地不计地租，而农民也被免除徭役。然而秀吉依然是残暴的。他想要把检地组派往每一片地方，乃至“山的最深处，能航到的海（山の奥、海は櫓廻のつづき候まで）”。1584年间秀吉威胁要对隐藏田地的人施以磔刑。而在1590年他生气地对出羽检地的负责人浅野长政（1547—1611）说，“若为百姓，无论一乡二乡，不服从者，悉予砍杀”。这个威胁由于上杉景胜（1555—1623）率军支援浅野，相当程度上正如秀吉所言地执行了。
——几乎是延绵不断的战乱使得判断土地权利的归属相当困难，检地组通常考虑的是上一年交税的农民和检地期间实际耕种田地的农民的持有权。持有权在江户幕府治下日益有力和稳固。将军和大名都出台更多的法令来治理土地的分割和出卖，最著名的有幕府的《田畑永代卖买之禁止》（1643年）和《分地制限令》（1673年）。最初这些法令几乎不能强制执行，在1695年有所松动，直至1723年完全废弃。当政府设法限制某些作物品种的栽培、抑制烟草种植时（该项法令出于17世纪末期，是这类限令的主体部分的最后一次颁布），也曾发生类似问题。相似地，虽然土地的使用和让渡有着严格的法律限止，但事实上只要农民仍然继续交纳年贡，没有犯罪行为，他的土地持有权是得到保护的，往往也得以买卖、牟取土地。
——石高制的推行极大地影响了太阁检地之后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因为稻米的重要性增大，其种植范围扩大到了边远的东北地方北部。此外，因为旱地和屋敷地在计算租税时也有一个理论上的、用米的单位“石”来表示的产值，实际征收的年贡米的比率要大于简单地用税率和产量算出的数额。于是，农民被迫对稻米生产采取比其它作物更为集约的经营方式。前面曾经提到，年贡米的收取制约了农民的商品积累。但这个限制不是绝对的。正如中井氏和McClain氏在本卷第11章所述[私注4]，大名们通常迫切地促进其领地内的商品经济。所以商品化生产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在17世纪后半叶，大坂地区的农民开始在自家土地上改种棉花，并从自由市场上购买稻米用以交纳租税。
——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扩展影响了农户组织劳动的方式。一个典型的农村家族，包含直系亲属组成的家庭，这些家庭通常拥有1町，也就是两个半英亩[约六华亩]的土地，这是一个家庭内的劳力就足以完成农作的面积。第二种主要的农业单位是由富裕农民管理的，他们使用隶农和佃户“小作（こさく）”来耕种部分土地。17世纪后半叶，这类人身隶属的人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首要农产劳力是合同农工，即“年季奉公人（ねんきほうこうにん）”，以及短工，即“日雇（ひやとい）”。从属农民“被官”也逐渐获得?独?立，其中一些人迁移到町中。同时，基于家庭劳动力的小规模管理成为主要的生产模式。这种现象造就了劳力集约的农业经营模式，并且同样导致农民为了向城町市场出售而扩大农作。

注7：欲了解经济发展的更多详情，见Kozo Yamamura（山村耕作），《Returns on Reunification: Economic Growth in Japan 1550-1650（回归统一：日本的经济增长 1550至1650年）》，于Hall等编集《Japan Before Tokugawa（德川以前的日本）》，pp. 327-72。
注8：详情参见胁田晴子，《室町期的经济发展》，于《讲座日本历史》，卷7（东京：岩波书店，1976），并见Keiji Nagahara（永原庆二）同Kozo Yamamura（山村耕作），《The Sengoku Daimyo and the Kandaka System（战国大名与贯高制）》；以及Sasaki Gin’ya（佐佐木银弥）同William B. Hauser，《Sengoku Daimyo Rule and Commerce（战国大名的统治与商业）》，于Hall等编集《Japan Before Tokugawa（德川以前的日本）》，pp. 27-63及125-48。
注9：在日本，有一类见解认为织田信长的政权呈现出更彻底的近世期集权的性质，同时认为战国大名近似于近世大名。而这里的观点则把信长定性为一个更像是过渡期的角色，比室町幕府拥有更多中央集权政治的元素，但仍比德川将军要弱势。更近期的研究，参见永原庆二编集，《战国期的权力与社会》（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
注10：那些被发现未经登记的“隐田”或新开垦的田地的人，要经过一次检地或上交“指出”账。因为尾张和美浓是信长的根据地，所以他特别在意自己的权威牢固地掌握这两个州的出产，然而即便是现在，我们也没有发现关于这些地区详细的检地资料。
注11：检地采取一国接着一国进行的原则，而经过调查的土地被封给领主作为采邑“知行”。换而言之，织田政权要得到权力来支配土地，处置土地，分封领地。“指出”是个体土地所有者上交的报告，而且最终起着领地产权声明的作用。在这些案例里，织田政权声称拥有最高的权利，但是“指出”和检地毕竟不完全等同。这可能是因为施行“指出”的地方是寺社的土地。
注12：《岛津家文书》第345编，《大日本古文书 岛津家文书》卷一（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42），p. 342。
注13：见《松浦家文书》。文献的副本被收在《耶稣会日本年表 下》（东京：雄松堂书店，1969）。地点位于松浦博物馆。
注14：1石米的金银市价都被记录在《丰臣家藏米算用帐》中。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敦贺与秋田的米价是10两金值240石米，而在京都只得大约30石米。这个差价是行政干预造成的。这份文献有多个副本。参见拙作《近世封建社会的经济构造》（东京：御茶の水書房，1963），pp. 23-36。
注15：土地被分为田、畠、屋敷地，传统的做法是，如果一家的水田是“上田”，即理论产量1.5石（每反），则其旱地与屋敷地的“产量”就被算作1.2石（每反）。
注16：中村，《幕藩体制论》；松下志朗，《幕藩制社会与石高制》（东京：塙书房，1984）；大森映子，《大名课役与幕藩关系》，收于1978年历史学研究会编集《世界史認識における民族と国家（1978年度歴史学研究会大会報告）》（东京：青木书店，1978年11月）。
注17：先前，史学家们相信“石盛”是村中全部田地的总产量，而年贡比率在每一次检地后得出，然后这个比率就应用到检地帐记录的石盛。
注18：有一个反例，出自近江国1590年检地的相关文献，其中显示这类从属人员的土地持有权得到了承认。宫川满也认为太阁检地使下层农民得到独立，但是他将一些少量的、孤立的例子给普遍化了。宫川，《太阁检地论》，卷二。
注19：见自《片桐文书》，被引用于宫川，《太阁检地论》，卷三，p. 388。

私注3：这句话的地名有误。英文原文是“The following is an entry from the survey register for Fukita village in Ota district(gun) of Settsu Province.”但是查摄津国（Settsu）并无叫做“おた”或者“おおた”的郡。倒是备中国才有一个小田郡。在日文历史书中也找不到这则史料。姑且按日语音译，“Fukita”译为“府北”，“Ota”译为“小田”。
私注4：《剑桥日本史》卷4第11章《Commercial Change & Urban Growth in Early Modern Japan（近世日本的商业转型和城市成长）》的执笔者，中井信彦（Nakai Nobuhiko），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James L. McClain，正是本章的英译者和本卷的副主编。

16世纪期间，商业和都市中心共同成长。当时的京都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政治城市，也是高级传统工艺和手工业生产的中心。如卫星围绕着京都的是较小的贸易城镇，例如堺、大山崎、天王寺、平野乡。这些城町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市场区。在此可以发现商业和手工生产于国家的经济心脏成型。这些城町的豪商们还加入到同中国和朝鲜的海外贸易。这些活动使得京都成为战国时代日本最重要的商贸中心。
在这个中心地区之外，定期集市“六斋市（ろくさい いち）”点缀诸国。这种市场常见于萌芽状态的城下町或者支城附近的商业区，例如山口、小田原、骏府（静冈），甚至如博多和长崎这样的聚居区也成为定期集市的场所。无论坐落于何处，市场刺激了即将开始深入农村经济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定期市场也联系着京畿的中央市场。外围社区将土特产输入大市场，以买回盔甲和织物等制品。
这一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许多历史学家所称的“都市自治”迅速形成于以商业为基础的城町，如堺和大山崎。许多这类市镇在以京都为中心的市场结构中拥有自己的经济地位。譬如大山崎，这是一个位于山城国和摄津国边界上的战略重镇，自10世纪以来诸势力竞相争夺此地，以便建造仓库（纳屋）等商业设施。因为有众多竞争者争取此地的所有权，也因为此地的所有权相当混乱，没有一家外来领主或寺社得以实际统治大山崎。结果，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当地人，他们名义上还是石清水八幡神宫的神官，以自治为原则行使了行政权。他们的经济基础是生产销售灯油和食用油，并且有权购买生料，向京都出售精制油。
许多“寺内町（じないまち）”，即寺社的市镇，亦享有自治特权。位于据认为是净土真宗和日莲宗寺院势力范围的社区内，最终政治权力依然由寺院住持们掌控，例如石山本愿寺、大和国的今井寺町。这与富田林、大塚、贝塚等地的寺内町有所差别，那里的住民自己行使权力。在上述例子中，净土真宗寺院只是文书中记录的所有权者，实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当地人即所谓“年寄（としより）”运作全部的行政职能。自治的权限包括逮捕、审判罪犯，解释免除债务法令的适用范围，以及商谈整个町的租税契约。私有土地权利也能得到承认，甚至市町还保有自卫力量。文献所示的特别有趣之处是，诸如堺、尼崎、塚口等市町的中立地位得到了武家领主的保证，即便是战争期间。例如堺，虽然在贸易和水运上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却没有遭到敌对力量的攻击，各方都保障其和平。
这种中世的所有权秩序到近世阶段的初始期开始产生根本性转变。但变化是缓慢的。织田政权所保障的许多政策与其他战国大名实质上是相似的，即以一种谨慎、稳健的态度对待京都的工商业集团。然而在他的根据地尾张和美浓，信长采取了更为革新的政策，以加强对町的统治。例如，作为加强支配尾浓二州商贸的办法之一，信长任命伊藤宗十郎为“商人司（しょうにんつかさ）”，这是一个承担监督商业活动的职务。在加纳（今属岐阜市）和安土的城下町，信长希图促进都市中心的经济活动力，做法则是给予城下町的商人们特别优惠，并且根据其职业将工商业者集中在特定区域。此外，为改善商业，信长还废除了收费站“关所（せきしょう）”。他在加纳施行的“自由市场”法令，即“乐市令（ろくいちれい）”，以及地租和赋役的有限免除，鼓励了工商业家前往当地安家落户。为了建造他的新治所安土城，信长颁布了多项特殊政策：规定町是开放、自由的市场，垄断的商座被禁止存在；城下町的商家可依法免去债务缓付条令、房产税和赋役；途经中山道的外地行商人必须在安土停留做些生意；城下町的商家还获得在织田领内买卖马匹的专利。信长之所以将这些特惠给予他的城下町的商家，是因为他作为他们的领主，希望他们的商业活动能带来持续的效益增长率。信长还对吸引近江国的工商业者特别有兴趣，后者参与了贸易的建立，或者在军事上有着重要作用，比如铸剑师、制作“榻榻米”（畳）的席匠、锯木工、石匠、木匠。信长通过摊派他们“国役（くにやく）”，即领国建设工作相关的一种役，来利用他们的技能，与此同时免除他们的其它赋役。
然而在畿内和近畿地方，信长却不能施行与其根据地相同程度的政策。主要的障碍是他不能无视公家贵族和历史上势力强大的寺社的特权与利益。例如，在京都，这些集团仍然具有土地所有权，而且行使着当地的警察权和司法权。因此信长只得承认堺和平野乡这类自治都市中商家的特殊地位，后者得到受惠于斯的京都贵族与寺社的保护。在攻打石山本愿寺期间，信长得到了日莲宗的帮助，这是对他许诺重建尼崎长延寺的寺内町的回报。他还保证要使町免遭兵燹。后来，荒木村重，摄津国的领主和信长的直臣，还授予重建的新町调查和处分犯罪的权力，这是给了他们很大的自治权。
信长权力的这种局限同样可以在他何以对待中世以来的商会的权利和利益当中看到。即便是信长入洛并平服畿内之后，“座”的活动依然没有受到影响。这些座一直向公家贵族和寺社当局交纳某种执照费，以获得惠顾和庇护。信长没有触动这些利益关系。相反，他承认了这种状况，证据在于他对建部油座之所作。值得玩味的是，没有决定性的文献充分证明信长曾经废除这个商会的权利，虽说在另一些尚存的文献中他确认了附近其他商会的权利（注20）。这包括认可近江国坚田津的一个座具有监督往来琵琶湖的船只，并对其收取港口税费的权利，以及确认越前国的一个座的织物专卖权，还有堺的一个座的马匹专卖权。信长承认并保证这些座的传统权利，而不在城下町之外推行“乐市乐座”政策。
信长承认座的古来权利是一种妥协。虽然有些史学家认为这些政策遮挡了信长内心深处最终废除座的意向，但更说得过去的观点是，他之所以保留座的功能，是因为他要依靠这些现有的商座才能得到他的后勤补给和贸易需求。由于商家有船舶远程运载货物，甚至能通过敌方的地盘，因此信长心里清楚要实现他的志向就得跟这些专门远程运输货物的商座和迴船“仲间”合作，例如坚田组，淀川的过书船，还有鸟羽的车借组。
争论围绕着信长对关卡的政策展开。在中世日本，大多数地区的领主都建立有关卡，或说是检查站，叫做“关所（せきしょ）”，用来收取过往货物的过路费。在1598年的旧历十月，织田信长声称自己代表天下，要为民造福，废除了领内的关所，其实当时这只在浓尾二州内施行，虽说记载在《信长公记》里的文字说他打算将之推向近江东南和畿内（注21）。后来征服的土地上，如伊势和越前的关所他也废除了，从此促进了不受限制的贸易。
但是，信长的关所政策并不超出自己能收税的范围。举例来说，他没有拔除京都的七个皇家关所。相反，他在入京后重新承认了他们。他还承认了属于室町将军的类似利益。甚至直到1582年，也就是信长死的当年，在先前的幕府领上山科家仍然继续负责收取过路钱。信长政策具有的过渡性和某种程度的双重性，还反映在他与回船仲间的交道上。受他庇护的四个有名的近江商家，独占着从近江国出发，通过八风和千草到伊势国这两条路线的船运，过路的其他商户必须向他们交纳通关费，分明是对自由贸易的一个限制。很显然，虽然信长采取的新商业和都市政策反映了武士阶级的需求，但他并没打算提高整个日本的贸易自由化程度。
信长在寺内町的自由度问题上也有着复杂的记录。入京之后，他立即开始武力挑战堺和平野乡。于是，这些团体向他臣服，失去了自治权力。然而信长从未能在京都和畿内的寺内町完全贯彻自己的意志。例如在京都，信长通过任命代理行政官“所司代”获得了一些治权，但与此同时他依然要承认旧有的土地所有权和所有权人不完全的调查、处置犯罪的权力。除此之外，信长还要承认旧所有权者阶级在与他作对的寺内町中的利益，例如富田林和富田（注22）。

丰臣秀吉将这些关于座的政策继续维持了一两年。1585年旧历九月，羽柴秀胜，秀吉治下的摄津领主，发布了下面这个有七条款的法令，再次确认领内自治町的特权：
1、 没有座，没有赋役。
2、 债务偿还时无强制没收财产或附加条件。
3、 町年寄治町。
4、 免除军役。
5、 停止无理由的征用。
6、 免除债务延期偿付令。
7、 侍不得居住在町中（注23）。
然而，从1580年代中期开始，秀吉开始推出针对座和自治都市的法令，并展开全国范围的检地。最终这些考量将都市更充分地置于武家统治者的影响下，并且促进工商业界形成新式的经济与保护性的组织。显然，秀吉比信长更为成功地在都市中建立起权威。这个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秀吉一开始就将他的都市政策与其它政策相接合。而其中的重要关节就是他的检地，这对自治町市造成了不利冲击，因为检地已将全部土地都置于统治全国的政权之下。除了老城市大阪和堺，组成今天大阪府的地区的检地帐至今犹存。这些文献显示，如富田林和富田这样的寺内町被官方按村庄对待，这说明他们失去了旧有的特惠。结果一切行政权力，包括拘押、处置罪犯的权力，都归于被分封至该地的武家领主。
秀吉在跟京都打交道的过程中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那里向来是公家、寺社权威根深蒂固之地。秀吉在京都开展了一次检地，但是当他尝试剥夺公卿与寺社的权利和利益的时候，他要面对一系列政治问题。最终，在1591年的一次检地之后，秀吉得以迫使一些公卿和寺社放弃京都中心的领地，接受京都城市周围农村的土地作为交换（注24）。然后秀吉对城区重新进行规划，围绕城市建造土墙，专门给寺社划出一块区域，并且免除赋役和租税——这都是他的新权限。
秀吉还努力支配商业机构和市场结构。一项主要的政策于1585年旧历九月开始实行，其时秀吉颁布了他的那条著名指令，“取消公家，武士和商家所承担的某些费用，座也一并废除”，这个措施有力地消除了京都的公家，武士，豪商从商户和手工业者头上征收商业税、营业税和其它杂税的传统特权（注25）。秀吉还通过盖着他朱印的信件严厉指责豪族铃木氏从牲畜交易中抽取税金。而他的奉行浅野长吉则谴责近江国今津町的豪商向路过的行人和货物收取过路费的行为（注26）。
不过，废除座的法令并没有带来彻底的商业自由。秀吉的想法要复杂得多，他鼓励商业是为了终结公家和寺社对贸易的控制，转而树立自己的权力来操纵商家。因此秀吉会容忍，甚至扶助与自己密切的诸仲间，假如他们关乎他的切身利益。秀吉还批准少数商家支配京都的米市。例如时间是1598年的丰臣家仓库档案所载，当时在堺，商座仍然收取杂税，这显示丰臣政权允许部分商座继续存在，以便从他们身上取得商业税。而且，从1594年起，继任关白的秀吉外甥秀次（1568-95）还命令这些人上交月度米价行情报告（注28）。
需要特别揭示的是秀吉对迴船仲间的政策。他废除了商座支配琵琶湖水运的权利，改为仅授权给大津的“百船组”，此外还有淀川的迴船业者。秀吉保证这些集团的专利，但是作为交换，他规定了运作程序，硬性的官方价格，运营费，并保留官方贸易征用船只的权利。从属大名们也采取相同的政策。例如羽柴秀长（1541-91），秀吉的异父弟，在他的封地大和废除了奈良町和郡山町的所有商座和赋役。但仅过了三个月，他又将铁、渔和盐的仲间排除在那项法令之外（注29）。
1585年乐座令具有分歧的历史意义。首先，它剥夺京都公卿和寺社在工商业活动上的特权，并将之转移到武士阶级手上。商家和手工业因此从中世座组织的管制解放出来，但他们又要从属于新兴的大名权力。同时，法令并没有如字面上所言的让贸易和商业真的不受限制。虽然秀吉解除了中世诸仲间的许多特惠，但工商业自身又陷入新武家霸主的约束之下，而后者是严防独立、自治的城市和工商业活动得到发展的。
对都市和对商业的一并统治赫然出现在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最明显的是各城成为武家统治者大名与其家臣，还有支撑经济发展的工商业阶级的居住中心。因为城起到领内军事指挥部的作用，大名们更注重自己规范这些城市中心的能力。这种关注的一个标志是大名进行新城市的规划。绝大部分城市的中心点是一座堡垒，围绕之以堑壕“堀”和护城河“水堀”来保护大名、他的评定间和侍卫、僚吏们的宅邸。再外一圈是商人町，最后是寺院和下级武士的居所，被置于城市最外围靠近河流和山麓这些自然屏障的地方，形成外缘防护。
这样的城市规划显示出一种关于正在形成中的地位体制的统治理念。大名住在领地的中心，以尽其义。住在堀内安全区域的是他的家臣们，名实兼备地保护领主。商家住在城市里没有防御的部分，贱民部落被安置在城市边缘，往往是经常被洪水淹没的河岸。商人和工匠不能“拥有”土地，法律上如此，但可以在划给他们的地盘上牟利。显然这种城市蓝图反映的是日本新统治者的需要。与早先的城相较，这显示出大名们加强了对土地和工商业活动的政治支配。
观察都市行政机构如何为大名权力的上升而调整也是有用的。旧寺内町的会合众（共同体），由商家为保护其利益组成，如今被放置在行政架构的最底层。大名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和兵权，而先前作为社区领袖的商家转变为大名当局的一个机关，执行大名和家老们的命令。现在最重要的商人机构是町年寄和町民代表，他们的职责是作月度报告、调查犯罪、收税、对町民发布大名的法令（注30）。
大名还委托工商界在町内建设并维护街道、桥梁和排水道。例如，在大坂，有超过100座桥叫做公共桥，幕府只建造和维护12座。此外，作为一个普遍原则，商人和手工业者必须在内部自行解决生意和债务上的纠纷，由町年寄和町民代表尝试从中斡旋。
近世市场结构就在这样的都市核心周边成型。一个中央市场和一组领内市场并存。在每个领内市场里，大名以要求大米和其它土特产的方式来进行税收。然后他将这些产品卖给领内的商人，尤其是城下町中的，再将所得用来购进武器装备和日用必需品。此外，农民也可以在本地的中心都市购买他们自己不生产的物品，比如盐和各类农具。最终城下町成为各色商人和工匠的家：铸剑师、具足屋、大工、泥瓦匠、染匠、织屋、廻船业者，还有经营食品和衣物的商人。这显示出农村和都市职能分离的趋势，虽然两者之间依旧会进行交易而且都是领主税收系统的组成部分，但是对农民参与商品经济还有严格的限制。
大多数领地内部的经济都不是自给自足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米和特产都在领内消费，所以有剩余产品可以被运往领外的市场。最顶端的中央市场地区包括京都、大坂、堺、奈良等畿内都市。1.6.3.4年，京都依然拥有大概多于410，000的人口，大坂的常住人口可能也接近这个数目（注31）。同时江户迅速成为一个主要的消费中心，并最终也变成一个完全的中央市场区。
这样的全国市场结构是由各地方的发展和领地经济的增长来支撑的，而这些都离不开石高制的采用和各地土产的征收。出于财政考虑，大名须发展某种特产在中央市场内的容量，同时维持控制他们自己领地里的市场结构。因此，他们始终要获知中央市场的米价并将领内米价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他们也创建自己独有的流通制度，以及一致的度量衡标准。
这种国内市场体系到17世纪中后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幕府政策施行的结果，尤其是导致全国性高度隔绝的多项法令，即“锁国”。1640年代期间江户幕府发布一系列命令取缔远洋船只，因此国家进入了一个相对孤立的贸易环境。事实上，学界依然在苦苦思考为何锁国政策是在全国性经济灾害没有发生的情况下被采取。但这些政令本身并没有使贸易中止，他们也没打算如此。持续成长中的领内市场经济实际上刺激了商业扩张，因“德川泰平”的来临造成军备物资如铅、革的进口需求量降低，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日本对海外贸易的依赖变小。日本还日益实现了生丝生产的自给自足，而这种产品过去长期主要从中国进口。于是，金、银、铜这些日本主要出口物品的产量随之下降。立足于市场关系来看，日本从来没有很深地参与进国际贸易，锁国政策出台的缘由还是政治上，主要是切支丹禁令（注32）。

注20：唯一记述信长取缔油座的文献是大山崎的《离宫八幡宫古文书》。虽然我们知道出自将军足利义昭的一项法令给予油座权利，但不见关于废除那些特惠的文献。《离宫八幡宫古文书》，见大山崎町町史编纂委员会编集，《大山崎町史 史料编》第三一三编（京都：大山崎町，1981），p 723。
注21：见《信长公记》（手稿），大山崎图书馆。
注22：《清水家文书》，见于高槻市史编纂委员会编集，《高槻市史》（高槻：高槻市，1973），卷4，p 538，584。
注23：《清水家文书》。羽柴秀胜，是信长四男，也是秀吉的养子。
注24：小野晃嗣，《京都的近世都市化》，《社会经济史学 10》（1940年10月号）：1-32。
注25：引自《秀吉事记》。更多详情可参见《兼见卿记》和《小早川家文书》，史料编纂所编集，《大日本古文书 家别》（东京：东京帝国大学，1929），卷11，p.2及pp.401-3。
注26：关于铃木案件，见《小早川家文书》第463篇，《大日本古文书 家别》，卷11，p.2，pp.401-3。浅野的文献收于《河原林文书》，滋贺县编，《滋贺县史》（东京：三秀社，1928），卷5，p. 376。
注27：《庆长三年丰臣家藏纳目录》，于《大日本租税志》，卷2（东京：朝阳会，1927），p. 585-91。
注28：见《驹井日记》文禄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条，《改定史籍集览》卷25（东京：近藤出版部，1902），p. 549-50。
注29：见《多闻院日记》天正十五年正月十六日条，《多闻院日记》卷4（东京：角川书店，1967），p. 61。
注30：胁田修，《近世都市的建设与豪商》，《日本历史》卷9（1975）。
注31：胁田修，《近世初期的都市经济》，《日本史研究 第200期》（1979年4月11日）：52-75。
注32：胁田，《近世都市的建设与豪商》。

三分之二取税这个东西目前已经被论证为荒政

并非丰臣政权的年贡征收惯例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诸大名的检地基本是根据自己的老方法来的，而猴子的石高止是为了派兵派粮方便的桌上作业，根本当不得真。而大名的检地帐也很难说就反映了真实情况，因为村请制的推行，农村自有自己应付租税的方法。大名的检地帐无非也是一种“便利”上的产物了。

所以安良城盛昭的石高=实际收入根本不能成立

80、90年代后的太阁检地论的研究有很大推进

以安良城《太阁检地的历史背景》诸论文构筑起来的旧框架就目前的进展看已经不值一顾了。

质疑这个二公一民的观点我倒也见过，而且好像是60年代吧，还是美国的George Sansam就在自己的日本通史里提过，他认为丰臣时代的实际税率其实已经跟后来江户的差不多，是四公六民这样子。不过似乎证据还不是很详细。

而旧族大名领内直接拿旧贯高换算成石高而不是真的重新检地的做法，确实也在80年代的著作里已经出现了。

近世社会制度

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几件事情——太阁检地，促进移民城下町的决定，武士和农民间的分离，于近世初期结合在一起创出了一个新社会秩序。这个新架构的顶端是武士阶级，独占军事和政治的职位，聚居在城中。武士们从乡下到城里的迁移历经了几十年才完成。在中世阶段，武士拥有私人领地“本领（ほんりょう）”，而且他们定居在这个根据地上，扎下了稳固的根基，与他们的族亲和家臣团住在一起。作为谋求“全国制霸”的努力之一，丰臣秀吉对这种武士与私领的接合采取了切断，至少是削弱的方针。在此关键的一步是秀吉试图强迫更多的武士移居城下。他甚至还频频转封大名，而这使得大名与整个家臣团迁移。
___这种破坏个人与其土地联系的压力在应用到不同地方时有不同的程度，甚至是已经到了江户时代早期的时候。例如萨摩岛津家，自镰仓时代起就名声显赫，而且从未被转封到新领地，即使在德川幕府治下。最终，乡村武士，即所谓的“乡士（ごうし）”，得以从制度上保存在日本南部的那块地方。不过，虽然这些乡士在太阁检地后仍然继续保有领地，却也被告知要“服从命令并准备转封”（注33）。德川幕府延续转封大名的政策，于是就像儒学家荻生徂徠所言，把武士的人生比作旅人，“总是住在宿屋中”（注34）。
___“兵农分离”政策还明显地冲击出近世社会的形状。虽然在17世纪早期许多武士依然继续得到记录在册的“知行”，即便是在广泛的检地之后，现在他们却不能定居农村，也没有倘若沦为“无主侍”（浪人）还可以返回的祖地。此外，侍如今不能争取地产，这是一个改变主从关系的情况。在中世，武士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住在农村，而且武士与农民同住在一个社区，合作耕地、修建灌溉设施、欢度节庆。当然，农民与武士间存在地位差别，但是这会被他们之间深度的个人纽带遮挡。然而到近世，只有农民住在村里，而土地的持有权不再属于单个武士。
___“兵农分离”政策旨在保证更稳当地支配武士的同时依然确实牢固地统治农民。当大名的从属们以小知行主的身份居于农村，他们是自力更生的，且时常无视主家大名的更高级权威，使后者惧怕背叛和出卖的行为。这些乡侍对来自农民的压力也很敏感，而且虽然大多数武士有亲戚和佃户在村中，他们显然是农村里的少数。结果，在“国一揆”和“一向一揆”中，以农村为根基的家臣经常与农民联合。本愿寺时常是这类联合的核心。据一个具体例子，1465年，当一个大规模的“土一揆”爆发时，幕府害怕自己的直臣也加入农民一侧，便迫使抗议者集中到京城（注35）。靠这个做法，幕府巩固了自身的位置并防止农村敌对者联合。面对这些难题，“兵农分离”有着特殊的意义，且显而易见第一步朝向切断武士与农民力量之间的联系。
___丰臣秀吉与他的后继者们还实施各种办法诱使商人和手工业者住在他们的城下。尤为重要的是给予搬到城下町的人免税。大名们的一个目标是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但他们也以此政策作为保持城乡经济分离的一个政治工具。近世大名继续对农民可以重税，同时对城市给予特惠。这个措施显著地促进了大量人口移居城市（注36）。
___近世社会秩序的另一个特征是人群中森严的地位制度，“身分制（みぶんせい）”。诚然，中世也存在等级差别，但在16世纪至17世纪早期，幕府和大名寻求新路子来达成更彻底的武士与农民、农民与商人的隔离。通常近世身分制被视为含有四类，即士、农、工、商。然而在观念上，分别为武家统治者，农民，町民，还有被排斥的部落民如“秽多（えた）”和“非人（ひにん）”住在特定区域。
___大名用多种方法来强化这些差别。例如，法律体制是基于身分认识的，而区别令针对各等群体发布。武士佩双剑、称姓氏，但农民、町民和贱民不行。不同身分间通婚，尤其是武士与被统治阶级或贱民，是被严厉禁止的（注37）。
___各等人群根据住处也被从空间上隔离。武士、商人和手工业者住在城下，农民居于乡村。一些贱民部落也被安置在农村，但行政上他们是分开的，分成“支村”而且不能参与选择长老或年寄之类的村官。在大多数城下町，因人而划分区域：武士、町民、寺社、贱民，还有 戏场和妓女的住宅区“游廓（ゆうかく）”等“娱乐区”。都市贱民部落从属于町行政机构，但他们被特别安置在郊外贫瘠的土地上（注38）。另外，娱乐区如江户的吉原，京都的岛原，大坂的新町，限定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在这些场所阶级差别有模糊的倾向——客人在入口通常不受盘查——如果发生了斗殴或争执，官家往往不干预，反而任由那些人自行了结。
___社会差别与阶级隔离还成为判断居住地的分配与使用的准则。武士、农民、町民各有自己的地盘。受封的武士阶级持有主子授予的土地，结果他们不能出卖或转让他们的领地。当然，大多数武士得到的是俸禄，于是根本谈不上拥有地产。相比之下，近世农民被给予一些真正的土地使用权利。在技术层次上，可以称这些为“耕作权”或“使用者权”，虽说在实际当中它们看似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所有权。我们说过，町民可以拥有房产，使用土地。
___财政义务亦因地位而异。农民缴纳“年贡”，即年度农业税，同时还要服役。大部分大名利用商家和工匠进行各种各样的服务。御用商人和手工业者通常要为他们独享的利益交纳一种服务税，而普通町民被课以现金形式的税赋用来建造和维护城堡。此外，贱民的职责是保养城池地面、鞣革、清扫监狱、行刑。
___社会条件还冲击了主从关系。在整个武士阶级内部，从幕府到大名再下到基层武士，统治权力的代表的产生是基于封建制度的实行。这种主从关系的基本原则——理想的忠心、侍奉和道义——已经插入中世武士的意识里。在近世，这些老常规与中央集权制度下更抽象的国家概念，也就是所谓“公仪”，或称“公共权威”观念，一个16世纪后期大名开始使用的名词，纠缠在一起。趋于抽象化的权力概念倾向于将更多权威放到大名手中。这种大名和领主关系的区别在信长时期就已存在，政权基础是相互间的共识与协定，虽说信长个性暴虐。那时候，在决定诸如军役之类的事情上，通行惯例是以会议的形式，而不需一份成文约定。另外，至近世，军役一般是根据领地大小来征召，显示出领主对家臣拥有更大的权威，而他的权威又来自愈加抽象而普遍的国家概念。
___近世社会制度的特征还跟商品经济的需求紧密相关。众所周知，当社会结构最终完成后，武士们蔑视商业，并将经济的管理留给有能力的人。但是，在制度形成之时，武士们却被证实是一群财政专家。事实上，信长使用“永乐通宝”作他的军旗图案。丰臣秀吉制定了卓越的财务政策，他被认为是“精于盘算的吝啬鬼”。这种在财务上的精打细算不能说是贪心激发的，但是反映了秀吉对战事和土木费用的强烈需求。秀吉在财政上的精明还表现在发给佐竹家和岛津家的所领安堵状上指明多少土地应是大名直辖，多少该是封给家臣的知行地。关于农民，他收取种植所得的三分之二为年贡的决定是故意把农民保持在生存的边缘。另一个关于秀吉财政能力的例子还见于他对米价的调控，为的是获得供自己畿内居城消费和侵略朝鲜所需的粮食。

注33：《长谷场家文书》，宫川，《太阁检地论》，卷3，p。326。
注34：见荻生徂徠《政谈》，吉川幸次郎和丸山真男编集，《荻生徂徠》，《日本思想大系》（东京：岩波书店，1973），p. 295。
注35：见《东寺文书》，《大日本古文书 东寺文书》卷6（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9），pp. 363-71。
注36：见胁田，《近世都市成立史论》，第3章。
注37：有若干办法躲避这一条，比如所谓的养女策略。但若是秽多部落的女人，并在事后被查出，她将被迫离异并受到惩罚。
注38：更多关于贱民部落的详情，参见部落问题研究所编集，《部落问题的研究：前近代篇》（京都：部落问题研究所出版部，1978）。

结语

日本的近世社会对它的近代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讨论个中详情并不在本文的视野范围内，但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大体的观察。首先，虽然近世社会政治架构可被认为是封建的，却跟中世有所不同。因之，向近代国家的过渡不是一个点滴改良的渐变过程，而只可能依靠明治维新的革命性剧变。对此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幕府将军和大名执政权力的性质——这里面军事化的、专制的武士权威是一个必要成分。但更突出的是，江户幕府下的武士统治是以石高制支撑的幕藩体制为特征的。对领有权基本权益的掌握既未变化，也从未转移到商家和手工业手中。所以需要一个突发而强硬的激变，这样权力才能从将军那里“奉还”天皇，并且废藩置县。
___不过，话虽这么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明治维新和封建所有制的最终解体是从近世社会的发展中萌生的，像是石高制的出现和抽象化的国家权力观的概述。显然，江户时代期间，由于封建主从关系的延续和强调忘我献身的武士道的深化，个体独立性遭到削弱。都市和农村的自治权力，以及商座，受到大名压制，而近世家长制缺乏个人自由，仍被写进明治民法典，两者的影响都渗透到近代日本。近世社会身分制僵硬而不变，直到阶级平等在明治维新后变为成文法律。即使在那之后，又还有天皇制和贵族制确立，而且虽说号称废除了等级，部落民直到现代仍受到严重歧视。不过，虽然等级制度的伤害如此之多，明治法律在呼唤阶级平等上还是有所成功。它们特别激发和集中了新国家公民意识的能量。在吸收这些能量后，尤其是官僚机构和军队，便成为日本“成功的”近代化的依据之一。
___石高制确保了幕府将军和大名的经济政策能够维持他们的生命力。挡在这个体制面前的首要难题是需要对付成长中的商品经济。虽然大部分大名的经济政策都设计得不妙，在德川时代有几个大藩的藩政却管理得成功。在幕府和多个藩内，也同样存在能力出众的经济管理者。另一方面，一个高度的文化发展，包括教育，是完成近代化所必须的。在这一点上，16世纪日本曾经非常高，而近世社会秩序只妨碍了发展。
___众所周知，江户时代农民极为贫困。虽然他们的使用权有保障，而那些后来又转变为近代形式的所有权，但近世土地改革也意味着农民继续背负重担，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地主主义也在发展。町人亲自参与经济，且在某些程度上，得以积累商业资本。但是企业和企业心还是弱的，而且商业发展的方向容易受到国家和官僚的揉捏。这是体制的主要缺陷。以上就是站在近世社会看近代化得到的几点看法。总之，江户时代的独有特点明显地影响到近代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