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乱的深层

从十四世纪前叶开始，差不多到这个世纪结束，约持续了六十余年的南北朝内乱，在日本历史当中大概也能说算的上是最大规模的内乱了。这场内乱并不能说只是单纯的规模之大，就象这个时代中同一时期使用三个不同的年号所显示的那样，就拿三个不同的政权，或是国家在日本国列岛内出现的事实来看，便能看到这场内乱的深刻性。另外不仅如此，这个时期在日本列岛内，大规模的军队东西地来回运动，也是能这样作考虑的一个原因。从建武二年（1335）到第二年，后醍醐天皇树立的建武政府土崩瓦解，这个时候的军队移动幅度之大，完全可以同明治维新的动乱，战国的动乱匹敌，或在此之上。

拿具体的事例来讲，首先，新田义贞的军队，为追讨在关东的足利尊氏、直义，从京都东下，被足利军在箱根竹下击败，足利军尾追败走的新田军大举上京。之后，北畠显家的部队又受后醍醐天皇的援军命令，从东北出发尾追足利军。《太平记》对这些兵马的人数每支都记称数万之多，这虽多少有些夸张，但这正是比源平争乱时代明显规模更大的大军，以义贞败退，尊氏直义尾追不舍，显家尾随在后的形式，以京都为目标沿东海道滚滚进军的一幅情景。而且，进入京都的尊氏，又在这里战败，从兵库坐船逃向九州，在九州重整旗鼓，再次大举杀向京都，正因这使建武政府瓦解，显家所部一度返回后又从东北西上。不管如何，这样大量兵力移动的例子，在日本历史中可以认为是极其少见的。

与规模之大一样，在深刻度上看，这次内乱也是能认为同明治维新与战国动乱相匹敌的。从各种各样的记录可以看出，连处在社会末端的“农民”都以自己的意志投身内乱之中。试举一例，一个在若狭国（福井县）一隅的庄园负责一两町步左右田地的“农民”——被称为名主的“上层农民”，都抓住了幕府崩溃，新政府成立的情报，在新的政治情势之中，为了将围绕自己土地的纠纷导向有利，在后醍醐天皇还没有回到京都前就早早上京了。远离中央，居住在“农村”一隅的人们，都能对中央的政治局势作出极其敏感的反应；通过这件小事，也能明白地看出来了罢。

在某些场合，可以认为他们实际还能以自己的意志参加到军队中去。在《太平记》中，登场了大量称作野伏、甲乙人、溢者的人们，在后醍醐的军队进入京都，被赶出来的六波罗军退向关东的时候。在近江的番场设伏，逼迫他们全员自尽的正是这些野伏、甲乙人、溢者的队伍。可以认为，这些人的行动和那样立即将中央的动乱同自己的利益亲自挂钩而积极上京的名主是有着共同一面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南北朝的内乱是日本历史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刻的内乱之一亦决不过分。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场内乱给予日本社会的影响上，当然应该发现更广阔，并且更深刻的因素的存在。

从这里开始，本文打算稍微尝试触及这个问题，为此，试重新审视一下内乱产生的背景是有必要的。南北朝的内乱当然不光光是南朝和北朝两个朝廷的争斗。一般将其看作幕府为代表的武家同南朝为代表的公家的争斗，这可以认为是把握日本的时代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角度。作为与之并行的另一个角度，并是战后历史学界主要注目的，是“农村”的活动。“农村”在内乱中激烈地波动，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农村”的动态，尤其是刚才说到的名主，并且更下层的“农民”、甲乙人和野伏等的活动，才是内乱爆发力量的根源。还有在室町时代、被称为总村、总的自治的“农村”的大量出现，也是这场内乱带来的重要结果之一这样的看法也被提出来了。这也可以认为是充分把握了内乱带有的基本意义的一个研究角度。

东国与西国的对立

但是，光只是停留在公武对立，“农村”的变化，还不能真正把握这场内乱的意义所在。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更必要在一两个其他的角度对内乱的背景进行试探，这就是从现在开始我打算要尝试提出的论点。从结论上讲，可以集约在以下两个观点，其一是：这场内乱的前提在于在日本的地域划分中有着最深刻的意义的东国和西国的对立，并且东北、九州等拥有独自性的地域之间的对立也交杂其中。另外一点是：必须把生活在“农村”的农业民与主要从事农业以外的生业的非农业民之间的矛盾试囊括进内乱的背景中进行研究探讨。

起先关于第一个问题，即东国与西国的对立。永原庆二先生在第一次座谈（山阳新闻社主办“对谈 中世的濑户内”）中在谈及镰仓时代的问题时有所言及。我也全然赞同其观点。这个对立，难道不正是因为东国与西国的矛盾、对立的根源在于一个非常深层的因素吗？要说的有点极端的话，在东国与西国之间难道不是存在在完全称得上“民族”程度的社会特性的不同吗？虽不能深入地讲一讲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举几个已经众所周知的例子，来探讨一下两个地域特性的不同。

首先，从原始时代、旧石器时代开始东国和西国的异质性就已经出现了，到了绳文文化时代后，这一点就变得更加鲜明。相对于深刻残留着绳文文化的东国，西国能够迅速且顺利地接受弥生文化就表现了这样的不同，这可以认为是两者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基础所产生的结果。关于语言，东国方言同西国方言虽同属日本语而不必多说，但自古以来就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在语言学，国文学的领域可以认为是常识。东国同西国的境界在那里呢，由于时期的不同，可以认为在三河、尾张的的边境为境界，或者比这更靠西。在民俗与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两者之间也能看出许多的不同。

关于民俗，最近通过坪井洋文先生的著作《芋与日本人》（未来社 1979）可以知道，在正月行事中，不吃饼、而是吃山芋的习俗，分布于东国，并有很重要的意义。坪井氏认为这是同水田稻作不相同的烧畑生产相关的行事。另外根据木下忠先生的研究，妇女生产的时候，将胞衣埋在何处，东西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在东国，将之埋在门口，这是绳文的习俗。而在西国则埋于产屋的床下或边上，这可以说是弥生文化的习俗。关于这点，木下先生认为是不太讲究血忌的东国与与之相反的西国的不一样所导致的。即为指出狩猎文化的东与稻作性格的西的异质性的看法。这是和坪井先生的观点相符合的。

而且，宫本常一先生指出，东国和西国的村庄集落方式也有不同。在东国，村庄是规模较小的家以规模大的家为中心连接起来构成的，在西国，村落则由规模差不多相当的家横向联系，象“座”那样的形式成立的。不必说，虽然说可以认为只是这样粗略的考察，自然会有很多的例外存在，但是从大处着眼，这样东国与西国村落形式的不同是并不能否定的。永原先生将这归结东国—主从制、西国—官僚制的特征倾向，这也是能和宫本氏的观点，民俗学的成果巧妙地照应的论点。实际上，现在所述的东国村落的成立方式，能和中世东国主从制——家的支配发展的相应状态契合的。只是在西国的情况下，我同永原先生的观点略有不同，对将西国的社会形态看作官僚制是否妥当是持有疑问。我宁可觉得，象佐藤进一先生指出的那样，可以将之作为职能的体系加以把握。也就是说，以各种各样的职能由某个集团世袭的形式，这样的职能集团时常拥有座的组织，这也是可以认为同刚才那样的西国的村落形态所符合的。

从东国与西国之间存在这样的文化，语言，社会结构的不同点来看。不得不说确实是拥有“民族的不同”那般深的差距。日本在战败后没有被二分占领，如果被东西分割，并且持续到现在的话，当然会发生象现在朝鲜的南北那样的问题的罢。恐怕连语言不通那样的情况也会出现。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以这样的东西差异为背景，可以预想的到，拥有各自不同的社会基础的国家，在南北朝以前，已经在东西分别成立了。实际上，这正是我的看法。

所谓西国的国家，就是所谓“大和朝廷”—律令制国家，到十世纪，它虽将东国，东北，九州置于其支配下。自从通过平将门短期建立，以将门为新皇的国家，同“本天皇”支配的西国国家对抗的国家在东国的树立以来。在东国创造从西国的朝廷统治中自立出来的独立国家的顽强志向不断并且清晰地显露了出来。镰仓幕府的成立，在一个方面上正是这样的志向的第一次开花结果。换言之，可以认为，这不仅是武家第一次树立了政权，并且还有着东国国家建立的意义。

西国、东北联盟与东国、九州联盟

在将门之乱以后的东国，存在着是成立独立国家，还是向朝廷——西国国家低头，以充实内部的两条路线的对立。众所周知，源赖朝便是站在这两条岔路的分支点上而苦恼。镰仓幕府在成立之初，便采取了将已死的以仁王称之“新皇”奉为首长的方式。此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东国第一次采用了和西国不相同的年号。因为治承六年、七年的年号只在东国出现，这正说明了尽管朝廷已经改元，而东国依然原样地使用着治承的年号。相较于将门的国家只有历日博士没有设置，在镰仓幕府的情况下，可以说幕府正在逐步地克服这一点罢。

而且，通过寿永二年（1183）十月的宣旨，朝廷将东国的统治权全面交托给了幕府，这难道不正能认为是作为东国国家的幕府，得到了西国国家的公认吗？这一点，佐藤进一先生在战前已经有了指摘，佐藤先生特别指出：基本从承久之变到蒙古袭来的时期，是东国的幕府采取从西国朝廷自立路线的时期，幕府遵照着相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一步步地迈进着。

如果这样考虑的话，自不必言，不从东西对立的背景把握南北朝内乱，是不能把握其真实意义的。并且应注意的是，此时九州与东北所起到的作用。东北在十一世纪以后，成立了以奥州藤原氏为代表的地域小政权乃至小国家，九州因为自原始、古代以来很久就保持着独特的文化与传统，在东西对立之中，自然或多或少保持着一定自己的立场。有趣的是，东北势力同东国国家存在对抗关系，而同西国的朝廷联结的意向相当之强。镰仓幕府建立之时，就有后白河法皇利用奥州藤原氏牵制幕府的事例。对此东国国家出于远交近攻的意思，和九州联结的倾向也很强。赖朝正是想要先制压九州，再攻灭西国的平氏的。这样，可以认为，东国—九州对西国—东北的政治格局在平安末期已经创造出来了。不考虑到这点，是不能把握动乱的规模之大的。不管怎样讲，后醍醐天皇的讨幕，可以认为是由于蒙古袭来，东国国家不得不加强对西国国家的干涉，为此西国的人们对东国产生的强烈反感而编组起来的。

结果，东国国家内部的分裂表面化，这成功地使建武新政权得以成立。但是，东西的对立决未因此而得到解决，新政府成立后不久，足利尊氏、直义兄弟就主张要在东国拥有根据地，实际上这也以镰仓将军府的形式得以实现了。一方面它虽然拥戴着后醍醐天皇的幌子，但是其拥有小幕府的性格这点是不会差的。足利直义的东国自立的意向尤其强烈，这点是佐藤先生特别强调的。因此可以认为镰仓将军府即使以建武新政府的地方机构的形式成立的，但是明显有着对东国国家的继承的意义。

对此后醍醐天皇，在东北设置陆奥将军府，派遣北畠显家而和皇子一起赴任，这正是为和镰仓对抗的。西国和东北在这里也链接了起来。一方面尊氏向九州伸出了手，这虽不能得到充分的证实，我还是认为在建武政权下，后醍醐已经确实承认了尊氏对九州的军事指挥权。(1)这样也可以认为，尊氏继承了注目九州这一东国国家的传统政策。这样的政治布局一举启动起来，就是上述建武的大动乱。就是说，东国、西国、东北、九州的各势力全面地纵横驰骋在日本列岛之上了。（2）

室町幕府成立之时，因为东西的对立已经表面化，将幕府的根据地置于何地成了幕府内部的大问题。幕府在制定作为政治纲领的建武式目的过程中，就发生了将幕府设置在镰仓，还是京都的议论。可以推测，直义主张镰仓，而尊氏，或者说更应该是其执事高师直，则主张设置在京都。结果，二人的对立发展成了“观应扰乱”，此时，直义退向东国，将其养子足利直冬派向九州。可以认为在这里也能看见东国—九州的布局的政治力学作用。自不必论，光靠东国与西国对立的视点，是不能解读日本历史的全部的。但是如果缺少了这个视点，至少在日本的中世史上，便会存在着不能读通，难以理解的事象。

这样，东西的对立，在南北朝内乱后延续成镰仓公方与室町将军的对立。在室町时代，骏河与信浓已被称为边境之国，连室町将军方面都把东国作为一种独立国那样对待。而且进入战国时代后，在东国出现了很多的异年号—与幕府、朝廷的元号不一样的年号，这些异年号同日光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日光与东国政权自镰仓幕府以来就有非常深的联系，德川家康将自己祀于日光，也可以认为是以此为背景的。

如以上所述，将东国和西国的矛盾为轴的看法，作为研究日本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视点，并且将东北、九州以及各地域的独自的立场加以重视。能看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这点，希望请予以理解。

农业民与非农业民的矛盾

其次，想要对关于农业民与非农业民的对立矛盾试作一考察。这里所讲的非农业民，指的是海民，山民，完全操商工业，以及身携狭义的“艺能”的人们。正象我到现在为止一直强调的那样，日本人从史初开始就以单一民族自古代以来形成了单一性的国家这样的看法，并不是基于事实的观点。并且，从同样立场出发，认为自弥生时代以来，日本列岛的住民们只以水稻耕作作为生活来源的根本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即使是农业，以水田耕作以外，而且以农业以外的产业为生活基础的人们，在中世依然可以说是有着相当比重的存在。实际上，考察一下中世的年贡收取，米也并不是占到压倒部分的。在东国，年贡差不多是纤维织物，在西国，濑户内海的岛屿的年贡以盐为中心，中国山地一带则以铁为年贡。只看这个事实，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绝对不是以水田耕作作为生计这点是不须多论的。而且还可以认为，在镰仓时代，虽和农业有着若干关联，但活跃地行动于山与海，广泛来往于各地交易生产品的商工民，以及以艺能为生的漂泊者的存在是相当普遍的。

其先来看海民，在这些人之中，有着同天皇、神社、寺院有着联系，拥有供御人、神人、寄人等名号，被免除课役、保证自由通行于诸国之间的特权的人们。这些人不仅从事渔业，有时还以海之武士团——海贼的面目出现。另外一方面作为水产商活动的人们也是存在的。另外，在十二世纪也能确认被称为“回船人”，从事水上运输的人们的存在。这些“回船人”的活动，因为不仅是在濑户内海，在东国也很活跃，使伊势、志摩成为了海之东海道的据点。另外可以认为从纪州冲经土佐到南九州的南海道，在镰仓时代末也成为了相当恒常化的航运路线。日本海航道自古以来就比太平洋一面更为活跃。这样，海上交通的实际情况，从从宋、元输入的陶瓷器的出土自北到北海道南部，南到萨摩、冲绳列岛遍布全国海边的事实就可以看的到了。西国与东北，东国与九州也正是通过这些航道联结起来的。

山民的活动也是不能忽视的。狩猎民的活动在中世就有相当的存在了，被称为毂辘师和桧物师、涂师的手工业民也有不少。在备中国的新见庄，在镰仓时代就有着毂辘师的活动。而且对山伏等修验道的人们的活动进行注意也是必要的。虽然山民同海民相比，因为没有那样丰富的史料，所以对他们的活动还不大清楚，但是在镰仓时代，他们的活动应该比平常所想的更加活跃。事实上，这些山民已经时常以“山贼”、“恶党”等武装集团的面目出现了。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的话，原野民、河川民等同耕地八竿子打不到一撇的人们，在中世也有着相当广泛的存在。因为这些人的技能——手工业的技术以及船运的技术在当时总称为“艺能”—职能代代相传，所以“职人”一称也在这时成立了。正因为如此，傀儡、游女那样狭义的艺能民也是一种职人。

到了镰仓时代末期，在西国方面，这样拥有非农业民的性格，富有机动性的武装集团，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蒙古袭来后，积极着手于西国经营的幕府虽对此加以镇压，这些恶党，海贼还是陆续增加。要注意的是，后醍醐天皇讨幕之时，首先成为了他的直属武力的，正是这样的海贼、恶党。楠木正成实际上就被称为“恶党”，和只为领地而拼命的一般武士的性质有着明显的不同，是商人职人性质的武士。名和长年从以帆船作为笠印来看，是从事海运业的武士应为无疑。关于赤松圆心的出身虽有议论，但据说同鸭社的供祭人有着关系。河野一族、土居、得能等正是伊豫的海贼武士团。象这样带有明显非农业的色彩或直接由非农业民编组的武士团，首先成为了讨幕的武力。

还有，众所周知，为挽回南朝的劣势的北畠亲房从伊势大凑到常陆的远征，这也肯定是通过方才讲到的东国的船运航道进行的。试观亲房在东国的活动，利用霞浦，到达其南岸的神宫寺后，移往小田城之时也是用船这点可以认为是确实的。霞浦也存在着被称为“海夫”的海民，恐怕正是这些之后也成为了海贼的海民们支持了亲房的活动罢。

并且，南朝的形势变得相当恶劣后，熊野的神人突然出现在南九州沿海，同不久登陆的怀良亲王进行呼应。这可以认为是利用了通过土佐海岸的南海路。海贼是南朝军事力的背景中的一部，这样的说法古来即有，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怀良亲王从吉野渡往九州之际，受到了濑户内海贼的支持一事，也是证明了这个看法的事实。

一方面，就山而言，南朝的根据地吉野、熊野，本为山民广泛活动的舞台，护良亲王的活动正是以山伏为依靠的。据说发给诸国武士的令旨，正是通过这些人四处转发的。山民对南朝的支持有没有达到海上那个程度还不清楚，但是应该可以认为是事实。实际上在南北朝合体后支持后南朝的正是木地师等山民，这一点也是人所尽知的。

综上所述，南北朝内乱的背景，可以认为是富于机动性，平时就广泛游历各地的人们，而且还没有同都市民断绝关联，没有失去作为武装集团的勇健的非农业民的社会与一方面以农业为基础并与非农业的世界联结，将商工民全体置于统治之下为意志的农业民的社会的矛盾冲突所引发的。动乱的社会深层因素，难道不应该在这里探寻么？

我认为在这次动乱以后，日本的社会才在真正意义上进入了成熟的农业社会的阶段。农业社会通过内乱占据了优势，也许是这个对立的一次了断所带来的罢。在中国大陆，周围的非农业民—游牧民族时常会大举越过长城侵入农业民的社会，从而带来王朝的更迭。与之相比南北朝内乱规模虽然小得多，和这现象还是有着可以比较的一面，我正是想尝试这样探究的。

社会形态的转换期

这样，要说这个内乱的结果，引发了怎样的事态，从结论上来讲，从东西对立的角度看，一方面东国与西国加强了相互间的独自性，浓厚的地域性也有了发展。两者关联的侧面也有了发展，逐渐产生了以新的形式统一两者的基础。另外，非农业民社会中，象上述那样拥有流动性，勇健不羁的集团随着南朝的败北，被一齐塞进社会的角落。很多人拥有了作为根据地而定住的农村及成为了与之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都市的市民。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社会的模式，不得不说在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内乱以后，因为各地域的自立性在某种意义上更加突出了，不止是东国、西国、九州、东北，各个地域的特色更加丰富地展现了。这已经准备了之后的战国大名——地域小国家成立的基础，在另外一面，交通网—船运航道等交通网得到了整备，紧密了地域间相互的联系，人口的移动伴随着军队的移动，促进了各个地域间的交流是毫无疑问的。换言之，可以认为“日本”作为一个民族确立的基础，通过这场动乱被确立了下来。

而且从另一个观点来讲的话，日本的社会作为农业社会进入正式的成熟期，难道也不是内乱之后的事吗？（补注）柳田国男先生说过日本的农村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是从室町时代开始的，我认为这是非常符合真实的观点。另外一个方面，货币大量地从宋、元、明流入并在国内流通，结果使得农业和非农业的分化更加深入地进行了，使非农业民集住的都市形成，都市、农村、渔村、山村的分化更加清晰。而且另外一个方面，从这种秩序中排挤出来的非农业民—“职人”的一部分遭到贱视的倾向从此时开始更加牢固了，这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可以认为这就是江户时代以来差别问题的源流，特别在职能世袭倾向较为强烈的西国，逐渐成为了深刻的问题。

另外，这样大规模的动乱，同在庶民中——至少在其上层有着可以说有着相当深的关系一点是有着关联的，读写算这样最基本的知识，也是在室町时代以后广泛普及到庶民当中去的。在战国大名、幕藩制社会成立的理由中，是不能不把这样庶民的知识能力的提高作为前提加以考虑的。而且，不必说这也让列岛上民族体的紧密越发加强了。

中村直胜先生曾经将南北朝内乱时代比作“从神到人，从米到金”的转换期的象征，确实，广布在社会全体上的咒术，原始的性格，不必说在此后还广泛地残留在社会的基层组织上，但是以这个时代为境界，以上性质向变得越来越淡薄的方向大大地转变。这和刚才提到的读写算能力的普及有着关联。这样的变化在艺术和技术的分野上，也大幅地准备了从咒术解放出来的独特的传统文化诞生的基础。实际上，以茶道、立花为始，能、狂言、住房、庭园的式样、水墨画等等，所谓传统文化的源流，难道不可以说全部是从内乱期到室町时代为出发点的吗？关于语言，“近代语”据说也可以回溯到室町时代，并且作为更重要的一点，必须注意到天皇的机能自此有了极大的变化。天皇自此失去了政治的实权这一点，同社会深层性质的变化绝对不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的转换，相对同古代、中世、近世、近代这样普通的时代区分，是有必要在不同的次元中加以考虑的。这里就东国与西国的关系，农业民与非农业民间的问题尝试着进行了一些详细的叙述，从这些观点看，我认为完全可以将南北朝的动乱评价为日本前近代社会分水岭那样的大关节点、转换期。

注：

（1）拙稿《建武新政府中的足利尊氏》（《年报日本史研究》三号 1978年）

（2）当然，这样的动乱，强化了极端专制权力的后醍醐在破坏了东国的权威——幕府之后自己也跟着垮台了，给统合日本列岛的社会的权威带来很大的变动这一点是勿须赘言的。

（补注）：我自己关于构成这点的农业、农民、农村的评价，在注意到就算是近世，“百姓=农民”也是错误的之后，多少有了一些变化。

初载《对谈 中世的濑户内（上）》（山阳新闻社1981），后载入作者自选集《中世再考—列岛的地域与社会》，译者据此书讲谈社学术文库2005年12月第8次发行版译出。

作者网野善彦先生(1928---2004)是著名的中世史学者，生于山梨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历任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员，都立北园高校教谕，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助教授，神奈川大学短期大学部教授，同经济学部特任教授。著述汗牛充栋，主要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日本的历史10 蒙古袭来》（小学馆），《日本中世的非农业民与天皇》（岩波书店），《从东与西看日本的历史》（そしえて），《无缘、公界、乐——日本中世的自由与和平》（平凡社）等。

网野善彦先生的史学体系非常复杂与多歧，以译者初浅的水平还不能对其史学思想作简单概括，但是可以说他的非农业民研究，“东西”史观，以及都市研究上的成果给目前日本中世史的研究的影响是相当之大的，国内目前还没有人将其史学体系介绍进来。日本学者新井孝重指出：网野关于南北朝内乱的看法，和他所构筑的整个日本中世史像都有紧密的关联（峰岸纯夫编《争点日本的历史4 中世编》[新人物往来社 1991]P148—P150],）可以说是理解网野史学的一把钥匙，故我选译了这篇文章。文章篇幅虽然小，但是还是鲜明地体现了先生学术思想的特色，希望这能对日本中世史爱好者了解日本学界的学术动态得到一些帮助。

因为本人日文水平低下（半年自学加半年标日初级班的水平，徘徊在三级到二级之间），再加上是第一次尝试翻译，译文生硬和错误的地方必多，希望能得到批评和指正。

或者说有些地方译的太直了

不过意译的话又容易偏离原意……我好矛盾

我想作者的名字是綱野善彦，也就是纲野善彦吧……

网……

另外，语句冗长，意义表述方面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不过专业性的文章，本来翻译起来就难度很大，以小将的日文水平，能做到这程度，已经是难能可贵。

以下是引用竹中重子在2007-5-7 12:41:32的发言：

我想作者的名字是綱野善彦，也就是纲野善彦吧……

网……

另外，语句冗长，意义表述方面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不过专业性的文章，本来翻译起来就难度很大，以小将的日文水平，能做到这程度，已经是难能可贵。

是“網野善彦”……

網 = 网

当然……即使是日本人写成“綱”的也不是一个两个。

少主完成这文章靠得是一片对历史的纯忠啊

他老先生妻家有着民俗学者的背景，自己又在常民文化研究所里滚过，对于社会史料的运用和解释当然是没的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