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喜欢李老头,究其根由,大概因为他在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电视片里露面太多的缘故吧。谁都知道那工程是个大笑话,考古研究不是靠多聚拢点人,国家多给点钱,设个期限就一定能出成果的,在发现和挖掘出新东西来以前,再鼓捣已有资料成绩也有限。
前日买了一本《商史与商代文明》(系列丛书,我还看到有夏和西周),李学勤主编,孟世凯副主编兼行文,估计此孟某人是李老头的弟子吧,他的观点很多很明确是承袭自李老头的。文中多胶柱鼓瑟之言,看了可笑之余,有不吐不快之感。
首先是商人的来历问题,大家都知道有东来说、西来说、西北来说等多种,据我所知,西北来说渐成主流,但此书却偏偏把这一观点一句话带过,说东来、西来两种说法才是主流。作者是主张东来说的,然而我看遍了他的所有观点,归结起来却只有一条,即东夷以少昊为始祖,少昊置官多以鸟名,所以很可能是以鸟类为图腾的部族(语出战国时人),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以商人也以鸟为图腾,两者必然同缘——怒了,这哪里来的必然性?
更要命的是有关《竹书纪年》说舜囚尧、启杀益、伊尹篡位而后被杀的说法,与传统儒家所说,尤其是较早的孟子所说、史迁所说大相径庭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比较相信纪年,此书作者相信孟子,好吧,各人观点不同,也不必多作争论。然而作者举出的两个论据却实在让人笑掉大牙。
一是清人崔东壁云:“盖自战国以后,风俗日颓,见利忘义,世俗之人习而以为固然,遂妄意古圣人之亦如是,是以有舜囚尧、启杀益、太甲杀亿尹之说。”这分明就是传统儒家那一套,今天还能拿出来说事吗?我不认为在私有财产已经产生,阶级和国家已经形成以后,先民们头脑意识中还能塞满了梦寐无知的淳朴,非到战国争乱,大家不懂得见利忘义,不懂得互相倾轧。所谓世风日下云云,从来都是相同社会类型下的对比,比如我们今天说世风日下,一定是和建国初比,或者改革初比,而不会是和清末比,若和清末比,又有何日下可言?把战国时代的思想观念不是和春秋比,而和上古比,就说上古人多么淳朴,战国时代世风浇离,这简直是太可笑了。作者竟然还胆敢质问说:“纪年的编者们有何根据作如此的记述?”我倒想反问一句:孟子、史迁又不知有何根据偏要说尧禅舜、启避益、伊尹还政于太甲呢?谁都知道孟子喜欢编故事,而对于史迁来说,他关于三代的很多记述都因之故典,比如《吕氏春秋》,但也不是每句话都有出处的,况且遐迩之事,如简狄吞卵云云,本身就不靠谱。在没有更多资料佐证的前提下,何敢独厚史迁而薄纪年?更何敢问纪年何所凭据?
还有一条论据,乍看之下似乎有理,那就是甲骨文中显示,伊尹一直作为先臣的代表被历代祭祀,作者就反问:如果太甲杀伊尹为真,则伊尹就是乱臣贼子,怎么还能受到后世的祭祀呢?不过这完全是用周以后尚礼的思想观念去考究尚巫的商代,焉知当时乱臣贼子就不会受到祭祀?就以匈奴来论,昆莫对匈奴来说是叛臣,李广利对匈奴来说是逆贼(虽然是被诬陷的),可是匈奴照样建祠祭祀,四时不缺。那个时候的人们只看你是否厉害,是否有神性,谁管你是善良是凶恶?殷墟所出甲骨文中记载祭祀太甲的仪式极为隆重,牺牲很多,难道仅仅浪子回头就能让人那么崇拜吗?还是说太甲是复国的雄主,如夏之少康,所以才受到重视呢?
对于无法定论的史实,各有观点本来无可厚非,但论据如此无稽,如此胶柱鼓瑟,那就让人不得不发笑了。书中还说遵从纪年的讲法,乃是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风尚。你说是疑古风尚我还相信,伊尹又不是奴隶或者农民起义领袖,他们统治阶级内部和也好,打也好,和阶级斗争有虾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