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门GG能握了横山智佐阿姨的玉手，俺近来也和心中敬慕的高人有了个近距离接触，且将其前后略述如下。

对于联盟的同志来讲，日本近世史专家，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笠谷和比古先生的名字恐怕并不陌生。田村清允（DATE）君曾经翻译过其著作《关原会战与近世国制》中的若干章目，先生通过对史料进行细腻的分析解读所提出的新视点，打破了我们对这场重要战役的错误认识，其锐利的史眼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印象。其实，以关原会战研究为代表的近世初期政治－军事史，只是先生对日本近世研究的一个方面。先生在近世武家社会，近世政治思想诸课题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先生当年的成名研究，就是对近世武士社会的所谓“押入”惯行构造的解明（所谓的“押入”，指的是藩士对横行无法的藩主执行软禁使其改悔，甚至强行使其隐居，以维持藩内正常秩序的行为。详见先生著平凡社刊《主君「押込」の構造　近世大名と家臣団》一书）。这次蒙本盟上杉家当主上杉清宪同志的老师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日本学学会常务理事张翔教授的邀请，先生于12月14日在复旦大学作了题为《武士道与日本近代化——围绕德川武士社会的新见解》的专题讲演。笔者和老万有幸参加了这场报告会，故于此略述先生讲演内容之大要，让感兴趣的同志们能够一窥日本学界的新观点。

武士道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当然是个负面字眼，原因当然不必多讲。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被旧日本军奉为治军经典的所谓近代武士道，是“皇军之父”山县有朋为创造忠实于近代天皇制国家的镇压机器而创造出来的一套理论。其实际内容和历史上出现的正牌武士道大相径庭，甚至是相悖的，所以两者不能作等量观。所以先生指出，要正确认识武士道，必须对武士道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实证的研究。何况，日本人自己对武士道也有误解——各位如果买了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的话，那么就可以把它扔进废纸篓里去了，老先生很明确的说：这玩意本是为洋大人理解日本文化出发而撰述的，里面很多见解都是为洋大人能够看得懂而曲意编撰的，根本当不得真，把这书当经典，只会引起对武士道的误读。

要讲武士道，首先要明其源流。其起源历史并不能说有很久，虽然在平安末年武士产生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兵之道”，“弓矢之道”一类的说法。但这并不是有其体系性的武士道德论，这只能说是武士的一种惯习性的行动规范。到了战国时代，才有了武士道这一说法的萌芽，如织田信长在训斥对攻略石山本愿寺不力的佐久间信盛时，就使用了“武篇道”，“男道”一类的用辞。“武士道”一词第一次大量出现，是在江户初年的武田流军学者小幡景宪所撰的《甲阳军鉴》之中，其频率达到了三十次之多。其内容多是要求武士在战场上勇敢作战，切忌“卑怯”的行径。到此阶段为止的武士道，只可以说是一种战场上的勇武精神。随着“元和偃武”的进行，日本国内的战争的消声遁形，以战争为本业的武士不得不面临无仗可打的尴尬局面。这促使着他们从军人转变为治国安邦的行政官吏。这样，光是能拉得硬弓使得大刀，已经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武士，这当然会带动作为武家意识形态的武士道的转型。所以武士道也开始要求武士具备治者的意识，其内容也添加了道德伦理的色彩。在宽永19年，由浪士斋藤亲盛撰著出版的仿《徒然草》文体写作，以讽刺时世，训诫武士的教训书《可笑记》就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文中指出：“若言探究武士道，便是不作虚言，不轻薄，不为奸佞，不作两面三刀的手段，不好色，不作无礼举动，逢事不自吹自擂，不骄傲，不诽谤他人，不懈怠公事，同同僚友好相处，不挂心于无聊之事，应将和善待人，扬人长处，慈悲为怀，坚持原则为紧要之件而牢记心头。若光是武勇过人，不惜性命并不能说是一个优秀的武士。”不仅是这样，近世武士道也并不鼓励对君主的愚忠，而非常强调武士本身的主体性。连向来被认为鼓吹极端忠君思想的《叶隐》一书虽然主张要“不论理非”尊重主命，但是也必须要对主君不对的地方提出谏言。能够纠正主君的错误看法的话，便是稳固藩国基础的大忠节。并且非常强调武士对藩国大政的能动性，认为武士定要有以一身担负起整个藩国的意志。即使陷于存亡关头，也决不能胆怯，或是自顾自地逃命。就算自己一人，也要为救御家于危难中，面对天大的困难也要竭尽全力。相对于充满着矛盾记述的《叶隐》来说，江户中期的儒学者室鸠巢所撰著的《明君家训》中更对大名和武士的行事规范有着十分明确地说明。他认为为君之道就是不能违逆众人之心，不论大事小事，有问题的话就应该让大家放胆说话提意见。而为臣之道就是为人正直，不曲意阿奉上级，也不对下面的人耀武扬威，不可说话不算数，也不能见死不救，要知耻，“即使被处以极刑，不可为之事决不能做，须要豁出性命守护时一步也不能后退。”常重正理，意志要坚如铁石，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要有慈悲物哀之心，对人以情者才是有节义的武士。并且他大胆指出了一个主命和自己的信念的二律背反问题，认为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忠实于自己的正义，即便是违反主君的旨意！8代将军德川吉宗从熟人处得到此书，阅之大赞，便让近臣学习阅读，全国之人闻之也争相阅读，于是此书的内容成为了当时士道的典范。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武士道决非宣扬愚忠的精神枷锁，而非常强调武士的主体性和对政治的主观能动。这样就使得武士能够充分发挥起能动性和主体性，使武士团组织自体地活性化。再加上前面指出的武士性质的转轨，使他们对自己的存在价值进行再考。于是，武士道就成为了推动江户后期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改革的有力精神凭据。

众所周知，江户中后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动摇了幕藩体制的基础，社会危机要求幕府和各藩打破门阀主义，拔用熟悉政务和社会情况的有能者来渡过危机。但是，这必然要引起门阀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而幕府统治者便采用了巧妙的魔术般的办法，在不违反祖法的情况下，进行了体制内的改革。

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享保改革中采取的足高制便是典型的做法。例如一个300石的下级武士，要出任1000石旗本级武士才能担任的长崎奉行，按照身份制的原则本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吉宗将个人的实际俸禄高和役职基准高分别处理。这个武士可以在长崎奉行任内领足1000石俸禄，卸任后再恢复到自己原来的俸禄高。这样就巧妙地照应了祖法和实际需要。先生的这个观点激发了我的问题意识：根据传统观点，享保改革是所谓“一切以权现样祖法”为基准的复古式改革。但是这复古是简单的复古吗？我认为这一点是需要再考的。

不论如何，在这样的精神的指导下，江户后期的社会虽然还尊重封建的身份关系，但在实际上已经向能力主义开始倾斜，尤其是幕府和各藩的行政实务的部门，更是成为了只有能者方可居其位的“圣域”。这样的体制，使幕府在所谓的“幕末”时代面临强烈外压之际，能够打破门阀框框大量登用有能的下级武士来应对外压，例如在幕末对外交涉中十分活跃的川路圣谟，他只是个农民出身，却能以三千石全权大使的身份担当对美和对俄的外交实务，并取得了成功和对手的敬重。当时一个俄国外交官这样评价川路：“川路其人非常地聪明……他的一言一行，一瞥，及其待人接物，全都显现着良识、智慧、炯眼和练达”（转引自井上胜生《系列日本近现代史1幕末维新》岩波新书2007 P28-29）。这也是幕末日本能够巧妙地对应外压，迅速地寻出近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从江户武士道合理思想中催生的“能力主义”成为社会的共识，使武家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一定程度上松解了封建等级意识的束缚，江户社会才能成为成熟的社会，并成功地进行了近代化。

先生在讲话提纲里，本来还是准备要讲一将“押入”（おしこむ）的构造的，可惜因为时间关系，未能进行讲述，是为一大遗憾！何况因为时间和题目都比较敏感，当天会场混进了一个FQ，提了一大串无礼且不着边际的问题（不外是武士道和近代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关系，先生开讲就严正指出了两者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东西，并作出了解释。听讲以后再提出这样的问题，只能目为捣蛋。何况此人言语无礼，有问题不问主讲，却问担当翻译的张先生，并且还气势汹汹地用“我问你”，“我就跟你说”这样的问话方式。且不论其出发如何，这样的没有礼貌却是可以说把国格和人格都丢了。）占用了大量的讨论时间。老万都没有时间发言讨论，我本人也只能提了一个关于总无事令国制结构是如何影响到对近世武士道的问题。事前张先生虽然安排我等二人同笠古先生单独见面，但是毕竟时间紧张，老万紧张地连问候的话也说不出。我则因为口语水平有限，只能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并且说了自己关心的范围，有机会能和名家对谈却因为语言问题不能畅所欲言，是为至憾！往后只有精进东国语文，加强理论水平知识一道无他。

先生个子不高，一看便是标准的日本人相貌，近段时间蓄了颇为威武的胡须，两眼精神奕奕,也没有任何大学者的架子，并且在注视着我们这些日本史マニア时，眼睛里充满着关切的光芒。可惜就是因为时间和语言水平的限制而未能好好讨教学术上的疑点！虽然这次学术交流活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遗憾，但是能近距离地接触到日本史坛上的大师级人物并能倾听他的研究心得，本身就是一次宝贵而有益的经历。12月14日这天对于我和老万来说，既是“最恶”的一日，同时也是“最高”的一日。

回归武士道，回归马克思，回归佛教，要回归的东西太多了。

(讨论范围超出本论坛时代下限。 马 编辑)

啊呀呀，几个月前即听说有这个演讲……后来忘记了。。

武士道的问题我一直也很关注。真是可惜了啊。

是不是能发下先生的演讲稿呢？

其实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八卦话题是，武士道精神和幕府统治体制的相互影响情况。以及明治维新期间武士道精神影响下的武士的抉择判断。

只是历来虎头蛇尾。但是还希望楼主能多介绍一下武士道相关资料。

演讲提纲到是有的,但是关键是日文的,我不会用日文输入法......

等有时间的话翻译一下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