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已经有人把这两天我在SC与人扔砖头的链接扔在湖里了，我就顺便在咱们自己的地方备下案吧。

都是论战文字，只是比较系统一点，因此也可独立成文，还没有全完成，后续也会备份在此。

针对的靶子就不引了，大家自己去相关链接看吧：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16&Page=1&TopicID=2221587

一、关于高澄平定侯景叛乱的表现，以及高澄解决高欢遗留的三大隐患的评价：

侯景何人也？东魏河南道大行台，统兵十万，而且可“随机讨防”（《魏书孝敬记》），军事上有一定的自主权。纵观当时天下三国，以一封疆而有如此大的军政权力和军事实力的，绝无仅有。李万生认为（见其著作《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这是高欢为了震慑西魏、梁，需要军政才能出众的侯景出镇河南，另一方面，也只有给以侯景如此高的地位、如此大的权力，才使得无论西魏还是梁国都不可能拿出更高的筹码来诱反侯景。李氏之说，不为无理。但是，他并没有论述充分的是：高欢的这种安排给高氏政权的巩固埋了一个巨大的炸弹。

因此，首先要看高欢留给了高澄一个什么局面。

高氏以怀朔武人、崛起乱世、得以专擅（东）魏政，终高欢之世，根基尚未稳固。在内，有元魏皇室、宗室、旧党，不甘其将亡，随时待变。对外，既有宇文氏这样的强敌，也包括了侯景这个尾大不掉之隐患。高欢为了应付魏帝西走后的政治被动局面，对内崇事魏主、宗室，使得元魏皇室宗室旧贵的势力不衰；另一方面，纵容勋贵贪腐，使得内政一直不上轨道；对外则与宇文氏迭次大战，将帅颇有损伤，不得不倚重有高氏政权下他人所不及的军政才能的侯景，造成侯景在河南长期专擅的局面。

高欢此人，无疑是当时具有雄才奇略的人物，但他起于微末而成霸业，因无强势可倚，不得不多用术以造势——他对于侯景就是“术以制之”，因此他的政权，很像日本的丰臣秀吉，看似强大，但隐患颇多，压制这些隐患，往往要依靠霸主自身的个人威信。一旦未能收拾整理这些隐患就失去霸主，那么霸业便可能毁于一旦。秀吉死，家康乃欺其孤儿寡妇而取天下，便是一例。

高欢自己实际上也很清楚这个问题，因此在他的晚年，力图匡治。他以高澄主内政、整肃朝政纲纪，实际上就是把自己不方便做的事情交给儿子去做。他当年对于皇室、勋贵过于纵容，实际上削弱了高氏在东魏政局中的地位。因此，高澄打击勋贵腐败的同时，也使得高氏的独尊地位再次得以确立，霸府的权威凌驾于皇权、更凌驾于高欢的那些老朋友、老同志、老干部之上，这是高氏霸府政治要转向新的王朝皇权政治所必须的一个阶段，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反腐倡廉”或者树立个人威信，而关系到高氏政权的兴废存续。设若高澄不是在此前几年的主政中已经表现出足以继承高欢霸业的能力和器量，则高欢一死，皇室、宗室、勋贵又岂易制？““时人虽闻器识，犹以少年期之，而机略严明，事无凝滞，于是朝野振肃”，这条记载正说明：高欢令高澄提前主政，是必须的。而高澄毕竟不是纨绔子弟，他在众人（皇室、宗室、勋贵）轻视之下登上历史舞台，以他自己的能力表现证明了自己足以承担历史赋予他的角色——高氏皇权承前启后的奠基者之一。

朝政如此，对外的局面要更加严峻。侯景毕竟不是已经走向没落的元魏皇室宗室，他的能力和实力也远远超出高欢的那些老干部。北齐书（北史同）：“侯景素轻世子，尝谓司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这里侯景视高澄兄弟为“鲜卑小儿”，比高澄主政初朝内视之为“少年”，质同而意更为轻蔑。

这里附论一个小问题：常山日月以“鲜卑小儿”就认为侯景是不满于高澄的“大鲜卑主义”，这纯系附会。且不说高澄短短的政治生涯中并无“大鲜卑主义”的恶状。相反，高欢曾经说他“：“所使多汉”（北史斛律金传，北齐书斛律金传做“所使多汉儿”）——关于文襄是否“大鲜卑主义”，专篇再讲，这里先不扯远。即便高澄兄弟真的歧视汉人，侯景丫自己明明就是胡儿，他对高氏重鲜卑轻汉有何必要反感？更不用说他当时为高氏重用，权势一时无二，根本不存在高氏因为搞“大鲜卑主义”而歧视他的问题。因此，常山氏的胡扯乱攀可以休矣。侯景叛乱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他深知高欢死后，高氏政权不可能还允许他作为一个大尾巴而长期存在，这才是不能“共事”的原因所在。

高欢先死，则侯景必乱，这在高欢晚年，已经是高欢、侯景以及高欢的接班人高澄等所心照不宣之事。对于高氏政权而言，最有利的举措，无非是在高欢仍在的时候就拔掉这个大炸弹，然而，很不幸，高欢未及做到。

北史齐纪上、北齐书神武纪下：“神武谓世子曰：“我虽疾，尔面更有余忧色，何也？”世子未对。又问曰：“岂非忧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贺拔焉过儿朴实无罪过，潘相乐今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当得其力。韩轨少戆，宜宽借之。彭相乐心腹难得，宜防护之。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高欢的政治遗嘱。他看到高澄在他生前执掌相权、整肃朝政，在宫中府中已经表现了令人放心的能力和威信并且取得了成绩，因此他所仍不放心的（也是高澄自己所仍然忧虑的）就是在外的侯景问题。高欢的这一番话，虽然尽其余力做了布置，但他未能在生前最终解决侯景隐患，总归是他用人用权上的一个缺失——常山日月在这一点上的批评并无不当。

高欢既死，侯景果然据河南之地、拥数万之兵，掀起叛乱。这是一场将东魏一分为二的大变乱。在当时三国鼎立的平衡之中，东魏的局面瞬间出现了瓦解之危，而萧梁、西魏也闻风而动，企图插手。尤其是梁氏先后兴兵十余万响应侯景，而西魏限于国力不足，未能大举，却也有王思政一旅借机深入河南，打入一个楔子。

对于高氏政权而言，此诚危急存亡之秋。这样一场巨大的内乱，其可能造成的破坏局面由重而轻依次是：

1、侯景得手，高氏霸府瓦解，东魏政权覆灭（国破家亡）；
2、高氏虽存，河南之地与侯景之众或自立、或为敌国所用。东魏实力巨损，陷入衰落（失其众且失其地）；
3、高氏击败或消灭侯景之众，但被萧梁或/和西魏占据、瓜分河南之地。从此高氏偏居河北，以黄河与敌国为界（灭其众而失其地）；
4、高氏虽然保有河南之地（或基本保有），但侯景举众附梁，为东魏劲敌（保其地而其众为敌）。
5、最好的局面：高氏击溃侯景，消灭其军事实力，并且同时保住河南之地，将局面恢复到之前的三国平衡状态，而且在内部拔除了隐患，巩固了政权。

对于高氏而言，如果要继承和发扬高欢的遗志，在霸府基础上建立皇朝，就必须争取最佳的局面，这是惟一的办法。

而历史事实就是：高澄领导下的高氏政权，在大乱之下，争取到了这个最好的局面！不但使得侯景的数万叛众最后只有数百残余南奔，使侯景的巨大军事实力烟消云灭；而且重创了萧梁的力量，暴露了萧氏的无能与虚弱，为东魏进一步进取江淮创造了条件；同时，颍川之战坚决消灭了西魏嵌入河南的军事存在，巩固了东魏对于河南全土的完整掌握——不如此，东魏下一步南下取江淮地同样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也使得西魏无可能进而与东魏争夺江淮。

我之前已经讲过，高澄在历史上的角色是一个政权的二代领导者。他的历史任务，就是巩固和发展他的政权、为政权也是其家族的兴盛创造最好的局面、争取最佳的前途。在高澄即位的同时就面临侯景叛乱这么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轻人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对于他的家族、他所领导的政治集团、他所要建立的政权而言，这就是他的积极作为、他的功业和他的成绩。承认这一点，只需要实事求是、只需要客观公允的视角，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历史证明了：他不是朱允炆、也不是淀姬丰臣秀赖母子，他做到了他父亲所期许他做到的，而且可以说超出了他父亲的期许。

至于与敌将角逐于战场、决胜于军阵，这不是他的任务。历史并没有要求他一定要成为一个军事上的通才，他也从来没有有意的把自己放到这个位置上。他选择了东魏当时最好的将领，与叛军和敌军作战。当战事陷入长期化的情况下，他领导下的高氏霸府政治运转正常，军队源源不断的补充向前线，后勤充足（而常山氏实际上也说了：侯景败于后勤不济）。颍川之战，东魏前后调动大军二十余万，而经济、社会运行如常。高澄已经很好的做到了他应该做的。而当颍川之战最后，前线指挥官因为意外而阵亡的危机关头，他也采取了最恰当的决策——亲征、稳定战局，而使得功不至于亏一篑。

侯景起事后，初期曾经取得过军事上的胜利，击败了高澄派来的由元柱率领的讨伐军。但是他没有敢于趁胜锐进，反而退保颖川。胡三省对此的评价是：“盖以高欢虽死，高澄犹能用其众也”。这个评价是公允的，高澄不需要去与侯景在战阵上一拼智力，他所应该做的就是作为领袖有效的领导他的集团、他的政权。高澄做到了。

需要提及的是：侯景叛乱，高欢未能解决的另一隐患也暴露了出来。那就是元魏皇室旧党趁机内乱。结果这场内乱被高澄对外不动声色（对内倒是在魏帝面前大哭一场）的镇压下去。以至于乱事平定，侯景在外尚且不知。内忧外患齐发，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都是很要命的，而高澄的举措使得内忧外患不能勾结，各个击破。

侯景叛乱的最终结局，对于东魏和高氏而言，是不幸中之大幸，是最优结果。我们作为后世的读史者，是不是应该有勇气承认：在这个生死存亡关头挑起重任的高澄，对于这个最优结果是尽到了作为领袖的职责的、是有贡献的。

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论点：

1、高欢霸府的兴起先天不足，加之他的一些权宜措施，因此在他的晚年留下了在内在外的三大隐患：
a)元魏皇室、宗室、旧党的势力；
b)高氏与怀朔集团其他成员间的主从关系过多系于高欢的个人威望，而不是一种君臣纲常，这使得高欢身后局面难料；
c)侯景尾大河南。
三大隐患实际上也是高氏霸府政治走向王朝皇权的三大障碍。

2、高澄在高欢晚年以及高欢死后的两年，解决的正是以上三大隐患：
a)通过整肃朝政压制元魏皇室宗室旧党，随后轻松扑灭其政变阴谋，从而使得高洋行禅代时元氏已无抵抗能力；
b)整肃贪污、打击勋贵，伸张高氏霸权，建立高氏第二代领导者的威望。从而将系于高欢一身的主从关系转化为巩固的对于高氏的效忠关系，最终在高欢死后，“犹能用其众”，使得高氏政权的皇权化有了基础；
c)调兵遣将、消灭侯景，坚决粉碎敌国对于河南之地的染指之心。使得侯景叛乱取得了对高氏政权最为有利的结果——心腹大患消除、政权更加稳固。

3、综上所述，对于高澄执政时期的客观评价，应该是：消除了高欢末年的遗留问题、巩固了高氏霸权政治、为高氏取代东魏建立新皇朝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是一个对于本集团的兴隆发展有大功、承上启下的政治家。

4、封建时代的政治人物，不应当苛求他有什么对“国家民众负责任”的主观意识。他们不是伟光正，他们是封建统治者，他们所追求的是本集团的利益以及个人的“功业”，说到底是一家之私。因此，在评价他们的政治作为的时候，当然要看客观上他们的作为是否有利于当时的社会和时局，但同时，他们的作为如果对于他们的集团而言是积极的，而这个集团的发展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时局又有积极作用，那么这种为了“一家之私”的政治功业，也就应当给以适当的肯定。至少，不应该歪曲成纨绔子、败家子。这样的歪曲，与史实不符，对于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也是背道而驰的。

5、高澄不是军事家，也没有强要出头去扮演军事统帅的角色（他在颖川之战最后亲征，主要是为了稳定军心）。因此，拿他去与侯景、王思政比战阵上的“能力”，没有意义。高澄作为政治领袖而不具备过人的军事才能，不等于“无能”。这一点，如果不是钻牛角尖，为辩而辩，本来根本不应成为一个这里还要最后补叙一句的问题。

二、附论关于高澄整肃朝政的评价（这一篇写的早，但是论战色彩更浓一些，不如“一”系统，所以放在这里作为附论）

关于高澄严肃法纪，整顿贪腐这一点。

常山日月的顶帖不是没有看到史书（既有他不屑的北齐书，也包括他还算看的过眼的北史）对于高澄这一政治成绩的记载。但是他的评判却是：“当然这个只是种政治模仿秀，所有帝王将相都玩过这种收拾人心的把戏。若因此以为高澄是一个青天“大少爷”,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政治模仿秀”？模仿的是谁？首先高澄的老爸，也是他的大老板高欢自己就不是这么干的。史载：“自正光已后，天下多事。在任群官，廉洁者寡。”（北史齐纪上），高氏政权的特点是从一开始高层就颇为贪腐，这个是怎么造成的？sisuo已经提到，很大程度上就是高欢纵容的结果。“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神武。神武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北史杜弼传）这段史料为人引用极多。高欢对于豪贵贪腐做纵容态度，或许有其不可言的客观困难，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封建政权的奠基阶段，贪污风气盛行是史无成功先例的，对于高氏政权的稳固乃至实现禅代开辟的政治目标，其不利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到了高欢后期，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而着眼于整顿吏治。高澄作为他的继承人，承担了锐意整肃革新的具体任务，则一方面当然有为接班人立威的打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整肃符合高氏政权发展的要求，是当务之急。而高澄的具体行措，也绝对不是一个上海打虎不成的蒋二世，从历史的记载看，是颇见成效的。“于是风俗更始，私枉路绝。”并非过誉之辞。常山日月自己也承认：“这样一来，东魏的官场风气大有改观，人心为之一振。”

所谓“模仿秀”，只是做做样子，收到了实际积极效果的政治行为，就应该肯定其作为的积极性！

因此，对于这一史事，我与常山日月对于史料的取舍并无分别。我所要指出的是：常山日月或者没有意识到，或者虽然意识到却有意掩饰的是：高澄整肃朝纲的举措，很显然其作用绝不止于树立其个人威望，而是在解决一个对于高氏政权而言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的政治问题。他所发挥的作用，对于东魏北齐的政治上轨道、对于巩固高氏政权，都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正是其作为政治家，政治上积极有为的一种表现。用一句“收买人心”予以抹杀和曲解，是不适宜的，很明显是虽然掌握了史料，却没有一种公正客观持平的心态。

常山日月随后的回帖中又认为“高澄根本就是在立威，对吏治有啥改进的。司马子如、高隆之、尉景照样复出”。他用三个具体事例认为高澄是蒋二世，没打到老虎。事实上高隆之在高澄整肃时只是责让，使其收敛，并没有免官，谈何“复出”？那么所谓“照样复出”说的是司马子如和尉景了。

那么我们看看史料：“及文襄辅政，以贿为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狱一宿而发皆白。……于是，除削官爵。……未几，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厉，甚有声誉。”（北史司马子如传）为常山日月所不屑的北齐书司马子如传更具体：“时世宗入辅朝政，内稍嫌之，寻以赃贿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于尚书省。诏免其大罪，削官爵。未几，起行冀州事。子如能自厉改，甚有声誉，发摘奸伪，僚吏畏伏之。”司马子如是高欢的发小，所谓“徒以少相亲重，情深昵狎”，然而他在高澄任用崔暹整肃之后，也大为收敛，甚至在起复外放地方后还做了些自改前非的事情。凡是能公正的看待史料的朋友，读这两个史料，自然能够看到高澄、崔暹行政的积极效果。当然，司马子如在高澄遇刺后，又有所反复，还企图陷害崔暹，而高洋对于他的诬告是什么态度，史有明载，这里不扯远了。

再看尉景，“坐匿亡人，见禁止。使崔暹谓文襄曰：“语阿惠，儿富贵，欲杀我邪？”神武闻之泣，诣阙曰：“臣非尉景无以至今日。”三请，帝乃许之。于是黜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寻授青州刺史，操行颇改，百姓安之。”（北史尉景传，北齐书所载略同）。高澄崔暹对于尉景不法的整肃，虽然因为高欢的干扰而只是略作薄罚，但尉景随后也有所收敛，甚至在地方任上能让“百姓安之”。凡是能够以持平的心态看待史料的朋友，也自然能够看到高程崔暹行政起到了一定警示贪腐豪贵的作用。

如尉景、司马子如这样的权宦，在高澄崔暹的打击下都不得不有所收敛，至少一时表现出悔改来，这对于东魏官场风气的整顿和积极带动作用，自不待言。这足以说明，北齐书北史所做“文襄入辅，责以骄纵，厚遇崔暹，奋其霜简”这样的评价不是没有根据的溢美之词，而是比较客观的积极评价。而大概也只有歪着看历史的人，才会无视史料而大言什么“有啥改进的”，完全抹杀高澄革新吏治的积极成果以及这对于高氏政权发展的意义。（甚至不惜把自己顶楼曾经有过的稍微持平的看法都推翻，不知道是在与人怄气还是与史怄气。与人怄气伤身，与史怄气无谓，啧啧）

关于高澄在侯景叛乱中之表现，昨日已著文略述，犹有未尽之意，在讨论它问题前，先余论如下：

1、高澄娴于外交

高澄在平定侯景叛乱、挫败萧梁、西魏对河南之地的图谋期间，外交方面的表现也有亮点。

侯景起事，在武定五年正月。是年三月，萧梁开始出兵援助侯景。此前十数年间，东魏与梁关系良好，聘使往来未尝间断，虽然不能算是盟国，但也是友邻。梁氏趁乱侵（东）魏，理屈。高澄于是年四月遣散骑常侍李纬使梁。史籍虽然未载本次遣使目的，联系当时背景，则必为重申旧好，希望萧氏不助侯景。然而此时萧衍趁侯景献款而北进的兴头正盛，这次出使未能取得实际效果。萧衍随后继续出兵，乃至于八月以萧渊明总军数万，大举北侵。

高澄遂遣将将梁军彻底击溃，俘其宗室、统帅萧渊明，厚遇之。随后，又打败侯景，迫使其逃梁（武定六年正月）。

此时，高澄不是趁胜而骄，继续追击侯景和梁国，反而数次遣使向梁示好，在萧衍多次拒绝之后，仍于武定六年二月，以被俘之萧渊明名义再次修书请和，愿意归还萧渊明交换侯景，作为两国罢兵条件。

结果，这次外交行动大获成功。萧衍收到渊明书，“流涕，与群臣议之”，“赐渊明书曰：“知高大将军礼汝不薄，省启，甚以慰怀。当别遣行人，重敦邻睦。”。侯景闻信，从此不自安，秋八月遂反梁。

当时的梁臣就认为高澄这一外交动作是“用间”。胡三省也认为萧衍“堕高澄术中”。

高澄胜而不骄，正确的认识到当务之急不是攻梁和侯景取利，而是驱逐王思政颍川之军，全复河南。为此，他采取外交行动，一方面和缓了与梁的关系，避免两线作战；另一方面利用了萧衍顾念宗室的性格弱点，有效的通过萧渊明这张俘虏牌，促成了外交效果，而且直接激化了侯景与梁之间的矛盾，将侯景这颗大炸弹在梁土引爆了。终于，为东魏全力解决王思政争取了充足的时间。

高澄的外交活动，无疑也是成功的。在三国四方的军事、策谋角逐中，对于老手萧衍、侯景等，反而能取渔人之利。而且他的战略思路始终清晰，何处是目前的急所？谁是需要武力解决的敌人？谁可以外交羁縻？无不举措妥当，如高手弈棋。


2、高澄寡恩、残忍

我前已言及，回帖并非要为高澄等“翻案”，而是尊重历史事实。高澄不是完美的政治家，即使以封建君主的标准衡量，他也有明显的弱点，那就是：年少顺利、未历艰辛，因此有少爷习气。他的身上，有封建统治者的普遍缺点，而有一些又格外突出。

他在私生活方面的糜烂，乃至影响军国之务，常山日月的顶帖已经有很多批评，凡符合史实处，不必再述。

高澄在用人上也有其很大弱点，就是寡恩，此又为常山氏所未及。

高澄识才、爱才，也能用人，这个是他的优点，我还会另篇再讲。这里只讲他的缺点，因为这个缺点典型的反映在他在侯景叛乱之时的事情上，那就是对崔暹的态度。

高澄用崔暹整肃朝政，前面叙述已多。他也十分喜爱崔暹，如高欢以高仲密叛乱事责暹，欲杀之，高澄力为之请；他信任崔暹治吏，虽逆勋贵而不顾、对崔暹多方保护，这些看上去仿佛都很让人感动。

然而，当侯景造反，“诸将皆以为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杀暹以谢景”，幸亏陈元康以汉景杀晁错事相谏，高澄才改了念头。

自己的爱属，因为敌人的强势，居然就要拿去做牺牲。这一点上集中反映了高澄的少爷品质。封建君主的残忍寡恩，暴露无疑。（同时也可看到侯景积威之盛。高澄少年得意，此前锐意行政，未遇挫折，如今促遇劲敌，也难免要一时惶恐失措）

客观的指出高澄的过失，不是要否定他的功业。汉景杀晁错，毫无疑问是恶行、是懦政，但是平定七国之乱，毕竟仍然是汉景标榜历史的大功。何况高澄毕竟没有杀崔暹。此后也仍然比较信任崔暹。

能与高澄相始终的大臣，只有陈元康。然而高澄如果不死，也已经因为陈元康劝阻其篡魏以及陈元康贪腐而与元康生隙。只不过，一场突如其来的劫难使得这君臣二人得以上演颇感人的临终一幕：“……置刀盘下，而杀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与贼争刀，髻解，被刺，伤重肠出，犹手书辞母，口占祖孝徵陈权宜。至夜而终，时年四十三。”

至于高澄的不惜人命，自然也是未经艰苦的少爷恶习——对军阵杀伐的残酷性没有概念、对于个体生命没有尊重。常山日月举他填河工补堤一事，用以批评他的残忍自然是对的，但同样，以此一事而全面否定他在平定侯景之乱、打败西魏上的功业，则以偏盖全殊甚。残暴，是许多封建政治军事领袖的通病，必须予以批评，但这不应成为惟一的尺度。魏武帝曹操残忍不残忍？后魏太武帝焘残忍不残忍（他那个著名的围某城的是某族人，你们尽管杀的段子）？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仍然看重他们的军政才能，以及为统一北方所作的贡献和功业。

以上补叙，以全昨日所论之不足。

《梁书.侯景》：“及神武疾笃，谓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计，反覆难知，我死后，必不为汝用。”乃为书召景。景知之，虑及于祸。”

《南史.侯景》：“及（景）将镇河南，请于欢曰：“今握兵在远，奸人易生诈伪，大王若赐以书，请异于他者。”许之。每与景书，别加微点，虽子弟弗之知。及欢疾笃，其世子澄矫书召之。景知伪，惧祸，因用王伟计，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台郎中丁和上表求降。”

前记似是高欢发书招侯景，后记是高澄矫书招侯景。按理而言，高欢快咽气的时候，为防止时局动荡，应该是不会招回守边的大将的。所以以上情况，不排除是在高澄在接受高欢的政治遗嘱后，想提前解决不稳定因素，而贸然发书招回侯景。

然而，一是在高欢病重的时间点，二是侯景先前与高欢约定在信件上留有特殊记号，可能是根据这两点，侯景才能在第一时间判定收到的书信是假的，并有充足的时间在军事和外交上作出反应，为自己留下了大量的回旋空间，并直接造成了东魏方早期的军事被动局面。

由于第一步的错着导致河南满盘皆乱，接下来高澄便没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布制，在第一时间一次性根除侯景，但是凭着国力的支持与宿将的奋战，还是在最后将侯景赶往梁朝。在这一段时间，不管是稳定局势的应变能力，还是灵活的外交能力，高澄确实都表现得非常出色，让人看到了孙权的影子。

但是，高澄出的第一招，确实是给自己留下个很大的破绽。还好他有身后的国力作支撑，扛住了。另一方面，从侯景的反应来看，他显然也意识到了没有与高澄对抗的实力，而是力求通过西魏、梁获得支援，根本没有杀往霸府的想法。一个只想守，一个有实力不停的变换攻的方式，结果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从这个角度上讲，高澄能有政治上的巨大成长，还是应该感谢侯景这个培训师的。

对于高欢与侯景有暗约，所以侯景得以识破高澄伪招一事，我一直觉得是成疑的。

高欢对侯景并不真正的信任，至少不可能信任过他儿子。即使他此前与侯景有过什么特殊的暗号，在身将死并且已经考虑到侯景将为后世患的情况下，也没有理由不将此节告知其子啊。

所以，如果真的有书召侯景之事，我想《梁书》的记载更成逻辑一些，《南史》有些传奇了。

对于此事，刚查了一下《北史》与《北齐书》也是统一口径的：“侯景素轻世子，尝谓司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为神武书召景。景先与神武约：得书，书背微点，乃来。书至，无点，景不至。又闻神武疾，遂拥兵自固。”

高欢对人还算是非常宽仁的：“其文武之士，尽节所事见执获而不罪者甚多。故遐迩归心，皆思效力。”终高欢一世，很少有对勋旧下手的例子吧；另一方面既然不信侯景，显然也不会在临死前出这种昏招，搞得像要托孤似的。所以个人觉得，高欢此刻没有招侯景的必要和理由，此事更应该是高澄在未经高欢许可的情况下草草出手，提前引爆了炸弹。

至于约定背书暗号的事，确实很微妙，高欢不告诉高澄，也不太合理。

那只能猜测高欢忘记提醒高澄这事，高澄就已经先写了信。

只是感觉以当时的情况，高欢既然还没死，高澄理论上不该不和他老爹商量一下就采取行动。虽然他有时候是很轻佻的，但是这件大事上，我感觉他还是很依赖他父亲的，于情理不会擅行其事。

史料如此，只能存疑了。

四、今天开始谈高澄、高洋的“大鲜卑主义”问题。首先是高澄。

以我所知范围，称高氏有“大鲜卑主义”，渊薮似在周一良先生之论（《北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问题》）。高氏未能协调胡汉矛盾，此北齐政治一大缺失，周一良等先贤所论固为公允。但是高氏自高欢起霸府、高洋移魏祚建齐、至为周所灭，前后数十余年，其政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过反复、有过波动，有十分不堪的时期，也有积极有为的时期。即以胡汉问题而言，将高氏历代一笔抹煞为“大鲜卑主义”，也是不妥当的。

高澄恰恰便是高氏诸君中种族偏见最少、能用汉化的典型。前贤同样议论极多，不须我赘述。

陈寅恪先生称：

“虽然，高欢本身，生於六镇，极度胡化，其渤海世家即使依托，亦因以与当日代表汉化之山东士族如渤海之高氏、封氏及清河博陵之崔氏等不得不发生关系……其子澄尤为汉化，据北齐书叁文襄纪（北史陆齐本纪同）云：

元象元年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後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未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为宾客，每山园游燕，必见招擕，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为娱适。

夫当时所谓“妙选人地”，即“选用汉化士族”之意义，故高氏父子既执魏政，杨（愔）、王（昕及晞）既因才干柄用，而邢（邵）、魏（收）亦以文采收录……。洛阳文物人才虽经契胡之残毁，其遗烬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复烬盛於邺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查《北齐书》《北史》高氏所用诸汉臣列传，知陈寅老所言不虚。高澄代父主政后，即因才选汰人物，史称“摈斥贪残，存情人物”（北史齐纪上“论”）。他大力选拔、任用文治之士的举措，是与整治贪腐的措施同时并行的。高欢也曾经承认他这个儿子：“所使多汉（儿）”（北齐书北史斛律金传）

高澄之于文化，亦有偏好。常山日月在顶楼帖上批评他：“每当设宴招待梁使之日，高澄或者亲自到场，或者派遣属下与会自己躲藏在旁边偷听，凡是东魏方面有所妙论压倒梁使，他都会兴奋异常，为之鼓掌助威。徒逞口头便宜，暴露了高澄这个小P孩爱热闹，好虚荣的本性。”

此处又是虽然掌握了史料却失去了衡平心态的一个例证。这个事例，无非是说明高澄对于文化的喜爱，他如果只是耽于鲜卑马上之技，对汉文化有内心中的歧视，就不会有以文论得胜为荣的心理，此甚明也。至于好胜之心，是人类的本性，更是年轻人的天性。即使当今社会，竞技体育一场胜利，犹能让举国上至领袖下至平民欢呼雀跃，这是人性天然之理。高澄以使节妙言为喜，不过反映这种天性罢了。何至于要牵强以“小P孩爱热闹、好虚荣”这类轻薄词语讥之？我想常山日月本人小时候一定是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大异常孩的吧……

总体而言，高澄为政的短暂时期内，绝不见其父高欢以及其弟高洋（主要是后期）歧视汉家的心态。相反，他主要依赖的心腹大臣都是有才干的汉臣，如陈元康、崔暹等，前已多述，不赘。

他求贤若渴，屡次布令求才，而且绝无胡汉之隔。除陈寅老上引史料外，还有：

“九月己亥，文襄请……若有藏器避世者，以礼招致，随才擢叙。罢营构之官。在朝百司，怠惰不勤，有所旷废者，免所居官。若清干克济，皎然可知者，即宜超叙，不拘常式。”

“三月戊申，文襄请朝臣及牧、守、令、长各举贤良及骁武胆略堪守边城者，务在得才，不拘职素。其称事六品、散官五品以上，朝廷所悉，不在举限。其称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郡、县杂白身，不限在官、解职，并任举之，随才进擢。”

求贤之令，遍及勋旧子弟、朝野名士、贤良、武勇之士。不拘出身、年资，“随才进擢”。

这些求贤行动，并非做做样子，而是收到了实效。事例在北齐书诸列传中可谓俯拾皆是。

北齐书辛术传：“文襄嗣事，与尚书左丞宋游道、中书侍郎李绘等并追诣晋阳，俱为上客”辛术就是后来为高澄所用平定江淮二十三州者。

宋游道入《酷吏传》，但观其行状，实是刚直一干才，与崔暹共同襄助高澄整肃朝纲，高澄称“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

北齐书元文遥传：“（文遥）以天下方乱，遂解官侍养，隐于林虑山。武定中，文襄征为大将军府功曹”元文遥本意隐逸、其才将失，高澄也把他征辟发掘出来了。

北齐书崔季舒传：“文襄辅政，转大将军中兵参军，甚见亲宠”季舒为有齐著名汉臣，始见用于高欢，而高澄主政后乃重用。

崔暹的兄弟崔伯谦，也是高欢起用，而高澄大用的，此人入北齐书循吏传：“世宗（即高澄）以为京畿司马，劳之曰：“卿骋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务殷，是用相授”

循吏传中还有苏琼：“文襄以仪同开府，引为刑狱参军，每加勉劳”

以上只是随手粗检北齐书列传，以略证高澄能用人之不虚。而仅观其用人之略，颇重文才是一特点，又哪里有“大鲜卑主义”的倾向呢？

高澄主政时间很短，而且军国多事。既要首先解决高欢遗留的内政紊乱问题，又要应对侯景叛乱、与两敌国争河南之地。因此，他不可能有时间从容推行汉化，更无暇解决高氏政权存在的胡汉分治和胡汉矛盾问题。这当然是不能苛求于他的。至于他选任的一些文化政治人才，後来在北齐政权中後期有悲惨的结局，这些当然更不能归咎于他。

我们倒是可以对这个年轻人如果能够长期当国，北齐政权是否会走上一条与後来的真实历史大不相同的崭新道路，有所遐想，读史至此，亦不能不有所遗憾。

通过此前几帖，我对高澄这个政治人物的看法已经基本都谈过一遍。高澄还有其它的一些政治作为，例如他在侯景叛乱时出巡诸州、北边，稳定局势，以及抓住时机遣辛术拓地江淮。他的一些内政措施也颇积极，如下令“豪贵之家，不得占护山泽”，这些都是善政，只是比之高澄的主要贡献：消除高欢时代的三大隐患、为高氏政权从霸府政治转向王朝政治排除障碍、夯实基础，这些又是末节了，不浪费笔墨叙述之。

总论：高澄作为高欢世子，在政治史上活跃的时间极短，但仍不失为当时年轻有为、精明强干之政治家，绝非纨绔无能之辈。

对于高欢临终召侯景之事，我比较赞同马师的见解。无论北史也好，北齐书也好，在承认高欢与侯景写书信有暗号的同时也承认高欢临死前已经认为侯景易世之后靠不住，他连对付侯景的人都替高澄物色了，如果两人写信真有暗号何不一并告诉高澄，以作为对付侯景的手段？

反过来说，侯景既然意图谋反，必要师出有名，那么伪造一个“高王与我有密约”的假象，造成高澄玩阴谋杀功臣的被迫局面，对于他来说显然比公然反叛要有利些，至少可能打动那些勋贵们。

恳请马师授权允许让山名将此篇供奉到“汉晋时空”http://www.famana.com/fenye/hjsk.html；

另外还有一篇关于前凉合战的旧回贴http://www.newtenka.cn/dvbbs/dispbbs.asp?boardID=46&ID=20093&page=5，也请马师授权由山名供奉，做到汉晋时空《前凉砥柱——谢艾》一文中。

以上两篇可只做供奉，不用来参加检地，望马师见赐！！！

哦，这个没问题……

今天继续讲高洋，谈谈他的“大鲜卑主义”以及政治作为。

齐文宣帝高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帝王之一。他英明的时候天纵英睿、内修政治、外震敌国（宇文泰以高洋初篡，欲加兵讨伐，“闻其（高洋）军容严盛，叹曰：“高欢不死矣！”，竟不战收兵），更复扫荡戎夷，突厥可汗惊为“英雄天子”（事见北齐书或北史的《高绍义传》，绍义为高洋之子，北齐国亡时不屈投突厥，突厥可汗以其父高洋“英雄天子”而厚遇之），文治武功一时无两，堪与中国历史上任何第一流的君主相比。读其本纪，看到他亲率士卒讨伐柔然、契丹、库莫奚、山胡，无不克捷，“步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契丹”“露头袒身，昼夜不息，行千余里。唯食肉饮水，气色弥厉”，实不能不击节叹其勇烈。这种雄姿英发的霸气在当时的中朝君主中已经是许久未见了，放眼上下历史，也唯有魏太武帝、唐太宗、明成祖等少数天子堪比。

然而，他昏暴的时候，当真也是惨绝人寰。北史齐纪中叙其后期的残暴荒淫，令人发指之状，虽桀纣未有加也。这些劣迹为正史直书，也为后世的猎奇野史（乃至当代的业余网络历史普及读物们）所津津乐道，这里不忍再费笔墨铺叙之。

英雄-魔王、明主-暴君、圣人-魔鬼，这就是高洋，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精神病人皇帝。他的那些行状，简直是一个精神病典型病例的实录，那绝对不是任何史官所能捏造污蔑想像的出的。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探讨他的精神病因，而主要还是围绕本帖的主题，讨论高洋的政治。

常山日月认为，高洋也是“大鲜卑主义”的典型。应该说，比起基本历史清白、无缝可咬的高澄来，高洋的这项罪名要凿实的多。历来学者先贤，也几乎都如此定论。

高洋自己留的“罪证”“口供”就不少。比如：

北齐书（北史略同）杜弼传：“显祖（即高洋）尝问弼云:“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此言讥我”後来杜弼还为高洋杀害。

北齐书（北史略同）魏恺传：“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也是高洋）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

北齐书（北史略同）高德政传：“德政死后，显祖谓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

这几段史料都常为史家引用，高洋重鲜卑、轻汉人，甚至因此多杀汉臣，典型的一个“大鲜卑主义”，从此板上钉钉，起高洋于地下，也难自辩。当然，高洋是个至死未愈的精神病人，他也没有辩解的能力……

那么，事情是不是这么简单？定论是不是就这么好下？

我们看到，这个所谓“大鲜卑主义”的高洋，在他当国的十年里，最为信宠、用以主持朝政的中枢，除了宗室以外，全部都是以文化见长的汉臣，高德政、杜弼、崔季舒、崔昂、崔暹、魏收、杨愔等。他最重用的宗室是他的弟弟高演，就是后来的孝昭帝，也是宗室中以汉化、儒雅著称者（“孝昭……情好稽古，率由礼度；将封先代之胤，且敦学校之风；征召才贤，文武毕集”（北齐书孝昭纪、北史齐纪中同）。

相反，这个所谓“大鲜卑主义”的高洋，在他当国的十年间，在政治上没有纵容过任何一个鲜卑贵族。高洋之勇武好战，最肖其父，而与高澄等其他兄弟颇不同。他篡位开国后，为了树立新朝的权威和他个人的威信，北伐南征，用兵频仍，而且身先士卒躬率军伍。这样的君主，在历史上，往往容易重武轻文，导致武将政治。然而，终天保之世，北齐鲜卑军将的跋扈，似乎都只在战场之上、军旅之中，而基本没有冲击到北齐的朝政。高洋昏聩病态的后几年，杨愔以一文官独撑齐政，“主昏于上、政明于下”，也没有受到鲜卑军事贵族的明显干扰。

这个所谓“大鲜卑主义”的高洋，在他当国的十年里，除了将鲜卑的精锐编列为“百保鲜卑”，可以看作军事上的“鲜卑化”外（他同时也编列汉族精兵为“勇士”），没有任何一项见诸史册的政治措施是在搞“胡汉分治”，或者突出鲜卑的特权、或者歧视汉人，或者胡化倒退。相反，他的主要施政包括（除特别说明，均据北史齐纪中）：

1、高澄死后，众情纷纷，他“推诚接下，务从宽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群情始服。”
2、即位后，“遣大使于四方观察风俗，问人疾苦”（这是北齐帝王登基后的一项例行公事，我们姑且算是形式主义，聊列于此吧）
3、“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通典-食货五-赋税中》，定赋税）
4、恢复俸禄制，“自魏孝庄已后，百官绝禄，至是复给焉。”（俸禄制的恢复，代表着元魏末年朝纲紊乱的局面告终，封建秩序的逐渐恢复。对于整治吏风也自有其正面作用）
5、“诏改封崇圣侯孔长为恭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祀。并下鲁郡，以时修葺庙宇。”（尊孔）
6、“又诏：吉凶车服制度，各为等差，具立条式，使俭而获中。”（立礼仪制度，後世隋朝主要用齐仪注，反弃北周礼仪不用）
7、“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其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于祀典者，咸秩罔遗。”（修祭祀，亦礼仪也）
8、“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依旧铨补。”（兴学校）
9、“（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移置学馆，依次修立。”（修文物）
10、“又诏求直言正谏之士，待以不次。”（求贤才）
11、“命牧人之官，广劝农桑。”（修吏治、勤农事）
12、“诏曰：“魏世议定《麟趾格》，遂为通制，官司施用，犹未尽善。群官可更论讨新令。未成之间，仍以旧格从事。”（修刑律）
13、“祀圆丘，以神武皇帝配。”“亲耕籍田”（行祭祀、劝农事）
14、“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解放奴隶。而西魏在此三年後，于灭後梁时，还曾“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胡风不改）
15、“并省州三，郡一百五十三。县五百八十九，镇三，戍二十六。”（改革地方行政区划、裁并省费。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这次并省也有打击地方豪右势力、确立皇权的意图）

革旧弊、察风俗、定赋税、复俸禄、尊文化、定礼仪、修祭典、兴学校、求贤才、修吏治、勤农事、修刑律、放奴隶、裁冗员。这样的施政，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华夏君主所为，又哪里有胡风可言？

如果说这些施政都只是发发诏书、做做样子，那么无疑也是不公允的。关于高洋最初几年政治的清明，是历来史家所公认的。

北史齐纪中对其初期施政的总评：“及登极之后，神明转茂，外柔内刚，果于断割，人莫能窥。又特明吏事，留心政术，简靖宽和，坦于任使。故杨愔等得尽于匡赞，朝政粲然。兼以法驭下，不避权贵。或有违犯，不容勋戚，内外莫不肃然”又称：“（文宣）始则存心政事，风化肃然，数年之间，朝野安乂”作为对于高洋后期的暴政淫虐毫不隐晦、全面揭露的北史编者，是绝不会仅仅因为高洋的几篇诏书（如果只是虚文的话）就做出上述评价的。

再如隋书刑法志：“其决狱犹依魏旧。是时刑政尚新，吏皆奉法。”足见天保初年吏治之好。另外，补叙一句：此处的“魏旧”，就是文襄文宣两代逐步刊定的《麟趾格》，从这一阶段北齐司法的清明而看，也绝不是用某些人所谓的“宪法顶个球”那样简单可以否定的。

有人要问了：高洋既然用汉臣、行善政，在他的约束下鲜卑贵族也不能左右朝局，那么他用的汉臣往往没好下场，不是被他杀了，就是倒霉，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高洋的这些汉臣倒霉的情况（史料均据某人所不屑的《北齐书》诸列传，谁要是觉得北齐书靠不住，那不妨把北史或者别的什么拿出来瞧瞧）：

高德政：这是高洋发迹前就信用的汉臣。“与帝旧相昵爱，言无不尽”。他是怎么倒霉的？“显祖末年，纵酒酣醉，所为不法，德政屡进忠言。后召德政饮，不从，……帝不悦。又谓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惧，乃称疾屏居佛寺，兼学坐禅，为退身之计。帝谓杨愔曰：“我大忧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禅代之际，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诚款，常内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从之，德政见除书而起。帝大怒…”，高德政的失宠，一在于高洋的精神病，对于一个精神病人还要切谏，下场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在于杨愔搞鬼，是汉臣间的党争，并非由于鲜卑贵族的攻击或干政。

崔暹：前面多次提到，崔暹是高澄非常信用的大臣，高洋主政後，他一度倒霉了。“显祖初嗣霸业，司马子如等挟旧怨，言暹罪重，谓宜罚之。高隆之亦言宜宽政网，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则得远近人意。显祖从之。及践祚，谮毁之者犹不息。帝乃令都督陈山提等搜暹家，甚贫匮，唯得高祖、世宗与暹书千馀纸，多论军中大事。帝嗟赏之。仍不免众口，乃流暹于马城，昼则负土供役，夜则置地牢。岁馀，奴告暹谋反，锁赴晋阳，无实，释而劳之。寻迁太常卿。帝谓群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无双，卿等不及。”可以看到，崔暹的倒霉，也是被他严厉整肃过的朝臣（而且是汉臣）司马子如、高隆之反弹的结果，与胡汉问题无关。而高洋虽然先是将他贬逐，但很快就发现了他的清直有才，又加以重用，终身不辍。崔暹历事高氏三主，是难得的全始全终的名臣，高洋在他死后，“抚灵而哭。赠开府”，极尽哀荣，这还是高洋昏聩的末年天保十年的事，可见高洋的精神病是间歇性的，不是全疯。

崔昂：同样是高洋高度评价过的汉臣，所谓“崔昂直臣”，而且全始全终，一直到天保十年，还称他“历思群臣可纲纪省闼者，唯冀卿一人”。他的倒霉要到高洋去世后，“杨愔少时与昂不平，显祖崩后，遂免昂仆射，除仪同三司。后坐事除名。卒祠部尚书”，不算很塌台，而这个小倒霉，同样是杨愔党争的后果，与胡汉问题无关。

杜弼：应该说，杜弼失势，确实与他歧视鲜卑人、刺激了高洋有关，即：“……显祖尝问弼云：“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此言讥我。”，但同时，也是朝臣（汉臣）党争的结果：“……德政深以为恨，数言其短。又令主书杜永珍密启弼在长史日，受人请属，大营婚嫁。显祖内衔之”。杜弼倒霉，与胡汉问题有关，但并非鲜卑贵族排挤，反而也是汉臣党争所致。至于杜弼和高德政是否因胡汉问题上失言而被杀戮，另外单讲，此处先按下不表。

杨愔（附论高演政变是否为胡汉斗争及“胡化”）：杨愔是高洋时期北齐的第一重臣，也是高洋的托孤大臣。他的倒霉，很显然是因为忠于高洋、扶助其子，因此在高演政变时遇害，属于政治斗争的不幸後果。如果说这场政治斗争是鲜卑贵族反攻倒算、打击汉人、胡化北齐，那么或许还能扯上胡汉问题。然而公允的看历史，就能看到政变的主角高演本身也是一个颇汉化的人物，而且其施政清明严谨、对于高齐的制度化建设只有贡献没有破坏。不能因为高欢的鲜卑老太婆说了一句：“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就把高演政变定性成胡汉斗争。本质上，这只是高氏内部的继承权之争，固然残酷、受害的固然多是汉臣（但是也有胡人，如可朱浑天和），但并非北齐“胡化”的转折，特附论于此。

魏收：魏收是高洋信任始终的文才之臣。他的“倒霉”，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因为修魏书，遭到朝臣攻击。高洋对此的态度，基本上是落实了他的承诺：“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

崔季舒：他第一次倒霉，与崔暹同，都是高澄死後，被崔暹整肃的权贵一时反弹，将他和崔暹鞭笞、流边。倒霉的原因与崔暹一样，是朝臣勋贵的攻击，不是胡汉斗争。高洋主政後，“天保初，文宣知其无罪，追为将作大匠，再迁侍中。俄兼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大被恩遇。”很快就恢复了他的政治地位。他的再次倒霉（乃至被杀）是到了北齐政治昏暗腐败的末期，与高洋便无关系了，在此不论。

元文遥：元氏是元魏宗室，鲜卑人，但是汉化很深，也顺便提一下。他的倒霉最没来由。“齐受禅，于登坛所受中书舍人，宣传文武号令。杨遵彦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后忽被中旨幽执，竟不知所由。如此积年。文宣后自幸禁狱，执手愧谢，亲解所著金带及御服赐之，即日起为尚书祠部郎中”，被抓也糊里糊涂，复起也莫名其妙，我怀疑可能与高洋已经间歇性的发精神病有关。

高洋其他重用的汉臣，如辛术、赵彦深等，都没有受到什么摧折。

综上所述，高洋任用的政治重臣，多以文化见称、并且娴熟政事。他们主政下的高齐，又岂能为胡氛高炽之域？北齐的朝政规划、制度建设在高洋前期是很上轨道的（还要单篇说），高洋后期的乱政，主要是“一人丧德”，也就是高洋发精神病所致，也不能以“大鲜卑主义”论之。更何况高洋后期用的仍然是杨愔等汉臣。而这些朝臣的失势，不是因为勋贵打击、就是朝臣党争，再不就是因为高演政变的政治斗争。

勋贵就是高隆之、司马子如。这两个人，种族上是汉人，文化上，高隆之“虽不涉学，而钦尚文雅，缙绅名流，必存礼接。寡姊为尼，事之如母，训督诸子，必先文义。世甚以此称之”；司马子如“事姊有礼，抚诸兄子慈笃，当时名士并加钦爱，世以此称之”两个人虽然文化平平，但却很遵守礼教，至少也是向慕文教的。因此，他们对于二崔的报复，不能看做胡人对于汉臣的迫害和压制。

至于朝臣党争，无论是高德政攻击杜弼，还是杨愔攻击高德政、崔昂，自然更不能与胡汉问题扯上关系；至于高演夺高洋幼子之位而杀杨愔等辅政大臣，纯系宫廷惨变，更不需反复论述了。

终高洋一朝，连鲜卑或者胡人贵族破坏汉臣治政、迫害汉臣的一个事例都举不出，这还能说是所谓“大鲜卑主义”吗？

最后，我们回到高洋自己的“罪证”和“口供”上。

魏恺一则，不过是高洋一时激愤语。他所愤怒的并不见得是因为什么民族情绪，而是因为魏恺拒绝他的“恩典”，“是时显祖已失德”，说明此事是发生在他患精神病後。高洋患病後有严重的自大妄想，况且他本是至尊，自大也是常理，碰到一个敢忤他逆鳞的，脱口大骂，之所以骂“汉子”，无非因为魏恺是汉人罢了。如果这个硬骨头是个胡人，也许他就骂的是“何物小胡”，这个例子中的“汉子”虽然有贬义，但不能说成是“大鲜卑主义”的证据。

杜弼的例子：“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此言讥我””。北齐高氏虽然号称渤海汉人，其实到高欢时胡化已经十分严重，高洋是最肖其父之子，他本身自然也有鲜卑认同心理，不必否定。杜弼将鲜卑人贬称为“车马客”，这本身就是对鲜卑的一种侮辱性语言，激发了高洋的民族自尊，并不奇怪。但是杜弼并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死的。从杜弼传来看，他与高洋的这番对话，很可能早在高洋篡魏前後。资治通鉴虽然将此事记载于天保十年杜弼被杀时，但是却是追述，而且紧接于追述杜弼劝止高洋受禅之後，足见是高洋主政早期的事。而杜弼之被杀，是在高洋末年，“十年夏，上因饮酒，积其愆失，遂遣就州斩之，时年六十九”。杜弼的死因，首先是由于高洋酗酒犯病，其次是由于高德政多次向高洋谗言“数言其短”。“车马客”一事或许是高洋回忆起的“愆失”之一，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否则早在杜弼说这番话的时候就收拾了，何须等到数年之後？而高洋刚下令杀人，随后就后悔：“既而悔之，驿追不及。”这更证明高洋杀害杜弼，是由于精神病发、加之酒醉后，控制力失常，是一种病态的恶行。总之，高洋对于杜弼“车马客”一语的反感，是由于他的鲜卑认同心理不假，但高洋杀杜弼，非因于此。

高德政的例子：“德政死后，显祖谓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这个例子看上去更典型，高洋这次可是亲口说了，他杀高德政，就是因为高德政要用汉人、除鲜卑。还有什么可议的？自然是有可议的。首先，宏观而言，高洋杀不杀高德政，他前后重用的都是汉官，前面论说已多，这足以证明所谓“此即合死”一语不过是高洋病中的胡言乱语，当不得真。否则以天保一代，怎么也该掀起几场“打击汉人翻案风”的大浪才对，事实却没有；其次，高德政之死的原因，前面已经分析了，与他在高洋发病之後直谏、又为杨愔谗言陷害有直接关系。他的死，实际上也是高洋精神病态的反映。所以高洋随即也后悔了：“帝后悔，赠太保，嫡孙王臣袭焉。”

如果高洋杀高德政、杜弼等汉臣，果真是要打击汉官、维护所谓“鲜卑贵族专政”，那么他根本不必杀而后悔。而且不是一次后悔。高洋的暴行，当然有他的民族心理的因子，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因子被他的精神病态放大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得他自己在清醒过来以后也痛悔不已。

高洋有鲜卑民族心理，我认为不能否认。例如他还这样说过自己的儿子高殷：“汉家性质，不似我”。他有以鲜卑人自居的心态，是显然的。但是，高洋的这种鲜卑心理，是否就导致“大鲜卑主义”，不能想当然。如同苻坚苻融也以胡人自居，却不能因此就推论说他们大搞民族歧视。我前面已经用了大量的篇幅，细数高洋的用人、施政，可以看出，天保一朝十年间，高洋在文治方面用的是汉臣、行的是汉政。他在军事上发扬了鲜卑君主的勇猛强悍，自不待言，但是并没有让鲜卑军将扰乱朝政、干扰国家总体的汉化方向。

必须看到，高氏政权前期，鲜卑最为歧视汉人的时候不在高澄、高洋主政时，反而是在第一代高欢时期。高欢以刀剑取霸业，倚重的就是怀朔武人之力，因此鲜卑贵族在他生前极度嚣张跋扈，以至于连汉人大将（还不是文化人）高昂都感到受歧视，史有明载。然而我们看到高澄、高洋时代，无论是政治清明之时，还是高洋後期的混乱局面下，鲜卑贵族歧视汉人的事例反而不多见了，甚至难找一例了，以至于史家在批评所谓“大鲜卑主义”时，要把娄老婆子歧视她汉人儿媳妇的事都拿出来说。难道这婆媳争後宫之权，就是高洋一朝的“大鲜卑主义”吗？想当然的历史观，是不能客观反映历史事实的，无论先贤今人，俱如此。

总论：高澄、高洋时代，是高氏政权脱离高欢霸府时期的草创、原始、粗鄙，而逐渐进入制度化建设的时期，再算上高洋死后杨愔辅佐幼主以及高演当国的两年多，则可以说是高氏政权（包括东魏、北齐）上下数十年间文治鼎盛、政治最上轨道的时期。这才应该是比较公允的历史评价。

戴在高澄、高洋兄弟头上的“大鲜卑主义”的帽子，可以休矣。

最后再强调一点：高洋的精神病是客观事实。但是他因此犯下的暴行，我并不打算用他的精神病来开脱。毕竟这不是刑事辩护，我没兴趣去考察他是否可以免予刑罚。让一个精神病人占据帝位数年，胡为滥杀、把国家搞的人人自危，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悲哀。高氏兄弟勇于内斗，使得高洋虽然已经无力治国仍然不敢激流勇退，把着印玺胡作非为，几乎断送了国家的命运，这也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历史教训。试想如果高洋高演兄弟能够推心置腹，高洋病后能够退位让贤于高演，则不仅北齐的国势不坠，而且高洋自己或许不会犯下那么多的暴行、高演也可以从容理国不至于因为背负篡位杀侄的精神包袱而早亡，那么历史也许就完全的不同了。但是在高洋横心杀兄之後（这个确实很有可能），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不可能。高洋这个疯子只能到死都拼命把住皇权，高演也只能再一次骨肉相残以取大位。悲夫～～～哀哉～～～～



那么，北齐的“制度化建设”是否就是“一无是处”？北齐的文化文治究竟如何？以及北齐到底因为什么而短命灭亡呢？这些剩下的问题，我们下次再讲。

拜读了。感受颇深。

魏晋南北朝是俺最喜欢也是最熟悉的一段历史，很多史实俺也都看过很多遍了。但象马师这样把事件与事件横向联系起来看，以前还未这般思考过。确实，多看明白了很多问题，长进了不少。

如同看禽兽的《最后的守护者》，把历史事件和政治、经济甚至技术结合起来看，历史事件也不再是一个个单一的故事了，而个个都是有根源、有来历的。

看来史书还得重读！

另外，马师引用的原著文字，那斜体实在是…………太难认了，很累。还是换种方式吧。

………………我本来想用加黑体，但是用了一下後，觉得太刺眼。

懒得重新改过了，以后用下划线好了。反正也基本都给了出处，可以直接去找北史或者北齐书相关部分阅读。

关于北齐的制度建设和文化：

常山日月将周兴齐衰的原因解释为：“北齐高家在制度建设上可以说一无是处”“黑獭在制度建设方面和高家恰恰相反，看看府兵制、独立使君裴侠。”

这两句话，且不说头一句就是扯淡，而且根本解释不了周兴齐衰的原因。

先说说这个关键词“制度建设”。

什么叫“制度建设”？先要有制度的创设，而且创设的这个制度应该有生命力、有先进性。最好的制度，自然是足以为后世法者。也只有能够影响后代的制度，才在制度建设史上有真正的一席之地。

北齐的制度“一无是处”？可是隋唐大帝国所继承的，基本是北魏北齐的制度，而不是宇文家。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读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足够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不想官制、刑律、礼仪……一条条的抄书。陈寅老的这本书已经是学习魏晋南北朝史最基本的必读物。如果谁找不到这书，那就去看一编《隋书》诸志，也绝对有收获。

总而言之，北魏太和改制後灿然大备的制度，基本为北齐所继承，这不仅仅是北魏的旧都洛阳在北齐的问题，更是北魏文化的承载者主要为北齐所继承的原因。北齐境内拥有当时中原文化素养最高的山东世族，以及太和改制后迅速汉化的鲜卑新世族。北魏的制度北齐不去继承，难道是残破的关中去继承？

而北周呢，它所在的关中地区，在北魏末年的大乱之后，基本上是一片瓦砾。华戎杂居，而且这里的“华”，不是山东那样的文化世族，而是崇尚武力的汉人豪强。他们文化上同样是落后的。北周的所谓“制度”，基本是另起炉灶，打着“周礼”的名义鼓捣了一套陈寅老称之为“非驴非马”的东西。这里只贴一段《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总结：

“此节为史记苏绰之所以遇合宇文泰之一段因缘，实可藉以觇古今之变迁。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後，学术中心移於家族，而家族复限於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绰本关中世家，必习於本土掌故，其能对宇文泰之问，决非偶然。适值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而欲与雄据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治胡汉为一体，以自别於洛阳、建邺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此绰所以依托关中之地域，以继述成周为号召，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非驴非马，取给一时，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终为後王所捐弃，或仅名存而实亡，岂无故哉！质言之，苏氏之志业乃以关中地域观念及魏晋家世学术附合鲜卑六镇之武力而得成就者也。故考隋唐制度渊源者应置武功苏氏父子之事业於三源内之第三源，即（西）魏、周源中，其事显明，自不待论。”

一言以蔽之：北周（含西魏，下同）的所谓“制度”，不过是权宜性、临时性的措施，等到时效性一过，宇文泰死了没多久，他们自己就逐渐不用了。灭了北齐以后，就开始学习北齐。等到杨坚搞掉北周一上台，立刻复汉魏之旧——实际上就是采用北齐制度，后来又加入南朝制度。北周的那些“周制”呢？全都进了垃圾堆。北魏（太和改制后）——北齐——杨隋——李唐，这才是制度和文化的传承正朔。

我这里先说明一点，我不是要故意抬高北齐、贬低北周——事实上，我很赞赏宇文泰创设的那些临时性制度，因为虽然不高明，但是就当时而言很有用、挺有实效。宇文泰这个人虽然文化不高，但是确实是个政治天才，这一点他比高欢强很多，比起高欢的几个儿子嘛。应该说，高欢的儿子走的是高科技，他走的是土八路，反正各有各道。我前面所推销陈寅恪的学说，所讲的这一些，无非是要说清楚一个问题：北齐的制度建设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相反，正如陈老所说，是北朝百年政治智慧的精华，也为後来的隋唐大帝国所继承。北齐这个政权，时间虽然短暂，仅仅在这一点上，就足以确立它在历史上承上启下的地位，所谓“野兽王朝”这样的帽子，只有眼光不出生殖器范围的人，才会如此乱扣。

顺便说一句北齐的文化。一些历史学者、一些网络上的“普及文学”，天天盯着北齐帝王的淫乱，就觉得高家班肯定是个强盗窝，礼义廉耻尚且没有，还有什么文化可言？问题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北齐的帝王虽然私生活确实乱的可以，但是从高澄、高洋、高殷（杨愔）、高演，甚至高湛，用的可都是文化人，而且颇尊崇文化。甚至一直到了后主时期、国事日非，仍然设文林馆。这在我此前几天列举他们的政绩中大多提了，不赘述。这方面的现成论著也很多，比如黄永年先生的论文（收在《文史探微》里）。黄永年先生注意到了北齐书恩幸传中的史料：“大宁之後，奸佞侵繁，盛业鸿基，以之颠覆，生灵厄夫左衽，非不幸也”，确实是他的卓识。北周灭北齐，被认为是北齐之民“左衽”。谁文明？谁野蛮？或者说谁符合华夏正统观念上的“文明”“野蛮”？不须多言。再如我前几天顺便举的一个例子：宇文泰攻灭后梁，居然还在变民为奴隶，而且一下子就是几万十几万，要到宇文邕的时候才去下令解放。而在他大肆搞奴隶的前三年，高洋已经在下令免除手工业户的奴婢身份。一些历史学者，某些偏着眼睛看历史的人，看见宇文邕释放奴隶，就觉得这是进步。没错，自己跟自己比是进步，问题是到了东西魏、梁三国鼎立的时候，除了他宇文家，还有谁如此大规模的把战俘平民变为奴隶的？宇文氏集团的鲜卑奴隶制残余的因素，要远远多于高氏。

北齐的史学、文学成就，远非北周能及。黄永年先生举颜之推的例子，他老人家是梁国人，后梁灭亡，他拼了命的跑到北齐去，从此效忠北齐，北齐灭亡后还以遗民自居。什么原因？无非是东边文化高，他能待的惯罢了。

有些人，习惯于靠历史上的只言片语，就做出断言，看到什么“一钱汉”、什么“汉家老妪”，恩，于是东魏北齐就是“大鲜卑主义”、就是鲜卑人专政、就是野蛮、胡化。不注意当时的背景、不注意从史料中分析当时的社会实态，断言真能准确吗？真能接近真理而不是背离吗？

常山日月顶楼那篇东拼西凑一大抄的文章以及他的回帖中的不通之处，到这里其实就算基本上全部拍过一遍了。高澄、高洋的历史地位，北齐政权的历史地位，到底应当如何评价，我相信只要是能踏实读书的人，真的是能够做到“熟读史书”而且公允看待历史的人，自然会得出结论。

不过听我说了这几天的观众可能会因为我的帖子而有一个附带问题：既然你说北齐经济发达、文化发达、制度进步、人才济济，那怎么北齐让北周给灭了？

嘿，好像这个挺矛盾的。等我吃饭回家，再说。

其实，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北宋经济发达、文化发达、制度进步、人才济济，还不是照样被野人给灭了……当然，我不是说周齐之间的距离有那么大，谢绝抬杠。

附论：关于北齐律和周律

常山日月的窟窿还剩了一个没有戳破。

他说“北齐值得称道的是北齐律，不过自己没落实过，倒是叫北周用了”

北齐律制定于武成帝时期，此时北齐的政治已经开始败坏。在此之前，高澄以刑法严明著称，高洋前期“刑政尚新，吏皆奉法”，则北齐律制定之前，东魏北齐用北魏太和之律，辅以“麟趾格”，司法系统大致OK。只是存在一些问题：“三尺律令，未穷画一之道”（孝昭帝大宁元年诏，见隋书刑法志），北魏太和律已经时移事迁，不尽适用，而麟趾格又是随修订、随实施、随改进的临时法规，长期积累，容易造成刑法不统一，因此齐人自高洋时代开始就力求制定新律。终于在武成帝时颁布《北齐律》。

那么《北齐律》是否就“没落实过”？

隋书刑法志：

“是后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齐律解决了之前法令芜杂不一的问题。如果没有实施落实过，何谈其“明审”“简要”之效？

“又敕仕门之子弟常讲习之。齐人多晓法律，盖由此也”——北齐政府而且注重普法教育，这当然也是对法律的一种落实。

诚然，随着北齐政治的进一步腐败，律法成为奸佞用权的工具。“……奸吏因之，舞文出没。至于后主，权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阴中以法。纲纪紊乱，卒至于亡”

但是，说《北齐律》对于北齐的司法建设没有积极效果，“没落实过”，则显然太过武断。

至于所谓“倒是叫北周用了”，更是又一句想当然的扯淡。

周人自有律法（均据《隋书刑法志》）：

“至保定三年三月庚子乃就，谓之《大律》”周《大律》的制定早《北齐律》一年。

周灭齐後，未用齐法，而是增补制定《刑书要制》，後来又增广为《刑经圣制》（宣帝），杨坚主政，恢复名称为《刑书要制》。除此之外，仍用《大律》，“自余依《大律》”，足见北周灭齐後仍用大律，同时另外制定增补法律，所谓其采用或者借鉴过齐律，纯属无稽之谈。

继承发展北齐律的是杨隋：

“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

这是因为齐律优于周律，“【大律】其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于齐法，烦而不要。”

具体的仍然去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可知。

因此，所谓“北齐值得称道的是北齐律，不过自己没落实过，倒是叫北周用了”一言，除了前面一个分句是对的，後面全部是错的。在此补论。

有个问题请教马师：

前些年看这出南北朝的“三国”，现在记得不是很清除了。当时看下来的感觉就是北齐灭亡得很莫名，明明地区比北周富饶，人口是北周（算上西南）的两倍，又有突厥撑腰，怎么说灭就灭了？那时候猜想，可能是朝中奸佞当道，政局腐败吧。马师现在用北齐人才过剩，勇于内斗来解释。可初唐不也如此吗，为什么还能有贞观之治？看之前的发展，都觉得北齐将会是统一天下的，可后来竟然就那么快风回路转了，难道真是“南不胜北，东不胜西”在作怪？

……可能是我最后一篇写的条理不是很清楚。我的重点是在“内斗”上，但是不否认奸佞、腐败的问题。我要说的是：北齐之所以会后期朝政日非主昏政乱、奸佞当道，是因为它的优秀领导者先已经内斗完了。高欢的15个儿子，5、6个都有才干，可是三个最有才干的，高澄被刺、高洋发疯、高演早死，都与内斗有直接关系。还有两个也被高洋提前干掉。等斗出个了局，就剩下了高湛+高元海这种组合了。

所以说高齐的灭亡，当然是因为它领导层的腐败和无能，但是这种腐败和无能按道理来说应该不至于来的这么快，任何一个有朝气的政治集团，它的第一二代总还是比较有人才的。所以之所以北齐会灭亡如此之速，是因为它的人才从建立之前就开始自相残杀、而且内斗十分频繁和剧烈把人才都内耗光了的缘故啊。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再有雄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李唐的骨肉相残，毕竟取胜的是李世民，而且李世民能够长期执政，所以才有贞观之治。如果李世民很快又疯掉或者被干掉，继续折腾那么一次两次，那么李唐的气运业不会比北齐、隋朝好到哪里去。

所以我觉得高齐之亡，其实就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高家班如此凶猛快速的内斗是偶然的，而这么内斗之下则必然国家不保。不必硬去牵强附会什么“内在原因”，最后搞出“解决不好胡汉矛盾”“胡化倒退”这些经不起推敲的结论。

马师对周朝制度的评述，读来大快人意！

然则西魏北周初期的内乱似也不少：家门内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晋公宇文护死于内耗，连带着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李远、侯伏侯龙恩一干大将也不得好死。其中暗含着的宇文泰与贺拔岳部矛盾、宇文氏接班人与开国元勋的矛盾、宇文氏家门内的政治斗争，也是非常复杂。然而在这么多内乱中，北周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削弱，主要应该还是归功于府兵制吧。

自宇文泰起，便通过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形式，以自己居八柱国之首，从制度上确定了宇文氏在府兵制中拥有绝对的军事主导权，同时将贺拔岳的旧部、随魏帝西来的诸将、元氏宗亲、宇文氏外戚、子侄、及其它关陇豪族都整合到了这一体制中，既压制了派系间的矛盾，又保证了人才的更新。每一次内乱或多或少剪掉一批人，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李远、侯伏侯龙恩挂了，又有一批新人升上来。体制存在，军事凝聚力就长期保持下来。

另外，府兵制从建立时起就确立了其在政治斗争中的独立性和对宇文氏的服从性，不管是从宇文泰过手到宇文护，还是宇文邕杀宇文护掌权，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在此间对中央的服从都未有过动摇。所以后来杨坚以外戚掌政，还能够通过控制周静帝进而掌握这一军事体制，打败尉迟迥，这也正是得益于府兵制对中央的服从性。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服从性，才使得杨坚得以稳稳的控制中央、挟迫幼主、篡位称帝，建立了隋朝，这恐怕是宇文泰创立府兵制未曾想到的。从这个角度说，宇文泰创立的这套府兵制，只是服务于关陇贵族这一群体，并没有起到维系他的宇文王朝的作用。

但是比之金灭北宋也好、蒙古一统也好、满清灭明也好，北周灭齐，文化落后者灭掉文化先进者，我所能看到的一点共性，就是这些文化落后者们，同时也都有着当时最先进最直接的军事体制，不管经济与文化的落差有多大，军事体制的先进，就决定了战争的结果。

作为中国式的封建王朝，似乎有一种惯性：前期名将辈出、军事强盛，随后逐渐文治加强，武功减退，旧式的战争机器北齐乃至两晋南北朝中的大部分王朝也没有脱离这种惯性，一方面由于旧有体制造成文治与武功的脱节，另一方面由于长年的内耗，军事人才断了链子，到了最后，段韶病死、斛律光、高长恭被杀，北齐军中基本上是无人。另一方面，北周的军事人才像麦子一样，割了一小拨转眼又长出一大堆，从宇文泰时代到杨坚时代，名将不断涌现。府兵制这个新式的战争机器扎根于关陇贵族，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军事凝聚力和自我更新能力，直至灭了齐又灭了陈，一统天下。魏晋南北朝这样前所未有的乱世，便由宇文泰建立的这个战争机器完成了终结，在它面前，走过军事鼎盛期的旧王朝最终随着时间一一被碾碎。

无错，北周战胜北齐，府兵制起了很大作用，而这一点恰恰是借鉴（或者说继承）和发扬了鲜卑兵制的优点而形成，并不是什么“汉化”。府兵长时间都全部用胡姓，那又有什么，战斗力强就好了。

另外北周在白纸上建设新国家，无论什么阻力都小。东边西边都搞均田，北周的效果就比北齐好。北齐到处都是占有大片土地的勋贵和世族，而且人口稠密、土地高度开发（也高度兼并），根本没有那么多国有土地可以用于分配。而北周却具有这个条件，大土地所有者的发展又比较初级，对均田制的推行形不成巨大阻力（当然北周的均田也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因此如果硬要说内在因素，北齐的历史包袱过重可能得算一个。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而且如我所说，人口多、制度完善、人才多，这些同时也是历史财富。只不过北齐的最高领导层一直都在乱斗，根本没有一个人有条件来从容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机会一个一个错过，最终就只剩下一团烂泥。

独孤信一干人等从八柱国制开始就渐渐被以崇高的政治地位做交换被剥离了军队，所以宇文护很轻易的就干掉了他们，北周几个皇帝的轮回中，被杀的多是这种有显贵身份但脱离了军队的人，就算他们不死，由于他们历史上曾有接近宇文泰的地位和声望，主政者也不会再给他们接近军队的机会，他们死不死对于北周的人才方面并无实际影响。

　　任你有万千理由，首先大前提就错了：北齐那几个自称姓高的并不属于渤海高氏，又不象宇文、慕容那样的鲜卑酋长出身，一个庶民——充其量也顶多就是个寒门之家，要在一个世家林立的社会里出人头地……

　　无根的巨树，不倒才怪。山东士族如渤海之高氏、封氏及清河博陵之崔氏立家千年，其间多经战乱，实力远非江南世家可比，东晋能放倒桓温，山东士族凭什么要对北齐那几个自称姓高的服软？

政治模仿秀，吓人立威，政治人物也必须学会使用啊。所谓广开言路，控制在政治模仿秀的范围内才能皆大欢喜，君不见百花齐放最终成了引蛇出洞的教训吗？宋明清末期都苦于言路太嚣张，是非混淆。君主论里就说过，臣下进言必须源自主上的英明。唯有能让人闭嘴，才能让人开口。

不过比起其他人，高澄还真的比较爱热闹，好虚荣，不过也是个性特色，起码我个人就觉得蛮可爱的。高澄很会生儿子，几个儿子，多才多艺，能文能武。

引用下别人的评论：

唉，说狗脚朕事件不好的也不要忘了那个是什么时代。
那可是狂放年代，大家就喜欢那种桀骜不驯、收放自如的酷样，如果老是夹着尾巴，作谦谦君子,恐怕不会得人欢心。

当一个乖宝宝烂好人并不难，但就高澄而言，他不能在皇帝百官面前示弱，他必须时时提醒大家，他才是事实的王者。如果你的大度会被人解释成窝囊和虚弱，而且这些品质是那个年代的大忌，那么宁可蛮横乖戾，宁可睚眦必报。

只有等高澄平定一切操纵一切后，他才可以时时雍容大度，用无数小事件来粉饰自己合乎儒家品味的美德，而高澄没有活到那个时候。

再说了，高澄年纪太小就入主中书，劣根性早被人看光，爱玩爱闹是他一如既往的风格，别人习惯了，自己也不想遮掩。

http://tieba.baidu.com/f?ct=335675392&tn=baiduPostBrowser&sc=4118682024&z=140191076&pn=0&rn=50&lm=0&word=%C4%CF%B1%B1%B3%AF#4118682024

ps：那篇靶子文似乎有抄袭嫌疑，和某篇很旧的文章某些和史实无关的调侃语很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