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夷史料事纪

——续征夷史料事纪

（公元812年至833年）

山名宗纲 撰

一、回顾一：佐伯耳麻吕、大伴国道和坂上鹰养（812）

二、回顾二：陆奥出羽按察使（812）

三、回顾三：宇汉米、尔散南和浦口臣（812）

四、回顾四：物部小事的东征和匝瑳连（812）

五、俘囚长时代的开始（812）

六、出羽守百济教俊（812）

七、回顾五：虾夷吉弥侯部（813）

八、最后的征夷大将军——文室绵麻吕（813）

九、夷俘专当和出云荒橿之乱（813-814）

十、回顾六：小野氏在奥羽——记征夷副将军小野永见（815）

十一、从征夷到镇夷（815）

十二、巨势野足在按察使任上薨去（816-817）

十三、小野岑守在奥羽的功绩（817-818）

十四、坂上兄弟前来陆奥（818-820）

十五、李少贞等漂着出羽（820）

十六、弘仁末年，奥羽无事（821-823）

十七、伴胜雄和伴国道出任按察使之谜（824-828）

十八、既然皇风的俘囚（828-829）

十九、秋田城司和天长七年秋田大地震（830）

二十、出羽国仓库充实百姓穷弊（830-833）

二十一、后记

参考文献

一、回顾一：佐伯耳麻吕、大伴国道和坂上鹰养（812）

随着奥州三十八年战争在弘仁二（811）年闰十二月文室绵麻吕的奏言中以大和朝廷的全面胜利告一段落，平安王朝的疆土也终于在名义上布满了津轻海峡以南的所有地区，就连北海道南部的渡岛、胆振、后志三部虾夷也向朝廷表示臣服，日本的版图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为广阔的程度。嵯峨天皇（809——823在位）心中充满了喜悦，因为他终于完成了历代天皇都没能达成的心愿，成为列岛上真正唯一的帝王！

《日本后纪》卷22弘仁三（812）年正月十二日辛未条载：“正五位下佐伯宿祢耳麻吕为陆奥守。”《日本逸史》同日条载：“陆奥少掾大伴宿祢国道任权介。”

公元812年1月12日佐伯耳麻吕成为陆奥守、大伴国道为陆奥权介的这次任官，是现存史料中奥州和夷大战后第一次关于奥羽的人事调动。

由于某种原因，原陆奥守佐伯清岑在弘仁初文室绵麻吕的征夷活动中，没能顺理成章地被任为征夷副将军，而当时担任镇守将军的佐伯耳麻吕却得到了该职位。在随后的战斗中，佐伯耳麻吕的表现非常突出，战后其官位连升两级为正五位下，已经超过了佐伯清岑。而作为陆奥守的清岑却因为没有可提及的战功未得天恩，反而比佐伯耳麻吕低了一级。一直到弘仁三年正月初七的每年历行叙位时，佐伯清岑才得到加赐为正五位下，与佐伯耳麻吕平齐。随后，朝廷有意将佐伯清岑改任内官，便以佐伯耳麻吕顶替其为陆奥守。佐伯耳麻吕在陆奥任官多年，对该地区非常了解，又身为武将，确实是相应位阶官员中能够应对刚平复的奥州态势的最佳人选。

同时得到任命的大伴国道是大伴家持的族人。延历四（785）年，还未满十八岁的大伴国道便因为父亲大伴继人参与了暗杀重臣藤原种继的活动而遭到牵连，桓武天皇（781——806在位）盛怒之下没有放过大伴家的任何一个人，就连当时刚刚病故尸体尚未下葬的大伴家持都受到追惩。年幼的大伴国道被流放佐渡，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罪犯生活。但是，佐渡的地方官员却并没有将大伴国道当成贱人，反而主动与其交往，有何疑难的文案需要处理都来找大伴国道咨询。渐渐地，佐渡国的文书竟都出自大伴国道之手。其实这也很正常，佐渡国是方位偏远、土地狭小而且深受虾夷、肃慎等蛮族影响的小国，稍有势力的豪族都不愿意到此任官，所以佐渡的官吏本身也是失势的贵族。而大伴氏在朝中兴盛了数百年，虽然一朝有变，但根基还较为深厚，小贵族仰慕豪门的才学世故，便造成大伴国道在二十年罪犯生活中却不像是个罪犯的结果。延历二十五（806）年，桓武天皇临死前终于网开一面，将当年涉案被牵连的人员一律赦免，其中也包括大伴国道。于是，大伴国道怀着既伤感而又激动的心情回到京城，此时他已经是将近四十岁的人了，人生最为美好的时光都已经被耗费在佐渡那个小岛上。弘仁二年正月，嵯峨天皇为征夷事务调配人事时，也将经历坎坷的大伴国道派往了陆奥，当时的职务是陆奥少掾，还是一个地位不高的小官。或许是大伴国道在征夷战争中也有所作为，或许是他因为家世而得到朝廷的惠顾，就在奥州三十八年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被任命为陆奥权介。只一年时间，大伴国道就成为了陆奥国司的次官。次年正月，他又叙从五位下。弘仁七（816）年正月，他转任伊势介，暂时离开了陆奥，直到十一年后才又回来，那时他已经按察使了。

当时的陆奥介是曾任征夷副将军的坂上鹰养，据《坂上系图》，他也是坂上刈田麻吕的儿子、田村麻吕的兄弟。他成名比田村麻吕晚得多，一直到大同四（809）年十月二十九日才叙为从五位下，随后以陆奥介的身份成为文室绵麻吕的副将军，弘仁二年底因功叙从五位上。弘仁四（813）年正月初七，坂上鹰养叙正五位下，三天后担任武藏守，离开了生活并战斗过多年的陆奥。弘仁七年正月初七历行叙位时，坂上鹰养又升两级为从四位下，这是朝廷对其在武藏守任上用心干练的褒奖，次弘仁八（817）年闰四月十六日去世，时已离任。坂上鹰养和他的父兄一样，是对奥羽开拓虾夷开拓事业有重要贡献的武将。他出生的时间也在宝龟元（770）年坂上刈田麻吕就任镇守将军前后，可以说坂上鹰养就是在陆奥这片和夷混杂、兵革不断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他同父兄一样，只是为大和朝廷征夷事业效犬马之劳的坂上家族中的一员，其孙坂上泷守也曾被任命为陆奥太守，坂上氏前后五代数十人都与奥羽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回顾二：陆奥出羽按察使（812）

《日本后纪》卷22弘仁三年正月廿六日乙酉条载：“制：‘陆奥出羽按察使正五位上官，今改为从四位下官。’”《日本逸史》同日条载：“太政官谨奏应增陆奥出羽两国按察使位阶事：‘右谨检按内，去养老五（721）年六月十日奏，用件官品准正五位上。尔来流行，以至今日。臣等商量，方面之任，威风所存，夷囚之侣，仰瞻是赖。然则职重阶轻，管大势少。伏望增阶品为从四位下官，将优边守且镇物情。臣等商量，具件如前，伏听天裁，谨以申闻谨奏。’闻。”

按察使一职是元正天皇（715——724在位）养老年间开始设置的。据《续日本纪》卷8养老三（719）年七月十三日庚子条载：“始置按察使。令伊势国守从五位上门部王管伊贺、志摩二国，远江国守正五位上大伴宿祢山守管骏河、伊豆、甲斐三国，常陆国守正五位上藤原朝臣宇合管安房、上总、下总三国，美浓国守从四位上笠朝臣麻吕管尾张、参河、信浓三国，武藏国守正四位下多治比真人县守管相摸、上野、下野三国，越前国守正五位下多治比真人广成管能登、越中、越后三国，丹波国守正五位下小野朝臣马养管丹后、但马、因幡三国，出云国守从五位下息长真人臣足管伯耆、石见二国，播磨国守从四位下鸭朝臣吉备麻吕管备前、美作、备中、淡路四国，伊豫国守从五位上高安王管阿波、赞岐、土左三国，备后国守正五位下大伴宿祢宿奈麻吕管安艺、周防二国。其所管国司，若有非违及侵渔百姓，则按察使亲自巡省，量状黜陟。其徒罪以下断决，流罪以上录状奏上。若有声教条修，部内肃清，具记善最言上。”按察使起初由某大国的国司担任，并代替朝廷监管周围数国国司行政的情况，职能与中国的刺史有类似之处。公元719年第一批委任的按察使一共11人，除五畿内、纪伊、近江、若狭、飞驒以及长门、西海道和东北奥羽地方外，其它各国都被囊括在按察使监查范围之内。

奥羽的第一任按察使是上毛野广人，他何时得到任命已无从知晓，他原任大和守，养老四（720）年正月十一日叙位正五位下，按察使的任命则大致也在此时。然而，当年九月二十八日，这位到任不久的陆奥按察使便为虾夷人杀害。此事即刻引起朝廷重视，朝廷一方面以原播磨按察使干吏多治比县守为将军讨伐虾夷，另一方面强化了按察使的配置及职权。《续日本纪》卷8养老五（721）年八月十九日癸巳条载：“置长门按察使，管周防、石见二国。又以诹方、飞驒隶美浓按察使。出羽隶陆奥按察使。佐渡隶越前按察使。隐岐隶出云按察使。备中隶备后按察使。纪伊隶大和国守焉。”此时原不在按察使管辖之内的长门、飞驒等国也都纳入体系，出羽国亦顺理成章地归于陆奥按察使管理。更值得注意的是近畿大和、纪伊两国也组成了一种准按察使的协管模式。因此，奥羽的第二任按察使大野东人就不像上毛野广人那样显得孤弱无助了，他修建多贺城栅，又开通奥羽通道，协助征夷将领攻打虾夷，屡立战功，政勋卓著，可谓奥羽的新开拓者。所以大野东人在担任陆奥出羽按察使近二十年后升职入京，以大养德守的身份成为肱股之臣，并平定藤原广嗣的叛乱。

按察使分区

不过，一般的按察使管辖范围也经常发生变化，比如因幡按察使就曾经负责出云、伯耆、石见的法纪与治安，美浓、飞驒、信浓也曾与尾张、三河分离而形成单独的辖区，伊豫、土佐也和阿波、赞岐分离而成自成辖域。近江、若狭这两个本不属按察使管制的国，也在天平宝字五（761）年与伊贺一道形成一个辖区，此后近江按察使成为较为重要的地方官吏。但不论如何变化，山城、河内、和泉、摄津及西海道一直没有设立过按察使，前四国是朝廷直接监管的，而西海道为太宰府管内，已有了比按察使更为有力的“刺史”。称德天皇（764——770在位）以后，除陆奥出羽的按察使还一直保留外，其余各地大都废而不置了。由此，东奥羽、西太宰成为日本两大边防要职，其地位和荣耀也与日俱增。

从公元720年起至此812年，现存史料记载中前后担任过陆奥出羽按察使一职的共有15位，他们是

1、上毛野广人：720年九月二十八日为虾夷所杀；

2、大野东人：724年已在任，739年离职入京；

3、大伴古麻吕：757年六月十六日上任，当年因参与橘奈良麻吕谋反事废；

4、藤原惠美朝狩：760年正月初四已在任；

5、藤原田麻吕：763年七月十四日上任；

6、大伴骏河麻吕：772年九月二十九日上任，776年七月七日病故；

7、纪广纯：777年五月二十七日上任，780年三月二十二日为虾夷伊治公呰麻吕所杀；

8、藤原小黑麻吕：781年正月十日上任；

9、大伴家持：782年六月十七日上任；

10、多治比宇美：785年二月十二日上任，788年二月二十八日仍在任；

11、多治比滨成：790年三月十日上任；

12、坂上田村麻吕：796年一月二十五日上任；

13、藤原绪嗣：808年五月二十八日上任；

14、藤原藤嗣：810年八月十日上任；

15、文室绵麻吕：810年九月十六日上任。

在这些按察使中，大伴古麻吕、藤原绪嗣都没有到任，坂上田村麻吕和文室绵麻吕则在征夷胜利后归京并保留按察使之职。但由于古麻吕、藤嗣任职短暂，且有大伴古麻吕以赴任东北为名实施叛乱的记载，田村麻吕、绵麻吕也有很长时间亲在奥羽从事征夷大业。由此，这15个陆奥出羽按察使还都不能算作遥任。可是自文室绵麻吕之后，遥任之风盛行，陆奥出羽按察使遂几成荣衔。而成为荣衔的契机就是公元812年正月二十六日的这次提高官阶事件。

按理来说，奥州三十八年战争已经结束，虽然东北仍然有着不稳定的因素，但相对之前那半个世纪来说已经缓和很多。而在之前那么长的时间内，朝廷并没有想到给其提高官阶，此时即将迎来“和平”却给奥羽方面大员升阶，其用意又是什么呢？太政官以为该职是极为重要的，没有较大排场仪仗，无法另虾夷畏惧，而其管理的事务繁多，待遇却偏低，所以要提升。然而，文室绵麻吕卸任之后的几个继任者没有前往陆奥，而一直是由京官兼任的，包括绵麻吕本人也兼任其他要职而不长期留驻奥羽。因此，增加仪仗以示虾夷纯属托词。又，绵麻吕和他的下一任巨势野足都参与过之前的征夷活动，对奥羽的情况有较多地了解，即使不在当地也还能多多少少向朝廷反映奥羽的情况，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但之后就几乎完全见不到继任者针对奥羽事务的奏表了。所以，“管大势少”也是借口而已。说到底，陆奥出羽按察使作为日本最后一个保留的“刺史”，对那些权贵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面对相对和缓的局势，他们提高该职的地位不过是为了日后自己霸占“刺史”之位做些预先的准备罢了。从这点上看，朝廷自此刻起，对待东北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了。

三、回顾三：宇汉米、尔散南和浦口臣（812）

《日本后纪》卷22弘仁三年正月廿六日乙酉条载：“夷外从五位上宇汉米公色男、外从五位下尔散南公独伎、播磨国印南郡权少领外从五位下浦田臣山人等三人，特听节会入京。”

就在太政官建议提高奥羽按察使官阶的同一天，宇汉米和尔散南的两位夷俘头人听节入京了。如《征夷史料事纪》十五节中所述，宇汉米、尔散南两部虾夷都是原本活动在今青森东南、岩手县东北的奥地虾夷。宇汉米一族在公元8世纪中期就与大和朝廷有所来往，并可能部分迁居到相模国，但在770年宇屈波宇率族人返回奥地。公元792年宇汉米公隐贺与尔散南公阿波苏一同入京，这也是尔散南一族第一次向朝廷表示归服。因此，当时天皇对此相当重视，不但以数百骑为仪仗，并大飨夷俘，加官进爵。二十年后，宇汉米与阿波苏二族虾夷再次来朝，情形又有了变化。

当年隐贺、阿波苏来朝时，正值坂上田村麻吕大举征夷前夕，宇汉米、尔散南的领地尚未被纳入大和版图，这是田村麻吕分化弱化虾夷各部的成果；而此刻，文室绵麻吕胜利达成了对尔萨体、闭伊、都母等更远端虾夷的攻略，宇汉米、尔散南已然成为日本的组成部分，两部的首领从异域领主降格为夷俘头人，地位已不如前。而且，此时朝廷经常将奥羽的夷俘迁入内地，成为俘囚，迫使其渐渐融入大和民族，亡失本性。所以，朝廷试图将宇汉米色男、尔散南独伎的特殊性抹煞，同时受到接见的就有播磨国印南郡俘囚头领浦田山人。

浦田臣是前些年受到朝廷恩准赐姓的俘囚，有史为证。《日本后纪》卷12延历二十三（804）年正月十五日辛卯条载：“夷第一等浦田臣史阃傩授外从五位下。”“臣”是八色姓中的第六等，据细井贞雄《姓氏考》也是第五等，比“公”种姓高。而且“浦田”也并非虾夷人祖居之地，与坂东、奥羽地方夷人受封的“陆奥臣”等也不同。相对于大量连种姓都没有的俘囚来说，浦田臣也是融入大和比较成功的一支。朝廷使新附宇汉米、尔散南头人与浦田山人同座，无疑是要二族效仿之。从以后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宇汉米、尔散南二部从此悉心归附，并迁居近江国，其族人屡受朝廷嘉奖，尔散南部的泽成还被委任为俘囚长，令把笏。其具体过程还将在后面按时间顺序慢慢给出。

《日本后纪》卷22弘仁三年二月二日辛卯条载：“陆奥国言：‘庆云三（706）年格云：“身役十日以上免庸，廿日以上庸调俱免者。”今征夷军士役卌日以上也。伏请准格并延历廿一（802）年例，免除去年调庸者。’许之。”

安抚归顺夷俘的同时，陆奥国司也不忘体恤自家的将士。如前所述，正月十二日朝廷改任佐伯耳麻吕为陆奥守，据此仅有二十天。从数十年后元庆之乱时的情况看，当时陆奥守源恭飞驿入奏军情，从陆奥出发入京城也要十天，更何况一般的奏章传递？所以，二月二日的这则来自陆奥国的奏请必定是在正月十二日朝廷任命送抵国府之前发出的。也就是说，这是最后一封以佐伯清岑的名义发出的奏文。当然，佐伯耳麻吕本是镇守将军、征夷副将军，是长期驻留当地的武将，也可参与陆奥政务，但他此刻终究还只能以协同管辖，缺乏名分。不过，对于免除征夷军士庸调这类仁政，朝廷并无所谓是谁上报的，一律依《庆云格》及坂上田村麻吕初次挂帅征夷时的先例加以允可，以示天皇怀柔四海。弘仁二年参与战争的日军一共20600人，由此他们可以免除一年的劳役和赋税了。

四、回顾四：物部小事的东征和匝瑳连（812）

《日本后纪》卷22弘仁三年二月十日己亥条载：“外从五位上物部匝瑳（さふさ）连足继为镇守将军。”

匝瑳足继原是镇守副将军，即佐伯耳麻吕的副手。公元809年四月三十日他由正六位上叙位为外从五位下；弘仁二年参与了文室绵麻吕领导的征夷大计，当年十二月十三日因功升为外从五位上。近一个月前，镇守将军佐伯耳麻吕改任陆奥守，他此时也就顺位提升为正职。弘仁四年正月初七，匝瑳足继叙位为从五位下，终于拥有了内位；整整两年后又叙位从五位上；此后便找不到关于他的记载了。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很难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个人物，所以还是着眼于他的家族吧。

匝瑳连自称是物部氏的分支，《续日本后纪》还记载下匝瑳足继之后该家族担任镇守将军的两个人物：一是在承和元（834）年五月十九日得到任命的匝瑳熊猪，另一个是承和四（837）年四月时已经在任的匝瑳末守。从时间上看，熊猪和末守在足继之后约二十年，可能是他的子辈，当是子承父业吧。

《续日本后纪》卷4承和二（835）年三月十六日辛酉条载：“下总国人、陆奥镇守将军、外从五位下、勋六等物部匝瑳连熊猪改连赐宿祢，又改本居贯附左京二条。昔物部小事（おごと）大连锡节天朝，出征坂东，凯歌归报，藉此功勋，令得于下总国始建匝瑳郡，仍以为氏。是则熊猪等祖也。”

以上是我们现在研究匝瑳氏的最重要史料。这条史料称物部氏的小事曾任大连之职，受命持节东征，大获全胜而归，因此朝廷在下总国的匝瑳一带设立郡乡，赏赐给物部小事的族人居住，由此得为“匝瑳连”。据《先代旧事本纪》，物部小事是物部布都久留（ふつくる）之子、物部木莲子之弟，他还开创了志陀连、柴垣连、田井连三族。布都久留是雄略天皇（462——479在位）时期曾担任大连的朝廷重臣；其弟目则从雄略到清宁天皇（479——481在位）时一直受到重用；其子木莲子则在仁贤天皇（488——498在位）时期为大连，木莲子之女宅媛还嫁给了后来的安闲天皇（约533——536在位）；木莲子之子麻佐良在武烈天皇（499——506在位）时为大连；又子目与叔祖同名，在继体天皇（507——531在位）时任要职。由此可见，物部氏世代尊贵，一直到目的曾孙守屋为苏我马子诛灭为止。结合物部小事同族父兄子侄活动时间考虑，物部小事应当是仁贤至武烈时期的人物，至迟不会晚于继体时代。

柴垣连可以在《新撰姓氏录》中找到，左京神别天神有“依罗连，饶速日命十二世孙怀（ふつくる）大连之后也。柴垣连，同上。”这里的“怀大连”就是小事的父亲布都久留，而据《先代旧事本纪》“依罗连”即依网连是小事的弟弟多波开创的。其实，布都久留的岳父是依罗连祖柴垣，小事、多波的这两支都是从外祖父那里继承来的。今大阪府松原市有柴垣神社，相传这一带曾为反正天皇（约438——442在位）之都河内国丹比郡柴篱宫，后为柴垣连之领地。如今称为田井的地方分布很广，我们已经无法判断何者为田井连之始。而物部氏中时代比小事早得多的金弓、目古也都是田井连之祖，所以这里考证起来变得更加困难。还是暂且作罢，留待后证吧。

“志陀（しだ）连”是最先能够将物部氏与东国联系起来的家族之一。《续日本纪》卷9养老七（723）年三月廿三日戊子条载：“常陆国信太（しだ）郡人物部国依，改赐信太连姓。”卷39延历五（786）年十月廿一日丁丑条载：“常陆国信太郡大领外正六位上物部志太连大成，以私物周百姓急，授外从五位下。”卷40延历九（790）年十二月十九日庚戌条载：“授常陆国信太郡大领外从五位下物部志太连大成外从五位上。……是四人，或居官不怠，颇着效绩，或以私物，赈恤所部，贫乏之徒，因而得济。故有此授焉。”《日本后纪》卷21弘仁二年四月四日丁卯条载：“陆奥国人外正六位下志太连宫持、俘吉弥侯部小金授外从五位下，褒勇敢。”“志陀”、“信太”、“志太”、“志田”都是同音异书，其实是同一名词。常陆国的信太郡在今茨城县南部阿见町、美浦村一带，而陆奥国的志太郡在今宫城县中北部的大崎市一带。两者都是在飞鸟时代就已经建立的郡，从地理位置上看，常陆信太郡建立得更早一些，后来因为大量常陆国人涌入陆奥，大崎市一带信太郡人犹多故而得名志太郡。志太连累代担任常陆信太、陆奥志太两郡的大领，并身处夷俘之中，甚至与其通婚。由此，物部氏的血统及认同感也逐步在虾夷人中扩散开来，这样后来才会出现朝廷授予夷俘“物部斯波连”的情况。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也许有人怀疑，“志陀连”本身是否源自大和民族？说不定这一族原本就是毛人呢？然而，今和歌山县东北高野口町有信太神社，此地原属纪伊国伊都郡，供奉着包括天照大神、物部氏祖饶速日在内的多个神主，附近还有物部系的小田神社。这里应当就是物部志陀连一族原来的居住地，他们应当和匝瑳氏一样，是随着物部小事东征来到东国的。

纪伊国信太神社鸟居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匝瑳连的情况。匝瑳郡在今千叶县东北部匝瑳市一带，古属下总国，与前述常陆信太郡较为接近。匝瑳郡唯一的官社老尾神社供奉了名为“阿佐比古”的神主，该神又被称为匝瑳大明神，相传乃是“经津主（ふつぬし）”之子。我们注意到，这个“经津主”的发音与物部小事的父亲“布都久留（ふつくる）”有相似之处，可以理解为“布都御魂”即“布都久留的神主”之意。于是，所谓“阿佐比古”也就是物部小事本人了。相传，经津主是与武瓮槌一同受高皇产灵神之命，驱逐地上大物主，为天皇家降临人间铺平道路的武神，他们在逼退大物主后又东征蛮夷，所以东国有不少供奉“经津主”的神社。如下总国香取郡香取神宫、常陆国信太郡楯缝神社、那贺郡藤内神社、茨城郡胎安神社都主嗣“经津主”，下总国千叶郡苏我比咩神社、结城郡高椅神社、常陆国信太郡阿弥神社则配嗣“经津主”。天孙降临、出云让国的传说本就虚无缥缈，经津主和武瓮槌此后又东征蛮夷的故事就更是无稽之谈了。结合匝瑳连的情况看，真正东征的应当是物部氏，而时间是雄略天皇以降的一段时间，挂帅者应当就是布都久留、小事父子。匝瑳、香取、千叶、结城、信太、那贺、茨城基本都分布在千叶县北部和茨城县中南部，这大致就是物部小事东征时的活动范围。物部小事于公元5世纪后期至6世纪初平定坂东，这已经逼近了奥羽的边缘，恢复了日本武尊创下的部分基业，凯旋之日亦有族人留驻，即成东国匝瑳连、志陀连等。另，《先代旧事本纪》中田井连祖目古之弟牧古为“佐比佐（さひさ）连”，音近，或与匝瑳连有关。

老尾神社本殿

《陆奥风土记》白川郡饭丰山条载：“此山者，丰冈姬命之忌庭也。又，饭丰青尊使物部臣奉御币也，故为山名。”饭丰山又称丰冈山，位于今福岛县南端白河市北部，古属陆奥国白川郡。饭丰青尊是指清宁天皇去世后，显宗天皇（485——487在位）即位前权摄国政的“女主”，她是显宗、仁贤的姑母，在位时间大致为公元481至484年。饭丰青尊在位时期，物部氏正值从小事的叔父目到小事之兄木莲子的交替之时，如果这里的“物部臣”指的是物部小事也可以说得通。若确实如此，则小事东征的时间就可以确定，而且其一直东进到陆奥南境饭丰山下，奉币凯旋而归。此可备一考。

像匝瑳连、志陀连这样因为先辈开拓东国而就此定居并成为后来大和朝廷攻略虾夷骨干力量的家族并不在少数，比如上毛野、下毛野、大伴等氏。这些部族因为“先来后到”的原则被视作当地的领主，并与夷俘杂居通婚，成为似民非民、似夷非夷的异种，同时也将大和的文化带到了东国，感染了夷狄。所以，虾夷大族吉弥侯部竟自称毛野臣之后，大量夷俘也都通过攀附大和古代的豪门望族而试图脱离受人鄙视的俘囚等级，朝廷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给予认可，这也是倭夷合流最常见而有效的方式之一。

《日本逸史》卷20弘仁三年三月九日丁卯条载：“陆奥大掾清原真人长谷任雅乐助。”

匝瑳足继得到任命后一个月，本为陆奥第三级官员的大掾清原长谷调任京官，为雅乐助。这里可以看到朝廷对于望族和一般贵族的差别待遇。谁都知道京官要比奥羽边吏舒适得多，所以当时就有一些人不愿意到边境任职，他们百般寻找门路避免远任；即便受到任命也设法拖延赴任的期限等待改任；即使到任也不安心本职而继续钻营，好早日离去；实在无法离去的，就把怒气发泄在土人夷俘身上，尽量地剥削与压迫，榨取财物再送入京城运动上方。因此，这个时期豪门望族很少有人在奥羽这类地方上任官而取得骄人政绩的，这里多是受排挤的小贵族执掌。清原氏出自天武天皇（672——686）之子主持编撰《日本书纪》的舍人亲王之后，虽然皇统早已由天武转回天智，但他们仍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贵门。这里的清原长谷就是舍人亲王的曾孙，是显赫一时之清原夏野的堂兄。清原长谷生于宝龟五（774）年，延历二十二（803）年正月还不到三十岁便担任陆奥大掾，在任九年有余，离开陆奥后他便再也没有回来过；天长七（830）年清原长谷以从四位下左卫门督遥任陆奥出羽按察使，次（831）年为参议，九（832）年即叙从四位上，可谓平步青云，承和元（834）年薨，年六十一。这是匝瑳连这样的小贵族可望而不可即的。

《日本后纪》卷22弘仁三年四月二日己丑条载：“定镇守官员，将军一员、军监一员、军曹二员、医师、弩师各一员也。”《日本逸史》同日条载：“右被右大臣宣称：‘奉敕，镇守之数减定已讫，其镇守官员数宜依前件。’”《日本逸史》卷20弘仁三年四月七日甲午条载：“太政官符，加减傔仗员事。陆奥出羽按察使四人（元三人，今加一人），镇守将军（三人减一人）定二人。右被右大臣宣称：‘奉敕，傔仗之数依件加减。’”

随着奥羽形势的不断缓和，朝廷对那里的重视程度大大降低。所以，匝瑳足继担任镇守府将军还不到两个月，朝廷就先减少了镇守府人员编制，最明显的就是撤销了副将军的设置。从以前的记录看，镇守府的军监也绝不止一人，此处亦予以裁减，军曹、医师、弩师也都相应减员。而前项改制仅五天后，太政官又下符减少镇守将军仪仗，并拉大了陆奥出羽按察使与镇守将军的差距。这样的处理映证了奥羽按察使荣衔化的判断。奥羽按察使此时已经不常在陆奥活动，真正在当地威慑夷俘的是陆奥、出羽两国司及镇守将军。原本有征夷将军、按察使在任，国司、镇守府的担子还相对较轻，如今反而加重了，他们才是“管大势小”。而朝廷不但不增加他们的官阶、待遇，还将镇守府减员并削减将军的仪仗以补益陆奥按察使的排场，这已经充分证实正月二十六日陆奥出羽按察使改为从四位下官时所举为虚妄之辞。

事实上，现存史料中自公元729年至此镇守将军共有17位，其中一人出任两次。他们是

1、巨势麻吕：709年三月五日上任，时称陆奥镇东将军；

2、大野东人：729年九月十四日已在任，时为陆奥出羽按察使兼；

3、大伴古麻吕：757年六月十六日以左大弁、陆奥出羽按察使兼；

4、藤原惠美朝狩：760年正月初四已在任，时为陆奥出羽按察使兼；

5、田中多太：764年九月二十九日以陆奥守兼；

6、石川名足：768年九月四日以大和守兼；

7、坂上刈田麻吕：770年九月十六日上任；

8、佐伯美浓：771年闰三月一日以陆奥守兼；

9、大伴骏河麻吕：773年七月二十一日以陆奥出羽按察使兼，776年七月七日卒；

10、纪广纯：777年五月二十七日以陆奥出羽按察使兼，780年三月二十二日为虾夷所杀；

11、大伴家持：782年六月十七日以陆奥出羽按察使兼，785年八月二十八日卒；

12、百济俊哲：家持死后继任，787年闰五月五日坐事左降；

13、多治比宇美：788年二月二十八日以陆奥出羽按察使兼；

14、百济俊哲：791年九月二十二日以下野守兼，795年八月七日卒；

15、坂上田村麻吕：796年十月二十七日以陆奥出羽按察使兼；

16、百济教俊：808年六月九日已在任，兼陆奥介；

17、佐伯耳麻吕：809年正月十六日上任；

18、匝瑳足继：812年二月十日上任。

从他们的任职情况可以看出，镇守府将军设置略晚于按察使，并且经常由按察使兼任，当按察使与陆奥守分为两人时也或由陆奥守兼任，特殊情况下则由在京武将或重要的国守兼任，陆奥守一度只能兼任镇守副将军之职。公元9世纪初，百济教俊、佐伯耳麻吕任职时地位渐渐下降，此时正值坂上田村麻吕、文室绵麻吕屡屡征夷的时期，镇守将军因为不由征夷将军兼任而多为征夷副将军，地位才会降低。奥州三十八年战争结束后，镇守将军终于沦落为与陆奥介相当的位次，弘仁三年四月的这两次更改则是镇守将军降级的全面标志。此后的镇守将军再也不能与前期的那些方面大员相提并论，他们不过是驻守在胆泽城观察奥地的国府“次官”而已。

匝瑳足继正是处在这个转折点上的人物。他得到任命后不久便因太政官符，部下、仪仗都被削减，未知是何想法。或许他在成为镇守将军前就已经听到风声了吧，那样他的内心也会更容易平静一些吧。这也是小贵族无法抗拒的命运啊。

五、俘囚长时代的开始（812）

《日本后纪》卷22弘仁三年四月十三日庚子条载：“出羽国田夷置井出公呰麻吕等十五人赐姓上毛野绿野直。”

置井出氏是出羽国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夷狄，他们悉心顺服，依从王化，受到朝廷褒奖，其族置井出呰麻吕等赐为上毛野绿野直。这里的上毛野就是上野国即今群马县，而绿野则是上野南部的一个郡，其地在今群马县藤冈市一带。绿野早在公元6世纪前期就建立了屯仓，是大和朝廷在东国基础较好的地区，后来当地还建造了一些重要的庙宇，如绿野寺等。这条史料虽然没有明说将赐姓后的这支田夷内迁，但从所赐竟为距离出羽有相当距离的“绿野”，这表明这些出羽田夷被纳入氏姓体系后是有迁移的。他们已经从土著转变为俘囚，不再生活在祖辈世代居住的地方，呰麻吕就是他们的头人。这种俘囚的头人，不久之后便成为了“俘囚长”。

《日本后纪》卷22弘仁三年六月二日戊子条载：“敕：‘诸国夷俘等，不遵朝制，多犯法禁。虽彼野性难化，抑此教喻之未明。宜择其同类之中，心性了事，众所推服者一人，置为之长，令加捉搦。’”

弘仁三年六月的这道敕令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虾夷人的领地基本都被日本占领，而虾夷的人口也大量沦为奴婢或者“夷俘”，相当一部分被迁入内地，尤以近畿以西为多。这里需要注意一点，“俘囚”、“夷俘”是对虾夷人的蔑称，而不是说他们真的成为了囚徒。这里的“俘”不是真正的人身拘捕，而是指一种文化上、种族上的俘虏以及较一般平民多的人身限制。对于一般的百姓，他们虽然也被束缚在土地上，但是当他们从事农业以外的活动时还比较自由。而“夷俘”远离规定的居住区域需要报批，即使是头人出入国境也需要朝廷许可，一旦发现未经允许而流入其它国郡，将遭到遣送。但是，日常生活中，虾夷人没有更多的人身囚困，并且其中地位较高者无需像百姓那样庸调，只在紧急时刻会受到官府命令选派战士参与捕盗捉贼等活动。事实上，长期以来，夷俘的管理一直是很头疼的事。文化上的差异很难短时间内改变，虾夷人那种粗豪的民族性格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扭转的，更重要的是百姓与俘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和隔阂，即便夷俘自身向往新的生活，当地百姓也不情愿与之为伍。而且，夷俘按家族或族落为单位迁到他乡后，本身的宗族机制天然保持，他们有一定的自组织性，这个组织也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所以，将百姓与夷俘分开管辖是必然的方案，让虾夷人中明理服众的人担任“俘囚长”来治理同类，则是顺应当时情况的决断。如果对“俘囚长”监管有力，并努力缓解和夷关系，完全有可能达到一种良性循环，渐渐地使两个种族融为一体。但若监管失控，则“俘囚长”会即刻发展成为土豪，并且凭籍着虾夷人本身大量保留的宗族体制及能征善战的特点，“俘囚长”演变成的豪强将是很有战斗力的，二百余年后奥六郡的安倍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还有一点需要明确，虽然“俘囚长”敕令是弘仁三年才正式颁下的，但之前奥羽国司已经自发地任用当地虾夷人头领担任郡领、城栅司等，这和“俘囚长”是类似的。

《日本后纪》卷22弘仁三年七月十七日癸酉条载：“陆奥国言：‘屯田元二百町，伏望定一百町，为镇守储者。’许之。”

奥州三十八年战争结束才半年，新任陆奥守佐伯耳麻吕就盲目乐观，连镇守兵卒的屯田都减半了，人数当然也大量减少。朝廷接到陆奥国的奏文也乐得赞同，这和之前裁减镇守府人事和资源配置是一致的。总之，此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君臣们对奥羽形势都持乐观的态度，但这种乐观似乎来得太早了。

《日本后纪》卷22弘仁三年九月三日戊午条载：“陆奥国远田郡人勋七等竹城公金弓等三百九十六人言：‘己等未脱田夷之姓，永贻子孙之耻。伏请改本姓为公民，被停禄，永奉课役者。’敕可。唯卒从课役，输劝遗类，宜免一身之役。仍赐勋七等竹城公金弓、勋八等黑田竹城公继足、勋九等白石公真山等男女一百廿二人陆奥盘井臣，勋八等竹城公多知麻吕、勋八等荒山花麻吕等八十八人陆奥高城连，勋九等小仓公真祢麻吕等十七人陆奥小仓连，勋八等石原公多气志等十五人陆奥石原连，勋八等柏原公广足等十三人椋椅连，远田公五月等六十九人远田连，勋八等意萨公持麻吕等六人意萨连，小田郡人意萨公继麻吕、远田公净继等六十六人陆奥意萨连。”

弘仁三年九月陆前地区多贺城以北有近四百田夷请求改籍为公民，他们宁可停发俸禄服从课役也不愿意再被打上受人鄙视的“夷俘”之姓，由此可见当时对虾夷人的歧视。陆前地区受到大和朝廷控制时间较长，奥州三十八年战争后期又成为征夷大军进讨胆泽、斯波、闭伊、尔萨体、都母等地顽夷的后方基地，朝廷在此的控制力已较显著。所以，当地田夷才会纷纷投诚。

从这条记录我们还可以看出该地区虾夷部族的分布与变迁。竹城是指今宫城县中部松岛町至盐灶市一带的地区，古属陆奥国宫城郡，后世该地区形成了名为“竹城保”的区域联合体，又可称为高城。竹城公一部北进远田郡即今宫城县北部远田郡周边，仍称竹城公，另一部进入黑田（位置待考）地区，遂成黑田竹城公，此族又辗转进入更北的盘井郡即今岩手县南部一关市、平泉町、藤泽町一带。白石即今宫城县南部白石市一带，古属陆奥国刈田郡，白石公一族也北上至盘井郡活动。至此，竹城、白石两部122人赐姓盘井臣，朝廷承认其在盘井郡居住和占有土地的权利。留在原居地的竹城公一部及荒山氏88人也同时赐姓高城连，领主地位亦得认可。小仓在今仙台市青叶区一带，小仓田夷17人赐姓为“连”；柏原在泉区一带，柏原田夷13人赐姓椋椅连；石原在黑川郡大乡町一带，石原田夷15人赐姓为“连”；意萨在今远田郡一带，有6名田夷赐姓为“连”；远田虾夷是大族，分布于当时的远田、小田两郡内，远田郡部分69人赐姓为“连”；住小田郡部及意萨田夷66人亦赐意萨连。这些赐姓的虾夷人都是宫城郡以北、盘井郡以南地方的俘囚，这是对他们久慕王化、支援奥羽平定的嘉奖。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椋椅”与“仓梯（くらはし）”发音相同，“椋椅连”实际上就是“仓梯连”，而大和国的仓梯山是阿倍系的发源地及圣山。柏原田夷得到“椋椅连”的姓氏表明虾夷人对阿倍氏情有独钟，这与阿倍系祖大彦、武渟川别父子曾征讨虾夷而开大和朝廷征夷之先河，阿倍氏开拓越后，及阿倍比罗夫北伐虾狄、肃慎有着密切的关系。虾夷人从心底里对阿倍氏畏惧与敬佩，他们有时还会自称是阿倍氏的后代流落至奥地所衍。因此，后来朝廷给予了很多夷俘“阿倍陆奥臣”的姓氏，也因此成就了奥六郡之安倍氏。

六、出羽守百济教俊（812）

《日本后纪》卷22弘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庚午条载：“制，出羽国史生并弩师历同国司。”《日本逸史》同日条载：“太政官符，应出羽史生并弩师历五年为限事。右得参议从三位行大藏卿陆奥出羽按察使勋四等文室朝臣绵麻吕奏状称：‘被太政官去大同五（810）年六月二十二日符称：“陆奥国史生之历，宜准西海道诸国五年为限，弩师准此者。”’大纳言正三位藤原朝臣园人宣：‘奉敕，依请。’”

由于陆奥国的建立比出羽国早得多，而且陆奥国的虾夷形势长期以来比出羽国严重，所以朝廷历来有重陆奥轻出羽的倾向。这种倾向从陆奥出羽按察使的配置及征夷将军、镇守将军活动的主要范围就可以看出。随着奥州三十八年战争的终结，情况发生了变化，与其说出羽国地位有所上升，不如说是陆奥国的地位下降了。不过，这样一来，原本出羽没有享有的权利和待遇也可渐渐得到，并最终成为与陆奥平起平坐的地方机关。弘仁三年十一月这次史生、弩师任期的变更就是这一趋势的先声。大同五年二月，当时的按察使藤原绪嗣请求陆奥国的史生、弩师能够和九州各国任期相同；六月，太政官符正式下达。此两年半后，在按察使文室绵麻吕和出羽国司的共同努力下，出羽国亦与陆奥国同，准五年为限，历同国司。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标准，在具体操作时公职的年限会因当时的情形不同而有相当的波动范围。

《日本后纪》卷22弘仁三年十一月廿日乙亥条载：“从五位下百济王教俊授从五位上为出羽守。”

就在出羽国史生、弩师任职年限变更的官符下达五天后，出羽守的新任命也下达了。百济教俊成为新一任出羽守，而此前担任此职的应当是在去年征夷事业中担任副将军并利用夜志闭村虾夷吉弥侯部挫败尔萨体虾夷而获大功的大伴今人。百济教俊是征夷名将百济俊哲之子，延历十八（799）年以从五位下任下野介，大同元（806）年又以左卫士佐兼美浓守，三（808）年又以镇守将军兼陆奥介。但百济教俊却没有继承父亲的威仪，在镇守将军任上表现颇不令人满意。《日本后纪》卷17大同三年七月四日甲申条载：“敕：‘夫镇将之任，寄功边戍，不虞之护，不可暂阙。今闻，镇守将军从五位下兼陆奥介百济王教俊，远离镇所，常在国府。傥有非常，何济机要，边将之道，岂合如此？自今以后，莫令更然。’”朝廷听闻教俊懈怠之情，竟然专门下敕谴责，可见其是何等失职。不知教俊受到谴责后改悔得如何，但在次（809）年初镇守将军一职便为佐伯耳麻吕接任，而他自己改任下野守。自799年至今十余年，百济教俊虽为名门之后，却屡屡不见叙位，亦可反映出他实在没什么政绩可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百济氏家族多出美女俊男，平安初期的天皇及公族大臣家经常与之联姻。百济教俊的女儿庆命是尚侍，与嵯峨天皇生下善姬、定、镇、若姬四个子女，后皆赐源氏，嘉祥二（849）年薨时竟赠从一位。善姬出生于弘仁五（814）年，则百济庆命入侍天皇当在弘仁四年以前，则百济教俊成为天皇的岳父也就是任命为出羽守后不久。他扶摇直上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了，只是这种凭借女儿得宠的模式不怎么光彩。但古今中外这类事情屡见不鲜，也没什么好觉得惭愧的，教俊的父亲俊哲又何尝没有依靠过姐姐明信呢？后来，他的另一个女儿永庆嫁给了嵯峨次子正良亲王，也就是后来的仁明天皇（833——850在位），生下一女即高子内亲王，内亲王后卜为贺茂斋院。教俊的妹妹贵命也嫁给嵯峨天皇，生有基良亲王、忠良亲王和基子内亲王。教俊还有个孙女也为仁明天皇生下一子即源光。

百济氏的姓是“王”，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种姓，只赐给灭于大唐而流亡列岛的百济、高句丽王族嫡系，实际上他们本来就是“王”，说是赐姓不如说成保留了原来的称谓。“百济王”家族是百济末代义慈王之子扶余禅广之后；禅广生昌成；昌成生良虞等；良虞生敬福等，这个百济敬福在天平后期任曾任陆奥守，献上当地黄金；敬福生理伯等；理伯有女曰明信嫁于藤原继绳，生藤原乙睿，并受桓武天皇宠信，理伯子俊哲为镇守将军等职，事迹已见拙作《征夷史料事纪》；俊哲就是教俊和贵命的父亲。由此，百济教俊是义慈王七世孙，百济灭亡后其王族仍能保持兴旺至此颇为不易也。

由于《日本后纪》散佚严重，造成该时期的史料十分匮乏，以至于百济教俊在出羽守任上有何作为、何时离任都无从知晓。六国史中下一个明确时间点的出羽守是小野宗成，他在天长七（830）年底已在任上，而在这一年的年初他由从五位下升至从五位上。自小野宗成之后，出羽守的任免记录就大致连贯了，一直绵延到公元9世纪60年代末都较为清楚。但可确定的小野宗成在职时间距百济教俊的任期起点也有18年之久，其间应当还有其他人出任此职。又《三代实录》卷4贞观二（860）年五月十八日丁卯条载：“散位从五位上小野朝臣恒柯（808——860）卒。恒柯者，右京人也。祖征夷副将军从五位下永见，父出羽守正五位下泷雄。……”这里提到，小野泷雄也曾担任过出羽守，考虑到其年龄，出任出羽守的时间应当就介于百济教俊和小野宗成之间。然而，小野泷雄的具体任期至今仍无法确定。一说小野泷雄于弘仁九（818）年得到任命，未知何据。但国守一般为五年左右一任，而百济教俊又有女儿嫁给嵯峨天皇，自然不可能常留边地，所以弘仁九年前后即使没有小野泷雄来接任，也当有其他人换下百济教俊，即教俊在出羽留驻的时间下限不会晚于这年。

《日本后纪》卷22弘仁三年十二月五日己丑条载：“参议从三位文室朝臣绵麻吕为左卫门督，大藏卿陆奥出羽按察使如故。”

就在百济教俊出任出羽守之后半个月，陆奥按察使文室绵麻吕兼任左卫门督，这和他在数年前担任的左右兵卫督是地位相当的军职。绵麻吕重新恢复军职，莫非朝廷又要开启战事？数月后奥羽虾夷叛乱，文室绵麻吕以征夷将军身份出征，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而已吧。

七、回顾五：虾夷吉弥侯部（813）

《日本后纪》卷22弘仁四年二月廿一日甲辰条载：“赐伊豫国人勋六等吉弥侯部胜麻吕、吉弥侯部佐奈布留二人姓野原。”

弘仁四年二月，朝廷给移居南海道伊豫国的二名俘囚赐氏“野原”，无种姓，以示怀化。这两名俘囚原本的氏是“吉弥侯部”，这是虾夷人中使用人数最多的氏之一。“吉弥侯部（きみこべ）”即“吉美侯部”本写作“君子部（きみこべ）”或“公子部（きみこべ）”，也时常将“部”省去，或进一步转写作“吉彦（きひこ）”。这个氏族历史悠久，自奈良初期出现于正史，前后绵延时间极长，内迁后分布又极广，是用以分析虾夷人演化过程的典型案例。现将《续日本纪》、《日本后纪》弘仁四年二月这条之前有关该氏族的史料辑录如下：

1、《续日本纪》卷6灵龟元（715）年三月廿五日丙午条载：“相摸国足上郡人丈部造智积、君子尺麻吕，并表闾里，终身勿事，旌孝行也。”

2、《续日本纪》卷9神龟元（724）年二月廿二日壬子条载：“授……从七位下大伴直南渊麻吕、从八位下锦部安麻吕、无位乌安麻吕、外从七位上角山君内麻吕、外从八位下大伴直国持、外正八位上壬生直国依、外正八位下日下部使主荒熊、外从七位上香取连五百岛、外正八位下大生部直三穗麻吕、外从八位上君子部立花、外正八位上史部虫麻吕、外从八位上大伴直宫足等，献私谷于陆奥国镇所，并授外从五位下。”

3、《续日本纪》卷9神龟二（725）年闰正月廿二日丁未条载：“诏叙征夷将军已下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勋位，各有差。授正四位上藤原朝臣宇合从三位勋二等。从五位上大野朝臣东人从四位下勋四等。从五位上高桥朝臣安麻吕正五位下勋五等。从五位下中臣朝臣广见从五位上勋五等。从七位下后部王起、正八位上佐伯宿祢首麻吕、五百原君虫麻吕、从七位下君子龙麻吕、从八位上出部直佩刀、少初位上纪朝臣牟良自、正八位上田边史难波、从六位下坂下朝臣宇头麻佐、外从六位上丸子大国、外从八位上国觅忌寸胜麻吕等一十人并勋六等，赐田二町。”

4、《续日本纪》卷11天平五（733）年九月廿三日九月丁亥条载：“远江国蓁原郡人君子部真盐女，一产三男，赐大税二百束，乳母一人。”

5、《续日本纪》卷18天平胜宝四（752）年六月十七日壬辰条载：“外正六位下君子部和气、远田君小救、远田君金夜，并授外从五位下。”

6、《续日本纪》卷20天平宝字元（757）年三月廿七日乙亥条载：“敕：‘自今以后，改藤原部姓为久须波良部，君子部为吉美侯部。’”

7、《续日本纪》卷26天平神护元（765）年二月二日癸亥条载：“授……正六位上吉弥侯根麻吕外从五位下。”

8、《续日本纪》卷26天平神护元年三月十六日丁未条载：“越前国足羽郡人从五位下益田绳手赐姓益田连，外从五位下吉弥侯根麻吕等四人下毛野公，外从五位下葛木毗登大床等七人葛木宿祢。”

9、《续日本纪》卷28神护景云元（767）年七月十九日丙寅条载：“陆奥国宇多郡人外正六位上勋十等吉弥侯部石麻吕赐姓上毛野陆奥公。”

10、《续日本纪》卷28神护景云元年十月十五日辛卯条载：“敕：‘见陆奥国所奏，知伊治城作了。自始至举，不满三旬，朕甚嘉焉。夫临危忘生，忠勇乃见，衔纶遂命，功夫早成，非但筑城制外，诚可减戍安边。若不褒进，何劝后徒？宜加酬赏，式慰匪躬。其从四位下田中朝臣多太麻吕授正四位下，正五位下石川朝臣名足、大伴宿祢益立正五位上，从五位下上毛野朝臣稻人、大野朝臣石本从五位上。其外从五位下道屿宿祢三山，首建斯谋，修成筑造，今美其功，特赐从五位上。又外从五位下吉弥侯部真麻吕，徇国争先，遂令驯服狄徒如归进，赐外正五位下。自余诸军军毅已上，及诸国军士虾夷俘囚等，临事有功，应叙位者，镇守将军并宜随劳简定等第奏闻。’”

11、《续日本纪》卷29神护景云三（769）年三月十三日辛巳条载：“陆奥国白河郡人外正七位上丈部子老、贺美郡人丈部国益、标叶郡人正六位上丈部贺例努等十人，赐姓阿倍陆奥臣。安积郡人外从七位下丈部直继足阿倍安积臣。信夫郡人外正六位上丈部大庭等阿倍信夫臣。柴田郡人外正六位上丈部岛足安倍柴田臣。曾津郡人外正八位下丈部庭虫等二人阿倍曾津臣。盘城郡人外正六位上丈部山际于保盘城臣。牡鹿郡人外正八位下春日部奥麻吕等三人武射臣。曰理郡人外从七位上宗何部池守等三人汤坐曰理连。白河郡人外正七位下韧大伴部继人、黑川郡人外从六位下韧大伴部弟虫等八人，韧大伴连。行方郡人外正六位下大伴部三田等四人大伴行方连。苅田郡人外正六位上大伴部人足大伴苅田臣。柴田郡人外从八位下大伴部福麻吕大伴柴田臣。盘瀬郡人外正六位上吉弥侯部人上盘瀬朝臣。宇多郡人外正六位下吉弥侯部文知上毛野陆奥公。名取郡人外正七位下吉弥侯部老人、贺美郡人外正七位下吉弥侯部大成等九人上毛野名取朝臣。信夫郡人外从八位下吉弥侯部足山守等七人上毛野锹山公。新田郡人外大初位上吉弥侯部丰庭上毛野中村公。信夫郡人外少初位上吉弥侯部广国下毛野静户公。玉造郡人外正七位上吉弥侯部念丸等七人下毛野俯见公。并是大国造道岛宿祢岛足之所请也。”

12、《续日本纪》卷32宝龟四（773）年正月十五日辛卯条载：“授出羽国人正六位上吉弥侯部大町外从五位下。以助军粮也。”

13、《续日本纪》卷34宝龟七（776）年五月廿二日戊申条载：“授无位公子乎刀自外从五位下。”

14、《续日本纪》卷34宝龟八（777）年十二月十四日辛卯条载：“初陆奥镇守将军纪朝臣广纯言：‘志波村贼，蚁结肆毒，出羽国军与之相战败退。’于是，以近江介从五位上佐伯宿祢久良麻吕为镇守权副将军，令镇出羽国。至是授正五位下勋五等纪朝臣广纯从四位下勋四等，从五位上勋七等佐伯宿祢久良麻吕正五位下勋五等，外正六位上吉弥侯伊佐西古、第二等伊治公呰麻吕并外从五位下，勋六等百济王俊哲勋五等。自余各有差。”

15、《续日本纪》卷35宝龟九（778）年六月廿五日庚子条载：“赐陆奥、出羽国司已下征战有功者二千二百六十七人爵。授按察使正五位下、勋五等纪朝臣广纯从四位下、勋四等，镇守权副将军从五位上、勋七等佐伯宿祢久良麻吕正五位下、勋五等，外正六位上吉弥侯伊佐西古、第二等伊治公砦麻吕并外从五位下、勋六等，百济王俊哲勋五等，自余各有差。其不预赐爵者，禄亦有差。战死父子亦依列叙焉。”

16、《续日本纪》卷35宝龟十（779）年正月十三日甲寅条载：“授……从六位下吉弥侯横刀外从五位下。”

17、《续日本纪》卷35宝龟十（779）年九月四日庚午条载：“以……外从五位下吉弥侯横刀为将监。”

18、《续日本纪》卷37延历二（783）年正月二十日丁酉条载：“纪朝臣木津鱼、吉弥侯横刀等八人，夙夜在公，恪勤匪懈。于是有诏，并进其爵。授从五位下纪朝臣木津鱼从五位上。外从五位下吉弥侯横刀、正六位上橘朝臣入居、三岛真人名继并从五位下。正六位上出云臣岛成、岛田臣宫成、筑紫史广岛、津连真道并外从五位下。”

19、《续日本纪》卷37延历二（783）年二月廿五日壬申条载：“以……从五位下吉弥侯横刀为上野介。”

20、《续日本纪》卷37延历二（783）年三月廿一日戊戌条载：“从五位下吉弥侯横刀、正八位下吉弥侯夜须麻吕，并赐姓下毛野朝臣。外正八位上吉弥侯间人、同姓总麻吕，并赐下毛野公。”

21、《日本后纪》卷1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延历十一（792）年十月一日癸未条载：“陆奥国俘囚吉弥侯部真麻吕、大伴部宿奈麻吕，叙外从五位下。怀外虏也。”

22、《日本后纪》卷1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延历十一（792）年十一月三日甲寅条载：“飨陆奥夷俘尔散南公阿波苏、宇汉米公隐贺、俘囚吉弥侯部荒岛等于朝堂院。阿波苏、隐贺并授爵第一等，荒岛外从五位下，以怀荒也。诏曰：‘虾夷尔散南公阿波苏、宇汉米公隐贺、俘囚吉弥侯部荒岛等，天皇朝参上仕奉。今者已国罢去仕奉白闻食行，冠位上赐。’大御手物赐宣。又宣：‘自今往前，伊佐乎仕奉益益，治赐物。’宣大命闻食宣。”

23、《日本后纪》卷3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日本纪略》）延历十四（795）年五月十日丙子条载：“配俘囚大伴部阿氏良等妻子亲族六十六人于日向国。以杀俘囚外从五位下吉弥侯部真麻吕父子二人。”

24、《日本后纪》卷5延历十五（796）年十一月五日壬辰条载：“外正六位上上毛野朝臣益成、吉弥侯部弓取、巨势部楯分、大伴部广椅、尾张连大食，授外从五位下。以战功也。”

25、《日本后纪》卷5延历十五（796）年十二月廿九日丙戌条载：“陆奥国人外少初位下吉弥侯部善麻吕等十二人，赐姓上毛野陆奥公。”

26、《日本后纪》卷8延历十八（799）年十二月十六日乙酉条载：“陆奥国言：‘俘囚吉弥侯部黑田、妻吉弥侯部田苅女、吉弥侯部都保吕、妻吉弥侯部留志女等，未改野心，住还贼地。’因禁身进送，配土左国。”

27、《日本后纪》卷11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延历二十二（803）年四月廿五日乙巳条载：“摄津国俘囚勋六等吉弥侯部子成等男女八人、陆奥国勋六等吉弥侯部押人等男女八人，赐姓雄谷。”

28、《日本后纪》卷13延历廿四（805）年十月廿三日戊午条载：“播磨国俘囚吉弥侯部兼麻吕、吉弥侯部色雄等十人配流于多执岛。以不改野心，屡违朝宪也。”

29、《日本后纪》卷21弘仁二（811）年四月四日丁卯条载“陆奥国人外正六位下志太连宫持、俘吉弥候部小金授外从五位下，褒勇敢也。”

30、《日本后纪》卷21弘仁二（811）年七月十四日丙午条载：“敕征夷将军正四位上兼陆奥出羽按察使文室朝臣绵麻吕等曰：‘看今月四日奏状，具知以俘军一千人委吉弥侯部于夜志闭等，可袭伐弊伊村。彼村俘党类巨多，若以偏军临讨，恐失机事。仍欲发两国俘军各一千，来八九月之间，左右张翼，前后奋击。然则，宜与副将军及两国司等再三评议，具状奏上。国之大事，不可轻略。’”

31、《日本后纪》卷21弘仁二（811）年七月廿九日辛酉条载：“出羽国奏：‘邑良志闭村降俘吉弥侯部都留岐申云：“己等与尔萨体村夷伊加古等，久构仇怨。今伊加古等，练兵整众，居都母村，诱币伊村夷，将伐己等。伏请兵粮，先登袭击者。”臣等商量，以贼伐贼，军国之利，仍给米一百斛，奖励其情者。’许之。”

以上史料及此条，共计32条。最早为公元715年条，是距此近百年以前之事。至公元757年，该氏族的写法正式由“君子”改为“吉美侯”即“吉弥侯”，但公元776年仍偶尔出现了“公子”的写法。吉弥侯部至此已可确定分布于相模、陆奥、远江、越前、出羽、大和、上野、日向、土佐、摄津、播磨、萨摩、伊豫等国，以后还可以看到出云、山城、常陆、因幡、下野、甲斐、伊豆、丰前、丰后、肥前、尾张、越中、骏河、安艺、阿波等国。从东至西，由南至北，这个虾夷人部族以东山、东海两道为源头，因流配、镇戍而广布南海、西海，其中精英分子又集中在畿内，在奈良平安时代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

吉弥侯部分布图

承和十一（844）年曾有出羽国最上郡伴部虾夷赐姓“吉弥侯”的记载。这充分说明吉弥侯部在虾夷人中的地位是较高的，否则不会成为下赐的姓氏。几百年来，吉弥侯部中的许多人被先后赐姓下毛野朝臣、下毛野公、下毛野静户公、下毛野俯见公、上毛野陆奥公、上毛野名取朝臣、上毛野锹山公、上毛野中村公、盘瀬朝臣、陆奥盘濑臣、雄谷、野原、物部斯波连、贞道连等，这也说明朝廷认可了他们在下野、上野、陆奥、出羽等地的影响力，而且默许了他们对丰城入彦毛野系后裔的冒认。弘仁六（815）年七月廿日己丑编成进上的《新撰姓氏录》中也收入了吉弥侯部，左京皇别有“吉弥侯部，上毛野朝臣同祖，丰城入彦命六世孙奈良君之后也”。奈良君如果真是丰城入彦的六世孙，那么也就相当于允恭天皇（约442——459在位）世代，无论如何都是公元5世纪的人物，而他一点事迹都没有留下。如此看来此记颇为虚无缥缈，奈良君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事实上，吉弥侯部即君子部在正史最早出现的记录就在日本迁都平城京之后5年，正是奈良时代初年，或许这个“奈良君”暗指奈良时代的某位虾夷大君，再进而攀附到东国第一豪门毛野系上。

吉弥侯部中忠心侍奉朝廷者有之，久慕王化者有之，协同朝廷征剿同类者有之，顽逆不化者有之，为匪为盗者有之，叛变作乱者亦有之，实可谓虾夷众生像。其中侍奉朝廷最为突出的就是吉弥侯横刀，他在宝龟延历年间为近卫将监，忠诚护卫，受到褒奖，一直提升至从五位下上野介，并赐“下毛野朝臣”这一高规格的姓氏。最为叛逆的则是吉弥侯部止彼须，他的事迹我们在后面将会提到。

八、最后的征夷大将军——文室绵麻吕（813）

《日本后纪》卷22弘仁四年二月廿五日戊申条载：“制：‘损稼之年，土民俘囚，咸被其灾。而赈给之日，不及俘囚。饥馑之苦，彼此应同，救急之恩，华蛮何限？自今以后，宜准平民，预赈给例，但勋位、村长及给粮之类，不在此限。’”

和夷关系一直是朝廷需要直面的头疼问题，无论是虾夷人还是一般百姓，都和对方有着严重的文化差异和敌对情绪，倭人对虾夷的歧视更是非常明显。有些俘囚虽然不用像普通百姓那样参加庸调，更有少量俘囚可以享受国家的俸禄；但他们活动范围受限，缺乏劳动技能，生产能力低下，又得不到周围人的谅解，心理孤独自闭，平常时期尚能苟且度日，一旦发生天灾人祸，他们的生存就受到严重威胁。而很多地方官员根本不将他们视为子民，赈济之时皆不及俘囚，所以地方上出现大饥荒时，中下层俘囚就很可能因赤贫而暴发动乱。朝廷当然明白这点，便多次下令救济俘囚等同百姓，弘仁四年二月的这次便是一例。可是古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歧视虾夷人的观念根深蒂固，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消除。底下的地方官吏有得将赈粮发给俘囚，还不如贪没自敛，鱼肉夷俘才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若是放到奥羽地方，则官吏们还要加紧迫使夷俘上山入林获取美味、奇珍、良马、雄鹰等来巴结上方，好使自己早日脱身，俘囚们受到的惊扰就更多了。

其实，问题也不光是官吏们不把赈粮发放给俘囚那么简单，《日本逸史》卷21弘仁四年五月廿五日丙子条的记载可以用来解释该问题另一方面的实质：“敕：‘治国之要，在于富民，民有其蓄，凶年是防。故禹水九年，人无饥色，汤旱七岁，民不失业。今诸国之吏，深乖委寄，或差役失时，妨废农要，或专事侵渔，无心抚宇。因此黎元失业，饥馑自随。非缘灾祸，常告民饥，仍年年赈给，仓廪殆罄，倘有灾害，何以相济？不治之弊，一至于此。宜自今以后非有田业损害及有疾疫等，不得辄请赈给。’”地方官员们经常因私废公，错乱徭役，荒废农事，压榨属民，掠取财物，正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这些贪官污吏们稍有旱涝，便立刻溢报灾情，上请赈济，随后私吞公粮，掺杂发放。桓武天皇又建造殿宇，二立新都，屡屡兴兵，国库空虚，百姓的负担一直很重。三善清行后来评价道：“延历迁都，大治宫室，又费五分之三。”嵯峨天皇即位后，面对的就是这种财政紧张的局面，他必须重视吏治，提高官僚机构的运作效率，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尽可能地收敛财富。但是，嵯峨天皇的举措效果并不明显，到仁明天皇时奢靡之风盛行，国家府库更为匮乏。

《日本后纪》卷23逸文（《日本纪略》）弘仁四年五月三十日辛巳条载：“从三位文室朝臣绵麻吕，为征夷将军。云云。”

由于《日本后纪》的散佚，我们今天无法详知当时的情景，但《日本纪略》中却有是年五月二度任命文室绵麻吕为“征夷将军”的记载，《日本逸史》同日条据《日本纪略》为“征夷大将军”，即增“大”字，与今本《日本纪略》不同。仅从这条记录我们很难了解当时文室绵麻吕出征的真实原因，究竟是如坂上田村麻吕二度出任征夷大将军那样纯为筹划，还是确有战事发生。

《三代实录》卷17贞观十二（870）年三月廿九日辛巳条载：“从五位下行对马守兼肥前权介小野朝臣春风奏言：‘故从五位上小野朝臣石雄家羊革甲一领、牛革甲一领在陆奥国。去弘仁四年，贼首吉弥侯部止彼须可牟多知（とひずかむたち）等造乱之时，石雄着彼甲，讨平残贼。厥后兄春枝进之。望请，给羊革甲，以警。归京之日，全以进官。’诏许之。其牛革甲给陆奥权守小野朝臣春枝。”

这条记录虽然说得简短，但提供给我们一些线索。弘仁四年曾有陆奥国吉弥侯部虾夷发生叛乱，为首的乃是“止彼须可牟多知”。这个称号有7个音节，依当时吉弥侯部虾夷人起名多为2至5个音节来看，这应当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可牟多（かむた）”即“神田”之音，则“可牟多知”可译为“神田智”。那么，陆奥叛乱的虾夷贼首为吉弥侯部止彼须、吉弥侯部神田智二人。由此可知，正是因为吉弥侯部发生叛乱，文室绵麻吕才会二度征夷。但虾夷叛乱的原因及细节史文已脱，今已无从知晓。

如前所述，吉弥侯部此时分域已经很广，遍布列岛东西，自然不可能处处叛乱。参考弘仁八（817）年有吉弥侯部等波丑等夜志闭村夷俘归降，朝廷敕文中有“此虏逋诛已久，游魂偷生”之语。则等波丑投降前四年的这次叛乱，可能也就是以夜志闭村的吉弥侯部为主导的，等波丑是止彼须等人的余部。我们注意到，夜志闭村的吉弥侯部在文室绵麻吕上次征夷时是朝廷兵马的助力，打击奥地虾夷尔萨体、都母的急先锋。那么，为什么夜志闭村吉弥侯部在一年半之内就由大和朝廷攻击虾夷的“武器”变成了扎入东北的一根肉刺，立场发生反转？我思量之，这与朝廷赏罚不够分明，征夷将领及奥羽镇守官吏没有做好怀化。弘仁二年，吉弥侯部小金、吉弥侯部都留岐先后帮助朝廷，先攻破尔萨体，又伐灭都母和闭伊，可谓战功卓著。后来小金得到了外从五位下的叙位，都留岐则得了100斛米。到了奥州三十八年胜利结束的时候，从征夷将官到嵯峨天皇都开心地过了头，只顾庆贺征夷大业的顺利完成，嘉奖三军将士，给复奥羽等等，而在嘉奖名单里完全看不到实际上起较大作用的吉弥侯部夷俘的名字。这必然使得吉弥侯部头领们心存不满，乃至怨恨。另一方面，奥地虾夷大都在征夷中遭到重创，实力纷纷削弱，唯有吉弥侯部选对了立场，人口和土地都得以保全。他们自以为对奥羽平定立有不世之功，对其他奥地虾夷留下的空白顿生野心，这自然就会与朝廷、国司在东北的策略产生根本上的矛盾，朝廷是不能允许新征服的土地又变成夷俘私领的。这两方面原因就造成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奥羽国司和夜志闭村虾夷间摩擦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叛乱的发生。

夜志闭虾夷分布在今岩手县西北部净法寺至秋田县东北部鹿角一带，正当陆奥、出羽两国间的花轮道上。叛乱一起，陆奥守佐伯耳麻吕等便将战况飞驿入京，嵯峨天皇即请文室绵麻吕二次征夷。目前就文室绵麻吕于弘仁四年出任的是“征夷将军”还是“征夷大将军”还有争论。现在的《日本纪略》该条及《日本逸史》次年正月十五日条中都写作“征夷将军”，而《日本逸史》引《日本纪略》却作“征夷大将军”。实际上，依照中国的传统，四征资深者可添“大”字，日本沿用中国法制，“征夷将军”与“征夷大将军”其实一体同构，这点从大伴弟麻吕、坂上田村麻吕也都曾简称为征夷将军即可知晓。弘仁四年五月时，文室绵麻吕已是从三位勋五等参议大藏卿左兵卫督兼陆奥出羽按察使，又已挂帅征夷过一次，不可谓不资深，故其理当为“征夷大将军”。此外，依照此前的惯例，陆奥守、镇守将军、出羽守多为征夷副将军，则佐伯耳麻吕、匝瑳足继和百济教俊都有较大的可能成为副将军。

《日本后纪》卷23逸文（《类聚国史》83正税、84公廨、《日本纪略》）弘仁四（813）年九月廿七日丙子条载：“敕：‘边要之地，外寇是防，不虞之储，以粮为重。今大军频出，储粮悉罄，遗寇犹在，非常难测，若无贮蓄，如机急何？宜陆奥、出羽两国公廨，混合正税，每年相换，给于信浓、越后二国。但年谷不登，无物混税，并有不可得公廨之人，合随状移送，依实相换。停止之事，宜待后敕。’”

文室绵麻吕东征奥羽后，究竟与吉弥侯部发生了怎么样的战斗，又是如何将夷乱平复，都无从知晓。我们只能从前引贞观十二年三月条中得知，有一名叫做小野石雄的武将在其中出过力，立了功。关于他，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此不赘言。九月二十七日的这则敕令虽然是关于奥羽的，但却不提征夷战况，而有“遗寇犹在，非常难测”之语。我们可以猜测到，此时吉弥侯部止彼须等的叛军主力已经剿灭，剩下的只能称得上“遗寇”，或许指的就是吉弥侯部等波丑一党。

去掉文室绵麻吕率军东行及战报飞驿入京的时间，则朝廷的大军仅用了三个月就击溃了吉弥侯部止彼须，实在是非常迅速的。止彼须之所以如此快地崩溃，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文室绵麻吕一方军事实力强大，以生产力和文化都发达得多的经济体为后盾，对付虾夷人时占据绝对优势。其二，弘仁二年年底，文室绵麻吕向朝廷请求将志波城据点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重筑得到允可，于是就在今岩手县西部紫波郡矢巾町一带建设德丹城，这比原在盛冈市西南的志波城稍稍靠南了一些。通过建筑城栅的惯例，德丹城的完工时间大致在动工后的一年左右，而《日本后纪》弘仁四年三月至五年六月部分散佚，那么德丹城很可能就在弘仁四年三月后不久完成。德丹城的落成，无疑是对周边虾夷人的巨大压迫，这点从胆泽城建成后阿弖流为、母礼随即率余部投降便可看出。凭借着距离夜志闭村不到50公里的军事要塞德丹城，以及多次征夷的丰富战斗经验，文室绵麻吕等的进程就稳扎稳打了。其三，吉弥侯部止彼须等人本身失道寡助，他们的先人都留岐帮助“外敌”屠杀同类，不但造成自己势单力孤，而且还使得对其怀恨在心的其他部族很可能反过来攻击他。此正所谓“唇亡齿寒”也。有了这三条原因，已经足以使这次叛乱被闪电般地镇压了，也正是因为吉弥侯部止彼须、可牟多知等的快速溃退，才使得历史上没有留下他们的更多记载。因此，到了九月底，朝廷已经有功夫来考虑如何增强陆奥、出羽两国的粮食储备了。

陆奥、出羽两国因为频繁征战，国府储粮大大减少。朝廷考虑到其若再遇征战则将难以自给供应，便令两国所有公廨稻归入正税当中，并且每年如此，而奥羽两国原本当由公廨支出的部分则由信浓、越后提供。如此一来，奥羽两国储粮增加。但遇到灾荒，奥羽公田薄产，并入正税之稻减少，及奥羽官吏中有“不可得公廨之人”，则在从信浓、越后调配时需要特别说明，依实相换。朝廷是在通过经济手段为奥羽边地作战略上准备。类似的手段在平城天皇（806——810）大同五（810）年五月十二日也采用过，当时按察使藤原绪嗣请求“以坂东官稻充陆奥公廨，以陆奥公廨留收官库”，得到朝廷允可。

十月以后，奥羽进入严冬，积雪弥深，军路难行，再加上虾夷“遗寇”深藏奥地，所以难以彻底剿灭。文室绵麻吕等只得放弃进一步的征讨，改成安抚，此后没有什么战事了。从文室绵麻吕在次年正月为出羽军毅请职田仍称征夷将军而八月有文室绵麻吕兼右卫门督的任命又不见“征夷将军”之号来看，此时他归京并去征夷大将军衔的时间就在弘仁五年内。这次征夷的时间前后不超过一年。

文室绵麻吕二次征夷后，朝廷便再也没有为了虾夷之事而任命过征讨大将。所以，从“征夷大将军”本意来说，文室绵麻吕是最后一个。此后的幕府将军则是只依其名而已，不得其实。由此，自古以来可准“征夷（大）将军”者仅有11人，其中坂上田村麻吕、文室绵麻吕均出任二度。现将其正副将领及任免时限罗列如下，以备后考：

1、征越后虾夷将军（征虾夷将军、征狄将军）：709年三月五日，佐伯石汤；

副将军：709年三月五日，纪诸人；

709年九月十二日最后见。

2、持节征夷将军（征夷将军）：720年九月二十九日，多治比县守；

副将军：720年九月二十九日，下毛野石代；

721年四月九日最后见。

3、持节大将军：724年四月七日，藤原宇合；

副将军：724年四月七日，高桥安麻吕；

725年闰正月二十二日最后见。

4、持节大使（陆奥持节大使）：737年正月二十二日，藤原麻吕；

副将军：737年正月二十二日，佐伯丰人、坂本宇头麻佐；

737年四月十四日最后见。

5、征东大使：780年三月二十八日，藤原继绳；

副使：780年三月二十八日，大伴益立（征东副使、陆奥持节副将军）、纪古佐美；

780年7月二十二日最后见。

6、持节征东大使：780年九月二十三日，藤原小黑麻吕；

副使：？？，内藏全成、多犬养；

781年九月二十六日最后见。

7、持节征东将军：784年二月，大伴家持；

副将军：783年十一月十二日，大伴弟麻吕（征东副将军）；784年二月，文室与企；

785年八月二十八日大伴家持病卒。

8、征东大使（征东大将军、征东将军、持节征东大将军）：788年七月六日，纪古佐美；

副使（征东副使、副将军、征东副将军）：788年三月二十一日，多治比滨成、纪真人、佐伯葛城（789年五月二十六日已病卒）、入间广成；

789年九月十九日最后见。

9、征东大使（征夷大使、征夷大将军、征夷将军）：791年七月十三日，大伴弟麻吕；

副使（副将军）：791年七月十三日，百济俊哲、多治比滨成、坂上田村麻吕（征夷副使）、巨势野足；

795年二月七日最后见。

10、征夷大将军：797年十一月五日，坂上田村麻吕；

副将军：797年十一月五日，？？；800年十月二十八日，？？；

801年十一月七日嘉奖名单中有巨势野足、三绪绵麻吕（文室绵麻吕），或本为副将军；

802年八月十三日最后见。

11、征夷大将军：804年正月二十八日，坂上田村麻吕；

副将军：804年正月二十八日，百济教云、佐伯社屋、道岛御楯；

806年十月十二日最后见。

12、征夷将军：811年四月十七日，文室绵麻吕；

副将军：811年四月十七日，大伴今人、佐伯耳麻吕、坂上鹰养；

811年闰十二月十一日最后见。

13、征夷大将军（征夷将军）：813年五月三十日，文室绵麻吕；

副将军：？？；

814年正月十五日最后见。

九、夷俘专当和出云荒橿之乱（813-814）

《日本后纪》卷23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弘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庚午条载：“敕：‘夷俘之性，异于平民，虽从朝化，未忘野心。是以，令诸国司谨加教喻。而吏乖朝旨，不事存恤，彼等所申，经日不理。含愁积怨，遂致反逆。宜令播磨介从五位上藤原朝臣藤成、备前介从五位下高阶真人真仲、备中守从五位上大中臣朝臣智治麻吕、筑前介正六位上荣井王、筑后守从五位下弟村王、肥前介正六位上纪朝臣三仲、肥后守从五位上大枝朝臣永山、丰前介外从五位下贺茂县主立长等，厚加教喻，所申之事，早与处分。其事既重，不可辄决者，言上听裁。若抚慰乖方，令致反逆，及入京越诉者，专当之人等，准状科罪。但不得因此令，后百姓。’”

文室绵麻吕还在东北平定吉弥侯部虾夷之乱的同时，移配西面各国的俘囚也渐渐地显现出问题。和夷之间本来就隔阂严重，朝廷将虾夷人西迁本是为了迫使其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早归王化，但地方官吏们却有意怠慢俘囚，对他们残暴不恤。由此，西国俘囚同化的进程很不顺利。朝廷意识到这种情况，因而在弘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敕，命播磨、备前、备中、筑前、筑后、肥前、肥后、丰前八国国司的介官藤原藤成、高阶真仲、大中臣智治麻吕、荣井王、弟村王、纪三仲、大枝永山、贺茂立长等为本国“夷俘专当”，专门负责对俘囚的教化及处理俘囚们的请求和相关事务，如有难决之事可上奏中央裁断，一旦发生俘囚因不堪压迫而入京上诉者，专当国介就要受到处分。由此可见，当时因不堪忍受地方官吏虐待而屡屡上京投诉的夷俘已相当多，甚至影响到了京师附近地区的治安。

《日本后纪》卷23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弘仁四年十一月廿四日癸酉条载：“敕：‘简诸国介已上一人，为夷俘专当。迁去之代，更选下。’”

指定八国国介为夷俘专当后仅三天，朝廷又下敕令各国均选国介以上一人为夷俘专当，并特别说明如果专当任满离职须由其他人补上，不得留缺。由此可知，朝廷已非常重视俘囚安抚的问题，可见此刻西国夷俘骚乱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

《日本逸史》卷22弘仁五（814）年正月十五日癸亥条载：“应出羽国军毅给田职事，大毅一人田六町，小毅二人田各四町。右得征夷将军参议从三位左卫门督兼陆奥出羽按察使勋四等文室朝臣绵麻吕解称：‘出羽国司解称：“件军毅等常置军团，不顾私第，量其勋劳，实须优恤。望请以校出公田，准陆奥国军毅给件职田者。”’使加覆勘，事如有实者，宜依件给。”

这条史料就是上节我们提到文室绵麻吕仍在征夷大将军任上的最后记录。自弘仁三年十一月，出羽国史生、弩师任期准陆奥国以来，出羽官吏渐与陆奥享受同等待遇的情况进一步延伸。出羽守百济教俊趁文室绵麻吕征夷之时，向其提出授予出羽国军毅职分田的建议，绵麻吕代其向朝廷申请。授予军毅职分田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又有征夷大将军请求，朝廷当然允可。出羽的军毅主要是指国府、秋田、雄胜等地的大毅和小毅。

《类聚三代格》卷弘仁五年正月十五日癸亥条载：“太政官符，应给健儿百人粮事：‘年中糒稻一万一千三百廿八束，人别日三把二分。右得征夷将军参议从三位左卫门督兼陆奥出羽按察使勋四等文室朝臣绵麻吕解称：“出羽国司解称：‘依民部省延历廿年六月廿九日官符，准射田数，割置乘田，以其地子可给粮糒。而依无射田不得宛行。望请用申官乘稻三万七千五百束之内，每年出举，以其息利，准陆奥国健儿，永给件粮者。’使加复勘，所申有实者。”依请，以前被右大臣园人宣称，奉敕如件。’”

文室绵麻吕为出羽军毅求职分田同时，还上奏请求以出羽国剩稻出举所得给予该国100名健儿发放奉粮。桓武天皇实行健儿制，这是一种军事上的改良，并于公元801年规定由各国剩田地子提供健儿所需粮料。出羽国府、秋田、雄胜等城栅的健儿亦依此例。但出羽国土地贫瘠，缺少田地，又夷狄满境，即便在荒远之地堪出剩田，百姓们也大都不愿前往耕种，所以希望采用陆奥国的方式，即以剩稻出举供给。出羽国面积虽大，但获稻不多，故提出37500束贷给平民。这些剩稻出举按十分之三收取息利可得11250束，略有差数得11328束。以此利稻分给100名健儿，每人每年可得113束2把8分，每天可得3把1分，又有差数令配每人每日3把2分。如国司严格按照每人每日的额度分发，一年将要11680束，比乘稻出举得利多了430束，这个数目就必须由国司另行支出，或自公廨或自正税，由此可见当时计算误差对政务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起码出羽又添一项与陆奥相同的制度。

《日本后纪》卷23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弘仁五年正月十九日丁卯条载：“外从六位下牡鹿连息继、俘勋六等吉弥侯部奈伎宇、吉弥侯部麻须、吉弥侯部弖仅奈，授外从五位下。”

朝廷允可出羽军毅赐职分田之事后四天，有给俘囚牡鹿息继、吉弥侯部奈伎宇、麻须、弖仅奈四人叙位的记载。“牡鹿连”本是陆奥国牡鹿郡丸子氏虾夷在天平胜宝五（753）年所赐姓氏。后该族牡鹿岛足因在平定橘奈良麻吕之乱及藤原惠美押胜之乱中立下大功，岛足被赐“道岛宿祢”姓，直至正四位上近卫中将。由此，仍称“牡鹿连”的虾夷当与“道岛宿祢”是同族，但与道岛岛足关系较远，留于陆奥本地。则牡鹿息继等人为陆奥虾夷，当在文室绵麻吕征剿吉弥侯部止彼须叛乱中立功者，皆叙外从五位下。这是目前唯一可见有关文室绵麻吕二次征夷人员嘉奖的记录，而诸如陆奥守佐伯耳麻吕、镇守将军匝瑳足继、出羽守百济教俊都没有得到叙位的奖赏。我们亦可推测，绵麻吕兵锋直指吉弥侯部止彼须之前，叛军已被陆奥武官小野石雄、牡鹿息继及吉弥侯部虾夷同族各部消灭，所以官军本身反而没有多少战功可以炫耀了。

《日本后纪》卷23逸文（《类聚国史》165雉、《日本纪略》）弘仁五年二月一日己卯条载：“陆奥国获白雉。”

嘉奖征夷立功者后十余日，陆奥国捕获白雉祥瑞的报告也送入京城。无论陆奥白雉是有人故意为征夷成功捏造，还是事出巧合，都可以用来证明奥羽又恢复了平静，虾夷人的活动大大收敛，这标志着文室绵麻吕二次征夷已经完成。

《日本后纪》卷23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弘仁五年二月十日戊子条载：“夷第一等远胆泽公母志授外从五位下，以讨出云谋叛俘之功也。”

文室绵麻吕征夷大计虽然顺利完成，可是西国却并不太平。弘仁四年十一月朝廷特别重视西海、山阳两道八国的俘囚骚乱，以国介为专当，但却忽视了山阴道出云国的情况。大约在弘仁五年正月中，出云国夷俘发动叛乱，史称“荒橿之乱”。这场叛乱发生得很蹊跷，因为从以后的记载看，受害者和平定者本身也都以虾夷为主，那么这应当是一场俘囚的内讧，随后波及到周边地区的百姓。

远胆泽公或许与胆泽虾夷有关。公元792年曾有斯波虾夷胆泽公阿奴志包向朝廷表示归顺，公元841年又有江刺郡拟大领上毛野胆泽公毛人叙位。斯波、江刺都不在狭义的胆泽境内，而属于广义的胆泽即北上川流域。远胆泽公可能是在北上川上游活动的虾夷部族，他们在坂上田村麻吕挫败大墓公阿弖流为后归附朝廷并内迁，其中一部到驻出云，公元880年还有远胆泽公秋雄在近江国的记载。出云俘囚长远胆泽母志，在荒橿之乱中抢先出击，平定暴乱，因此受到朝廷嘉奖。

《日本后纪》卷23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弘仁五年二月十三日辛卯条载：“遣外从五位下当宗忌寸家主于阿波国，教喻夷俘。”

出云国发生俘囚骚乱后，朝廷觉得南海道阿波国的情况也很危急，便亦以阿波介当宗家主为夷俘专当，专司国内夷俘教喻。“当宗忌寸”本是渡来人，属东汉氏系统，相传为汉献帝四世孙山阳公之后，《新撰姓氏录》左京、河内均有其记载。既然是渡来人之后，当宗氏对于大陆文化应当颇有造诣，教化俘囚就成了他们的特长。当宗家主是六国史中唯一可见的当宗氏成员，他于弘仁二年四月叙外从五位下为伊贺守，三年正月任阿波介，此时在国介任上已有两年，对阿波情况已能掌握。后来，他于弘仁八年正月叙从五位下，不久当宗氏的种姓又由“忌寸”升为“宿祢”，天长八（831）年正月叙从五位上，十（833）年以武藏介在多磨、入间两郡界设悲田处帮助旅行饥病者，承和二（835）年正月叙正五位下。他在武藏设悲田处的时候，分出自己的公廨收入来支持商旅，可谓仁者也。如果他在二十余年前阿波介任上也以仁政教化俘囚，那么效果也肯定是不错的。所以，阿波后来没有像出云那样出现大问题。

《日本后纪》卷23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弘仁五年二月十五日癸巳条载：“出云国俘囚吉弥侯部高来、吉弥侯部俊子，各赐稻三百束。以遇荒橿之乱，妻孥被害也。”

嘉奖平定出云叛乱的功臣远胆泽母志后五天，朝廷又抚恤了在暴乱中家人遇害的两名俘囚吉弥侯部高来、俊子，每人赐稻三百束。当时一町的产量大致为，上田五百束，中田四百束，下田三百束，下下田一百五十束，三百束的所赐即为一町下田的获稻。考虑到班田制实行时，男子每人二段，女子为一段百二十步即男子的三分之二，则所赐又相当于五名男子口分田下田或三名男子口分上田的产量。几百束是当时朝廷因事下赐百姓的常见数字，比如参加修建山道的、一胎产三男的等等。又，《延喜式》中有关于陆奥驿马的价格，上马一匹六百束，中马五百束，下马三百束，则所赐又相当于每人一匹下等陆奥马的价钱。由此可见当时人命贱驿马贵的情形，难怪很多夷俘宁肯留在东北而不愿内迁。当时的谷颖又用量积单位“斛”来度量，而通过换算可知一“斛”大致与十“束”相当。

《日本后纪》卷23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日本纪略》）弘仁五年五月十八日甲子条载：“免除出云国意宇、出云、神门三郡未纳十六万束，缘有俘囚乱也。”

出云国荒橿之乱，意宇、出云、神门三郡咸受其害，朝廷免此三郡未纳之稻。这里免除的数额较大，竟有十六万束。出云国是上国，依照规定其公廨出举稻为三十万束，以弘仁元年起行“十束收三”的利息计，有九万束。这次免除的三郡未纳之稻已经接近出云国最大公廨出举获利的两倍。出云国一共九郡，这三个郡大致在今岛根县出云市、安来市一带，都是出云中部较为重要的郡。三郡受到荒橿之乱严重影响，则出云全国的百姓恐怕也会遭受不小的损失，生活变得艰难许多。

《日本后纪》卷24弘仁五年八月廿八日辛未条载：“参议从三位文室朝臣绵麻吕为兼右卫门督，陆奥出羽按察使如故。”

此条前面也已提到，是说明弘仁五年八月时文室绵麻吕已经归京，并且已去征夷大将军称号所用。此处严格依时间序列出，备考。

《日本逸史》卷22弘仁五年十一月九日辛巳条载：“免出云国田租。缘有贼乱，及供蕃客也。”

半年前，朝廷已经免去意宇、出云、神门三个遭受荒橿之乱影响严重的郡未纳之数，此时又免除整个出云国的田租，以示怀化。这样既能缓解百姓原本就很艰难的生活，更不至于使人民陷入先遭暴乱又逢课税的境地，是处理贼盗多起、骚乱不断局面的常例，荒橿之乱也以此平息。此外，渤海国使节团经常在出云登陆，随后进京，这笔花销也不小，免田租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荒橿之乱为时很短，但其历史意义却非常重大。这是内迁俘囚之民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叛乱，给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们敲响了警钟，不要以为只有奥羽等虾夷人的原驻地才会发生和夷战争，如果处理不当，内地俘囚一样会结党起事，对地方造成重大损失。荒橿之乱只是内迁俘囚暴动的开端而已，此后类似的事件还有多次。另外，国介以上夷俘专当也形成了一种制度，是朝廷重视俘囚问题的表现，这值得肯定。

《日本后纪》卷24弘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己丑条载：“陆奥国言：‘胆泽、德丹二城，远去国府，孤居塞表，城下及津轻狄俘，野心难测。至于非常，不可不备。伏望豫备糒盐，收置两城者。’许之。”

弘仁五年十一月，陆奥守佐伯耳麻吕及镇守将军匝瑳足继向朝廷上奏，认为镇守府胆泽城及上年新建成的德丹都离开国府多贺城过于遥远，而二城深处虾夷之境，德丹西北又有强悍的津轻虾狄只在名义上归服，有时刻做好军事储备的必要。胆泽、德丹二城是陆奥国北部的首要之区，直面夷俘，又是国府多贺的屏障及与西邻出羽国呼应的堡垒，如果没有直接存蓄的粮食及食盐，一旦发生变故，二城各自驻扎的五百日军就都会陷入困境，支撑不了多久。所以，朝廷允可国守和镇守将军之请，以备非常。

《日本后纪》卷24弘仁五年十二月一日癸卯条载：“敕：‘归降夷俘，前后有数，仍量便宜安置。官司百姓，不称彼姓名，而常号“夷俘”。既驯皇化，深以为耻。宜早告知莫号“夷俘”，自今以后，随官位称之，若无官位，即称姓名。”

弘仁五年底，朝廷又下敕文，令各国官司、百姓不要继续将归降的虾夷人称为“夷俘”，不要以此蔑称侮辱虾夷人。虾夷人在征夷过程中多有归降者，这部分归降的虾夷与虾夷战俘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们都享受国家的俸禄，免去课役，有的还享有官位和职司。但各国官员本出贵族，自然看不起落后的夷人，便带头称呼他们为“夷俘”甚至“俘囚”，百姓们也都望而跟风，竟相侮蔑，这对和夷关系是极为有害的。《日本后纪》卷8延历十八年二月廿一日乙未条载：“流陆奥国新田郡百姓弓削部虎麻吕、妻丈部小广刀自女等于日向国。久住贼地，能习夷语，屡以谩语骚动夷俘心。”这就是一个百姓侮辱虾夷人的例子。当年纪广纯之死也是由于亦出自虾夷的牡鹿大领道岛大楯以“夷俘”之遇侮辱上治郡大领伊治呰麻吕而成，这绝对是血的教训。关于这两个事件的详情可以参见拙作《征夷史料事纪》。十多年过去了，很多官吏百姓还未悔过，仍以此行，故而朝廷加以申斥。不过，朝廷敕文中亦称之为“夷俘”，史官也如是记载，这里就有自欺欺人的嫌疑了吧。

十、回顾六：小野氏在奥羽——记征夷副将军小野永见（815）

《日本后纪》卷24弘仁六（815）年正月十日壬午条载：“中纳言从三位巨势朝臣野足为兼陆奥出羽按察使，右近卫大将如故。从五位上小野朝臣岑守为陆奥守。”

弘仁六年初，朝廷以巨势野足接替文室绵麻吕为陆奥出羽按察使，又以小野岑守接替佐伯耳麻吕为陆奥守，同时还以甘南备高直为陆奥介。这是奥州三十八年战争后又一次关于陆奥的大规模人事调动。

巨势野足系出名门，他祖上相传是“大臣之祖”武内宿祢之子巨势雄柄的后人，雄柄曾孙巨势男人曾在继体天皇时期任大臣，而男人大臣的两个女儿纱手媛和香香有媛都成为了安闲天皇的妃子，孝德天皇（645——*在位）时男人之孙巨势德陀为左大臣，德陀的侄子巨势比等为御史大夫即大纳言辅佐弘文天皇（约672在位），后在天武天皇时有京职大夫直大参巨势辛檀努，野足据说是德陀左大臣的五世孙。巨势德陀以前世系或有错漏，而德陀以下可信度较高。巨势野足祖父堺麻吕为参议从三位兵部卿，其父苗麻吕亦为正四位下式部大辅左中辨河内守，都是朝中重臣。巨势野足桓武天皇延历八（789）年十月叙从五位下任镇守副将军，九年成为征夷大将军大伴弟麻吕的副将军，十一年九月兼任陆奥介，十四年二月因在征夷中的战功叙正五位下，次年十月兼任下野守，十九（800）年七月任兵部大辅，随后跟随坂上田村麻吕征讨虾夷，或再次出任征夷副将军，二十（801）年十一月又因战功叙从四位下，此后离开征夷岗位调有他用，此时年已六十七岁，是中纳言从三位勋三等兼右近卫大将的元老级人物。巨势野足在奥羽十多年，参加了桓武天皇时最为激烈的两次征夷行动，对奥羽情况颇为娴熟，堪当陆奥出羽按察使之任。不过像他这样的重臣，得到任命之后不可能亲赴陆奥，只能遥任。这给陆奥出羽按察使的工作打了一些折扣。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巨势也是第一位在任期内从未到陆奥上任的奥羽按察使，这也开了一个使按察使荣衔化的先河。

新任陆奥介甘南备高直是皇室后人，乃敏达天皇（572——585在位）与春日老女子夫人所生之难波皇子之后，难波皇子的六世孙。甘南备家族系出名门，世代文学风雅，甘南备高直又身材高大，长得一表人才，又从小擅长文章琴书，起初担任少内记，大同年间在西海道任职，弘仁初年回京先后为左、右近卫将监。所以，高直虽然担任过军职，但本质上是文人世家出身，朝廷以他出任边要之地的国介要职，也是希望他能够教化虾夷人，初衷和以当宗家主为阿波夷俘专当是一致的。甘南备高直的任期至五年后结束，他又转任上野介、常陆守、摄津守等职，公元836年去世时已至从四位下，比陆奥介任上高了四级，享年六十二岁。

同时任命的国守小野岑守与巨势野足、甘南备高直背景颇为不同，这里我们要详细说明。据《新撰姓氏录》，小野氏出自和珥系，是米饼捣大使主之后。小野氏之祖大德小野妹子定居于近江国滋贺郡小野村，因此称为“小野”氏。小野妹子就是那位推古女皇（592——628在位）时代两次出使隋朝的著名人物，但现在我们只能在公元607至609年间看到他的事迹。小野妹子之子小野毛人也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他的墓在今京都市左京区南部岩仓地区被发见，墓志上写“飞鸟净御原宫治天下天皇，御朝廷太政官兼刑部大卿位大锦上，小野毛人朝臣之墓，营造岁次丁丑年十二月上旬即葬”。也就是说，小野毛人是天武天皇时的太政官兼刑部卿，可谓朝中栋梁，他大致于公元677年去世。小野毛人之子毛野在持统女皇（686——690摄政，690——697在位）时的公元695年出使新罗，文武天皇（697——707在位）时的公元700年又担任太宰大贰，至元明女皇（707——715在位）时的公元708年升任中纳言，公元714年去世时已至从三位勋四等。有这样的系谱，认为小野岑守的父亲小野永见就是小野毛野的孙子，但他们之间相差年代久远，这一定是有脱漏的。另一种说法比较可信，其认为小野毛野生小野老，小野老生小野竹良（都久良），小野永见是竹良之子。小野老去世于公元737年，官至从四位下太宰大贰。小野竹良曾在天平宝字（757——764）年间任出羽守，去世于公元769年，官至从四位下勋四等左京大夫。其兄弟石根则担任遣唐使，公元778年死于海难。事实上，早在小野竹良之前，其从叔父小野牛养就于公元724年出任过出羽镇狄将军，辅助藤原宇合的征夷大计，他去世于公元739年，官至从四位下皇后宫大夫。所以，小野竹良以出羽守身份辅佐陆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惠美朝狩修建城栅也不过是继承先辈的志向而已。等到竹良之子永见来到陆奥任职，这已经是小野氏进入奥羽发展的第三代了。

由于大量古代的记录已经散佚，所以小野永见这个承上启下人物的事迹竟然成为了一个谜。我们今天所能见到关于他的资料很少，而且多是追述性质的。首先，《日本逸史》卷38天长七年四月十九日壬戌条记叙当日薨去的小野岑守家世时说到，小野岑守是“征夷副将军从五位下陆奥介永见三男也”。这表明小野永见去世在征夷副将军任上，当时令内官为从五位下陆奥介。其次，《日本后纪》卷24弘仁六（815）年六月廿七日丙寅条记叙当日去世的著名文士贺阳丰年事迹时说，“寻友人小野永见命笔勒公字，其诗曰：‘白眼对三公。’”这说明小野永见与贺阳丰年为友，年岁当不会相差太大，而且在延历（782——806）以前已然成年。再次，《三代实录》卷4贞观二（860）年五月十八日丁卯条记叙当日薨去的小野恒柯家世时说到，恒柯“祖征夷副将军从五位下永见，父出羽守正五位下泷雄”。这里和第一条照应，并指出小野岑守的兄弟泷雄也曾到出羽任官，并可能去世在任上。

据史书记载，小野永见第三子岑守生于公元778年，而他的孙子恒柯则生于公元808年，则永见本人大致出生于公元8世纪40或50年代。而永见的好友贺阳丰年出生于公元751年，合上述我们推导出来的时间相近，这是比较合理的。贺阳丰年是当时著名的有学之士，又素来不阿附权贵，大贵族们非常厌恶他。小野永见能够和他成为朋友，并得到他“白眼对三公”的赠字，说明永见本人也是颇有才学并不攀附权贵的人。事实上，小野岑守、岑守之子小野篁都是平安时代的文化名人，前面提到的小野恒柯也是书法大家，小野氏还出了为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才人小野小町，她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小野氏的家学渊源深厚，小野永见本人当然也不例外。

永见虽然有文人的特质，但也时刻想建功立业，朝廷将他排遣到陆奥担任国介正是他大展宏图的时候。后来又任他为征夷副将军，但是他是何时的副将军却需要进一步考证。在第八节末尾，我们罗列了奈良时代以来可以称得上征夷大将军和副将军的人物及其大致的任免时间，其中明确提到小野永见的一次都没有，而副将军情况不明的只有公元797至802年坂上田村麻吕的征夷和公元813至814年文室绵麻吕的二次挂帅征夷。那么，小野永见究竟是在哪一次征夷活动中担任副将军的呢？我们注意到，永见之子岑守于公元813年正月叙从五位上，这已经超过了永见去世时的从五位下。按照当时的常例，子孙与父祖同殿称臣的话，直系晚辈的官位是不能超过甚至达到直系长辈的，即永见必定于此前去世或者“致仕”了。由此，小野永见担任征夷副将军就只能在坂上田村麻吕第一次挂帅东征之时了。

虽然坂上田村麻吕第一次以大将军身份征夷时副将军的姓名都没有留下，但我们还可以发现副将军的任命情况很奇怪。公元797年十一月五日坂上田村麻吕得到“征夷大将军”称号的同一天，朝廷也任命了副将军，但是三年之后却又任命了一次副将军。在一次大战中任命两次副将军的情况是很少见的，除了这次以外只有公元783至785年大伴家持为持节征东将军时发生过，那次在任命大伴家持为主帅之前三个月，桓武天皇先下达了以大伴弟麻吕为副将军的诏令，随后在大伴家持成为将军的同时又增加文室与企为副将，这是因为桓武天皇对于征夷事业极为重视，对主帅千挑万选难以定夺，所以先有一到数名副将再有主将。但公元797年，坂上田村麻吕已经成为征夷的不二之选，而且副将军也没有先于大将军任命，那么两次任命副将军一定另有缘故。

我们发现贺阳丰年曾写过一首名为《伤野将军》的五律：

虾夷称乱久，择将属吾贤。

屈指驯三略，扬眉出二权。

鼷头勋未展，马革志方宣。

完士何难遇，徒悲凶问传。

在这首诗里，充分寄托了贺阳丰年对友人英年早逝的哀思，友人受命征夷，但功勋未展，战事初开，便不幸去世，颇为惋惜。结合贺阳丰年与小野永见的关系及永见出任征夷副将军的事实，这里贺阳丰年“伤”的“野将军”就是指小野永见。由此，这就证实了我们在分析对永见死后官职称谓时认为其死在副将军任上的推断，而且坂上田村麻吕征夷时任命两次副将军的原因也就容易解释了。公元797年，朝廷以名将田村麻吕为征夷大将军，当时小野永见正为陆奥介，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副将军，可公元800年他就去世了，朝廷只得又补任了一次副将，永见去世时年纪在五十岁左右。

横田幸哉先生也通过史料分析，认为小野永见死于坂上田村麻吕的这场征夷活动，他还认为永见是于公元801年战死的。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小野永见绝非战死沙场的，理由有三：首先，贺阳丰年的诗直接反映了小野永见死亡的情况，他认为永见尚未建立大的功勋，而且马革裹尸的志向也没有得到顺利的贯彻，这只能说明永见不是战死的。其次，公元802年坂上田村麻吕凯旋时表彰立功将领时并没有见到小野永见的名字，而公元788至789年纪古佐美挂帅征夷时副将军佐伯葛城于军中病殁后来也得到了官位的追赠，对于在坂上田村麻吕这场获得大胜的征夷战争中战死的副将军，朝廷又怎么可能没有以赠位赏赐为形式的抚恤呢？由此，小野永见不但不是战死的，甚至他去世时还不在军中，而是在陆奥国府处理国介的相应政务时。最后，如果那次征夷第二次任命副将军确实是因为小野永见的去世，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时这次征夷活动还处于周密的准备阶段，战斗还没有真正打响，小野永见更不可能死在还没开始的战斗中。综上所述，小野永见的死实际上与和夷战争并无多大关系，他多半是病死的。这样的分析也许或抹煞人们对他文武双全、雄姿勃发形象的想象，但这样才应当是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的。征夷副将军小野永见死亡的真正原因也许永远是个谜。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更希望把这段历史物语化，他们更愿意认为大墓公阿弖流为虽然最终败于坂上田村麻吕，但他也在激烈的战斗中夺走了田村麻吕副将的性命，悲情英雄自两伤。可是，我们今天要遗憾地说，物语只能是物语，真实也只能是真实，永见的死也与阿弖流为无关。

当小野永见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他的三男小野岑守才二十三岁，他的仕途还没有真正开始。三年后即公元803年，小野岑守开始担任权少外记，这是一个文书记录方面的官职。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岑守升迁得很快，这可能是荫父之功，终于到弘仁六年正月，他以从五位上拜为陆奥守，是年三十八岁。大约三年后，小野岑守的亲兄弟泷雄也到出羽担任国守，这段时间奥羽两国全都掌握在小野氏手中。

而比岑守更早，泷雄之弟石雄也在陆奥任职。文室绵麻吕二度征夷时他还立有战功，只是其职位比两个哥哥低得多。小野石雄具体的官位情况不明，但弘仁十三年有他由正六位上叙从五位下的记载，这已是平定吉弥侯部止彼须可牟多知叛乱后九年的事了，于是他在参加征夷时的官位应当不超过正六位下。当时正六位下官可担任郡大领至国大掾一类的职务，但奥羽郡领多由土民夷狄担任，所以小野石雄很可能就是前任陆奥大掾清原长谷的继任者，大致在弘仁三年三月九日前后得到任命。上任后一年多陆奥就发生动乱，他便配合文室绵麻吕、佐伯耳麻吕、匝瑳足继等安定了国中的局势，也可能因此叙位正六位上。征夷结束后仅一年，兄长岑守就前来担任国守，兄弟二人可以同心协力地在陆奥完成父亲当年未尽的事业了。泷雄、岑守、石雄三兄弟已经是小野氏到奥羽发展的第四代人了。

十一、从征夷到镇夷（815）

《日本后纪》卷24弘仁六年正月十五日丁亥条载：“制：‘摄津、美浓、丹波、播磨等国夷俘，身带五品，愿见节会者，与国解放之。自余不在放例。’”

俘囚们被迁到内地，他们丧失了原来在东国享有的一切，多半只能依靠不熟练的农业劳作混日子。可是虾夷人千百年来养成的打猎游历的习惯很难改变，他们很喜欢在山林上攀爬，在街市中穿梭，擅自离开指定居住地的虾夷人非常多。而平安京西面摄津、丹波、播磨等国的夷俘也是如此，他们甚至会擅闯入京或者横穿京城前往近江，扰乱京城的治安，这使得很多权贵不满。于是，朝廷再次声明对虾夷人行动的严格控制，必须有较高的品级且有正当的朝会理由才可离开本国，否则一律不得放行。这则规定也包括东面的美浓国夷俘，由此可见朝中的士大夫们有多么地不希望见到“蛮夷”。

《日本后纪》卷24弘仁六年三月廿日辛卯条载：“敕：‘军用之要，以马为先。今闻，权贵之家，富豪之辈，通使于边邑，求马于夷狄。部内由其不肃，兵马所以阙乏。宜依延历六年格，禁买陆奥、出羽两国马。若有犯违，处以严科，物即没官。但駄马之色不在禁限。”《日本逸史》卷23同日条载：“太政官符，禁断出马事。右中纳言兼右近卫大将从三位行陆奥出羽按察使勋三等巨势朝臣野足奏状称：‘军团之用，莫先于马。而权贵之使，豪富之民，互相往来，搜求无绝。遂则托烦吏民，犯强夷獠。国内不肃，大略由之。非唯马直踊贵，兼复兵马难得。仍去延历六年下腾敕符，特立科条，而年久世移，乖习不遵。望请新下严制，更增禁断者。’被右大臣宣称：‘奉敕，宜强壮之马堪充军用者，勿出国界。若远此制者，罪依先符，物则没官。但駄马者不在禁限。其出羽国宜准此。’”

巨势野足虽然遥任按察使，但他对奥羽军情颇为了解。奥羽自征服以来便以出产良马闻名，本多归军用。而奢靡贵族们却以此娱乐，派遣家奴潜入东北，搜求马匹，惊扰夷俘。也有不法商贩，目此为投机之巧，因为一匹上等陆奥马的价格竟然比一町上田的年产量还高，所以他们就私入夷域结队捕获。因此，奥羽优良马匹便多流入富贵之家，豪门互相攀比，竟出现以孰家占有的奥羽精马多为荣。大量奥羽良马被贵族霸占，则军队用马只能选择中下等，这必然使得部队战斗力下降。同时，蛮横的家奴和利欲熏心的商团进入奥羽后，欺负当地土民，驱赶田夷，役使山夷，加剧了和夷矛盾，这也使得边地士卒们的处境变得危急起来。他们既得不到好的马匹，又要面对愤怒的虾夷人，实在非常为难。这种情况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十分严重，所以当时的桓武天皇便下令禁断私求良马之风。可是此等事情历来不能顺行，时间一长，权贵们又故态复萌，弊端再生。巨势野足上任后两个多月，考察奥羽军报，便上表奏请嵯峨天皇再度禁断，不许两国良马擅出国界。此奏立刻得到朝廷认可。但认可归认可，效果如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谓如有违反者马匹没收，然而没收后的良马又到了哪里？军团没有得到，最后还是流入了大权贵们的手中。这恐怕也是势单力孤的巨势野足无法扭转的了。半个多世纪后元庆之乱暴发的原因之一便与这私求良马之风颇有关联，此乃千古顽症也。

《日本后纪》卷24弘仁六年三月廿六日丁酉条载：“陆奥国远田郡人竹城公音胜等卅五人赐姓高城连。真野公营山等卌六人真野连。白石公千岛等卅九人白石连。远田公广楯等廿九人远田连。意萨公广足等十六人意萨连。”

弘仁六年三月的这次虾夷人赐姓其实和两年半之前的那次是一体的，不论是赐姓的目的、对象和结果都一致。真野在今福岛县东北部南相马市鹿岛地方，古属陆奥国行方郡。竹城、真野、白石、远田、意萨都是国府多贺城南北较有势力的虾夷部族。这次对他们当中165人的赐姓规模也不小，是为了缓解陆奥军团在当地活动对虾夷人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和睦关系。

著名的《新撰姓氏录》于也于是七月廿日己丑编成并进上，内中包含了当时上千氏姓的起源、种姓和分布情况。可惜，《新撰姓氏录》只收录了五畿内的大小豪族，对于七道的地方豪族则没有多少反映。因此，典型的虾夷姓氏只有“吉弥侯部”一支被收入，属于无种姓的低级氏姓，其余的那些得到朝廷赐姓的夷俘都只能游历在正统之外了。

《类聚三代格》卷18弘仁六年八月廿三日条载：“太政官符。一，分番令守城塞事：‘兵士六千人，并勋九等已上，白丁已上。旧数二千人，名取团一千人，玉造团一千人。令请加四千人，白川团一千人，安积团一千人，行方团一千人，小田团一千人。右此国镇兵之外更点兵士，多则一万，少则二千，应机随变，无有定例。伏请更加四千人，通前六千人，分结六番，以旬相代，回循前例，可食私粮。唯勋位者免夫妻口分租，示别白丁。健士二千人，勋八等已上千五百人，勋九等已上五百人。右分结四番，一月为番。唯屡经战场，被沾勋叙，若同白丁，何以励后？伏请在戍之间，特免夫妻口分租，以诱士心。’一，停止镇兵事：‘何壹千人，胆泽城五百人，德丹城五百人。右得管诸郡司解称：“百姓苦役，无过镇兵。当戍之年，妻子共赴，绝邻在远，无所乞尔，身迫公役，不遑耕作，尽卖衣物，仅资妻子。归乡之日，裸身露顶，道程僻远，复无路粮，望其旧居，应无所处。因斯见留奥地，长绝归情，山川辽远，无由捡括。奥地米死就郡先竭即此之由。若停镇兵加兵士，民无弊苦，兵得强练者。”臣等议量，良有道理，何者番上之役，兵士六十日，调庸半输以旬相替，无妨家业，健士九十日，各食公粮，夫妇免租，课役全脱，兼预考例。一日为番，无长戍之忧，此民之安也。今见定课丁，三万三千二百九十人，勋七等以下五千六十四人，就中简点丁壮家业稍可者，令马兵具备…（此处脱漏若干字）…兵士，勒彼镇兵，论其强弱，犹妇女与丈夫，此兵之强也。前番后更，往来相代之间，兵常一倍，队伍既定，戎具复备，纵有机急，应声可致。此兵之威也。今停镇兵，征兵士，相折用度，年中所剩，四千一百余束，此用之足也。安民足用，强兵威敌，臣等管见不敢不奏。’一，分配番上兵士一千五百人，兵士一千人，健士五百人：‘胆泽城七百人，兵士四百人，健士三百人。玉造塞三百人，兵士百人，健士二百人。多贺城五百人，并兵士。右城塞等，四道集衢，制敌唯领，傥允臣等所议，伏望依件分配。’以前奉敕，陆奥国司奏状如前，具任所请，逾勤兵权，不可简略。”

弘仁六年八月朝廷下达的上述太政官符对于征夷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这则官符的下达无疑是在新任国守小野岑守和镇守将军匝瑳足继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以下我们将展开分析。

陆奥国本来设立有两个军团，每军团镇兵一千人，这是奈良初期就形成的制度。起初，这里的镇兵都是服兵役的百姓，而不是很正规的军人，遇到大的战事，需要从各地匆忙调集兵力，还要发动征兵令，选拔更多的百姓充当战斗人员。这种军事制度虽然消耗的军费较少，但对人民造成的负担很重，而且军队的战斗力不强。所以，到了桓武天皇时他兴起健儿制，这是军人职业化的举措，但由于豢养“健儿”们的成本很高，所以数量就不能太多，大战时还要征调平民参军。到了嵯峨天皇初年，奥羽不再有大的战事，健儿制也就能够像在其它国一样在此渐渐地占主导地位了。

奥羽军事改革的重点当然是专门化的军事机构镇守府。国府和镇守府提议增加四个军团，各1000人，形成名取、玉造、白川、安积、行方、小田的六军团制，这六个军团平时在营地中从事军事操练及屯田等生产活动，如同今日中国的农垦兵团。而每个军团按十天为限互相替代，往返于营地和镇守地之间，一个周期正为二月。另外设立健士即“健儿”2000人，分成四队，每队500人，按照一月为限，轮番戍守要塞，一个周期为四个月。这里的军团镇兵就是百姓聚集成的服役人员，他们需要自己负担口粮并且交纳租税，只有带有勋位的人可以免除口分田的田租；而出身下层贵族的健士们大多本有勋爵，可以食用勋位本身的公俸，亦无需额外支出。这样，每次就有1500人可以参加镇戍，其中镇兵1000人，健士500人。这1500人分配到胆泽、玉造、多贺三处戍守：其中胆泽镇守府最为重要，需以300健士率领400兵士；多贺城为国府，重要性其次，由500兵士把守；玉造要塞本身是玉造军团所在，又在镇守府与国府之间承上启下，则由健士200率领兵士100人镇守。三处互成犄角之势，相对照应。其实，这种军事布局已经比先前成熟得多了。镇守方式由长期戍守改为番守，这也使得健士、兵士各得其所，以健士为主力的镇守方式已经形成，而征集大量百姓组成征夷军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奥羽形势图

在镇守府、国府的请求下，朝廷也停止了胆泽、德丹二城的镇兵。百姓承担徭役本来理所应当，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但镇守府和德丹两城的镇兵制度实在劳民伤财，凡是摊上这等事，基本上就和遭受流配之刑没什么两样。太政官符第二部分中对镇兵惨状的描写极为生动，令人看了无不落泪，其文字甚至可以与杜甫的《石壕吏》相媲美，是官府文书中的文学极品。今人即使对镇守府军事制度没多大兴趣，也绝对应该阅读这段史料，来感受一下当时平民的困苦生活。而且，镇兵拖家带口来到镇守之地，生活到了绝境，兵役结束也只得留在附近郡里乞活，对当地的财政和治安也是不小的影响，这样对于边地的安定也颇为不利。同时，镇兵战斗力低下，根本没有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在面对勇猛的敌军时带头逃跑并摧毁本方阵列的很可能就是他们，这和健士比起来绝对是天差地别。镇守府请求撤销胆泽、德丹两地的镇兵，以较有家资、自备马兵的勋位健士替代，并以二队轮番镇守，这是非常明智的建议。胆泽和德丹两地共计1000名镇兵撤销后，两城很可能改由2000名健士守卫，而不是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彻底废去了镇守府的戍守。德丹城建成两年来，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将朝廷势力稳固地伸展向陆奥之地及平定虾夷叛乱都有很大的价值，是不会轻易废弃的。

由此，经过这次军事改革，陆奥国和镇守府总计兵力达到10000人，其中兵士6000，健士4000；同时承担戍守任务的有2500人，其中兵士1000，健士1500人，分守四城。这支军队的数量对于一个国来说已经空前巨大，是此后数百年都无需再任命“征夷”将军的基础。另外，朝廷屯兵，虾夷人出于畏惧之心也要屯兵，失落的朝廷官吏也会和夷俘之长们勾结，形成新的军事实体，所以弘仁六年八月的这次改革也是奥羽军阀力量渐渐形成的序幕。这点恐怕是在做出决定时很难全面考虑到的。不管怎么说，“征夷”的时代从此过去，历史翻开了“镇夷”时代这新的一页。

十二、巨势野足在按察使任上薨去（816-817）

《日本逸史》卷24弘仁七（816）年正月十二日戊寅条载：“太政官符，国司并史生历，五年为限事。右大臣官今月十一日下陆奥、出羽两国符称：‘中纳言兼右近卫大将从三位行陆奥出羽按察使勋三等巨势朝臣野足奏状称：“谨检按内，依太政官去弘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符，件两国史生历任五年为限。而据去年七月十七日论奏，四年为限，为西海一道五年如常。愚臣商量，边要之设，东西是同。伏望两国司等皆准西海道，五年相替，庶令忘远路之疲，专边守之勤者。”右大臣宣：“奉敕，依请。”’又太政官符，弩师历任五年为限事。右太政官今月十一日下陆奥、出羽两国符称：‘中纳言兼右近卫大将从三位行陆奥出羽按察使勋三等巨势朝臣野足奏状称：“谨检按内，依太政官去弘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符，两国弩师历任五年为限。而据去年七月十七日论奏，四年为限，为西海一道五年如常。愚臣商量，边要之设，东西是同。伏望两国弩师皆准西海道，五年相替，庶令忘远路之疲，专边守之勤者。”右大臣宣：“奉敕，依请。”’”

百济教俊出任出羽守前夕，朝廷曾以出羽国史生准陆奥国例，任期以五年为限，弩师亦同此例。但弘仁六年七月，朝廷又下敕诸国，史生、弩师等下级官吏以四年为限，下达这则改动时仅将西海道太宰府管内排除在外，而没有考虑到陆奥和出羽的情况。巨势野足身为按察使，对此事也相当重视，在此重申奥羽边防之地的重要性，呼吁朝廷对待东西两边的态度一致，仍以五年为限。朝廷也就爽快地答应了。西海道临新罗，又有遣唐使出发，所以朝廷一致颇为关注，太宰府的长官也是千挑万选的人物。东边的奥羽形势缓和，朝廷虽然没有明确否认其重要性，但他们议事时经常忘记把奥羽的特殊情形也考虑进来，充分说明当时从天皇到朝臣们都忽视了奥羽。尽管德高望重的巨势野足一有提醒，甚至只要地方大员上疏恳请，朝廷仍然会很快给予满意的回复，但其与西海道在人们心中的轻重差距已经十分明显了。另外，巨势野足虽为遥任，仍如此悉心公事，实在精神可嘉，不愧是多次参与征夷大业，对奥羽是颇有感情的。他以近七十的高龄，还时刻不忘朝政，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日本后纪》卷25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弘仁七年三月廿一日丙戌条载：“授勋六等吉弥侯部呰子外从五位下。”

弘仁七年三月，又有一名吉弥侯部的虾夷人得到朝廷的叙位。吉弥侯部呰子原本勋六等，并无位，一举升至外从五位下。事实上，我们注意到，现存六国史中最早叙外从五位下官的也是俘囚，参见第七节后列史料第21和22条。公元792年，吉弥侯部真麻吕、大伴部宿奈麻吕、吉弥侯部荒岛都叙位外从五位下，这是朝廷最早用此官位怀荒的记录。此后数十年间，有大量俘囚得到这样的叙位，可以归结出这样的规律，外从五位下是一般俘囚长可以得到的最高官位。此外，当年匝瑳足继成为镇守府将军时的官位也是外从五位下。

补充说明，“外从五位下”是外位，比内叙的“从五位下”品秩低，这是大宝元（701）年起实行的。《续日本纪》卷2大宝元年三月廿一日甲午条载：“始依新令，改制官名位号。亲王明冠四品，诸王净冠十四阶，合十八阶。诸臣正冠六阶（当正一位至从三位）、直冠八阶（当正四位上至从五位下）、勤冠四阶（当正六位上至从六位下）、务冠四阶（当正七位上至从七位下）、追冠四阶（当正八位上至从八位下）、进冠四阶（当大初位上至少初位下），合卅阶。外位始直冠正五位上阶，终进冠少初位下阶，合廿阶。勋位始正冠正三位，终追冠从八位下阶，合十二等。始停赐冠，易以位记，语在年代历。”也就是说，外官最高可以到“外正五位上”，最低可以到“外少初位下”。而“外从五位”介于“从五位”和“正六位”之间，“上”、“下”又是依据每个位阶划分的，所以虽然“外从五位下”比“正六位上”来得高，但“外从五位上”却比“从五位下”低。

《日本后纪》卷25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弘仁七年八月一日甲午条载：“敕：‘夷俘之性，异于平民，虽从皇化，野心尚存。是以，先仰诸国，令加教喻。今因幡放弃两国俘囚等，任情入京，越诉小事。此则国吏等，抚慰失方，判断乖理之所致也。自今以后，笃加训导，有如此者，专当国司，准状科处。”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夷俘不堪忍受官吏压迫，私出国境，入京越诉的事，弘仁六年正月朝廷已经对此有过指斥。时隔一年半，因幡国俘囚又自行入京，向有司申诉，这完全是因为地方官员不体恤夷人造成的。此时因幡国的夷俘专当应当是弘仁三年正月任命的国介上毛野颖人，按照正常的任期他将在明年初离任，此时对职责难免有所懈怠。朝廷申斥上毛野颖人后仅四个月，便以朝野鹿取为因幡介，替代了颖人的工作。朝野鹿取是文才出众的人物，早年又当过嵯峨天皇的侍读，此时四十三岁。由此亦可见，文人充任夷俘专当已经成为当时的通例。朝野鹿取后来一直当到从三位任参议，承和十（843）年去世，享年七十岁。

《日本后纪》卷25逸文（《类聚国史》83正税、159口分田、190俘囚）弘仁七年十月十日辛丑条载：“敕：‘延历廿年格云：“荒服之徒，未练风俗，狎驯之间，不收田租。其征收限，待后诏者。”今夷俘等，归化年久，渐染华风。宜授口分田，经六年已上者，从收田租。’”

是年十月，朝廷又下达了一项敕令，即虾夷移民授口分田六年以上者收取田租。虾夷人因为征服战争丧失了原有的生产资料，他们流离失所，被迫迁徙到异乡，又受到当地官民歧视欺压，可谓孤苦无依。到异乡后朝廷虽有敕令地方官给予口分田，可是当时就连普通百姓都无法获得充足的口分田，分得的田地又大多为下田和下下田，新来的夷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只能得到数量严重不足的劣质田地，再加上本来虾夷人就不习惯农业劳作，其生产能力亦偏低下，口分田的产出根本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所以，一般夷俘们虽然有了那丁点儿田地，但仍多从事渔猎，故而常有夷俘私自砍伐公家树木或越境打猎的报道，还有些生活窘困的夷俘偷盗公私财物苟活，他们的生存一直面临不小的危机。此时朝廷又要对夷俘收取田租，无疑是雪上加霜。其实，当时口分田租并不高，仅每段一束五把，全国内迁夷俘也不超过万人，朝廷由此可以获得的利润是相当少的，相比于此一举措将是朝廷失去的夷俘群众之心来说，完全是九牛一毛。不过，这样一来百姓们的心理也能平衡一些，这回虾夷人也要和自己一样交租子活不下去了。

弘仁七年十二月一日，陆奥出羽按察使巨势野足叙正三位，同时将其兼任的右近卫大将一职转由参议从三位文室绵麻吕担任。十三天之后，这位显赫一时的按察使病逝在任上，享年六十八岁。他从公元789年任镇守副将军以来，历任军职，虽然担任按察使比文室绵麻吕晚，但出道却和坂上田村麻吕同时，是绵麻吕的前辈。他在奥羽奋斗十余年，两次参加征夷，屡立战功，又出任按察使近两年，为奥羽事业费尽心机，征夷史上应当有他的位置。巨势野足也是第一位在任期内一直遥任的陆奥出羽按察使，也是第一位兼任奥羽按察使的纳言，此后按察使多遥任，也有数位大纳言、中纳言兼任此职。但巨势野足终究是武将出身，和后面的遥任者不同，他仍然是熟悉奥羽事务并用心办理的，这点我们反复强调过。

《日本逸史》卷25弘仁八（817）年正月十一日辛未条载：“任官。权中纳言从三位藤原朝臣冬嗣兼陆奥出羽按察使。”

巨势野足去世后不到一个月，朝廷以藤原冬嗣接替他为陆奥出羽按察使。冬嗣是不比等之子藤原北家始祖房前的曾孙，是后来藤原氏摄政之始良房之父。大同四年，冬嗣还只是春宫亮从五位下的小官，两年后他就升到了从四位上参议，又过了六年他已经是权中纳言从三位了，此时又兼任按察使。藤原冬嗣在短短的8年里升迁了8级，实在是扶摇直上三千丈。一年半后，他又叙正三位为大纳言，人臣之极离他已经不遥远了。藤原冬嗣任内从未亲赴奥羽，也不见什么关于东北的建议，他的按察使职务是彻头彻尾的荣衔。

十三、小野岑守在奥羽的功绩（817-818）

《日本后纪》卷26逸文（《类聚国史》54节妇）弘仁八年闰四月廿九日戊子条载：“常陆国人长幡部福良女，授少初位上，免其户田租终身，以有节行也。福良女者，同郡吉弥侯部就忠之妻也，夫亡之后，号泣不绝，哀感行路。”

弘仁八年闰四月，朝廷表彰了一名常陆国的节妇，即长幡部福良。她在丈夫吉弥侯部就忠去世后，嚎哭动天，感怀路人，可谓贞节烈女，诏授少初位上，并免其终身田租。这条史料本来没有明言与虾夷人有何关系，但吉弥侯部历来是夷俘之姓氏，福良之父就忠当为夷人。长幡部是常陆国久慈郡的豪族，相当于今茨城县北部常陆太田市一带，当地有长幡部神社，侍奉绮日女和多弖两尊神主。相传长幡部一族是从美浓迁来的，或为彦坐王之子美浓神大根王之后，据《古事记》《开化记》称神大根为“长幡部连”之祖，当即此。而这个氏族又擅长纺织，这点又与东汉氏阿知使主率来归化七姓之一的皂姓之长幡部有共同点，或为神大根之后与渡来人合流而成。此处节妇长幡部福良与吉弥侯部就忠婚配当属异族联姻无疑，这说明当时也存在和夷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例子。

常陆国久慈郡长幡部神社

《日本后纪》卷26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弘仁八年七月五日壬辰条载：“陆奥国言：‘俘吉弥侯部等波丑等归降者。’敕：‘此虏逋诛已久，游魂偷生。今守小野朝臣岑守等，优彼野心，令服声教。怀携之权，诚以嘉尚。’”

从弘仁八年初藤原冬嗣得到任命起，按察使彻底失去了效用，奥羽的事务便只能依靠两国国司和镇守府来办理。不过，这样也给予了一些杰出的地方官员发挥自身才能的机会，时为陆奥守的小野岑守就是一例。他到任后与国介甘南备高直、镇守将军匝瑳足继配合，不但提出了陆奥镇守府军事改革的方案，还在怀柔安抚顽夷方面卓有成效。弘仁四至五年文室绵麻吕二度征夷时，由于当时特定的气候和周边态势，征夷大军没有彻底铲平叛俘，吉弥侯部虾夷的老巢夜志闭村完好无损，继续与镇守府尤其是德丹城对抗。小野岑守上任后没有急于出兵讨伐，而采取了很多教喻说服的政策，调整对夷部署，让叛俘觉得无机可趁，最终不得不选择投降。吉弥侯部止彼须、可牟多知的余党同姓等波丑终于在岑守在任的第三年前来归顺，并表示愿意说服族人一同来降。朝廷得闻十分满意，朝中的文室绵麻吕更加欣慰，大大嘉尚了岑守。

《日本后纪》卷26逸文（《类聚国史》83免租税、190俘囚）弘仁八年九月十日丙申条载：“常陆国言：‘依去年十一月格，须经六年以上夷俘口分田，收其租。而夷俘等，虽沾厚恩，未免贫乏。伏望，暂免田租，以优夷狄者。’许之。”

如前所述，常陆国和夷关系相对缓和，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点就是地方官吏能够或多或少地为夷俘的利益考虑。去年底朝廷要求对夷俘征收田租，这必然是事倍功半的，常陆国司通过一段时间的试行后发现了这点，便请求朝廷继续减免俘囚的负担。嵯峨天皇看到时机尚不成熟，便借着常陆国这个台阶下，暂停了这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收租政策。

《日本后纪》卷26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日本纪略》）弘仁八年九月廿日丙午条载：“陆奥国言：‘叛俘吉弥侯部于夜志闭等之类六十一人并就擒获。事须依例，进上其身。但犬羊之情，犹顾妻孥。伏望留城下，招其妻孥。许之。”

吉弥侯部等波丑等人归降后仅两个半月，小野岑守一举剿平了叛军据点夜志闭村，抓获61人。但小野岑守没有将他们立刻押解入京严加惩处，而是将他们留在奥地，使他们招募同类妻子一同来降，进一步扩大战果。六十余人虽然不是一支多大的力量，但是虾夷人素来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奥州三十八年战争中每次战争俘虏的虾夷人也不过上百人，这对于依靠较为和平的方式夺取胜利的小野岑守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了。从此，夜志闭村重又回到了大和朝廷的控制之中，陆奥的政令可以较为顺利地传递到德丹城以北地区，并和津轻郡虾狄直接接触并贸易了。这是小野岑守任上的第二大功绩。

《三代实录》卷50仁和三（887）年五月廿日癸巳条载：“先是，出羽守从五位下坂上大宿祢茂树上言：‘国府在出羽郡井口地。即是，去延历年中陆奥守从五位上小野朝臣岑守，据大将军从三位坂上大宿祢田村麻吕论奏所建也。……’”

这是一段七十年后出羽守坂上茂树追忆以前出羽国府迁移的记录，但其中却有很大的错乱。首先，小野岑守于延历二十二年四月方任权少外记，大同元年三月才转少外记，五月任春宫少进。延历年间，岑守根本不可能设法迁置出羽国府，他叙从五位上在弘仁四年，弘仁六年出为陆奥守。即小野岑守的经历与延历年间的时间不能吻合。其次，坂上田村麻吕叙从三位在延历二十年十一月第一次挂帅征夷后，延历二十三年正月他又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此时出羽守是佐伯社屋，陆奥守则是田村麻吕本人。也就是说，如果坂上田村麻吕论奏与国府迁移同时，那么着手迁移工作的陆奥守就是田村麻吕自己，这是不可能的。最后，小野岑守和坂上田村麻吕的终官都比引文中的高，前者是“参议从四位上兼刑部卿勘解由长官”，后者是“赠从二位大纳言兼右近卫大将兵部卿”，所以事件当时二人的身份应当和引文吻合，这样国府迁移、田村麻吕论奏就不可能是同时的事。

据《坂上系图》，坂上茂树是坂上高道之子，田村麻吕之孙。即便《坂上系图》不够准确，茂树是坂上氏一族、田村麻吕的近亲应当没有疑问，他是不可能在给朝廷的疏文中将祖上的事迹搞错的。我们认为，田村麻吕在第二次任征夷大将军期间确实提出过将出羽国府迁移的建议，这个时间正是延历年中。而作为出羽守，我们也很难想象坂上茂树会将迁移国府的主要人物弄错，即小野岑守也确实在陆奥守任期内实施了这项巨大的工程。坂上茂树描述中的问题在于，他将田村麻吕论奏的时间与国府实际迁移的时间混为一谈，这才是症结所在。由此我们认为，坂上田村麻吕当时提出意见后并没有马上得到实施，而是到了十多年后桓武天皇和田村麻吕都已经入土为安了才由陆奥守岑守实现。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出羽国府迁移的具体时间为何？而这样的大事为何要由陆奥守来完成呢？

出羽国于公元712年从越后过分出正式建立，当时的国府出羽栅即在出羽郡境内，大致位于今山形县西北部的鹤冈市藤岛町一带。公元733年，朝廷下令将出羽栅迁至秋田村高清水冈，目的在于扩展出羽的领地，至公元760年左右藤原惠美朝狩又将秋田栅扩建为秋田城。但公元774年奥州三十八年战争暴发后，奥羽和夷关系极度紧张，大小规模的战事屡屡发生，至公元775年国司竟请求将国府南迁。由于战事不断，直至公元780年以后出羽国府的第二次迁移才告完成，南迁至河边郡始称河边府，相当于今秋田县西南部本庄市一带，公元804年故国府秋田停城为郡。但此后不久，坂上田村麻吕又考虑到此阶段形势已经较为稳定，而河边府仍靠近北方，对于出羽国南方各郡来说不方面，比如它们向国府输送田租时要都要翻山越岭走很长的路，所以他建议国府再度南迁，这则建议大致是公元804至806年之间提出的。但其具体实施则因为桓武天皇不久去世而暂时搁置，这一搁就又搁了十多年。

弘仁六年小野岑守来任，他在任的前三年主要致力于镇守府军事改革和对叛夷余孽的怀化上，至弘仁八年底这些工作都已基本完成。同时，百济教俊虽于弘仁三年底出任出羽守，但次年他的女儿庆命就成了嵯峨天皇的妃子，弘仁五年百济庆命的第一个女儿善姬出世。以百济教俊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他在任期内的工作是不会很积极的，等到弘仁七年八年接近他任满时，就更是心不在焉了。而此时陆奥出羽按察使是藤原冬嗣，他全心扑在攫取更大权利上，根本无暇顾及奥羽的杂务。这样一来，出羽的担子也就压在了小野岑守的肩上。出羽国府的第三次迁移大致是从弘仁八年开始的，自然由小野岑守牵头操办。九年初百济教俊任满离去，朝廷为方面计便以岑守亲兄弟泷雄出任出羽守，使兄弟二人通力合作，当年国府迁移顺利完成。

出羽国府酒田城轮栅

新地点即第四出羽国府就是坂上茂树提到的出羽郡井口地，也就是今天山形县西北部酒田市境内著名的城轮栅。酒田城轮栅在庄内平野北部，位于酒田市中心东北约8公里处。目前城轮栅的考古发掘结果表明，其外郭是一边长720米的正方形，四角为橹状建筑物，而国府政厅在城栅正中，为一边长115米的正方形建筑物。实际上，城轮栅新国府就在第一出羽国府即藤岛町一带北面20公里左右处，也可以算是出羽国权力中心的一次回迁。小野岑守建造井口国府后，直到公元887年以后才再度迁移，前后达70年左右，比之前藤岛、秋田、河边都长，而且其国府停废之后直到公元11世纪还在以其它形式使用着。

城轮栅周边

小野岑守兄弟完成新城轮栅的建设后受到朝廷嘉奖，弘仁十（819）年正月十七日丙戌小野岑守以从五位上叙正五位下，后来泷雄也叙至此位。至此，小野岑守在奥羽已经完成了三件大事，即镇守府军事改革、叛夷收服和出羽国府迁移，当他在弘仁十一（820）年陆奥守任满而改任阿波守时已朝野内外公认为能吏。其间岑守之子小野篁也在成长起来，并深受东北风物影响。

其实，小野岑守的友人高僧空海也一直看好他开拓奥羽的前景。《性灵集》卷1有一首他的诗，现列于下备考。

赠野陆州歌并序杂言

序

戎狄难驯，边笳易感，自古有，今何无。公抱大厦之材，出镇材狼之境，堂中久缺定省之养，魏阙远阻龙颜之谒。虽云天理合欢，然人情岂无感欤？贫道与君远相知，山河云水何能阻？白云之人，天边之吏，何日无念？聊抽拙歌，以充边雾之解顾。

诗文

日本丽城三百州，就中陆奥最难柔，天皇赫怒几按剑，将相幄中争驰谋。往帝伐，今上忧，时时牧守不能刘，自古将军悉啾啾，毛人羽人接境界，猛虎豺狼处处鸠。老鸦目猪鹿，裘髻中插著，骨毒箭手上，每执刀与矛，不田不衣逐麋鹿，靡晦靡明山谷游。罗刹流，非人俦，时时来往人村里，杀食千万人与牛，走马弄刀如电击，弯弓飞箭谁敢囚。苦哉边人每被毒，岁岁年年常吃愁。

我皇为世能出鉴，亦咨焉刃局，千人万人举不应，为君一个帝心抽。山河气，五百贤，允武允文得自天，九流三略肚里吞，鹏翼一搏睨此境，毛人面缚侧城边。凶兵蕴库待冶铸，智剑满胸几许千，不战不征自无敌，或男或女保天年。昔闻妫帝干武术，今见野公略无匹。京邑梅华先春开，京城杨柳茂春日，边城迟暖无春药，边垒早冬无茂实。高天虽高听必卑，况乎鹤响九皋出，莫愁久住风尘里，圣主必封万户秩。

小野岑守离开陆奥后升迁得很快，弘仁十三（822）年时已至从四位下参议兼太宰少贰，后又至勘解由长官兼刑部卿陆奥出羽按察使，天长五（828）年出云国造献神宝之日岑守久立朝堂，竟病发而卒，实在令人惋惜，享年五十三岁。

十四、坂上兄弟前来陆奥（818-820）

《日本后纪》卷27逸文（《类聚国史》171地震、83免租税）弘仁九年八月十九日庚午条载：“遣使诸国，巡省地震。其损害甚者，加赈恤。诏曰：‘朕以虚昧，钦若宝图。抚育之诚，无忘武步，王风尚郁，帝载未煕，咎惩之臻，此为特甚。如闻，上野国等境，地震为灾，水潦相仍，人物凋损。虽云天道高远，不加得言，固应政术有亏，致兹灵谴。自贻民瘼，职朕之由，薄德厚颜，愧于天下。静言厥咎，实所兴叹。岂有民危而君独安，子忧而父不念者也？所以，以殊降使者，就加存慰。其因震潦居业荡然者，使等与所在官司同斟量，免今年租调，并不论民夷，以正税赈恤，助修根宇，使免饥露。压没之徒，速为敛葬。务尽宽惠之旨，副朕乃睠之心。’”

几乎与小野岑守兄弟建设出羽新国府同时，弘仁九年七月坂东地区发生大规模地震，相模、武藏、下总、常陆、上野、下野等国都遭受了较大损失，其中尤以上野国灾情最重，地震后山河暴涨，水涝灾害随之而来。震区中的上野、下野、常陆三国都和陆奥为邻，则陆奥国南端部分地区很可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坂东地区历来就有大量虾夷人居住，所以这次大地震对于和夷关系史是有一定意义的。众所周知，日本列岛正处于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相接处，是自然灾害较多的地区，地震、海啸等经常侵袭这个狭小的地域。大和民族文明程度较高，又有政府组织支撑，抵御自然灾害及灾后恢复的能力都较强；而虾夷人文化水化水平低，技术手段少，他们原有的村舍聚落社会体制又多被破坏，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很低，应对灾害的能力自然就弱得多了。过去发生饥荒等灾情时，地方官吏大多不将夷俘与百姓同等赈济，朝廷屡下敕令才有所好转。此番大地震，嵯峨天皇下诏自责，并特遣慰问使到坂东处理灾民抚恤及灾后重建事宜，明确指出“免今年租调，并不论民夷”。也就是说，朝廷重申，赈灾之日，不分和夷，一律免除当年田租及调庸。但由于不少新规夷俘还没来得及归入户籍系统，所以他们得到的政府补偿还是稀少的。

《文德实录》卷2嘉祥三（850）年八月四日己酉条载：“坂上大宿祢清野（789——850）……弘仁十年正月叙从五位下，为陆奥镇守将军。年才廿七。十一年为陆奥介。”《日本逸史》卷27弘仁十年正月十七日丙戌条载：“正六位上……坂上大宿祢清野……从五位下。”

据《文德实录》的记载，出羽新国府刚建成时坂上清野前来陆奥担任镇守府将军，他应该是匝瑳足继的后继者。但《文德实录》的记载有点小错误，对照《日本逸史》可知，坂上清野出任镇守将军的年代没有问题，但年龄有误。清野二十七岁时当公元815至816年，而不是公元819年，出任镇守将军时他应当三十或三十一岁。

坂上清野又写作净野，是征夷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的第四子，“少惯家风，武艺绝伦”。嵯峨天皇尚为平城天皇东宫之时，坂上清野担任春宫少进，此时朝廷举行比武大赛，有武艺超群者二十人，坂上清野是唯一代表东宫参选的。在大赛上，坂上清野技压群雄，又在步射比试中战胜当世的神射手佐味香饰麻吕和饭高常比麻吕，因此闻名全国，其父田村麻吕也为之欣慰。嵯峨天皇当然对清野倍加奇爱，即位后委以重任，此时便叙从五位下为镇守府将军。

坂上田村麻吕子嗣较多，其中数人曾在奥羽担任要职，坂上清野的长兄大野就是一例。据现存残缺史料，大野在大同三年由从六位下连升四级叙从五位下，随后任为镇守副将军，后转任陆奥权介。但似乎在公元809年坂上大野的叔父鹰养接替了他的陆奥介一职，后来文室绵麻吕挂帅征夷时亦不见大野的活动，也没有继续加官的记录，或许他在弘仁二年之前已英年早逝了。据《坂上系图》，大野第九子坂上氏高曾任正六位上春宫权少进，这个官职和氏高的堂兄弟们比起来略显偏低，或许也是因为父亲早卒，无法照应的缘故。氏高之子坂上树并后来成为清野之子当宗的养子，官至从五位下秋田城介，这也是坂上氏五代人为奥羽操劳的例子。

坂上清野来到陆奥仅一年，太守小野岑守就于弘仁十一年初任满离去，朝廷即以清野次兄坂上广野前来陆奥担任太守之职，并转清野为陆奥介，接替甘南备高直。此后数年陆奥全由坂上兄弟二人管制，而史料失落严重，竟连是后十余年间镇守府将军由何人担当都全然无从知晓了。坂上广野也一样继承了父亲的风范，擅长武艺而别无才技，性格刚直，不屈不挠，甚有节操。长兄大野去世前后，广野已经得到嵯峨天皇重用。弘仁元年九月“药子之乱”时，坂上一族都毅然站在了天皇一边，嵯峨天皇即遣时为从五位下的坂上广野和小野岑守一起赶往近江镇守，随后以藤原绪嗣为右兵卫督，而以广野为右兵卫佐。藤原绪嗣、小野岑守都是在和夷关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由此可见奥羽真乃锻炼之地。弘仁二年父亲坂上田村麻吕去世，广野丁父忧去职，不久复官为右卫门佐，三年，广野又任右近位少将，至五年叙从五位上，后又兼任伊势守。被任为陆奥守时，坂上广野已叙官至正五位下，在众兄弟中最贵。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坂上氏虽然因为刈田麻吕、田村麻吕两代屡立奇功而迅速崛起，但它终究只是一支中小贵族，对朝政的实际影响完全不能与藤原、大伴这样的大权贵相提并论，到后来甚至是可以忽略的。所以，坂上等中小氏族成员在征夷战争结束后屡屡被派往奥羽任职业可以看成是大豪族为了避免本族之人蒙受远任之苦而离开权力中心来利用他们充当替代品，其本质是“排挤”而非重用。同样道理，坂上广野和清野兄弟在陆奥活动年间一直平安无事，二人也没多少政绩可以拿出来评说，就此了了。

十五、李少贞等漂着出羽（820）

《日本后纪》卷28逸文（《类聚国史》99叙位、190俘囚）弘仁十一年三月八日己酉条载：“一等尔散南公阿波苏授外从五位下。”

坂上广野出任陆奥守同年三月，朝廷以尔散南公阿波苏为外从五位下。阿波苏早在延历十一年就从陆奥风尘仆仆赶到京城朝见天皇，当时朝廷大飨之，并赐爵第一等，但没有叙位。二十年后，尔散南部的头人独伎又入京朝会，时为外从五位下。此番又过了近十年，老头人阿波苏又得叙位，与独伎同，推理当是阿波苏再度涉险千里入京觐见。这种奥地夷俘的友好表示当与国司抚慰有关，而其时坂上广野得到任命仅一两个月，去掉在京停留及路上的时间，即使已经到任也时日甚少，故此功仍当属小野岑守。

《日本后纪》卷28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弘仁十一年四月七日戊寅条载：“以七道诸国介以上，为夷俘专当。”

弘仁五年时朝廷已经下达过以诸国介以上为“夷俘专当”的敕旨，此隔六年后再度申明，当是各国对教喻俘囚之事多有松懈之故。七道诸国国司理当以五年为限，或因它故略有差迟，但六年过去，当年的夷俘专当多已去任，新到国司未尝重视此差，乃有是令重任之。

《日本后纪》卷28逸文（《日本纪略》）弘仁十一年四月廿七日戊戌条载：“唐人李少贞等二十人，漂着出羽国。”

是年四月，出羽国司小野泷雄上报说，有唐人李少贞等二十人漂流海上，登陆出羽国。这是一件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首先，大唐在日本之西隔绝大海，若有使节、商旅航行，登陆日本列岛当选九州，若遇风浪漂着也当以西日本为主。而出羽国在日本海东侧，本州岛东北，唐船进入日本海航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不是有意进入，那么遭遇风暴漂至出羽是较为困难的。事实上，奈良末的公元779年、786年、792年，渤海国人多次抵达出羽，后来朝廷照会渤海，以其使节于山阴道出云国一带着陆，出羽便数十年没有发生漂着事件了。由此，无意间从海路来到出羽国是比较困难的。其次，李少贞究竟是哪国人？此处记载他是唐人，但《续日本后纪》卷11承和九（842）年正月十日乙巳条有张保皋部下新罗人李少贞前来与太宰府交涉的记录：“新罗人李少贞等卌人到筑紫大津。大宰府遣使问来由，头首少贞申云：‘张宝高死，其副将李昌珍等欲叛乱，武珍州列贺阎丈兴兵讨平，今已无虞。但恐贼徒漏网，忽到贵邦，扰乱黎庶。若有舟船到彼不执文符者，并请切命所在推勘收捉。又去年回易使李忠、扬圆等所赍货物，乃是部下官吏及故张宝高子弟所遗，请速发遣。仍赍阎丈上筑前国牒状参来者。’公卿议曰：‘少贞曾是宝高之臣，今则阎丈之使。彼新罗人，其情不逊，所通消息，彼此不定。定知，商人欲许交通，巧言攸称。今覆解状云“李少贞赍阎丈上筑前国牒状参来者”，而其牒状无进上宰府之词，无乃可谓合例。宜彼牒状早速进上，如牒旨无道，附少贞可返却者。’或曰：‘少贞今既托于阎丈，将掠先来李忠、扬圆等，谓去年回易使李忠等所赍货物乃是故宝高子弟所遗，请速发遣。今如所闻，令李忠等与少贞同行，其以迷兽投于饿虎。须问李忠等，若嫌与少贞共归，随彼所愿，任命迟速。’又曰：‘李忠等回易事毕，归向本乡，逢彼国乱，不得平着，更来筑前大津。’其后于吕系等化来云：‘己等张宝高所摄岛民也。宝高去年十一月中死去，不得宁居，仍参着贵邦。’是日，前筑前国守文室朝臣宫田麻吕，取李忠等所赍杂物。其词云：‘宝高存日，为贸唐国货物，以絁付赠，可报获物，其数不鲜。正今宝高死，无由得物实，因取宝高使所赍物者。’纵境外之人，为爱土毛，到来我境，须欣彼情，令得其所。而夺回易之便，绝商贾之权，府司不加勘严，肆令辨兼，非失贾客之资，深表无王宪之制。仍命府吏，所取杂物，细碎勘录，且给且言，兼又支给粮食，放归本乡。”这两个相隔二十多年的李少贞是否为同一人物？这又是一个疑团。

张保皋又作张宝高是新罗人，他于公元9世纪初曾出仕唐朝，公元819年在武宁军中为小将，公元824年在唐山东文登县清宁乡建赤山法华院，公元828后他回国并担任新罗清海镇守护将军。他积极从事自唐贩运商品至日本出售的商业活动，为此将赤山法华院变为贸易据点，从事走私偷运活动。张保皋的团伙中既有新罗人，当然也可以有唐人甚至日本人，这对于航海时代来说是很自然的事。那么，张保皋部下的新罗人李少贞也确实可能与唐有些关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李少贞登陆出羽的时间比张保皋归国早了8年，去年张保皋刚升任武宁军小将，此时李少贞是否在张保皋手下很值得怀疑。如果此时李少贞单干，则他应为新罗人冒充唐人，来到日本私下贸易；如已属张保皋，则说明张保皋早在唐朝为官时就已经从事唐日间的走私贸易了，他以在唐熟识之唐人为主力赴日牟利。

赤山法华院张保皋像

无论如何，李少贞是唐人也好，是新罗人也好，都有到出羽从事走私贸易的嫌疑。出羽国盛产良马、猎鹰及数量充足品种多样的动物皮毛，而朝廷明里禁断此类交易，大权贵们却贪慕这些财货，因此在日本乃至东亚从事奥羽土特产走私是可以获取暴利的。李少贞等人可能就是怀着这样的目的来到日本的。我们知道，在很长时间内，出羽北面的津轻、渡岛只是大和朝廷名义上的辖区，而官吏根本无法对其实施控制，当地的虾夷人才是该地区的主人。如果有唐人或新罗人到那里用一些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与夷狄交换特产，应该能够顺利进行。也就是说，国外势力此时很可能已经插手与虾夷人的贸易了，而日本本土商人却由于禁令的存在在这方面受到较大限制，失去相当的利润份额。李少贞这次漂着出羽或许是因为没有控制好航线而误被国司发现的吧。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们的推测十分武断，那么我们来看下面这条记录。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承和六（839）年正月八日辛酉条载：“新罗人王请来相看，是本国弘仁十年流着出州国之唐人张觉济等同船之人也。问漂流之由，申云：‘为交易诸物，离此过海，忽遇恶风，南流三月，流着出州国。’其张觉济兄弟二人临将发时，同共逃留出州。从北出州，就北海而发，得好风，十五个日流着长门国，云云。颇解本国语。”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日本天台宗高僧圆仁从承和五（838）年至嘉祥元（848）年前往唐朝十年求法的亲历实记，他将其间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以日记方式记录下来，可信度极高。这里提到了弘仁十年即李少贞等漂着出羽的前一年，有唐朝商人张觉济兄弟及新罗人王请等坐船在出羽登岸。国司询问其漂流缘由时，张觉济等答称遇海上风暴误行至此，但这显为谎言，因为之后地方官吏命其乘船离开并南赴西国贸易时，唐商张觉济兄弟竟然潜逃，流窜在出羽国不肯轻易离去。出羽的生活环境是恶劣的，商人如果不是贪恋当地特产贸易所能带来的暴利，是不可能千方百计航行至此并执意逗留的。张觉济、王请、李少贞等人就是很明显的例子。而王请在二十年后与圆仁相遇，大略也还在从事跨国的商贸活动，此时张保皋也正值事业的鼎盛期，而且《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还提到张保皋早在公元824年就到过太宰府，这两方面的信息也增加了前后两个李少贞是同一人的可能性。可以想见，张保皋也一定参与了奥羽特产的走私活动，这是无论哪国政府都管也管不住的。相反，李少贞原本究竟是唐人还是新罗人已经不重要了，他如果一直追随张保皋的话，也完全可能是先在唐活动后跟至新罗继续活跃，国际贸易者的国籍是无足轻重的。

陆奥、出羽及北海道的土特产有很大的共同点，但是各国商人多走日本海一侧，而对太平洋一侧颇多顾忌。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海一侧可以用于补给的私密港口较多，风浪也相对于太平洋一侧小，而且可以得到新罗、渤海等国的支持；更主要的是，日本海内有利于航行的环流，该环流程逆时针方向，船队可以通过对马洋流进入日本海，随后顺环流可较容易地抵达出羽、津轻及渡岛一带。张觉济等人大致走的就是这条线路，他们不惜花费三个月远洋出羽，又怎肯两手空空地走回头路去长门呢？明白了这些，李少贞等漂着出羽的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一定还有大量地方官吏没有发现的走私活动持续进行着，“走私”也变成了平安时代东亚贸易的重要特色之一。

《日本后纪》卷28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弘仁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辛巳条载：“因幡国俘囚吉弥侯部决奈闭等六人，移土佐国，以盗百姓牛马也。”

正当东亚各国商人为了谋取奥羽特产贸易而在海上忙碌的时候，内迁俘囚们却生活极度窘迫。早在四年前就有因幡国俘囚因故前往京城越级上诉的记录，可见当地俘囚的困境及地方官吏对其的无视。此时，吉弥侯部决奈闭等人竟然因为偷盗百姓的牲口而被流放土佐国。试想，虾夷人本在东北，能够依靠自身与自然环境生存，内迁后他们如果不是因为穷困又怎么会铤而走险去偷盗呢？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俘囚在经济上的地位是何等可悲了。

十六、弘仁末年，奥羽无事（821-823）

自弘仁十一年四月李少贞等漂着出羽的报告之后，一直到弘仁十四年嵯峨天皇禅位，这数年间奥羽两国都无大事，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存史料中几乎见不到陆奥和出羽的记载。

弘仁十二（821）年正月九日丙午，藤原冬嗣被任命为右大臣，按照大臣不兼外官的通例，藤原冬嗣立刻卸掉了陆奥出羽按察使的头衔，五年后去世，享年五十二岁，公元850年追赠为太政大臣。冬嗣卸任后的近一个月里，该职暂由当时的从三位中纳言良岑安世代理，至二月五日壬申，朝廷正式下达了以良岑安世为新任陆奥出羽按察使的诏令，这便是第三位遥任的奥羽按察使了。

《新撰姓氏录》左京皇别有“良岑朝臣，从四位下良峰朝臣安世，是皇统弥照天皇谥桓武御宇也，从七位下百济宿祢之继为女嬬而供奉所生也。延历廿一年十二月廿七日特赐姓良岑朝臣，贯于右京”。也就是说，良岑安世是桓武天皇的庶子，母亲的氏姓是“百济宿祢”，他于公元802年底臣籍降下，并赐“良岑朝臣”之姓。这里的“百济宿祢”一族是百济国比有王（427——455在位）之后，与“百济王”氏是远亲，起先的氏姓是“飞鸟户造”，至平安初年才渐渐赐姓为“百济宿祢”。良岑安世之母百济之继就是藤原内麻吕之妻百济永继，是藤原真夏和藤原冬嗣兄弟的母亲，“之继”和“永继”训音相同，只是汉字书写上有差异。也就是说，良岑安世和藤原冬嗣是同母异父的兄弟，藤原冬嗣生于公元775年，而良岑安世比他小10岁，则百济永继大致是在桓武天皇初即位时入宫的，这种天皇、朝臣“共妻”的现象在当时很普遍。既是嵯峨天皇的庶兄，又是藤原冬嗣的同母弟，良岑安世受到重用也就可以想见了。他能骑善射，又多才艺，长于音律和书法，《怀风藻》中还留有他一首名为《山亭听琴》的作品：“山客琴声何处奏，松萝院里月明时。一闻烧尾手下响，三峡流泉坐上知。”可见，良岑安世是当世的文武全才。不过，身为中纳言的他担任陆奥出羽按察使却不能给奥羽带来任何改变，他和藤原冬嗣一样从未将东北记挂在心头。

《日本后纪》卷30逸文（《类聚国史》84借贷）弘仁十三年正月三日乙巳条载：“大纳言正三位兼民部卿藤原朝臣绪嗣奏言：‘臣昔忝陆奥出羽按察使，往还远路，略知人苦。民之重役，莫过驿子，长夏扬炎，则向长坂而饮汗，严冬凛烈，则被短褐而履冰，不顾生业，常疲送迎。伏望，诸国驿子，准书生之例，每户量给借贷稻二百束，兼择驿下好田，混授一处。’许之。”

虽然当任按察使良岑安世对奥羽政务毫无建树，但大同年间的按察使藤原绪嗣却仍旧有所挂念。十多年前，藤原绪嗣曾任陆奥出羽按察使，在任期间颇有策略，对于改善陆奥地区的经济政策有相当的贡献。他在京城和陆奥之间往返途经东山道各地时颇感劳顿之苦，此种记忆长久犹新，此时向朝廷请求改善驿子的待遇。驿子手奔波之苦，如有机急，其害尤甚，驿户平时虽然已经免除庸调和徭役，但其辛苦仍然倍于平民。绪嗣希望驿户准用书生之例，给借贷稻二百束并别授良田一区。朝廷虽然大致允可了他的建议，但修改为有驿马十匹以上的驿户给借贷稻二百束，驿马不满十匹的则每户给一百束，这比绪嗣的期望少了。

《日本后纪》卷30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弘仁十三年九月廿六日癸丑条载：“常陆国言：‘俘囚吉弥侯部小槻麻吕云，己等自归朝化，经廿个年，渐染皇风，兼得活计。伏望，为编户民，永从课役者。’敕：‘夫仰化之情，信有可愍。宜听附公户，莫科课役。’”

前面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常陆是各国中和夷关系处理得最好的，虾夷人在当地不但能与百姓通婚，官吏们也能做到体恤夷人。所以，尽管弘仁九年此地发生了大地震，常陆的夷俘也没有像其它地方的俘囚那样“野心”复萌。吉弥侯部小槻麻吕一族自延历末年坂上田村麻吕大举征夷时主动投降，在常陆等地生存达二十年之久，由于周围环境的允许，他们融入大和民族的社会较快，并掌握了必要谋生手段，在经济上已能自立，故而此时请求转为编户之民，用承担课役来换取政治文化上的平等。朝廷得到常陆国奏报非常高兴，自然同意此举，并专门申明虽为公民而仍莫课役，以此鼓励更多的夷俘归心。

是年，坂上清野被任命为右近卫少将，离开了陆奥介的岗位，而由何人接替他的情况却不见于史书，十一年后他才以按察使的身份回到陆奥。此时，坂上兄弟中在陆奥只留得其兄广野一人，而次年正月七日癸亥的例行叙位中坂上广野连升两级至从四位下，以示嘉奖。这年十月一日丁巳，曾在平定吉弥侯部止彼须、可牟多知叛乱中立有功勋的小野石雄由正六位上叙从五位下，此官已至陆奥介之等级，则坂上清野的下一任可能就是石雄，这是小野氏在奥羽的延续。而正常情况下，石雄之兄小野泷雄出羽守的任期应当到这年底或下一年初结束，但泷雄很可能是故于任上的，所以未知他是否撑到这年。

《日本后纪》卷30逸文（《类聚国史》54节妇）弘仁十四（823）年三月十九日甲戌条载：“下野国芳贺郡人吉弥侯部道足女，授少初位上，免田租终其身，标门闾以褒至行也。同郡少领下野公丰继之妻也，夫死之后，誓不再嫁，常居墓侧，哭不绝声。”

弘仁十四年三月，嵯峨天皇又表彰了下野国俘囚节妇吉弥侯部道足，免其终身田租，叙少初位，并标门闾。六年前常陆国也有与虾夷人有关的节妇表彰事件，但当时并没有标门闾。这是因为常陆国节妇长幡部福良本身是和人，只有其丈夫吉弥侯部就忠是夷人，而这里节妇吉弥侯部道足本身就是夷人，她能够保守妇节，朝廷自然更加欣赏。相比之下，此时天皇家与公卿间常有一女事二夫的情况，这对于一个提倡贞节的朝廷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

“下野公”就是“下毛野公”，此族也基本都是虾夷人，虽然《新撰姓氏录》中不见名，但记纪均以为属丰城入彦一系，可见其为与吉弥侯部相似的攀附氏姓。奈良时代后期，有不少吉弥侯部的人物得到了“下毛野公”或“下毛野某某公”的赐姓，并有佼佼者吉弥侯部横刀赐姓更高规格的“下毛野朝臣”。由此，“下毛野公”实际上是吉弥侯部分支所衍，本系一族。那么，这里吉弥侯部道足的亡夫下野丰继也是虾夷人，这是一个标准的夷狄家庭，所以下野丰继能够以俘囚长身分担任芳贺郡的少领。朝廷表彰节妇的同时实际也是在安抚夷俘，平复和夷之间的裂痕。

《日本逸史》卷31弘仁十四年四月廿六日庚戌条载：“中纳言兼右近卫大将从三位勋四等文室真人绵麻吕（765——823）薨。大纳言从二位智努王文室真人净三孙，从四位下勋三等三绪朝臣大原长子也。延历十四年二月叙从五位下，七月任右大舍人助。十五年十月任近卫将监。十八年正月任近江大掾。二十年闰正月任出羽权守，十一月叙正五位下。二十二年五月任近卫少将。二十五年四月任播磨守，五月兼侍从，叙从四位下，六月兼中务大辅。大同二（807）年正月任右兵卫督，二月任右京大夫。三年正月任左大舍人头。四年正月改三绪姓赐三山朝臣，四月任左兵卫督，五月任大膳大夫，六月改三山姓赐文室真人，任兵部大辅。五年二月任播磨守，九月任参议，叙正四位上，依田村麻吕奏超一阶也，又任大藏卿，兼陆奥出羽按察使。弘仁二年十二月叙从三位勋五等。三年十二月任左卫门督。五年八月迁右卫门督，时为勋四等。七年正月兼备前守，三月兼右京大夫，十二月任右近卫大将。八年十一月兼兵部卿。九年六月任中纳言，是年此月任左兵卫督，大膳大夫卿如元。薨时年五十八。”

是年四月，最后的“征夷大将军”文室绵麻吕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文室绵麻吕实际上是天武天皇的玄孙。他的曾祖父是天武天皇第七子长皇子，母亲是天智天皇之女大江皇女，长皇子去世于公元715年。长皇子之子智努王生于公元693年，天平胜宝四年赐姓“文室真人”，臣籍降下，天平宝字年间升至正三位中纳言，后迁为从二位御史大夫兼神祇伯，天平宝字八（764）年悬车致仕，仍受殊荣。神护景云四（770）年，称德天皇驾崩，诸臣谋立新君，右大臣吉备真备等以文室净三辈份最高，年岁最长，欲拥立其即位，净三固辞而免。群臣又围净三之弟文室大市欲立之，商议已决，而藤原百川等诸兄弟伪诏立白璧王即位，是为光仁天皇（770——781在位），天武系皇统至此终结。文室净三亦于当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如果当时文室净三一念之差同意登基，而藤原氏之阴谋又遭挫败，则绵麻吕就将成为皇孙了，那么他的人身就可能发生不小的变化。文室绵麻吕之父三绪大原是净三之第九子，延历四年叙从五位下，十（791）年任陆奥介兼镇守副将军，参与大伴弟麻吕主持的征夷大计，这是文室家族进入奥羽发展的第一人。次年，文室大原赐姓“三绪朝臣”，其后以从四位下勋三等转任常陆守，但他在任上贪没公物，隐载稻达二十一万六千九十束之多，因此于延历二十一年遭遇追免，二十三年复起用为播磨守，次年转为备前守，但他都未赴任，大同元年三绪大原去世于自家宅中。

文室绵麻吕是三绪大原长子，父亲去世时他已年逾四十，颇经世故，在征夷中又立战功，很受新上台的平城天皇赏识。天皇竟然在一年里两次为绵麻吕改姓，由此亦可见殊遇有加。可就因为这种殊遇，药子之乱中嵯峨天皇对绵麻吕非常顾及并加以软禁，幸好有坂上田村麻吕从旁助言才得以获释而立奇功。是后，绵麻吕对田村麻吕更是敬畏有加，感激备至，并继承其征夷事业，遂成奥州三十八年战争之终结者及最后的“征夷大将军”。征夷结束后，绵麻吕入京为官，虽为公卿，但藤原氏权贵把持朝政，文室绵麻吕反而没有什么作为了。也许，他这样的武人更适合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边地吧。

就在文室绵麻吕去世的次日，嵯峨天皇禅位于异母弟淳和天皇（823——833在位），自己去当太上天皇了，而淳和天皇正式登基。因为新天皇的名讳是“大伴”，所以四月二十八日壬子改“大伴宿祢”为“伴宿祢”，这对于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大伴氏成员来说也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

《日本后纪》卷31逸文（《类聚国史》87配流）弘仁十四年五月五日戊午条载：“甲斐国贼主吉弥侯部井出麻吕等，大少男女十三人，悉配流伊豆国。”

按说皇位更替，又是禅让这样的圣贤之事，各地应当有吉祥喜庆之报。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甲斐国的俘囚闹事，吉弥侯部井出麻吕等成为强盗，扰乱治安，劫掠财货。甲斐国连忙花心思剿平，以免污了天皇登基的吉事以致招来朝中的质问，吉弥侯部井出麻吕大小男女十三口统统发配伊豆国。其实，俘囚为盗何尝不是被逼无奈？去年秋季甲斐国发生饥荒，百姓几乎颗粒无收，朝廷下令赈给，也不知道赈粮是否真的发到了同样遭灾的俘囚手里。但可以肯定的是，俘囚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更为艰难，这才会铤而走险，侵害到其他人的权益。但是我们还要注意，这里的井出麻吕被称为“贼主”，这是很重的说法。在《日本后纪》里提到的贼都是暴力犯罪者，又常与虾夷人联系在一起，和坂上田村麻吕对决的大墓公阿弖流为就被称为“贼首”，这是和“贼主”很相近的说法。也就是说，甲斐国很可能是因为上一年的饥荒而发生虾夷人的叛乱，其原委或与十年前的出云国荒橿之乱类似，只是叛乱的规模较小而已，事实的真相决不像《日本后纪》上记载的那么简单。可惜的是史料过于匮乏，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获悉更多关于这场发生在弘仁末年甲斐国虾夷人叛乱的情况了，但这在和夷关系史上绝对是不容忽视的事件，其意义的重要程度也与荒橿之乱相当。

十七、伴胜雄和伴国道出任按察使之谜（824-828）

《日本后纪》卷39逸文（《类聚国史》66薨卒、《日本纪略》）天长八（831）年十二月八日壬申条载：“是日，从四位下伴宿祢胜雄（776——831）卒。从三位古慈悲之孙，从三位勋二等弟麻吕之男。弘仁十一年叙从五位下。天长元（824）年至正五位下，任陆奥守，兼按察使。六（829）年叙从四位下，任右近卫少将。七年迁任右兵卫督，兼赞岐权守。性识宽简，不许隐密，家风清廉，秋毫不近，出宰戒律，将摄禁兵，虽乏才学，将之器也。卒时五十六。”《日本后纪》卷32逸文（《类聚国史》99叙位）天长元年正月七日丁巳条载：“授……从五位下……伴宿祢胜雄……从五位上。”

坂上广野至天长元年任满，便回京担任右兵卫督去了，四年后他因为酗酒过度病发而死，享年四十二岁。朝廷此时为了补广野离任之缺将征夷大将军大伴弟麻吕之子伴胜雄由从五位下连升两级至正五位下，委任为新的陆奥守。大伴弟麻吕是最早拥有“征夷大将军”完整称号的老将，他公元783年就成为征东副将军辅助族兄大伴家持，当时大伴胜雄才八岁，等到父亲亲自担纲征夷并凯旋而归时，胜雄已经是个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儿了。总之，少年伴胜雄就是在如火如荼的征夷活动中长大的，这些记忆对他一定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公元802年大伴弟麻吕去世，此时伴胜雄的仕途才刚刚开始，十八年后他才叙从五位下，这是当时出任国守的最低官位。是年他被任为陆奥守时，已经距离最后的征夷战争整整十年，这也注定他是和平的太守吧。伴胜雄的性格和作风都是从父祖那里继承来的，他清正廉洁，重视戒律，刚直不阿，名声很好，虽然整个人没有多少才学，这和大伴家持一系文雅儒韵对比很鲜明，但担任边地的封疆大吏却丝毫不会逊色。当胜雄重新抬上陆奥的土地时，不知他的心头会不会泛起一阵故旧之情。

《日本后纪》卷30二逸文（《类聚国史》159口分田）天长元年五月十一日癸未条载：“新罗人辛良、金贵、贺良、水白等五十四人，安置陆奥国，依法给复，兼以乘田充口分。”

伴胜雄到任的这年，朝廷将五十四名新罗人安置到陆奥国境内，处胜雄制下。朝廷对他们依法给复即免租税等，又以原可收地子的乘田分配给他们充当口分田，这些都是善待。但是，从以后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新罗人很可能是不怀好意的海贼。

《三代实录》卷18贞观十二年九月十五日甲子条载：“遣新罗人廿人，配置诸国。……润清、果才、甘参、长焉、才长、真平、长清、大存、倍陈、连哀十人于陆奥国。润清等处于彼国人掠取贡绵之嫌疑，须加重谴以肃后来。然肆宥过，先王之义典，宜特加优恤安置彼国沃壤之地，令得稳便，给口分田营种，并须其等事一依先例。至于种莳秋获，并给公粮。僧沙弥等安置有供定额寺，令其供给，路次诸国，并给食马随身杂物，充人夫运送。勤存仁恕，莫致窘苦。”

将四十多年前后的两条一比较，我们就能发现朝廷的做法基本一致，而且有“然肆宥过，先王之义典”的说法，这里指的应当就是天长元年五月的这次安置。那么，辛良、金贵等人应当和润清、果才等属同种情况，也是当时盛行的新罗海盗。他们往往以贸易甚至进贡为名，掠夺西海道的财物，甚至有预谋地或骗或夺日本人的商品和产物。天长元年的新罗海盗一次捕获的竟有五十四人之多，可见其猖獗的程度及东亚海上往来忙碌的情形。正常的进贡和使节来往，日本方面是乐于接受的，像张保皋、李少贞那种走私的贸易活动虽然不法，但日本政府仍然看在其能带来经济利益的份上默许了，可是对于海盗行为是要严厉打击的。抓获了新罗海盗之后，日本方面并不放归，而是将其发配到边远的陆奥强迫定居，这也是很有趣的举措。日本当时的文化水平终究还不是很高，他们对于大陆及半岛的生产技术、奢侈品等还都很热衷，因此希望将外国人把这些带到本国，以提高本国的发展水平，加快“赶超唐罗”的步伐。

这年七月七日甲寅，前前天皇即平城上皇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日本后纪》卷32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天长元年十月十三日戊子条载：“常陆国俘囚公子部八代麻吕等廿一人，愿从课役。许之。”

两年前，常陆国吉弥侯部小槻麻吕等已从王化，编入公民，服从课役，此时又有同族八代麻吕等21人有相同愿望，可见常陆国已成诸国和夷调和的表率。但当年朝廷虽然将小槻麻吕等人编为公民，却免除了他们的课役；此时八代麻吕等再来慕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课役成了他们的义务。可知，朝廷的政策也是渐渐变化着的。

《日本逸史》卷33天长二（825）年正月十一日乙卯条载：“是日，任官。参议从四位上伴宿祢国道任陆奥出羽按察使，兼武藏守。”

是年正月朝廷将参议兼勘解由长官伴国道由从四位下升一阶至从四位上，并以其任陆奥出羽按察使兼武藏守，这当然又是遥任。被换下的良岑安世后来一直当到大纳言，于公元830年去世，赠从二位，异母弟嵯峨太上天皇特为其亲制挽歌两篇，享年四十六岁。我们在第一节里已经讲过伴国道的经历，他是比较坎坷的，做到现在这个位置并不容易，这里就不赘述了。还要补充一点，伴国道是陆奥守伴胜雄的族侄，但却比胜雄大几岁，不管怎么说两人是同宗一门，国道遥任按察使也是对胜雄工作上一种象征性的支持。

但是伴国道这次当按察使的时间不长，天长三（826）年正月朝廷就令其改兼相模守，陆奥出羽按察使一职索性交给了陆奥太守伴胜雄。以陆奥守兼奥羽按察使虽然完全符合按察使设置的本意，但此时形势早就改变，这却是自坂上田村麻吕之后一直没有实行过的，藤原绪嗣、藤原藤嗣、文室绵麻吕、巨势野足、藤原冬嗣、良岑安世、伴国道这连续七代按察使都不是陆奥守，伴胜雄可以说是一种回归。而且，弘仁二年已经规定按察使必须由从四位下以上的官员担任，而伴胜雄是在天长六年正月七日戊子才由正五位上叙从四位下的，也就是说此时胜雄的官阶最多为正五位上。而且我们认为，伴胜雄出任陆奥守时才正五位下，他由正五位下叙正五位上的时间很可能就是被任为奥羽按察使之时。那么，朝廷是将伴胜雄升一级并破格以之为陆奥出羽按察使的。内中缘由究竟为何，今天我们已无从知晓，或许是朝廷对其的高度信任及对大将军大伴弟麻吕后裔的推崇吧。不过，问题真的那么简单吗？

伴胜雄肩上的担子重了，事务也繁忙起来，朝廷便派了山田古嗣来任按察使记事，辅助文案工作。山田古嗣的氏姓是“山田宿祢”，据分析出自三国时期魏国王昶之后，是渡来人后裔。山田古嗣从小学习中国经典，学习儒学，注重孝道，据说尝读书传至“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竟流涕不禁，卷帙为之沾濡，他还由孝及仁，若干年后任地方官时兴修水利，实施仁政，受民爱戴。因此，以山田古嗣为记事，可见朝廷还是希望伴胜雄能够把奥羽的土民夷狄都安抚好，而不是筹备新的征服战。

《日本后纪》卷34逸文（《类聚国史》99叙位）天长三年正月廿三日庚寅条载：“授外从五位下远田臣人纲、上毛野贺茂公宗继外正五位下。外正六位上盘城臣藤成、上毛野陆奥公吉身外从五位下。”

伴胜雄以守兼按察使不久，朝廷给四位夷俘之长叙位，他们是远田人纲、贺茂宗继、盘城藤成和陆奥吉身。远田、盘城都是陆奥国的郡；先前我们已经看到“远田”有“公”即“君”和“连”两姓，此“远田臣”或为其同族；而“盘城臣”出自今福岛县东部的盘城郡“丈部”虾夷，丈部也是虾夷人中较大的一支。“上毛野陆奥公”则是陆奥国宇多郡吉弥侯部虾夷所赐的氏姓，宇多郡又作宇田郡，其地在今福岛县东北部相马市一带。“上毛野贺茂公”出自不明，但观其构成当亦为虾夷之种，今群马县东部桐生市有贺茂神社，古属上野国山田郡，则此族或为山田虾夷所衍。此四族长中，远田臣、上毛野贺茂公两支授外正五位下，这在夷俘中是较高的，可见朝廷对此二族的重视。

上野国山田郡贺茂神社拜殿

《日本后纪》卷34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天长三年三月二日己巳条载：“度俘囚二人。”

是年三月，又度俘囚二人。日本自古坟时代末期倡行佛法以来，寺庙和僧众遍布全国，虾夷之领亦不例外。早在飞鸟时代，就已经有一些熟虾夷皈依佛门，至此已积近两百年。部分虾夷人在渐渐接受大和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大和化的佛教，而归入佛门的夷狄又可以受到寺庙的保护，以此对抗官府的欺压，于是这其中也有不少人并非纯粹出于信仰。

《日本逸史》卷36天长五年正月廿三日庚辰条载：“太政官符，应补镇守府弩师事：‘右检按内，件弩师，宝龟以来，式部补任，始自大同，二省互补。今被中纳言兼左近卫大将从三位行民部卿清原真人夏野宣称，奉敕，文武之职，执掌各异，镇守之官，须兵部补。’”

四位虾夷族长叙位后整整两年间，陆奥和出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们今天都已无从知晓了，而这两年也正是伴胜雄和山田古嗣的主要任期。天长五年正月，朝廷处理了镇守府弩师由哪个部门来任补的纠纷。本来官员任免都是由式部负责，但平城天皇时代开始镇守府的弩师又被编入武官，而由兵部补任，然而式部的任命却没有及时停废，于是出现了同时有两个部主持镇守弩师填补的混乱局面。至此，兵部卿清原夏野才奏请停改，专由兵部补任。

《日本后纪》卷36逸文（《日本纪略》）天长五年二月廿七日甲寅：“赐镇东按察使伴朝臣国道饯。有御制，赐衣被及杂珍玩物。”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伴胜雄担任按察使才两年多，朝廷就将其职务免去，就连陆奥守也不让干下去了，天长五年二月便将他一律解职，而且没有马上给予其它的任命，过了整整一年才叙从四位下为右近卫少将，又两年后去世，享年五十六岁。接替伴胜雄出为陆奥守的是从五位下笠广庭。胜雄的按察使记事山田古嗣也同时去职，转任少内记。随后，朝廷重新以伴国道为按察使，但这次不再是遥任，而是亲赴任所，伴国道也是唯一一位两度出为奥羽按察使的人物。

这里的疑点很多，我们至今无从下手。首先，伴胜雄是在天长元年得到陆奥守任命的，按五年为限，他应当到天长六年才任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离任的呢？朝廷又为何在他离任后没有马上任命新的职务？其次，如果伴胜雄太守和按察使两职的停止是因为他有了过失的话，那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他的传记中丝毫没有提及，而且一年后他还是被升官并新有任命。如果他是因失职而遭罢官，成为散位，那么又凭什么马上给这样的一个人叙位呢？第三，伴国道被任命为按察使时已经是参议，而自文室绵麻吕二度征夷归京后没有一个公卿转任按察使后是真的赴任的，至伴胜雄兼任按察使为止的十多年里该职一直遥任。那么为何国道二度出任时必须亲赴任所呢？第四，以前该职都称作“陆奥出羽按察使”，或简称为“陆奥按察使”，但此次却改称“镇东按察使”。“镇东”这个词虽与九州“镇西府”相对，但却极少在正式文书中见到，除这次外只有公元709年“镇守府将军”的雏形“陆奥镇东将军”巨势麻吕才拥有过。那么，此次改称的缘由何在呢？最后，伴国道既然必须亲自赴任，而且他的传记中提到“为关边机，寻赴任所”，这就说明他在名义上是因为奥羽出现了状况才派他前往的。然而，天皇竟在其临行之日赐以“杂珍玩物”，这是让他全心应对边防机急吗？简直荒唐之至。而且伴国道是文官，并不通军务，朝廷即便要让他主持，也当留其同族武将之才伴胜雄加以辅佐，又何为连胜雄太守之职亦免去而另委他人？

如此多的疑团，加上之前伴胜雄兼任按察使的奇异情况，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伴氏二人连续三度为按察使背后的实情。伴国道亲赴陆奥后只有当年四月有增加出羽国守傔仗二员之事，无他记载。或以为史料散佚至此，然即便散佚，其中蛛丝马迹必留，况且《日本纪略》、《日本逸史》等书收集史料，若奥羽有事何至丝毫未及？故而，我们认为伴国道赴陆奥“为关边机”之语纯属托辞。

《性灵集》卷3载有伴国道之友空海的一首诗文，或许对我们揭开事实的真相有所帮助，现列于后。

赠伴按察使平章事赴陆府诗并序

序

夫虏寸无心南北，遇风则飞，顺之德也。人臣无心东西，衔命则驰，忠之至也。蕞而毛夷迫居艮垂，豺心蜂性历代为梗矣。昔景行皇帝抚运之日，东夷未宾，日本武尊率左右将军武彦武日命等征之，毛人面缚之，日命则君之先也。延历中亦叛之，桓武皇帝令大将军伴弟满等即罪。从武日平之已来，每时时作逆，遣诸氏将令讨其辜，然犹人面兽心，不肯朝贡。今上乾坤为德，仁义具心，麒麟不踏昆虫，凤凰来朝阿阁，风调不暴，刑措不尸，太平之治五稔于今矣。夫无为之世致有苗之伐，垂拱之时有涿鹿之战，时已浇季仁义之乡返为胡越。比属神光怪气发东，地震流星起西，皇帝纳隍轸虑，即欲遣文翁子孙镇押东夷。君智而谋，果而惠，门则累业，人寔平章，吐仪允圣心，众亦推之。是故授斧节于龙颜，抚皇化于虾荒，赐饯赐诗，天泽沛然，侍坐奉和诗则为什，当是晖荣史策，举音丝竹。加之举城寮族知旧悉皆饯惜。贫道与君淡交玄度远公，缁素区别伴佐昆季。送人以言，古人道之，三轴秘录，一篇拙诗，加持神药，以充别后之思。人至乞垂捡，春辞秋入，圣君之明诏，载驰载骤，早奏边蜂之垂尘云而。

诗文

君门开辟皇王将，智勇英谋允圣神。

持节犯霜如松柏，含贞凌雪似竹筠。

良将折冲何出塞，贤才妙略幄中陈。

毛夷蚁陈一把草，羽狄豺营半掬尘。

飞禽也识恩将义，猛虎尚知惠与仁。

治乱在吾不在敌，归心叛意为己身。

天简在君不须让，忘家为国是忠臣。

鸟声悲哢园华落，云旆飞驰军令申。

孙子张良彼何物，六韬三略用此春。

东涯万里少一步，一吒早驰荒服驯。

弘法大师空海像

很明显这首诗是“弘法大师”空海与伴国道饯别之时所赠，大致是勉力国道努力公职，以安抚虾夷为主，早回喜讯。诗文本身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序里却有文章。空海并没有说此时虾夷发动了叛乱，也没有说奥羽有飞驿入京，而是强调了淳和天皇在位的前五年里天下太平，刑措不举，然后再提到伴国道授命东行的原因。这个原因总体上说很牵强，说是当时西面频繁地震，而东面又有灵异光气，天长四年七至十月日本列岛确实频繁发生地震，造成的损失不小，东方有怪气也有可能，但这都是天候，就以此要求时任参议年过六十的文官国道亲赴奥羽实在可疑。序文中提到，当时朝臣们都推举国道出镇，理由之一是他是大伴武日之后、大伴弟麻吕同族。这也很奇异，因为大伴氏虽然在征夷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可是比起坂上氏还略低一筹，而且朝廷调下的武将伴胜雄也是大伴一门，更是弟麻吕亲子，这里的破绽很大。

此时即使是不如中人者也能看出，朝中有人有意要迫使伴国道远任，将他排挤出权力的核心，而这些人很明显就是藤原氏。实际上，大伴氏与藤原氏的权力斗争古来有之。当年伴国道之父大伴继人就是暗杀藤原种继的主要人员之一，桓武天皇一怒之下将大伴氏杀的杀、流的流，藤原氏大兴。可桓武临死前又良心发现，将大伴氏起死回生，伴国道这才有了光明的仕途，一直当到了参议。而天长三年，藤原氏的大权力者冬嗣去世，而另一权力者绪嗣办事出以公心，藤原氏众人及冬嗣同母弟良岑安世都担心家族势力受到威胁，他们眼瞧着伴国道等人步步高升就按耐不住了。或许藤原冬嗣死前就有排挤伴国道的想法，当时就暗中想让这个陆奥按察使出京赴任，好在国道也有自己的势力协助，奇奇怪怪地让一门的胜雄兼任了此职，暂时度过难关。而天长四年的地震、奇光给了藤原氏最好的口实，再从奥羽传来些许风吹草动，他们便狠了心将伴国道赶出平安京，还给他添了个不伦不类的头衔“镇东按察使”，至此国道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

空海的《高野杂笔集》卷下有这么一段无头的书信残文，称：“孟春余寒，伏惟动止何如。贫道寻常，忽承迁任东蕃。深惊怪，未审情愿耶。公以帷幄之才，临干戈之地，狼人为底，必合有危怖，不如受持秘法持身护国。贫道限以禅关，不能就披，若有意受持者，专候专候。谨因全满奉状，不宣。”这里的时间“孟春”就是正月，和伴国道出任时间相近而更前一些；“迁任东蕃”也和担任“镇东按察使”相吻合；“帷幄之才”则与诗文中“贤才妙略幄中陈”相一致。于是，此信极有可能就是空海在饯别之前与伴国道间的通信。此信中措词恳切，空海对此行的忧虑也比诗文中表达的明确得多，他甚至建议对方“受持秘法持身护国”即出家以求佛祖全面保佑，此亦与空海临行赠予国道“秘录三轴”匹配。我们不知道国道是否接受了空海的建议，但他始终是要远任边塞了。空海饯别时以此时伴国道年事已高，身体欠佳，赠秘录三轴及有神佛护佑之神药，主要是在精神上给予伴国道以抚慰，这也是这位高僧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唯一能做的。

可惜的是，是年十一月十二日甲午，日本史上唯一的“镇东按察使”伴国道客死陆奥，享年六十一岁，藤原氏的阴谋就此得逞。此时他的儿子伴善男才十八岁，公元866年应天门之变中已任大纳言的他和儿子伴中庸又被藤原良房、基经父子陷害而遭流放，两年后死去，年五十八岁。由此，伴氏继人、国道、善男、中庸四代都与藤原氏结下了不解之仇。

藤原氏利用出镇奥羽来排挤异族的情况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这说明平安时代不光是罪犯、浪人才被迫来到奥羽这样的蛮荒之地，这里也已成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贵族的归宿。不过，后世崛起的武家也正是在部分被排挤到地方上的贵族，而东国支配者们往往又拥有兵权，那时的奥羽变成了这个新阶级的催生地和锻炼场。

十八、既然皇风的俘囚（828-829）

《日本后纪》卷36逸文（《类聚国史》99叙位）天长五年闰三月二日丁亥条载：“授陆奥守从五位下笠朝臣广庭从五位上。”

笠广庭确切在何时得到任命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推测出必定与伴国道为“镇东按察使”同时。而国道于上月二十七日饯行，广庭很可能要和他同行，则三月初的这次叙位或在临行时，或是启程后不久的追命。笠广庭的氏姓“笠朝臣”属吉备系，该系统从未成为大和朝廷内的主流，古坟时期以强势的地方势力出现，但飞鸟以降日渐衰落。所以，广庭也是没有多少后台的主，这才会和伴国道一起远任边关。他于弘仁十年正月七日节会上由正六位上叙从五位下，至此已历九年方叙新位，也可见其并不受重用。此人至陆奥后事迹不明，大略任满于天长九年或十年，随后另有它用，其后继者不明。承和五年四月笠广庭连升三级由从五位上叙从四位下，未知是否于此前方立下大功，七（840）年五月淳和上皇去世时他以美浓守身份象征性地镇守不破关，八（841）年闰九月去世，时为散位，享年不明。

《日本后纪》卷36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天长五年闰三月十日乙未条载：“丰前国俘囚吉弥侯部衣良由，输酒食百姓三百六十人。丰后国俘囚吉弥侯部良佐闭，输稻九百六十四束，资百姓三百廿七人。衣良由叙少初位下，良佐闭叙从六位上。”

虽说朝中权贵一直在叫嚣去年屡有凶兆，夷俘将要乱纪，可是伴国道镇东的这段时间却是各地俘囚顺于皇化十分突出的时期。我们当然不会相信这么个文弱的老者远赴陆奥会对其它地方的俘囚有什么影响，但也许阴谋者们可以借此为他们的行为寻求到更多的实事依据。

这年，朝廷表彰了丰前国的两名吉弥侯部俘囚。衣良由向360名百姓输送了酒食，而良佐闭竟能拿出964束稻来资助327人，这都是很惊人的。衣良由输送的酒食我们很难衡量；但良佐闭的964束实在是个不小的数目，这相当于2町上田一年的产出，即10个运气特别好的男丁口分田一年的产量。964束稻分给了327人，平均每人都能获得3束，这足够一个省吃俭用的人吃上近一个月。良佐闭一出手就是964束，那说明他的家底更厚，在当地绝对是富户。虾夷人内迁各地后，其中有勋位者可享受朝廷奉禄，生活安定，而且不用费心思从事农业生产，比起一般的俘囚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们当然能够有积蓄，凭着他们豪爽的性情，接济百姓的自然不在少数。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朝廷给吉弥侯部衣良由叙的是少初位下，这几乎是最低的官位，那么之前衣良由或为白身，即便有勋等也不至高禄，于是他当另有生计，这也是虾夷人摆脱依靠渔猎生活的迹象。

《日本逸史》卷36天长五年四月十四日戊辰条载：“太政官符，应置出羽守傔仗二员事：‘右陆奥、出羽，边要之地，犷俗难驯，古来有称。而陆奥守殊给傔仗，出羽守独无其员。兵革之事，先声后实，纵有警急，何以威之？被大纳言正三位兼行右近卫大将良峰朝臣安世宣称，奉敕，宜准陆奥之例补之。’”

陆奥地位下降，出羽正努力获取与之同等的待遇，这点前面我们已多次提及。是年，朝廷给了出羽守傔仗二员，与陆奥守相当。但我们却不知道此时的出羽守是谁，这也颇为遗憾，否则也许能够从中看出到底是哪个家族在争取这些面子上的东西，也可以观察出朝廷的政治动向。

《日本后纪》卷36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天长五年七月十三日丙申条载：“肥前国人白丁吉弥侯部奥家叙少初位上。奥家，既染皇风，能顺教令，志同平民，动赴公役，修造官舍及池沟道桥等，未有懈倦。加以，国司入部之日，送迎有礼，进退无过，野心既忘，善行可嘉。”

四个月前，丰前国俘囚因向百姓输谷稻酒食而受表彰，此时肥前国白丁吉弥侯部奥家又“既然皇风”，主动承担徭役，帮助修建官舍和公共设施，还对国司礼拜有加，送迎有度，已经活脱脱一个和人。朝廷给予了他少初位上的叙位，这比输酒食于360民百姓的吉弥侯部衣良由受到的奖赏高，说明朝廷更希望虾夷人尽快融入大和民族，而不是简单地用赠送财货的方式向百姓表示友好。

《日本后纪》卷37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天长六年六月廿八日丙子条载：“俘囚勋十二等吉弥侯部长子与父母共归皇化，移配尾张国，野心不闻，孝行已着。特叙三阶，俾劝伦辈。”

一年后，又有尾张俘囚吉弥侯部长子因孝行闻名而受到嘉奖，叙三阶。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虾夷人“男女交居，父子无别，冬则宿穴，夏则住樔，衣毛饮血，昆弟相疑”，这说明长期以来虾夷人并没有很明显的尊老习俗。《今昔物语集》卷30有《信浓国姨母弃山语》，其中提到了日本古代的“弃老”风俗，今长野县北部千曲市、筑北村交界处有一座高1252米的冠着山，又名“姨舍山”，即与此传说有关。信浓本名“科野”，“姨舍山”又离越后国不远，这种弃老风俗在当地应有实事依据，或与虾夷人有关。当然，“弃老”的风俗在古代中国、朝鲜以及印度也都有传闻，这是野蛮落后民俗的反应。虾夷人开化得晚，至奈良平安时期仍有所保留也不足为奇。所以，俘囚的孝行也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平安时代因为孝行而“叙三阶”的很多，而且大多数还免田租并标其门闾，此处对吉弥侯部长子的表彰并不高。

姨舍山周边

《日本后纪》卷37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天长六年七月十九日丙申条载：“越中国俘囚勋八等吉弥侯部江岐麻吕叙从八位上。江岐麻吕，既染皇化，志同良民，教喻等伦，兴行礼仪。仍叙文位，俾申劝励。”

随后，越中国夷俘专当也传来喜讯，说是吉弥侯部江岐麻吕不但自身能够仰慕“皇化”，还能够在同族中起到积极，领导族人学习礼仪和教化，成为夷俘教喻工作中的表率和典型。朝廷就是希望这样的人成为俘囚之长，便于管理，也好省去很多麻烦，即叙从八位上，当个小族长，以示勉励。

该时期俘囚“既然皇风”的报道屡屡出现，说明弘仁四年起实行的国介以上夷俘专当制度确实有了成效，十六年来的教化工作没有白费。这也是嵯峨天皇的政绩之一，我们不应当忽视。

十九、秋田城司和天长七年秋田大地震（830）

《日本后纪》卷38逸文（《类聚国史》171地震、《日本纪略》）天长七年正月廿八日癸卯条载：“出羽国驿传奏云：‘镇秋田城国司正六位上行介藤原朝臣行则，今月三日酉时牒称：“今日辰刻，大地震动，响如雷霆。登时，城廓官舍，并四天王寺丈六佛像、四王堂舍等，皆悉颠倒。城内屋仆，击死百姓十五人，支体折损之类，一百余人也。历代以来，未曾有闻，地之割辟，或处卅许丈，或处廿许丈，无所不辟。又城边大河，云秋田河，其水涸尽，流细如沟。疑是河底辟分，水漏通海欤。吏民骚动，未熟寻见。添河、霸别河两岸各崩塞，其水泛溢，近侧百姓，惧当暴流，竞陟山岗。理须细录损物驰牒，而震动一时七八度，风雪相并，迄今不止，后害难知，官舍埋雪，不能弁录。”’夫边要之固，以城为本，今已颓落，何支非常。仍且差援兵五百人配遣，准令驰驿言上。但损物色目，细录追上。”

天长年间是日本地壳运动较为活跃的时期，各地发生了多起规模较大的地震，天长四年西日本地震和天长七年出羽地震都是其中较为有名的。而出羽秋田的这次大地震对和夷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天长七年正月三日戊寅上午7点至9点间，出羽国北部的秋田地区发生了剧烈地震，顿时相声雷动，城墙、官舍、四天王寺中的佛像和堂舍全部倒塌，秋田城中的大量民房倒塌，造成15人死亡，上百人受伤。依据当时留下的书面记录，这次的地震烈度在十度以上。震后大地开裂产生沟壑，有的达30丈左右，有的约20丈。秋田城南侧的秋田川河底开裂，河水干涸，只得细流；相反，秋田城东不远的添川即今旭川、霸别河即今太平川却因两岸堤防崩毁而造成泛滥，当地夷俘和百姓都恐惧得逃到山岗之上。主震过后，当时余震又有七八次，而且实属初春，大风暴雪始终没有停止，当地行政及人民生活顿时陷入瘫痪状态。17点至19点间，秋田城司国介藤原行则向城轮栅驿送的牒文抵达国府，秋田城至国府约90多公里，而驿马的速度大致在20至40公里每小时，即大地震发生约6个小时后城司汇集了受灾情况并派出了驿使，这个工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国府接到报告后并没有马上向京城禀明，以出羽国飞驿入京需9至12天计，出羽国司入报灾情则是地震发生后半个月的事了，而且其间国司、城司没有更多的举措，这无疑完全抵消了城司迅捷的工作节省下的时间，反而有了拖延上报灾情之嫌。朝廷接到奏文后高度重视，首先考虑到秋田城边境要塞的军事功能受损，下令差遣援兵五百人调拨秋田，以备非常，并要求国司、城司细录所受损失及民生，飞驿言上，不得有误。这则敕令下达到出羽国府时大约是二月十日前后，而国府何时传达到秋田城，赈灾政策及援兵又何时落实，这都是晚之又晚的事了，当地灾民在三月之前是看不到“曙光”的。其中自然有古代通讯手段落后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其官僚行政体制上有限制，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拖延都将对整项事务的处理带来重大的影响，而出羽国司在其中就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秋田城复原模型

在审视秋田大地震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对“镇秋田城国司”的问题加以重视。秋田城的前身是秋田栅建于公元733年，当时就是国府所在地，至公元760年前后才扩建为城；到公元8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出羽国司要求将国府南迁至河边府，秋田于是成为完全的军事要塞，承担出羽国北部的镇守，至公元804年秋田又停城为郡，秋田的地位降到了最低点；但公元818年前后小野岑守又将出羽国府南迁至酒田城轮栅，羽后地区相对较远，就需要一个像陆奥胆泽镇守府那样的副政治中心，秋田便重新恢复为城，并由国介主持镇守。第一位秋田城司是谁今天已无从知晓，但在现存史料中的城司里，藤原行则是第一个。

其实，秋田城司即镇秋田城国司的前身是出羽镇狄将军和原隶属于镇守府的镇出羽副将军。藤原行则之前确知有四人任类似职务，如下。

1、持节镇狄将军（镇狄将军）：720年九月二十九日，阿倍骏河。

2、镇狄将军：724年五月二十四日，小野牛养。

3、镇守权副将军：777年十二月十四日，佐伯久良麻吕。

4、出羽镇狄将军：780年三月二十九日，安倍家麻吕。

这四人当中，阿倍骏河、小野牛养、安倍家麻吕都是镇狄将军，在当时的地位甚至略高于出羽守，前两人驻守在出羽国第一国府即藤岛一带，只有安倍家麻吕镇守在秋田；而佐伯久良麻吕的职务是镇守权副将军，却驻扎在秋田，当时的镇守将军是兼任陆奥出羽按察使的纪广纯。出羽镇狄将军和陆奥镇守将军一样，其曾经的地位都不下于国府，而到了相对太平的时期一废一降。到藤原行则时期，秋田城司就是出羽介，后又称“秋田城介”，而镇守将军的官阶则大都相当于陆奥介，甚至常和陆奥或坂东某些国的介互相转任。藤原行则何时上任又何时任满我们都无从知晓，但十五年后有秋筱氏永被任命为出羽介的记录，那时氏永应当承担了和行则一样的任务吧，后来还有藤原丰范、忠宗是行等任此职。武家崛起后也多任此职，桓武平氏中即有数人做过秋田城司，那时该职务已演变为新军阀的一种存在形式了。

《日本后纪》卷38逸文（《类聚国史》83正税）天长七年二月廿五日庚午条载：“越前国正税三百束、铁一千廷，赐作同国鹿蒜山保崄道百姓上毛野陆奥公□山。”

地震归地震，喜报还是有的。秋田大地震的灾报入京后一个月，越前国司希望表彰“既然皇风”的俘囚的奏文也上呈圣前。有陆奥国宇田郡吉弥侯部虾夷所衍上毛野陆奥公俘囚内迁入越前国者，在国内帮助修建鹿蒜山的栈道，这可是虾夷人投身国家建设的典范。朝廷便从当国正税中拨出稻三百束下赐之，并给予铁一千廷，这大略是因为上毛野陆奥公俘囚在修建栈道时使用了大量私家的铁料吧。

《日本后纪》卷38逸文（《类聚国史》171地震、83免租税、《日本纪略》）天长七年四月廿五日戊辰条载：“诏曰：‘朕以菲味，祇膺瑶图，寅畏三灵，忧勤四海，景化未孚，皇猷尚郁，咎征之啧，不招而臻。如闻，出羽国地震为灾，山河致变，城宇颓毁，人物损伤，百姓无辜，奄遭非命。诚以政道有亏，降此灵谴，朕之寡德，愧乎天下，静念厥咎，甚倍纳隍。夫汉朝山崩，据修德以攘灾，周郊地震，感善言而弭感。然则，克己济民之道，何能不师古哉？所以，特降使臣，就加存抚。其百姓居业震陷者，使等与所在官吏议量，脱当年租调，并不论民夷，开仓廪赈，助修屋宇，勿使失职。压亡之伦，早从葬埋。务施宽恩，式称朕意。’”

是年四月底，距出羽国上报地震灾情后三个月，淳和天皇下了“罪己诏”，这是天皇家遇到重大自然灾害的惯例。诏书前面大半部分都是废话空话，无非效仿中国帝王的做法，将天灾与失德联系在一起，虚假地自我批评一番，其实天皇和大臣还是该干嘛就干嘛的。淳和天皇主要的意思还是说派下了赈灾的特使，前往实地安抚百姓。朝廷要求特使与地方官吏商议决策，对于遭灾的百姓免除当年的田租和调庸，随后开仓放粮，“不论民夷”，帮助重修官舍、寺庙和城下民宅，并嘱咐要将死者尸体安葬。这则“罪己诏”之所以在这个时候下达，大约是出羽国司又一次灾情汇总抵京，好在没有虾狄叛乱的迹象。不过，这时离地震发生已有整整一百一十天，诏书下传，特使远赴，等到他们去埋葬受灾身亡的灾民尸体时，恐怕已经抛尸荒野四五个月之久了。由此，朝廷和国司的善后事宜也太迟缓了，这也是秋田灾民们的又一大不幸。

《日本后纪》卷38逸文（《类聚国史》173疾疫、《日本纪略》）天长七年四月廿六日己巳条载：“大宰管内及陆奥、出羽等国，疫疠流行，夭死稍多。令五畿内、七道诸国，简精进僧廿已上，各于国分寺，三个日转读金刚般若经，以除不祥，已事之间，杀生禁断。”

下达“罪己诏”的次日，天皇以为奥羽及西海道都发生了疫情，死病无数，便令全国各地国分寺连续转读《金刚般若经》三日以除不祥，期间不得杀生。这对于崇尚佛教的时代无可厚非，但终究是对缓解灾情和疫情毫无用处的，也只能为生者求得一种心理上的抚慰吧。

《日本逸史》卷38天长七年八月四日乙巳条载：“是日，任官。……从四位下清原真人长谷任陆奥出羽按察使。”

伴国道客死任上是在天长五年的十一月，他死后按察使一职是由建功颇伟的故陆奥守小野岑守续任的。此时岑守已经担任多年，比之前更为老道，但由于出了伴国道被排挤出京并客死奥羽的前车之鉴，小野岑守表现得十分低调，远不像太守任上那样雄姿勃发。可尽管如此，小野岑守也还是被折腾死了。是年四月十九日壬戌，出云国献神宝，年已五十三岁的岑守被要求长久立于朝堂，竟因此病发而亡，实在可惜。于是，三个多月后朝廷以新任大纳言清原夏野的从兄从四位下左卫门督清原长谷遥任陆奥出羽按察使，这便是小野岑守的后继者。第四节里我们已经提到过长谷的经历，这里就不赘述了，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他和藤原冬嗣以来的按察使们一样，在任内对奥羽无所建树。

《日本后纪》卷38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天长七年十月十五日乙卯条载：“出羽国俘囚道君千前麻吕，特预得度，褒精进也。”

是年十月，有出羽国夷俘道千前麻吕获准剃度出家的记录。“道君”即“道公”本是大彦阿倍系的姓氏，据说为其孙屋主田心之后。阿倍系在北陆发展，越国虾夷中便渐渐有了冒姓“道君”的人。出羽本从越后国分出，其虾夷中也有大量本与越国虾夷同种，由此也有染“道君”之姓者，千前麻吕即属此类。而此时剃度名“褒精进”，实际上也是加强佛法在出羽俘囚中的传播，让他和各国分寺中转读《金刚般若经》的僧人一样，超度夷狄中的死者，抚慰生者的心灵。

《日本逸史》卷38天长七年十月十五日乙卯条载：“增加出羽国出举，论定稻六万束，公廨稻十四万束。人民蕃息，兼边吏乏资也。”

同日，朝廷下敕增加出羽国的稻出举额度二十万束，其中正税六万束，公廨十四万束，以此解决该国严重的财政紧张。出羽国建立至今已有118年，由于朝廷强迫性的移民和流配以及人口的自然流动，出羽国的人民繁衍增加，已不可与初建时同日而语了。相应的政务和需要花销的公事及公共设施也随着国的发展日渐增多，而三次迁移国府又大量耗费了府库中的积稻，是年正月的秋田大地震更是雪上加霜，无数人民需要抚恤，大量房舍需要重建。至此，国司的财政已完全枯竭，不得不向朝廷请求增加出举。二十万束新增稻出举可得利稻六万束，这笔附加额也并不多，加上必定有人会中饱私囊，这点从稻出举增长主要在国司官吏最后可以瓜分的公廨稻就可看出他们暗含这种不良居心，真正能够用于政事的还是不足。当代古秋田城遗迹考察结果显示，秋田城在天长七年时受到的大破坏没有得到完全的修整，比如断裂的地面和倒塌的城墙就没有完全修复，这也与该国财政上出了问题有关。四十多年后暴发的元庆之乱让此时国司的后继者们颇尝了苦头，秋田城被攻克，储藏的兵甲器械被愤怒的虾夷人抢劫损毁一空，一把大火更将城池内外的屋舍烧为灰烬。秋田城被攻克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没有将天长七年大地震造成的破坏彻底修葺复原，元庆之乱对秋田城造成的损失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弥补，这也是此时的国司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二十、出羽国仓库充实百姓穷弊（830-833）

《日本后纪》卷38逸文（《类聚国史》32游宴、《日本纪略》）天长七年十月十九日己未条载：“山阶寺僧智兴，造建陆奥信夫郡寺一区，名菩提寺，预定额寺例。”

道千前麻吕剃度后四天，智兴和尚在陆奥国信夫郡所建的菩提寺成为定额寺。山阶寺就是著名的藤原氏氏寺兴福寺。天智八（669）年藤原镰足身患重病，夫人镜姬王为使其康复向神佛祈愿，并为供奉释迦三尊、四天王等于山城国山阶陶原即今京都市山科区北部修建寺庙，即称山阶寺，后该称亦以兴福寺别号被使用。壬申之乱后，都城迁回飞鸟，山阶寺亦一并移建至大和国高市郡厩坂即今奈良县北部橿原市南部，取地名为厩坂寺。和铜三（710）年迁都平城京时，在藤原不比等主持之下寺院又迁至平城京左京三条七坊即今奈良市核心部登大路町，从此称为兴福寺。奈良时代以来，朝廷及藤原氏众多大小佛事多有在此行者，此寺规格之高可见一斑。而该寺僧人远至陆奥建立新寺，足见奥羽佛教也已兴起。陆奥信夫菩提寺位于今福岛县北部福岛市东侧的饭坂町汤野之饭坂温泉一带，在福岛市区北面，如今该寺已经废弃，称为“西原废寺”，观其周边环境确是一处适宜于沐洗温泉、静修佛法的场所。所谓定额寺就是贵族、僧侣私自建立而得到国家追认的寺院，这些寺院由此逐渐转变为官寺性质，而没有成为定额寺的私寺则必须停废。由于智兴的后台是藤原氏，所以菩提寺得以顺利地成为定额寺而受到官府在政治经济上的保护及控制。

西原废寺遗址

《日本逸史》卷38天长七年闰十二月廿五日乙未条载：“太政官谨奏，增加出羽国官员事：‘大小目各一员，元员一人，今加一人；史生四员，元员三人，今加一人。右被国守从五位上勋六等小野朝臣宗成等解称：“此国顷年户口增益，仓库充实，稽于遂初，寔为殷繁。又雄胜、秋田等城，及国府戎卒未息，关门犹闭，配此数处，国司少员。方今虽干戈不动，边城静谧，而豺狼野心，不可不慎。望请准人数，增加官员者。”圣人垂教，沿革在于适时，元后临民，法令在于便物。然则虽设职合官，既焕于旧典，而权宜改易，事归于财成。臣等商量，所定如右，伏听天裁，谨以申闻谨奏。’闻。”

天长七年年底，出羽守小野宗成上奏，请加出羽国官员。小野宗成认为，出羽国自建立以来，人口繁衍渐多，土地开垦渐广，每年收获稻谷甚众，正仓库存充实，比起初建国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又出羽为边境之地，除国府外还有雄胜、秋田等城需要驻军把守，以防不测，而国司官员必须常驻各城，负责统筹。仓库充实加上事务众多，所以官员就显得少了，力不从心。太政官奏请增加官员数量，设大目、少目各一人，史生四人。小野宗成所说应当属实，如今的出羽国确实非昔日可比，增设官人理所应当。而且，是年十月增拨了十四万束的公廨稻出举，每年可获利稻四万二千束，也足够支持新增的官员用度。按公元757年十月十一日乙卯太政官符规定，国司离任时可将剩余公廨稻自行处分，分配方式是“长官六分、次官四分、判官三分、主典二分、史生一分，其博士、医师准史生例，员外官者各准当色”。出羽国原有守、介、掾、目各一人，史生三人，弩师、医师等若干，当时分配约分为二十份；而如今则守、介、掾各一人，目二人，史生四人，弩师、医师若干，则需加三份。公廨利稻增额达四万二千束，相对于二十分之三的分配量来说是十分充裕的，完全能够支持扩员。至此，出羽国司人员配置方面已经超过了一般的上国，比之多了一名少目，还比大国少一名少掾和一名史生，实际上成为介于上国与大国之间的特殊体制，这无疑也是出羽国地位提升的体现。

这里明确提到了此时的出羽守是小野宗成，与小野岑守和泷雄了来自同一个家族。这年正月七日壬午有他由从五位下叙从五位上的记载，他担任国守也大致在此时。也就是说，秋田发生大地震后不久，他就得到任命，在淳和天皇因地震而下达“罪己诏”时他应当已经抵达任所，而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震灾善后事宜，随后又奏请增加了出羽国的公出举量及官员配置。事后，我们没有看到出羽国发生动乱或大饥荒的记录，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大容易的，尤其是在百姓与夷狄激烈对抗的出羽。所以，小野宗成也可以说是一位干练的人物了，并未辱没岑守等同族之名。

由于史料散佚，小野宗成在担任出羽守之前的情况我们已无从知晓，可以确知他在公元837年六月仍然在出羽任上，而公元840年二月五日壬子转任民部少辅，六月十日甲寅又改任大藏大辅，之后就不见有关他的记载了。那么，他应当是连续两任出羽守，这是不多见的。又从民部、大藏两省的任职，我们可以推测小野宗成当是一位文官，而不是像坂上氏那样的武将。

《日本后纪》卷39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天长八年二月九日戊寅条载：“甲斐国俘囚吉弥侯部三气麻吕、同姓草手子二烟，附贯骏河国，便鱼盐也。”

天长八年即公元831年，朝廷许可甲斐国的内迁夷俘吉弥侯部三气麻吕和草手子两家人改贯骏河，理由是方便其从事捕鱼和晒盐的生计。这说明三个问题：一是，三气麻吕、草手子两家人虽然内迁，但过去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仍以渔猎为主，这是多数俘囚此时的实际情况。弘仁十四年甲斐是发生过俘囚叛乱的，这正是因为当地夷俘没有脱离旧有的谋生手段而生活极度困难所致。二是，他们能够改贯骏河国，说明他们在此前已经频繁地从甲斐居住地越境抵达邻国，这是当国夷俘专当失职的体现。三是，朝廷得知此事，并没有谴责国司，而同意其改贯以方便生活，这是体恤夷俘的表现。而过去的俘囚改贯都是带有强制性和惩罚性的，此次全然没有这种内涵，说明朝廷对俘囚的人身禁锢政策有所减弱。

《日本后纪》卷39逸文（《类聚国史》99叙位）天长八年四月廿六日癸巳条载：“授勋五等吉弥侯部盐子雄外从五位下。”

是年四月朝廷给俘囚长吉弥侯部盐子雄叙外从五位下，这是大族长才能得到官位，但不知盐子雄是何处的俘囚长。

《日本后纪》卷39逸文（《类聚国史》84公廨）天长八年五月廿三日庚申条载：“加举陆奥国公廨稻一十三万束，优边吏也。”

继去年出羽国公出举量骤增二十万束以来，陆奥国公廨亦请增加十三万束，但理由却是冠冕堂皇的“优边吏”。陆奥国是大国，本当有公廨稻四十万以供出举，又加上要支持镇守府开支，就要比一般的大国增加六分之一以上的额度，此次又增加十三万束，使得该国公廨稻达到了空前规模。至公元844年止，国司和镇守府公廨本稻总合达到753378束，其中国司641200束，镇守府112078束；按当时公出举十束取三的利息，可得利稻225983.4束，其中国司192360束，镇守府33623.4束。如此多的利稻无疑是对陆奥国人民的再次剥削，则“优边吏者，苦民生也”。

《日本逸史》卷39天长八年七月十二日丁未条载：“任官。……从四位下清原真人长谷……并任参议。”

是年七月，从四位下左卫门督兼陆奥出羽按察使清原长谷被任为参议。由于前两位按察使都“殉职”了，清原长谷一直担忧自己的前途，做事十分低调。因为前两任还都是参议，而他却只是个一般的京官，以这样的身份出任按察使是很容易被撵出京，清原长谷在陆奥这鬼地方任大掾长达九年，早就待够了。憋了近一年，这天他终于成为了参议，跻身公卿之列，大略是能舒一口气了。藤原氏也不像忌讳伴氏那样敌视清原氏，于是两家相安无事。但清原长谷的按察使当得心里还是不踏实，总想早点卸任，这个荣衔不是那么好戴的，等到两年后新皇登基时，他终于如愿以偿，丢掉了这个包袱。可他解去按察使只一年便去世了，享年六十一岁。

《日本后纪》卷39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天长八年十一月五日己亥条载：“安艺国俘囚长吉弥侯部佐津比古叙外从八位下。俘囚吉弥侯部军麻吕叙外少初位下。以已狎华风，教喻有方也。”

公元831年十一月，朝廷给安艺国吉弥侯部虾夷佐津比古、军麻吕二人叙位，但位次都不高。起初只有常陆国在处理和夷关系方面较有成绩，如今这种俘囚“既然皇风”的良好态势已经遍布西日本，朝中一定又有人为此歌功颂德了。

《日本后纪》卷40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天长九年七月廿七日丁巳条载：“出羽国言上，穷弊百姓。诏，令赈给，夷俘又在此内。”

天长七年年底，出羽国守小野宗成在上报中说本国“仓库充实”，而两年后的七月末却上奏百姓“穷弊”。七月底正是丰收之季，此时称百姓“穷弊”请求“赈给”必然是因为年谷不登了。这种歉收的情况在出羽国绝不在少数，那么国郡就是怎么“仓库充实”的呢？这其实并不矛盾。因为朝廷是通过收取田租、地子，以及对公出举收取利息的方式获得收入的。而当时百姓穷困，蜂拥求贷，每年公出举的利稻收入可与田租等收入相当，即若出举利稻仍能照常收取，即便发生颗粒无收租税不能征取的情况，国郡财政照样能够正常运作。而两年前出羽国还增加了二十万束的公出举量，这会增加六万束的利稻，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百姓的负担无疑更重了。

那么，为何百姓明知借贷无益还要走这条路呢？这和当时的经济体制有关。如一户二十口之家，其中男子六人，女子六人，其余为老人与孩童。按照班授口分田的规定，男子一人二段，女子一人一段百二十步，半大的男子也可分得少量田地；但当时国家分配口分田很不积极，百姓大多不能分得足额，即使分到也多是下田或下下田，因此此户二十口人能得二町就不错了。当时上田每町产500束，至下下田仅可产150束，而太宰府管内剩田产出的一份数据表明，平均产量大略是390束每町，比中田还低；于是，若侥幸没有遇上灾害，该户可得780束左右的收成。而依据当时朝廷赐田赐耕的情况，一町田地需要投入的成本可达120束，就算农民不投入那么多，二町田共180束还是需要的，则其一年获利是600束。二町田要交田租，这个数目并不多，仅30束，这户人家承担的庸调不是以稻束为单位，计算比较复杂，今粗略以30束代替，那么此户还剩540束可作口粮和日常开销。按朝廷规定，服役的镇兵每年口粮为7.3斛，大略与73束相当，即一个成年男子正常情况下每年要吃掉这些粮食，若按女子所食为男子三分之二约48束，而老人、孩童则半男子为36束，于是此户共需1014束，远远超过了540束的余稻。即使再省吃俭用，这接近两倍之数也是无法就此弥补的，而且还有除了吃饭外其它的开销。由此，百姓们不得不去耕种官府的剩田，交纳百分之二十的地子即每町100束，再去掉90束的成本，产出还是390束，则每町可多获200束。即便承担了与口分田相当的劳动量，这户人家也只能达到940束的收成，离吃饭的底线还有74束，别花销还全然没有计算在内，这些缺口就都只能依靠借贷。由于一般的公出举利息比较低，所以百姓们首先去借公稻，因此没有哪个国会担心公出举的额度用不完，只会为公稻不够借而犯愁。百姓们一旦借贷，就必须承担每年30%甚至50%的高利，就此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如果再遇到点灾害，那简直就是惨绝人寰了，赈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所以，全国上下就出现了“仓库充实”而“百姓穷弊”的情况，出羽如此，陆奥如此，国国如此，郡郡如此。这也是农民们纷纷破产，土地遭到兼并，寄身庄园的原因。

《日本后纪》卷40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天长九年十二月廿日戊寅条载：“伊豫国俘囚吉弥侯部于止利等男女五人，移配阿波国。优情愿也。”

去年二月，有甲斐国俘囚因生计关系被允许改贯骏河国的记载，而公元832年底朝廷又以“优情愿”允许伊豫国吉弥侯部虾夷于止利等五人改贯阿波国，这再次昭示了朝廷对内迁俘囚人身限制已经有所放宽。

《日本后纪》卷40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天长十年二月廿日丁亥条载：“筑后国夷第五等都和利别公阿比登，叙从八位上。输私稻资弊民也。”

天长十年即公元833年二月，筑后国上报虾夷人都和利别阿比登以私稻资助受困的百姓，朝廷给其叙位从八位上以示表彰。“都和利别公”虾夷情况不明，仅可知其种姓为“公”，“都和利别”或为虾夷地名，今无考。九州的俘囚祖上大多是防人，朝廷自飞鸟时代以来便常将擅长武术的虾夷人调来九州，防御来自大陆和半岛的威胁，后来也防御海寇。因此，九州俘囚们大多有勋位，可以享受朝廷奉禄，生活无忧，并能有余粮。和夷关系缓和后，地方上发生了灾情，百姓穷弊，这些豪爽的勋位俘囚就会拿出自家的粮食来接济百姓。第五等都和利别阿比登不过是其中一人而已，我们在第十八节中提到的丰前衣良由和丰后良佐闭也是类似的典型案例。

天长十（833）年二月廿八日乙酉，淳和天皇让位于皇太子，新皇登基，是为仁明天皇。仁明天皇名正良，是嵯峨天皇次子，母亲是橘清友之女嘉智子，即位时二十四岁。《日本后纪》的记录也到此结束，这意味着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到来，本文对史料的称述也在此嘎然而止了，敬请见谅。

二十一、后记

本文的正题是“镇夷史料事纪”，与拙作《征夷史料事纪》仅一字之差，自然是其续作。之所以叫“镇夷”，一方面是因为这段历史的主线之一是陆奥出羽的夷狄镇守，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古代有着“征、镇、安、平”的称号由高至低，这里也借用这种提法表示虾夷对于日本政治史的重要性逐步减弱。目前准备在这四个字外增加“抚、宁”二字，总共做成六篇，记叙平安前期以上的和夷关系史。本文的副题是“续征夷史料事纪”，这里的用意更为明显，是在模仿日本六国史的题名方法。但由于前作为了保证“征夷”描述的完整性跨越了《日本书纪》、《续日本纪》和《日本后纪》这三部作品，所以《征夷史料事纪》系列中的各部和六国史的对应性被破坏了。本文以《日本后纪》的末尾为记叙终点，其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慢慢地将两者重新匹配起来。当然，本文写到这里收笔也不完全是为了配合二者的内容，因为仁明天皇时期的和夷关系确实有了新的气象，这种气象一直维持到六国史记叙时代的终结还在延续。我们这里暂且卖一个关子，请读者耐心等待以后的解答吧。

这部作品涵盖的时间不长，前后只有嵯峨、淳和两代二十多年，但和前作《征夷史料事纪》比起来却既好写又难写。

好写有两个方面：一是，时间跨度小，前后出现的事件和主要人物都不多，而且很多与前作中的人和事有关联，笔者书写和读者阅读起来都容易搞清楚。因此，本文在创作时大量回述以前提到的内容，甚至将前作直接作为了参考文献。二是，二十多年间的主线很明确，无非两条，一为前面已经提到的陆奥出羽两国的夷狄镇守，另一为其它各国的俘囚教化。前一条线有文室绵麻吕二度征夷、小野岑守治理奥羽、天长七年秋田大地震和出羽的再发展四个主要环节，后一条线则有夷俘专当、出云荒橿之乱、常陆国和夷共睦、甲斐吉弥侯部井出麻吕之乱及诸国俘囚既然皇风等几个主要部分。理清了两条线索和这些内容后，整篇文章阅读起来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难写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史料短缺。因为本文主要依据的还是散佚极为严重的《日本后纪》，虽有鸭佑之的《日本逸史》有所弥补，但史料脱漏的情况仍屡屡发生。比如某个阶段何人充当国守、镇守将军，某人在任上有何作为等等，读者会发现这些问题常常说不清楚，那是很令人遗憾的。于是，我们为此不得不经常地进行分析和推理，从一些其它的资料来拼接出残缺不全的图案，光圆仁、空海两位高僧的文字我们就引用了三次。二是，本文时间跨度小，但却不能让文字上太单薄了。于是，我们在记述事件、人物时会把视野放得更宽，将“涉案”人物的事迹交待清楚，还要通过“回顾”的方式整理前作中疏漏的地方，这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物部小事、小野永见和吉弥侯部虾夷发展情况。这些拓展不但使得本文的篇幅充实了，而且变相地将时间跨度前推后延了很多年。同时，我们在回顾历史时也纠正了过去叙述中的一些错误，如果读者们在阅读时发现本文和《征夷史料事纪》有矛盾的地方，请以本文为准。此外，我们也把一些与和夷关系史有关但关系并不太强的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如张觉济、李少贞参与出羽特产走私，伴国道出任按察使与藤原氏的政治阴谋等，还有一些涉及日本古代“食货”的内容。这些内容的添入，丰满了本文的题材，形成以“镇夷”为核心的大“和夷史观”。克服这些写作难点之后，我们也略微感到了一些成就感。

比起前作《征夷史料事纪》叙述的五百年风云历史来，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太短暂了。但嵯峨、淳和两朝的和夷关系史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首先，奥州三十八年战争已经结束，和夷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和平与融合，如何改变观念、政策和制度，将“征夷”转换到“镇夷”是十分关键的。陆奥出羽按察使的荣衔化、镇守府的降格与军事改革、出羽国地位的上升，以及秋田城司的冒头，这些都是夷狄镇守方面表现出来的新气象；而俘囚教化从最初的叛乱与镇压，到常陆国“一枝独秀”，再到天长后半的西日本“全面开花”，这也为以后内迁俘囚的安置开了个头。这二十多年的事态演进，绝对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一般的读者都是喜欢看情节的，而本文在这方面存在缺陷，这主要是由于这段历史缺少大英雄而这段记录大多丢失的缘故。《征夷史料事纪》中英雄辈出，有大彦、日本武尊、阿倍比罗夫、大野东人、惠美朝狩、百济俊哲、大伴弟麻吕、坂上田村麻吕、文室绵麻吕等等；而本文提到较有成就的人物即使加上大部分事迹在前作中的文室绵麻吕和巨势野足，也就三四个，其中最突出的小野岑守也没有什么战功可观，这要让读者们失望了。相反，倒是回顾中的征夷副将军小野永见和悲情人物伴国道更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我们在此希望，尊敬的读者们不要把这看成本文的缺点，权且当作是个特点吧。

要说的已经说得差不多了，进一步的叙作还没办法预期。为了保持完整性，也为了能让读者看得清楚些，这里将文本涵盖时间段内的按察使、国守、镇守将军罗列如下，以作本文结尾，就此了了。

陆奥出羽按察使，七人，八任：

0、文室绵麻吕；

1、巨势野足：815年正月十日任，816年十二月十四日故；

2、藤原冬嗣：817年正月十一日任，821年正月初九为右大臣，解按察使；

3、良岑安世：821年二月五日任，825年正月解；

4、伴国道：825年正月十一日任，826年正月解；

5、伴胜雄：826年以正五位上陆奥守兼，828年初解；

6、伴国道（镇东按察使）：828年二月二十七日饯行，828年十一月十二日故；

7、小野岑守：约828年底至829年初任，830年四月十九日故；

8、清原长谷：830年八月四日任，833年三月解。

陆奥守，五人，五任：

0、佐伯清岑；

1、佐伯耳麻吕：812年正月十二日任；

2、小野岑守：815年正月十日任；

3、坂上广野：820年正月任；

4、伴胜雄：824年任；

5、笠广庭：828年闰三月二日已在任。

出羽守，三人，三任：

0、大伴今人；

1、百济教俊：812年十一月二十日任；

2、小野泷雄：约818年任；

3、小野宗成：830年闰十二月二十五日已在任。

镇守府将军，二人，二任：

0、佐伯耳麻吕；

1、匝瑳足继：812年二月十日任；

2、坂上清野：819年正月任，820年解。

参考文献

1、六国史

2、《日本逸史》，鸭佑之

3、《坂上系图》

4、《征夷史料事纪》，山名宗纲、山名宗泽

5、《先代旧事本纪》

6、《新撰姓氏录》

7、风土记

8、《中日关系史》，张声振，吉林文史出版社，198*月第1版

9、《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仁

10、《怀风藻》

11、《弘法大师全集》，空海

12、《公卿补任》

13、《秋田县史》，狩野德藏，耕读斋藏版，1908年7月

14、吴玲，《九世纪唐日贸易中的东亚商人群》，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3期，2004年9月

15、神奈备にようこそ http://kamnavi.jp

16、玄松子の记忆 http://www.genbu.net

17、http://jurosodoh.cocolog-nifty.com/j_catsles/2004/06/post_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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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兴福寺 http://www.kohfukuji.com/

20、Yahoo!地图情报 http://map.yahoo.co.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