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实上在当时有另一条出口白银的贸易路线已经持续开放了超过60年，日本白银通过这条路线不断的运往中国。这条贸易路线以日本西北的对马岛为起点，经朝鲜抵达中国。那时大部分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都是在福建、广东这些中国南部沿海省份卸货，而对马—朝鲜路线则是向北行进，经由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几个城市，最后抵达北京。

从17世纪中叶直到18世纪中叶，除了长崎的贸易之外，还有对马—朝鲜这条贸易路线不停的将日本白银输往中国，同时进口中国的生丝、丝织品以及朝鲜的人参。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商人们之所以能够不受幕府控制，持续将白银出口到朝鲜，正是因为这一贸易体系完全不同于长崎贸易。不过，由于经对马岛出口的白银全都是德川幕府发行的银钱，这些贸易还是极大程度上受到了17世纪后期日本货币体制变化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把重点放在日朝贸易中白银的流转，并且将以量化的形式显示这些流转如何影响中朝贸易以及日本的货币体制。

一、德川时代的日朝贸易

前现代的时候，位于朝鲜海峡的对马岛像一座“桥梁”，联系着日本与欧亚大陆。对马岛民坐收这样的地理优势，依靠对朝贸易为生。对马岛领主宗氏一族在14世纪期间取得对该岛的政治控制。接着，从15世纪早期起，宗氏就在日朝之间的外交、经济联系方面一手遮天。这样的局面曾于16世纪90年代被文禄之役打断，但又在17世纪得以恢复。这都要归功于1607年时宗氏为德川将军重建与朝鲜的国交，而后又于1609年自行与朝鲜交换了外交文书（译者注：已酉条约或称庆长条约）。因此，德川幕府与朝鲜李朝均视对马宗氏为双方之仲介。

17世纪30年代，日本锁国政策甫一运作便给予许多参与海外贸易的日本人沉重打击，但是这却使得对马宗氏的作用显得越发重要。德川幕府的锁国令对于外界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对西方，驱逐天主教势力；第二，对东亚，则明确日本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圈。就第二点而言，锁国令只允许中国商人在长崎进行私营贸易，并且拒与中国官方建立任何外交关系。日本一面避免涉入中国秩序圈，一面与朝鲜保持平等的外交关系，此外还将琉球王国纳为属国。德川时期，对马宗氏在东亚始终维持着一种超然地位，幕府也对对马—朝鲜贸易相当看重，这都是因为能向日本本土市场提供中国货物的渠道实在太少了。

长崎的日本商人并不能离开日本，相比之下，对马岛民可以搭乘由宗氏管理的船只，前往朝鲜半岛南端的釜山倭馆。这些专门以海外贸易为目的的航行，在整个德川时代之中可谓只此一家。对马的贸易船舶由宗氏发放通行证，由于受1609年已酉条约的限制，每年对马岛只能派遣20艘商船到朝鲜。不过数年过后，在朝鲜官方的默许下，对马藩设法在配额之外增加赴朝商船数量，从中牟取更多利润。对马藩逃避配额的手段不少，例如，许多小型船只“陪伴”那些获得官方认可的母船进行每年两次的航行；其他一些无证船只则以执行“特殊任务”或“送信至倭馆”等借口，在一年之间数次前往朝鲜。据宗氏文书的记载，1709年中，共有90艘船舶往来于对马、朝鲜，其中大约30艘较小船只将白银运往釜山倭馆。

对马—朝鲜贸易分为两种形式：官方形式，对马藩与朝鲜官方按照外交协议规定的数量，相互交换些不值钱的礼物与商品；再就是民间形式，对马与朝鲜双方的官员和商贾在每月开放六次的市场中进行交易。与前者不同，后者不受任何数量限制，尤其是在白银出口与进口中国货物方面。这样的交易为对马藩带来了巨大利润。

尽管有关对朝民间贸易的史料稀少，但宗氏文书中还是保存着一份由对马官员记载的贸易帐簿，这份帐簿提供了1*年至1710年的贸易记录。根据帐簿所记（见图二），白银占了对朝全年总出口的一半以上。以那些白银为交易物品，对马岛民进口了大量中国的白色生丝。从表一可知，1686年银钱出口量达到了最高峰的十余吨。自1*年到1710年，日本白银出口总量约为188吨，平均每年出口7吨。在同一时期的长崎，因为幕府的限制，主要出口商品却是铜条而非白银。因此，1686年间，那些仍被允许从事白银出口的中国商船仅从长崎运走了2吨白银，这一数量不过是对马—朝鲜白银贸易额的五分之一。到了1708年，幕府更是决定将长崎的白银出口限额定为每年0.6吨。换句话说，幕府的限制导致长崎与对马在中日白银贸易中的经济地位发生转变。

三、“白银之路”的季节周期

对马利用小船十分谨慎地经营着白银运输，白银运输从日本的中国生丝市场中心——京都开始，对马在那里卖出从朝鲜购来的丝绸，并筹集返程后用于出口的白银。从京都至对马的行程长约七天，白银会在对马卸载，不久后便有其他早已准备妥善的运银船运往釜山倭馆。

这些特殊的运银船一般两、三艘或者五、六艘为一组开往倭馆，而白银则会在民间交易时流入朝鲜商人手中。在对马提交白银至收到相应货物之间会有几个月的延迟。如之前提到的，《馆守日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船只运营方面的宝贵信息。笔者想要利用这些日记，根据1711年至1750年的阳历—阴历，提出一些关于每月白银运输量的有趣数据。表四清楚地显示了每月白银出口量的波动，而且这些波动有其固定的规律。例如，在1711年至1720年间，八、十、十一月的白银运输量较其他月份更多。从表中整个时间段来看，八、十、十一月的白银运输量比重分别达到了15.8%、21.7%、13.1%，如再加上七月的运输量（9.7%），那么就约等于总量的60%。

这样的季节周期并非由自然条件引起，而是白银运输的一种特有现象。如果我们看到1681年由对马藩下达给他们驻京都官员的指令，则可以更清楚的理解这一点：一、六月输送2.6吨白银至对马，用于皇历赍咨官使行出使；二、八月输送5.6吨白银至对马以备冬至节使出使。前者必须在第七至第八月间送到，后者须在第十至十一月间送到（译者注：皇历赍咨官使行（The proffering ceremony of the Chinese calendar,直译为“授历之仪”）与冬至节使（the Winter Solstice ceremony，直译为“冬至之仪”）是朝鲜的两种定期朝贡使团，朝鲜商人主要通过朝贡前往中国展开交易。）。换言之，白银运输的季节周期源于供应时机。那么，对马为什么对于在这些特定时节期间的白银运输如此关注？

前面提到的“皇历赍咨官使行”与“冬至节使”对于中朝之间的外交、经济关系有着深远影响。每年朝鲜李朝都会派遣使节团前往清廷进贡朝拜，以履行他作为中国附庸国的义务。17世纪中叶之后，朝鲜使团每年会前往北京两次，出席冬至与元旦的朝贡，并且领受皇历。（译者注：“丁丑约条”规定一年五度固定使行，即万寿、中宫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但实际上中宫千秋、皇太子千秋之进贺使并未派行，其余三大节（万寿、冬至、元旦）加上年贡使，合并而为节使，其全称应为“进贺冬至、正朝、万寿三大节兼岁币使”。）若算上“别使”，朝鲜每年平均往中国派遣三到四支使团。（译者注：别使，即不定期使行，主要有谢恩、进贺、陈奏奏请、陈慰进香、问安等事由。）每个使团的“正官”人数不超过35人，但是整个使团的总人数却往往超过这一数目，而冬至节使的规模更是超过了300人。冬至节使是朝鲜规模最大的朝贡贸易使团，这是因为使团中还有扈从、马监、杂工等其他人员随行。这些随行人员大多是从事中朝贸易的商人，其中不止是官方贸易，也有私人贸易。尽管冬至节使披着外交使团的外衣，但考虑到使团的人员构成以及经济活动，它只能被视为一支“商队”。这支“商队”从中国带出对马所需要的货物，而他们所携带的用于付款的白银大都产自日本。

16世纪后半叶以降，日本迎来了一次采掘潮，而正当日本开始生产大量贵金属时，朝鲜的产量却十分稀少。与日本相反，朝鲜选择关闭国内的矿山，并将贵金属从朝贡品的单目中删去。然而朝鲜夹在中日之间的地理位置注定它无法对白银漠不关心——一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进口国，另一边则是亚洲最大的产银国。另外，由于朝鲜除了人参以外再没有其他有价值的货物，这也促使朝鲜成为对马与中国之间的白银转口贸易商。

当然，数量可观的白银通过几种方式从朝鲜再出口至中国，比如使者与商人的私人贸易、中朝边境走私，而大多数白银的再出口则是发生在朝鲜朝贡使团进出中国的时候。（译者注：再出口,也称复出口，即外国商品进口后，未经加工又输出到国外。）首先，朝贡使团的正官每人准许携带大约2000至3000两（75-113千克）白银或人参。由此可知，有着35员正官的冬至节使总共可以携带74000两（约2.8吨）白银。当白银及人参的私人贸易获得认可，大多数正官将他们携带白银的特权转手给贸易商人，而原先固定的白银出口量也不再有人遵循。有资料显示，冬至节使每次共携带80000两（3吨）或更多的白银。另外，白银也会经由别使或走私商出口，但无法得知其数量。

朝鲜定期使团的行程总是固定的：皇历赍咨官使行阴历八月从汉城出发，十二月自北京返回；冬至及元旦节使于阴历十一月起程，直到次年四月才会返回汉城。因为随着朝鲜使团启程时日的临近，倭馆的白银交易也会变得越来越活跃，所以这些因素无疑影响着京都白银运输的季节周期。总而言之，京都—对马—釜山—汉城—北京，日本白银从条“白银之路”流往朝鲜与中国，其间配合朝鲜朝贡使团的行程，白银流量会出现一年两次突增。我们可以将其分别称为“夏季流程”与“秋冬流程”：

一、

夏季流程

六月，京都——对马；七月至八月，对马——朝鲜；八月之后，朝鲜——中国

二、

秋冬流程

八月，京都——对马；十月至十一月，对马——朝鲜；十一月之后，朝鲜——中国

四、国家经济与白银出口

在最后这一章节中，笔者将讨论为何18世纪30年代后对马的白银出口会从较高水平急剧下降。

对马与朝鲜之间的贸易有两点特殊之处。第一，由于对马藩缺乏农业基础，其经济依赖于白银出口。贸易量与白银出口量挂钩，直接导致对马藩收入随着后来白银出口的萎缩急剧减少。此外，对马—朝鲜贸易维系着朝鲜与德川幕府之间的外交关系，而对马藩在其中充当仲介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贸易的没落很可能造成两国间外交活动的降温。

第二个特殊之处涉及到对马—朝鲜贸易管理的本身。如前所述，尽管总体上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但与朝鲜半岛还是有着贸易往来。幕府也有其势力无法触及之处，既不能切实地监视对马藩在市场中的一举一动，也无法掌控确切的白银出口量。换言之，白银出口量是由市场商业环境决定。就算幕府试图限制贸易，也不能像在长崎那样，手持律令对着对马藩指手划脚。正是因为这两点特殊之处，幕府才容许对马白银出口持续如此之久。

不过，新井白石这位儒者担任七代将军德川家继的顾问后，最终推翻了原先的白银出口相关政策，并将之导向迄时从未考虑到的“国家利益”。他首先对本国贵金属的生产、存储及出口作出估算，并于1714年将钱币成色恢复到庆长年间的水平（正德.享保改铸）。同时，新井白石放眼观察德川幕府的政治社会构架，提出日本应该减少贵重品——特别是银、铜——的出口，换以促进本国产业发展、提高生产力等方式增加收入。尽管后来幕府再次改铸劣币，但也基本支持新井白石的这些观点。

因此，幕府决定在某种程度上遏制对马藩强劲的白银出口。到了1737年，幕府终于有机会这么做。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改铸劣币，将银钱的纯度从80%降至46%（元文改铸）。依照旧例，幕府准许对马铸造出口5.3吨特铸钱（人参代往古银），但同时却规定对马除进口人参一项能够以溢价50%的水平用元文银兑换特铸银（即1.5两元文银可兑换1两特铸银），其余情况下则须溢价99%（即1.99两元文银可兑换1两特铸银）。对马藩无力承担99%的溢价，而在实际操作中特铸银也不可能始终用于人参进口。这使得幕府能够从供给端控制对马藩的出口。此外，溢价50%的特铸银兑换数量是基于上一年的人参进口量而定，幕府从而得以监控实际的人参进口量。幕府的一系列动作无疑是有效的，银钱的出口也随着中朝贸易的衰落而趋于下滑。这也就是为什么图三中的白银出口量自18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会急剧下降的原因。

与此同时，幕府为了维持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不得不对陷于经济衰退的对马藩伸出援手。财政援助由此而出，援助形式则多为赠与或者无息借贷。有评估表明，1734年至1841年之间，幕府给予对马藩的财政援助达到了1500万两金币（价值相当于800万蒲式耳大米，1蒲式耳=3.524升）。这些金援大概就是对关闭“白银之路”的补偿。

（全文完）

译后记

这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内容有些泛泛，比不得那些成书的研究。要说这篇文章的亮点，我个人觉得当属文章中那些林林总总的数字。那些数字占了文章很大一部分比例——很典型的西方经济论文模式，却也是很多中文领域的史料史论所欠缺的。至于其他，除了英文与经济，这篇文章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我都不甚了了，也就无法扩展出更多的东西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看《宗藩关系下的贡赐与贸易》一文，地址在后面的参考资料里。加上这篇文章，或许能勾画出比较完整的17、18世纪中日朝三国贸易形势。

2008年9月12日

词汇对照

Arai Hakuseki 新井白石


Genbun 元文

Genroku 元禄


Hoei 宝永


Keisho 庆长


Kyoho 享保


Mainikki 每日记


Ninjindai-okogin 人参代往古银


So 宗氏


Tokugawa Yoshimune 德川吉宗


Tsushima 对马

译者注参考资料：

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


http://www.imes.boj.or.jp/cm/htmls/index.htm

《宗藩关系下的贡赐与贸易》，作者：刘为

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ZWGX/2004/12/08/64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