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之所在

仁木宏先生的新著《空间、公、共同体——从中世都市到近世都市》（青木书店1997），是一部超越至此为止的都市史研究的框架，通过都市的分析，意图构筑新的中、近世变革时代历史形象的雄心之作。从书一打头就表明了“同社会总体不同，果然还是都市站在时代先端开始了变动”、“结束中世社会，将日本导向近世的正是都市”（P14）的立场来看，也可以判断出本著是有着相当的说服力的论考。

就笔者的读后感而言，此著虽然准确地整理了这个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且锐利地提示了研究的到达点和课题。但是仁木先生对于所意识到的应以批判和克服的代表性学说的新的独特的论点，却并没有给以充分的说明，给笔者留下了读后未能尽意的感觉。

笔者想要将可以视作其理由的问题集中在以下两点加以指摘。

其一是关于研究视角的问题，中、近世变革期的都市论，当然应该论及首都和地方都市的相互关联。这是由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天下人与地域权力间的紧张关系自然会凝缩于其都市政策中而有所体现。在这点上也如仁木先生所意识到的一样——必须探求出各政权在首都政策上的先见性。关于这点，笔者先给出本书的章节构成。

序章：都市的物语——问题的所在

1章：自由、无缘、场——中世同史论的轨迹

2章：多元与交错

3章：都市民的志向——京都

4章：从佛法到公仪——寺内町

5章：都市的和平——城下町

终章：走向都市的时代

本书的中心部分是从第3章到第5章。分别将京都、寺内町、城下町作为中心而提出，每一章都采取了按照时间顺序开展叙述，导出变革期社会像的手法。虽然从全体上看京都部分占了最大的篇幅，但是其视点不知为何并没有固定在从首都到地方一条线上。难道不是应彻底站在首都的视点上，从其与各地方都市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解释的吗？

其次是——近世都市究竟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仁木先生虽然对小岛道裕、前川要为首的学者所提出的有力见解进行了批判，但是在结果上却和上述两位先生一样将丰臣时代定位为近世都市成立的分水岭。为什么没有将自此以后首都机能从伏见到到江户的转移和由全国规模的筑城热带来的都市的变貌作为分析的对象呢？

至此以来的近世都市史研究，是以庆长年间为中心的江户初期的都市分析为起点进行的。这是因为一直以来近世都市的成立都是在这个阶段探求而出。不对这些成果进行积极的考察批判，即便再是高倡“重视检证中世的达成如何为近世所继承的研究姿态”（P15），也是难以填补横亘在中、近世都市史研究之间的沟壑的。如果是要以克服以往的研究史为目标的话，与其将主要论点摆在战国时代，还不如着力于天正到庆长年间的都市论。

本文将以第一个问题为中心进行检讨，笔者想尽可能以笔者自己的见解与之对置，对仁木先生的劳作予以回应。（1）

（1）本章据笔者在大阪历史科学协议会1997年10月例会上的报告《从都市看中、近世的移行——接近仁木宏先生〈空间、公、共同体——从中世都市到近世都市〉》的准备页的前半部分改写而成。另外笔者关于第二点问题的个人看法，请参考拙稿《近世都市的形成过程——以伊贺上野为中心》（《Mie history》10 1998年，拙著《日本中近世移行期的地域构造》第七章）。

第一节：近世首都的诞生

仁木先生将丰臣时代的京都评价为近世首都的成立（P103——115）。在这里先生注意的指标是保障都市和平的权力的性质问题。先生在至此以来的论稿中也着眼于这一点（1）。具体则是将丰臣政权对武士、奉公人对都市共同体、都市住民的暴行制止判断为“政道”的核心。将之视为从中世权力的飞跃进步。

就笔者的观点来看，丰臣政权的首都政策则以大名对策为主轴。丰臣政权以内乱的终结为优先目的，就武士、奉行人、牢人的非分狼籍等治安问题，则是将之作为从大名对策中派生出来的次要问题来予以考虑的。

本节对在同“问题的所在”中指出的第一点问题相关连的——仁木先生为何要将这一问题作为分析对象这一问题基本不作讨论，而打算以建造在聚乐第城下町中的大名官邸的的意义为中心进行论述。因为这一阶段的大名官邸可以说是之后的江户藩邸的前身，是连接政权和各国的媒介环节，故可认为它如实表现了天下人与大名之间的关系的模式。

在天正十二年（1584）的小牧、长久手会战中一败涂地的秀吉，不得不撤回了在前年表明的大坂迁都、将军任官构想。此时，他在天正十三年七月就任关白，决心对首都京都进行大改造，从第二年二月起，他开始在平安京大内里旧址的内野中建造广大的京都官邸，即聚乐第。

秀吉以关白的立场发布停战令、强制诸大名出仕，来执行对九州、关东、奥羽的大名领国边境划定（译者按：原文作“国分”，以下从之）。极端的说，对于秀吉而言，要说国分的第一目的就是战国大名的臣从也不错。（2）秀吉要求服属大名提出作为臣从证明的人质，而将其安置在京都。

以下来概观一下与之相关的事例。九州国分后，岛津义久将女儿龟寿作为人质送往京都，自己也留京一年。（3）象在天正十三年闰八月执行的北国国分（第二次）后，佐佐成政和妻子也一道居住大坂那样，在经过交战的大名当主投降获赦的情况下，不仅要交出人质，当主本人也得在一定期间内近侍于秀吉身边。

但是在毛利氏的情况下，秀吉在中国国分终结之前就向毛利交还了人质，当主毛利辉元的出仕到了天正十六年才终以实现。这样来看，秀吉和各丰臣大名之间的关系，要受到该大名服属丰臣政权的前后情况的规制，并不全是一模一样的。连在聚乐行幸结束的阶段，也难以认为其麾下大名都在建立了京都官邸。

为脱离这样的阶段，秀吉在进攻后北条氏前夕的天正十七年九月，对全丰臣大名发布了大名本人须同夫人一道在京居住的命令。这是和丰臣政权的专制化经过九州国分到聚乐第行幸而得以推进这一点有着密切关联的。（4）《多闻院日记》在天正十七年九月朔日条中便记载道：“诸国大名众同女中众同道悉皆入住聚乐（第），自今起在京居住之命令已下达，大纳言（丰臣秀长）女中众今日进京”。

这条在京居住令立即被通达至各大名处，例如在第二个月，大友氏便从负责“取次”的毛利氏处取得了“一、以毛利殿（辉元）为始之夫人妻妾同道在京之命令已确实布达至日本各处，连秀长夫人亦入住聚乐”的情报，
“义统样御父子”也被要求在京居住。（5）因此在考察大名官邸的设置和参勤制度的成立上，也应将此天正十七年令评价为一分界点。（6）这可从以下史料中显示的天正十八年的关东奥羽国分后对服属大名的处理与之有直接关联一点中得以判断。

史料①（7）

覺

一、
南部內七郡事，大膳大夫（南部信直）可任覺悟事

（南部内七郡，由大膳大夫负责统治）

一、
信直妻子定在京可仕事

（信直之妻子儿女当在京参仕）

一、
知行方令檢地，台所入丈夫ニ召置，在京之賄相續候樣ニ可申付候事

（应对知行地进行检地，以备足充分之费用在京开销）

一、
家中之者共相拘諸城悉令破卻，則妻子三戶江引寄可召置事

（即便是家臣，也要拆除其所有之一切城郭，携其妻子集住于三户）

一、
右條條及異儀者在之者，今般可被加禦成敗候條，堅可申付事

（不服从以上各条者，应坚决加以惩处）

以上

天正十八年七月廿七日（秀吉朱印）

南部大膳大夫殿

本史料如其第一条就开门见山地显示的那样，是安堵南部信直南部七郡领地的秀吉朱印状。与人质有关系的条目是规定信直妻子在京居住的第二条与下令为了征集在京居住费用而实施检地的第三条。另外，同样内容的领知安堵朱印状也在第二日交付给了出羽的户泽光盛（8）。并且在同年十二月，奥羽的诸领主上京从秀吉处接受领知安堵（9）。秀吉以知行安堵为交换，从服属大名处征发作为人质的妻子，强制大名在京参勤。

笔者认为秀吉在到全国统一结束的天正十八年为止，在京都修建了大量的大名官邸。秀吉亦从同年起着手对首都的大改造。并且在第二年天正十九年，在聚乐第周围对诸大名赐予了房宅地。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弗洛伊斯日本史》的同年记事。

史料②（10）

他（秀吉、藤田注）对日本全体领主下令，在自己的城池周围尽可能地修建豪华的宅院。那是因为都城被分为上之都（上京）、其它被称为下之都（下京）的两个地区，恰好有着两个町的模样。他在上之都营建城郭，决定将这儿建设成日本一国之中能够建设的最为豪华的新都市（中略）并且他将上之都全域基本按照他的意思分配给日本的诸侯们，（他们）每一人都受领了足够建造其邸宅的场所，留下了几条非常宽而长的笔直的街道。

他对全部诸侯下令建造（朝着）街道的墙壁与豪华的房屋。因为他受着万人的畏惧，（这些诸侯）看上去除了别惹他生气和着力奉承他之外什么也不考虑。他们互相勾心斗角，另外希望着受到提拔，为让他高兴不惜作出最大的努力。为着施行这些事业，（他们）召集全体家臣致力于进行这个工程。

在聚乐第的周围，已经一排排地建造了武家宅院和町屋。秀吉则在天正十九年正月下令大规模地动迁町屋，将从聚乐第到禁里、业已存在着长者町、聚乐町、禁里六丁町的土地颁赐给诸大名，使他们建设豪华的大名宅院。（11）这使得以前分散存在着的大名宅院沿着秀吉的首都构想，集中在了一定地域。

伴随着国分的进展，在聚乐第周围，不仅是丰臣直臣，连服属大名的宅院也连屋并轩。跟随着大名的参勤，大量武士从诸国聚集到京都来。另外因为聚乐第的建设与从天正十六年重新开始的方广寺大佛殿修建，还可以看到以商工业者为首的打工层等劳动人口的爆发性增加。弗洛伊斯在提及天正十九年京都的变貌时，对除了公家、武士外町人人口的增加做了如下记载：“起初这个都市的（人口）有着八千到一万左右，据说如今户数已经超过了三万，并且还在继续地扩大。”（12）

因此，即使是町人，在这个时代定居者数字也意外地多。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居住的“新町”一直具备着鱼龙混杂的不安定要素。（13）秀吉为对应这样的大规模人口流入，断然决定实行了京都的大改造工程。

（1）、仁木宏《丰臣政权的京都支配与“洛中政道”》（《ヒストリア》123 1998年）等

（2）关于九州停战令，请参考拙稿《丰臣政权与天皇制——从九州国分到聚乐行幸》（《历史学研究》667 1995年，本书第三章）。对关东、奥羽的停战令，是同九州国分与家康对关东、奥羽的战国大名的“取次”就任相关联，从天正十四年起多次发布的。（立花京子《片仓小十郎所收秀吉直书的年份比定》[《战国史研究》22 1991年]、粟野俊之《东国“总无事令”的基础过程》[永原庆二《漫步大名领国》吉川弘文馆1993年]）。后北条氏在接到停战令后虽然一度决定臣从秀吉，但是被卷进与真田氏的所领纷争，而突入了同丰臣政权的战争。关于战争的原因，自此以来都在后北条氏对丰臣政权提示的所领裁定的侵害这一点中寻找。但是必须重视的是，不管如何，违反出仕誓约、最终拒绝臣从秀吉的北条氏政，对丰臣政权的军事行动付与了正当化的理由，得以使其指令诸大名进行军事动员。这样，对九州及关东奥羽诸大名发布的停战令的本质，必然是对秀吉的臣从令。关于以上几点，请参考本书第四章。

（3）天正十六年七月五日岛津义久收秀吉朱印状（《萨藩旧记后集》）

（4）请参照本书第三章。

（5）《增补改订编年大友史料》28—137

（6）丸山拥成先生也评价通过天正十七年令“形成了丰臣政权与诸大名、大名与家臣之间的支配、服从、参勤交代的雏形”（同氏《参勤交代制度的研究（二）——以九州诸藩为中心（一）——》[《九州文化研究所纪要》21 1976年P57]）

（7）《南部家文书》（《岩手县中世文书下》91）

（8）《户泽文书》（《秋田县史资料 古代中世编》P360）

（9）粟野前揭《丰臣政权的所领安堵政策——以天正十八年“奥羽仕置”为中心》

（10）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译《弗洛伊斯日本史》2（中央公论社1977）P116、117

（11）关于聚乐第的大名官邸，请参照《京都的历史4 桃山的开花》第三章、内藤昌、天野耕嗣、中村利则《聚乐第——武家地的建筑》（《日本建筑学会报告集》180 1971年）、足利健亮《聚乐第城下町与二条城城下町的差异》（《中近世都市的历史地理——围绕町、筋、辻子》他人书房 1984）。

（12）《弗洛伊斯日本史》2 P188。横田冬彦先生对此记载评价为“相当正确的情报”，并注意到丰臣时代、特别是天正十年时代京都急速的人口膨胀与伴随而来的都市问题（同氏《城郭与权威》[《岩波讲座日本通史》11 1993年]）。

（13）参考吉田伸之《公仪与町人身份》（《历史学研究别册特集》1980年），同《近世前期的町与町人》（五味文彦、吉田伸之编《都市与商人、艺能民》山川出版社1993），杉森哲也《关于近世京都町组发展之一考察》（《日本史研究》254 1983）、横田前揭论文等。

第二节、大名官邸的建设

象前节史料②中记叙的那样，受领了宅院地的各大名为尽全力于京都官邸的建设，从本国派来了大量的家臣以及商工业者。

下面的表1是根据被推测作于宽永初年，显示了聚乐第的领域的唯一史料——《洛中洛外图屏风》与作于宽永十四年（1637）的《洛中绘图》中所见之町名，所试找出的可以被认作是在大改造后的聚乐第周围建设的大名官邸。（1）另外，从町名直接推定大名官邸的所在地的作法，可能会有问题。但是，根据《黑田家谱》（2）提及黑田孝高的一条猪熊邸时记称“其町亦云如水町、小寺町”的例子看，这种方法是可以判断为具有一定的有效性的——孝高法号如水，曾经姓过的“小寺”也是其主家的姓氏。这里只列举判断确实性比较高的町名。

表1大名官邸的推测所在地点

大名官邸作为丰臣大名的政治据点正式发挥作用，还是应以天正十八年的天下统一作为前提的。那是因为最晚在此阶段之后，所有的大名为了进行同知行安堵所相应的奉公，都带着家臣参勤于聚乐第。在内乱业已平息的这个阶段，是否能够积极并良好地对应从方广寺大佛殿建立到大陆出兵这一连续的国家事业动员这一点，遂作为同大名家的延续直接相关的重大问题逐渐地浮出水面。

因此，情报收集工作以及为其前提的人脉网络构筑，对于当时的大名而言乃是最大的课题。为此，他们将有能力的家臣配置在京都官邸中，必须确保对秀吉的“取次”或接受其“指南”的丰臣直臣的联系。（3）

从表1可以看出，同之后的江户藩邸不同，我们可以确认在这个阶段的大名官邸有着父子别居，重臣不居其内等特征。关于前者，可以举出黑田孝高、长政父子一例。就后者而言，根据上杉重臣直江兼续官邸的存在这一点，（4）也能够认为重臣们拥有自己的宅院的事例也有着不少，尤其是在外样大大名的场合下。

他们在秀吉的推举下接受朝官叙任，（5）在本国被交以支城，并拥有独立的知行地以及家臣团组织。这和以重臣邸宅为中心已被编入藩邸的“小城下”的江户藩邸阶段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6）。那是因为丰臣大名尚不能将大名级别的重臣完全编入自己的“家中”的缘故。

因此大名官邸的规模，比起之后的江户藩邸也显得狭小。例如，相较天正十六年阶段的毛利氏聚乐第官邸“立（南北）六十间、横（东西）六十五间”（7）共三千九百坪来看，长州藩江户藩邸在庆长八年（1603）拜领其宅基地的时候就达到了七千三百坪。（8）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重臣们级别虽异，但也面临着和大名一样的问题，那就是京都官邸的建设与被强制集住于本国的城下町。

重新来看史料①，在第四条中，南部氏被命拆除其家臣团之城郭，让他们包括其妻子一道集住于南部氏的居城三户城。丰臣政权在命令诸大名修建其京都官邸的同时，为实现其本国家臣团及服属领主的城下町集住，命他们执行领国内的城郭破除。（9）由此，可以推定包括有力重臣的家臣团城下町集住得到了相当的进展。但是在大大名的情况下，全部重臣并没有集居于郭内与设定在其周围的居住区。他们之中甚至还有准备在本城城下町的边缘地修建广大的官邸的情况存在。将前面提到的他们的自立性特点加进去一并予以考虑的话，可以说这是丰臣阶段本国城下町的特色（10）。

丰臣政权进行的天下统一，在结果上贯彻落实了秀吉与诸大名前未有前例的强力的主从制原理。与此同时，这也是和通过将诸大名及其家臣团集住于首都京都以及本国城下町等都市，创造了新的领主阶级的集结这一事象是有着直接关联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秀吉与外样大大名、大名与其重臣之间，尚存在一定的，且不容易轻易消除的紧张性。

以上花了很大篇幅，就聚乐第城下的大名官邸建设的意义进行了探究。这正显示了京都和大名本国的城下町，通过伴随丰臣政权执行的国分的进展进行的参勤体制的整备，逐渐地具备了作为近世的首都及近世地方的核心都市的实际功能。

仁木先生就关于丰臣政权的首都政策这一点上，将其同总町——町组——町这一都市自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中心（103——115页、134——140页）。就大名官邸建设的意义则基本未加论及。在这个时代的京都，其都市共同体的变化，象前面弗洛伊斯关于京都内人口超过三倍的爆炸性增长的指摘所提及的那样，乃是丰臣政权推进大名京都集住所直接带来的产物。它引起了非町构成员的流动打工层的滞留和不属于原有都市共同体的新町的剧烈增加。就依此发生的诸问题，当然不是现有的共同体所能解决的了的，连介入其中的丰臣政权也难以认为具备着充足的对应能力。

也就是说，除大名邸宅街道外，虽然可以承认丰臣政权公家町、寺町等特定身份居住区的设置和御土居的建造（11）等都市改造计划的革新性，但是在以不卫生的环境为起因的疾病蔓延，“倾奇者”带来的犯罪横行等多数都市问题上，不得不说丰臣政权到最后还是无所作为。

文禄四年（1595）的聚乐第拆毁虽然是由秀次事件直接导致的，但是即便到第二年庆长元年大地震伏见城倒塌为止，秀吉依然没有在京都修建居城。这是由于在文禄三年的阶段伏见城对聚乐第的优越性已然明确。在这个阶段，不得不认为将首都机能向伏见城的转移已经成为最大的课题，（12）这正如实地说明了丰臣政权当初进行的首都政策的破产。

（1）、关于《洛中洛外图屏风》，参照高桥康夫、吉田伸之、宫本雅明、伊藤毅编《图集日本都市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所收照片、绘图、解说。《洛中绘图》参照《宽永十四年洛中绘图》（吉川弘文馆1979）。大名官邸所在地的比定，是总合基于以上绘画史料而撰的《京都的历史4 桃山的开花》第三章、内藤昌、天野耕嗣、中村利则前揭《聚乐第——武家地的建筑》、足利前揭论文、《京都市的地名》（平凡社1979年）等成果而做的检证。

（2）、《新订黑田家谱》（文献出版1983年）一。

（3）、关于“取次”和“指南”，参照藤木久志《丰臣平和令与战国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第一章三节，山本博文《家康的“公仪”占据的一视点——关于幕藩制成立期的“取次”的特征》（《历史学研究》530 1994年，后收入同氏《幕藩制的成立与近世国制》校仓书房1990）、《关于丰臣政权的指南——浅野长政与伊达政宗》（《论集きんせい》11 1989年 后收入同氏前揭书）、《岛津义弘的赌博——秀吉与萨摩武士的格斗》（读卖新闻社1997）、津野伦明《丰臣政权“取次”的机能》（《日本历史》591 1997）年等。

（4）、将《洛中绘图》中的“なおい町”不作“直家町”而作“直江町”解的论据，在内藤昌、天野耕嗣、中村利则前揭《聚乐第——武家地的建筑》中指出的那样，有宇喜多直家已经在天正十五年死去、浮田町=宇喜多町的存在等，“なおい町”临接上杉景胜邸，可在《辉元公御上洛日记》（《长周丛书》20）中得见。

（5）、有力重臣的官位叙任，参照李启煌《关于近世武家官位制度的成立》（《史林》74—6 1997年）、池享《战国、织丰期的朝廷政治》（《经济学研究》33 1992年）、《织丰政权与天皇》（《讲座 前近代的天皇》二 青木书店1992年）、《武家官位制度的创出》（永原庆二《漫步大名领国》吉川弘文馆1993年）、《聚乐第行幸大名行列的意味》（《日本历史》543 1993年）、下村效《丰臣氏官位制度的成立与发展——公家成、诸大夫成、丰臣受姓》（《日本史研究》377 1994年，后收入同氏《日本中世的法与经济》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8年）

（6）、关于江户藩邸，参照吉田伸之《近世的城下町——从江户到金泽》（《周刊朝日百科日本的历史别册历史读解法2 都市的景观与读解》朝日新闻社1988）、另外作为论述关于以江户藩邸为首的近世武家宅邸的妙文，有藤川昌树《近世的武家屋敷与都市史研究》（《年报都市史研究》二 山川出版社1994）。

（7）、《辉元公御入洛日记》天正十六年八月朔日条

（8）、参照后藤久太郎《关于毛利藩江户上屋敷指图 1—3》（《日本建筑学会关东支部研究报告第44回》 1973年）

（9）、丰臣政权的城割，虽然在秀吉关白任官后急速得以展开，但是因为其伴随着战后处理的政策色彩非常浓厚，结果依然残留有很多支城，而以没有彻底执行而告终（参照小林清治《秀吉政权的形成——书札礼、禁制、城郭政策》第三章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

（10）、关于这点，例如小岛道裕《战国、织丰期的城下町——城下町中“町”的成立》（《日本都市史入门2 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指出的那样，将包含重臣与直臣团的武家住宅地的区域视作丰臣时代城下町的达成的研究，有着商榷的余地。此即便在丰臣直臣大名与服属大名的情况下有其可能，也只限于比较小规模的规划。

（11）、关于禁里与公家町，参照清水克行《战国期禁里空间与都市民众》（《日本史研究》426 1998年），关于御土居研究的最新成果，参照《日本史研究》420 （1997年）。

（12）、关于这一点，参照白峰旬《关于文禄三年伏见城普请》（《年报中世史研究》22 1997年，后收入同氏《近世城郭史的研究》校仓书房1998）

结语

以上，笔者就仁木先生未加论及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检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想要提出的，是丰臣政权至终都未能克服的权力基础的脆弱性。

藤木久志先生自提出“丰臣和平令”（总无事令）的概念以来，（1）将丰臣政权看作克服中世领主制的诸矛盾而诞生的近世“公仪”权力的观点占了主流。仁木先生也认为丰臣政权推进的都市建设对至此以来的都市共同体级别的权力所未能采取有效对策的“和平”的实现具有着秀吉政权成为“公仪”权力的划时代意义，并将之定位为中世都市论的终点（113—115页、231—242页）。但是值得担忧的是，这些论调的背景是在无批判下逐渐渗透着的强大且坚如磐石的丰臣政权像。

就我的观点看，“总无事”不过是在表面上表现了秀吉与诸大名间的关系形式的概念，企图树立强大的军事政权出兵大陆的秀吉，尽可能地希望迅速地统一天下。为此秀吉在天正十三年关白任官后表明的“总无事”，乃是逼迫全体战国大名在保证家督权力和本领的条件下，停止交战并强制服从于秀吉之下的一个口号。但是如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论及的一样，这彻底只是政策的基调而已，尤其在九州国分之后的国分过程中，丰臣政权狂妄且好战的本质逐渐地体现了出来。

秀吉为使臣从了的大名得以确立其当主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援助。这一点尤其象是在以岛津氏为首的西国大名家之中的深刻问题上那样，秀吉将有能力的家臣拔为“取次”，直接对大名当主予以扶持。（2）因此战时体制的继续，在结果上和秀吉和大名家督之间互相依靠关系的维持是不无关联的。

这个看似专制的政权自树立以来，一贯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秀吉的权威，其本质上意外地有着脆弱的一面。其表象就是这个政权不得不将知行超过百万石的外样大大名德川氏以及毛利氏作为关东奥羽或九州等广域范围内的大名为对象的“取次”，给予其政权中枢的地位。这样的危险性即便在天下统一之后也决未被克服。这一点在这个阶段秀吉频繁在大名官邸里举行的“御成”（巡幸）中也能看出来。请注意以下这段《弗洛伊斯日本史》的摘录（3）：

史料③

无论哪一间官邸都有两扇豪华壮丽的门，在其正面装饰着构造非常优雅珍巧，烫金数层的铜版，并根据日本的习俗建造地华丽惊人。一扇门用以平常出入家中，另外（一扇）一般被锁着，是只为在关白殿下召见他们，或访问其官邸时使用（的目的）而特别建造的。

弗洛伊斯称，无论哪个大名官邸都肯定有两座门，其中一座是为准备秀吉访问时专用的“御成门”。秀吉在全国统一结束后，同建设大名官邸一道再启了御成制度。所谓御成，作为将军的参内和对门迹寺院与有力守护的访问，在室町幕府礼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虽然伴随着幕府的衰退在战国时代不再举行，但却被战国大名的礼制予以继承下来（4）。

秀吉继天下统一后，再一次把御成作为政治礼仪而频繁举行。他推进“式正之御成”即基于公家风的规范进行的御成。各大名备此也修建了御成门、御成书院等具有同一样式的房屋设施。在此，后被江户藩邸所继承下来的武家殿舍的构成规范得以确立。

御成制度之后也被德川将军所沿用，林立于江户的藩邸街道豪华绚丽的御成门的风景，确实可以在聚乐城下町的大名官邸街处寻求到起源。

因为迎来秀吉的御成，被大名们认识为最高的荣誉。诸大名乃竟相谋划秀吉对自家御成的实现，为同丰臣直臣之间建立关系而奔走。这即便是大大名也不例外，举个例子，连在丰臣秀次做上关白的文禄三年，秀吉的御成依然在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蒲生氏乡、上杉景胜、佐竹义宣的官邸里一一进行。我们当然可以从中看出这一点来。

对诸大名来说，为了顺利担负军役以及徭役，通过御成同秀吉与其近臣建立良好的关系，成为了保持家中安泰最大的政治活动。另外，不容忽视的是，以石田三成为代表的一撮吏僚派直臣阶层的得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

对此，逐渐被疏远的直臣大名们的危机感被引发，他们强化了同秀长、秀次等丰臣一族的联系，并且在二人死去后，摸索着同知行超过二百万石，处在半独立的地位的丰臣政权下最大的外样大名德川家康的结合路线。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丰臣政权自身政治基础存在的危险，及政治分裂的萌芽（7）。

在丰臣政权末期，诸大名的家中或多或少地苦恼于两派互不相容的势力间的权力斗争。它是大名当主或其侧近同有力一族重臣间的对立，各自同“出头人”石田三成及“五大老”首席的家康有着关系的动向密切相关的。

例如，连在毛利氏中，都可以指出通过安国寺惠琼同三成勾结的辉元近臣与通过黑田孝高与家康接近的有力同族吉川氏的对立。（8）这样的倾向，在当主权未成熟的情况下被丰臣大名化了的西国的大名家中发展地尤为深刻且显著。

以上从丰臣政权与大名家臣团中诞生的矛盾，在其两者间是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的，并且透过秀吉的死而表面化了，关原会战必然为其终点。并以此为起点，进行了从丰臣到德川的政权更替，伴随着从伏见到江户的首都机能的转移，掀起了全国规模的筑城热潮。

经过关原会战，大名家中的矛盾逐渐被解除，在大名当主权力基础的确立过程中，急速地进行了重臣据点的支城的破除，在地域社会中，诞生了其规模前所未有的本城城下町。这才能评价为同近代有着直接关联的近世地方都市的成立。另外在这里也能看到认为丰臣时代大名对其家臣团确立了绝对的优势的仁木先生的观点同笔者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差异。

本文避开了对仁木先生观点的细节进行检讨的通常书评的形式，虽然说相当地不充分，笔者还是尝试大胆地以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导出的近世初期首都论与之对置。笔者不能细细咀嚼先生丰富的研究结果，恐多有失礼之处，无论如何望请先生海涵。

（1）、藤木前揭书

（2）、同第一节注16

（3）、《弗洛伊斯日本史》2 P117

（4）、参照二木谦一《中世武家礼仪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80）第一编第一章。

（5）、关于御成与武家殿舍的关系，参照内藤昌、天野耕嗣、中村利则《伏见城2——武家地的建筑》（《日本建筑学会报告集》182 1972）

（6）、例如，在藤田恒春校订《增补驹井日记》（文献出版1992）文禄三年四月八日条中有“一、太閣樣從施藥院、羽柴筑前所ヘ式正 御成”等记叙那样，在同书中也散见关于御成的史料。另外关于对前田邸的御成，详见岩泽愿彦《前田利家》（吉川弘文馆 1966）

（7）、参照朝尾直弘《丰臣政权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一》1963）

（8）、参照津野前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