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自古代以来连绵延续下来的天皇家乃是日本的王朝，这点自然无须赘论。作为天皇家与围绕在其周围的贵族集团的联合体的朝廷虽然持续到了江户时代，但是即便其是作为王家的存在，由朝廷创造的所谓律令国家以来的国家体制，自武家政权诞生以来实现了很大的变化。

在镰仓幕府的情况下，源赖朝通过被补任为朝官右近卫大将（后为征夷大将军）一职，创造了幕府这一新的政治体制。“幕府”虽本是右近卫府的唐名，转指右大将的住所；但是镰仓开幕并不是这样一般性的事态。源氏本是清和天皇的末裔，王族血统者在东国创始了新王朝这一说法才明显地表现了历史的本质。这样，京都的朝廷虽然甘于处在旧王朝的地位，依然在权威上凌驾着源氏开创的王朝，在国家统治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经过后醍醐天皇的王政复古，由足利尊氏之手开创的室町幕府，可以理解为源氏王朝灭亡之后，由流着源氏血脉的同族足利氏开创的王朝。试观欧洲的王朝交替，所谓的新王朝只要不是征服王朝，以前王家血缘者新立王朝的形式是相当普遍的。所谓王的资格，便是由王族的血脉所担保之物。在日本古代史上成为普遍认识的皇统的概念（河内1986），在实际上也显示了天皇王朝是由通过多个王朝的断绝、继承的连续而维系下来的。

室町幕府的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虽然被认为具有篡夺王权的意志（今谷1990），但是只要足利王朝的正当性根据是基于天皇王朝的官职，便不能认为义满具有篡夺王权的想法。不过，义满的权力即便不篡天皇权力，或不受明朝皇帝册封，也具备着“日本国王”的实质，故而这个时代和镰仓期一样，可以说是天皇家与足利家两个王朝的并立期。

本节欲从以上视角，将焦点放在被称为战国时代的战乱中新起而勃兴，创造了统一政权的织田、丰臣、德川三氏的权力同室町幕府将军和朝廷有着怎样的关联，创造了怎样的国家这一历史过程，来素描出江户幕府的成立。

二、织田军事政权的挫折

公仪与天下

织田信长在永禄十一年（1568）奉室町幕府末代将军足利义昭上京。作为领有尾张的一介战国大名的信长为了上京，借助幕府权威是必要的。从信长上京到流放足利义昭的天正元年（1573）为止的一段时期被称为信长“与足利义昭的联合政权”（朝尾 1994），对于信长而言，为获得自己在京地位的正当性，这样的形式是不可或缺的。

两者的关系，在永禄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与足利义昭的条书（《新订织田信长文书的研究》上卷）中的“天下之儀，何樣ニモ信長ニ被任置之上者，不寄誰誰，不及得上意，分別次第可為成敗之事（大意：天下之事无论何事既然委任信长，不论是谁违背将军的意思，可据实予以处置”一条中巧妙地表现了出来。即信长乃是被将军委托处理“天下之仪”之人，不服上意（义昭的意志）者无论何人皆可加以处置。信长虽如将义昭的意向呼作“上意”那样，同义昭之间有着主从关系，却是能够不受“上意”的拘束执行“天下之仪”的存在。其权力的背景可以说便是足够得以奉戴义昭进入京都的武力。

在另一个方面，义昭在同一张文书中“奉对公儀，忠節之輩ニ雖被加恩賞，御褒美度候，領中等於無之ハ，信長分領之內を以ても上意次第ニ可申付事（大意：虽然应封赏对将军效忠之人，但是因为幕府没有领地，可依将军意旨于信长分领之内给予恩赏）”所载的那样，被称为“公仪”。

在中世社会中的“公仪”，是指相对于私的世界而言的公的意思，或指公共的场所或事宜的词语，在足利义昭之时变得常用了（藤井2002）。在下克上的时代中，由于战国大名作为公权力而登场，作为其正当性的保证，室町幕府成为体现了“公”的权威而再一次浮出水面。特别是在信长那样上京号令天下的情况下，这个拥有委任“天下之仪”的权限的“公仪”是必要的存在。

前面谈到了室町幕府作为足利王朝的本质，与“王”相称的将军在拥有实力之时能够通过将军职使其正当性得以保障。但是，在其实力基本丧失时，足利王朝作为“公仪”就堕落为作为有着利用价值的某个权威的存在而被周围容认其延续的存在。将军义昭，便也止是作为拥有委任“天下之仪”的权能的“公仪”而被允许其存续而已。

官职之于信长的意义

信长自上京以来到流放义昭为止，只停留在弹正忠之职。这可以解释为因为既然已经从“公仪”义昭处得委执行“天下之仪”，旧王朝朝廷的官职便决非必要之物。不过在流放义昭后，朝廷作为保证信长的正当性的权威的存在价值便出现了。信长在流放义昭的第二年天正二年（1574）三月经叙任从三位参议而列座公卿，在三年十一位任权大纳言，接着兼任右大将，而且在四年十一月任正三位内大臣，五年十一月任从二位右大臣，在六年正月升为正二位。

这一官位升进的动向，对于信长来讲是为了方便扩大自己的权力，对朝廷方面而言为了将信长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也是必要的。信长通过这一短期间的晋升，被朝廷承认为武家中的首席人物。

天正六年四月九日，信长辞掉了右大臣右大将两职，关于这一点，被给予了“（信长）在同朝廷的关系上，也站在传统的官位制度之外，亲自从这个框架中解放出来”的积极的评价（朝尾1994）。但是，在战国末期的这个时间段，不能认为“传统的官位制度”尚制约着京都的霸者信长。

不妨这样说，信长对在职带来的弊害，即朝廷的公家集团的顾虑可以认为是这次辞官的背景。信长在辞官之时，表明要到“东夷北狄既亡，南蛮西戎盍属乎，当万国安宁四海平均之时”再应“登用之敕命”（《兼见卿记》第一）。大体可以讲，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不击败周遍的战国大名，无论爬到多高的官都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信长在天正十年消灭了甲斐的武田胜赖，而使全国统一成为现实的前景，朝廷比信长更期待着这个时机的到来。朝廷早在天正九年二月京都阅马时便主动提出推任信长为左大臣，并且在关东平定后的天正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将推任信长做“太政大臣、或是关白、还是将军”的旨趣传达给了京都所司代村井贞胜。

但是，当时在中国地方处在部将羽柴秀吉与毛利大军相对峙的阶段。在这个时点信长是否认为到了“万国安宁四海平均之时”尚有疑问。为此信长当然没有立即回答为传达这个敕命来到安土的劝修寺晴丰。

关于这个“三职推任”问题，诸家围绕记载此事的史料劝修寺晴丰《日日记》的解释提出了各种异论，发展为激烈的论战。立花京子认为“申され候”的主语是村井贞胜，三职推任是信长方面提出的，是“意欲位极武家，或是公家社会顶点的信长的攻势”（立花1991）。一方，支持这个解释的今谷明，认为正亲町天皇得知信长的要求乃将军任官定然大为安心，并作出了“信长也和足利氏一样，甘于将军——即天皇的侍大将的地位”的否定评价。（今谷1992）

但是，至此以来同朝廷官职保持着距离的信长，让人难以觉得会特意提出三职推任的要求。立花的解释的妥当性似有问题。堀新就这一点提出了疑问，桥本政宣也认为立花的解释是错误的，信长的回答乃是就任太政大臣，这点在信长被追赠太政大臣时的宣命中“重而太政大臣從一位に上給ひ賜ふ”一言可为旁证（桥本2002）。成为一个谜团的信长的意向，通过此说得到了一个解答。

信长的“天下”的意义

三职推任问题，明显是朝廷主动提出的。并且有趣的是对新霸主信长提供的官职的涵义，无论是太政大臣、关白、将军哪一个也好，虽然都有其本来应具的权限，但是在这个历史的时间段已经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名誉职，正因为是名誉职，方能使国家权力的全面委让得以实现。不，与其说是委让，更应说是通过将此类官职给予逐渐地将国家权力掌握在手的信长，将之在朝廷的国家统治结构中形式性地定位。

而且就信长方面来讲，三职中任何一个都能保证自己政权的正当性。只是因为将军职依然由受毛利氏庇护的足利义昭担任，也许会有着不方便的地方。

同利用关白职统一全国的秀吉不得不和织田政权下的同僚和对等的同盟者对峙的情况不同，信长至少在自己的势力下稳座着绝对君主的位次。因此，无论下什么命令，有着主从制的约束力就足够了。例如就柴田胜家的越前统治下达的“於何事も信長申次第ニ覺悟肝要候（大意：无论何事都要报告信长）”（越前国宛条书写 《新订织田信长文书的研究》下卷）之命便是如此。关于越前国定虽有争论，但是因为即便是国之统治，那也并非所谓国郡制下的国，而不过是信长交付的领地的区划，胜家必须服从信长的命令，不违背“武边道”地行动。

但是，对各地的战国大名当然不能用主从制的逻辑使之服属。虽然只有具备了足以用武力使之屈服的军事力才有这个可能，但是信长也无法光用军事力量号令所有的战国大名。信长在军事上落入绝境的时候也利用敕命。例如在元龟元年（1570）十二月与朝仓、浅井、比睿山的讲和、天正六年十月由于荒木村重谋叛而带来的与石山本愿寺的讲和等时便是。信长不仅在官职保障上，在军事上站在下风时一直以来也利用朝廷。

并且，信长对有着直接关系尚未至对峙的战国大名，则站在受任治“天下”者的立场上发给书信。天正八年八月十二日，信长在初次对萨摩的岛津义久通信，命其同大友氏讲和的书信中写道：“大友与鉾楯事，不可然候，所詮，和合尤候か，（中略）其刻別而御入魂，对天下可為大忠候[大意：与大友交战不能允准，两家和合尤为紧要（中略内容中提到信长将进攻毛利）其时拥戴信长，对天下则为大忠]”（《新订织田信长文书的研究》下卷）。

这个“天下”，从之前考察的内容来讲，可以认为是基于从幕府处委任的信长的权限。当然，因为信长已经驱逐了足利义昭，故是没有正当性保障的。但是，对于接受了书信的岛津义久来看，既然关白近卫前久被起用为转达的奏者，这个“天下”便是包含了朝廷的中央政权。也就是说，虽说信长即便是在这个时间段也是以从幕府=足利王朝委任统治“天下”的存在而行动的，在其延长线上，给予足利王朝以其统治的正当性的是旧王朝=朝廷的权威。

佐佐木润之介认为，信长政权以“天下为私物”，是“战国大名的最终形态”。（佐佐木1984）其根据是在土地所有形态上信长政权与战国大名有着显著的共通性。这虽是值得听取的意见，但是关于“天下”则不能作这样的解释。信长得以使用“天下”一语的根源，依然是自“公仪”义昭受委执行的“天下之仪”，不可能是“私物”。

这样，应该如何评价信长的政权才好呢？如果将“天下”认作超越了朝廷幕府的普遍的政权概念的话，信长作为“天下人”被给予了作为新王朝创始者的荣誉。但是如若以“天下”为篡夺足利王朝的“公仪”的辩解理由的话，当时信长只是受到足利王朝的委任，赢得了自畿内到关东的军事胜利的霸者。为了成为“王”，更为人能普遍认同的手续是必要的罢。这个手续在日本，则能解释为象赖朝和尊氏那样，通过从古代以来的王朝天皇朝廷处得任右近卫大将或征夷大将军的官职来创始新的王朝=幕府。如果是这样的话，信长是有必要担任将军，要么是与之同等以上的太政大臣，或是关白，来取得自己的地位的正当性的。

信长具备着足以当此的实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织田王朝差不多即将出现。但是从政治上看，没有到实现全国统一的那一刻，担任以上官职的意义并不大。信长要等到“万国安宁四海平均”再行动是自然之事。正因为对于信长来说，在本能寺被家臣明智光秀袭击而自尽是想象不到的，故而他并不急于开展王朝的创始。为着这样的事情，信长的权力不得不说止是停留在畿内军事政权的阶段上了罢。

三、丰臣“关白”王权的成立

秀吉关白任官的意义与总无事令

天正十年（1582）年六月本能寺之变后，信长的一部将羽柴秀吉在天王山击败明智光秀。并且得到敕定在大德寺举行了信长的葬礼，宣言自己是信长的后继者。在第二年天正十一年，在贱岳之战中打败织田家宿老柴田胜家，攻陷其居城北庄城。

信长的次子织田信雄同信长的同盟者德川家康联合，对抗秀吉。家康则以秀吉大军为对手，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战胜了秀吉一部。秀吉则避免与家康直接交战，与信雄单独讲和，在天正十三年七月利用五摄家的内部矛盾就任关白。

接受关白宣下，在政治上有着相当大的意义。首先，秀吉通过做上关白站到了主家织田家的子孙的上位，之后，秀吉便不必顾虑信雄与信长嫡男信忠之子织田秀信（笠谷2000）。而且，中国地方的毛利氏、越后上杉氏相继依附，在政治立场上同秀吉拉开了极大差距的家康也丧失了对抗秀吉的名分而服属了秀吉。

依笔者之论，秀吉以关白宣下，成立了丰臣王朝。关白宣下和将军宣下一样，除了是日本的王的即位典礼外不会是其他。旧王朝天皇王朝在通过将自己王朝的以上官职给予新王朝之主来保证其正当性的同时，也寻求新王朝对天皇王朝的保护。

作为这时秀吉做不成将军的理由，虽然可以举出秀吉不是源氏，义昭当时作为在国的将军依然健在等理由，但是已经在信长一节所见的那样，作为朝廷来讲，对“天下人”已有了关白、太政大臣、将军无论何职皆予提供的准备，这便很难认为有着特别的理由在。若是这些官职，无论哪一个都能成为创建新王朝的根据。毋庸赘言，秀吉就任的关白，和至此以来五摄家轮番担任的作为律令国家的令外官的关白职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它意味着政务的全面委任。

在这个时间段，秀吉对现时尚处在战国争乱中的关东、奥羽、九州诸大名下达了“天下总无事”之命令。注意到这个“总无事令”的存在的是藤木久志。藤木通过将一直以来被视作天正十八年发给的几张十二月三日付秀吉直书（译者注：直书（じきしょぢき）一词有二意，一曰亲笔信，二曰直状，为古文书学用语，指本人直接画押，直接将自己意思转达给收信者的书信文件，译者无法核查史料原文，故先不译）比定为天正十五年之物，证明了全国统一前的丰臣政权从基于关白职的“天下之仪”的立场上，将关东、奥羽的战国大名间的战争作为“私之仪”予以封杀的“总无事令”的存在。而且也弄清了于九州秀吉在天正十三年命令大友岛津二氏停战一事。藤木主张秀吉站在关白的立场上命令全国禁止私战，以讨伐不从此命者的姿态实现了全国统一。

对此，虽有着强调秀吉在实际上重视武力统一的观点（藤田2001），就总无事令的存在一点，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共同认识。

但是，有必要附加一句，总无事令并非关白职固有的权限。信长没有官职为后盾，便以“对天下、可为大忠候”的调子在九州发布了停战令。信长的权限是从足利王朝=“公仪”处受委的“天下之仪”，秀吉也是以关白任官的形式从天皇王朝处委任“天下之仪”而发布了“总无事”之令。也就是说，信长、秀吉的行动，可以认为都能从自旧王朝的政务委任来予以说明。

高木昭作对丰臣、德川政权在实现国家统治上利用了“国郡制”的框架一点给予了极大评价（高木 1990），但这难道不能认为是在实施太阁检地以前在确定领地区划上的权宜之策么？即便说是“国郡制”，那正也并不是律令制以来的不变之物，而是在各个历史的时间段上都不断的变化着的事物。不过，高木之论提出了在封建权力实现国家统治的情况下，封建制原理以外的思想是必要的这一背景。这个观点通过深入对神国论的研究，认为丰臣、德川政权“不经神国意识形态，便不能维持贯彻其整合性与统治”，将天皇作为神国的“眼前的证明”“慎重地保存、加以管理”（高木1992）。象在欧洲，天主教的圣别仪式是为王的诞生的标志一样，在王朝的创始时，被认定为持有例如宗教那样的“圣”性的存在，可以认为是必要的。对于新王朝来说，旧王朝的存在意义便是保持这样的“圣”性与从旧王朝处全面地承认其“俗”的权限。

关于太阁、关白二元政权

继信长后的天下人秀吉,以“总无事令”的形式利用关白职的权能，要求战国大名服属。但是，这并不是关白职有着如此现实的力量，只有经过了兵农分离的秀吉的武力才是全国统一的真因，这一点大概是无论谁也能理解的。对于支持丰臣王朝的秀吉部将们而言，秀吉的命令就是一切。

天正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秀吉将关白职让给甥秀次，这固然是为了实行秀吉在天正十三年有了全国统一的确信时表明的大陆侵略意图的处置，也是在此年因失去了长子阿舍一事而带来的政权后继者的指名。但是秀次是在长久手之战中吃了败仗，被秀吉骂到狗血淋头的存在（岩泽1991），是不存在作为武将的声望的。只不过是因为是秀吉之甥，被秀吉指名为后继者才得以立身的存在。表面上虽是关白任官，其本质乃是丰臣王朝第二代的即位。只是这位二世王，在初代王秀吉健在并依然掌握实际权力的阶段，作为王是没有实力的。在一个尚未传统化了的王朝中，初代王的权威性优越于一切。为此，此时开始丰臣政权也时常开始使用“公仪”这一用语（藤井2000），这是弥补不足以单独为王的秀次权威的脆弱性的措施。

但是关于这个秀次，光就他就任关白职这一点，一直以来给予了相当诡异的评价。例如朝尾直弘就评价道：“但是，只要一度让出了（关白职），以关白为中心的国制机能就被独自地发动了，使人看到了超越太阁权力制御的框架的举动”（朝尾1993）。三鬼清一郎也认为太阁权力担负着封建制的主从制逻辑，关白权力则担负着国制的原理（三鬼1975）。但是，即便在权力的用途上有便宜的分担，实质性的权力在秀吉一边实是明白不过，故这样的论点作为当时的政治局势的说明可以认为并不合适。

而且，批判了此类议论的中野等，也展开了“关白职彻底是同天皇一体的存在”、“权力体系明确地走向了二分化的方向”等将秀吉与秀次的权力视作同级之争的议论（中野1996）。但是，这些议论完全是将秀吉就任的关白职看成了“名副其实”的关白而带来的谬论。足以带来使关白职实现“总无事令”的强制力的是秀吉的武力，秀次没有秀吉的支持便是不能自立的存在。人扫令是以秀次的名义发布的也好，御前帐和国绘图被交于秀次也罢，这些不过是沿袭天皇王朝的原理的便宜措施，在重要的政治局面上秀次无法对抗秀吉这一点是很明白的。

太阁政权的称呼也好，关白政权的称呼也好，只是作为学术上的便利使用的话便没有问题。如若将之理解为名副其实的单个权力体的话，这就着实地偏离了历史的实际情况。秀吉只有在王朝创始阶段同家康的关系上体会到了关白职权威的实效，之后便只是把关白职当作发布总无事令和全国统一的道具而已。要说笔者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那是因为笔者认为继承了虽然走到了即将创建王朝却最终只停留在军事政权上的信长的遗业的秀吉，经过关白宣下这一即位典礼才确实地树立了新王朝。

这一观点，笔者已经在别稿（山本1998）予以阐述，乃是通过对秀吉炮制的东亚统治构想《丰太阁三国处置太早计》的考察得出的结论。这一将后阳成天皇移至北京，辅以关白秀次，日本皇位交给良仁亲王，丰臣秀保、宇喜多秀家任为关白，秀吉本人在暂居北京后，移住明、日本、朝鲜三国之要的场所宁波的计划，其实现的可能性有无姑且不论，秀吉自由地构想天皇与关白之位由谁接替一点是为特征。即秀吉站在了凌驾明显凌驾与天皇位与关白职的位置，已经站出了天皇王朝思维的框架之外。这在客观上只能说明秀吉乃是日本的“王”。

事实上家臣之间，在文禄二年（1593）五月二十五日前田玄以书信（收信者驹井重胜）中已经可见“日本之儀，当

關白ヘ被成御讓候之旨”（《益田孝所藏文书》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藏影印本）此类的讲法。日本国已经成为了秀吉自由出让的东西。对于秀吉这样的王权，看不到日本传统的王权——朝廷=天皇王朝有什么主体性的动作。朝廷能做到的只是为新王秀吉提供稳固其王权的根据，在丰臣王朝中作为旧王朝求得保护。不，不如说是在战国时代式微到极点的朝廷，通过信长和秀吉，即便是作为旧王朝，也得到了王权体制的重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廷亦是武家王权的命运共同体。

关白职毫无实际的政治意义一点，可从秀次被剥夺关白职，受命自裁后，丰臣家再未出现关白一点得以旁证。对于一度被任关白创造王朝的秀吉而言，关白职已经不是什么必须拥有的东西了。若要推测秀吉的想法的话，大概是在当时既然没有适合担任关白的人选，索性便将关白职一度退还给五摄家，等到儿子丰臣秀赖成人时再任命之便可罢。

但是，虽然说对秀吉本人来说关白职没有必要，为了保证继承者秀赖王朝后继者的地位关白职是必要的。就象信长即便自己辞去官职亦要“以顯職可令讓与嫡男信忠”来让信忠就叙官位那样，作为王权的创始者，必须考虑给继承人以权威。但是因为将关白职让给幼小的秀赖，违背以往的惯例，将会引起公家社会的反制，故而在这个时间段不能实行秀赖的关白任官。这也成为了成立未几的丰臣王权的弱点。

围绕取次制

如果秀吉就任关白时，和五摄家做关白时采取同样的行动的话，秀吉大概就不能称为王了罢。但是，秀吉的施政不受朝廷的政治机构规制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

这样，秀吉建立了怎么样的政治机构呢？一直以来一般都要言及五大老、五奉行制。但是这是政权末期才成立的，五大老拥有实权则是秀吉死后的事，在此之前，是有必要以其他的概念来进行研究的。

笔者曾以丰臣政权的政治机构提及了“取次”制（山本1990）。认为“取次”是“实现了对诸大名的命令传达及使各个大名服属秀吉并予以监护扶助的各种功能，并且这些作用也被正式地承认，期待的政权的最高级构成部分”。

关于这一点虽然受到了几名研究者的批判，但是笔者主张的基本还是得到了承认。例如，最近进行着丰臣政权下的“取次”的取例工作的津野伦明，便弄清了毛利氏等五大老级别的大名亦存在着“取次”。（津野1997）

但是，津野先生取例的对毛利氏“取次”的黑田孝高和蜂须贺家政，被认为是为了将毛利氏束缚在丰臣政权之下的在初期的“取次”，自石田三成得到秀吉信任之后，他们便不在前台登场了。也就是说，在毛利氏服属以前姑且不论，在之后虽然进行着“取次”的行为，但是它已经不能视为政治机构，也不能说是“政权的最高级构成部分”了。笔者之所以将作为政治机构的“取次”予以关注的原因，乃是因为它得到了秀吉权威的支持，在实际上作为政权的中央机构发挥了作用。由于单纯的“取次”行为随处可见，必须敏锐地感受其级别上的差距。

田中诚二则主张因为可以从大名一方来选择“取次”人选，故“取次不是制度，而是惯习”。（田中1992）但是，虽说“取次”行为本身是一种惯习，但是因为将其作为政治机构而发挥功用乃是丰臣政权的特征，故而将其定义为惯习不过是叙述了这一现象的前提而已。象田中阐述的那样，毛利氏通过亲自更换的取次松平信纲的指导，得以“封杀了自下而上的主体性行动”。取次应认为是在正规的幕府老中机构的背面，通过暗中的指导和建议更加直接地实现强制藩遵照幕府的意向的作用的一种制度。

丰臣政权的“取次”机构象津野也承认的一样，逐渐地向石田三成和增田长盛收敛。也就是说，由绝对君主秀吉与其近臣一派施行政治，乃是丰臣政权的特征。但是，在秀吉的阶段，尚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大名德川氏和毛利氏。并且，逐渐地失去了政权主流地位的黑田孝高与蜂须贺家政，则利用与自己一直以来担任的与德川、毛利氏之间“取次”的权限，抬高自己的存在价值。这就是在各大名家的史料间能够散见各种“取次”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可说在政权起初在统合，使诸大名服属上作为有益的存在的多数“取次”成员，相反地成为了秀吉在贯彻自己意图上的障碍物。

石田三成等“取次”和德川幕府成立后本多正信、本多正纯等“出头人”的作用是大致相当的。这虽是经过战国时代成立的武家政权的统治装置，但通过这样的人脉联系的大名统治的模式，在统合以实力排他性地支配一个个领地的军团——战国大名的阶段，是相当有效的制度。丰臣政权便是拥有着这样原始的政治机构，同天皇王朝不同的全新的王权。

四、德川“将军”王权的成立与丰臣王朝

“公仪”的所在

秀吉死后，政治由被称为五大老的有力大名的集团指导体制下施行。这个五大老的政治领导，是以在朝日军的撤退命令的形式发动的。另外，增封在撤退时在泗川之战中与明朝大军二十万为对手奋战的萨摩岛津义弘五万石时，也发给了五大老的连名状。这个体制，由于德川家康领导力的发挥而逐渐地变得虚有其表。庆长四年（1599）三月，由于拥有和家康同等声望的前田利家的过世，政制便一举转移到家康的[系统过滤]体制上去了。

此时，家康的指示被认作“公仪”，例如在庆长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家康要求岛津义弘留守伏见城时，受义弘咨询此事的周围众人“公儀候條，御下知次第仕候可然”的回答中这一点便典型地表现了出来（《萨藩旧记杂录后编》卷四九）。家康的要求即是“公仪”的要求。

回顾一下，在信长的时代要说“公仪”，即指将军足利义昭，并且在义昭反抗信长时，便被表现以“公儀就御逆心”（天正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发给细川藤孝之织田信长黑印状《新订织田信长文书的研究》上卷）。在秀吉时代，一直到义昭落饰为止亦称他为“公仪”，“公仪”作为丰臣政权法的主体而时常被使用的时间段则是从秀次关白任官起，起到了未使秀吉同秀次政治意志上的矛盾明显化的作用，在文禄四年（1595）秀次事件之后“公仪”一词更加积极的被给予了其相应的位置（藤井2002）。在文禄四年的时间段上“公仪”被强调的原因，如藤井的主张，大概是谋求秀赖地位的安定化。但是，如今从无法具备政治人格的三代幼王秀赖处游离出来的“公仪”，就被作为这个“公仪”的构成员的有力大名和奉行利用了。

从秀吉死去不久到关原会战之间，两股势力围绕这个“公仪”进行着对抗。从庆长四年三月到第二年五年六月为止的“公仪”虽由家康掌握，但是家康为进攻上杉景胜离开京畿之后，与家康对抗的其他大老便号称“公仪”了。

庆长五年七月，石田三成对家康扬起反旗，拥戴五大老之一的毛利辉元为大将，称身为西军领导层的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二大老为“公仪”。例如，八月朔日发给岛津忠恒的二大老连名状中便命其“御人数国中不殘召連，上洛”，并称“玉藥、御兵粮等之儀者，從公儀被仰付之条”（《萨藩旧记杂录后编》卷四九）。这里的“公仪”明显指西军，它正是以秀赖为王的丰臣王权。

高木昭作将“公仪”规定为“超越了秀赖个人乃至其主从关系，具备着诸大名的联合关系的意义，而且是通过这点得到维持的领主的土地所有”，无法想象在这个历史阶段能有这样抽象的思考。这个时期的“公仪”，还是认为是漠然地对丰臣王权的称呼为好。秀吉死后，秀吉创造的无人格的丰臣王朝即为“公仪”，西军也好家康也好，为了掌握这个“公仪”而在军事上一决雌雄。

家康在关原会战中取胜，“公仪”便再次归于家康掌中。家康对没有参战的松浦氏送去了一封写着“今度上方眾逆心之刻，同心不致忠節之段，祝著候”的直书，这里将上方众（西军）的行动定性为“逆心”十分有趣。家康的正当性乃是通过把“公仪”抬到表面而成立的。虽然家康在这个时候已经能够作为“公仪”而呼风唤雨确实没错，从公仪的性质来看的话，这样下去的话家康便不能从丰臣王朝的宰相的地位中脱身了。换言之，便只是停留在丰臣家的“奉行”上。不久等到秀赖成人，就不得不交还“公仪”，家康为了脱离这个立场而选择的手段即将军职的获得。

关于家康的将军宣下的原由，在大道寺友山的《落穗集》中被写成了是诸大名的劝进以及天皇颁下的内敕。虽然从这个史料的性质看，此说并不能轻易采信，但是可以认为在实际上自朝廷的劝说是有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从丰臣政权末期开始，便存在着伺候家康的公家，在这个时期公然支持家康的一派公家也是存在的，预计他们为了实现对家康的将军宣下而积极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因为他们熟悉朝廷的惯例，避开一度被给予了丰臣家的关白，选择了作为匹敌关白的官职——将军也是自然之事，将军职由于镰仓、室町两幕府（王朝）的先例，被认知为武家王者而居的官职，这一点于家康也是非常的有利。

在这里，家康便确立了新的武家王朝的王的地位。和信长、秀吉不同，对于家康来讲，正因为之前的丰臣王朝尚拥有一定的领地而存续了下来，将军职的利用价值还是相当之大的。但是，就像在与家康将军宣下的同时，秀赖也受到了内大臣的宣下那样，秀赖的地位依然同家康不分伯仲，对于受恩秀吉的大名而言只有秀赖才是应当成为武家王朝的王的存在。另外在京都，风传秀赖关白任官的流言（《义演准后日记》庆长七年十二月晦日条）。作为丰臣王朝正统的继承者，秀赖在将来成为关白，再次成为武家王朝的王是具有相当的盖然性的。在这里，家康选择的下一步棋，乃是将将军职让给儿子德川秀忠。这样一来便向天下宣示了将军职将由德川家世袭，家康的政权即德川王朝。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名们虽然通过参勤江户及骏府对德川王朝表示恭顺，但依然不改臣从秀赖的姿态。

三位王 一个政府

家康一受将军宣下，便要求别人称自己为“公方”或“公方大人”（《耶稣会士日本年报》）。根据藤井让治的见解，此后，大名虽呼家康为“公方大人”、“将军大人”，在朝廷内部却不称“公方”，而被称为“右府”、“将军”、“大树”等（藤井1995）。这是当然之事，因为在朝廷内若说“公方大人”或“公仪”则指天皇，当然不可能称家康为“公方”。天皇王朝的王是天皇，横亘整个江户时代天皇都保持着强烈的君主意识。

但是，这一点相反却显示了家康将作为武家王朝的王的自己给予了相应的位置。朝廷主持的将军宣下一件则意味着对德川家创建王朝的许可。家康将将军让给秀忠并不是出于朝廷的建议，而是家康个人的战略（山本1999）所带来的，将军职并非只由某个个人担任，而应由其子孙世代相继这一暗中的共识的存在。在这一惯例中，家康得以自由地与夺王位。

在庆长十二年之后，家康的居处骏府，成为了全国政治的中心。江户的将军秀忠虽然分担着统治东国大名的任务，但是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外交上，骏府都是最高的政府。笔者已经阐述了家康通过将军宣下，成立了德川王朝。在这个成立了的德川王朝下，进行了基于德川王朝独自的逻辑的更代仪式。秀忠虽然自朝廷受将军宣下成为了德川王朝的二世王，但是被称为大御所的初代王家康却掌握着实权。这和丰臣王朝的二世王秀次不具备为王的实权是一个道理。而且，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也是虽受将军宣下而未成为实质性的王，由于大御所秀忠的死，才执行了上京、重发领知朱印状、制定武家诸法度等作为王的“御代始之法度”。相反在四代家纲的情况下，因为家光已死，他在受将军宣下之前就成了德川王朝的王，也就是说，在二代之后的王，作为即位典礼的将军宣下已经不重要了，是传承了将军家血统的继承者才是重要的。

笔者将王权定义为“经过正当的手续而就任，作为其国正统的统治者并被大多数被统治者承认的权力”（山本1998）。在这里“子孙作为王的血脉的保持着被广泛地承认”这一条件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么来看，可以感觉到庆长期还有另一位王，他就是秀吉的遗子秀赖。秀赖当时虽然还不是关白，但是具备着作为丰臣王朝的继承者之不易轻易否定之权威。注意到这个特点的笠谷和比古，将德川、丰臣并立体制定义为“二重公仪”。（笠谷2000）

笠谷之论以秀赖未有在庆长十六年的三条誓词上署名为根据，说“丰臣家和受家康指挥的一般大名不同，是立于其上风的存在，拥有着与家康对等，乃至于更具优势的权威”。笔者大体赞成笠古论，秀赖确是尚保得命脉的丰臣王朝的王，当然不是“一般的大名”。因为作为王的秀吉的血统和权威，不仅对丰臣大名，乃为全国大名所认可，在家康死去的情况下，秀赖做上关白，站在将军秀忠之上的可能性也并非一点不存在。

但是笔者却不能认同家康在西国配置丰臣系武将是像笠谷所说的那样“期望着将对西国方面的诸大名的管理委于丰臣家与秀赖的意思”。家康命令西国大名参勤江户、骏府等，作为德川王朝的王已明确指向了全国支配的意图。是不会采用让秀赖积蓄实力的方策的。

在庆长期，业已有了仅限定于朝廷这一政体的旧王朝的王=天皇与德川王朝的王=家康，加上之前的丰臣王朝的王=秀赖，存在着三位王。秀赖虽然不过只在摄河泉拥有领地，尚被很多大名承认其作为王的血统，家康也有着本是丰臣王朝宰相的缺陷。在这个意义上，家康秀赖确实具备着与家康对等或在其之上的权威。但是，作为国家的日本政府，彻底是骏府政权，将之看作笠谷主张的那样的“二重公仪”便大有问题。

秀忠、家光与朝廷

这种两个武家王朝的并存的情况，经过大坂之阵丰臣家的灭亡而画上了句号。

元和二年，家康过世，德川王朝二世王秀忠掌握了实权。之后，秀忠在元和三年、五年、九年、宽永三年多次上京、参内。这只有是秀忠对天皇的参勤。这个行动从以下几点可以得到说明：

（1）、秀忠对旧王朝的崇敬之念。

（2）、室町幕府、丰臣政权等武家王朝的传统首都在京都。

（3）、为了在由秀吉创造的以朝廷为中心的秩序中统合诸大名，上京之举是有效的

秀忠打算通过顺从既存的秩序，来担保德川王朝的正当性。

秀忠将统治权及外交权等政治的权能基本掌握在手。但是，正因为这个王权是由站在丰臣王权宰相的立场的人所建立的，其正当性不得不从将军职中寻求，有必要将朝廷的权威抬到更高于以往的程度上。

由秀吉、家康树立以来的日本武家王权，在统合周围的战国大名的同时，有必要吸取之前的王权的权威，或给以否定。无论选择哪一边，为了做到这点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得到自古代以来的王权朝廷的承认。也就是说，新的权力通过从朝廷给予特定的官职，得到保证王朝创始的正当性的共识。象至此所说的那样，关白宣下与将军宣下的仪式，正是王的即位典礼。这样的新王权认证法，给日本的历史点上了特征。

德川王朝的三世王家光，在宽永十一年上京之后就再不上京。之后，到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上京为止将军上京便不被推行了。幕府置首都于江户，具备了作为王权的实质，成功地将朝廷封印在残存于京都的旧王朝的地位上。但是天皇在御所这一被极限化了的世界中，一贯以来都是“公方”=王。

家光死后，十一岁的家纲继承了将军职。如笔者在别文中指出的那样，幕府连将军宣下的期日都指示到了。（山本1998）另外在家纲以来，再无在将军宣下时上京之例。德川王朝的王已经没有必要将成为将军一事在国内四处宣传了。但是将军宣下自家纲以来各代作为所谓成为王的即位典礼而继续进行。这一点从江户时代成为官学的朱子学的名分论来讲，乃是因为将军处在天皇臣子的位置，这虽然孕育了幕府王权意识形态上的弱点。但是从当时的政治课题来说这样做已经完全足够了。事实上，这也实现了之后横亘二百年以上的幕府统治的持续。

五、结语

本文从新王权登场的视角，叙述了织田、丰臣、德川三氏带来的统一政权的成立。这也是对连研究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作为前提的天皇万世一系论以及天皇家单一王朝论的批判。最后，笔者试来概括一下王的条件究竟是什么。

人成为王的因缘之起源虽然发自原始共同体的首长，在成为了王家以后，继承王者的血统与即位仪式的存在则成为了条件。不必说，以政治、军事的实力与权威性开创的新王朝的情况则不在其限。

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下实现王朝交替的情况下，王的血统则是所谓的必要条件。例如在法国，虽有卡佩王朝，瓦卢瓦王朝、波旁王朝的兴替，但其王全立自于卡佩王家的血缘者。即便是篡夺了加洛林王朝王位的卡佩王朝始祖巴黎伯爵于格.卡佩，也自号为有着权威的加洛林王朝查理大帝的后裔。即便在日本，天皇家内血统乃是王位继承的绝对条件这一点众所周知，即便在镰仓、室町幕府=王朝，成为将军=王的也是源氏=天皇家的末裔。在秀吉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其（低贱出身）的缺点，乃宣扬“日轮之子”的神话以及天皇私生子说，家康则自吉良家处取得家谱，号称源氏的末裔。

即位仪式乃是成为王的充分条件。即位仪式在欧洲王权的情况下，天主教的圣别仪式，即涂油礼非常的重要。在日本天皇家的情况下，从某时期起佛教的即位灌顶则担负起这个作用来。并且在作为本章标题的统一政权的情况下，则是由朝廷=旧王朝来授予关白、将军等特定的官职。其官职宣下正起到了即位仪式的作用。

这样来看，被议论纷纷的天皇制的存在的理由便弄清楚了。要说为什么天皇制会存在的话，这就是因为天皇是日本传统的王，而作为认证一一成立的新王朝的王的存在而保得了权威。并且这个权威的源泉中佛教与神国思想等“圣”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乃是新王朝的王所不易具备的传统的力量。

读者也许会对笔者将朝廷、幕府理解为旧王朝和新王朝，王有二人、三人的议论感到诡异。但是，举个例子，只要想起在居住在中华民国下北京的紫禁城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不就能理解了吗？即便由某个王朝建起的国家被消灭了，只要未被杀害，王便能遗留下来。溥仪在紫禁城里依然是个皇帝。如果重新奉戴这个王（皇帝）的势力出现的话，也有着王朝的复辟，即得以重建王的国家的事例存在。只是这样得以再建的满洲国，不过是日本关东军的傀儡国家而已。

研究统一政权的成立史，王权的比较史的考察是不可或缺的。通过这样的作业来观察的话，可以认为本章这样的新理解方式也是可能的。

引用、参考文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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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讲座第5卷 近世的形成》 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