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日，居然网上找到了，转贴一下。
曹操与兖州之变谁是叛徒

■ 谌旭彬

一、兖州之变
　　
　　兴平元年，兖州牧曹操第二次东征徐州。曹操大军继续了第一次东征的大胜之势，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下徐州五郡中的琅邪国和东海郡，兵锋直指徐州首府下邳。在曹军凌厉的攻势下，年迈的徐州牧陶谦准备放弃徐州，往南逃往自己的老家——扬州的丹杨郡了此余生。
　　然而世事多变，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曹操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自己志得意满、大功垂成之际，从他的大后方兖州传来了消息：他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张邈和陈官，“背叛”了自己，倒戈一击，把那头一直在关东四处游荡、没有立足之地的“饿狼”吕布引进了兖州。这场变故，史称“兖州之变”。
　　失去兖州这个根据地，对曹操的打击，毫无疑问是致命的。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兖州之变的前因后果，历代史家似乎都深感迷惑，给不出一个很好的解释。他们不明白张邈、陈宫等人为什么要“背叛”曹操。
　　我们先来看看传统史家们为什么会迷惑不已。
　　兖州之变的始作俑者据说是陈宫，是他第一个劝说张邈发动这次事变的。对于陈宫，现存的史料记载不多，鱼誊的《典略》里说他：“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联结。”后来他在白门楼毅然就死，确实够得上“刚直烈壮”这四字评语。死亡算得上对人的几种最彻底的考验之一，一个人不惧怕死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个人厌世已深；再有就是这个人有着某种强大的精神支撑，这种精神支撑强大到足以使他完全藐视死亡，传说中的烈士们总是属于后者。陈宫当然没有厌世的情绪。
　　陈官和曹操之间的关系也很值得一提。初平三年，原兖州刺史刘岱在镇压黄巾军的时候战死，正是这个陈宫主动向曹操提议，由自己出面去游说兖州各州郡官吏，让他们拥戴曹操出任兖州牧。曹操获得兖州这块最初的根据地而成为一方诸侯，陈宫功不可没。
　　兖州之变的领袖是张邈。张邈年轻的时候以为人侠义而闻名，“振穷救急”，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很多士人愿意归附他。帝国的老牌名士郑泰评价他是“东平长者，坐不窥堂”。
　　张邈和曹操的关系也不寻常。曹操第一次东征徐州的时候，曾嘱咐家人说：“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就去投靠孟卓(张邈字孟卓)。”曹操后来平安归来，和张邈相见，二人“垂泣相对”，足见交情深厚的程度。
　　兖州之变的另一个骨干成员是张邈之弟张超。
　　现存史料中，我们见不到对张超这个人的直接评价。不过要了解一个人的品行，并不一定非得从直接的材料入手，另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去了解他有些什么样的朋友，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敌人。狐朋身边多狗友，正人身边多君子。刘备是个英雄，和他为敌的曹操更是英雄；诸葛亮雄才大略，和他为敌的司马懿也不遑多让。
　　张超早年做过广陵太守，在任期间，将郡中一切事务都委托给自己的功曹臧洪。毫无疑问，臧洪在那个年代堪称士人们的道德典范。所以《后汉书》和《三国志》都不惜笔墨，为他这么个小小的功曹大费篇章立传，对其推崇备至。所以，张超这个人的道德品行我们也是想像得到的。
　　在兖州之变发生前，陈宫、张邈、张超，他们每个人的个人品行都足以作为帝国的典范。这里面没有一个是那种“脑后有反骨”的卑劣小人。其他几个可知的参与事变的小人物，如许汜、王楷等也都在士大夫圈子里小有名气。
　　正是这几个堪称君子的士人，主导了兖州之变。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传统史家们无法从几个“叛徒”的个人履历中找到他们想要找到的证据。“叛徒”们的历史根红苗正，毫无污点。
　　既然找不到内因，史家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了外因。所以《三国志.吕布传》附《张邈传》这样解释这次事变：
　　袁绍刚刚当上关东同盟的盟主就得意忘形，“有骄矜色”，张邈正义责备了袁绍。袁绍就此怀恨在心。后来袁绍让自己的小弟曹操(那个时候曹操确实是袁绍的小弟，这个说法没有贬低他)干掉张邈。曹操用一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表示拒绝。但是张邈认为曹操毕竟是袁绍的小弟，终究有一天会替袁绍杀掉自己，所以仍然是疑神疑鬼、坐立不安。后来吕布从袁绍那里逃出来，经过陈留的时候，张邈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临别，“把手共誓”。据说两人之间的这个交情让和吕布有仇的袁绍又一次相当不高兴。这进一步增加了张邈的不安全感。适逢陈宫前来游说，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擦出了绚烂的火花。
　　《后汉书.吕布传》的说法也与此大致相同。
　　但是，这个解释无论怎么看都显得相当牵强。作为一名老资格的政客，袁绍杀人的时候必然是理性的。张邈的身份是地方大员(陈留太守)，在帝国士大夫中又享有很高的名望，除非是出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性因素，否则袁绍是不可能仅仅因为张邈责备过自己一次就对张邈心存杀机的。至于张邈和吕布交朋友，那就更碍不着他袁绍什么事情了。因为别人结交的朋友是他袁绍的仇人，所以就要把别人杀掉，那么这个世界上袁绍必须杀掉的人未免也太多了一点吧。更何况，张邈和袁绍也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们同为当年的“奔走之友”这个士大夫团体(“奔走之友”包括袁绍、张邈、何颙、吴子卿、许劭、伍孚等人，这些人都是在帝国负有益名的士大夫)的成员，曹操也对袁绍说：“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亲友”二字，足见张邈和曹操、袁绍3人之间早年关系的亲密程度。
　　退一万步，即使我们勉强认可张邈发动兖州之变的这条理由和动机，那么，其他人参与这个事情的理由和动机又何在呢?要知道，参与这次变故的，远不止上述列举的几位，兖州之变实际上几乎等同于整个兖州士大夫的“倒戈”——这一点可以从后来兖州诸城一呼百应，只有三城为曹操坚守中看出来。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时候，显然也很不满意《后汉书》和(《三国志》等传统史书给出的解释，所以他在相关史料里面翻箱倒柜，试图得到一个更准确合理的说法。苍天不负有心人，还终于给他找到了这么一条：
　　建安五年袁绍发布的《讨伐曹操檄文》中说：
　　“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谀，身首被枭悬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

据此，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如此解释兖州之变：
　　前九江太守陈留人边让曾经讥讽议论过曹操，曹操听说后就把他给杀了，同时还诛掉了他的妻子儿女。边让这个人素来有才气和名声，他的死让兖州的士大夫们都心生恐惧。陈宫性格刚直壮烈，私下里也自疑不安，于是和从事中郎许汜、王楷以及张邈的弟弟张超共同谋划背叛了曹操。
　　自司马光以后，边让之死和兖州之变的因果关系算是基本上确立下来了。这个说法广为流传。
　　然而，让人惋惜的是：《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解释固然牵强，《资治通鉴》的说法却完全不可信。
　　(这个问题在上一章《东汉帝国最后的独舞——孔融之死》中谈到过。为了文章的完整性，这里再唠叨一次。)
　　因为边让根本就死在兖州之变之后。支持这个论断的证据有两条，而且是铁证：
　　第一，《后汉书.边让传》明确记载：“初平中，王室大乱，(边)让去官还家，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杀之。”白纸黑字，明明白白，边让死于建安年间，比兖州之变晚了好几年。
　　第二，作为对第一条证据的佐证：孔融入许都之后(孔融至早也是在建安元年入许的)，曾向曹操推荐过边让，称：“(边让)为九州之被则不足，为单衣襜褕则有余。”孔融不可能把一个死人推荐给曹操。
　　既然《后汉书》、《三国志》的解释太勉强，而《资治通鉴》的新发现又完全不可信，那么，兖州之变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兖州之变的内幕真的就无法为后人知悉，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只能“付诸阙疑”了吗?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尽然。后人读历史所读到的其实并非历史的本身即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那一段历史在翩然逸去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蛛丝马迹。顺藤能够摸到瓜，通过读历史的这些蛛丝马迹去揣测历史的本来面目，至于能不能摸到瓜，能够摸到多大的瓜，那就要看各人不同的摸法了。
　　我的摸法比较老实一些。我习惯于从瓜藤的根部开始往上摸起。
　　所以，在正式谈及兖州之变的内幕之前，我们恐怕还得先回过头去谈谈曹操和陶谦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那儿是兖州之变这根瓜藤的根。
　　
　　二、曹嵩之死
　　
　　在古人看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尤其是汉儒。汉儒们是鼓吹忠孝治国的，所以在两汉时期，为父母兄弟报仇而暗杀他人，许多时候并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相反，这些复仇者总是能够得到宽恕的，而且还能够得到帝国舆论一致的肯定和赞颂，运气再好一点的还会因此得到出仕的机会。
　　曹操和陶谦之间据说也有杀父之仇。
　　对于这场恩怨，《后汉书.陶谦传》这样记载：
　　“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将别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初平四年，曹操击谦……
　　兴平元年，曹操复击谦……”
　　不过，同样是范晔的《后汉书》，同样是曹嵩之死，在《应劭传》里面却这样记载：
　　“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曹)德从琅邪入泰山，(应)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郡界。”
　　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出问题来了：同样出自范晔的手笔，曹嵩这个人的死亡时间却并不一致。《陶谦传》认为曹嵩死在初平四年之前，而《应劭传》则明确记载曹嵩死在兴平元年。
　　这两条关于曹嵩的死亡时间的不同记载，必然会有一条是假的。无论如何，曹嵩只能够死一次。
　　曹嵩是不是陶谦杀的，对本文而言无关紧要，不过曹嵩的死亡的时间却一定要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初平四年秋，曹操第一次东征陶谦，第二年，即兴平元年夏，曹操第二次东征陶谦。从《陶谦传》的记载来看，曹嵩死在曹操两次东征陶谦之前。而从《应劭传》的记载来看，曹嵩死于曹操第一次东征陶谦和第二次东征陶谦之间。
　　所以，按照《陶谦传》的说法，曹嵩之死就可以被视为曹操两征陶谦的理由；而按照《应劭传》的说法，曹嵩之死顶多只能算作曹操第二次东征的理由，由此推断，第一次东征显然另有企图。
　　范晔显然是因为自己一时的疏漏，导致了这样的矛盾的出现。那么，哪一个记载是真的呢?
　　曹操的本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当然也无法回避曹嵩之死这个问题。里面这样记载：
　　“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第一次东征)。初，太祖父曹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夏，使荀或、程昱守鄞城，复征陶谦(第二次东征)……”
　　曹魏的官方史书秘书监王沈编写的《魏书》是陈寿编写《三国志.魏书》的蓝本。时人及稍后之人对王沈的评价都不好，认为这个人的史品相当卑劣，不惜歪曲史实，为曹魏多所回护。据此推测，在官方《魏书》里面，曹嵩之死应该是放在第一次东征之前，以作为曹操两征陶谦的理由。但是，陈寿对此却是不以为然的，所以他把曹嵩之死放在曹操两次东征的间隙讲述，再加上一个意思模糊的“初”字，让曹嵩死亡的时间显得模棱两可：读者既可以就此认为曹嵩死在曹操第一次东征之前，也可以认为曹嵩死在两次东征之间。
　　陈寿这么做自然是有他的难处的。陈寿人晋撰史，所以必须为西晋有所回护，而西晋是承袭曹魏建立的，故而对曹魏的回护也在所难免。
　　但是，陈寿在撰史方面又是个大大狡猾的家伙。譬如：他表面上承认曹魏的正统，把曹操的传记称为《武帝纪》，而把刘备的传记称为《先主传》，将蜀国降一个等级，但是他又在别的地方做许多小动作，来暗地里维护自己心目中蜀国的正统地位。所以他在蜀国的后妃们的传记《二主妃子传》里把刘备、刘禅的老婆们都称呼为“皇后”，和曹魏的后妃们分庭抗礼。相对的，孙权的那些老婆们却只能被称为“夫人”。
　　陈寿对曹魏的这种复杂的态度，使得他在曹嵩之死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上述这种模糊的叙述方式。
　　刘晔已经入了南朝，他对曹操的厌恶要比陈寿强烈得多，同时政治环境的宽松也可以让他肆意地抒发自己对曹操的恶感。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他在《孝献帝本纪》中的这些句子就完全可以感受得到：
“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领冀州牧。”
　　“癸巳，曹操自为丞相。”
　　“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范晔如此不厌其烦地指责曹操“自立”、“自领”，已经足以表明他对于曹操的态度。结合陈寿在曹操的本传里面搞的小动作，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后汉书.应劭传》的记载才是事情的真相，而《后汉书.陶谦传》不过是范晔的一个小小的疏漏罢了。范晔没有必要也根本不会替曹操讲话。而且我们注意到：《后汉书.应劭传》里说到陶谦杀害曹嵩的原因是“素怨嵩子操数击之”，而在曹操第一次东征之前，我们根本见不到曹操攻击陶谦的任何记载。
　　从战争的情理上来推断，曹嵩也应该死在两次东征的间隙。
　　其一，曹操第一次东征战绩斐然，之所以退军是因为没有了粮草。但是，兴平元年春曹操退军，同年夏天曹操竟又一次出军了。这个出军的时间很不合理。既然春季的时候因为粮草不济撤军了，如今秋收未到，兖州当然是同样还没有粮草的，而徐州自然也没有野外的秋粮可供曹操去打。选择这个时候出军明显是不理智的。曹操熟知兵法，却犯下这样的兵家大忌，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在这期间，发生了某件让曹操抓狂的事情，让他失去了理智。使他不顾一切，再度贸然出兵徐州。
　　其二，和第一次东征不同，按照《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记载：“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第二次东征期间，曹操在徐州实施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屠杀，“泗水为之不流”。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表明：曹操显然受到了刺激。
　　这个让曹操抓狂的事情、这个让曹操丧心病狂的刺激，我认为就是曹嵩之死。
　　我如此费劲地致力于解决曹嵩死亡的具体时间，实际上是为了带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曹嵩死在两次东征之间，那么它就不能够作为曹操发动第一次东征的理由。既然如此，就很有必要问一句：曹操第一次东征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们理解兖州之变相当重要。
　　
　　三、新士人同盟
　　
　　初平四年，距离帝国的士大夫们寄予厚望的关东同盟的成立已经过去有四个年头了。然而事实却让他们相当失望。同盟的成立非但没有起到最初宣传的拯救和复兴帝国的目的，相反，同盟中的各方诸侯借助同盟顺利实现了他们事实上的割据在理论上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同盟反而正充当着帝国最后的掘墓人。
　　伴随着对关东同盟的极度失望，是士大夫们新的拯救帝国的努力和尝试。但是，士大夫们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和性格的软弱性，使他们即使看到了关东同盟那活生生的教训，也仍然跳不出同盟救国这种老套的圈子。
　　初平四年，在徐州，以陶谦为发起人，帝国的一批州郡大员和知名士大夫组织成立了一个新的同盟。这个同盟打出的口号是起兵西迎汉献帝还都洛阳，也就是勤王。为了区别于此前由袁绍主持的关东同盟，我将这个新同盟命名为“新士人同盟”。
　　和以前的关东同盟成立时的动机不同，我完全相信这个新同盟成立时的初衷，相信他们没有挂羊头卖狗肉。
　　我相信它的理由只有一条：同盟的发起人陶谦这一年已经62岁了。这个老人即使曾经有过逐鹿中原、割据称雄的大志，现在也已经差不多消磨殆尽了。死亡对于陶谦，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事情。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为了挽救一个行将就木的帝国而做出的这种努力，我没有理由不去相信他的初衷。
　　新士人同盟一致推举对帝国极为忠诚的著名将领朱俊担当盟主。
　　新同盟的产生起因于士大夫们对原关东同盟的深深的失望。所以，新同盟的出现理所当然地意味着对原有的关东同盟的一种损害。这种损害可以分为道义上的损害和实质上的损害两个方面。
　　就道义方面而言，新同盟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关东同盟的大失人心和不作为(甚至反作为)。无疑这是抽了关东同盟一记响亮的耳光，尤其对盟主袁绍是一记重重的冷巴掌。新同盟的出现让关东同盟，尤其是盟主袁绍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新同盟推举朱俊为盟主更是对袁绍在帝国士大夫们中间的地位的一种直接挑战。
　　至于实质上的损害，我们只要看看下面这个新士人同盟成员的名单就可以理解得很清楚了：
　　发起人：徐州刺史陶谦
　　徐州部成员：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
　　青州部成员：北海相孔融
　　豫州部成员：沛相袁忠、汝南太守徐缪
　　兖州部成员：泰山太守应劭
　　其他知名人士：前扬州刺史周乾、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
　　徐州是陶谦自己的地盘，徐州部成员自不必说(有意思的是，徐州五郡中的下邳国和广陵郡没有出现在名单中，这个迹象表示：年迈的陶谦并没有在徐州实现自己的集权统治)；青州的孔融是老牌的拥汉派，对关东同盟虽举盟而不勤王早就心生不满，参加新同盟是理所当然的。
　　关键在于豫州和兖州部的这几位成员。兖州是曹操的地盘，而豫州此刻可以算作袁绍和曹操共有的地盘——沛国是曹操的老家，曹操在那里拥有雄厚的宗族势力；汝南则是袁绍的老家，袁氏在那里门生广布，势力盘根错节。兖豫三郡(沛国、汝南郡、泰山郡)加入了陶谦的新同盟，毫无疑问，是对曹操和袁绍的势力和地盘的一种直接损害。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就有过关于这种损害的记载：据说在曹操第一次东征徐州之前，陶谦反而先对曹操的兖州有过侵略行为：“取泰山华、费，略任城。”这明显是个不实的记载。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泰山郡加入了新士人同盟，所以以陶谦为首的新士人同盟的势力范围顺势也就扩展到了泰山的华县、费县等地。曹操对此大为恼火。
　　正是因为新士人同盟直接损害了曹操在兖州的利益，所以，在新同盟成立的同年秋天，曹操率军开始了他对徐州的第一次东征。
由于新士人同盟对关东同盟盟主袁绍的损害也很大，所以，袁绍全力支持曹操的东征，派自己的部将朱灵率领三营部队支援曹操。不过让袁绍有些哭笑不得的是：朱灵见过曹操之后，觉得曹操这个二老板比大老板袁绍好，所以干脆不回河北，直接跳槽了。
　　但这显然还不是引发这场战争最根本的原因。
　　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帝国的士大夫们的分裂的必然后果。以袁绍为首的老同盟早已丧失了拯救帝国的兴趣，相反，帝国崩溃中掉下来的残砖片瓦成了他们争相攫取的目标。而以陶谦为首的新同盟却仍然对帝国的复兴抱着最后的希望。他们之间的利益是如此地相互冲突、难以兼容，所以这场战争在所难免。
　　历史选择曹操来执行这场战争也非偶然。新士人同盟不但把他兖州的一个郡拉走了，而且兖州还是新士人同盟计划从徐州起兵迎天子回洛阳的必经之地。曹操首当其冲，面临着新士人同盟带来的绝大部分的压力。
　　而他现在作为袁绍的马仔，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倒向新士人同盟。虽然他当年曾经是关东同盟里面最积极的伐董分子。
　　——日月偷换、年岁流转，现在的这个曹操和当年初兴义兵讨伐董卓时的那个曹操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当年的曹操一无所有，没有地盘、没有名声，官职都还是暂且“行”着的杂牌“奋武将军”。
　　那个时候的曹操上窜下跳、哭着喊着闹着要去讨伐董卓，是因为他需要借助那场战争来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现在的曹操身为兖州刺史，已经是割据一州的诸侯了。讨伐长安诸将对曹操而言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失去了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事情到此还不能为止。
　　曹操第一次东征徐州这场战争的背景的复杂程度仍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同样将新士人同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除了关东同盟之外，还有由李傕、郭汜等长安诸将执政的长安中央政府。
　　——对长安诸将执政的长安中央政府的不遗余力的打击正是新同盟成立的目的所在。
　　为了瓦解这个新兴的同盟，长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措施之一：采用尚书令贾诩、太尉周忠的计策，以朝廷的名义，把新士人同盟一致推举的盟主朱俊征召入朝。失去了朱俊这个领袖，新士人同盟立刻就丧失了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的号召力，局面一下子微妙起来。
　　措施之二：以朝廷的名义，下达了一份诏书。诏书的具体精神是命令各个地方州郡罢兵。
　　记载有过这份诏书的史籍是当时吴国的官史《吴书》(非《三国志.吴书》，下同)。但是《吴书》认为这份诏书是曹操下达给陶谦的。曹操下达这份诏书的原因是觉得陶谦的势力太过强大，试图通过这份诏书达到让陶谦解散自己武装力量的目的，以便于自己东征徐州。裴松之认为当时汉献帝在长安，所以“罢兵之诏，不得由曹氏出”，否认了《吴书》的记载。
　　裴松之说诏书不可能是从曹操手里发出来的，这个判断很有道理，但却并不能因此否认这份诏书的存在。这份诏书固然不能够由曹操亲自签发，但却完全有可能是长安中央政府发出来的。理由有两点：其一，撰写《吴书》的韦曜史品相当不错。这个人因为不愿意违心给吴国的末代昏君孙皓的父亲孙和作《纪》，后来被孙皓找借口杀掉了——孙和没有做过皇帝，而只是孙权的废太子，是没有资格在史书里人《纪》的。出于对韦曜的信任，我认为他还不至于无耻到自己去伪造出一份长达二百余言的诏书和一分长达三百余言的陶谦的回奏，而且还伪造得那么有板有眼。其二，长安方面既然采取了第一步行动，搞走了朱俊，当然也会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去破坏这个新的同盟，在新同盟正准备起兵的当口发布这么一份诏书，其目的和针对性是一目了然的。
　　这样，我们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韦曜当然也是知道初平四年汉献帝不在曹操手上的。这是基本的历史常识。
　　所以，韦曜这样记载：“曹公父于泰山被杀，归咎于(陶)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诏曰……”恐怕不能用笔误这一类的理由来解释了。
　　这里面肯定另有隐情。
　　
　　四、狼狈为奸
　　
　　《三国志.魏书.董昭传》记载了曹操针对长安方面的一次外交活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正好处在曹操入主兖州之后和第一次东征徐州之前。曹操的这次外交活动现在看来相当奇怪。
　　对这次外交，史书大略是这样记载的：
　　西通长安需要经过河内张杨的地盘，曹操先派使者去和张杨商量借道之事。张杨此时和袁绍关系搞得比较僵，所以对曹操这个袁绍的小弟的请求本来是打算拒绝的。但是日后著名的拥曹派董昭当时正好在张杨那里做客，他劝张杨说：“别看曹操和袁绍他们现在在一起打得火热，总有一天他们的关系会破裂。曹操虽然现在实力比较弱，但却是个英雄人物，我们应该趁此机会和他结交结交。”张杨觉得董昭讲得有些道理，就把道借给了曹操。
　　曹操这次针对长安方面的外交有三处比较奇怪的地方：
　　第一处，董昭对张杨说：“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份。”对董昭提到的曹操此行目的所在的那个“上事”，史书自始至终都以“朝贡”来搪塞。但事情的真相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因为“朝贡”这种事情是不存在什么“若事有成”或者“若事不成”的问题的。长安诸将挟持天子的目的本来就是让其他的州郡大员们前来朝拜。他们巴不得你们都来“朝贡”。那么，这个“上事”究竟是什么?史书要如此三缄其口?
　　第二处，这次外交活动中，董昭替曹操“作书与长安诸将李傕、郭汜等，各随轻重致殷勤”。这进一步表明，曹操这次外交活动不是一次例行公事式的对汉献帝的“朝贡”那么简单。朝拜汉献帝是做给天下人看的，用不着和李傕、郭汜这些帝国士大夫眼里的乱臣贼子们去刻意结交、拉关系。所以这个记载实际上表明：李傕等长安方面的掌权者才是曹操此次外交的主要对象，朝拜汉献帝不过是个借口。曹操需要和长安诸将商量什么事情?
　　第三处，这次外交活动之后，长安方面并没有给曹操任何的封赏。刘表当年只是派个人去朝拜了一下汉献帝，一点也不感冒李傕、郭汜等长安诸将，而长安诸将仍然屁颠屁颠地主动封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成武侯、假节，试图拉拢他作为外援。曹操这一次不仅朝拜了汉献帝，更对长安诸将“各随轻重”送上了自己的“殷勤”。按常理，长安诸将没有道理对曹操主动抛过来的绣球无动于衷——他们想拉拢曹操还来不及呢，何况曹操自己送上门来。然而，事后曹操却一点点的封赏都没有收到。
有这么三个奇怪难解之处，曹操此次外交长安显得迷雾重重。
　　说穿了，所有的疑点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曹操派使者到长安去干什么去了?
　　曹操去干的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至少在当时帝国的主流舆论看来是这样的。否则史书的记载不至于如此欲盖弥彰。
　　联系这次外交长安的时间，再联系这段时间发生在帝国内的主要的大事，我们差不多可以断定：曹操是为了消灭新士人同盟和长安方面建立统一战线去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仔细咀嚼韦曜的《吴书》的这段记载：
　　“曹公父于泰山被杀，归咎于(陶)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诏曰……”
　　韦曜只是说罢兵之诏是曹操“表令”的，根本就没有说诏书是曹操自己颁布的或者强迫中央政府颁布的(裴松之自己误解了韦曜的原意)。意思就是说：诏书当然是长安中央政府下达的，但提议下达这个诏书的人却是曹操。是曹操向长安中央政府上了“表”，请来了这道“令”。
　　曹操那份请“令”的“表”应该就是在这次可疑的外交活动中提交给长安方面的。
　　现在，我们前面提出的三个疑问也能迎刃而解了：
　　其一，曹操此行的目的在于和长安诸将结成同盟，共同打击新成立的、以复兴汉室为宗旨的新士人同盟，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得到帝国主流舆论的支持，相反，只会噼里啪啦地挨板砖狠拍，所以《董昭传》等相关传记对此行的目的所在讳莫如深。
　　其二，正是因为这个事情需要长安方面的掌权者拍板，所以曹操必须去和长安诸将打交道。对他们“各随轻重致殷勤”。
　　其三，无论是对曹操而言还是对长安方面而言，这次外交都不过是出于共同的利益而互相利用罢了。事后曹操得不到任何来自长安方面的封赏是很正常的。
　　不能不说，这是一件滑稽的事情，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关东同盟打着反对长安诸将执政的中央政府的(最初是反对董卓执政)旗帜；新士人同盟也打着同样的旗帜，他们之间本来应该是同志，是战友，是穿同一条裤子的亲兄弟。然而最终的结局却出人意料：关东同盟最终和自己理论上的死敌(他们并不想真正去消灭这些敌人，因为这些敌人的存在正是关东同盟存在的理由。所以我称之为“理论上的死敌”)结成了临时战略同盟，准备同心协力，扼杀尚在襁褓中的新士人同盟。
　　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政治活动中千古不变的信条。
　　对于这份诏书背后的利害关系，陶谦的理解是相当透彻的。所以他选择了拒绝执行诏令，并给长安上了一道奏章，陈述了自己拒绝诏令的理由。
　　不过在曹操看来，无论陶谦接不接受这份诏书，新士人同盟会不会主动解除已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武力解决新士人同盟终归是必要的。
　　所以，很快就有了初平四年秋的第一次东征。
　　
　　五、兖州士大夫的政治倾向
　　
　　最早预言兖州之变的是一个叫做高柔的人。
　　高柔是陈留人，他对自己的那些乡亲们说：
　　“如今天下英雄并起，陈留是个四战之地，首当其冲。曹将军(曹操)虽然现在已经据有兖州，但这个人志在天下，是不可能安坐在兖州的。而张府君(张邈)先于曹操得志于陈留(张邈在曹操入主兖州之前已身为陈留太守)，我担心他们二人之间恐怕会有大变故出现，诸位不如和我一起离开陈留，避开这场灾难。”(《三国志.魏书.高柔传》)
　　高柔说这个话的时候还很年轻，那会儿曹操和张邈之间的关系又还显得相当铁，所以，乡亲们没把高柔的担忧和建议当回事。
　　兴平元年，这些不相信高柔判断的固执的乡亲们将要为他们的固执付出沉重代价。
　　这一年，兖州之变爆发了。
　　高柔的预言点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初平三年、四年间的兖州集团内部存在着两个具有分裂倾向的小集团，即以曹操为首的兖州新贵集团和以张邈为首的原兖州士大夫集团。
　　这两个集团的形成是有历史源头的。
　　初平三年夏，从青州流窜出来的黄巾军拖家带口，号称百万之众，进入兖州境内。当时的兖州刺史刘岱亲自率军前往镇压，不幸遇难。兖州大员鲍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为兖州牧”。
　　曹操能够入主兖州得力于自己的部下陈宫的游说和兖州各州郡的一些亲曹官吏(张邈、鲍信、万潜等)的支持。后者的支持是最主要的，可以说是兖州士大夫们自主选择了曹操来做他们的领导。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曹操的兖州牧是通过“民主”当选的。他的当选意味着兖州士大夫们看中了他身上的某些东西。
　　那么，兖州士大夫们看中了曹操什么呢?
　　换句话说：兖州士大夫们的择主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曹操出任兖州牧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而在政治活动中，最根本的择主标准当然就是政治倾向。
　　要了解兖州士大夫们的择主标准，我们可以从几个主要的兖州士大夫们的政治倾向入手。他们是兖州士大夫们的代表，他们的择主倾向代表了兖州士大夫们整体的择主倾向。
　　毫无疑问，张邈是兖州士大夫的领袖。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张邈这个人的政治倾向。
　　能够体现出张邈的政治倾向的，主要有三件事情。我们先看前两件：
　　(1)袁绍做了关东同盟的盟主，而“有骄矜色”，张邈“正议责绍”。
　　(2)关东诸侯在酸枣结盟之后，迟疑不进，天天“置酒高会”。没什么人，没什么粮，也没什么威望而急于在伐董战争中捞取政治资本的小小的“行奋武将军”曹操为此大发了一通牢骚。牢骚过后，曹操独自率部西进。酸枣诸侯全部无动于衷，只有张邈一个人派遣自己的将领卫兹率军去支援曹操。
　　袁绍的目的在于“盟主”而不在于“伐董”，这一点张邈看不下去，用“正议”责备于他，这个“正议”当然是指匡扶汉室这一类的大道理。
　　结合他支援曹操追击董卓的举动，我们可以初步认定张邈是一个拥汉派士大夫。
　　不过张邈做的第三件事情似乎和我们这个结论格格不入，让人相当费解。
　　(3)张邈作为一个“叛徒”被后人鄙弃的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不在于他“背叛”了曹操，而在于他“背”向了吕布这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反复小人”、“三姓家奴”。如果他引入兖州的是别的什么人，譬如一直打着拥汉反曹旗号的刘备的话，他留在史书上的名声可能会好一点。毕竟在史书的描绘中，吕布是那个年代政坛上最不受欢迎的人，日后在民间演义里更是臭名昭著。
然而张邈却和吕布这样的人“把手共誓”。
　　只有同具“臭味”才能“相投”，只有同属“朋类”才能“呼引”。不可避免，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张邈和吕布这样臭名昭著的人物深刻结交，他自己又能够好到哪里去呢?
　　然而，历史只是历史的一种。吕布“反复小人”、“三姓家奴”的臭名昭著的历史形象也只是吕布的历史形象的一种罢了。
　　——实际上，我们的疑惑本身就是我们的答案。张邈结交吕布是因为吕布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坚定的拥汉派——至少许多年来他在表面上一直都是。
　　吕布的名声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臭。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袭夺刘备的徐州，进而和袁术同流合污之前，吕布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的名声实际上还相当不错。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他亲手杀死了帝国最大的叛逆董卓。
　　当日吕布被董卓余部赶出长安，来到关东的时候，他的马脖子上系着一件重要的东西：董卓的人头。这是吕布最大的政治资本。长安陷落，王允在吕布临走之际曾嘱咐他说：“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吕布来到关东，游走、流浪于各个诸侯之间，他打出的政治口号一直都是“西迎天子还都洛阳”。他替袁绍暂时解决了黑山贼寇张燕这块难啃的骨头之后，向袁绍提出要求更多的部队，其理由和目的(至少对外宣称)就是“西迎天子”。但是，在袁绍看来，把汉献帝放在长安，要远比把他接回家来对自己有利得多。所以，袁绍非但拒绝给吕布军队，而且试图干掉吕布——这个人天天把西迎天子这件事情挂在嘴边，等于是在天天批评袁绍这个关东同盟的盟主没有忠君爱国之心。吕布没被干掉，跑路了。
　　吕布经过陈留的时候，张邈主动派使者去迎接他——可见张邈对于吕布是仰慕已久的了，吕布一直四处宣扬的西迎天子的政治主张引发了张邈的共鸣。
　　对于张邈和吕布之间的结交，袁绍相当不满。我说过，老政客袁绍不可能仅仅因为个人的好恶而让曹操去杀张邈。袁绍试图让曹操杀掉张邈这一行为的背后是有政治利害方面的出发点的。
　　这个出发点，实际上就是张邈和袁绍、和曹操之间的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
　　此外，让曹操杀掉张邈可以连带着激起曹操和兖州士大夫们之间的矛盾，让曹操充当自己的替死鬼。
　　曹操不是那种言听计从的小弟，他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不想替袁绍充当屠夫，所以没有杀张邈。对此，《三国志.魏书.吕布传》附《张邈传》记载张邈的反应是：“邈知之，益德太祖。”
　　张邈是个拥汉派。陈官、张超等人也不例外。
　　吕布日后在徐州为曹操攻得急了，在白门楼上对军士们说：“卿曹无相困，我当自首明公。”陈宫回答说：“逆贼曹操，何等明公!”陈宫对曹操的定义如此。至死，陈宫都视曹操为“逆贼”，不愿意向其屈服。
　　张超本在广陵，没有参与其兄张邈策划的起义兵讨伐董卓的行动。在其功曹臧洪劝说之下，主动率军西进，前往陈留与张邈计事，遂参与酸枣同盟。
　　纵观张邈、张超、陈宫、吕布等兖州之变的直接当事人，他们在政治倾向上存在着一条明显的共识：拥汉。
　　
　　六、谁背叛谁?
　　
　　初平三年对于兖州士大夫们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他们经过自己自主的挑选，决定拥护曹操做他们的新领导。
　　他们当然是根据此前曹操在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表现来作出这个选择的。
　　我们来看看入主兖州之前曹操的一些表现：
　　(1)散家财，合义兵，加入关东同盟，讨伐董卓。
　　(2)酸枣诸军天天喝酒吃肉搞聚会，就是不西进追击董卓。为此曹操大发牢骚，并亲自率领自己可怜的那一点兵力试图“西据成皋”，结果被董卓的部队暴揍了…顿。
　　(3)出于对酸枣诸军的失望，曹操离开酸枣，去河内依靠袁绍，希望能在袁绍那里一展拳脚。但是袁绍和酸枣诸军并没有什么不同。袁绍和韩馥谋划另立刘虞为天子，曹操表示反对，宣称自己拥护长安的汉献帝。
　　(4)袁绍让曹操杀掉和自己政见不同的张邈，曹操表示了拒绝。
　　(5)曹操大破黑山黄巾军于毒、白绕等部，显示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前四条表现足以让以张邈为首的带有拥汉倾向的兖州士大夫们将曹操引为同志、视为知己。而兖州在原刺史刘岱战死之后面临的最大、最急迫的问题就是：如何镇压境内泛滥成灾的黄巾军。曹操的第五条表现正好让兖州士大夫们眼前一亮。他们正好需要一个像曹操这样的既心系长安，有忠义之心，又具备平定黄巾军的卓越的军事能力的人来做他们的领袖。
　　一开始的时候，曹操没有让兖州士大夫们失望。他迅速地平定了境内的黄巾军。
　　但是，很快兖州士大夫们就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
　　初平四年秋，曹操第一次东征徐州。
　　虽然日后的史书对曹操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多加遮掩，甚至不惜让曹操的父亲曹嵩提前去世一年，但关于此次战争背景的蛛丝马迹终究是消灭不完的，而且漏网之鱼不在少数。
　　曹操和袁绍合作、和长安诸将合作，不遗余力地打击新士人同盟，对张邈等人产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
　　——曹操发动的这场战争直接摧毁了新士人同盟，摧毁了帝国士人的又一次拯救帝国的努力。
　　很明显，曹操已经抛弃了兖州士大夫。
　　在兖州士大夫们看来，既然他们此前选择的曹操“背叛”了他们，那么，他们也可以而且应该抛弃曹操，为自己另行选择一名兖州之主。
　　他们看中了打着“西迎天子还都洛阳”的旗号在关东地区四处游荡了多年的吕布。
　　从日后兖州之变爆发时“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这种一呼百应的局面来看，在曹操第一次东征结束后，兖州士大夫们就已经开始谋划着如何抛弃曹操，另择明主的问题了。当曹操在几个月之后第二次东征徐州(这次真的是因为自己的老爸死掉了)之时，兖州之变趁机发动了。
兖州之变历时两年，最后以曹操艰难的胜利告终。
　　这场变故还产生了一些余波，在血与火、死亡与杀戮之间，居然也为垂暮的东汉帝国塑造出了一个道德典范。
　　袁绍任命的东郡太守臧洪早年是广陵太守张超的功曹，所以张超是他的旧恩主。臧洪深受光武帝首创的恩主道德的熏陶。兖州之变后，张超被曹操围困于雍丘，臧洪请求袁绍救援张超，袁绍表示拒绝，也不让臧洪率军前去救援，同时反派部队去支援曹操。不久雍丘被破，张氏全家被诛。臧洪因此与袁绍交恶，宣布脱离袁绍，不再接受他的领导。
　　袁绍率兵攻打臧洪，同时令才子陈琳起草一封书信，劝说臧洪。臧洪在回信(即《臧洪答袁绍书》)中道破了兖州之变的的内幕：
　　“行矣孔璋(陈琳字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受命于君亲；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
　　臧洪说得很明白，他和袁绍之间的矛盾是政治倾向的矛盾，是“策名于长安”和“托身于盟主”之间的矛盾，是忠诚于汉献帝还是忠诚于盟主袁绍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也是兖州之变中兖州士大夫们和曹操之间的矛盾。
　　臧洪对袁绍的抛弃实际上和兖州士大夫们对曹操的抛弃一脉相承，不过是兖州之变的一声绕梁的余音罢了。
　　臧洪战败被俘，终不屈袁绍，被杀

写的很好....至少我看不出什么破绽来.

以前记得是谁写过,好象是长门吧,说陶谦是老流氓,主动挑衅曹操,害死别人老爸.

那个时候看了后汉书,觉得很多事情不对.至少流氓不会去资助朱俊,那真是下了血本.

现在看起来,历史真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很多时候,在一个时代急剧转弯的时候,许多守旧人士,总会被往日的信仰所束缚,而被淘汰.而他们的声音,没有留下来.

这也是我反感易中天那么喜欢曹操的原因之一.曹操是个很冷静的生存者.理想主义对他来说,很快就会让位给现实.

历史是由适应者写的.

可以说,曹操经过这场变乱,也找到了自己的道统,那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抓住大义名分,以挽救汉的忠臣自居.这样才能得到豪强的拥护.即使如此,徐州人也不相信他了.徐州问题,一直到曹丕时代才解决.那又是一个良好的,联蜀灭汉的良机,就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而错过了.

可以说,如果刘备没有诸葛亮,孙吴没有二张等人才,就不会有三分.而他自己的官渡,也不会那么狼狈了.这些都是因为那次失误.他亮出了自己的本性，用血写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再写什么墨，都是白费。

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尊不足.

——唐太宗

YY文啊

一、兖州之变：背景——张邈与曹操袁绍虽然少年交友，但是张邈与袁绍同为高第，所以张敢面折袁，而曹则不敢，实则自酸枣之盟后张袁就成对立两派。。自刘岱死，鲍信私迎曹操入主兖州，在兖州就形成了陈留张邈——东郡曹操、济北鲍信的东西两个集团，鲍信战死，曹操留陈宫守东郡，宫联合张邈以郡叛操，于是曹操的主要地盘丧失，这即是兖州之变，很简单的军阀抢地盘而已。曹操杀边让，是让天下名士侧目，应该是陈宫叛变的原因之一。然而曹操留下东郡这空子，张邈去钻，这是袁张派系斗争的必然。

二、曹嵩之死：当时曹操北有袁绍、南有袁术，西有“亲友”张邈，皆不敢得罪，特别是对于张邈，一动他将影响到整个兖州的人心向背，能打的就只有徐州陶谦。曹操东征陶谦有四大原因：1、东汉时代的政治对头，具体可参看线索人物张温与曹操、陶谦的关系；2、徐州殷盛丰瞻；3、最后才是曹嵩之死。而陶谦便是打烂了徐州宁可给刘备也不给曹操，双方的世仇过深。

三、“新士人同盟”：作者纯粹是断章取义，列出一大堆名单唬人。所谓的“新士人同盟”，引自《汉书.朱俊传》，但是陶谦等刚刚吆喝了两声，朱俊就拍拍屁股跑去长安当了李催的太仆，“谦等遂罢”。存在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特别是“其他知名人士：前扬州刺史周乾、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中有这三个人，就说明所谓的“新士人同盟”，仅是一个刚刚喊出口的提案，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操作。所以对于作者后来根据“新士人同盟”忽悠出来的一大堆，通通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