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重大学教授藤田达生，原载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讲座5 近世的形成》（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



一、问题的所在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中、近世过渡时代的战争与城郭实证研究的深入发展，甚至可以说到了惊人的地步。吸取了欧美军事史研究的进展成果，近年来从历史学、考古学、语文学等各个方面，刺激性的研究考证都逐一地面世。
即便在笔者管见所限，在战争论上可以举出铁炮传来争论，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研究，战争的实景复原，民众的动员和抵抗、军记文学和绘画史料的分析等。在城郭论分野，则可以列举围地（繩張）、建筑构件论，瓦、石垣、天守、台等资料数据的蓄积，阵城、付城、阵所的实态，倭城、古斯库（グスク）、恰西（チャシ）[译者注]等的研究等。这些成果涵盖了很多方面，相互关联，从正面追问着常由武装而得以维持的和平的本质。
受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影响而被体系化了的中、近世过渡时代论也被提出了。例如，藤木久志和高木昭作的研究作了将丰臣政权的和平令——总无事令定位在战国大名之间的同盟——战国期国分——的延长线上，德川政权继承了此政策的理解（藤木1985、高木1990）。迫使学界对至此以来的军事统一史观进行修正。而且藤木还提出了各种灾害带来的贫困，促进了百姓的杂兵化，通过对他们在同他国的战争中的“乱取”行为——抢劫财物、掠夺人口——的允许，战国大名作为领域的公权力得以定立；统一政权的大规模战争与城郭修筑、开发，对民众而言乃一大“就业场所”的见解（藤木1995、1997A、2001）。
这些见解，可以视作被地域社会、民众的要求与愿望创造了战国大名权力且近世国家的观点所支撑着。地域的成熟确实使战国大名与总国一揆等“国家”诞生。但是从这种地域“国家”的扩大=分权化的动向直接来论述天下统一=集权化的做法，不仅在逻辑上，且作为史实也是困难的。关于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天下统一的契机依然保留在天皇与足利将军等传统的公仪权力之下（川冈2002）。即便是在下克上的时代，他们依然作为国家统合的象征，而起着一定的作用。
本章将以上看法置于考量之下，来具体地讨论一下中、近世过渡时期的战争与城郭的情况。
[译者注]：以上两者分别是在琉球和北海道阿伊努人居住地所见的城郭及建筑物。

二、战争的变貌——从铁炮到大炮
战国动乱的核心，是围绕现职将军与将军资格相当者的正统性的斗争。足利义澄系（义澄—义晴—义辉—义昭）和足利义材系（义材—义维（界公方）—义荣）的对立，是同管领家和守护家的分裂、抗争、没落围绕在一起的形式下展开的（家永1995）。
而且由于除部分外以在京为原则的守护的陆续归国，他们与代掌守护权的守护代和拥有守护不入特权的奉公众的冲突亦不稀见。在战国后半叶，守护、守护代、奉公众的淘汰战反复进行的结果，树立了统一了一国、或统治数国规模的领国的战国大名权力。
但是他们相互间的争霸战的全国性扩大，并不能原封不动地和新国家的成立直接联系起来。那是因为战国大名大多依然以维持足利幕府体制为标榜。他们为了领国的安定化，从将军处拜领偏讳，被补任为守护职，依靠着旧有的权威和秩序。就像对上杉谦信称关东管领，北条氏康则推戴古河公方足利义氏自拟为关东管领的地位那样，即便是在关东，对旧秩序的依靠也是一样的。
在战国大名间的战争中，以万为单位的军力被动员出来，大会战和攻城战也被进行。但是因为军队内部足轻以下的杂兵的成分相当的高，兵站设施的确保也有局限性，故少有同敌方争到一决雌雄的地步。象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的情况那样，围绕领地边境的战争甚至横亘了十年以上。
在这个阶段的地域社会，正是边境争夺战的全盛之时。因为大名领地的边境有时是作为郡级规模的区域性存在。对房屋的放火和农作物刈取等以对象地域的民众为目标的大规模生活环境破坏战术时常地被行使（山本1997）。
在边境地域，因为城砦和精锐兵力都被集中地配置和投入，民众被置于极端的紧张状态。作为不被卷入战祸中的代价，他们向对立的两股势力之间缴纳一半租税（半手），甚至有时还被迫向两方交纳军粮（二重成）。
织田信长自继承家督以来，也整日置身于围绕临近今川义元和斋藤义龙的领地边境的交战。不久在以实力平定尾张，将守护、同时也是管领家的斯波氏流放的过程中，出于主张支配该国的正统性的必要而接近足利义澄系的将军家。
这样，信长便主体性地投身于围绕将军宝座的抗争的浊流中去。为了对抗足利义荣、使亡命在外的足利义昭就任将军，他在确保了作为通路的美浓和北伊势之后，开始了上京作战。这就是以维持环伊势湾地域的领国为目标的边境争夺战与中央的将军争夺战经由信长而联结起来的一瞬间，之后战国大名就在全国性规模上，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信长的战争。
信长的军队的特征，乃是大规模的铁炮队与补全了其机能的优秀的长枪队的存在。同当时欧陆最强的西班牙军队的大方阵（tercio）一样，在火枪手装药之时，则以长枪阵防卫之。但是信长在尾张统一过程中的铁炮拥有量较之其他战国大名决不能算多，在上京掌握了和泉的界后的永禄12（1569）年以后信长的铁炮拥有数量才急剧增长，其铁炮队才从和弓箭手的混编部队中自立出来。（宇田川武久1993）
在铁炮传入前，战国时代的主要兵器也并非日本刀。而是长枪和弓箭、飞石、炮烙火矢等种种长距武具。使用这些武器的足轻占了军队的半数。足轻以下的杂兵则是百姓，应战国大名与其家臣（给人）的征发而出阵，其具足等装备则由领主方面准备。
织田军“三间半中柄（约合6.3米）”（《信长公记》）的长枪，在战国大名中属最长的一级。因为长枪的主要用法是拍打扣击（《杂兵物语》），故若不定期地对足轻们课以军事训练，其长度越长则越难有组织地编组起枪阵。所以说长枪的长度，清晰地标明了战国大名的军制中的兵农分离程度。
所谓炮烙火矢，是用素烧土器充以黑色火药和铁屑铅丸的球状燃烧弹，在整个战国、织丰时代被广泛使用。例如在海战中，以小早船等轻快军船包围敌船，投掷炮烙火矢烧沉之乃一般的作战方式。之后此类燃烧弹中用弓、铁炮、大炮发射，开花伤人或点燃城郭建筑物的也出现了。
关于铁炮（滑膛火绳枪），近年以来以东南亚传入说受人注目。对此虽有反驳意见，但是铁炮传入不仅经葡萄牙人之手，以王直为代表的倭寇势力也有参与；铁炮在短时间内在全国规模内普及，其组织性的大量运用加速了信长之天下统一这几点是确实可征的。由铁炮传入带来的军事革命，在日本发挥了国家集权化的推进剂的作用。（帕克1995，马克尼尔2002）。
成功国产化了的铁炮，在近江国友村和界被大量生产，在武器商人的中介下，诸国的领主阶层都积极地予以购入。这和稻富一梦那样云游诸国的炮术家们传授了铁炮的使用法和玉药的调合法这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信长将铁炮队有效地利用于野战和攻城战。由于天正六（1578）年铺设铁板装载了舰炮的铁甲船的建造，给海战上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日本耶稣会士通信集》）。通过火器部队的正式导入，信长的军事力量飞跃性地提高。
实现了兵农分离的军队，战争成为其本身存在的理由，经常具备着失控的危险性。信长对于以万单位膨胀的军队，适用以严格的自我规制即军法。例如在天正九年（1581）六月二日制定的明智光秀家中军法（御灵神社、尊经阁文库所藏）中，防止行军时队列的混乱，禁止在阵地中窃语和闲谈。到了丰臣秀吉的阶段，“乱取”也被加入法令中三令五申地予以严禁，各大名也被强制遵守军法。
这样的军法的实际收效，主要和兵粮的征集调拨即兵站的确保有着互为表里的关系。这虽不能做到万无一失，但是和战国大名之阶段相较则已被相当地改善。近世军队被赋予了成为以军事为唯一要务的职业集团的义务，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为了确保兵站畅通，联络用的城郭等中继基地与支持输送的组织就变的不可或缺了。例如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秀吉购买了大量的建筑材料来建造阵城，一旦不需要时就予以拆除并将其资材逐次转用。另外在进攻九州、小田原时，都以海路运送必要的武器和军粮，并在要地设仓库以储备之。
自室町时代以来，辎重的搬运便以作为“阵夫”而征发的百姓来担当。他们被编为“小荷驮队”，配置于军阵的最后尾。在战国大名领国之下的传马制度也被有效利用，以金融和交易致富的“有德人”参与其中，使物资的征调输送顺畅化。其代表人物就是商人起身，成为秀吉的船奉行而被提拔至大名的小西行长。
三鬼清一郎在天正十二（1584）年的小牧长久手之战中考证了记载会战时军队配置的“阵立书”的成立。这是秀吉将大名级的家臣姓名及其军力记入已决定的阵形的指令书，根据战局的变化而制作且下达。
信长已经开始对家臣团赋课同根据检地得出的石高相应的军役。秀吉则更进一步地予以彻底实施。通过对自领和服属地的检地，使军役和力役的统一赋课基准予以确立。在此基础上成立的阵立书，将军令系统和上下秩序灌输进贯彻着一揆的秩序的军队内部，此实可谓以军事史上之一大分水岭。这样，和中世军队有着根本差异之全新的“公仪”的军队便诞生了。
公仪军的战争，通过以木工、铁匠、铸工、矿师等多样的手工业者集团为中心，由足轻以下的杂兵组织起来的工兵部队，呈现出物量战、消耗战的景观。他们编制紧密，以整修道路便利行军、架设浮桥等作业为首，在会战中修建了大量作为攻击或防御据点的阵城和阵所；在攻城战时，则于短时间内修筑付城群以及连绵宽阔的土壁、围墙、栅栏、壕沟，形成了大规模的包围圈，并为准备攻城而挖掘堑壕，建造井楼、准备竹排和铁盾。
将起到攻击和守备据点作用的阵城、付城、阵所等要塞在极短时间内于敌城周围大量建造使敌孤立的战术，全盛于战国末期到织丰时代。尤其是织丰时代的战争朝着并不以一时胜负为问题，而将占领地域编入领国，而且将敌对势力斩尽杀绝的杀戮战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有效利用要塞群的战术，便与之相映。
以信长为首的天下人，都蓄积了一定数量的资本和相当的技术。要塞不仅在攻城的限定场合，在关原之战这样的大会战中也被有效使用。并且在朝鲜侵略时，建筑了拥有天守阁的正式的阵城——倭城。这里以明智光秀对丹波国代表性的城郭八上城的攻击为例，来探求攻城战的实景。
天正六年四月，信长将光秀派遣至八上城。光秀在十一月的书信中，要求家臣切实地守住付城，接着记称即便摄津有冈城主荒木村重的家臣荒木重坚来援亦不必恐惧。光秀意识到了在同年十月发动叛乱的村重和八上城主波多野秀治之间的联合协同。
光秀从十二月起正式地进攻八上城，在八上城周围三里内“挖掘堑壕，立起几重栅栏”，意图使秀治陷入孤立（《信长公记》）。根据近年的研究看，八上城周围近二十处付城遗构被确认下来。（八上城研究会2000）。
波多野秀治也决不只是一味地防守，他在天正七年正月袭击了接近敌军本阵的笼山城，击杀光秀重臣明智越前守。另外在二月，给予兵库屋总兵卫以德政豁免权等诸特权。长期的守城战，要通过总兵卫这样的当地商人的情报传达和兵粮补给等支援，才能支撑下去。
但是到了五月本城的山头被全面包围，城内饿死也达“四五百人”。攻城军杀入本丸已经迫在眉睫。最终在六月，于一年多守城战之后秀治投降。但是信长不予宽免而以处死，波多野氏遂亡。
首先重要的是，这个阶段的战争是高度的情报战。秀治决不是在孤独且绝望的守城战中煎熬。他的行动是和天正六年二月播磨三木城主别所长治离反信长相呼应的，丹波黑井城主赤井直正和播磨御着城主小寺政职也参加了这一行动。荒木村重的叛乱，也是这些行动的延长。这样，摄、丹、播的诸大名一齐离反信长而同大坂本愿寺相合纵。他们形成了统一战线，且冀望其后援，即推戴了足利义昭的毛利氏展开上京作战。此时期村重所辖的摄津花隈城，进驻了义昭作为军监而特派的近臣小林家孝，并同毛利氏取得了联络（《古简杂载》）。
信长的攻城战规模虽大，但是为了应付义昭结成的包围圈，战线延长到全国，无法集中投入兵力这一点遂无法避免，到战争终结为止需耗费极长时间。与之相比，秀吉的攻城战则基本在短时间内结束。这里则在天正十一（1583）年羽柴秀吉的伊势龟山城攻击中寻求其实态。
秀吉拆除了在城下町处四处设置的鹿角和木排，破坏町屋，在城郭周围结起栅栏将守城势力封锁起来。之后才开始攻城，用铁炮、火矢、投掷火把来攻击山麓的建筑物，并用“玄翁、鹤嘴”掘塌石垣，并且为了摧毁山上的橹和城门，投入数百名矿师挖掘坑道。结果花了半月工夫，迫敌开城投降。
自此可知，战争正如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成为了动员多样的手工业者集团的正式的消耗战，只有支配了积聚了高度的军事技术和莫大的商业资本的上方的权力，才算到达了掌握天下实权的阶段。
秀吉使小牧长久手之战终结，在天正十三（1585）年七月就任关白，取得了天下人之位。并且以到天正十三年八月的北国国分为止的一连串领地划分，确定了超越了信长最大版图的丰臣领，且立即强制执行了全领国规模的大名领地改替。
通过以上举动，在原则上全体丰臣大名都成了失去了本领的“盆栽大名”，同时在领地改替时百姓的移动也被禁止。这样一来，中世领主权的否定和兵农分离就被彻底地贯彻，在日本的中枢地域诞生了以天下人为顶点的全新国家（藤田2001）。
在此时刻，秀吉一统江山已成定局。尽管依然存在走外交途径，带来和平统一的可能，秀吉为何还要接二连三地强行全国规模的“征伐”=侵略战争呢？我认为，就象早在天正十三年阶段秀吉已表示要出兵大陆那样（《伊豫小松一柳文书》），他的政治目标自掌握政权伊始就是对外战争，为此，尽早地将地域“国家”拆散，把地域社会改造成兵士和军粮的供给源是很有必要的。
关白秀吉用奉天皇的“纶命”实现“天下静谧”的论调，在天正十三、十四年分别对九州和关东奥羽的诸大名个别地发布了停战命令。其实际是以当事大名的家主权与本领的保障为条件的对秀吉的臣服令，它可以定位在过去足利将军和织田信长对诸大名下达的停战令的延长线上。
在这一停战令中秀吉所主张的逻辑是，一方面披着“公仪”的战争的外衣，以为救援受到敌对大名攻击而濒临危机的边远地丰臣大名——九州的大友氏、关东的真田氏、奥羽的芦名氏——来作为动员周围战国大名的大义名分。从至九州、关东、奥羽的领国划分的政治过程与强制的军事动员来看，丰臣政权狂妄自大且好战的本质昭然若揭。
与此相关，我们不能忽视连臣从了的战国大名中亦有遭到除封，本领被大幅削减者这一点。另外，在四国、九州、奥羽的国分之后发生的大规模一揆，每一件都以国分的恣意性和被配置到当地的丰臣大名作为统治者的不成熟和拙劣无能为起因这一点也很重要。被“总无事”这一政策的基调迷了眼睛，就难免会看不到以对外侵略为目的的军事专制国家诞生的意义。（藤田2001）
同公仪军的诞生相关，应注意首都京都的复活。作为使首都机能再生、并以其为经济基础的政策，丰臣政权采取了武器、军粮支给制度和参勤制度。
高木昭作将战国大名北条氏和近世大名酒井氏做了比较，提示了兵粮自给=中世、兵粮支给=近世的图式（高木1990）。很多大名到了江户初期后才确立了兵粮支给的制度。但是此制度的先行者丰臣政权在统一战争中开始对诸大名支给、贷借铁炮、兵粮、弹药之意义极大。这是以在京都诞生了武器和米谷的巨大市场为前提的。将此市场扩大的要因就是天正十七年以秀吉发布的在京令为标志的参勤制度的成立。
地方上的诸大名，在京都大量购置了赠答和实战用的武器。另外足以支持大名家臣团的在京和流入的商工业者和临时工阶层等膨胀的首都人口——据弗洛伊斯《日本史》的数据超过了三万户——的米谷市场也飞跃地扩大。在朝鲜侵略时期从丰臣藏入地和大名领国的大米运进则更加的促进了米谷市场的发展。
丰臣政权通过统一战争将以生野银山为首的主要金银矿山收公。掌握了京坂、界等上方（畿内）都市的米谷市价情报的丰臣政权通过巧妙运用藏米和直辖矿山的金银的手段，确立了将依赖于海外输入的硝石等军需物资在必要之时于必要之场所大量地确保的体制。（本多2001）
秀吉无谋的对外侵略之企图可以认为是为了以同葡萄牙、西班牙等南蛮势力相抗衡的莫大的财富和军事力为背景来重组东亚的外交秩序。这和之后明清易代的动向有着共通的性质（村井1997）。
丰臣政权随着秀吉之死，其内部的崩溃也在同时进行。但是时势没有再一次地倒退到战国动乱中去。诸大名全国规模地集结到二大阵营之下，其首领争夺天下人交椅的“决定天下之战”，即关原之战爆发了。因为首都的功能已经复活，并且资本朝此地一元性地集中，国家统一业已成为了决定性的动向。
在朝鲜侵略之后，由于破坏城郭和军船等重型建筑物的大炮——大铁炮、石火矢、大筒、国崩、佛狼机等——正式地开始普及，战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火器一直以来因为基本是铁铸且重量很大，而被固定安置使用。但由于青铜制的普及以及结构改良带来的轻型化而被移送到战场。大铁炮一级的火器以数百梃为单位布成炮列使用。可以认为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地来认识大炮战。
大炮的弹丸和铁炮弹丸一样，其素材和形状多种多样，用途各异。有用于大量杀伤有生力量的，也有穿透建筑物用的。对破坏城门有利的后装式佛狼机被当成加农炮来使用。德川家康购置的寇非林（culverin，最大射程6300米）炮和猎隼（saker，最大射程3600米）炮等欧制远程火炮也被投入实战，发挥了威力。
信长采用了有效运用铁炮的战术的事例非常有名。同时他也创始了使用了能够耐受新战术的础石建筑、瓦、石垣的新城郭（中井1990）。通过信长、秀吉的政策，促进了作为织丰系城郭被概念化的对本丸的向心性很高的新城郭的建造，并对应统一战争的进展而全国规模地普及且浸透之。
但是走向庆长年间后，由于大炮带来的攻城战的正规化。即便是新型城郭也难保防御完全。象征性的事例有关原之战中的近江大津城、美浓大垣城，及大坂之阵中的大坂城；攻城的炮火朝着天守和隅橹倾泻，其带来的心理和物理上的打击给予战局以很大影响。
在十六世纪欧洲的军事革命中，至此以来高大的城墙和圆柱形的高塔为中心的城郭构造被否定，诞生了意大利式筑城法。拥有足以承受大炮轰击的强固的城墙和配置了棱堡、采取了没有死角的星形外构的要塞，在日本以函馆的五棱郭和神户和田岬炮台为代表，在幕末时代得到了采用。
确实在庆长年间创建的天守以下的建筑物中，可以看到在城壁上涂抹厚厚的石灰等防弹工艺。但是只要是高层木造建筑，其强度就有局限。那样在日本的近世，为什么没有象欧陆那样将城郭低矮化、而且和城下町分离，特化为纯粹的要塞呢？
可以认为，那是即使在大坂之阵结束后，战争的形态没有转变到只以火器的运用为始终的阶段上。以及屹立着天守和隅橹的近世城郭，成为了大名的权威及对武士身份的象征的缘由所致。
在十七世纪九十年代的欧洲，滑膛步枪被装上燧发装置和刺刀，步兵成为了纯粹的火力兵种。而且战争的延续使使用火器的一般士兵的政治地位提升，而朝着对绝对主义王制的否定=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
相较之下近世初期的日本，由铁炮队和长枪队组成的足轻没有成为决战兵种。即便在战斗中大量的远程武器被使用，在最后局面上依然以武士手操刀枪的近战决定胜负。军功评价的对象也只限定于他们。
而且所谓神意决定胜负的中世战争观，即便在此阶段也无法拂拭而去。一方面以科学知识为必要的火器被大量使用，另一方面基于咒法和占星术的兵法依然受到重视。诸大名用大名等级的高禄，来召辟不仅长于用兵和武器，且十分通晓有关战争的仪式和典故惯例的精锐武士。
大名们热心编组大规模的铁炮队自不待言，在当时庆长年间的大名军队中，同弓、枪相比较铁炮的所占比例也压倒性地高。上级武士也携铁炮出战。尽管这样，象基本看不到铁炮足轻被授予军忠状的例子那样，不能认为足轻阶层的政治地位提高是和军事上的重要性成正比的。
在日本，同欧洲的情况不同，天下人们以兵农分离为志向决定了他们将会严格禁止民众对军事的参与。之后诸藩中虽有采用乡士制度，或准备在只限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动员农兵队。但是在实际上这些制度并没有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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