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是清代著名学人，钱嘉学派的总结性人物。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芸台犹及钱嘉之盛，其名位，著述，足以冕群才，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①阮元除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外，他更是一位朝廷大员，封疆大吏。乾隆对他极为器重，称“阮元人明白老实，象有福的，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②看起来，颇有点汉武帝晚年重用霍光的感觉。而阮元本人虽然一直本分谦逊，清慎持公而闻名，但是想必也是踌躇满志于仕途。但是，他作为一个三朝元老（乾隆，嘉庆，道光），崛起于盛世的末期，面对的不是“昭宣中兴”，而在长久闻着海风的腥味后，在生命的最后，看到的鸦片战争，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时代拉开大幕，任凭阮芸台有多好的修养城府，也只能带着忧愁而去。而这正是阮元和其他清带学人不同之处，长期在浙江，广东，云南等边境省区任职，使其的政治生命有大量时间在处理边防事物中度过。《清史稿。阮元传》三分之二内容写他在边境的经营。可见他在处理国防事物上的造诣和能力。而阮元当年之所以能在众士子中被乾隆一眼看重，凭借的也是一篇军事色彩较浓的《刘向请封陈汤甘延寿疏并陈今日同不同》，在群星灿烂的乾嘉学人中，写《筹人传》的阮元可以算的上是“开眼看世界”的新式人物。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就一直关注英国对中国的威胁和鸦片问题。所以钱穆先生又称：“清廷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广东鸦片烟事，奏禁鸦片，固芸台督两广先云也。”③面对日益微妙的边境形势，他一没有旧式官僚的妄自尊大，也没有书生的息事宁人。而是积极应对。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先一年，英吉利贡使入京，未成礼而回，遂渐跋扈。元增建大黄、大虎山两砲台，分兵驻守。迭疏陈预防夷患，略曰：“英吉利恃强桀骜，性复贪利。宜镇以威，不可尽以德绥。彼之船坚砲利，技长於水短於陆。定例外国货船不许擅入内洋，傥违例禁，即宜随机应变，量加惩创。各国知彼犯我禁，非我轻启衅也。④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他已经意识到海防的不足和英国军事力量的一些特点，这些措施如果拿到鸦片战争中去看，有惊人的先见之明，可惜的是，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关于1840年以后的历史中，几乎把这位学政双馨的阮文达遗忘，这点非常的遗憾，同样遗憾的是，阮元一生著述刊刻了大量的文史著作，可惜没有一部专门的军事书籍，让他多年在边疆整治海防塞防的经验浪费，这点不能不说让人感慨。
随便写两篇关于阮元的小文 阮元之于边防
阮元是清代著名学人，钱嘉学派的总结性人物。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芸台犹及钱嘉之盛，其名位，著述，足以冕群才，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①阮元除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外，他更是一位朝廷大员，封疆大吏。乾隆对他极为器重，称“阮元人明白老实，象有福的，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②看起来，颇有点汉武帝晚年重用霍光的感觉。而阮元本人虽然一直本分谦逊，清慎持公而闻名，但是想必也是踌躇满志于仕途。但是，他作为一个三朝元老（乾隆，嘉庆，道光），崛起于盛世的末期，面对的不是“昭宣中兴”，而在长久闻着海风的腥味后，在生命的最后，看到的鸦片战争，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时代拉开大幕，任凭阮芸台有多好的修养城府，也只能带着忧愁而去。而这正是阮元和其他清带学人不同之处，长期在浙江，广东，云南等边境省区任职，使其的政治生命有大量时间在处理边防事物中度过。《清史稿。阮元传》三分之二内容写他在边境的经营。可见他在处理国防事物上的造诣和能力。而阮元当年之所以能在众士子中被乾隆一眼看重，凭借的也是一篇军事色彩较浓的《刘向请封陈汤甘延寿疏并陈今日同不同》，在群星灿烂的乾嘉学人中，写《筹人传》的阮元可以算的上是“开眼看世界”的新式人物。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就一直关注英国对中国的威胁和鸦片问题。所以钱穆先生又称：“清廷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广东鸦片烟事，奏禁鸦片，固芸台督两广先云也。”③面对日益微妙的边境形势，他一没有旧式官僚的妄自尊大，也没有书生的息事宁人。而是积极应对。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先一年，英吉利贡使入京，未成礼而回，遂渐跋扈。元增建大黄、大虎山两砲台，分兵驻守。迭疏陈预防夷患，略曰：“英吉利恃强桀骜，性复贪利。宜镇以威，不可尽以德绥。彼之船坚砲利，技长於水短於陆。定例外国货船不许擅入内洋，傥违例禁，即宜随机应变，量加惩创。各国知彼犯我禁，非我轻启衅也。④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他已经意识到海防的不足和英国军事力量的一些特点，这些措施如果拿到鸦片战争中去看，有惊人的先见之明，可惜的是，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关于1840年以后的历史中，几乎把这位学政双馨的阮文达遗忘，这点非常的遗憾，同样遗憾的是，阮元一生著述刊刻了大量的文史著作，可惜没有一部专门的军事书籍，让他多年在边疆整治海防塞防的经验浪费，这点不能不说让人感慨。
随便写两篇关于阮元的小文 阮元之于边防
阮元是清代著名学人，钱嘉学派的总结性人物。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芸台犹及钱嘉之盛，其名位，著述，足以冕群才，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①阮元除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外，他更是一位朝廷大员，封疆大吏。乾隆对他极为器重，称“阮元人明白老实，象有福的，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②看起来，颇有点汉武帝晚年重用霍光的感觉。而阮元本人虽然一直本分谦逊，清慎持公而闻名，但是想必也是踌躇满志于仕途。但是，他作为一个三朝元老（乾隆，嘉庆，道光），崛起于盛世的末期，面对的不是“昭宣中兴”，而在长久闻着海风的腥味后，在生命的最后，看到的鸦片战争，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时代拉开大幕，任凭阮芸台有多好的修养城府，也只能带着忧愁而去。而这正是阮元和其他清带学人不同之处，长期在浙江，广东，云南等边境省区任职，使其的政治生命有大量时间在处理边防事物中度过。《清史稿。阮元传》三分之二内容写他在边境的经营。可见他在处理国防事物上的造诣和能力。而阮元当年之所以能在众士子中被乾隆一眼看重，凭借的也是一篇军事色彩较浓的《刘向请封陈汤甘延寿疏并陈今日同不同》，在群星灿烂的乾嘉学人中，写《筹人传》的阮元可以算的上是“开眼看世界”的新式人物。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就一直关注英国对中国的威胁和鸦片问题。所以钱穆先生又称：“清廷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广东鸦片烟事，奏禁鸦片，固芸台督两广先云也。”③面对日益微妙的边境形势，他一没有旧式官僚的妄自尊大，也没有书生的息事宁人。而是积极应对。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先一年，英吉利贡使入京，未成礼而回，遂渐跋扈。元增建大黄、大虎山两砲台，分兵驻守。迭疏陈预防夷患，略曰：“英吉利恃强桀骜，性复贪利。宜镇以威，不可尽以德绥。彼之船坚砲利，技长於水短於陆。定例外国货船不许擅入内洋，傥违例禁，即宜随机应变，量加惩创。各国知彼犯我禁，非我轻启衅也。④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他已经意识到海防的不足和英国军事力量的一些特点，这些措施如果拿到鸦片战争中去看，有惊人的先见之明，可惜的是，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关于1840年以后的历史中，几乎把这位学政双馨的阮文达遗忘，这点非常的遗憾，同样遗憾的是，阮元一生著述刊刻了大量的文史著作，可惜没有一部专门的军事书籍，让他多年在边疆整治海防塞防的经验浪费，这点不能不说让人感慨。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十章528页 ②（清）张鉴等：《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版，卷一8页
③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十章528页 ④《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一。阮元传》
清代钱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阮元不单是著名前承乾嘉后起道咸的著名学人，也是一代名宦，三朝股肱，宦海沉浮近六十年，，自科举出仕，二十六岁便得殿试二甲第三名，更有乾隆称赞“八十又得一人”的佳话。后历任少詹，内阁学士，侍郎，总督等职。一生中虽有刘凤诰案这样的挫折，但是基本上官运平顺。而读《阮元评传》一书时看到其青年在翰林院时和和珅的交往，令人感到兴趣。“其时，大学士和珅，掌翰林院，阮元执弟子礼。对于阮元这样一位才华横溢而又谦恭有礼的年轻后生，和珅很是喜爱的。。。。。”①然后在他的点拨下，阮元做《眼镜诗》，得乾隆大力赞许。此事和另一文《刘向请封陈汤甘延寿疏并陈今日同不同》一起，成为阮元上青天的“好风力”。他被乾隆特从第二名提为第一名。中国的官场是讲究人际学的，儒家学说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人伦学说。所以阮元一生在政治上的成就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品德和才华外，也需要“贵人”也就是良好的人际相助。阮元一生交友甚广，大多是著名学人。真正的官僚方面能有帮助的，首先有知遇之恩东林阁大学士朱朱石君是一个。其次按照中国的传统，录阮元进士的几位官员也当是他毕生的恩师。这些人是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杰，礼部右侍郎铁宝，工部右侍郎官干珍和部文选司主事关遐年。②然后就是阮元和和珅的关系。年轻的阮元因得到乾隆的喜爱而发迹这是毋庸质疑的，权倾一时的和珅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必然也十分重要，而阮元到底是因先见喜于和珅而得宠于乾隆，还是反过来先得宠于乾隆而见喜于和珅，还是两者并行而不矛盾，这个就复杂了。查《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中关于阮元和和珅的传记，未有关于两人交往的记载。查张鉴的《阮元年谱》，和和珅有关联的记载只有一条，“朝考钦取第九名。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时掌院学士锡山嵇文恭公奏派先生习国书，以先生在江苏吉士中年最少也。后奉旨以清书人数最多，特改习汉书，钦命大学士伯和公珅，吏部尚书彭文勤公为庶吉士大教习”。③这个记载倒是印证了一点，和珅和阮元的确有老师弟子之谊。关于眼镜诗一事，《阮元年谱》中只是记载“二月初十日，圆明园大考翰詹，钦命题为拟张衡天象赋，拟刘向请封陈汤甘延寿疏并陈今日同不同，敷得眼镜诗”。④未有提到和珅与此事的关联。而《阮元评传》一书中那一材料引自《弟子记》，很遗憾未有找到这本书来对证。查阅另一位研究阮元的学者，王章涛先生的《阮元评传》，也未有此事的记载。但是在他编撰的另一本《阮元年谱中》却发现了可以印证的材料。[阮元]初入史馆，适和掌院事，执弟子礼甚恭，和收之门下。未几，大考翰詹，高宗以眼镜命题，和知上高年不用镜，泻意于元，故元诗“四目和须此，重瞳不用他”。高宗以押他字脱空，议论又暗合己意，遂置高等，寻开坊。⑤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的李春光著的《清代名人轶事辑览》阮元项也有此事的记载。这里不在罗列。而我还感兴趣的是，既然和珅和阮元有一定的旧交，那么在嘉庆朝和珅案发后对于阮元的影响和阮元对此的观点如何。很可惜《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中两人的传记同样未有提及此事。可能诗文中会有涉及，可惜的是条件所限，难以详考。一看倒是另一位著名学者王念孙起了倒和干将的作用。总之，和珅和阮元的交往是肯定的，而且关系应该还是比较密切。而且这种交往对阮元的政治生涯也应该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和珅作为一代权臣，必然有他的过人和精明能干的地方，阮元和他的关系，没有必要要用什么道德的有色眼睛去看待，只是作为一个阮元政治生命中的组成部分去研究一下而已。而阮元是一个学问道德修养很高城府也很深的官员，既体恤民情爱惜百姓，镇压民变和应付海防又十足的果断和强硬，从他身上多少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后来同光中兴肱骨的影子。所以想必应付和珅的案件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①郭明道：《阮元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14页 ②（清）张鉴等：《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版，卷一8页 ③（清）张鉴等：《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版，卷一8页 ④（清）张鉴等：《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版，卷一9页 ⑤王章涛著，《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版，36页
陶短房: “技长於水短於陆”，嘿嘿，抛开那些长篇大论，就看这一句，这位阮老师的经世致用说，有多少是建立在冷静分析现实的基础上，也便一望可知了。“宜镇以威，不可尽以德绥”，完全是清代所谓“剿抚兼用，恩威并施”的“祖宗成例”，而“定例外国货船不许擅入内洋”，无非是传统的闭门政策，要说积极，大约也就是那个“擅”字，也就是说如果“不擅”，或者能不能让入还可商量，从十三行的历史看，这无非是再增加一个可以上下其手的环节罢了，从这些言论和分析，如何能得出，此人对“已经意识到海防的不足和英国军事力量的一些特点，这些措施如果拿到鸦片战争中去看，有惊人的先见之明”？
说明:本贴我把一条整理后的帖子作为基本文字. 把众人帖子作为跟贴了.---幽灵字
四大贝勒--by 一条昶
代善（1582-1648），爱新觉罗氏,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二子，初封贝勒。 明万历三十八年（1607），代善与兄长禇英跟随叔父贝勒舒尔哈齐（塔克世三子，努尔哈赤同母弟）往徙东海瓦尔喀布的斐悠城，那里是一些刚依附满人的民众，民心还不稳。乌拉贝勒布占泰得知后派将博克多率一万人阻挡。大军在行军途中，晚上帅旗突然出现光亮，大概是有萤火虫或者沾到了磷粉。贝勒舒尔哈齐认为这是不详之兆（古人实在是太迷信，不过代善好像例外，大概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吧），想要退兵，但代善认为不可。于是继续进军，收取了屯寨又在路上大败乌拉兵一万余人。代善纵马驰骋，追上乌拉统兵贝勒博克多，用左手抓住其甲胄，右手将其斩首。太祖嘉奖其奋勇，赐号“古英巴图鲁”。这是代善第一次在重大战阵中出现并且立下大功获的了勇士的称号。 1613年正月，太祖努尔哈赤亲自领兵征讨乌拉，接连攻下逊扎，塔郭尔，多鄂谟三城，可以说是势如破竹。与乌拉统帅布占泰的三万大军相持在富勒哈城，布占泰驻守城中拒不出战。诸位将领都想与之作战，太祖说：“征伐大国，哪能使其马上都无孑遗？”代善率众将回奏道：“我军将士饭饱马腾，利于速战。所担心的不过是布占泰不出战罢了！只要他出战，来到平原旷野，无城可防，正可一鼓作气，将其擒拿。”太祖回答说：“我仰仗苍天眷顾，作战中即使遇到劲敌，无不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斩将夺旗，从无顾忌。如今不让你们作战，是恐怕你们会被敌人击伤，因此想尽力找出万全的计策。既然你们众志成城，即可与敌人作战。”于是下令攻打敌军，乌拉军也出阵迎敌，这时两军相距只有百步距离，对于精锐的八旗骑兵来说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代善跟随太祖临阵奋战，大败敌军，攻克其城。又横击溃散的敌军，乌拉军死伤大半，布占泰逃往叶赫。努尔哈赤占领了布占泰领属的各大城邑，新增编户一万多家，大大增强了实力，为后来的战事打下了基础。代善在这场战役中不光是立下了大功，而且还在众贝勒将领中脱颖而出。 1616年，太祖建元天命，成立大金国，史称后金。于是封代善、阿敏（舒尔哈齐次子）、莽古尔泰（努尔哈赤五子）、皇太极为和硕贝勒，人称四大贝勒。满人按四人的年龄将代善称作大贝勒、阿敏称作二贝勒、莽古尔泰称作三贝勒、皇太极称作四贝勒。从此以后，代善做为辅政贝勒参与政事，成为努尔哈赤的左右手。 天命三年1618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努尔哈赤兴师攻打明朝，行军数天后，遇连日大雨，于是想退兵。代善反对认为明军这时必放松警惕，应出奇兵。于是上奏说道：“我军与明军已经和好很久了，因为他们大逆不道，我们才兴师攻打。如今既然来到了边境，如果班师的话，以后与明是再和好呢，还是互相为敌？天虽然在下大雨，但我军已做好准备所以并不怕淋湿，不过明军边境的守军必定会放松警惕，军心懈惫，正是我军进军的好时机，趁起不备，出其不意。”太祖被劝服了，于是连夜拔营继续进军，天明前包围了抚顺。守将李永芳见城被围的水泄不通于是献城投降，东州、玛哈丹二城以及台堡寨等五百多个村寨被攻下。班师时明总兵张承荫领兵一万来追，一直追至边境，代善与皇太极又突然回师迎抵，太祖派巴克什传逾代善等退兵。代善将军队驻扎在边境，派人回奏太祖：“敌方如果等待我们，我们就与其作战；如果不等待我们，必定是退兵，我们正好追击。不能无声无息的退兵，让人以为我们胆怯。”太祖同意了代善的意见，也将军队移往边境。经过一场大战，清军攻破明军三大营，斩杀张承荫及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大胜而归。在这一战中，代善的奇兵策略帮助清军取的了胜利，本人也有上佳表现。 天命四年1619，大明经略杨镐大举进攻金国。派遣总兵刘綎率兵四万从宽甸攻入南路；杜松领兵六万从抚顺攻入西路；又于青河路派遣李如柏出兵六万；最后马林也带兵四万人出三岔口。明军四路大军共二十万来犯，对于后金朝廷造成了不小的震动。不过努尔哈赤的确为一代枭雄，对于明军的四路大军沉着冷静，应对自如。努尔哈赤认为宽甸本已有准备，亲自率军西御抚顺明兵。代善依探子的回报，认为青河路道路崎岖，应先抵御西路。于是他派兵一千于吉林崖防御明军的二万人，又进攻明军大营萨尔浒山，不到一个时辰攻破明军大营，之后夹击吉林崖的明军。大战中斩杀明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等。之后又率三百骑驰援皇太极，于尚闲崖又大败明将李希泌。第二天，代善与皇太极于阿布达哩冈夹击刘铤，大败明军，刘铤战死。杜松战死后，马林部也被击溃。最后一路军，李如柏识相的退回了明境。至此，明军的四路大军全部被击溃，这一战就是著名的萨尔浒之战。代善在这一次大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更加巩固了地位。 以下是关于这次大战的一些资料，来自《14－15世纪我国辽东的局势和1619年明（后）金决战萨尔浒》 歼灭杜松部： 明军抚顺路主将杜松，率领所部于二十八日从沈阳起行，二十九日抵达抚顺关。杜松，明朝与刘綎齐名的名将，也是一名勇健的虎将“松，榆林人（一作昆山人），守陕西与胡骑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敌人畏之，呼为杜太师而不名。被诏过潞河，裸示人曰：‘杜松不解书，第不若文人惜死’，体创伤如疹，潞人为之挥涕。”（见《明史纪事本末》）可是他也是刚愎自用，粗鲁无谋之人。而且急于贪首功“李如柏洒酒拜送之‘吾以头功让汝’。松慷慨不疑。临行携扭械自随，曰‘吾必生致之，勿令诸将分功也’”（同上）。率军先出抚顺关，星夜燃火炬，驰百余里，急度五岭，直抵浑河岸。杜松命渡河，诸将请宿营，不听，竟发怒。在马上连饮数杯后，趁着酒意正浓，脱去上衣，袒露胸怀，手舞大刀，率先渡河。众将请求他披甲，他大笑曰：“入阵批坚，非丈夫也。吾解发从军，今老矣，不知甲重几许”，麾兵前进（若说其气概，到也着实不差）。众兵将无可奈何，也都只有脱衣渡河，淹死的不少，更为严重的是，辎重渡河困难，“尚遗车营枪炮在后”。在渡河后，杜松连破后金二寨，焚之，俘女真十四人，大喜，遂策骑急驰，三月一日即抵达萨尔浒。 后金探子不停的向赫图阿拉报告，“昨二十九日夜，见明国兵执灯火出抚顺关”。而南方的侦查也报告“清河路亦发现敌军”。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分析了情况后，得出结论，李如柏胆小谨慎，其行军速度定然不快，南路实不足为惧。而明军西路军必会先至，且主将杜松，明之骁将，其军精锐，若先击破之，余三路且恐。若先败如柏，则杜松未必会慌。因此，决定先行进攻杜松的西路军“全军向西”。遂命：仅留五百人守南路；以左翼四旗和右翼二旗驰奔萨尔浒，而余下二旗往援吉林崖，八旗齐动，全部迎击杜松（大家看看后金是怎么集中兵力的）。杜松在到了萨尔浒后，当时其余三路，东路的刘綎因为要在凉马佃回合朝鲜军队，现在还在马家口，北路马林也因为要等叶赫军，加之后金砍数塞道，也才刚出铁岭，南路李如柏则刚到清河鸦鹘关，这样形成了杜松部孤军突进的态势。杜松并不清楚这些，他也不管这些情况，在到达萨尔浒后，又分兵为二（大家再看看明军是怎么一次次分散自己兵力的），自己亲自率领一部进邸吉林崖，攻打界凡城。而另一部则在萨尔浒山下结营。 后金六旗精兵首先攻打驻扎在萨尔浒的杜松部的大营（反正都是软柿子，索性再从软的里面拣个最软的先打，主将不在吗！），明军在萨尔浒的大营，却也颇据规模，最外围挖堑树栅，环列战车，内列火器，准备也很充分，这里也说明杜松不愧为老于战阵的将领，非无能之辈。但可惜兵力上差距太大，火器也不足，开战后，后金先锋骑兵冲杀，明军放火铳，发大炮，一时打得后金军血肉横飞。但后金年骑毫不畏惧，不停歇的进行轮番冲击，步兵则在后面用仰射的方式用弓箭不停射击，明军火器少，终于被后金军越堑破栅，一鼓攻下了杜松部的萨尔浒大营。 攻下大营的六旗部队，又立刻麾师驰援吉林崖。当时在进攻吉林崖的杜松部，本来已取胜势，但在后金右翼二旗援军赶到后，据高临下的进行冲击，杜松部攻势顿止，战势遂陷于胶着，这时候听到了大营失陷的败报，军心顿时动摇。但杜松尚未慌乱，“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意图聚占山头，以高临下”（见《明神宗实录》），恐怕是想撑到天黑以伺机突围，但很快六旗后金军赶到了战场（骑兵啊，速度啊！）以数倍（照这个情形，现在后金兵力恐怕已是五倍于杜松余部）于杜松的兵力，将明军团团围住，激战到晚上，明军的火器优势成了劣势，火铳攻击以明击暗，后金多用弓矢，则是以暗击明，顿时击溃明军，杜松虽两眼冒火、左右冲杀，但终因力竭，落马而死。这一战，杜松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甲丈堆积，全军覆没。“明总兵杜松、王宣、赵梦磷等皆没于阵，横尸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斯焉。”（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杜松部的被全歼，已经显示出了明军一败涂地的征兆。此时，在兵力上，后金已经不弱于明军了。（整个萨尔浒之战，率先是在萨尔浒开战，但纵观此次发生在萨尔浒的战斗也就仅有此战了，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所有资料都叫此次战役为做萨尔浒之战，我觉得叫做赫图阿拉反围 战役恐怕更加合适，一己之见了。） 大破马林部： 后金军刚击破杜松部，侦查又飞报北路马林军锋逼近。三月二日，马林部在距离萨尔浒北三十余里的尚间崖安营，这时杜松部兵败的消息传来，最具明军特色的事情发生了，部队哗变了“夜闻杜松败，林军遂哗”（见《明史。潘宗颜传》，这可是悠久但恶劣的传统啊，后来在松山之战和与义军的战斗中，明军多次展现此种传统）作为统帅的马林，此人“雅好诗文，喜交游名士，图虚名，无将才”（见《明史.马芳传附子林传》）且部下也不服他，监军潘宗颜就评价他“林庸懦，不勘一面之寄，乞易别帅当此重任，而以林遥作后应，……不然，不惟误事，且恐此生实不自保”（见《明神宗实录》）。他碰到了这种情况也拿不定主意，进攻没有把握，但现在就撤退一是太丢面子了，且似乎也未到时候，毕竟加自己还有三路大军，他觉得最合适的就是不进不退的观望和等待，视形势再定下一部方针。 于是命令全军由攻转守，摆了个所谓：“牛头阵”部防：马林亲率一军驻尚间崖，倚山结成方阵，环营挖三层壕，壕内部最精锐的步兵与火器，壕外排列战车，战车外又列火器，火器外列骑兵阵。潘宗颜在飞芬山扎营，龚念遂在斡珲鄂结营，三营各距数里，成倚角之势。他的设想是，“牛头阵”能够相互救援，以战车和战壕阻遏后金骑兵的冲击，以火器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但事实上，以他的消极防御思想的布置，影响了其他两营将领的思想，也都强调防守，把营扎在易守难攻之处，各营根本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相互援助，分散了兵力，使各营都兵力薄弱，又束缚了自己，形成了被动挨打局面。 后金军尽管拥有三倍于马林部的兵力，却没有分兵分兵攻打三营，而是集中全部兵力，先砍“牛头阵”最薄弱的一角——龚念遂营（又是一个软柿子）。龚营由参将龚念遂、游击李希泌统领，防守也很严密，后金在攻打龚营，也没有四面围攻，而是将兵力积聚到一点，努尔哈赤亲自率领三千最精锐的后金铁骑朝龚营最薄弱的一隅猛冲，一举突破一个缺口。顿时八旗兵如洪水一般的从缺口处涌进龚营，龚念遂、李希泌营破战死。一角断，马林部和潘宗颜部都未往援。 破龚营后，后金军跃马疾驰尚间崖马林营。前面说到，马林营背山而立，火器精足，防守很严密，后金军先派先锋部队发动佯攻，而主力则趁机抢占高地以便“先据山颠，向下冲击”（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可明军刚一与后金先锋部队交战，主将马林就沉不主气了，看到后金军势大，外壕战事激烈，心中恐慌，立即命令壕内的精锐步兵出壕援助（这里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因为看所有的资料都只谈到，后金见明军“内外合兵”。但明军为什么“合兵”，如何合兵，则没有记载，所以这里是加了我的个人看法的，大家以为如何？），努尔哈赤看到这种情况后，当机立断命令抢占山颠的部队停止行动，“停止攻取山上，下马徒步应战”（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形成与明军步兵的混战之势，明军壕内的火器大炮怕误伤，立刻哑火，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后金的将领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都亲自麾刀上阵，各自率部鼓勇厮杀。对比之下看这边的明军主帅马林呢？“敌至，林甚恐，遂提部下兵，避其锋以去”（见《明神宗实录》），主将先跑，而这时传来消息副将麻岩战死，明军顿时溃败，最终全军皆没。“死者遍山谷间，血流尚间崖下，河水为之尽赤。（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这下好，牛头都没了。潘宗颜早就看老马不顺眼，对马林营自然也不管不问，可你看他不顺眼是一回事，你怎么也得顾自己吧，唇亡齿寒你的不懂？ 马林营破，后金军又马不停蹄的奔向仅存的孤军飞芬山的潘宗颜营。潘营驻山顶，居高临下，加之山路崎岖，骑兵也冲不起来，又以楯车为垒，环列火器，潘宗颜又是老于战阵，非马林之流可比，是一块难恳的硬骨头。后金军只能纯粹利用兵力和素质上的优势生吃硬啃了。后金军一半下马为步兵，一部披重甲持大刀在前，另一部轻步兵则操弓箭在后从一面强攻；另一半骑兵则从其他三面包围住飞芬山，以防止敌军突围。战斗开始后，战势十分激烈，后金步兵顶冒着明军的火器攻击，仰山猛攻，而明军则利用居高临下，不停施发火器，潘宗颜“奋呼冲击，胆气弥厉。”（见《明史。潘宗颜传》）。两军混战，杀得是混天黑地，但终究明军兵少，寡不敌众，终于被后金部队突破了营阵，“牛头阵”的最后一个角终于也被砍了。潘宗颜战死，其死时“骨糜肢烂，惨不忍睹” （见《明神宗实录》）明军的北路大军至此，除主将马林以数骑逃回开原外，全军覆没。而当时来助阵明军的的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杨古则“闻明军败，大惊而遁”（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这两位在六个月后，后金征讨叶赫的战斗中战死，金台石贝勒在叶赫城破前，后金要其投降，他大喝：“吾非明军可比，等丈夫也！肯束手归乎？与其降汝，宁战死尔！”死前还不忘讽刺我大明！死了活该） 伏击刘綎部： 三月三日，即在击败马林部后，后金接到侦查报告东南面刘綎部进董鄂路，西南面李如柏进拦路虎。努尔哈赤向李如柏方向派了二百人以加强防御（我看他是算死了李如柏没用的东西，先就用五百人防守，现在增兵吧，还就加了两百人。好歹李如柏也有个两万来人吧，没面子），而自己则来到界凡城，杀八牛祭天，庆祝胜利后，率四千兵回赫图阿拉坐镇策应，而主力则全力向东南迎击刘綎部。 刘綎，江西人，明朝名将（大家应该很熟悉了）。身经大小百余战，名动海内。他善用大刀“所用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见《明史。刘綎传》）又弓马娴熟，曾经“命取板扉，以墨笔错落乱点，袖剑掷之，皆中墨处。又出战马数十匹，一呼俱前，麾之皆却，喷鸣跳跃，作临阵势，见者称叹”。还有，他和杜松一样，嗜酒，每每临阵，都饮酒斗余，以激奋斗志（想来智谋恐怕也与杜松不相伯仲）。 刘綎受命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兵，但当时天时不利“风雪大作，三军不得开眼，山谷晦冥，咫尺不能辨”他带领着一票杂牌军，同朝鲜部队一万三千人回合后，在地利不明的险远道路上行进，一路上不仅峻岭险峻，山路崎岖，丛林密布，而且后金坚壁清野，还设置了大量路障，“贼新斩大木，纵横涧谷，使人马不能行，如此者三处。且斩且行，日没时到牛毛寨。原有三十余胡家，已经焚烧，埋置米谷”（ 见《光海君日记》）。明军军粮不足，而朝鲜兵更加惨，“三军不食，已有屡日”（ 见《光海君日记》）。行军速度非常慢，刘綎部二月二十九日抵达牛毛寨到三月二日才到达浑河，而浑河与牛毛寨仅间隔六十里，以刘綎的个性，当时行军之难，可见一斑。而在此时，杜松部与马林部已经败亡，而由于通讯不畅，刘綎竟一无所知。在此段路上，刘綎也与后金的小部侦查骑兵进行了十几场小规模的战斗，“生擒斩获共二百一十余颗”（见《明神宗实录》），士气到还颇旺盛。努尔哈赤的得知这些情况后，顺势对其使用诱敌之计“夷贼精兵五百余骑，直逼对山诱战，且战且退”（见《明神宗实录》），一直将刘綎部引诱到了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冈。这个地方地形十分复杂，易于设伏。刘綎部在小胜的诱惑下，一脚就踩了进去。 三月四日，后金部将领扈尔汉率五百骑兵且战且退以诱明军前进，四贝勒皇太极率右翼四骑，隐藏在阿布达里冈上的丛林中；二贝勒阿敏率一部骑兵，潜伏在山冈的南面，以待放过刘綎部一半后，从中段截击；大贝勒代善率左翼四旗在山冈隘口处埋伏，准备进行正面冲击。一切准备就绪后，派投降的汉人装扮成杜松部的兵丁，诱刘綎部“建州兵得杜松号矢，使谍驰之，令急来合战。綎曰：‘同大帅，乃传矢，裨我哉！’谍曰：‘主帅因事急取信尔。’綎曰：‘殆不约传炮乎？’谍曰：‘塞地烽火不便，此距建州五十里，三里一传炮，不若飞骑捷也，’綎首肯。”（见《明史纪事本末》）。此后间谍又把此消息密报后金，努尔哈赤急命以刚刚缴获的杜松部的大炮进行“传报”。刘綎军听到炮声后，唯恐杜松得了头功，把谨慎丢到了脑后，急命全军火速前进。阿布达里冈一带，道路险峻，马不能成列，兵不能成伍，刘綎头脑一热，下达了一个足以致命的错误命令，即兵马成单列前进。 刘綎部前进到阿布达里冈，顿时隐伏在山顶、丛林、隘口的后金伏兵四起。阿敏部突击，由于明军单列，一举就将刘綎军拦腰截为两断，并全力击其尾部。皇太极部趁势从山上冲下，击其首部。代善部骑兵则全力突击，漫山冲杀，使明军无法结成阵势。后金首尾齐攻，四围冲杀。刘綎虽奋战不已，但终究大势已去，力战数十合，力竭而亡。其养子刘招孙（前面说的掉枪头的那个）全力来救，亦战死。“……綎之不备，遂阑入阵，阵乱，綎中流矢，伤左臂，又战，复伤右臂，犹鏖战不止。自已（这个字我打不出，只好用已经的已来代替）至酉，内外断绝，綎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手歼数十人而死。刘招孙救之，亦死。”（见《明史纪事本末》）刘綎的东路军也就这样中伏而全军覆没了。 当时朝鲜兵在刘綎部之后（恐怕是老刘看他们不起，不愿意带着他们作累赘吧），三月四日在富察扎营，同日，后金代善部在歼灭刘綎部后立即奔驰至富察，当时朝鲜军刚刚扎营，代善的铁骑就冲了上来，朝鲜的将官兵丁本来就不是自愿来作战的，战斗力装备都差。当时是“披纸作甲，柳条为胄”，火器老旧，加之又缺粮数日了，碰上后金那帮如狼似虎的军队，“欲走则归路断绝，欲战则士心崩溃。”（见《光海君日记》），无可奈何之下，元帅姜弘立、副帅金景瑞投降，明监军乔一琦投崖而死。东路也彻底失败。 吓跑李如柏： 明军三路相继败亡，杨镐在沈阳连挨三闷棍。立即下令，命李如柏回兵。李如柏是当年威镇朝鲜的明军统帅李如松的弟弟，可比起其兄，差太多了。他怯懦愚蠢弱智低能，出师不晚，可行动却慢（与刘綎的慢不同，他走的清河路，比刘綎走的宽奠路好走得多。也怪不的后金看不起他，他这一路只用了七百人防守，还没用上）走了几天还没用看见后金部队的影子，接到杨镐的撤兵命令后，急命回师。后金的牛禄额真武理湛，当时是受命率领二十余骑侦查和监视李如柏军，看到李如柏退兵，当机立断进行了追击（二十多追击二万余……此人当真是胆大如斗啊！）“武理湛率二十余骑至乎兰山，见敌军行山麓，乃于山颠驻马大呼，弓手四顾伪指麾兵状。敌望见惊溃。武理湛遂纵骑疾驰击之，斩四十人，获马五十，敌相蹂躏，死者千余。”可以看出，李如柏退兵时“草木皆兵”的臭德行。 以这个样子失败，李如柏岂会有好下场？战后，明朝大为愤慨，将李如柏下狱命其自裁，得到一个可鄙的下场。 至此，发生在1619年的后金与明朝之间争夺辽东控制权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战役——萨尔浒之战以后金军的完胜和明军的惨败结束，在此次战役中，明军损失惨重，据有关资料统计：明军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一十余人，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丧失马、骡共二万八千七百六十余匹。 同年七月，随太祖努尔哈赤攻克铁岭。八月，出兵叶赫。叶赫有两座城：金台石守东城，布扬古守西城。两人准备与清军血战到底，等待明军的救援，可知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元气大伤已是自身难保。努尔哈赤自己攻打东城，派代善包围布扬古的西城。不久之后，东城就被攻破了，金台石战死。布扬古及其弟布尔杭古乞盟，代善不许，派使劝降布扬古，最后布扬古开城投降，叶赫被灭。代善兵不血刃拿下了西城，减少了损失。在这一年中，接连发生两次大战役，这两战扭转了金明两国的局势，以后明军渐渐改攻为守，而后金开始了向明境攻城掠地。代善在战斗中的卓越军功，使他成为了四大贝勒中，名副其实的大贝勒，也为他这一支今后的繁荣埋下了伏笔。 天命十一年1626天启六年八月，太祖努尔哈赤去世。代善长子岳托与三子萨哈嶙认为四贝勒才德冠世，应当继位。代善也表赞同，于是与众贝勒商议后，上书皇太极继位。有关于这一次的皇位争夺，因为与多尔衮关系较大，所以详情请见铁帽子王之多尔衮。这里只叙述大概，代善为了让皇太极顺利即位，与皇太极联手逼迫努尔哈赤的正妃纳喇氏也就是多尔衮等的生母，清除了皇太极的绊脚石。 十月，代善攻打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活捉了他们的贝勒巴克和他的两个儿子，斩杀贝勒鄂尔齐图，俘虏的他们的下属子民。 天聪元年1627五月，跟随太宗围攻锦州，得知明军从山海关前来增援后，派兵迎击，大败明军于宁远。后因天气炎热，不得不退兵。北方的天气也会这么炎热吗，不可思议啊。 天聪三年1629十月，攻入洪山口，攻克遵化。又进攻北京城北土城关，大败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十二月，大败山海关援军。满桂也算是明军中的一员猛将了，这一战却打的很不好看，简直是一败涂地。 天聪四年1630正月，明兵部侍郎刘之纶率兵到遵化与代善对峙。代善招降不果后包围明军，刘突围中中箭而死。刘之纶虽不是一个良将，但在明军将领中也算是有骨气的一个，力战而死值的尊重。 天聪五年1631，随太宗围攻明大凌河，攻克城外守台。九月，率兵两万截击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的四万援军。明军本以摆好阵型，结果清军的精锐骑兵很快将阵型冲的七零八落，大败明军，总兵吴襄败逃。张春收集残军再战，并且顺势放风阻挡清军，结果风势逆转，明军又败。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战死，张春及副将张洪漠被俘。这一战中，明军死伤惨重。代善也露出了宽厚的一面，他向皇太极求情，将俘获的伤兵全部放了回去。 天聪六年1632五月，随太宗进攻察哈尔，林丹汗逃走，胆小鬼一个无耻，之后代善又移军归化，后与明议和而回。 天聪八年1*五月，又攻明朝，兵出榆林口，后于宣府分兵，从客喇鄂博攻克得胜堡，由朔州奔马邑。八月会师大同。 崇德元年1636四月，代善晋封为和硕礼亲王。这时的代善功高爵显，俨然成为诸王之长。 十二月，随从皇太极进攻朝鲜，朝鲜国王李琮投降。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对代善的声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他在攻打朝鲜途中，违旨拿了很多的战利品，并且被皇太极下旨责备。皇太极在旨中说道：“王兄原本以身作则，这次居然做出这中违旨之事，但愿以后能加以改正。”皇太极说的话虽然不重，不过在心中多少会有一点疙瘩。代善为人老成持重，很早就成为众贝勒之首，做事也十分干练。但临老做出这种事，可能是年纪大了贪心也大了的问题，在他的经历中留下了污点。不过也可能是代善学了一下萧和，也不是没可能。 崇德三年1638二月，皇太极亲自率军攻打喀尔喀部，代善没有随军出征，只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留守盛京，或者也攻打朝鲜时所做之事有关。 崇德四年1639十一月，代善随从皇太极在叶赫打猎。来到英格布占，代善射鹿时，失手摔下马，腿受伤。太宗看到后，亲自为其包扎，并酌了一金卮酒，劝代善喝下。君臣相对落泪，停止了打猎，并与其同辇回京。因代善伤势较重，所以行程很慢，每天不过二十里。本来代善因年纪日长，所以早以留守盛京，代为处理一些政务，这次受伤之后，更是深居简出了。 崇德八年1*八月，世祖即位，事前代善召集诸王、贝勒、大臣商议让福临即位，让郑亲王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共同辅佐顺治。事情定下之后，代善的第二子硕托与萨哈嶙之子阿达礼想改立多尔衮。代善大义灭亲，硕托与阿达礼被多尔衮所杀。之前代善帮助皇太极除去了多尔衮的母亲，这时又靠向多尔衮。可见，代善为人老于世故，处事圆滑，所以他的家族也获的了很高的荣誉，之后也繁荣昌盛，一子一孙都是铁帽子王。 顺治即位后，特准代善上朝不用下拜，可见对代善的恩宠。顺治五年1648十月，代善病死，终年六十六，也算是长寿了。 代善为人谦逊有礼，太祖时为四大辅政贝勒，轮流值班。太宗即位后，认为兄长应多休息，让他们儿子值班就行了。上朝时让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坐在自己左右。礼部参政李伯龙请求制定朝会班次礼仪制度，认为莽古尔泰不可与皇上并坐。代善也表赞同，提议与莽古尔泰侍立两旁，其他贝勒立于下首。于是成为定论。 顺治赐葬银万两，立碑刻文，表彰其功绩。康熙十年1671六月，追谥代善曰“烈”，又在墓旁立碑，表彰其功德。乾隆十九年1754九月，代善入祀；盛京贤王祠。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乾隆下诏，代善配享太庙。 代善有子八人，有爵位的居然有七个之多：岳托、硕托、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
三石:皇太极和代善和他们老子的福晋都有说不清的关系（努又不是皇帝，哪里来的太后） 凭记忆简要的讲一下： 四大贝勒中代善居长（努尔哈赤的儿子中他排老二），皇太极居八,(是四贝勒幽灵编辑)；当时代善拥有二旗（好像是正红、厢红），而皇太极只有一旗（不记得是哪一旗）；代善待人宽和，皇太极待人严苛。从各方面来讲代善的条件都优于皇太极，努尔哈赤曾经当着五大臣的面说过：“待我百年之后，我的老妻和幼子都托付给大阿哥了（即代善）”（大意如此，原文不在身边） 但是后来出了一个事，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即据传努尔哈赤的大福晋（多尔衮、多挼的妈妈）也不知道是努尔哈赤宁远兵败后能力出了问题，还是听说了他前面讲的那些话，有了一些想法，即色诱惑代善，屡次勾引他，代善有没有上？不知道。但一次努尔哈赤的一个小福晋向努尔哈赤告密，说：“1、大福晋长期做菜去送给代善，代善每次都吃得不亦乐乎。2、有天晚上，大福晋盛装偷偷的出了宫，去了大贝勒府……”顿时惹发了努尔哈赤，先就废了大福晋（后来还是复立了，但在他死后，这个苦命的大福晋被四大贝勒逼做了殉葬品，真不知道开始的废黜对她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接着剥夺了代善的一旗，赏赐了那个告密的小福晋（赏她和自己同桌吃饭）至此，代善的继承权基本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了。尔后，当然皇太极就上位落！（阿敏是侄子，莽古尔泰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并且传说他逼死生母，都不在继承范围之内） 那么事情到此本来已告一段落，但后来又传说那个小福晋告密的事情是受皇太极的指使，所以我说，看来代善和皇太极和他老子的福晋关系都不清白。 代善宽厚，在后来皇太极与多尔衮的汗位争夺中不记前嫌坚定的站在了皇太极的一边，先合伙逼死多尔衮他妈，绝了他的大援，接着欺负他年少把皇太极就送上了大汗的宝座。
畠山氏信:起先八旗分别由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统领。他亲领两黄旗，次子代善领两红旗，第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第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长孙杜度领正白旗，侄子阿敏领镶蓝旗。 后来改为代善领正红旗，阿敏领镶蓝旗，莽古尔泰领正蓝旗，皇太极领两黄旗，十二子阿济格领镶红旗，十四子多尔衮领正白旗，十五子多铎领镶白旗。
后金之类的也没有关系，问题不大，连满族官方的介绍文章也是这么称呼的，以下是来自辽宁抚顺信息网浑河文明里的一篇文章： 立国后金 肇基龙兴 作者：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后，便处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遂迁居赫图阿拉。据《清太祖截止皇帝实录》载：“癸卯年（1603年）......太祖从虎拦哈达（呼兰哈达）南岗移于黑秃阿喇处筑城居住。宰牛羊三次稿劳夫役”。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修筑完内城便开始修建外城。“乙巳年三月于城外复筑大郭，宰牛羊稿赏役五次”。 赫图阿拉早在福满时就建立了城池，后历经觉昌安、塔克世屡次增修，已经初具规模。努尔哈赤在佛际拉称王后，渐觉该城狭小，另由于人口倍增，水源有限，很觉不便，帮迁移到赫图阿拉祖居之地。此次，努尔哈赤对赫图阿拉进行了扩建。内城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开始兴建，他运用了所辖域内的大量人丁，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完工迁入，然后动工修建外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全部建成。 赫图阿拉城是努尔哈赤登基称王，建立后金王朝的地方，也是闻名中外的历史名城。满文的全称是赫图阿拉霍通，汉意是建在平岗上的城。建筑为一城（内城）一廓（外城）式。外城南北长1352米，东西宽1335米。外墙之间填上土石，然后夯实。当时设有9门，门的墙的遗址至今尚存。内城墙的修筑方法大体与外城墙相似，不同的是城墙更高，墙体质量更加坚固。在墙心土石中间按一定高度放上椽木，一并夯实。椽木起拉力作用，很像现今的砼结构中的钢筋。现在细心的人看遗址，就会发现有许多窟窿，那就是椽木腐烂留下的痕迹。内城门原设有7门，现存4门。 赫图阿拉城内建筑布局，既保留了女真民族的风格，又吸收了汉族中原文化的特点，突出的是中轴线起点，南北向挺直延伸，反映出儒家“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传统观念。城内道路系统，以中轴线相交，形成严整的方格网状，各级主次干道均为直角相交。城内坊里与市肆分明，很多的住宅与官署建筑配套，功能分明，井井有条。1999年，抚顺市委、市政府，新宾县委、县政府拨出巨资迁出了城内居民，修复了汗宫大衙、八旗衙门、内城门以及显佑宫、地藏寺、关帝庙等建筑。现在城内一新，再现了当年的原貌，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及学者，成为辽东地区的旅游胜地。 努尔哈赤虽然已经称王，但对待明廷仍然以建州首领的身体出现，甚至连女真国或建州国的名称也不让明朝知识，只是内部使用。他为了防止明朝的军事干涉，创造一个有利自己的环境，努尔哈赤长时间向明朝纳贡称臣。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努尔哈赤首次带领108人进京入世，受到明廷的宴赏；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十一月，努尔哈赤率100人再次入京，向明廷进贡方物，赐宴赏如例；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五月，努尔哈赤率100人第三次入京，向明廷进贡方物，赐宴赏如例。凡明廷派使臣前来宣谕，努尔哈赤都恭谨从命，一如明廷所授封的边臣模样。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明廷边臣奉命宣谕建州，令努尔哈赤不要与朝鲜结仇，努尔哈赤就此问题回复朝廷。他说：“游击宣谕我不要与高丽为仇，我没有违犯朝廷法律风只知道遵守国法，保卫和守护边疆950里，努力学好。上年高丽避乱（指倭寇入侵，朝鲜人外逃），逃入鞑子地方，我把逃来的人收留在家，后将12个人送回了满浦镇。我们两家好似一家，清游击上转抚部大人。”还说：“鞑靼国（指蒙古）、海西以及建州各部都有好人、歹人，把好人误作歹人，认为违法、加罪，实在让人难于忍受。今天，我把冤屈的情由都诉说出来，禀告游击老爷，将我忠顺的情况奏报给朝廷，请还应开天门，见天日。”努尔哈赤派大臣康古里前往途中迎接。又令何和理、张海统领骑兵300保护。努尔哈赤热情地款待来使，并对天发誓说“我管事13年了，只有恭顺地对待朝廷，从来没有二心。”还向朝廷官员行礼，接受赏赐。努尔哈赤大宴余希元后，舒尔哈齐又恭请余希元到家里赴宴。努尔哈赤送给余希元大马一匹，率领诸将在城外一二公里处设账幕，举行饯宴，款待十分丰厚，以表示努尔哈赤对明朝忠心耿耿。 明廷不明真象，以为努尔哈赤“保寨有功”，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决定晋升他为龙虎将军，位居散阶正二品官员。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辽东总兵李成梁、巡抚赵楫，徒宽甸等6堡居民6万人于内地，800里弃地给努尔哈赤，每年还给银800两，作为年例赏。而此时，努尔哈赤却广集工匠，打造兵器，磨刀霍霍准备向明廷发难。 此间，努尔哈赤派兵东征安楚拉库，收服东海窝集部，兵取东海瓦尔喀斐噜、佛讷赫等3处，发兵征服窝集部瑚叶路、乌尔古宸、木伦、虎尔哈部扎库塔城，兵占明边柴河、抚安、三岔儿等地。尽管，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八月，至明边，强裁参价，索赏，争车价，混用哈达部敕书领赏；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二月，与明边臣立碑划界，从此自称为国。然而，努尔哈赤仍然继续进入明京纳贡，多次向明廷贡献方物，表示臣服。实际上，此时，努尔哈赤表面上是纳贡，暗地里是剌探明廷虚实，把明廷的内幕查得一清二楚，使下定民反明的决心。尽管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因努尔哈赤设假幕千余所，以防备明兵进犯，明廷认为努尔哈赤“逆形已彰”，但明廷备御肖子还入使建州，察询努尔哈赤为什么没有向朝廷纳贡蜂蜜一事，看来明廷始终还蒙在鼓里。努尔哈赤准备称汗，建元，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末，努尔哈赤进一步整顿国政，建全官制，设立听讼5大臣，扎尔固齐10名。凡是有听讼的事，先经扎尔固齐审理，再上达5大臣复审，5大臣审后，上告众贝勒。若是小事，不是生杀予夺等重要案件，众贝勒便可结案。凡是事关重大的案件必须报请努尔哈赤。审理大案要案，汗坐在大殿之上，令讼者跪在下边。汗一一详问，准许被审的人申辩，最后，汗根据情况处理。 5大臣、10扎尔固齐以下，设立判官40人，荐举办事大臣8员，专事守城和兼称乡间的事务。又委16名大蔬管理仓粮，配给8名巴克什，协助记录粮谷等帐目。此时，军事、听讼、理财、行政等国家管理机构的要件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 各种官员设立后，努尔哈赤决定5天一朝，众贝勒、大臣，每5天最后的1天都要集中在汗的大衙门里，由众贝勒、大臣共议国政，最后由汗裁决。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这是努尔哈赤及女真人最值得庆祝和纪念的日子。这天努尔哈赤赫图阿拉举行了隆重的称汗建元大典。 努尔哈赤建元称汗，分胆表示他已不再是明朝的边臣了，而是一国之君，并与明朝正式分道扬镖封建社会乃至奴隶社会，人分辩率把帝王称为真龙天子。努尔哈赤自“黄衣称联”起，女真人就相信他是龙的化身，并把跟随他的活动，称为“从龙”。尽管现实中没有龙，但从此，他像神话中的龙一样，翻江倒海，叱咤风云，使整个东北大地为之颤动，成为一代天骄。 赫图阿拉作为后金政权的第一个都城，也因此扬名海内外，成为女真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日后被称为清王朝的发祥地——“天眷兴京”。 努尔哈赤的成功，他往往想念是祖先神灵保佑的结果。早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时，他选定苏子河北岸，桥山脚下，草仓河迤西的一片平阔土地，动工为其祖辈修建陵初。埋葬了他的曾祖福满和六世祖猛哥帖木儿的衣冠。还有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和叔父塔察篇古、伯父礼敦的遗骨，并按时谒祖上坟。至后金天聪八年（1*年），尊兴京陵。后不清皇室把这里视为“兆基帝业钦龙兴”之地，现改称永陵。 永陵宫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初建时比较简陋，只建有享殿和东西两殿，埋葬着肇祖猛哥帖儿的衣冠和兴祖福满的肯殖，同时建有两座功德碑。后金天聪八年（1*年）称为享陵，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改称永陵。 清顺治七年（1653年）进行扩建，新建享殿、配殿、门墙以及升龙照壁。清顺治十年（1656年）从辽阳东京陵迁觉昌安、塔克世墓。至此永陵内共葬有4祖，外有礼敦、塔察篇古的陪葬墓。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0续建景祖觉昌安和显祖塔克世功德碑。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亲自撰写了《神树赋》，刻碑，立于西杨殿中。有清一代对永陵陵宫的修建十分关注。据有文字记载的从清顺治七年（1650年）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先后进行大规模扩建与修缮共达28次之多。康熙、乾隆、嘉庆和道光皇帝多次来京拜谒永陵。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进行维修，尤其近年来，各级政府投巨资进行整体维修，面貌焕然一新，成为重要的旅游圣地，年均游客达10万人（次）之众。
关于岳乐
疾病卫: 安亲王岳乐，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之子，排行第四。是顺治，康熙两朝功勋卓著的亲王，为清朝入关后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顺治三年，岳乐跟随肃亲王豪格征讨盘踞四川的张献忠，他作战英勇，颇具谋略，率部击斩了大西王张献忠，被晋升为贝勒。之后由于他在工部及宗人府的政绩，被擢升为安亲王。岳乐与其先辈不同，他是清初改革派的代表，他全力支持顺治皇帝的一系列改革，大胆启用汉人，缓解与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停止圈地，使人民能正常从事生产活动。 这一系列措施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顺治帝迫于压力，在弥留之际颁布罪己召，全盘否定以前的改革，并任命保守派为顾命大臣，使得清朝在康熙初年出现了倒退的现象，岳乐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郁郁不得志。好在康熙帝及时铲除了鳌拜，大清才没有续写元朝的悲剧。岳乐并没有寂寞多久，随着吴三桂和耿精忠的叛乱，安亲王被重新启用，封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师讨伐吴三 桂。他仔细的分析了当前的形式，认为先攻湖南，与吴三桂正面交锋，即使胜利，所得的土地也不容易保住，不如先攻江西，即稳定了后方，又切断了吴三桂与耿精忠的联系。事实证明岳乐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率师很快占领整个江西，并乘胜直捣湖南，不久，吴三桂病逝，清军胜利在望。此时岳乐奉调回京，军队暂交他人。康熙帝亲自赴卢沟桥迎接，对岳乐大加褒奖。并让他重回宗人府掌印。康熙二十七年，岳乐再度领兵驻防苏尼特，二十八年死于军中。
另外，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周培公与图海战胜后的那一番交兵权释君疑的话，其实来源于岳乐。 本身岳乐其人在前朝就非常厚的功绩，在朝中以及军队中威性十分的高。在南方取得整个战局的胜利后，放弃兵权重新回宗人府是保全之道的常见手腕。其在军事上于政治上都是罕见的人才，更难得的是懂得收敛锋芒。
狩野宗乐:
阿巴泰子五，有爵者四：尚建、博和讬、博洛、岳乐，而岳乐袭爵。 安和亲王岳乐，阿巴泰第四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从豪格徇四川，击斩张献忠。六年，封贝勒。八年，袭爵，改号安郡王。九年，掌工部事，与议政。十年，命为宣威大将军，驻归化城，规讨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寻行成，入贡，乃罢兵。十二年，掌宗人府事。十四年，进亲王。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耿精忠并反，犯江西。命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师讨之，自江西规广东，次南昌，遣兵复安福、都昌。十四年，复上高、新昌。战抚州唐埠、七里冈、五桂寨、徐汊，屡破敌，复馀干、东乡。诏移师湖南，疏言：“江西为广东咽喉，当江南、湖三千，固??广之冲，今三十馀城皆陷贼。三桂于醴陵造木城，增伪总兵十馀人，兵七万、守萍乡诸隘。若撤抚州、饶州、都昌诸路防兵尽赴湖南，则诸路复为贼有。否则，兵势单弱，不能长驱。广东诸路，恐亦多阻。臣欲先平江西，无?顾忧，然后移师。”疏闻，上令速定江西。岳乐督兵攻建昌，精忠将邵连登率数万人迎战长兴乡，击走之，克建昌，并下万年、安仁。师进克广信，再进克饶州，破敌景德镇，复克浮梁、乐平。分兵徇宜黄、崇仁、乐安，皆下。并谕降泰和、龙泉、永新、庐陵、永宁及湖广茶陵诸县。师再进，克靖安、贵溪。疏言：“三桂闻臣进取，必固守要害，非绿旗兵无以搜险，非红衣?无以攻坚。请令提督赵国祚等率所部从臣进讨，并敕发新造西洋?二十。”又疏言：“精忠将张存遣人称有兵八千屯顺昌，俟大军入闽为应。”诏以简亲王喇布专主福建军事，而趣岳乐赴长沙。 十五年，岳乐师克萍乡，遂薄长沙。疏言：“敌船集长沙城下，我师无船，难以应敌。长沙附近林木颇盛，请先拨战舰七十艘，仍令督抚委员伐木造船。”如所请。八月，诏曰：“朕闻王复萍乡，直抵长沙，甚为嘉悦。王其善抚百姓，使困苦得纾；即胁从者皆朕赤子，当加意招徠。”十六年，遣兵破敌浏阳，斩千馀级，克平江。十七年，破敌七家洞。三桂将林兴珠等自湘潭来降。九月，三桂既死，诏趣岳乐进师。岳乐请赴岳州调度诸军。上命大将军察尼规取岳州，而令岳乐仍攻长沙。十八年正月，岳州降。长沙贼亦弃城遁，遂入长沙，遣兵复湘潭。寻会喇布军克衡州、宝庆，分兵守焉。复与喇布合军攻武冈，破敌宝庆岩溪，斩级数百，获舟四十。师次紫阳河，敌于对岸结营，师迳渡，分兵出敌后夹击之，敌溃走。三桂将吴国贵、胡国柱以二万人守隘，发?殪国贵，夺隘。贝子彰泰逐敌至木瓜桥，遂克武冈及枫木岭。诏召岳乐还京师，以敕印付彰泰。十九年正月，下诏褒岳乐功。岳乐至京师，上于卢沟桥南二十里行郊劳礼。 顺治初，故明外戚周奎家有自称明太子者，使旧宫人及东宫官属办视非是。三桂反，京师又有硃慈璊者，自称三太子，私改元广德，纠党举火为乱，事败，慈璊走免。鞫其党，谓其真姓名为杨起隆。及岳乐驻师枫木岭，于新化僧寺得硃慈灿，自言为庄烈帝长子，闯难奔南京，福王置诸狱，释为民，从朽木和尚为僧，往来永州、宝庆间。以三桂悖逆反覆，将募兵声讨，三桂死，乃止。至是，岳乐携慈灿来京，诏令慈璊党相见，复不相识，乃斩之。 二十年，仍掌宗人府事。二十七年，偕简亲王雅布往苏尼特防噶尔丹。二十八年二月，薨，予谥。二十九年，贝勒诺尼讦岳乐掌宗人府，听谗，枉坐诺尼不孝罪，追降郡王，削谥。
岳乐子二十，有爵者三：蕴端、玛尔浑、经希。蕴端封勤郡王，坐事降贝子；复坐事夺爵。经希封僖郡王。岳乐得罪，降镇国公，卒，停袭。玛尔浑，袭爵。玛尔浑好学能文章，蕴端亦善诗词。玛尔浑又辑宗室王公诗为宸萼集，一时知名士多从之游。四十八年，薨，谥曰懿。子华?，袭。五十八年，薨，谥曰节。雍正元年十二月，诏曰：“曩安郡王岳乐谄附辅政大臣，每触忤皇考，蒙恩始终宽宥，而其诸子全不知感，倾轧营求，妄冀封爵。玛尔浑、华?相继夭折，爵位久悬。岳乐诸子伍尔占、诸孙色亨图等，怨望形于辞色。廉亲王允禩又复逞其离间，肆为谗言。安郡王爵不准承袭。”乾隆四十三年，高宗以阿巴泰、岳乐屡著功绩，封华?孙奇昆辅国公，世袭。
"皇太极居八,(是四贝勒幽灵编辑)；"
幽灵错误理解了我的意思了，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是四贝勒，在所有努尔哈赤儿子中是老八，我前面讲了，代善是大贝勒，但他不是大儿子，是二儿子是同样的道理。特此说明一下
八旗创建
畠山氏信 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独创的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组织，遇有征伐，抽调旗下甲士组成军队，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同时它又是政权组织，具有管理旗下人民户籍、田土、赋役、教养、诉讼、婚姻等广泛职能。清人关前，凡人均隶于八旗，可以说旗外无兵无民，八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就是入关以后，清统治者仍视八旗为国家根本，以八旗禁旅卫护京师，驻防冲要大城。清一代八旗既如此重要，按理说它创建于何时在清官书中本不应有歧异，但其实不然。 一说创建于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清太宗皇太极时首次纂修的太祖实录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该书乙卯年（1615年）条记载：“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固山即八旗，固山是满族人的称呼，汉人一开始也跟着叫固山，若问某人所属，便回答是正黄旗或别的什么旗固山的，久而久之，索性以旗色这一特征来指代不同的固山，八固山也就成八旗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清开国第二个皇帝太宗核准的，撰写的史官不少是创建八旗时的见证人，以后康熙朝、乾隆朝重修的《清太祖实录》都沿用乙卯年建八旗之说，可见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在清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然而嘉庆初成书的《八旗通志》却说八旗创建于1*年（万历四十二年）。它的根据是什么呢？经查是乾隆皇帝钦定的《大清会典则例》，该书说：“甲寅年（1*年）……增设四旗，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之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合为八旗”。这个说法载在专门进八旗历史的《八旗通志》里，又是得到乾隆皇帝钦准的，因此在清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上述“乙卯说”和“甲寅说”虽仅一年之差，但毕竟不好通融，究竟孰是孰非，何去何从，这可难坏了史官，不过，他们自有取巧的办法。同一部《八旗通志》中，《兵制志》说八旗创建于甲寅年，而《旗分志》和《职官志》却说是乙卯年，反正一个以乾隆皇帝为据，一个以乾隆皇帝的四世祖太宗皇帝为据，虽说互相抵触，也能相安无事。当然，也有的史官态度比较严肃，在甲寅年建八旗的说法之下，用“臣谨案”的方式记述了“乙卯说”备考。总之。，从清朝中期开始，官书对八旗创建于何时的记载便有歧议。 近世以来，通行“乙卯说”。认为八旗创建于1615年，理由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在前，所以采用此说，但“甲寅说”仅仅因为记载在后就应该被摒弃吗？近来有人指出，“甲寅说”之所错误的，在于它的根据错了。从常理推断，乾隆时出现的“甲寅说”必有所据，而其所据不外前此成书的不同版本的《清太祖初录》、康熙和雍正两朝纂修的《太清会典》以及乾隆初修竣的《八旗通志（初集）》，经查《实录》和《会典》都没有“甲寅说”，而《八旗能志（初集）·职官志》甲寅年十一癸本酉朔条下记载：“上以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在上述内容之后，纂修的史官特注明：“右俱太祖实录。”由此看来，认为八旗建于甲寅年的史官是以《清太祖实录》 据的。但遍查不同时期成书的《清太祖实录》甲寅年条下根本没有编旗设官一事，再查甲寅年十一月朔日并非“癸酉”，而是“已酉”，而乙卯年十一月朔日恰是“癸酉”。这说明纂修《八旗通志（初集）》的史官确实以《清太祖实录》为根据，只不过是乙卯年误为甲寅年，铸成了一个离奇的大错。在一般情况下，以史官治学的严谨，是不会闹这类笑话的，由此而推想会不会因为抄官，刊刻或装订中缺页等技术方面原因所致呢？经核查满文体《八旗通志（初集）》的错误乃是史官们疏忽造成的，这一错误使乾隆中期修纂《大清会典则例》终于演化为甲寅年创建八之说，连晚清大学问家魏源也宗奉“甲寅说”，其影响所及，不可谓不深远。上述经考证得出的结论虽推翻了“甲寅说”，但发表未及，还有待治清史者进一步检验。 除“乙卯说”和“甲寅说”的分歧外，史家对八旗创建之前是否先有黄、白、蓝、红四旗，即旗制究竟始于何时，意见也不一致。传统的看法以《八旗通志》为据，认为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始建四旗，其后归附日众，至1615年乃析四旗为八旗。另一种看法则认为，1601年建四旗不过是乾隆朝史官的臆造。“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开始于1615年。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涉及颇广，叙述起来难免繁复乏味，这里姑且从略。总之，八旗制度是清史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课题，关于八旗创立的时间，中外学者虽然进行了长时间深入探讨，但尚有不少疑难之点有待继续研究。
问:清史达人请入内解惑 或许近来清宫连续剧太多，一直有个问题萦绕，为何清宫戏剧里面管皇太后都叫老佛爷呢？这个老佛爷反正在孝庄太后就有得叫了，那么是否由她开始还是更早？后来历代的太后是否也一直这样叫了？另外，清宫戏剧里面那些太后似乎个个都有相当能量的，和红楼梦里面贾母差不多，清帝都多少”怕“他们的老娘，但是清朝至少在前期直到中期后妃都不能干预朝政的，那么这些太后实际能够起多大作用的？
畠山氏信答:满族在没有入关之前，主要信的是萨满教，所以努尔哈赤时期的后宫不可能出现老佛爷的称呼。孝庄太后是蒙古人，比较早的信了藏传佛教，但是一切清朝资料中，她没有“老佛爷”这个职称。至于怕老娘，呵呵，满族女人比较强势，在家里管事，而满族男人基本上都比较“惧内”。当然这也只是小事，真正的大事还是男人做主。
请教“包衣奴才”是何解？ 近日看了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在里面，雍正称年羹尧为自己的“包衣奴才”。 只不知这“包衣奴才”四字到底怎么写，是什么意思？ 请各位大人们指教?
武田信和:booi 就是家奴、奴才的意思 清代满族统治者的汉裔家奴多为此身份，曹雪芹他们家也是……
闲云渡柳:是满文音译与汉字意译的结合，包衣是满语，奴才是汉字。 类似的翻译方法还有俄娘，小答应，巴图鲁勇名等。
转贴了老枪的一段解释，大家看看 包衣奴才”为王府家臣。“包衣”疑和“胞衣”通。满清以族为本立国，各旗多有家臣。如李煦，曹雪芹祖父曹寅均为康熙和内务府包衣。这里“奴才”的概念和现在的含义不同。对皇帝而言，当然可以说是世代为奴，但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包衣除不得挑各旗钱粮和预选秀女外，其余登进之阶和八旗相同，所以地位并不低下。相反，清初有权力给皇帝写密折的大多为这些包衣奴才,雍正后期才扩大到大臣。 关于“抬旗”。8旗分为上3旗和下5旗。镶黄，正黄，正白为上3旗，是护从御营，下5期镶白，正红，正蓝，镶红，镶蓝隶于诸王统带。上三旗地位要比下5旗高。羹尧妹因晋升为镶黄旗主雍亲王（雍正）的福晋，年家得以从原来的下5旗之一的镶白旗抬入上3旗镶黄旗，此即为“抬旗”，抬旗后，等于更换了门庭，当然要去“宗人府换宗碟”，此处“宗碟”可能是现在的文书案底吧。
又是另一种说法，好像更准确一点 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汉译为“家奴”、“奴仆”或“奴才”。历史上满族社会的最低层。包括战俘、罪犯、负债破产者和包衣所生的子女等，有满人，也有汉人。无人身自由，为满族贵族占有，被迫从事各种劳动。即使因战功等而置身显贵，对其主子仍保留奴才身分。曹雪芹家即皇家包衣出身。《盛京内务府顺治间档》二：“总管内务府书致安塔穆、布塔西：董德贵牛录下鞍匠李策荣之包衣阿合陈有功等二丁善织布，将其带来北京，使共与主人同住，其缺由王舟成之二丁补之。”又七：“遣往乌拉人员：罗多里家住于义州之胡十八家之茂海夫妇，系满州人，此凶衣阿哈有汉人男丁二、妇人二。人在则作罢。其汉丁内若有死故逃亡者，尔胡十八派人补缺。胡十八，偿不于尔者是李大夫妇、其父母、包衣阿哈一、牛二、驴二。”《清文献通考.户口二》：“乾隆二十一年，谕......宗室王公等会同各该旗都统等将各包衣户口察明办理一次。隔数年候酌量降旨，庶此项人等得一体谋生。”
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清沿明制，而中央官制與明固多同亦有不同，不同者則為理藩院與內務府。為 明所無之理藩院只管理當時內外蒙古、回部(今維吾爾自治區天山南路各民族)和番 部(藏族)的事務，東北、西南各民族並不包括在內。至於清所創設之內務府，全稱 為總管內務府衙門，其長官為總管內務府大臣，簡稱內務府大臣或總管大臣，滿語 稱之包衣按班(包衣昂邦，滿音booi amban)或包衣大(包衣達，滿音booi da)，漢譯作 內務府大臣。按明代後宮的太監有二十四衙門，清初沿之，順治十三年裁立十三衙 門，十八年廢，併入內務府，專管清室愛新覺羅一家的日常起居生活等皇帝家務。 內務府下分廣儲、會計、掌儀(宣統時，儀改禮)、都虞、慎刑、營造、慶豐七司、 ；另有武備、上駟、奉宸三院，均統屬總管內務府衙門。 至清太監不同於明者，至清太監隸於內務府之敬事房，太監不許考試為官，只供 灑掃應對；內務府成員(滿語包衣booi，漢譯家奴、奴才)則可以應試出仕，但堂司各 官均為滿員，品級不過四品，與外廷之部、院、寺、監各官不相統攝。
清代法律概述 》中的一段 满洲社会的奴隶现象也比较明显。努尔哈赤征服女真各部，全体满洲人也都可以当作是他的家奴，在满洲人看来，“奴才”有“亲近”、“自己人”的含义，因此满洲贵族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以区别于汉人官员称“臣”，这甚至是一种特权。不过满汉平民一般被称为“诸申”、“伊尔根”，分别是满语“国人”、“民”的意思，对国家除了编户义务之外，人身依附尚弱。而完全属于主人的奴隶则被称为“包衣”，满语“家里人”的意思。满洲内部矛盾简单而扩张极快，丁壮奇缺，包衣的待遇还算不差。后来满洲征服了大片领土，主子们飞黄腾达，奴才们也跟着发迹，混个“庄头”之类的奴才总管不成问题，因此包衣对主子也很效忠。曹雪芹四世祖曹振彦是睿亲王多尔衮家的包衣，直到康熙朝，曹寅还对皇帝自称“包衣老奴”。这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是满洲内部稳定坚实的原因之一，而这种“主子面前的奴才，奴才面前的主子”的双重法律地位，也是造成一般社会成员作为法的主体的意识严重扭曲的重要原因。
京极宗一郎:包衣应该是在建立旗制的时候，在军事和经济统一发挥作用的旗制下，具有人身从属性的部下。不同于纯粹的奴隶和普通的平民，有点点类似农奴的感觉，即对宗主具有人身依附性，同时保持着一定的财产、个人权利和行动的自主性。随着女真-满清的迅速扩张及社会、军事、经济制度的变革，个别胞衣在新系统内的地位很可能已经超越了原来的主子，而且有些在实际上已经不再为宗主服务而是直接为国家机器服务，其宗属关系只有查记录资料才清楚的程度。为了保持统治根基的稳定性，康雍乾诸帝均有维护和调和宗主与胞衣关系的文件下发，并在很长时间内维持了已经与当时新体系不是很搭趟的胞衣制度。胞衣作为宗主的奴才，其首先忠于宗主，其次才是国家上峰之类，换而言之，宗主对胞衣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越通常法律的限制，正因为如此，高度控制带来的信任也远远超过了对其他渠道获得的下属或仆从。 需要说明的是，在满清入关稳定后，贵族或功臣新获得的家奴、奴隶等，并不成为胞衣，即时是他们的家生子奴才，也不成为胞衣。胞衣仅限于在旗制时划得的家奴，以及他们的后代。
羽林新藏:“包衣”通“胞衣”，即胎盘，“包衣奴才”也就是所谓生而为奴者 不管其身份多高，对原来的主子也还是家奴 由于“根红苗正”，一般进阶快过普通臣下
决战山海关
作者:吉兵卫 山海关大战是吴三桂迎接清军入关，与闯王李自成的一场决定谁主天下的大决战。是当时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山海关一战，清军若败，吴三桂必死无疑，而李闯踞有山海关，会进一步的向北收宁远、中后所、前屯卫等原明朝守地，进一步巩固防御。而且顺不比前明，除了东协外，中协、西协的防御也将会齐备。这样清军别说是想入关，就是想效仿当年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绕道西协袭击北京的行动都会被抑制，很有可能，清军就会长期的被杜绝在关外。 一、战前局势 1、清之形势 山海关大战发生在1*年明王朝灭亡之时。那时的清国在清太宗文皇帝的治理下国力已经蒸蒸日上，皇太极不但保留了太祖武皇帝时期所锻炼出来的八旗健旅，保持了其强大的战斗力，而且还全面解决了太祖所遗留的国内动乱与粮食匮乏等致命问题。在对明的作战中，也一改太祖的政策，以怀柔为主，袭扰为辅。 1640年的抚锦大会战是决定明之存亡的一战，文皇帝皇太极在此战中反败为胜，最终消灭了明朝主力军团十三万人，生擒并降伏明军主帅洪承畴。明军在此战后军力从此衰弱，给闯则与张献忠等农民军领袖北上进京提供了大好机会。 然而，就在打完抚锦大会战之后，崇德八年八月九日（1643年9月21日），文皇帝没有机会再继续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就突然病逝，这位无论在武功还是文治都具嘉的清国开国皇帝就这样迷一般的去世了。而且没有指定任何子嗣即位，使得清王朝内部产生了一阵另人窒息的动荡。 八旗中主要拥立两人，一个是太祖武皇帝之子睿亲王多尔衮，一个是太宗文皇帝长子肃亲王豪格。支持豪格的两黄旗和支持多尔衮的两白旗在崇政殿上剑拔弩张，杀气腾腾。《清史稿》记载当时的情况“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双方你争我吵，最后两人各退一步，由太宗文皇帝的第九子福临即位，是为我大清统一天下的世祖章皇帝顺治。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为辅政王，自此，清国的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多尔衮之手。 拥立世祖之后，此时离抚锦会战已经过去3年了。一方面为了向明国证明清王朝内部分化已经解决，新皇展军立威以告诉明国顺治帝将继续实行太祖与太宗对明的策略；一方面也是为了把刚刚缓和的矛盾直接指向边国。多尔衮在太宗崩后仅一个月，就向明边境展开了军事行动。 崇德八年九月十一日，郑亲王济尔哈郎与多罗英武郡王阿济格率领大军由沈阳出发直奔宁远。在宁远一战，仅八天就分别攻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斩杀明守将三十余人，大获全胜。而宁远因为吴三桂的严密防守而放弃了攻打。 山海关大血战之前，是清国旧主新丧，幼主登基，大权旁落，诸王虽服而人心不一之时。在这个时候，对于多尔衮来说，只有不断的对明用兵，获得更大的收获，来稳固自己在国中的地位与威望。清在此刻是一只跃跃欲试的虎狼，一心只想突破两代皇帝都没有能突破是山海关，攻克明都北京。 2、明之形式 明朝形势，还是要从抚锦会战说起。自崇祯元年（1628）陕西农民起义开始，一直到崇德五年（1640）的抚锦会战，整个明王朝一直处于国内四处起义的忧患之中。农民起义军以闯王李自成、张献忠为首，虽然曾经一度壮大，但还是遭到了明军的全力围剿，李自成在1638年被明军击溃，全军覆没，只带着十来人跑路到汉中玩消失去了。张献忠也投降明朝。 但是1640年的抚锦大会战，给农民军带来了机遇。太宗皇帝大军直逼锦州时，明王朝决定全力保住东北的门户，从西北镇压农民军的战场上抽调了大批军队赶赴锦州。如主帅洪承畴、总兵曹变蛟、扬国柱、王朴等都是西北战场上的主要将领。但是抚锦一战，十三万明军灰飞湮灭，明军主力精锐尽丧。
据《平寇志》记载，在1640年到1643年的三年间，闯王起兵商雒，先后攻克湖北、河南两省，兵力达到五十万之众（一说百万）。1643年二月，闯军再败明军西北主力孙传庭部四万余人，并于年底攻克西安。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记载闯则当时“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 1*年，李自成以西安为都，自称顺王，建立大顺国号之后，发兵两路，声势浩大的向北挺进直逼北京。一路上明军守将纷纷投降献城，仅一个月时间便抵达居庸关下。守将唐通不战而降。 这个时候，远在辽东的守将吴三桂发书请求带军回北京保卫京师。此时的明王朝处于疑惑状态，在关键时刻却依然没有决断。对于吴三桂的请兵犹豫不决，大臣各自推委。最后又一次不了了之。 1*年三月十八日，顺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尽，明朝灭亡…… 而远在辽东的吴三桂得知后，当即率宁远军民退往山海关自守。 3、进军山海关前夕 1*年，决定明清命运的一年到来了。 年初，闯则军队顺利向北挺进，而关外的摄政王多尔衮又急切的想出战获得收获稳固地位。在考虑再三后，派遣使者绕道蒙古进入中国地区，找到了李自成并提出“清顺联合，共同伐明”。但当时农民军一路势如破竹，根本没打算和关外的满人联手，而且连封信都没回，其视清如无物可见一斑。 在与闯则联手失败后，在三月，多尔衮又收到新的消息，吴三桂突然放弃坚城宁远，率领数十万军民向山海关撤退。警惕的多尔衮马上从李自成的傲慢与吴三桂的行动上闻出了味道，感觉到明王朝一定有异变。《清世祖实录》有记，当多尔衮得知消息后马上“下令修整军器，储备粮马。将于四月大举进讨。” 从后来种种迹象来看，多尔衮虽然感觉到明朝内部的变化，但是此次出击只是为了打探关内消息，试探敌人的动向，观察形势以便寻求战机。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清明之间的谍报来往并不多，清的间谍力量也不强。《明季北略》中记载：[多尔衮在行军路上，多尔衮屡次不知山海关内情形，哪怕后来到达山海关下，还和多铎、阿济格商议：“岂三桂知我南来，故设此诱耶？且吾尝三围彼都，不能邃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志不在小，得毋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四境，以观动静。”三人咸有惧色，遂顿兵不进，驻营于欢喜岭，高张旗帜，休息士卒。] 当时之所以谍报力量不够，大多是因为满人皆剃发扎辫，形与明人有异，故清多以金银收买汉人以通消息，每每不能得正…… 四月初四，清内枢密院大学士范文程在出征前还上书给多尔衮道：“……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次深入而复返。彼必以我为无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图，因怀疑贰。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 由此可见，当时的清国还并不知道明朝早在一月前已经灭亡。 二、吴三桂递表 1、明亡之际的抉择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识，那就是吴三桂在变故罢降李闯后马上就投降了清国，其实这并不正确。吴三桂在明朝灭亡后并没有降清，请清袭闯到是有的，只是到了后来由于形势所逼一步一步的投降我大清的。 吴三桂，字月先、长白，中后所人氏，祖籍江南高邮。出生于明万历十年（1612年）。父亲吴襄为祖大寿麾下将领，同时也是他的妹夫。吴三桂自幼在军旅中长大，在与清军作战中英勇有智略，被屡次提拔。抚锦会战之后，明朝任用其为宁远守将。小吴镇宁远，兵只3000，数年间，有兵四万余，号吴军。1643年济尔哈郎与阿济格攻打边境时，诸城皆失守，惟独小吴同志的宁远未失。济尔哈郎与阿济格围而不敢攻，最后弃城而还。 1*年，明朝灭亡，吴三桂此时已进入山海关，听到明朝灭亡的消息，在山海关屯兵自守。此时的吴三桂前有闯则的顺军，后是多尔衮的清军，他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降清，要么降顺。 由于清的谍报力量低弱，没能及时获得消息，李自成在多尔衮之前派出了使者，《甲申朝事小记》记有犒赏吴三桂师银四万两，赏吴三桂白银、黄金，赐敕书一道，封吴三桂为平西伯。 吴三桂接受了顺的劝降，率部入京，部队到达河北永平，《辛已丛编》有记吴三桂军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部所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 然而就是到达永平后，吴三桂突然反水，带兵返回山海关。究竟是什么缘故？ 我们所接受的缘故是，李自成在京城拷掠缙绅追赃索饷，纵容部下进入明降臣家中肆意掠夺。吴三桂一家也被抄，其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掠走。（注意，这里睡小吴他老婆的不是闯则，而是刘宗敏），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这种民间说法我切以为不取，军国大事，并非一女子能左右的，这也太近乎儿戏了。然我手头的明史资料实在有限，只能做推测。 吴三桂到达永平的时候是四月二日，这时清军正在慢慢开往山海关，而江南的史可法、吕大器、马士英在四月初闻知北京失守，震撼之下已经开始重新组织建立南明，很难说没有与北方的吴三桂进行了联系。吴三桂是夹在顺、清两军之间，两难之中不得已降顺。就吴三桂而言，李自成毕竟只是农民阶层，是当日吴三桂口中的“流寇”。只所以降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与清军多年交战，各有仇恨，而且民族间的鸿沟同样也起着作用。吴三桂一家被抄没，吴三桂大怒。在这个时候，吴三桂在公在私都不愿意再降顺。后来吴三桂屡次与多尔衮的通信中以“两国”之间的语气交流，大概就证明了吴三桂当时的立场吧，此为推测，毫无实据。 不管怎么样，吴三桂就此没有降顺，带军突袭山海关，自守不出，观望形势。
2、第一次外交交涉 四月十五日，多尔衮的大军行到翁后，遇见了两名明朝将领，他们就是吴三桂派出的使者副将郭云龙与游戏将军杨坤。二人携带吴三桂的亲笔书信，请求多尔衮派遣军队协助其对抗顺军。 朝鲜王子李洼在《西行日记》中明确的记载了 当时范文程对他介绍的情况：“山海总兵吴三桂遣副总一人，游击一人来言：‘山西流则春秋初，犯围皇城；三月，皇城见陷，皇帝兵逼自缢，后妃皆自焚，国事至此，已无可为。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有山海关独存，而力弱兵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 吴三桂回到山海关，向清示好也是必然的事。与顺不同的是，清因为当时的谍报原因，依然不知道明朝已经灭亡，所以没有向闯则一样派出使者劝降，当遇见吴三桂主动派出的使者时都十分诧异。在当时的情况下，李自成已经得知小吴反水的消息，正在决策是否出兵征剿。相反，真正出兵向山海关靠近的是清军部队。 吴三桂回到山海关后，已经料到李自成迟早会调集大军来，为了避免两面受敌，理所当然的要与清军联合，《辛已丛编》中记载当时吴三桂与众人讨论此事，谋士方光琛进言：“莫若请北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这里很明显的说明，“请”北兵来共歼顺军，然后在“重酬之”，并没打算投降。 所以，派出的这二人，所为的一是请请军协助其共同抵御闯则的军队，一是为了利用和平的方式阻止正不断向山海关前进的大清军队。 吴三桂的来信内容《清世祖实录》中有原文记载：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翟，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 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厥，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称尊号，掳掠妇女财锦，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徼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国厚恩，斯民之危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则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唯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 由此文可以看出当时吴三桂对于全盘的定位，在书信中，他依然以明朝将领的身份向多尔衮进行交涉，而交涉的内容也根本不是投降，是要借清国的军队，一共解救明朝危难，消灭李闯在京师的势力。推断一下当时吴三桂的想法，带军返回山海关，李自成必定会带领军队来攻打。而这个时候关外又有大股清军想山海关徐徐开进。他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和清国联合，设法让清军停止前进。同时，想与清国签定和约，各自出兵，清军经中协与西协，在北京城下汇合，一举歼灭李自成部。而他所镇守的东协断然不会也没打算放清军过去。（西、中、东三协为明朝设定的边境防御地区） 很明显，吴三桂这一次的递表不是请降，而是请兵，并且在书信上写明了，将以金帛子女、裂地封赐为答谢，所为的是重新中兴明朝。并没打算将江山拱手献给清国。 而多尔衮的态度呢？在这时多尔衮才知道明朝灭亡的消息，先是惊喜，后又是疑虑，怀疑是吴三桂的诱敌之计，在多次与阿济格和多铎商议后，仍然无法确定是否有诈，但是机不可失，多尔衮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善待使者，留下杨坤为质，派遣小舅子拜然与郭云龙一起回山海关回复吴三桂并探听虚实；二是不改变军事路线，全军依然向山海关以正常速度前进。同时调集学士詹霸、来衮携带汉军红衣大炮发往山海关。
如此看来，吴三桂的来使不但没有达到和平阻止清军前进并与清军联合的目的，相反的，给予了谍报力量低下的清军一份正确而又重要的情报，使得清军不但放弃了袭扰占领边境的初衷，反而将目标定在了关内的首都北京…… 3、突变与疾行 十七日，清军徐徐进发到了义州，然后放慢速度，日行六十里，于十九日到达锦州，多尔衮之所以这样，完全是为了等待拜然带回吴三桂的消息。这一战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胜了，不但在国内的地位稳固，还能占据山海关，收服吴三桂，将目标更直接的放到北京；败了，不但边关归属他人，自己也必然会受到豪格、代善、索尼等人的攻击而失去摄政王的地位。 他给吴三桂写了一封回信，说道： “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死亡，曾无一言相答，是以我国三次进兵攻略。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若今日则不复出，唯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旗，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敌，尚复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清世祖实录》卷四） 多尔衮并不是傻子，他明显的知道吴三桂已经和李顺反目，后背后又是大清军队，极少的兵力被两大军事集团夹在中间，是劝降的最好时机。而要想他带着军队绕道西协和中协，帮助吴三桂打败李顺军队，中兴明朝，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信中很明确的告诉吴三桂，你已经“和流寇不共戴天”，只有投降了大清，才有可能“身家可保”，这样才能谈得上“国仇得报”。 这样的要求与吴三桂的初衷完全相反，按道理，吴三桂一定会进行交涉，讨价还价。多尔衮也做好了他讨价还价的准备。在二十日，清军到达山驿后，吴三桂的使者郭云龙与新派使者孙文焕再次出现，呈上吴三桂的书信，吴三桂的态度忽然全面扭转，一改初衷。 书信上说：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若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渝，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筒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徼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徼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这封信完全不再提请多尔衮带兵绕西协汇合攻打北京的事，而请他直接开进到东协的要口山海关。信上已经明确写明，李自成亲自带领军队来攻打山海关，军队已经在永平聚集。 李自成亲来，给吴三桂带来了莫大的压力，由于顺军自湖北起兵北进，一直以来都是声势浩大，势如破竹。吴三桂在难以自保的情况下，不得不请清军直入山海关来助战，不然就有覆灭的危险。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吴三桂依然是请兵，而不是请降。在这个危机时刻，他依然没有提投降两个字，依然以明将自居，很让人怀疑其与江南南明有了联系。 虽然吴三桂还是没有投降，但是李自成已经带领大军来攻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从吴三桂的态度上来看，不象是诱敌。所以多尔衮不再犹豫，下令以轻骑兵为前部，带领部队全速赶往山海关。 清军从连山出发，连续经过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等城，一昼夜疾行200里，到达山海关附近。《西行日记》中写道：“达夜疾驰，人马饥渴，黄埃涨天，夜色如漆，人莫开眼，咫尺不辨。至宁远城下，夜已三更矣。不分城堞之远近，只见城中火晕，始知城下过去矣。” 三、吴闯之战 1、李自成的决策 吴三桂在四月二日从永平返回山海关，击破代替他守关的前降将唐通，占领山海关。这一消息马上传到了北京李自成处，李自成勃然大怒，但是并没有马上动兵，而是继续采取外交手段妄图把吴三桂说服。据《明季北略》记载，李自成先派出使者二人至山海关劝降，吴三桂斩一人，割另一人双耳，令其传话：“令李贼自送头来！” 之后，吴三桂迅速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吴襄，信中写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决，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吴三桂的用意很明确，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父亲的，其实就是给李自成等人看的。吴襄当时在北京被李闯囚禁，所有信件必先经过李手才能给到吴襄手里。这就是明摆着告诉李自成，让其放弃外交笼络的心，更别想用其父来胁迫。 吴三桂对此还嫌不够，在关内公开宣布讨贼，向各地散发告示，上曰： “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吴示：为复大仇，歼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剧寇狼猖，往代未有，凡属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殒心！今义兵不日来京，尔绅矜百姓，须各穿缟素，协力会剿，所过地方，俱要应接粮草，务期捣巢穴。纤芥无遗。庶使克复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明季北略》卷二十） 很显然，吴三桂的种种举动让李自成万分恼怒，完全放弃了外交安抚的计划，全面准备着手进行军事行动。 尽快解决吴三桂问题是当前李自成集团所最重要的事情，吴三桂的降与不降，决定着清军是否能顺利的入关。清军一旦入关，就会直逼北京城。但是外交手腕已然毫无效果，李自成决定在吴三桂降清前就以武力解决山海关问题。 当提议正式拿到台案上的时候，却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流寇志》、《谀闻续笔》、《明季裨史初编》卷二六中都有记载李自成的臣下纷纷劝荐的事情， 李岩劝李自成速即帝位，用以招抚吴三桂，通过政治手段能够消除矛盾，不宜派兵攻打。 牛金星劝说：“我新得京师，人心震叠，彼笔不敢轻动，应颁爵赏、示激劝”。 宋献策更直接的说：“皇爷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 但李自成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毅然决定用兵，不过当时李自成并没有打算自己亲征，而是打算派遣一员大将前去，从九日开始议派何人出兵，然“诸伪将耽乐，殊无斗志”“论出兵事尔，仓皇无定。” 四月十二日再议，打算派刘宗敏、李过率兵出征，而“刘宗敏等逡巡未应。”李自成是在无法制约调遣诸将的情况，不得已而亲征的。 四月十三日清晨，李自成率领大军出征，刘宗敏、李过随行，牛金星、宋企郊等留守北京。同时随军出征的还有崇祯皇帝的儿子太子朱慈娘、永王、定王三人以及吴三桂之父吴襄，由此可见，李自成在此时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和平解决山海关问题。 李自成率军经通洲、密云、过永平，于二十日到达山海关附近，此时清军刚刚到达连山驿站，刚接到吴三桂的告急信，开始全军全速赶往山海关。 这里要注意两个令人至尽疑惑的问题，一是李自成的兵数；《明季北略》记载当时李自成率军四十万，号八十万；《明史李自成传》记为二十万，《孤臣记哭》《四王合传》《明史纪事本末》、《罪惟录》《石匮书后集》等书都记为六万，《流寇志》记为五万，号十万，《吴三桂记略》记为十万，号三十万，《定思小纪》、《遇变纪略》记为十万。到底多少，谁也说不清。就我的估计，李贼在河南的时候，有过百万之众攻开封之事，而后北上，所过之处望风而降，收明之降兵近十万。所以，在北京的的兵力应该不下四十万。京城各地镇守安抚，所以抽调十万开往山海关是有可能的。在后来的山海关大战中，吴三桂军与李顺军在西河大战，双方并没有因为人数的过多悬殊而有压倒性胜利，吴三桂军六万，所以李自成军队最多应该是十万人。 第二点是李自成抵达山海关作战的日期，《平寇志》记为丁丑日出战，即二十日；《明季北略》记为十九日吴三桂与李闯战于一片石，二十日，清、吴联军与李决战。而在《清史》中记为四月二十日顺军至关前，休息一晚，兼部署兵力，于次日晨开始发起进攻。虽然记载各有出入，但是《清世祖实录》中记载了多尔衮是于二十日接到吴三桂送来的告急信，连夜赶路，于二十一日到达山海关参加战斗的。与《清史》相符，暂且以此为主。 2、吴三桂的动向 吴三桂除了向清求援、通告天下讨李自成外，还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在得知李自成的大军向山海关进发时，他派遣精锐军马出关，在关内以西的一则石河西岸，战局战略要地列兵以待。 此时吴三桂的总兵力到底是多少呢？他本有守关军三万，降李闯后，交付关城与唐通，唐通以本部兵两万自守之，而吴三桂自己带领三万多人往北京开拔。之后返回山海关，打败唐通，并其军，那么这时候的吴三桂所部兵马应该还在五万多接近六万左右。《关门举义诸公记》记载“甲申四月，吴三桂奉召入援，兵五万，号十五万。” 另外有当时的士绅佘一元，曾经参加过吴三桂对抗李自成军的战斗。晚年作《叙旧事诗》有言：“关辽五万众，庚葵呼如何。”《庭闻录》中也有记载，吴三桂先有三万，在山海关收溃散的明军，后击败唐通，并其军两万。 除了本部兵马外，吴三桂还在山海关附近大肆招揽民兵乡勇。《明季流寇始末》记有一个姓臧的将领说道：“某协同佟副将、列营排阵，自龙王庙至潭家颇罗止。”他自己“统集乡勇三万余人，随吴王官兵协力夹剿。臣等身作前锋，与贼死战。”从这里看出，吴三桂在山海关附近招揽了近三万乡勇民兵。 还有一个名叫郭应龙的教官在山海关战役后，向清朝请功的奏折上，具体说明了当时乡勇招募与作战的情况，其言： “切思关门兵单饷匮之时，逆闯逼犯，充斥郊原，彼时山海关抚部镇道一时惧缺。臣加以训导，业蒙平西王宪委，公同统练，督率生员……………………等，输助粮饷七千八百五十余两。稽查战马一百二十余匹，于四与二十一日，逆贼蜂至关门，诸生纠率乡勇数万，前赴西河扎营助战。” 《明季流寇始末》中的这两个记载足以证明，吴三桂大肆招揽乡勇、当地的士绅百姓、连同读书人的生员都被动员组织起来进行匆忙的训练，然后匆忙的赶赴战场应敌。 3、石河大战 山海关，中国华夏的天下第一关，建与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防御蒙古与女真人的袭扰，魏国公徐达奉命在辽东与河北交界处建造此关，设山海卫。 山海关的主体建筑呈四方形状，周长八里一百三十七丈四尺；环以护城河，宽五丈，深二丈五尺。城设四门，东门称镇东，西门称迎恩，南门称望洋，北门称威远。在东西二门外，各建一座小城，与关城紧密相连，称东西罗城，加强二门的防御。东罗城城高两丈三尺四寸，周长五百四十二丈四尺，其东南北三面各设一门，门外有护城河环绕；再建水门两个，角楼两个，敌楼七个。西罗城在关城内册西门外。 关城南北两侧二里处，长城的内侧，南水关、北水关附近，各建一座小城，称南北翼城。城强高两丈余，周长三百七十七丈四尺九寸，各设南北两个门。南北翼城是驻关的防兵屯驻之所，从南北两个方面护卫关城。 这就是使太祖、太宗都望关兴叹，数十年将大清八旗劲旅拒之关外的山海关。其依山临海，与长城连为一体，于城外设城，门内设门，构造奇妙，防御完备，确实是易守难攻的天下第一关。 李自成军队在四月二十一日到达石头河西岸，李自成最后派遣了一次使者劝降，又一次被严词拒绝。从此彻底的放弃了外交怀柔。在清晨首先发动攻击，率先攻打屯守在关外以西，石河的驻军。 吴三桂迅速从关内派出军队支援，双方不断的投入部队，最后各自的主力全部参战，在石河大战起来。乡勇为前部，吴军随后支援，恶狠狠的连杀数十阵，而李顺军队也顽强撕杀，突入佟副将之营，斩杀大片，乡勇急救，方才击退之。激战到中午，双方死伤数千人。吴三桂指挥军队尽力坚守，拖延时间，等待清军到达。中午过后，西北防线被李顺军队突破，，李顺军有数千骑兵飞驰至关城的西罗城北侧，准备登城占领西罗城。吴三桂从城中立刻派出军队急切支援，撕杀十余次，才将这支突破防线的部队击溃。 西北防线刚刚脱险，李自成调集部队突然脱离战场攻击山海关北翼城，吴三桂部下守将副总兵冷允登率军死守，击退敌军攻击数十次，损失惨重。最后李顺军士卒终于登上了城楼，好在吴三桂从西北防线调集的援军及时赶到，才保住了北翼城。 恶战持续了一整天，吴三桂军团几次被李顺军团逼到险地，几乎失守，但都被吴三桂及时调拨军队救援成功，化险为夷。此战后，李自成深深感觉到了，面前的这支部队远以往一击既溃，遇则投降的明军完全不一样，在和清人多年的战斗中，这支部队拥有顽强的战斗力。想要占领山海关，他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 双方大战到夜晚，吴三桂为保存实力，不再进行野战，撤回关中自守。凭借地势向李顺军队展开炮击，而李顺也开始用大炮还击。在夜晚又拉开了炮击战。炮声彻夜不休，声音震耳欲聋。以至于清军赶到后还听到“关上炮声，深夜不止。” 《林榆县志》中有诗形容这场恶战 逾日敌兵至，接战西是河。 伪降诱敌帅，游骑连北坡。 将令属偏裨，尽歼副城阿。 遥望各丧胆，逡巡返巢窠。 我兵亦退保，竟夜严巡呵。
影虎:
李贼在河南的时候，有过百万之众攻开封之事，而后北上，所过之处望风而降，收明之降兵近十万。所以，在北京的的兵力应该不下四十万。
李闯三围开封时,号称百万,但是一般认为是五十万左右,且多为河南饥民响应,其中也包含了后来被他吞并的曹营兵马约二十万,从李闯分兵击左平贼援军时,无力维持对开封的包围乃至警戒来看,其实际作战人数,也就是二十万上下,略多于左军.
自西安出发,两路并进,降兵虽然大概有十万左右,但是沿途九边镇分兵戍守也占去了大量兵员,入北京之众当在二十万以内,而且包括了一半左右的降兵,随从人员,若是真有40万众在北京,纵然损失六万,也足以凭借北京的城防和大炮守备了.
李闯北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军粮不足.李闯自九边来,迭克名城,但是没有得到大的军粮接济,到北京之后,连闯顺惯用的开仓济民都没有实行,在北京的拷掠得到大批金银,但是也没有多少粮食.毕竟北京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粮食消费地,山东漕运已绝,也一直处在缺粮状态,史载漕运断后,户部购买杂粮充军粮,北京被围,民夫兵丁每人发100铜钱自行购买食物,都说明北京的官粮基本没有储蓄了.
唐通部一般说为八千,吴部三万余所谓四万辽兵,但是还有山海关总兵高第部万余人.
老吉:哼哼~~谁叫咱不通明史捏。随手抄来的明史料充充场面而已。 我在昨天才听说，吴部请调北京捍卫京师，崇祯虽然犹豫不决，但形势危急，还是同意了，并没有不了了之。吴三是接到崇祯的旨意后调宁远军民返回山海关的~~~ 返回山海关的时候，明朝还没灭亡。只不过同意吴三的请兵时间拖得过长，为时太晚，终于灭亡。 哼哼，和我先前知道的很有出入啊
这是在下最近写的东西，请联盟里熟悉清史的大仙们给俺提提建议，帮忙捉捉虫，谢谢。
只是开了个头，介绍了一下海西女真的来源和发展。 一 海西女真的来源
明朝将东北地区（广义上从贝加尔湖沿岸，外兴安岭，黑龙江流域以及库页岛，今天俄罗斯的远东滨海地区）的女真人分为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也统称为野人女真。这就是所谓的女真三大部，其实这样的划分并不科学，只是一种地域上的划分，有很多地方是很矛盾的。如明朝永乐时期的建州卫女真首领阿哈出，在《明实录》永乐元年十一月条却称为“野人女真阿哈出”，可见在明朝，东北的女真人全部被称为野人。 其中海西女真分布于东北西部，靠近汉族文化的发达地区，所以相应的发展比较快，加之海西女真的活动地点恰好是元代兀者野人女真（金灭亡以后的女真族残部）故地，所以明朝也将海西女真叫做兀者女真，事实上二者是没有太多联系的。海西一名始见于元代：即今松花江。元朝曾设置过“辽东海西道提刑按察司”、“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等。明人因居地故名。海西女真的族源，有“挹娄夷种”、“黑水裔”、“金辽遗种”等不同说法，表明了一个一脉相承的源渊关系，即汉魏号挹娄，唐称黑水靺鞨，辽金曰女真。今松花江（时亦称混同江）中下游流域为元代水达达女真的主要分布区，《元史》载，“立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按治女直、水达达部”。海西女真应是元朝时的水达达女真，且似与元初所设桃温、脱斡怜、孛苦江三个万户府的女真人源渊关系比较密切。然从明代文献和后人的考证看，明初，主要是指居住在今松花江大曲折处，下至松花江口一带的女真人。从15世纪初开始，明朝对东北北部地区女真人的招抚，在西边，于海西地区设立兀者等卫，以其为中介，招抚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因此，明代中期所说的海西女真，也包括了黑龙江以北广大的居民，这就是《明实录》中将置于黑龙江上游和下至黑龙江口的卫所，前皆冠之以“海西”的由来。 海西女真的名字源于海西江。根据《辽东志》的记载“海西江源不咸山（长白山）湖中，北流经南京（吉林省延吉市城子山），与灰扒江（辉发江）合，至海西与混同江（松花江）合，东流入于海。”海西江就是今天松花江的一段，即是流经今天黑龙江省伊兰县以西的一段。但是后来明朝称其为海西女真，并不是其发源地的原因，前面说过明朝是按地域划分女真人，在今天俄罗斯远东库页岛一带的女真人被称为“东海女真”，即是野人女真，而生活在他们西边的女真人自然也就成了海西女真。 在明朝初期，海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西边支流忽喇温江（今天黑龙江省呼兰河）一带。忽喇温，满语意为“红色，淡红”。即淡红色的江。明朝当时在这片土地上设立了塔山卫，塔鲁木卫和佛提卫，以便加强对当地女真人的管理，故海西女真又被称为忽喇温女真，后来的海西女真之所以被称为扈伦四部，其实就是忽喇温的转音。朝鲜的《李朝实录》称海西女真为忽喇温兀狄哈，即忽喇温的野人的意思。从明太祖后期，海西女真开始向南迁徙，到明成祖永乐初年，已南迁至松花江上游至今天吉林省长春一带。至明英宗正统3年，迁至今天辽宁省的浑河北部。这时候的忽喇温女真内部开始分化，原来的塔山卫形成了哈达和乌拉二部。塔鲁木卫形成了叶赫部，这个叶赫部并不是后来与努尔哈赤分庭抗礼的叶赫部，我们称为“前叶赫”，前叶赫部也为忽喇温女真的一支，但是后来被蒙古土默特部所灭，土默特部消灭叶赫部之后仍以叶赫之名自居，我们称为“后叶赫”。佛提卫后来形成了辉发部，姓伊革得礼氏，原是金代女真尼马捏部人，世代居住于萨哈莲江下游，既今天黑龙江下游。明成祖永乐七年被明朝招抚，设立忽儿卫，地点在今天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以塔喇失为指挥使。后来塔喇失与侄子诺岳争位，明朝为了安抚他们，又从忽儿卫分出了佛提卫，以后由塔喇失管理佛提卫，其侄诺岳管理忽儿卫，佛提卫的旧址在佛提斤城（今天黑龙江省富锦市）。就这样，经过一百多年的迁徙与转化，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忽喇温女真全部由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迁至今天吉林省南部和辽宁北部一带，从而形成了后来的海西（扈伦）西部：叶赫，乌拉，辉发，哈达。 南迁初期的海西女真各部，在生产工具生活工具方面还十分原始落后，所以经常以牛马牲畜与明朝交换一些生活和农用器具，《明英宗实录》卷五十二载：正统四年闰二月巳丑：“海西等处野人女直，每来市易，愿以马牛等易物。”同时也经常因为明朝关闭边贸集市而入寇。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十二月，海西女真各部首领入寇明境，声言：“禁制我市买，使我男无铧铲，女无针剪，因是入寇。”由此可见当时的女真各部对这些基本生活用具的依赖，已经到了不惜出兵去抢的程度，这也反映出了当时女真人开始由传统的渔猎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的迫切性。 叶赫部 叶赫那拉，相信所有了解清史的人都应该对这个满族著名的氏族不陌生，因为颇受争议的慈禧太后就是这个出自此氏，叶赫部是海西女真四部中后期最强的部落，也是最后一个阻挡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部落。 叶赫，又写做野赫，也合，也黑，有的翻译为麻练，即“皇帝赐给有功之臣头上戴的盔缨顶甲的库筒”。（《梨树县地名志》，1983年版）但是也有人认为叶赫系古汉语中“鸭孩”的转音，即水鸭子的意思。 叶赫部，因居地接近明镇北关，所以又称北关。，在海西女真大迁徙中，忽喇温（扈伦）女真中的塔鲁木卫迁徙至今天辽宁省辽源市一带，于叶赫河岸边建立了村寨，这片地区又称为“张”地，所以又称为张姓扈伦国，其国姓为纳喇氏，纳喇系金代女真纳兰部的简称。明成祖永乐四年二月，蒙古土默特部汗星根达尔汉消灭了忽喇温女真的张姓扈伦国，在《清太祖实录》卷六及《满洲实录》卷一诸部世系记载：叶赫始祖星根达尔汉，“按叶赫国始祖蒙古国人，姓土默特，初灭扈伦国所居张地之纳喇姓部，遂居其地，冒姓纳喇，后迁叶赫河岸建国，故名叶赫国。”所以叶赫部其实是蒙古族和女真族的混合体。 星根达尔汉建立叶赫国之后不久去世，其子石尔科刚图成为首领，这时候的叶赫部还不是十分强大，经常受到当时海西女真最强的哈达部的侵扰，到了石尔科刚图之子奇尔哈尼的时代，叶赫部逐渐开始发展。明宪宗成化十九年记载，“海西塔鲁等卫野人女直指挥奇尔哈尼等各来朝贡马及貂皮”。（《明实宪实录》卷一四七）说明这时叶赫部已经开始有能力向明朝进贡。到了奇尔哈尼之子竹孔哥时代，叶赫部和哈达部为了向争夺向明朝朝贡的权利发生了冲突，但这时的哈达部正处于鼎盛时期，其首领王忠势力强大，以叶赫的实力尚不足以与哈达部交锋。明嘉靖三十年二月，竹孔哥在与王忠的战争（其实顶多算是村与村之间的纠纷）中战死。竹孔哥之子台杵为父报仇起兵再与哈达争锋，但是在嘉靖三十七年，在柴合堡一战中，再次被王忠之侄，有“万汗”之称的王台击败战死。可以说这时的叶赫部经历了最低谷的时期。 台杵有六个儿子：鄂岱，硬色，萨布鲁，图礼，图美，额曾特依。这六个儿子没有什么本事，整天只知道打猎暴饮，是一群窝囊废，但是台杵之弟台坦柱的三个儿子齐纳赫，清佳努，杨吉努却很有必要出息，而清佳努，杨吉努二人更被称为“叶赫二奴”，他们建立了叶赫东城和西城，东城在今天辽宁省辽源市龙首山，西城在梨树县叶赫镇。清佳努为叶赫东城贝勒，杨吉努成为叶赫西城贝勒。叶赫部落在他们兄弟两个的领导下开始走向强大，首先清佳努看清了哈达部王台的强大，把自己的妹妹温姐送给王台，同时又让自己的弟弟杨吉努取哈达部王台之女，使叶赫结束了几代与哈达部的征战。同时利用哈达部这个强大的外援迅速扫平了原首领台杵六个儿子的势力，在叶赫部建立起自己的威信。 明万历十年，哈达部首领王台病死，其五子孟格布禄继承首领，这时候的孟格布禄只有十九岁，众心不服，叶赫，乌拉，辉发等部纷纷趁此机会相继脱离哈达部，哈达部从此开始衰落。与此同时，建州女真苏克苏浒河部首领王杲之子阿太趁机联合叶赫部进攻哈达，以报当年哈达部助明擒杀其父王杲之仇。眼见成功之时，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率领大军援助哈达部，在古勒城一战中，阿太，清佳努，杨吉努战死，同时被误杀的还有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这件事也成为后来努尔哈赤反明的导火索。 叶赫二奴死后，清佳努之子布斋成为叶赫西城贝勒，杨吉努之子纳林布禄成为叶赫东城贝勒。这时候的叶赫部已经拥有强大的实力，纳林布禄于万历十五年四月，联合蒙古土默特，科尔沁等部围攻哈达部，明军前往解围，被纳林布禄杀得大败，从此，叶赫取代了哈达成为了海西女真中最强大的部落。根《满洲实录》记载，此时的叶赫有“部落五千，精兵二千”，这种实力在当时的女真部落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时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也开始逐渐强大起来，开始了对建州女真的兼并战争，叶赫部当然不能容许别人的强大，叶赫和建州，两股当时女真最强的势力之间的战争就这样酝酿着，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以完成对建州女真统一的努尔哈赤终于与叶赫这个强敌开战，叶赫部联合了哈达，乌拉，辉发，朱舍里，纳殷，及蒙古科尔沁，锡伯，窝尔察共九部联军二万人，向努尔哈赤进攻，双方在今天浑河上游的古勒山附近展开激战，但是激战的结果是以叶赫首领布斋被杀，乌拉部贝勒布占泰被擒的惨败而告终。 虽然经历了这次失败，但是叶赫部实力尚存，但是由于当时的叶赫首领纳林布禄没有继续起兵与努尔哈赤决战，更没有在萨尔浒之战中起倾国之力协助明军，导致了后来的灭亡。在纳林布禄死后，其弟金台石和侄子布扬古成为首领，虽然这时叶赫还拥有“部落六千，兵马三千”的实力，但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在萨尔浒大败明军，明朝势力已经退出了辽东，而女真各部纷纷投向努尔哈赤一方，女真各部的统一已经不可逆转，八旗制度的建立已经打破了女真各以部落氏族的群居方式，但叶赫始终拒绝投降，依然捍卫着女真族千百年来的部落传统，做着最后的抵抗。 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努尔哈赤进攻叶赫，围乌苏城，三寨投降。万历四十九年（后金天命四年）八月，努尔哈赤起倾国之兵攻馅叶赫东城，金台石战死。又克叶赫西城，布扬古战死（一说投降被杀）。 就这样，由星根达尔汉创立，传承二百年，共八代，经历十一位贝勒的叶赫部就此灭亡，叶赫部的灭亡标致着女真族古老的部落制的瓦解，同时一个新的民族——满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叶赫世系表 1星根达尔汉——2石尔科刚图——3奇尔哈尼——4竹孔格 ——5台杵（台出、台楚） ——6清佳砮（东城贝勒），7扬吉努（西城贝勒）——8布寨（东城贝勒），9纳林布录（西城贝勒）——10金台石（西城贝勒），11布扬古（东城贝勒)
辉发部 辉发，以居辉发河得名，原居萨哈连乌拉（指今第一松花江下游）地区。又做回跋，回波，回怕，回怕里，灰扒，晦发，瓦法，斡盘等多种音译。这个部落在我看来一直是海西女真中最弱的一支，处处为人做鹰犬。 据《清大祖实录》卷三记载：“辉发国，本姓益克得里，黑龙江岸尼马察部人也。”1409年（永乐七年）三月，明在忽儿海（今牡丹江）地区置忽儿海卫，辖地包括第一松花江下游地区。同年五月，明改忽儿海卫为弗提卫，以塔喇失为指挥。后诺岳、塔喇失叔侄发生“争印事件”，明廷为平息纷争，将卫一分为二，以恼纳领导忽鲁哈卫，以塔失掌管弗提卫。弗提卫以今牡丹江口以下以今富锦县为中心。到了星古礼为弗提卫首领时，率部分部众南下至今呼兰河流域扎鲁（渣鲁）地方，后投奔纳喇氏噶扬噶图墨土（居张地），2人杀牛祭天，结为联盟，于是全部落改姓纳喇，从此也称为辉发那拉氏。从星古礼七传至旺吉努（王机砮）为首领时，全部落南迁至辉发河地区，在呼（扈）尔奇山（今吉林省辉南县朝阳镇辉发山）上筑辉发城，全城分为内，中，外三层城墙，内城周长为596米，中城为892米，外城为1881米。从此称为辉发部。 辉发部在王机砮时代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强盛，他首先统一了辉发内部各个小部，明嘉靖二十六年九月，蒙古察哈尔部扎萨克图土门汗率部围攻辉发城，被王机砮打败，击败强敌察哈尔使得辉发部在女真各部中名声大振。可是好景不长，在王机砮死后，其孙拜音达理与其叔争夺贝勒之位，后来杀死了七个叔叔，自封为贝勒。经过这此内乱，辉发部大批的部众纷纷叛逃到叶赫部，辉发部从此一蹶不振。 而拜音达理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本人极其残暴，而又反复无常，在部众叛逃叶赫部时，他便向叶赫部开战，被叶赫贝勒纳林布禄打得一败涂地，于是拜音达理以自己手下七位首领的儿子为人质，送给建州女真苏克苏浒河部，以取得外援，可是不久，他看到叶赫部开始强大起来，又将人质索回，连同自己的儿子一并送到叶赫部为人质，从此开始依附叶赫。明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拜音达理参加了叶赫部领导的九部联军，围攻努尔哈赤，结果叶赫首领布斋被杀，乌拉部贝勒布占泰被擒，九部联军彻底惨败。 努尔哈赤是个恩仇必报的人，他自然不会放过给宿敌叶赫为鹰犬的拜音达理，在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之后，他开始向海西女真发起兼并战争，而首当其冲就是辉发部。 明万历三十五年九月，努尔哈赤率军攻打辉发部，攻陷辉发城，杀拜音达理父子，从此辉发部灭亡。 辉发世系表 1星古礼 ——2背陈——3纳灵阿—— 4拉哈 ——5加哈义—— 6奇内根 7汪加奴（王机砮）——8拜音达理
哈达部 哈达，满语写作Hada，意为山峰。其活动地区为今天辽宁省开原市东南小清河一带，哈达部在扈伦四部中首先崛起，曾一度强盛，成为女真各部之首。以居哈达河得名。属纳喇氏。其先人本居扈伦（一作胡笼、呼伦、忽喇温）河（今呼兰河）一带地区，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明王朝在这一地区置塔山卫，以塔刺赤为指挥同知。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塔山卫都指挥金事弗刺出，以所管人民颇多，“声息驰报未便，请设卫给印”；在呕罕河卫都督同知你哈答保奏下，明廷同意析塔山卫另置塔山左卫。塔山左卫地在今呼兰河以东至依兰县以西之地。哈达部的成员，来源于塔山左卫，故史载哈达部与出自塔山卫的乌拉部为同祖--纳齐卜禄（疑为塔刺赤音转）。据《明神宗实录》记载：“海西挹娄夷种，自永乐初来归，置塔山，塔鲁木诸卫。”自纳齐卜禄六传至速黑忒（即克什纳）为塔山左卫首领时，或称之为“塔山前卫左都督”。今吉林省洮南县境出土了“塔山左卫之印”，说明至迟在速黑忒时，塔山左卫已由塔山卫东迁至塔山卫之南，约分布在今吉林省扶余、农安两县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一带。速黑忒为明嘉靖（1522-1566）初海西女真中的大酋，因剿灭开原城外的山贼猛克而得到明朝的嘉奖。“诸部畏之”。约在1533年，速黑忒为族人巴岱达尔汗所杀，子孙逃散。次子旺住外兰（即王忠）率部分部众逃至广顺关外的哈达河（今辽宁省西丰县小清河）地区，称部长，成为哈达部的创建者。冯瑷《开原图说》卷下：海西夷枝派图记载：克什纳之子“（王）忠，盖完颜氏正派，夷呼完颜为王，故其子孙以王为姓，（王）忠自嘉靖初，始从混同江上建寨于靖安堡（尚阳堡）边外七十里，地名亦赤哈达（亦赤又称伊车，为满语“新”），以便贡市。“亦赤哈达在开原东南，故称为南关。哈达寨在今开原东一百四十里的哈达河（今小清河）北岸的依车峰上。哈达石城在依车峰下。 王忠时代的哈达部已经逐渐显露出强大的征兆，无论是女真各部，还是周边的蒙古各部，都尊其为首领，岁岁来贡，即使是在遥远的野人女真诸部，也时常派人来进贡各种物产，一时间“外夷络绎不绝。”王忠的强盛，原因是依附明朝，哈达部成为了明朝的北边屏障。 然而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王忠又被叛乱的部人所杀，其子博尔坤为报父仇，至绥哈城迎堂兄王台来主哈达部事。王台是王忠的侄子，有“万汗”之称，在海西女真历史上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才能优秀，丝毫不逊于王忠。在成为哈达部首领以后，他一方面依然对明朝称臣，为其依附，另一方面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对女真各部进行着统治和战争，其势力越发强盛，被女真内部称为“哈达汗”。海西女真的其他三部叶赫，乌拉，辉发以及建州女真所属的浑河等部都尊他为首，一时间，哈达拥有了部众上万人，领地几千里的强大规模。在王台统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辽东地区基本上处于和平时期，女真各部或耕或猎，一片太平。到了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王台因打败并擒获了起兵反明的建州右卫首领王杲有功，被明朝授予了龙虎将军，他的两个二子虎儿罕和孟格布禄也都被授予了都督俭事，到此，哈达部迎来了鼎盛时期。说明哈达部奠基于速黑忒，形成于王忠，至王台时达鼎盛。 但是盛极必衰，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随着哈达部的鼎盛，王台开始变得残暴而不思进取，到了他统治的晚年，政治尤其腐败，“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反曲为直，上既贪婪，下亦效尤……万汗（王台）不察民隐，唯听谗言，民不堪命，往往叛投叶赫，先并附诸部尽叛，国势渐衰。”（召上愚公《东夷考略.海西女真考》）。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王台去世，其第五子孟格布禄以十九岁的弱龄世袭了龙虎将军，这自然不能服众，于是内乱再起，而此时海西女真的另外一部叶赫部开始强大，各部纷纷反投叶赫，哈达部开始衰落。当年被王台打败的建州右卫首领王杲之子阿太趁哈达部的衰落，联合了叶赫以报杀父之仇为名进攻哈达部，但是由于有明朝为哈达的后盾，进攻哈达的联军被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打败，阿太和叶赫两位首领也在战乱中被杀，哈达部依靠着强弩之末的明朝躲过了一劫。但是好景不长，五年之后，也就是万历十五年四月，叶赫部在东城贝勒纳林布禄的率领下，联合了蒙古的土默特，科尔沁等部，再次进攻哈达部，在把太寨一战，纳林布禄大败哈达部和明朝援军，夺取了哈达部的大批部众和领地。而在这时，哈达发生内乱，王台的长子虎儿罕与孟格布禄争夺首领之位，孟格布禄战败逃往叶赫，叶赫部趁机再攻哈达，虽然在明朝的调解下暂时平息了干戈，但哈达部已实力全无，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虎儿罕死后，孟格布禄再次成为哈达的首领，由于孟格布禄是因为依靠叶赫才重当首领，所以这时的哈达部已经变成了叶赫部的傀儡，处处惟叶赫马首是瞻。 以后的发展与其他海西女真几部一样，哈达参加了叶赫的九部联军，结果被努尔哈赤打败，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599年）九月，努尔哈赤进攻哈达部，攻陷了哈达城，生擒了孟格布禄和其子武儿古岱，哈达部就此灭亡。
问:黑龙江诸部，这个“诸”包括哪些？据我的资料，黑龙江女真分三部：萨哈连部、使犬部、使鹿部。除了次三部，还有哪些，请指教一下。
平安中期女真人入侵九州。按理说女真人长于陆战，怎么会渡海远征，另外出发地在哪里，这些女真人后来怎样了?
答:黑龙江女真其实很复杂，包括了今天如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锡伯，赫哲等民族及今天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很多民族，如乌德盖人，雅库特人等等，这些民族在明代广义上都被称为女真人，明代的野人女真（东海部）: 包括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哈部，萨哈连部、使犬部、使鹿部，虎尔哈部………… 分布在今吉林省东北部及苏联西伯利亚乌苏里州一带
至于女真人袭击日本，是在渤海国时期，那时候的渤海国航海技术也十分发达，有四条水道，其中一条就是新罗——日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