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宋朝相关

什么是“效用使臣”——与邓广铭先生商榷

邓广铭先生是史学耆宿，尤专工辽宋金史和宋代人物行状，其许多著作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典范性文字。 在其《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一文（1）第三章开篇，谈及岳家军战绩史料搜集考辨问题时，邓先生如此写道：“岳飞是一个喜欢招揽文士的人，在他的军营中经常有大批的“效用使臣”，显然，邓先生以为，“效用使臣”都是被岳飞私下招揽的文士。窃以为，这种论断是错误的。 按宋代制度，“效用”和“使臣”实际上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募兵中地位稍高于普通兵卒的一部分，在招募时即声明，一般而言，宋代普通兵卒应募，需在脸上刺字，而效用无需刺字，待遇也稍好，因此应募者往往乐于当效用而不是一般兵卒。但例外情况还是有的，如岳飞在靖康末投奔张所时，就充当了“特刺效用”（2），即刺字的效用，不论刺字与否，效用地位虽略高于普通士兵，但作战使用上两者并无二致。 “使臣”则是两宋低级武官的称呼，分“大使臣”和“小使臣”，以岳家军所在南宋绍兴年间官制规定，大使臣包括正八品的训武郎，修武郎，小使臣则包括从八品的从义郎、秉义郎，正九品的忠训郎、忠翊郎、成忠郎、保义郎，和从九品的承节郎、承信郎。（3） 使臣这个等级在两宋都有，而且不论前期、后期，还是禁军、厢军都普遍设立，其职责从下级军官到杂役都有，有时使臣一词还被借用称呼地位相若的吏员，如《水浒传》中多回中都提到“使臣房”，（4）是各府、州、县吏办公的场所，其中涉及在“使臣房”办公的有何涛、董超、薛霸、戴宗等，他们显然都是“做工的”即吏员。 使臣和效用都是军官和士兵，其任务当然是训练和作战。史载“（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宰执言春秋教使臣、效用踏射、克敌弓，乞依格推恩”（5），这项记载中的史实上距岳飞之死仅八年，可见在岳飞时代，“效用使臣”是武职，不是文职；是宋朝在编的官兵，而不是岳飞私下招揽的门客。 必须一提的是，由于南宋兵力孱弱，为刺激官兵卖力，不得不滥授官爵，史载南宋初年，使臣、效用和军兵三等皆为兵卒， 使臣因立战功而授官者甚多，统兵官名额有限，以至有官为正七品武翼大夫至武功大夫，通称“诸司正使”，官位更高于使臣，也只能“执长行身役”，即作为普通战士（6），更有甚者，“南渡初，诸大将军中有所谓武功队者，谓一队之人，皆武功郎、大夫，非高官厚禄，无以得人之死力”，（7）可见包括岳家军在内的南宋初年各军中，存在大量“使臣效用”甚至更高一些等级的普通士兵，不论是作为下级军官或者高级士兵服役，“使臣效用”显然都是从事征战的武士，而不是被召入幕府的文人，他们中当然不排除有通文墨者，但其在岳家军中所担负的使命却仍然是作战。 邓广铭先生是我敬重的长者，但正因敬重，乃于学术上固不能不益为严谨苛求，不揣冒昧，为此考据，以俟贤者雅正。

陶短房 2006年3月 北美加拿大列治文市 引用书目： 1、 见《邓广铭治史丛稿》页602，北京大学出版社； 2、 见《三朝北盟会编.岳侯传》； 3、 见《宋代武臣寄禄官阶沿革表》，转引自《宋代典章制度》页89，吉林文史出版社； 4、 见《水浒传》第七、第十六回； 5、 见《文献通考》卷一六一，兵十三； 6、 《伪齐录》卷上，伪齐诏谕士民榜，转引自王曾瑜《岳飞新传》； 7、 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六《进故事》

也谈“宋朝问题” 清原信圣:宋是继唐后又一个统一的王朝。上次在论坛看到关于“宋朝问题”的讨论，说到宋的“积弱”。 宋对军队的强力控制和取消藩镇等一系列的操作，堪称中国历代以来中央集权的最高成就。而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羸弱的军事力量的奇特对比，为人所奇。近来正好看到这段时期的问题，顺便说说另一个方面可能造成“积弱”的病因——宋朝近代家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自北宋建国开始，鉴于唐中叶以来长期分裂割据、军阀混战的教训，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最大限度的将全国的政、经和军事大权集中到中央，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有效的防止割据势力的产生。军事方面，加强皇帝直接统率的禁军，改造地方军厢兵，地方守备亦用禁军轮流负责；同时禁军将领更换频繁，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在政治上，设立由皇帝直接领导的枢密使、三司使，分理军事、财政事务，使军事、政治、财政三部门互相牵制，防止单一部门权利膨胀。如此，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体制。 这种体制的形成个人认为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基层结构支持的。魏晋以来逐步形成的世家大族式的家庭组织，随着社会经济和制度的演变而崩溃了。在宋的初期就可以基本上认为那种旧式的家族制度已经趋于消亡，个体小家庭再次普遍化。长期的战乱流离，使得依靠血缘关系维系的大地主庄园制家庭结构的崩坏，而个体小家庭的再次普遍，使所有的农户都编入了国家的户籍，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赋税、徭役和兵役资源。然而过于分散的小户制显然是不适于大范围的长期控制的。这样，传统的血缘和血族又有了利用的价值。新的家族制度，首先要能把相当的农民长期的束缚在土地上，局限在分散、隔离、闭塞狭小的圈子里，而地主阶级则利用族长、族绅等身份，借祖宗、家法的权威统治族众，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不至于流徙和反抗。另外，这一新制度还要能缓和阶级矛盾，削弱斗争意识，那么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更主要的，新制度要能使人们“急公趋赋”，成为国家牢固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需求下，近代封建家族制度就在宋朝诞生并发展了。通过地主阶级的“敬祖收宗”和国家的积极扶助，新的家族组织形式形成了。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二是多个小家庭聚族而聚。聚族而居的家族形式，是由以有共同祖先的多个个体小家庭聚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族长、房长、家长联系组织起来的，协助封建基层政权征赋采丁，协调纠纷，维持秩序和发展的。这种形式的家族，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居住地往往数世不易，拥有包括家谱、族田、祠堂等严格的形式和实质意义上的精神和物质共同基础。 而宋的经济力之发达，与其基层建构许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而在“宋朝问题”一帖中我曾说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形式经济社会制度，在今天的仔细考量下，觉得在思想和制度都如此封闭僵化的宋，是无法形成的吧。活活，上课去了。（一笑）

马羽:感觉上没有交待清楚宋朝国家体制和基层家族结构演变的逻辑关系。希望能说得更具体一些。 另外跑跑题： 宋朝家族结构的变化倒是和国家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宋朝制度对于单丁户可以免赋税，因此特别警惕“异财别居”的拆户，赵老大曾经下令禁止子女长大后与父母分家，当然名义上是孝道，但实际上有这种经济驱动力。而宋人也出现过因为缴纳不起赋税，父亲自杀以让儿子成为单丁户来苟活下去的人间悲剧。 但是这种从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官方引导毕竟对人们的社会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导向作用，因此也是在宋代，大家族合族聚居的趋势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形成。特别是一些官绅家族，他们本身有着免去赋税的特权，因此不在乎聚居，而很多同族的破落支族，也荫蔽其下以求苟存，从而促进了这种趋势。 宋代的户口平均往往2口/户，乃至1.x口/户，主要原因当然是女子不入户籍，但即使翻番也略低于历代，则说明普通人民利用单丁户逃避赋税的情况仍然存在。而在一些富庶官绅聚居较多的地区（比如江南），局部则出现口户比数大大高于平均（不计女口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到4-5口/户）的情况，则可能是因为当地官绅家族比例较高，而形成了大族聚居的反映。 另外宋也说不上是一个统一的王朝。

朴直的党太尉

党进，宋初骁将，历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以朴直为太祖所厚。本来禁军军校，自都虞候已上，都会把所掌兵骑器甲之数记在手持的木梃上，党进自然也如此，但是他不识字，也不知道自己手底下到底管着多少人。太祖一日忽问及，党进但举梃以示于上曰：“尽在是矣。”又曾经过闹市，见有人缚栏为戏，驻马问：“汝所诵何言？”答曰：“说韩信。”党进大怒：“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三面两头之人。”即令杖之。

然而党进虽然没文化，却并非天真烂漫之人。《玉壶清话》中记载：党进不识一字。一日，朝廷遣进防秋，朝辞日，需致词閤门，使吏谓进曰：“边臣不须如此。”进性强很，坚欲之，知班写其词于笏，教令熟诵。进抱笏跪移时，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圣容曰：“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自将息。”仗卫掩口，几至失容。后左右问之，曰：“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进曰：“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两句，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粗看只觉得是则笑话而已，然而细想来，党进之所以宁可出丑也要致词的目的，恐怕不是“性强很”，而是“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须知五代纷纭，武将的地位远高于文士，至有谓“定天下当凭长枪大戟，安用毛锥？”的论调，党进亲历其间，自己本也不知书，忽然必欲“官家知我读书来”者，正说明太祖登基后崇文之心甚明，故投其所好耳。再进一步说，党进既知伺人主心意，投其所好，则说其朴直，怕也有些勉强。

还有一例，也颇说明问题。《事实类苑》中记载：（进）徼巡京师，市井间有畜鹰鹞音禽者，进必令左右解纵之，骂曰：“不能买肉供父母，反以饲禽乎？”太宗在藩邸，有名鹰鹞，令圉人调养，进忽见欲解放，圉人曰：“晋王令养此。”且欲走白晋王。进遽止之，与钱令市肉，谓之曰：“汝当谨视此，无使为猫狗所伤。”这个极具无厘头喜剧色彩的场面，如果让吴孟达、徐锦江之流来还原，效果应该会相当不错。联想到太宗在太祖末年收罗亡命、广植党羽的行为，则身为禁军大帅的党进如此举动越发耐人寻味。可惜“一朝天子一朝臣”，党太尉虽然芳心暗许，赵光义却不是顾曲周郎，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登基不久，镇安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党进，出为忠武节度使，由禁军大帅外放为地方节镇。其在镇之时性情暴躁，没事就喜欢打人嘴巴子，或许正是心中郁闷“俺这一番心意，官家如何不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