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蒙古袭来

本文刊载于知兵堂工作室《战争艺术》从书第8辑，版权在彼，严禁转载

“筑海飓气连天黑，蔽海而来者何贼？蒙古来。来自北。东西次第期吞食。吓得赵家老寡妇，持此来拟男儿国。相模太郎胆如瓮，防海将士人各力。蒙古来。吾不怖。吾怖关东令如山，直前斫贼不许顾。倒吾樯，登虏舰，擒虏将，吾军喊。可恨东风一驱附大涛，不使膻血尽膏日本刀！”

这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儒学者、诗人赖襄（号山阳）就十三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失败而作的乐府歌。发生在公元1274、1281年的这二次战争，在日本被称为“文永、弘安之役”，可以说是日本中古时代所面临最大的一次外来侵略，它给日本的历史走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这场战争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疑问：蒙古帝国——“元”自成吉思汗建国以来，其兵锋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武威之盛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会在日本这个实力根本不成对比的孤远岛国面前挫其锋锐？忽必烈为什么要劳民伤财，发动对日本这样毫无经济价值的穷国弱国的远征？日本的胜利，难道真如日本人所吹嘘的一样，是“神风”的庇佑吗？对于这场战争，国内以往比较全面的研究并不多，并且大多数只是立足于本国史料，对战争的参与者高丽和被侵略国日本的情况鲜有介绍。本文将换一个视角，从日本和高丽（主要是日本）的角度审视这场战争，力求勾勒出围绕这二次战争的两国政治、军事过程的原貌，探求这段笼罩着浓厚神秘色彩的历史的真实。

一、“国难将来”——蒙古诏使的发遣

发生在日本文永十一年（1274）年十月的 “文永之役”，对于日本来说，绝对不是什么突发事件。在此之前，蒙古以及高丽受命派出的使者至日“通好”，包括途中返回未果的，前后已有数回。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此战前的外交动向罢。

不管忽必烈出于什么目的想要诏谕日本，至少高丽人赵彝的出现，是忽必烈决心派遣使者的一个重要契机。他出生在咸安（今韩国庆尚南道咸安），是一个在蒙古侵略高丽时被蒙古带回国内的书生，因为他通数国语言，便得到了忽必烈的知遇。他的出身地咸安，和当时高丽同日本的门户合浦很近，所以知道些日本的情况，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根据《元史》、《新元史》日本传的说法，忽必烈是听信他的话，方有招抚日本之想的。日本的朝鲜史泰斗旗田巍先生在其《元寇—蒙古帝国的内部事情》一书提出了如下见解：当时，蒙古在中国大陆最强大的敌人，莫过于南宋王朝，而宋日之间又有很亲密的往来，如果日本能断绝对宋来往的话，将使南宋陷入孤立，为讨平南宋，所以有招抚日本来服的必要。有人可能对此说提出疑问，因为宋日之间的来往虽然非常密切，始终不过是停留在民间贸易来往的阶段，顶多有一些王室或官员私下间的赠答往来。断绝日宋之往来，是不能起到封锁南宋的作用的。但是笔者认为，赵彝充其量不过是个道听途说式的“日本通”，他并不一定知道日宋交通的真实情况。而忽必烈可能听了赵彝所言日宋交易的繁盛，而有了日本南宋关系定然紧密的错觉罢。所以说，个人认为旗田教授的推断，也未必不能成立。于是，忽必烈以蒙人黑的，汉人殷弘为使，并对高丽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

“今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以下，亦或通使中国。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与通和。卿等导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宜任之，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勿以未尝通好为解。恐彼不顺命，有阻去使，故托卿之忠诚，卿其勉之。”

黑的等人所携带的国书，就是那封以“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等威胁性文句知名的国书。

既然忽必烈已经说了“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勿以未尝通好为解”这样的话，高丽也只能以枢密副使宋君斐为向导使，准备伴蒙使赴日。但是讽刺的是，见“风涛蹴天”而罢行的不是高丽人，而是蒙使黑的。他当然不是因为真怕风浪而不敢出行，而是高丽宰相李藏用的一封信打动并说服了他。

李藏用在信中极言日本这等“蠢蠢小夷”，“骄傲不识名分”，“欲舍之则为大朝之累，欲取之则风涛险阻，非王师万全之地”。只要“至则奖其内附，否则置之度外”，使其自生自灭，这也是“圣人天覆无私之至德也”。对于高丽来说，虽然蒙古国书的主旨确实是通好，但是里面也有武力威胁性的文句在，万一操作不当而引发战争的话，高丽必将沦为蒙军征日的前线基地。而之前长期的抗蒙战争，已经使国内疲敝，如果再摊上征伐日本的军役的话，会发生怎么样的严重事态亦未可知。高丽在解释使节为何未能到达的奏状中不仅以“风涛蹴天……安可奉上国使臣冒险轻进”“日本素与小邦未尝通好”为遁词，还王顾左右而言他，说了“小邦自陛下即位以来，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余，稍得苏息（下略）”这样的语句，这明明是阳为谢恩，实为推脱抱怨了。看见这样的奏状，世祖安得不怒？世祖在托黑的等人带来的回信中斥责高丽“向者遣使招怀日本，委卿向导，不意卿以辞推脱，遂令徒还。意谓日本既通好则必知尔国虚实，故托以他辞。然尔国人在京师者不少，卿之计亦疏矣。且天命难欺，人道贵诚，卿先后食言多矣，宜自省焉”，警告高丽不许耍小手段。并要高丽“体朕此意通谕日本，以期必成。”于是遣使招谕日本的任务，整个儿落到了高丽头上。高丽只得认真对待起遣使事宜，在国王元宗的同意下，起居舍人潘阜被任命为使者,负责完成世祖布置下来的死命令。

潘阜在1267年（日本文永四）11月到达了对马，并于次年正月来到九州太宰府，把黑的等人未能交付给日本的那封国书呈递给了镰仓幕府的镇西奉行，太宰少贰武藤资能（镇西奉行是镰仓幕府统辖九州御家人的官职，幕初由天野远景首任此职，1195年天野去任后，由筑前守护武藤氏和丰后守护大友氏并任，武藤氏因带太宰少贰官，故也称少贰氏）。并滞留在太宰府。这封书信先被送到了镰仓，并在二月初送达京都的天皇朝廷。

镰仓幕府在1221年的承久之变后，在京都设置了六波罗探题，首脑由幕府的执权北条氏一族担当。其职能据幕府官撰的编年史《吾妻镜》言，是为幕府“爪牙耳目”。但也是幕府和朝廷进行交涉的机构（朝廷则置“关东申次”为对幕联络机关）。因为少贰氏从九州派来的使节在去关东前必然要经过六波罗。所以说朝廷的公卿们在国书传达之前，可能已经风闻了“蒙古牒状”之事。《师守记》称：“文永五年闰正月八日，蒙古国之贼徒，可责（进攻）日本云云。此自高丽有牒状，筑紫少卿入道（武藤资能），以飞脚（信使）驰牒进上关东云云”。其时的关白近卫基平也在日记中写道：“闰正月十日，壬戌，晴，异国之贼徒，可来我朝之由，有风闻，实否未详”。在他们的心里，大概已经开始忐忑不安了罢。2月7日，幕府派来的使者，将蒙古国的国书和高丽的副牒交给关东申次太政大臣西园寺实氏。实氏立即将国书呈交给当时的“治天之君”后嵯峨上皇（当时在朝廷内部，以所谓“院政”——以上皇为实权者掌握朝政的形式一直存在，并持续到江户时代）。八日清早，就开始了激烈的朝议。正如近卫基平在日记中所说的“此事，国家之珍事，大事，万人惊叹无外”一样，这封国书的到来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完全不啻一颗核弹的爆响。

对于孤悬海外的岛国日本而言，千重风涛之隔，使中国大陆的治乱兴替基本不能对之直接造成任何影响。但是对于日本而言，中华帝国又是一个巨大而不可忽视的存在。那么日本为了维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必须找到一种有力的文化依据。于是在日本出现了这样一种奇妙的国家意识，即日本虽是佛教中所谓南瞻部洲中的“栗散边土”，但是因为其国乃神之所肇，国中充满着天神地祗，所谓“草木土地山川丛泽水陆虚空，无一非和光垂迹之处”。所以日本“国土永号神国”，乃一方神圣的净土。在这“神国日本”思想的基础上，自平安后期以来，日本出现了这样一种奇妙的净秽观念，即以神的子孙—天皇所居住的平安京为中心，离京愈近则愈净，而国土的边境，充满着污秽，国土以外，更是鬼所居之地。虽然我们不能认为这样的思想代表着当时全体日本人的对外意识，但是不能否认，在统治阶级，尤其是蜗居在平安京的一方小天地的贵族阶级中，这样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另外在政治形态上，随着古代律令国家制度的崩溃，以大土地私有为核心的庄园公领制为经济基础的贵族权门政治在十世纪以后逐渐形成，权门的私的政治秩序逐渐取代了律令制的官僚制政治秩序。朝政的仪式化，行政的先例依据化就是一个显著的表现。日中间的官方交通，在平安中期就已经断绝，那么既然没有近例，日本的统治阶级也不会考虑任何重开官方交通的可能性。何况，繁盛的民间贸易来往，较之派遣正式外交使节来更能满足日本官民两方的需要。（举个简单的事例：中国有书禁，因为中国的典籍正是华夏之所以为华夏的秘密所在，如果周边国家学习了华夏典籍的精髓而变夷入夏成为强盛的邻国，则并非中国所好了，所以外国的外交使节并不能自由地索求中国的文化典籍。但是民间贸易就可以设法跨越这样的限制，在平安末期，日本通过民间渠道甚至弄到了六百多卷《太平御览》。）所以，在以上诸因素的影响下，日本偏安在东亚的一隅，对东亚世界的风云变幻，丝毫无动于衷，并且也懒的去了解。但是，蒙古这个陌生而恐怖的国家，突然说要“通好”，并且说如果不愿意，不排除武力解决的可能。那样，贵族阶级们再也难以蜷缩在他们昏暗的寝殿式建筑中安然度日了，更何况，威胁是来自那“肮脏”可怖的“异国”呢？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因素，考虑到日本和南宋之间的民间往来十分繁盛，不能排除日本人有会从南宋来日的商人和僧侣中得到一些关于蒙古人的信息的可能，如果这样的话，不用说，日本人对蒙古的认知定然是负面的了。

之后数日，朝议日以继夜地进行着。公卿们基本认为国书中“大蒙古国”以皇帝自居，而呼日本天皇为国王，是为非礼，不仅欲求日本为臣属，还显扬大国的威势，强调高丽为属国，还暗示不通交则用兵。过去圣德太子在同中国通交时，尚以国威为重，不对中国皇帝示弱，在交往中以“明神御宇日本天皇”为称。所以说自外国的书状若有无礼，当断乎绝之，不予返牒。这样，朝议便定下了不予返牒的决定。并把决定通告幕府。幕府据此对太宰府作出指示，这样潘阜一行在日本白白呆了数个月，便“不得要领而还”了。并且，不难想象他们是得不到什么好的待遇的。朝廷更下令各大寺庙神社修法“降伏异敌”，幕府也报知关西，九州，四国的御家人武士：因“蒙古人插凶心”，有窥伺日本之志，所以要提高警惕，认真作好各自管辖区域或自领内的防备工作。

此间3月5日，幕府进行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北条氏的家主，以名君知名的北条时赖去世于1263（弘长三）年，在时赖出家后代领执权的一族赤桥长时也在时赖死后的第二年过世。因为嫡长子时宗尚幼，幕府的执权一职先后由幕府元老，北条义时的末子北条政村暂时代领。北条时宗则在1264（文永元）年且出任执权副职连署（因在签发公文时同执权共同署名而得名），以为政务实习。三年的时间结束了，时宗已经成长为一位英姿飒爽的青年武士，而北条政村年事已高（时年64），时宗便在这一年出任幕府执权，政村退居连署，担当青年执权的辅佐。照理说，幕府已经顺利完成了换代轮替，应该一心对外作好防备工作了。但是就时宗上任后的三年内，幕府却没有制定并实行什么象样的对外防御计划。宝贵的三年时间，被莫名奇妙地白白浪费了。当然，这并不是没有缘由，详细将在下章提及。

同时，1267年年暮，高丽以元宗的弟弟安庆公为贺正使派往大都，将潘阜出使的消息报告给了忽必烈，但是忽必烈不但没有高兴，反到狠狠斥责高丽没有诚意，不把都城从江华岛迁出去，献上的方物质量也不好，并否认同日本的通好。安庆公在第二年2月回到江都，高丽满朝听说世祖的态度，都吓地没有人色。接着在三月，蒙古的使节就来了，不仅照样大骂高丽君臣一通，还要高丽造船出兵，协助这位大汗吞并南宋的野心。并要高丽文武两班的首臣金俊和李藏用去大都面圣。金俊知道之前高丽抵抗蒙古最力的便是武人，怕去了被杀，没有敢走。只有李藏用抵达了大都，忽必烈对着李藏用，大声地斥责高丽有意隐瞒自己的军事力量，要李藏用速回本国，查明兵额，“不尔将讨之”。并继续说道：“尔等不知出军将讨何国，朕欲讨宋与日本耳。今朕视尔国犹一家，尔国若有难，朕安能不救乎。朕征不逊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其分也。尔归语王，造战舰一千艘，可载米三四千石者。”李藏用极言国内兵穷财尽，恐不能符合规定期日。但也不得不答应忽必烈的要求。8月，高丽上奏蒙古，兵经多方征调，仅得万人，船舰等则委沿海州郡，营造千艘。蒙古在10月，派遣军官王国昌，刘杰视察高丽的征兵造船情况，在带来的诏书中明示，这些船舰军兵，或用来征讨南宋，或用于跨海征日。王国昌等人还巡视了全罗南道的黑山岛，其用意明显是考察地形，准备出征日本的前进基地。

正在高丽全国上下忙于建造船舰，拉夫抓丁，闹得鸡犬不宁的当口。元宗千盼万想的潘阜一行人终于从日本平安回来了，报告了出使一无所获的消息。高丽立即差他去蒙古报告情况。他在11月，同蒙古的使者黑的，殷弘一起回来了，并带来了忽必烈的诏书，其中充满了对高丽的轻蔑和不信任。

“向委卿送使自日本，卿乃推脱。以为风浪险阻不可轻涉，今潘埠等何由得达？可羞可畏之事卿已为之，复何言哉。今来奏有潘埠至日本无奈而归，此亦安足取信。今复遣黑的，殷弘等充使以往，期以必达。卿等当令重臣导达。毋致如前。”

12月，高丽派遣知门下省事申思诠，侍郎陈子厚，潘阜等为向导，带领着黑的等人从江都出发。一行在第二年（日本文永六年，1269）年初到达对马，这一次使节也没有达成其向日本索取返牒的目的。反而在对马和住民发生冲突。使节团就抓了塔二郎，弥二郎两个普通日本百姓，回去交差。

旗田巍教授认为，第三次日本诏谕之所以草草而终的原因，是当时高丽险恶的政情，高丽方使者们已经无心完成出使任务的缘故。因为一行刚从江都出发没有多久，高丽朝内就发生了武将林衍杀死权臣金俊，进而废掉国王元宗，改立王族安庆公的事件，高丽的使臣们大概是感知了事件发生前的紧张气氛罢。这也许可以认为是他们早早地从对马退回的一个原因。不管现实的情状究竟如何，当使节一行回到大都复命的时候，看见日本人的忽必烈却非常高兴，倒也不来追究使节究竟有没有完成使命了。嘉奖他们“入不测之地，生还复命，忠节足嘉”，并且对掳来的两个对马岛民大加款待，让他们参观宫殿。并且他们回高丽，让高丽再返送二人归国。高丽派金有成护送此二人归国。一行人在9月17日到达对马，并且带来了一张蒙古国中书省的牒状。牒状按例被送往镰仓，幕府照例仍由朝廷先处理，朝廷对此进行了连夜评议，因为这牒状并非国书，公卿们认为可以用太政官的名义给予返牒。于是让文章博士五辻长成起草，世尊寺定朝誊写，作了一张返牒，摘其文大要如下：

“案其事情，蒙古之号于今未闻……（两国）外交中绝，骊迁翰转，奥传乡信，忽请睦邻。……抑贵国曾无人物之通，本朝何有好恶之便。不顾由绪，欲用凶器；和风再报，疑冰犹厚。圣人之书，释氏之教，以济生为素怀，以夺命为黑业。何称帝德仁义之境，还关民庶杀伤之源乎？……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难以一二，也乞思之”。

从日本的角度讲，这张牒状可以说堂堂地表现了他们的态度，并未有何损于其“国体”之处。但是镰仓幕府的态度却非常地强硬，拒绝对蒙古人“无礼”的牒状给予回牒。于是，这张回牒未能被送到蒙古。同时，为感谢高丽送还弥二郎等人，以“日本太宰府守护所”的名义发给“高丽国庆尚南道安东道按察使”的一张感谢信也被停止发送了。朝廷见牒状不通，只能派遣使者到伊势神宫以及京都附近的二十二所寺院神社修法“降伏异敌”。于之相较，幕府并没有什么象样的应对对策，却摆出这样的蛮横态度。其背景何在呢？正如著名的金泽文库的创始人金泽实时之子显时所说的那样：“自文永六年以来，不知为何，世上大为骚乱，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皆难测安否……凡此数十年，只如履薄冰一般。”可见当时日本政治局势的凶险。究竟在蒙古袭来之前，日本的政治背景是怎么样的呢？且听下章分解。

二、幕府的苦恼——战前日本的政治局势

不过，就当时日本的历史现状而言，发生这样的情况也并不是不可理解。因为当时的镰仓幕府，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内政问题搅地焦头烂额了。

首先，对于幕府而言当时最重大的社会问题，是货币流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御家人武士的贫困。因为自平安时代晚期以来日宋贸易大为盛行，尤其是在平安朝末年平清盛得势以后，不顾公卿们的批评非难，积极推进对宋贸易的政策，使大量的宋钱流入日本，而日本在古代铸“王朝十二钱”之后，就再也没有铸造过任何钱货，货币流通一时断绝。而大量宋钱的涌入，正如成书于镰仓末期的编年史《百炼抄》中所讲的：“此时天上天下，为病所恼，此病号为钱之病”，给日本的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变动和强烈的冲击。一般的御家人武士受其打击可谓最大，当时武家社会的继承惯例是所谓的分割相续法，即由武士团一族的族长，即所谓“总领”，将自己拥有的领地或所有权益平均分配给其子女。但是代代相续，地越分越小，直接导致了武士的贫困，以至于无法执行其对幕府的“奉公”义务。流通经济的发展，则使更多这样的弱小武士变成了高利贷的债务奴隶。北条时赖时代这样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了。北条时赖采取的作法，是一方面轻减武士们的军役负担，完善诉讼机构（建立“引付”制度），实行重农的“抚民”政策。而对迅猛发展的流通经济踩刹车，如大行节俭令，对商工民的活动进行抑制乃至镇压。但是再严厉的行政手段，也是难以抑制社会经济前进的势头的。

而幕府内部，也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对立。说来就话长了，1156年，以皇室，藤原摄关家内部矛盾而爆发的保元之乱，以及之后因为源，平二大武士集团以及院近臣集团之间的矛盾发生的平治之乱，使本为王朝贵族的爪牙走狗的武士阶级一跃登上中央政治的舞台。但是，以此为契机掌握了政治主导权的平清盛为首的伊势平氏集团，因为不能从对王朝权力的依附中解脱出来，所以其政治并不能适应这个所谓的“武者之世”。平氏集团的军事动员体制大多依附自平安中后期形成的“国衙军制”，通俗的说，平氏还是通过旧王朝国家的机构对武士进行统制和组织，而并不能同象镰仓将军那样，和地方武士普遍而牢固地建立主从关系。武士们的境地正如《源平盛衰记》中所言：“在国（国衙领，又称公领，但是因为知行国制的推行，其实际和庄园已经没有太大区别）则随从目代（当时的贵族，就任国守等地方官多不赴任。多置代官辖之，自己则在京都坐收年贡，目代便是这类代官的称呼），在庄则出仕预所（庄官），被课以公事，杂役，昼夜无宁时”，其地位和以前并无改变，所以说平氏不能获得武士们的真心拥戴，反而逐渐走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平氏集团的专权又和专制意欲极强的后白河法皇为首的院势力发生了冲突，平氏便采取极端手段，幽禁法皇，罢免廷臣。正如当时的贵族九条兼实在日记《玉叶》中所记：“（平氏）强大之威势，满于海内；苛酷之刑罚，普于天下，遂众庶之怨气答（达）天，四方之匈奴成变”。于是在时局动摇之间，平氏主政下的诸矛盾一下子爆发出来。诸国源氏纷纷在地方武士们的拥戴之下举兵割据，从京都朝廷的控制中独立出来。关东地方本来就是武士势力的诞生温床，并且以平将门为先驱，向来有自成一统，对抗畿内王朝统治的历史传统。初代将军源赖朝就在关东武士的拥戴下起兵割据关东，并且压倒了同族，消灭了平氏，从而建立起政权。所以镰仓幕府在草创阶段，其性质上应该讲是东国武士的联合政权。赖朝之所以能够实行其[系统过滤]统治，多半是因为其作为一个武家“栋梁”的优秀素质，而能使武士们慑服。而年少气锐的二代将军源赖家想要仿效其父的作风专断独行，就立即遭到了有力御家人们的一致反击，他被剥夺了亲裁权，权力则落入了一个由十五名元老级御家人武士构成的会议之手。在这个历史阶段，本来不过是伊豆地方的一个小豪族的北条时政、义时父子凭借自己“镰仓殿（指源赖朝）御外戚”的地位，利用自己的女儿源赖朝正室北条政子在广大御家人之中的巨大影响力，逐渐排除清洗了政敌，扩充了实力，并且获取了极大的政治权力。三代将军源实朝莫名其妙地惨死后。北条氏从京都迎立同源氏有血缘关系的藤原摄关家出身的九条赖经为将军，并成功击败了以后鸟羽上皇为核心的王朝势力利用幕府政情不稳发动的复权挑战（承久之变）。自此，北条氏作为幕府的执权（此名本是幕府政所别当的别称），牢固地掌握了幕府的最高行政权力。

但是，北条政权存在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他们在家世上缺乏权威性。前文已经提到，自平安中期以来，日本的国制从汉风的律令制官僚式政治向权门私族政治的方向发展。朝廷的各种职位，再也不由个人的实力担当，而逐渐被各个司责专门职能的家族所垄断。如摄政，关白一职永远被藤原北家中的御堂流（兼家——道长系）垄断。要担任三位以上的公卿，那么就要有与其相应的家世资格。而一些职能性的部门，也被一些世操其业的家族代代相传，如明经道成为清原氏，中原氏的世传私学；司历道，占吉凶的阴阳寮长官阴阳头一职，世代由安倍氏，贺茂氏出身的人们担当。军事职能也是一个道理，自武士阶层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血统非凡，并有代代相习传统的所谓军事贵族，他们直接奉仕于朝廷，本身则被视为王臣贵族，而非一般的“诸国兵士”，其中著名的如秀乡流藤原氏，以桓武天皇之孙高望王为祖的桓武平氏，以清和天皇为祖的清和源氏等，源赖朝出身的清和源氏嫡流河内源氏就属于很典型的这类军事权门。这也就是他之所以能建立东国独立政权，受到武士拥戴的根本原因。源赖朝起兵伊豆时，三浦半岛上的武士雄族三浦氏的族长三浦义明就高兴地说道：“我以源氏累代之家人，幸逢贵种再兴之秋”，于是举兵响应赖朝起义（《吾妻镜》）。这句话很鲜明地表现了武士们崇尚“贵种”的思想意识形态，然则查考三浦氏的家系，可以发现他们也不是泛泛之辈，也是桓武平氏的名门。为什么三浦氏所属的关东平氏系统和平清盛的伊势平氏系统一样同属军事贵族的桓武平氏，三浦氏就不能和源赖朝相提并论呢？就因为他们世代为相模国衙的土着在厅官人，未能直接奉仕朝廷，从而在漫长的岁月中，褪去了名族出身的光环，而成为了京都贵族们所轻视的“乡下武士”了。北条氏也是一样，他们甚至可以说和在京都盛极一时的伊势平氏系出同门，都是以征讨了那个自称新皇、欲在关东打下一片新天地的平将门的平贞盛的后人。但是北条氏之祖，贞盛子平直方在镇压1028年发生的平忠常之乱中表现拙劣，声望尽失，后来甚至嫁女给最后胜利平乱的河内源氏首领源赖信（赖朝之祖），对之执家礼，奉之为长。故而其子孙终而堕落为“诸国兵士”了。这样的先天不足，就是北条氏永远只能作为“贵种”出身的将军的“御家人”，而不能凌驾于将军之上，在同自己一样的御家人之间建立主从关系的道理所在。

北条义时之所以能够专断幕政，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三代将军源实朝受御家人大族势力的牵制，而难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职权，从而沉迷于文道，对政务兴致淡薄。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的姐姐北条政子的权威，甚至可以说，政子充当了御家人栋梁的角色，是真正的权威所在，北条义时只是单单掌握行政权罢了。而政子在义时子北条泰时担当执权没有多久就过世了。所以说没有权威可以依托的泰时，只能继承幕初御家人共同执政的传统，只将自己置身于御家人会议主席的地位，以公平的态度处理政务。并且，他还面临着有力同族与之相争的威胁。他刚即位，就碰上自己的后母伊贺氏和有力御家人三浦氏通声气，意图拥立己腹子北条政村的阴谋事件，全亏姑母北条政子，才将事态压制到最小限度内。但是他的弟弟们也有对他不甚待见的，如其弟名越流北条氏之祖名越朝时，其母是开幕元老比企朝宗的女儿，最受义时宠爱，只是不幸佳人薄命，早早去世了。而泰时的母亲的身份，却莫能审出其由来。所以朝时大概不大看得起这个母亲出身低微的大哥罢。二人不和闹矛盾，连京都的公卿也时有所闻。《吾妻镜》记载了这样一段逸事：泰时在分配父亲义时的遗领时，没给自己留太多领地，而将大头分给了弟妹们。北条政子看了，觉得很奇怪，说；“大体上很好，但是嫡子的领地怎么这样少？”泰时就说：“此身已为执权，还对领地有什么企望？还是让给弟弟妹妹们罢。”把政子感动地涕泪俱下。这不能光看作是泰时良心好，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北条庶系势力之强，使嫡流并不能作等闲观。

如上文所述，北条氏只掌握着幕府的行政权，却不能掌握对御家人武士的主从支配权。主从支配权无疑是作为“贵种”的将军所独有，北条氏不能染指的禁脔。而成长起来的摄家将军九条赖经却不甘心让政权操在北条氏手中，他一边和在承久之乱后担任关东申次，掌握了朝廷大权的父亲九条道家互通声气，在他身边还聚集了名越流北条氏，三浦氏这样对北条嫡流执政有所不满的有力御家人。他以作为将军家内廷经济的延长，管掌着镰仓市政的政所为制度上的据点，以自己的近臣和上述不满北条家的有力御家人为力量，同以御家人会议—评定众为基点，掌握着行政裁判权的北条氏嫡系执权搞对抗。北条泰时之子北条经时担当执权时，排除将军对执权行政执法工作的干扰，定“不易法”，宣言泰时时代所定的判决决不可轻易改变，并逼迫赖经把将军职让给了他的幼子九条赖嗣。从而激化了将军同北条一族的矛盾。于是当时宗的父亲北条时赖在1246（宽元四）年代替病死的兄长经时出任执权时，加强北条氏嫡流的权力，稳定幕府政治已经刻不容缓。时赖当机立断，立即将尚在镰仓图谋不轨的前将军赖经送回京都，清洗了将军的近臣以及一族中依附将军和宗家搞对抗，野心勃勃的名越朝时之子名越光时。（“宫骚动”）并且和姻族安达氏（也是幕府建立以来的宿族）联手，在1247（宝治元）年断然发兵族灭了有力御家人三浦泰村一族（“宝治合战”）。借这个机会，迫使朝廷的执政者赖经之父九条道家下台，使一直亲幕的公卿西园寺氏担任关东申次一职，废掉将军九条赖嗣，在1252（建长四）年改迎后嵯峨上皇的皇子宗尊亲王为将军。这样一来，幕府中就再也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能同北条氏并驾齐驱了。于是，时赖固然因为他的所谓“抚民”政策，被作为名君而万世传诵，但是他的政治已经完全没有他的父亲泰时那样公平正大了。在流放前将军九条赖经时，时赖将可信赖的一族，缘戚安达氏，乃至有力御家人的代表三浦泰村召集到自己的私邸，评议政变之事。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为“寄合”。本来，放逐前将军这样的重大事件，无疑是应该通过幕府评定众公议的。时赖的这种做法，为以后北条氏跳过幕府原本的政治决断机关评定众会议，以所谓“寄合”——一族内部的私议了决军国大事开了先例。并且时赖还积极将北条嫡家的家臣“御内人”引到幕府政治的前台，上面的“寄合”，都有着他们活动的身影。时赖在1256年（康元元年）因病出家，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权力，新上台的赤桥长时，只是替他的幼子时宗到成年为止代看一下位置罢了，这又说明幕府的主权已经转移到北条氏嫡流的家主（称“得宗”，北条义时出家后法名德崇，因之而名）手里，而家主是否出任执权，已经不重要了。

但是北条氏虽然通过强权，彻底稳固了他们在幕府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如前所述，他们始终没有资格取代将军，自己成为御家人武士们真正的主君。所以北条氏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局面，一方面他们要做为御家人武士的利益代表，保护御家人的利益，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北条氏就会失去在政治上立足的根本。但是为了擅权，他们又不得不桊养自己的爪牙——即他们自己的家臣团“得宗御内人”集团来牵制御家人集团的势力，维护自己的权势。于是这两派人在幕府里明争暗斗，北条氏虽然在心里自然是偏向得宗御内人一方，自己专政的，但是因为两边都不能得罪，所以无法明确自己的立场，只能做和事佬，以妥协来解决问题。但是这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本矛盾，镰仓后期的政局就陷入了这样的两难怪圈之中。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回到北条时宗就任连署，开始执政的时间段上，上面已经讲到，北条时赖企图运用集权高压的手段，来解决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尖锐矛盾。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时宗一走上政治的前台，就面临着诸如御家人贫困，“恶党”活动激化等种种尖锐的矛盾。时宗首先着手集中权力，1266（文永三）年3月6日，幕府突然宣布废止引付诉讼制度，各种零碎诉讼案件通过问注所解决，重事则将评定众编成三组分别处理，并由执权连署亲自裁断。在1267（文永四）年12月，为救济御家人，发布了日本历史上最初的“德政令”，首先禁止御家人买卖领地，已经成立的交易，若发生在御家人之间，则卖方向买方交还本金，就可取回所领。如果对方是非御家人，或平民，就可以无偿取回。第二是禁止以无偿让与的名目将所领让与他人，其三禁止女性离婚后将前夫让与的领地交给后夫，并且禁止非御家人的女性，及身为艺人（如白拍子等舞女）的女性继承丈夫的领地。这些政策，无一不是为了防止御家人领地的流失，以及进行自时赖以来一贯来的对经济活动对幕府御家人体制腐蚀的抑制。

时宗为了进一步集中权力，就不得不和他的父亲一样，对北条氏专权最大的隐患——将军动手。后嵯峨天皇的皇子，被北条时赖奉戴成为镰仓将军的宗尊亲王这时已经成长为一位亭亭玉立的青年，却被冷落在将军的御所里，除了参庙拜社，什么事也无法过问，身边的警固武士，也东说脚疼西推腰痛，不来御所当班。在1265（文永二）年4月，御所上下竟一个可供使唤的武士也没有了。这样的境遇，使宗尊亲王不免有些怨愤。于是一时间，将军频派密使上京的风声四起，时宗本人虽然同将军私交不错，对此也不能放心，正巧，这时又发生了将军的护持僧良基僧正同将军夫人密通的事件，时宗立即在1266（文永三）年6月20日召集北条政村、金泽实时等一族要人，及妻族安达泰盛等人召开私邸评议，良基僧正闻之逃之夭夭，将军夫人和宗尊亲王的幼子，不满3岁的惟康王在23日被转移到时宗的邸宅里保护了起来。镰仓市内陷入了大混乱，近国的御家人们闻讯纷纷全副武装地拥进镰仓，企望着打一仗可以靠军功捞恩赏。百姓们则忙着拆房搬屋，把值钱的细软转移出去。这当口，将军的御所只有可怜巴巴的几个武士守卫，门可罗雀。七月三日，时宗的使者少贰心莲，二阶堂行一二人两三次出入将军御所。这样的举动，不免得让一些亲将军的武士心中生疑。在第二天正午，幕府前一番引付众头人名越教时，大概是对昨天时宗的举动有什么想法。突然带着数十骑兵马离开自己在药师寺谷的邸宅，到塔之辻摆开阵势。时宗急忙派遣家臣去制止，但是教时也没有一点服从的样子。教时是名越光时的弟弟，向来就同将军走的比较近，并且因为幕府废除引付制度，自己担任的一番引付头人的职衔也跟着被免掉，他如此做，明显是对时宗的抗议示威了。这事件恐怕也坚定了时宗流放亲王的决心。在当天晚上，宗尊亲王就被塞进轿子送回了京都。当他在20日抵达京都以后，他的将军职已经被幕府夺去，由其幼子惟康亲王改任了。在可怜的亲王回到京都以后，父亲后嵯峨上皇因为忌惮幕府，也不敢允许儿子来面觐。到是幕府派使者来上京劝解，并向亲王寄进领地，权作安慰。可怜的亲王受了打击，在京都没有挨过几年，就在文永十一年（1274）七月过世了，年仅三十三岁。那个良基僧正，不久也就在高野山中绝食而死了。（《北条九代记》载，这个良基僧正一直在教唆将军起来打倒北条氏，名越教时也有予其事，此说可备参考）

在宗尊亲王归京的第二个月，就发生了上文所述的国书事件。时宗也在是年三月五日出任执权。面对逐渐增大的对外压力。时宗一方面命令在九州，西国拥有领地的关东御家人西下，以加强防卫力量。如文永八年（1271）九月十三日，时宗对本领在相模，拥有萨摩国阿多郡北方地头职的御家人二阶堂氏发下命令：“蒙古人可袭来之由，有其闻之间，派遣御家人至镇西等所，早遣有器量（能力）之代官赴萨摩国阿多北方，相伴守护人，且使备异国之防御，且可镇领内之恶党”，还命在肥后国拥有领地的武藏国御家人小代氏速下肥后所领备战。当时，大量关东御家人受遣进驻自己在镇西的领地，如相模的大友氏移往丰后，骏河吉香庄的地头吉香氏移住安艺国，后来成为吉川氏，远江相良庄的御家人相良氏移往肥后的人吉等，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能一一尽举。在另外一个方面，对于幕府内存在的隐患，时宗则毫不留情地加以清除。在此背景下，就发生了所谓“二月骚动”。

文永九年（1272）二月七日，镰仓发生了原因不明的骚动。结果，在十一日上午九时左右，名越教时以及其兄尾张入道时章的宅邸突然遭到御内人的突袭，时章自杀，教时被诛。之后，查明教时实有异图，但是时章并未有预。于是时宗便处死了突袭时章宅邸的大藏赖季、涩谷朝重等御内人武士。四天后，时宗的庶兄、担任六波罗南方探题的北条时辅，遭到北方探题赤桥义宗的攻击，亦被诛。因为这些事件连续发生在文永九年二月，故史称二月骚动。骚动的真相究竟如何？史料并没有太多的透露，只有《保历间记》中称北条时辅“年来有谋反之志”。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事件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此次事件，是时宗的指使是应无疑，这从执行人员都是北条氏的家臣—“御内人”或北条一族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时宗不仅要使幕府的最高权力集中于北条氏一门。更要将这个权力集中在北条氏的当主—自己身上。

通过二月骚动，时宗杀死了可能与自己有矛盾的庶兄，并且给予一族中的不稳定分子名越氏一族以沉重打击。在时赖时代，名越光时已经因为有预前述将军九条赖经的阴谋而被流放，其弟时幸自杀，另外的两个弟弟教时，时章都死于此次事件。而使名越氏几濒灭门。而名越氏在九州的三国守护职都被时宗一党瓜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北条氏嫡流通过这次事件，不仅确立了在一族中的绝对地位，还大大扩充了实力。而外在因素—对外危机的迫来，不得不说是加速这一动向的一大契机。并且，在日后的备战中，北条氏以加强防备为理由，大量补任族人为九州、西国各地的守护，这大大加剧了“御内人”和所谓“外样御家人”的矛盾，并集中体现在御内人的首领，北条氏家政机关得宗公文所的头目内管领平赖纲和时宗的外戚，御家人的代表安达泰盛之间的对立。两者在对蒙抗战的过程中，围绕各种各样的事件议题，都有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和政治暗争。

就在日本的统治阶级因为外部威胁而内部矛盾加剧，内讧迭出的当口。对马海峡却出人意表地安静了下来————自金有成出使后的三年间，蒙古、高丽的通使招谕突然停止了。其原因就是：高丽发生了激烈的反蒙斗争—三别抄起义。

三、三别抄与日本——战争前夜的朝鲜抗元斗争以及其对日影响

自1196年高丽武臣崔忠献杀李义汶夺权以来，高丽的实权，处在崔氏武人政权所掌握之下。1218年，为平定侵入高丽的契丹人（他们本是耶律留哥所部起义军，留哥本为金朝千户，因金人压迫而起兵反金，并于1212年遣使向铁木真输诚，尽有辽东。后部下劝其叛蒙，留哥不从，走蒙古，引蒙兵攻其部，败之，其部遂遁入高丽），高丽开始了和蒙古的交往。并于1219年协同蒙军尽歼契丹人于江东城。

高丽、蒙古关系恶化的契机，是1225年发生的蒙使在携贡物回国途中被杀的事件。事件的真相不明，《高丽史》对此只简单地说是“为盗所杀”，不过，其人死于愤于蒙人横暴的百姓之手，并不是没有可能。当时，成吉思汗忙于西征，一时无暇顾及此事。太宗窝阔台登位后，就以此为借口在1231年发动了侵略高丽的战争，并且包围了高丽的首都开京（今开城）。之后，蒙军在1232年，1235——39年，1246——47年，1253年，1254——59年五次入侵高丽。高丽人民受到了空前的浩劫，蒙军所到之处，无不化为废墟，大肆屠戮，使高丽现出了“骸骨蔽野”的地狱景象。

崔氏为首的武人政权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1232年，崔氏把国都迁到江华岛，明确了对蒙抗战的意志。崔氏政权抗蒙的主力，即是所谓的“三别抄”以及组织地方民众编成的“郡县别抄”。别抄本指选拔勇锐敢战的兵士而编成的精锐部队，高丽中后期，府兵衰弱，崔氏武人政权之起，多仗别抄力。三别抄由左右别抄，及神义军构成。左右别抄的前身本是崔氏为“忧国中多盗，聚勇士，每夜巡行禁暴”而设立的夜别抄。后因“盗起诸道，分遣别抄以捕之，其军甚众”，遂分为左右别抄。并且“又以国人自蒙古逃还者为一部，号神义”，此是神义军之出。（《高丽史 兵志一》）三别抄虽可以说是崔氏私兵，但我们也不能否定其国家军队的属性，他们此时已经取代了衰弱的正规军，成为了高丽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力。郡县别抄的构成相当复杂，上到身为统治阶级的两班，下到杂类（下级官吏），乃至奴婢。所以说其战斗力也不一。一般来说，下层人民总是勇敢的。在1232年的忠州攻防战中，统治阶级出身的两班别抄落荒而逃，全依仗奴军杂类别抄的奋战，才打退了蒙古侵略军。

蒙古军队的长期侵略，使高丽国力疲敝，动摇了统治阶级的抗战决心，国王高宗与文臣们打算对蒙求和。1258年，他们利用金仁俊（后改金俊），林衍等不满崔氏统治的武臣发动政变，消灭了崔氏政权。第二年就投降了蒙古，并依约遣太子入朝。太子归国后即即位，是为元宗。在宪宗蒙哥汗死后，扫平了反对势力，成为大汗的世祖忽必烈，也对高丽采取比较通融的态度，认其袭位。之后，高丽虽笼罩在蒙古的阴影之下，但是总算可以苟延岁月了。

但是，以金俊为代表的武臣们依然掌握着实际权力，反对国王的投降政策，并且想废掉国王。元宗也想邀蒙以自重，从武人手里把政权拿回来，便积极策划把都城从战时指挥部江华岛迁回开京，这无疑意味着高丽对蒙古的彻底屈服。

1268年，武臣林衍在元宗的授意下杀死金俊，但是元宗也想杀掉林衍，衍乃于1269年十月起而废元宗，改立安庆公昌。高丽国中大乱，官任西北面兵马使营记官的崔坦以讨逆为名，起兵叛乱，并且想借这个机会，投靠蒙古。以此为机，忽必烈以助元宗复位为名，派大军进驻高丽。对于蒙古的再次出兵，林衍也准备派遣夜别抄抗战，却急病而死。其时元宗下令停止抵抗，并且宣布还京。衍子林惟茂打算不从王命继续抵抗，引起文臣们的背离。知门下省事宋松礼遂劝说与惟茂亲信李应烈等有隙的三别抄将领洪文起兵诛杀林惟茂。从而结束了叛乱。

但是元宗并不能如愿还都，一直站在民族反侵略斗争最前线的三别抄，纷纷谴责国王的卖国行径。元宗遂派将军金之氐入江华岛，解散三别抄，并且取其名簿。三别抄将士明白，名簿一旦落入蒙古人手里，必将危及己身，于是在将军裴仲孙，夜别抄指谕卢永禧等人的领导下，决定起义。他们使人传檄岛内，称：“蒙古兵大至，杀戮人民。凡欲辅国者，皆会球庭”，岛上兵民积极响应，义军遂占江华岛。义军拥立王族承化侯王温，署置官府，显示了他们否定卖国投敌的高丽旧国王、旧政府，建立以抗蒙救国为旗帜的新政权的决心。（《高丽史 裴仲孙传》）

由于江华岛靠近敌人的核心开京，又因为“江华守卒多亡出陆”，


使三别抄认为困守孤岛难以坚持，便“聚船舰，悉载公私财货及子女南下目仇浦”，其数字“无虑千余艘”，他们最后以珍岛为根据地，建造行宫，出兵攻击长兴府兆阳县，合浦，金州等地。密城郡朴庆纯等人“啸聚郡人，将应珍岛”，京城内的官奴也准备“谋杀达鲁花赤及国中在位者，往投珍岛”（《高丽史 世家元宗十二年》），可见起义军声势浩大，并且得到爱国人民的响应。高丽政府任命金方庆为全罗道追讨使，同蒙将阿海共同镇压三别抄。但是三别抄的势力依然十分强盛，他们在十一月攻下了耽罗，即济州岛，此地也是朝鲜半岛南方海上势力的要地，对日，对中交通的要道。三别抄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一一挫败了蒙古以及高丽官军的镇压。并且在1271年，不仅控制了全罗道，还时时对庆尚道南岸发动攻击，断绝了庆尚、全罗两道的交通，起义一时发展到全盛的局面。

但是起义军内部决不是铁板一块，义军的领导者中有些人并不是出于对民族压迫的义愤起兵反抗的，而是象日本学者池内宏所指出一般，欲效“崔坦之故智”，借机混水摸鱼，投靠蒙古以求富贵。例如义军的主要首领裴仲孙，就秘密和蒙古的屯田经略使忻都联络，乞蒙军退屯，“然后内附”，忻都不许，他又想“得全罗道以居，直隶（蒙古）朝廷”（见《元史 世祖本纪》）。就因为起义军内部有这样的不稳定因素存在，当年四月半，形势开始逆转。5月，蒙军以及高丽政府军对珍岛发动总攻。在此月15日将珍岛攻落。义军拥立的承化侯王温被杀，余部在金通精的领导下，避往济州岛。

退往济州道的三别抄为了摆脱困境，准备结日本为援，以图挽回颓势。于是也遣使日本，请求通交。这份牒状可能也是经过太宰府—镰仓—京都的顺序，在1271年9月送到了朝廷的关东申次西园寺实兼手中，这张牒状立即被送到后嵯峨上皇处，上皇乃召集公卿评议对策。

这张三别抄牒状的原文，今已不存。但是日本方面关于其内容要点的摘录以及讨论纪要的关系文书确流传下来了。这份由日式汉文体写作，称作《高丽牒状不审（日语词汇：意为不清楚，疑惑）诸条》的文件，今天保存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中，兹录于下：

一、以前状文永五年扬蒙古之德，今度状文永八年韦旄者无远虑云云，如何

一、文永五年状书年号，今度不书年号事

一、以前状，归蒙古之德，成君臣之礼云云。今状，迁宅江华近四十年，被发左衽圣贤所恶，仍又迁都珍岛事

一、今度状，其端不从成战之思也，其奥为蒙被使云云，前后相违如何

一、漂风人送还事

一、屯金海府之兵，先廿许人，送日本国事

一、我本朝统合三韩事

一、安宁社稷，待天时事

一、请胡骑数万兵事

一、达凶旗垂宽肴事

一、口口（欠字，推为贵朝）遣使问讯事

这张文书，前四条是三别抄牒状和金有成带来的高丽正式牒状的比较。后七条是对三别抄牒状条目的摘录以及日本方面的会议决议事项。其中我们可以看见，三别抄给日本带来了很多有用的情报，如将蒙古在金海府的屯田兵二十余人执送到日本（屯金海府之兵，先廿许人，送日本国事），还通报了高丽政府向蒙古联合镇压三别抄的消息（请胡骑数万兵事），并报知蒙古有吞并日本之心（《吉续记》：“四日，晴，不出仕，件牒状（指此三别抄牒状）趣，蒙古兵可来责日本，又乞粮，此外申救兵云云，就状了见区分”）还希望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漂风人送还事、贵朝遣使问讯事）。三别抄如果没有正确把握事态的眼光以及从对他国的贱视、差别意识中解放出来的话，恐怕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罢。

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日本方面的态度，如上所述，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基本对外国的态度都是消极并且漠不关心的，前述平清盛推动对外贸易。公卿们便认为这是天魔扰乱了清盛的心而导致的狂举。清盛同时的公卿，藤原五摄家之一的九条家之祖九条兼实，在听说中土发生靖康之难的时候，居然大感奇异，而那时离宋朝南迁，已经差了有半个世纪！以中世日本统治阶级这样迟钝的国际感觉，怎么可能对三别抄的事态进行有效的对应呢？首先，他们根本不可能辨别牒状是出自高丽政府之手，还是三别抄起义政权之手，所以对于牒状内容的前后不一不能理解，大感困惑。另外，日本自古以来对朝鲜民族的那种轻蔑感又表现了出来，大致是“贵朝遣使问讯”刺激了他们的神经罢。“我本朝统合三韩”云云的论调又被抬出来了。公卿们的态度也谈不上严肃，在这一决定日本国家的外交对应方策的重要场合上，参与讨论的明经博士儒臣五辻长成，日野资宣、藤原茂范等人，竟把宣读蒙古牒状当成宣示自己汉文读解水平的竞技场，以能将牒状“无停滞读申之”而沾沾自喜，而有人因“年来无稽古（训练，学习）（汉文）之名誉”读得不好，就在日记里加以嘲笑。（以上见吉田经长日记《吉续记》）。

不管内容如何，朝廷又把这次三别抄通使看作“异国”的威胁，前面提到的幕府派遣小代氏等御家人至镇西领地防御就出自于三别抄牒状之后，并且是现在所知日本方面对于三别抄牒状的唯一对应。这样，日本因为自己的固陋，在国难当头之际，白白失去了一个对外联络的大好机会。

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意。改元国号为“元”。8月11日，女真人赵良弼（他是金朝旧臣之子，时为元陕西路宣抚使，被任秘书监）作为第五次招谕日本的使者，从高丽开京出发。这次遣使，使节等人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了日本方面的紧张以及敌意，船一到筑前今津（《元史 赵良弼传》作金津），就遭到了当地警固武士的拦截以及示威。待至博多，武藤资能之子景资就“陈兵四山”，来问使者来意，赵良弼便数日本“不恭”之罪，并“仍喻于礼意”，弄得武藤景资“愧服”。接着关于国书问题，镇西奉行所要求立即交出，而赵良弼则坚持要见到“日本国王”才可以交出，并且抗声反问：“隋文帝遣裴世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时，遣使皆得见王，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乎？”日本方面多番恐吓，“或中夜排垣破户，兵刃交举；或火其邻舍，喧呶叫号；夜至十馀发。”赵只是“投床大鼾，恬若不闻”。日本人拔刀相逼，乃至威胁“大将军以兵十万来求书”，赵良弼依然不肯交出国书，但“颇录本以示之”，这些抄本就被呈到关东并朝廷处，但是其结果，也是无须多言的。于是此次遣使也无功而返，根据《新元史 日本传》的说法，赵良弼和博多的镇西奉行所方面商议，带了十几个日本人回去，充作使节团，至少不致空手而返。

赵良弼因为没有完成使命，所以暂时停留在高丽，以待时机，而让张铎带着那支所谓的日本使节团入都朝见忽必烈，他们于1272年9月抵达元都城，但是忽必烈不相信使节团是太宰府（指幕府镇西奉行所）派来的，而是真正的“日本国王使”伪称的，姚枢等大臣也持同样意见，就不予接见，令其回国。

1273年3月，赵良弼乃再次抵达博多，要求晋见“日本国王”，再次被拒，只得回国。这年6月，他回到京师，忽必烈召见，赞他不辱使命。但是赵良弼对忽必烈征讨日本的想法，大不以为然。他在应对时说：“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 《元史 赵良弼传》接着记载道：“帝从之”，但是估计忽必烈也只是嘴巴上说说“你说得很对”，迷信武力的他，心里已经决定狠狠惩罚这个不知“礼仪”的东夷小国了。

而这个时候，元已经完成了在高丽的军事部署体制，派军远征，只在忽必烈的一令之间。

前面说到，在林衍废立事件之后，高丽西北面兵马使营记官崔坦起兵反林，并且计划投靠元，他向当时派到高丽的蒙使宣称高丽君臣想背叛元朝，远入海岛，为此，他才杀守令，向元报信，以向大汗尽忠。忽必烈得知这一消息后，一方面下令出兵，并下诏崔坦，称赞他“诛剿逆党，以明不贰，其义可尚”，并且表明了要下令行中书省抚护西京（平壤）管下五十四城及西海（黄海道）六城的军民，这已经说明了忽必烈决心将半岛东北部纳入元的直接控制之下。虽然元宗复位以后，一再向元行中书省上书，请求元不要听信崔坦等人的花言巧语，但是根本没有起到作用，元在1270年的1月14日，正式改西京平壤为“东宁府”，以慈悲岭为界，将从凤山到永兴的大片高丽领土划入元的管辖之下，并且任崔坦为长官。这些土地一直到后来的忠烈王即位后，才于1290年返还给高丽。元还在高丽设置屯田经略司，在半岛北部驻军六千余人，这很明显是为了征伐日本而设置的军事基地。元宗虽然极力想阻止，但是忽必烈在1271年3月派遣忻都和史枢来担当屯田经略使，并且在带来的诏书中向高丽明示：这就是为了征伐日本而图的“进取之计”，届时也省得你们运兵粮。但是，这并不能说高丽就没有负担，屯田兵的农具种子粮食，在秋收以前，高丽都要全包，还要出三千头耕牛；对于残破之余的高丽而言，哪里能一时弄来这么多的物资呢？高丽朝廷虽然乞免，但是依然得不到允许，元反设置了农务别监，在高丽国内大量搜刮农具和种子，可以想象，这给高丽人民带来了多大的负担和苦难！元为了使高丽更听话，将高丽世子招作驸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负担能有多大的减轻。

对于三别抄，元早有既定方针：“若先有事日本，未见其顺逆之情、恐有后辞。可先乎耽罗，然后观日本从否，徐议其事”（《元史 耽罗传》），1272年5月，元决定招降三别抄，在8月派使者到高丽，但是根本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终于在同年十一月决定发兵最后对其进行镇压，主将是金方庆以及忻都、史枢、洪荼丘等，部队由元屯田兵三千，高丽政府军五千，水手三千，以及元增派的军兵二千组成，并且在次年1月下达了必须在2月到3月间攻陷济州岛的命令。2月，讨伐军南下，在济州岛对岸的潘南县完成集结，但是因为大风，白白地损失了不少。于是又在当地急征船只，增拉了一万壮丁，终于在1273年4月下旬，在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彻底镇压了三别抄起义，金通精同残部七十余人遁入山中，自缢身死。元立即在济州岛设立了招讨司，将之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三别抄已平，元终于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再一次地通过对马海峡，打开通向日本的大门了。此后没过几个月，忽必烈从赵良弼那里得到了外交努力终告失败的报告，镇压了三别抄的元、高丽的将领们，也在六月相继凯旋开京。忻都连休息也顾不上，就立即回国覆命去了。接着7月，洪荼丘、金方庆也被召到忽必烈身边，理由很简单，忽必烈终于决定出兵征伐日本了。

在军议上，金方庆受到了忽必烈的殊遇，其座位仅次于丞相之次，归国之时，还封他开府仪同三司。这说明了忽必烈非常重视高丽在这场战争中能起到的作用。但是这完全是高丽所不能承受之“重”。第二年1274年正月，元就严令高丽造大小战舰三百只，其中千石舟三百只，拔都鲁（蒙语：勇士）轻疾舟三百只，汲水船三百只，洪荼丘受命来监工。他父亲洪福源是蒙古侵略高丽时第一批投降蒙古的韩奸，后来被高丽宗室成员设计谗杀，所以他对高丽可以说是一点民族感情也谈不上，负责工程时冷酷无情，丝毫不肯做一点融通，严命高丽如期如数完成任务。金方庆也被任命为造舰监督官，分遣部夫使于诸道，征发了工匠人夫三万五千人，《高丽史》称：“其时，驿骑络绎，庶务烦割，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并且，高丽也无力供给这些人夫的伙食，导致工程一直没有大的进展，直到高丽告苦于主子，得到粮食支援以后，才勉强在6月造完九百只船，送到金州。元还要求高丽出兵八千，海员一万五千。经过高丽的一番讨价还价，终于把两个数字分别降到六千和六千七百。元竟然还要高丽为驻留高丽的“蛮子军（估计是宋朝降兵）”提供妇女，高丽也不得不接受下来，乃设置“结婚都监”，到处收罗独身女性，三别抄的家眷，僧侣的女儿满足元军的兽欲。不久蛮子军北还，这些妇女都被掳走，哭声震天，所见无有不悲者。

元为了这次战役，动员了两万兵士，其中五千本是驻在高丽的屯田兵，剩下的一万五千从各处调遣而来，由元人，女真人，汉人等各色各样的民族构成。另外动员的水手也恐怕在一万数千人之上。5月，这些部队一一抵达高丽，在出发地合浦周围集结起来。高丽军以及舰船也准备万全，出征暂定为7月。只是因为这期间发生了高丽世子和元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完婚，高丽元宗去世，世子赶忙回来即位（是为忠烈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远征军在10月3日方得以出发。

对马海峡已经被战云笼罩，一场大战的爆发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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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北条氏略系图

四、文永甲戌之役——1274年冬，对马、壹岐、博多

日本文永十一年（1274）10月5日，当这天清晨六时左右，对马国府的八幡神宫突然被熊熊的火焰包围。在 “着火啦”的喊声中，住民们为之骚动起来。“这可不只是单纯的失火，难道不是什么不吉之事的前兆吗？”人们之中大概有这样窃窃私语的罢，很不幸，他们的不祥预感居然成为了真实。

在这天下午四点左右，在两天前从高丽的合浦出发的元、高丽联军四万余人，乘搭着九百余艘军船，在对马岛佐须浦小茂田（今天的长崎县下县郡严原町）的海面上出现了。元军的总指挥是蒙将忻都，副将是洪荼丘。另外随征的还有高丽将领金方庆。正如题头后世日本儒家赖山阳“筑海蔽云连天黑”的诗句中描写的那样，对于日本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支可怕且庞大的船团。日本学者阿部征宽认为，那天清晨发生在对马国府八幡宫的那场如梦似幻的火灾，难道不就是元军先头部队的所为吗？傍晚六时左右，异国船团袭来的消息，传到了对马的最高军政负责人，守护武藤（少贰）资能的守护代宗助国那里，助国大惊，急忙召集其部下郎党出征。当他们准备停当并赶到元军船队出现地点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光景了。

助国等到天明后，在清晨六点，他“以译者真继男为使，见元人以询究竟”。但是元人用冷冷的弓箭给予了回答—“此际自上下七八艘船中，立聚千人左右，分散对射”。可怜宗助国主从一行，不过只有八十骑而已！

但是不管如何，助国是拼了自己的性命去作了这场根本不可能胜利的战斗，“其时宗马允（助国）自阵中发射，其矢中异国人不知数”。他的同族和家丁也个个奋勇，“（元军）此中有骑马者四人，宗马次郎（助国子）向其先头乘苇毛马者右乳上射去，中箭落马，弥次郎亦射马，倒落者四人”。但是毕竟寡不敌众，战到上午九时，宗助国力尽战死，其一族郎党十二人也相继战死。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就这样崩溃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战死者中包括着肥后国御家人口井藤三，源三郎这样的非对马本岛人的存在。他们很可能是得罪被流放对马的。日本史家海津一朗对此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推论：当时日本由于流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变动，于是出现了所谓“恶党”活动，幕府便把这些难以对付的家伙流放到九州各地“充军”以为防备。口井氏便是其中比较早的例子。现在在对马各地，还流传着在同元军作战战死的武士们的传说。如上对马的比田胜，就流传着与袭击比田胜湾的蒙兵交战战死的下野次郎盛忠的故事，在江户时代还在当地建立了其人的墓。在吉田，也有着据传在三根湾同蒙兵交战战死的甲斐六郎之墓。在加志的河岸上也有阵亡于此次对马役的越前五郎之墓。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名字上下野、越前、甲斐等地名，如果这和他们的出身地有关系的话，大致他们也是和口井藤三有着同样境遇的人罢。并且还有一个可能，即元军不止在一处实施了登陆。不过，因为这些只限于传说，所以我们还是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元军一边在对马佐须浦放火打草谷，一边在对马或其近海逗留了十日后，就象寻求下一个猎物一样，把兵锋指向了壹岐。另外一方面，宗助国的郎党小太郎同兵卫次郎两人逃出了对马，把元袭来的消息传到了博多。当时位于太宰府的幕府镇西奉行所，以及在此后十月十七日得到袭来报告的京都朝廷一下子被大难当头的紧张感和恐怖感所包围，是殆无疑义之事。在10月14日下午四时左右，元军四百余人从壹岐西岸登陆。对此，壹岐守护代平景隆率御家人百余骑弛往抵御。平景隆的军力，同对马宗助国的一族郎党八十余骑相比，略有改观。可能是得知对马被袭后略作了军事准备的缘故罢。但是即使如此，兵力依然不够，何况“蒙古人之矢可射及二町（220米）之远，而守护代方则不能”呢？日军战不利，退进了桶诘城（在今长崎县壹岐郡胜本町）防守。终于在15日彻底失败，平景隆自尽身死。同对马的情况相同，景隆的家丁宗二郎逃向博多，报告了战败的消息。

以上的战斗详况，大抵出自元军袭来后，为宣扬京都石清水八幡宫以神威降伏“异敌”的灵验而编撰的《八幡愚童训（甲本）》的记事。关于这些情况，除了在当时的公卿勘解由小路兼仲的日记《勘仲记》之类的私人记录中可以散见一些只鳞片爪之外。无论是京都朝廷还是镰仓幕府，都没有留下一点具体的记载。在这点上，与摄关政治的极盛期——藤原道长的时代，所谓“刀伊”海盗（属女真族）侵掠九州之时，当时对此不仅束手无策，甚至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的中央贵族们尚且留下了“入寇”的详细记录可以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的右大臣小野宫藤原实资尚且在其日记《小右记》中对对马、壹岐、筑前各地的死者，被掳者，以至于被吃的牛马，被烧毁的房屋数目都作了明细的记录。不过，当时注视着对马，壹岐的动态，将其惨状记录下来，而使后世所知的人也并不是没有。他就是在1260（文应元）年向幕府提交宣扬应弃禅宗，净土宗等种种“邪法”，归依法华经正宗的《立正安国论》，在其中预言若不信奉法华“正法”，将会招致“异国侵逼难”、“自界叛逆难”—预言了元袭来而知名的日莲宗开祖日莲和尚。他当时虽住在甲斐国的身延山，但是他信徒中有着象四条赖基、富木良忍那样的御家人武士，也有行脚诸地，知道各地动静的商人手工业者。所以能在比较早的时期内得知对马，壹岐的情报。他在文永十一年11月11日的一封信中已经提到了对马，壹岐之役的消息，明确记下了对马和壹岐两战发生在10月6日和14日，并且对此表示悲泪难尽。从此以后，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自“二月骚动”发生，“自界叛逆难”预言实现，这次“他国侵逼难”预言又中而特别震惊的关系罢（他以“若不遵法华正法，异国定破此国”的论调来劝谏幕府可不止一回了，还因为得罪幕府要人而被流放佐渡岛，并差点丢掉性命）。之后在他的书信中好几次出现对马，壹岐之名。其中在建治元年（1275）4月写给武士信徒四条赖基的信中详细记录了对马，壹岐的惨相，他先提到对马宗助国不战而逃，“百姓中男子或被杀，或被活捉，女人被聚集在一起，以索穿手结于船畔，一人未能幸免，壹岐又如是（下略）”肥前的松浦党数百人被杀死，或被掳，“（元军）所寄各浦之百姓，一如对马，壹岐”。根据前面提到的《八幡愚童训》的记事，宗助国逃亡可能是流言。尽管如此，从男子或被杀或被掳，女子被用绳索穿手掳去的记事来看，当时的形状是非常恐怖的。另外从松浦党被杀数百人的记事，意味着在对马，壹岐之后，元军还袭击了肥前的平户、鹰岛，使当地的“海之武士团”——松浦党蒙受了相当大的打击。日莲这样不厌其烦地屡屡叙述各岛被元军掳掠的惨状，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向人们强调，若不信仰法华经这一“唯一正法”而继续崇信禅宗和净土宗的话，日本全国将会象对马壹岐一样呻吟于元的铁蹄之下。他之所以这样想的理由是，中国，高丽因为盛行禅宗，净土宗等“邪法”，使“护法善神”远国而去，故为元所征服，放任诸“邪宗”盛行的镰仓幕府以及朝廷必蹈中国高丽之覆辙，而“大元国”作为“天之御使”，将替天行道，收拾这些不知改悔的日本人。可笑的是，昭和战前时代的超国家主义者们，对这些史料选择性失明，却把日莲塑造成所谓“忧国的圣人”而大加吹捧。

言归正传，太宰府守护所接到对马遭到元军队袭击的消息之后。立即将情况向镰仓和六波罗进行报告。并且传檄管内守护地头立即进行防战的准备。此时根据《北肥战志》的记载：当九州各国的军兵向博多集结之时，因为筑后国千年川恰发大水，而使萨摩、大隅、日向、丰后、肥后方面的军兵不能顺利渡河。全赖筑后国御家人神代良忠临时架起简易桥，方使日军兵力得以顺利集结。

10月19日，元、高丽联军侵入了博多湾，在20日拂晓展开了登陆作战，联军分作三个登陆场：箱崎——博多一线、百道原——佐原一线、今津一线。对此，日军在武藤经资，景资兄弟，以及大友赖泰等人的指挥下，对上陆的元、高丽军队展开反击。

这一天对九州前线的日本军队而言，正可谓是“最长的一天”。

今津一线的战斗，因为史料不存，经过已经不可考，在百道原方面，战斗相当激烈，这里登陆的联军，主要是高丽军金方庆所部，日军主要由松浦党与原田氏构成。按照国内交战的惯例，日军首先向来袭的联军阵势射出响箭，这时天色已经明亮，战斗打响了。联军首先击鼓鸣金，发出震动天地的喊杀声。可怜日军战马何曾见过如此大阵仗，纷纷受惊而嘶颠起来，日本武士们忙于使战马平静下来，一时无法进击。这时联军开始放箭，其箭虽小，但是箭头上涂了毒药，人不能抵其毒气。这样，在冲锋过程中日军就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待到两军交阵之时，联军根本不理会日本武士愚蠢的作战方式（按照日本国内的作战方式的话，两阵开战，两方的军士便捉对厮杀，若找到了合适的对手，二人首先要各自报上自己的一长串家谱，证明自己不是无名小卒，然后再搭弓抡刀，一决胜负，砍下对方的首级后还要留着，以备战后计功。这也和当时日本的军事体制有关系，日军当时没有建制，而是以大大小小的武士团为单位参加作战的，一个武士团的作战则都围绕武士团的首领进行，部下郎党家臣的主任务就是协助家主建立功勋。这些武士为建立战功，也经常不听大将的纪律约束而自行其是。读者可以参考《平家物语》中的战斗场面描写），和他们单打独斗，而是“为画一备，以承我(日军)冲击，左右回围之，协力合击”，以三四骑，五六骑为单位一小股一小股冲进元军阵中的日军顿时如陷刀山，被砍得“伏尸如麻”（《高丽史节要》），《八幡愚童训》云：元军“皆矫健，勇猛有力，不惜死。贯轻铠，乘良马，弛突便捷。部酋必据高，进退鸣鼓；将旋军，铁炮（原文作“てっぽう”，汉字即“铁炮”，这当然不可能是火绳枪，从《蒙古袭来绘词》的图上看，可能是震天雷一类的东西）一鸣，烟氛为晦。”而日军为之“气夺胆丧，惘然昏迷”，凡陷阵者基本被杀得不还一人，百道原的防御阵地一下子被突破了，联军立即兵分二路，一部向鸟饲，一路向别府的松原进兵。元军的主力，即忻都率领的蒙汉军，也在博多，箱崎一线登陆。日军根本无法抵挡，纷纷败退，但当元军进至赤坂时，却遭到了出人意料的反击。

一路败如丧家犬的日军阵中，突然发出了一阵骚动声，接着，数百骑骑马武士争先恐后地冲出阵势，不知性命地向元军发起了冲锋。

他们的领队者，乃是肥后国御家人菊池武房，以及大友一族的诧磨赖秀，各带有郎党一百三十骑和一百骑。菊池氏是肥后地方有名的武士大族，其先祖就曾经参加过前述抗击刀伊海寇的战斗。但是因为在源平合战的时代，菊池氏曾对放弃京都逃向九州的平氏小朝廷予以支持，承久之乱时又因为正逢轮班上京侍卫被卷入朝廷的讨幕运动而站到了幕府的对立面，所以彼一族在镰仓时代遭到了幕府的冷遇。对于他们来说这次外敌侵寇正是建立功名以振兴家族的好时机 ，所以菊池一族的军兵作战尤其奋勇。《八幡愚童训》这样描述了菊池武房的勇战：“二百三十骑蜂拥而上，将敌阵冲得七零八落，或上或下，四处奋战。”经过激烈地战斗，元军被击退，而二百余骑也大多战死。菊池与诧磨二人尚得性命，从容地率残部撤归自阵去。元军自登陆以来，大概是还没有见着这样打仗这样不要命的日本人，一时被这次突击打懵了，就放弃了赤坂，大部向鹿原退去。一部向别府方面的冢原退走，在鸟饲方面的海岸扎下了阵势。

菊池武房集起残部，尚有一百余骑，就开向博多的日军本阵报功。他将自己亲自取得的二颗首级插在太刀和长刀的刀尖上，让郎党拿着。一行人经过住吉神社附近时，碰上了六骑赶向前线的武士。那六骑中为首的一人扯着嗓子喊道：

“过来的乃是何人？看上去真是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哪！”

“我乃肥后国的菊池次郎武房，问话的又是哪位？”

“啊，我也是肥后国的，竹崎五郎兵卫季长是也，现在正要杀入敌阵，您就好好瞧着罢！”

这一位竹崎季长，正是《蒙古袭来绘词》的主人公，这幅作为这场战争唯一的图象史料的绘卷，正是他主持请人编绘的。竹崎氏是肥后国益城郡竹崎（今熊本县下益城郡松桥町）地方拥有领地的御家人武士，据说是菊池氏的支族，而季长又是这支小武士团的庶族，并且因故丢掉了本就只有一丁点的领地，正为了维权而同人打土地官司中。可以想像，此人为了立功邀赏，打起仗来的玩命程度是不会输给菊池一族的。

这一天清晨，季长带着他的五名郎党到达了箱崎，这里是大友赖泰的防区，正在季长觉得自己应在大友的指挥下参战的当口，传来了元军已经在博多方面展开行动的消息，季长六骑立即受命弛向彼方作战。

当季长到达了博多的冲浜时，其地已经聚集了不知数的军兵。大将武藤景资准备利用赤坂方面不利骑兵机动的地势，等元军进入不利地形进退维谷后再放箭聚歼。但是穷疯了的季长满脑子所想的是第一个冲进敌阵，立个打头阵之名可为军功之资，而这种一拥而上的打法根本分不清谁先谁后，他季长可实在不愿意打这种乱仗。于是他便找到景资说道：

“我自己只有五骑随身，这样的话无法在大将面前杀敌立功。欲立功名唯有杀上前去一途无外。我现在便去打个头阵，请您将此事向将军汇报”。

武藤景资闻言，便保证如果自己能活下来，一定为他记功。季长听了大为喜欢，随即踊跃前去，在路上碰上从赤坂退回来的菊池部，见其各有斩获，心想自己大概也能斩个一级两级领赏罢，于是更加亢奋了。不久，六骑人马就抵达了鹿原的元军主力所在之处。当他正要杀上前去时，手下郎从劝止道：“等到我方大队人马到来再上罢，要战也得有个证人啊。”——按照当时武士的习惯，战功必须有人为之见证才能成立。但是季长根本不听，大喝一声：“弓箭之道，唯进得赏，给俺杀啊！”就冲将上去了。郎党们也只好硬着头皮同主人一起向元军阵地冲去。元军见来者不过这么点人马，就迎上前去，用密如骤雨的弓矢来招待这几条无脑莽汉，从《蒙古袭来绘词》上看，元军还向竹崎主从六人抛掷了震天雷一类的火器。其发射之势“宛如下坡的车轮，势若霹雳，闪闪如电光”，炸得主丛六人遍体鳞伤，又被如雨的箭矢射成了刺猬。正当还有一口气的季长等着敌人来割自己脑袋的时候，肥前国御家人白石通泰带着百余骑前来驱散了蒙兵，季长和活着的两名郎党才拣回了性命。

以上菊池武房，竹崎季长的奋战，都是10月20日上午发生的，并且从发生的地点来看，至少在当日正午，元军还没有突破赤坂以东一线。下午的战况，究竟怎么样了呢？就现存的史料来看，详细的战况是不可考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日军虽然奋力作战，但是这种毫无节制，零零散散的反击根本不能撼动元军分毫，反而被一一击溃。元军不久就攻入博多，兵指冲浜的日军本营。双方在冲浜展开激战，大将武藤景资亲自上阵抵挡，率500骑从博多的本营出马，迎面撞上一个元朝的大将军，其人美髯过腹，骑着一匹苇毛马，带着十五骑，亲兵七八十人，对方见来敌，便上前挑战，景资一箭放去，正中其胸甲，将他射落马来，亲兵们急忙将他救走，景资问被俘的元兵是谁，方知是蒙古的“副元帅”“流相公”，一般认为此人就是刘复亨。但是这依然不能挽救日军失败的大势。最终本营失守，日军只能退守到古时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在白村江之战失败后为了守卫太宰府、防止唐军的来袭而建造的水城。箱崎八幡宫也毁于战火之中。但是奇怪的是元军并没有上岸驻扎，而是撤归船内。20日的战斗便这样结束了。

这天晚上，博多阵中的日军将士，恐怕没有一个人能高枕安眠的，大家都为着自己叵测的命运而不安。谁知，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时，不可思议的情景发生了，昨天排在岸边密密麻麻的元兵船，竟然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了。终于拣回一条命了呵！武士们掩饰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大笑起来。做梦都想不到的奇迹，竟然成为了现实！元军有一艘兵船在志贺岛洋面触礁搁浅，日本方面没有人前去救助，结果此船上的大将投海自尽，余下的兵士或被杀，或被虏。成为了日本人泄愤的牺牲品。

元军究竟是怎么了？竟然放弃了这样大好的战果引帆归航了？日本方面的战史资料如《蒙古袭来绘词》、《八幡愚童训》都没有说明原因。不过《高丽史》倒提到“会夜大风雨，战舰触严崖，多败……军不还者，无虑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另外公卿权中纳言勘解由小路兼仲在战后十一月六日的日记也提到元军船被逆风“吹归本国”，真是神明加护所至。另外第二年萨摩国天满宫（以北野天神，即菅原道真为祀神的神社）与国分寺的造营奏状中也有“神风狂吹，敌兵失命”的记载。以此为根据，暴风雨被史学界长期认为是元军退兵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日本的气象学者荒川秀俊指出，旧历十月二十日，即阳历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早已远离了台风季节，当时可信的第一手文书资料也没有任何台风的记载。荒川氏的结论是，所谓文永的“神风”，是同蒙日第二次战争，即弘安之役的台风事实相混淆的结果。事实上元军的自发的撤退，决非台风的影响。对于荒川的看法，历史学家龙肃在其《蒙古袭来》一书中提出了反对观点，他认为荒川所使用的资料不过是近五十年的数据，以之论证六百多年前的情况并不确切，并且认为高丽方面的资料以及勘解由小路兼仲的日记都不能忽视。筑紫丰则注意到编撰于江户时代元禄年间（1688—1704）的《西大寺敕谥行正菩萨（睿尊）行实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文永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亥刻，猛风频吹，元之大船百余艘沉入海中之消息自西国传来”，他推测从时间上看事件可能发生在元军的撤退途中。认为元军确实是自主撤退，遇风雨袭击则在撤退途中。但是，筑紫氏的论断也不能说没有问题，毕竟他引用的史料过于晚出，并且在论及此役的其他部分的内容中也有明显的事实误记。综上所述，关于文永神风的问题，现在好象还没有定论。但是，笔者认为，九州中世史著名学者川添昭二先生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一个侧面，他认为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所谓的“神风”并不一定是物理上的风，而是神威神力的表现，抗蒙战争也是日本的诸神组成的“神军”同异国的神灵进行的“神战”，并通过这样的“神风”守护了日本的国土。这样的意识通过当时的朝廷和幕府广泛进行的异国调伏祈祷而深入人心，形成了“神风”的概念。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元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洪荼丘和金方庆二人矛盾很深，被武藤景资射伤的刘复亨全然失去了斗志。而金方庆所部高丽军在百道原之战中的出色表现，也不免使诸将心生妒忌。当晚，忻都，洪荼丘、金方庆等主要将领进行了作战会议，会上金方庆认为“我兵虽少，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请复决战。”然而主将忻都则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敌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忻都的话不免遁辞之嫌，他宁愿借故退兵，也不愿意让金方庆抢到大功。从而断送了本已经胜利在即的军事行动。《元史 日本传》中，作为远征军撤退原因的所谓“官军不整，又矢尽”，恐怕就是这些人糊弄忽必烈所用的借口罢。已故著名日本社会史家网野善彦的推测可能比较接近事实，当夜确实存在风雨，但是并不是能够倾覆元军舰队的大飓风，但是风雨动摇了征战整日劳累不堪的远征军将士的斗志——毕竟他们之中的大部分是由被元征服的民族所构成的，完全是被迫抛家离口上战场的，根本没有积极的作战意志。从而导致了元和高丽将领的意见对立与其激化，最终导致了这一次军事行动的功亏一篑。

文永之役日本的胜利，决非象战前日本的国家主义者们叫嚣的那样，是所谓日本举国团结一致奋斗的结果，或是什么勤皇意志以及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而是这次战争的侵略性质所决定的。构成远征军主力的高丽以及汉人士兵深受蒙古贵族的剥削和压迫，在心中对元统治者怀有很深的仇恨，不可能斗志满满地参加蒙古贵族出于其野心发动的侵略战争——这和他们的利益根本没有一点契合的地方。他们不但不会积极响应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还会对其进行消极抵制。由侵略和压迫产生的元帝国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弱点，在他们发动的第二次对日侵略中同样地表现了出来，并且使得他们的野心最终成为了泡影。

五、外征和内守的二重奏——幕府的西国防备计划

元军从博多撤退的第二天，也就是文永十一年的10月22日。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但是日本内地并不知道这一点。要人们只知道蒙人已经袭击了对马，京都一时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到处流传着九州已经陷落的流言，公卿之中也有人偷偷地埋怨幕府的处置失当，但又不敢张明了说，怕被六波罗探题闻知而引来麻烦。等到29日，才传来了元军登陆博多的消息。京都尚且如此，远在关东的镰仓更不可能知道事情的实际情况了。直到十一月一日，幕府还向安艺守护武田信实和丰后守护大友赖泰发布命令，称元军已打到对马和壹岐，要他们发兵前去支援，即使是向来幕府无权干涉的所谓“本所领家一圆地”即幕府未设置地头，纯粹由京都的公家寺社掌管的庄园。幕府也根本不顾先例如何，以及因此对日本政局带来的深刻影响，硬要他们派人前去充当戍兵。可见幕府根本不知道博多战役的情况。直到十一月五、六日，日本的高层才接到文永战役胜利的消息。

但是对于北条时宗为首的幕府首脑来说，文永之役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今后可以高枕无忧了。发生文永之役结束第二年的杜世忠来使事件（后文叙述）更使幕府加强了警惕。于是，幕府在九州和本州西部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准备，以防备不知何时会再次发生的第二次战争。

幕府首先强化了御家人戍守九州要地的防卫体制，即所谓“异国警固番役”。前面提到文永战役以前，幕府下令在西国和九州拥有领地的东国御家人速下九州的领地负责防备。但是路途远隔，东国御家人不可能在接到命令以后立即跑到西国来，在这段时间内，九州的要害地带要由在住当国的九州御家人在守护的指挥下负责，武藤少贰和大友二氏所负的责任尤重。这是这个制度的创始。在文永战役以后，建治元（1275）年二月，幕府大体完成了由九州诸国御家人各自分担春夏秋冬每季三个月，在守护指挥下顺次勤仕警固番役的体制。据《比志岛文书》记载，轮番顺序大体如次：春天1到3月，由筑前和肥后的御家人武士承担，夏天4到6月，由肥前和丰前承担，秋天7到8月由丰后和筑后承担，冬天的10月到12月则由日向、大隅、萨摩分担。守备地区大致如下，筑前、筑后守博多，日向、大隅守今津后浜，肥前最早也在博多，但是后面改在桎浜，肥后国在生松原，萨摩在箱崎，丰前、丰后则不是很清楚。这样的话，势必无法周全，例如春天由筑前和肥后进行守备，那么除了他们的负责地域博多和生松原外，其他地方岂不是无人负责了。所以说此时的轮番办法应该还没有固定下来，要等到下文提到的各国分区建造石垒，因为石垒建造者要负责自己建造的地域，才有了固定的防区的。轮番守备的方式基本是御家人的领地与守备区域的远近为基准，距离近，守备时间短，但次数多，距离远则相反，如肥前国在弘安九年以前每次一个月，一年四次，而大隅萨摩等国，一年一次，但一次要四个月。这个制度日后还有变更，但是因为和这两次战役关系不大，所以就不详说了。接着，为加强薄弱的长门警备，动员周防、安艺二国的御家人进行长门的警备。而且还追派了备后国御家人，结成四番，以备来袭。对于参加异国警固的御家人，幕府免除了他们的京都大番役（指御家人上京护卫朝廷，维持京内治安的军役），使他们能够安心从事防备任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对于御家人来说，京都大番役虽然花费浩繁，但是毕竟间隔时间较长，几年才会轮到一次。但是异国警固番役则每年都会轮到，所以御家人的负担谈不上是有什么实质上的减轻。）幕府在着实地进行外敌迎击的准备的同时，暨于文永之役时很多武士没有拼死作战——据说连日军总大将武藤资能和大友赖泰都弃阵逃跑了,1275年幕府对大友赖泰发出的警告中也提到丰后武士有不少人临阵不敢进战，或是以守护本领为由不肯出兵；便布告御家人：与外敌交战中若有怯敌之举，将给予严厉处罚。另外，下令御家人之间若有纠纷不快，要捐弃前嫌互相协助，在守护指挥下尽忠作战。并命守护要赏罚严明，明示违反军令者将会面临严厉的处罚。

在建治元年（1275）年末，幕府还制订了一个渡海反攻，以遏制元军攻势的“异国征伐计划”。

当年12月8日，幕府对安艺国守护武田信时发出如下命令：

“明年三月比，可被征伐异国也，舵工水手等，镇西（九州）若令不足者，可自山阴山阳南海道调配，此件已经布知太宰少贰经资，应下令安艺国御家人及本所一圆地在海边拥有领地者，速征集舵工水手等，若经资一有提调，则应依据彼安排的人数，迅速送往博多，依命布知如件。（原文是日式汉文，为方便理解，字面上作了少许改动）”

从这道命令中，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武藤经资被定为远征军的大将，时间大致是在1276年的3月。问题在于，“异国”是指何国？就在这一个月，肥前守护武藤经资命当国深江村的地头出人修建为防备元袭来而修建的石垒工事（后面详细叙述），其中特别指出“发向高丽”者可以免除这道赋役，依此来看，远征的目标应该是高丽。同月，幕府为进行动员，还命九州御家人上报各自领地内可以征集的船只数量、舵工水手的名字和年龄及各自可以派遣的兵员以及武器装备的数字。

对于这个外征计划，人们响应的非常“积极”，如北山室（地名，具体何处不详）的地头尼姑真阿（这个时代因为女性也有继承土地的权利，所以说女地头、女庄官甚至女御家人在都是可能的）在闰3月2日收到了命令书，第二天就作了回应，说是可以以儿子三郎光重和女婿久保二郎公保作为自己的代官，“夜以继日”地前来参阵。再如肥后国御家人井芹秀重，他表示自己虽然已经八十五岁无法上阵了，但是有子孙三人，亲类二人可从军。并详细记录了每个人的武具和可以动员的郎从。战前的日本史家都把这些史料作为当时的武士战斗意志如何旺盛，面临外敌国民如何不论妇孺老弱地“一致团结”，来作为日本国民“勇武爱国”的国民性之体现的明证而大肆吹捧。但是，细品这些史料，他们果真是“积极”响应了幕府的号召吗？井芹秀重在申报领地面积时，把自己被他人强占的领地一笔一笔地详细做了注明，给人的感觉是在催促镇西奉行早点给他解决这些土地纠纷，也是暗示幕府：俺就可怜巴巴一点地，非要去打的话，可怜咱就给咱减免点军役罢。他上报的可以动员的武具和兵员数字，也和他所拥有的田地数字所应动员的基准数字很有差距。而前头提到的那个尼姑，让自己的儿子女婿夜以继日地来参阵，看上去好象很积极，但是从命令发布时间早就过了一个月以上这点上来看，笔者不禁要问：她真是“热情”地响应了幕府的动员号召了吗？因为相关文书资料所存不多，我们不能窥知动员情况的真貌，但是从镰仓幕府至终没有向高丽派出一兵一船看，这个计划多半是被半路叫停了。其原因大概也就是因为人们的以上态度所致罢。

幕府停止了外征计划后，开始一心一意地组织动员御家人修建在北九州各海岸要隘设置的石垒工事。

这个计划的进行基本是和外征计划同步的。可能幕府的防备计划的原案是创建以渡海袭击来破坏高丽的港口和造船设施，通过海上警固来确保博多近海的制海权，而以石垒加强完善重点防备地域的防御能力这样的一个攻防三位一体的防卫体系为考量的罢。石垒从香椎到今津，东西共长二十公里，前高而后缓，在石垒的后方敷有土砂（史料上称“里加佐”）而方便人员上下，并在前方设置有障碍物。石垒前高2.6米，后高1.45米，上面的宽度是2.5米，底宽3.1米。因为是御家人们分段负责建造的，所以不同地带所用的石材也不尽相同，基本以玄武岩、角闪岩、砂岩为多。从可以确认的史料看，大致是从建治二年的三月十日开始的。方式已如前述，由御家人分段担当，以八月为期完成。分配的基准是国衙大田文（即全国上下庄园和国衙公领的土地帐册），每拥有一反（991.7平方米）土地要负责修建一尺（3.03厘米）石垒。并且修建者要负责自己修建的一段石垒的警备和养护，因此石垒的筑造地域同时成为了御家人异国警固番役的勤务场所。另外，在长门国的要处也修建了石垒，警备则由山阳、南海二道的武士予以负责。另外，建造防垒，也附带课征武具，史料上所见的武具有：乱杭、切立、舟蔟钉、征矢、板敷、木盾、旗等。乱杭是在内河的出海口设置的阻塞木排，舟蔟钉是军船上用的竹钉，板敷是铺地用的木板，木盾则是木制的大盾，立在石垒上以阻挡弓矢，切立可能是某种障碍物。另外根据有限的史料，田地每十町步（一町约合99.2亩）征木盾一枚，五町步征八尺长的旗帜一面。一町步征箭矢二支，如果无法交纳实物，也可以钱货代纳。建造防垒也和警固番役一样，以九州御家人为主体进行施工，方便征发和动员。但是这无疑是他们头上的一大重担，尤其是萨摩国的武士，应役地点都在博多的箱崎，来往耗费最巨。

日本方面进行的以上防御准备虽然很简陋，但是在弘安年间元第二次来袭时，日军能够将东路军阻止在志贺岛、鹰岛地域，未使之深入博多腹地。足以说明这些动员体系和防御措施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些措施也相反加重了御家人的负担，并且他们的维权也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因为他们要专于军役，受了委屈不能到六波罗和镰仓申诉。所以幕府还设置了在九州的特殊诉讼机关,以应对因为防卫计划的推行而被激化了的九州武士社会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为了强化对九州的军事统治，幕府又设置了由北条一族担任的，权限更大的镇西探题一职来统辖九州各国的武士，以取代原有的镇西奉行制。因为这是后话，这里就不详说了。

六、围绕日本再征的高丽与元

文永之役，以元、高丽联军的“不败而败”告终。战争的沉重负担给予本已疲敝到了极点的高丽民生以沉重的打击。高丽在接到了败报之后，在1274年的12月3日向元派遣了使者，向汗廷哀诉国内的穷状，请求元遣使明察高丽的苦情。第二年正月8日金方庆呈至元汗廷，希望罢征的上表文，更是一字一泣血：

“小邦近因扫除逆贼，大军之粮饷连年加重。加以讨倭，修造战舰，丁壮悉赴工役，仅以老弱耕种，且早旱晚涝，禾不登场。军国之需敛于贫民，至于罄其斗升，已有采木实草叶而食者。民之凋敝莫甚于此。而况兵伤水溺不返者多。虽有遗噍（噍音教，这里指活人），不可以岁月期其苏息也。若复举事于日本，则其战舰兵粮实非小邦所能支也。国已皮之不存，无可奈何矣。伏望俯收款款之诚，曲谅哀哀之诉。”

表文的描写并不是曲意的夸张，当时的高丽不仅已经民穷财尽，因为赋税纳不上来，朝廷拿不出一文钱，连国王都不得不向臣下借物用而渡日。如果日本征伐的军役再毫不容情的摊派下来，那么高丽一国上下确实是没有生路了。

但是，高丽的愿望始终是无法实现的，对于骄横不可一世的元帝国来说，在日本这种“孤远岛夷”面前吃亏，简直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忽必烈在接到从日本败退回来的将军们的报告之后，在心中就打定了再征日本的主意。他一方面向日本派遣了宣喻使，一方面又下令高丽重整军备听候调用。

高丽的苦难，还远远没有结束。

1275（至元十二年，日本文永十二年）2月9日，忽必烈任命礼部侍郎杜世忠和兵部郎中何文著为宣喻日本的正使和副使。他们在3月1日抵达了高丽首都开京，在和高丽派出的翻译徐赞汇合后，向日本出发。一行人在4月15日抵达日本长门国的室津，他们没有经过太宰府，而是想和本州岛上的日本中央政权直接进行交涉。但是却被送回太宰府，然后直接送向镰仓。但是幕府根本没有和他们费口舌的意思，而是在9月7日把他们拉到镰仓郊外的龙口，斩了首级。临刑，杜世忠作绝命诗云：

出门妻子赠寒衣，

问吾西行几日归？

来时徜佩黄金印，

莫见苏秦不下机。

何文著也作偈一首云：

四大无元主，

五蕴悉皆空。

两国生灵苦，

今日斩秋风。

杜世忠的悲剧可以说是因为镰仓幕府偏踞于关东一隅，国际认识可以说比京都朝廷更加地固陋，加之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关东武人构成的政权，行事僵硬而莽撞所导致的。日本学者今谷明对此所作的评价可以说是比较恰当的：“被置于长期锁国状态下的为政者的无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国家之间的悲剧……多次杀害元使节的得宗政权就是其典型。既然杀害了外交使节———日本方面已经违反了规则，那么文永、弘安的战争就不能单纯地看作元的单方面侵略了”。

不过忽必烈也决不会天真到只是寄希望于遣一介来使，就让日本人顺服。真有这样方便的话，文永之役根本就不会发生了。事实上，元的重征准备，是在派遣使者的同时进行的。2月末，元便将由南宋降卒组成的“蛮子军”1400人派向高丽，驻扎在海州（黄海道海州）、盐州（同道延安）、白州（同道白川）三地。这三州向来是元屯田军的驻地。9月，元又派人探索到日本的新海路，又命高丽修造战舰。10月，高丽就不得不任命金光远为庆尚道都指挥使，负责修建战舰。接在在11月，高丽政府又向庆尚道征发羽毛和铁材，以制作箭矢。

不过在1276年的正月，高丽突然接到了停止对日军备的命令。这当然不是忽必烈“曲谅”了高丽人的“哀哀之诉”。而是因为在南边的宋蒙战场，元人已经在1275年攻陷了建康，并如催枯拉朽般击溃了沿线的宋军，兵锋直指南宋的首都临安。此前在襄樊战役中南宋军民坚强的抗战意志，使忽必烈认为临安绝不是那么容易就打的下来的。所以便就先停止日本征伐，先以灭亡南宋为要务。

但是事态的进展却同忽必烈的预想大相径庭。南宋已经失去了继续抵抗的意志，宋恭帝和谢太后惊恐地向元侵略者投降。虽然陆秀夫，张世杰等遗臣还苦苦支撑着流亡小朝廷，但是他们力量单薄，很难实现复国大计。终于在1279年的2月失败。

在临安陷落之后，忽必烈召集群臣计议征日之事，范文虎等南宋降将满口赞成——这些人正急着为新主子邀功呢。但是持重的元朝大臣可不这样想，历仕铁木真、窝阔台二代的名臣耶律楚材的玄孙耶律希亮对此提出了反对：他认为宋辽金三国互相攻战已经整整持续了三百年，现今方定干戈，民得安息，奈何要马上打破这个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呢？还是等民力养足，数年后再议是事。忽必烈向来重视儒臣的看法，便先采纳了他的意见。

我们需要重视的是，之前，忽必烈都是以高丽作为基地，让高丽出船出兵出粮食来进行日本远征的。这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战事没有结束，元人无法调动中国的人力财力。而今南宋已经平定，元人当然要充分调动中国的战力来征服日本。不仅征日的基地要与之相对应作出变化，远征的规模也会相应扩大。但是同时，远征的办法、时期，也要受到成为新战力的中国大陆的情况的制约。并且可以预见的是，这制约力量会比半岛大得多。

其间，在高丽也发生了几件重大的疑狱事件，其一是有人向驻在开京的元达鲁花赤石抹天衢密报，称高丽忠烈王的前妃贞和宫主诅咒正宫忽都鲁揭里迷失，宗室齐安公王淑和金方庆等四人企图移都江华岛对元发动叛乱。于是以上人员被一并逮捕，此事最后虽因察明是诬告而得到平息。但是在1277年12月，又发生了有人密告金方庆私藏兵器战舰，意图尽杀国王王后及达鲁花赤，起兵谋反。此事虽然因为证据不足，一时未作处理。但是到了第二年一月，洪荼丘接手了这个案子，他觉得这是个夺权的好机会，便发起他对自己同胞一向来的狠劲，以酷刑逼使金方庆招供，在冰天雪地里把老将军拷得鲜血横流，“肌肤冻如泼墨”。但是金方庆死也不肯屈从。洪荼丘见严刑逼供不成，只能霸王硬上弓。便一方面以私藏武器的罪名将金方庆处以流刑。一方面把金方庆的“谋反”报告给忽必烈，并且为解决这个“不稳”的事态，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

（1）、在开京以南的地域驻屯元军。

（2）、在高丽的各州郡设置达鲁花赤。

（3）、在全罗道的要地设置监视人员往来的哨所。

（4）、为实行以上措施，请新派兵三千二百人前往高丽。

这个计划一旦实现，高丽全国势必被置于元的军事管制之下，而洪荼丘则无疑将会获得更大的权力。

但是忽必烈却对此很不已为然，他觉得并没有必要给高丽戴上这样重的枷锁，万一引起反抗的话，岂不更加麻烦！他没有理会洪荼丘的报告，反命忠烈王带正宫，和洪荼丘一起入朝。这时又发生了诬告事件，说高丽朝廷以“谈禅法会”为名，秘密地修法调伏元。这估计也是某些想落井下石者之所为。

但是，忠烈王毕竟已经是大元帝国的驸马，他的地位若无确凿的不利证据，光靠一点流言蜚语是无法动摇的。当忠烈王夫妇上京后，忽必烈不仅倾听了他对洪荼丘横暴的控诉，表示自己并不相信谗报，将召回洪荼丘。并且宣布将从高丽撤去驻军和达鲁花赤，高丽事务一任高丽政府处理。还在忠烈王归国后赐他“驸马高丽王”的金印，正式承认高丽王室乃元宗室的一员。

忽必烈的这一做法显然是高明的。这样一来，高丽政府对元的军事征调便失去了任何推脱的借口，他们只能为报答元的厚恩而更加卖命地响应元帝国的军事行动。高丽政府虽然一时脱离了政治危机，相反，束缚的绳索被抽得更紧了。

在忠烈王离开元都城之后。在1279（元至元十六年）年2月，忽必烈命江南的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建造军舰600艘备征日本。在下达了这个命令之后，又召见范文虎，问其东征方策。范文虎主张在出征之前由他以宋朝旧臣的立场再派一次使者，希望能借日本对南宋的好感来说服日本来朝。忽必烈也同意他一试。于是范的使者周福和栾忠从中国直接被派向日本，在6月下旬到达了博多，为了表示友好，他们还带了一个日本留学僧前来。但是这次使节本来就犯了一个大错误——人臣无外交，镰仓幕府的态度勿论，连态度向来比较和缓的朝廷都认为“亡宋旧臣直奉日本帝王之条，诚过分欤”（《勘仲记》）。所以等待他们的依然是处斩。不过，同杜世忠一样，元朝还不会马上知道使节的下场。8月，忽必烈又找范文虎，问他何日出兵，范文虎对自己的遣使很有信心，认为应该在来年四月前，等待使者的回报，视其情况，再作定夺。忽必烈同意了这个意见。

不过，就在这个月里，杜世忠使团的四名幸存者逃回了高丽，报告了使节一行的悲惨遭遇。高丽当然立即派出使节将消息通报给忽必烈。不过，因为周福一行的消息还没有到来，所以元朝并没有立即作出反应，而是一方面加紧了战争准备，一方面等待周福的消息。第二年1280（元至元十七）年，忽必烈再次召集重臣武将，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再征日本的方法和时期。忻都和洪荼丘二人认为既然使节已经被害，那么就应该早点动手。但是范文虎还是主张等周福回来以后再说。因为忽必烈要借重江南地方的物资和力量，所以他还是采纳了范文虎的意见。但是因为到了4月，使节团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于是日本再征之事便成了定局，无可拖延了。

6月，世祖召范文虎等人讨论再征的方法。7月，确定了再征军的战斗序列，将南宋降卒编为一军，由范文虎统率。8月，将原编成的蒙古、高丽军队交由洪荼丘指挥。忠烈王见战争势在必行，便向元申请入朝，在8月末觐见了忽必烈，忽必烈还召来了忻都，洪荼丘、范文虎等征日主要将领，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确定了日本再征的基本进军方案：

（1） 洪荼丘和忻都，率蒙汉军四万，从高丽合浦出征。（东路军）

（2） 范文虎率蛮子军十万，从江南出征。（江南军）

（3） 两军在一岐岛（壹岐）会师，进军日本。

同时，设置了征日的司令部“征收日本行中书省”，并任命忻都、洪荼丘、范文虎三人为中书右丞为负责，因为忠烈王强烈要求参与再征的指挥，在当年12月，任命忠烈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征收日本行中书省左丞，行中书省事的职衔，金方庆被任命为中奉大夫，管领高丽军都元帅，其外的高丽军将领也分别被授予元帝国副都统、万户、千户、百户等军职。至此，参加这次征日的高丽军队再也不是被驱从的仆从国军队，而成为了元帝国军队的一分子，有着“主体”地推进征日行动的顺利进行。从这里我们再次可以看出忽必烈“优待”高丽的真实用心了。不必多说，日本再征的军事动员，再一次使高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1279年6月，元朝命高丽负责建造军船900艘，这数字和第一次征伐时交付的定量一样，对高丽来说是要完成它无疑是要耗费不小的人力财力的。但是因为忽必烈给了高丽天大的面子，忠烈王对此喊不得一声苦，而是为报答蒙古大汗的“慈恩”，非得打落牙齿和血吞，完成元朝交付的定量才行，他仅仅只是恳求忽必烈千万别派洪荼丘这个天煞星来监工。8月，元朝派使点检高丽兵器的情况。9月，忠烈王派遣都指挥使到全罗道和庆尚道监督军船的建造情况，同时向庆尚、全罗、忠清、西海诸道派遣计点使，征发工匠，劳工和物资，还调查了兵员数量。元朝也时常派遣使者监督高丽的造船进程。成为了元朝直辖地的耽罗也被课以重赋，被要求缴纳能够建造军船3000艘的木材。高丽全土，都呻吟在军事动员催促的皮鞭之下。高丽人民的痛苦，不久就会以一种极其讽刺的形式，报复在侵略成性的蒙古贵族头上。

1281（元至元十八）年的正月，忽必烈召集阿刺罕、范文虎、忻都、洪荼丘等将领，下达了出征日本的正式命令，行动方案一如去年决定的计划。2月20日，征日诸将从燕京出发，为了在日本长期驻军，忽必烈不但要求他们戒杀平民，根据日方资料的记载，元军还携带了粮种、农具，明显是要占领日本后屯田以为久计。大概他看到了前一次征伐失败的根本原因罢，他特地嘱咐诸将道：“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辈不和耳。假若彼国人至，与卿辈有所议，当同心协谋，如出一口答之”。我国某些史学家认为江南军的十万人是忽必烈的弃子，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的意见便颇典型，他认为江南军的派遣是为了削弱江南人民反抗元朝统治的力量，战胜自然有利，战败利益更大，十万人死于海外，正合忽必烈心愿。但从忽必烈的以上举措看，他对此次征日期于必胜，根本没有那种幸灾乐祸式的心情。所以这种意见当是不确的。

战云再次笼罩在对马海峡的上空，蒙古人又要来了！

七、弘安辛巳之役——1281年夏、志贺岛、鹰岛

5月3日，以洪荼丘、金方庆为主帅，由高丽、蒙古军为主体的元东路军4万，及舵工水1万7千人，分乘军船900艘，从高丽合浦出发。并在5月21日首先在对马的“世界村大明浦”（相田二郎认为是对马上县郡佐贺村，但有别说）登陆。

在登陆之前，元军遣使上岛，敦促岛人投降。但是日本人未作理会。元军便发动了进攻，日本的守军也奋力抵抗，击毙高丽郎将康彦、康师子等。元军上岸见人便杀，岛民们纷纷逃入山中，甚至有人害怕被元军搜出杀害，而杀死自己在襁褓中啼哭的婴儿的。元军从捉到的岛民口中得知，日军已经在太宰府西方六十里处置兵守御。东路军立即把情况向合浦的征日行省做了通报，并且提出应该乘日军守备未坚，果断地发动进攻。行省立即派人将人把以上内容向忽必烈进行了通报，忽必烈表示可由指挥官自作权衡，方便行事。行省和东路军便基于这个指示，决定不等同江南军汇合，先向博多方面发起进攻。我想，这多半也有高丽人想以战功来给忽必烈摆乖，以证明自己的价值，不愿让范文虎等“蛮子军”借人数优势占便宜的缘故在。

之后，东路军虽然在5月26日遭到暴风袭击，损失了若干兵员和水手，但还是比原订合流计划早半个月到达了壹岐附近。东路军在此兵分两路，主力继续向博多发进，另外派一支别动队（拥有军船约300艘）袭击长门，牵制本州方向的日军，防止其增援博多主登陆场。

前文已经提到，幕府已经在长门国的要所派遣御家人守御，这大概是杜世忠使团从此处上陆，使幕府认为元军也有可能在此处登陆的可能。他们的统率机构被称为长门探题，由北条兼时（时宗的侄子）担任。别动队在6月8日——9日对长门发起了袭击。别动队兵分二路，以角岛（山口县丰北町）、黑井岛（下关）为前进基地，在丰浦郡丰前神玉村的土井浜和黑井村的八之浜上陆。这里和九州一样，也修筑了石垒工事，驻防的日军由备后、安艺、周防、长门四国的御家人武士构成，另外还加强有安达、宇都宫、安藤等东国武士。在日本人严密的防备下，元军未能占到便宜，只能退走。但是流言却飞得很快，在京都已经传出了“因为九州已经灭亡，异贼才会打到长门国的，不久就会攻到京都吧”云云的流言，朝廷上下除了修法，借神佛力调伏“异贼”之外，也是没有办法。元军主力，则在6月6日抵达博多湾内。于是，弘安之役中最激烈的志贺岛之战便爆发了。在博多正面的海岸，日军已经集结了重兵四万余人，由武藤经资，大友赖泰为大将军，修筑了防御工事严阵以待，元军觉得强攻不利，便企图夺占博多北面的志贺岛作为登陆的跳板，另外也派出一队偏师开向筑前的今津，企图在那里上陆，牵制日本人的注意力，但被驻防当地的萨摩、大隅等国的御家人武士所阻止。之后，主战场便集中到了志贺岛，两军围绕着这个小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在6日夜里，日军就乘夜对驻泊于志贺岛的元舰队发起了突袭，肥前唐津的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首开战绩。他以两只小船借暗夜偷偷接近元船，一呼而上，斩敌二十一人，焚船而归。元军自此做好了戒备。《八幡愚童训》云：蒙古军“皆用铁索约船，为圜营外响，巨舰置石弩，俟薄击乃发。我（日本）船轻且小，莫不为之破碎矣”，使意图效尤的日军劫营将士死伤累累，日方见效果不大徒损兵员，也下令停止夜袭，但依然有为谋取恩赏而不怕死的武士冒死进攻。如伊豫国御家人河野通有，河野氏是濑户内海上有名的水军一族，在承久之乱中也因参加京方之故而遭幕府冷落，通有便非常期待着借对蒙作战的功劳换取一族的复兴。幕府来文催促他到九州轮班守御时，他便写下了十张写有“若十年中蒙古袭来，则必渡向异国与之决战”的起请文（对神灵的誓文），捧于氏神之前，烧成灰和水吞下。八年之后，蒙古果然“如约”袭来了。通有便在7日的黄昏，带着两艘小船对蒙古舰队发起了必死的突袭。蒙舰发现动静，发来矢石如雨，通有的郎党五人登时横尸船头。通有本人也被石弩打中右肩，无法拉弓放箭，他便砍翻桅杆当作跳台，跃上元船，用左手挥刀纵横砍杀，在活捉了一名头戴玉冠的敌军官之后，才大刺刺地放火烧船退去。但其伯父河野通时也中箭身亡。草野、河野等人的勇敢事迹顿时在武士们之间传开了，很大的鼓舞了日军的士气。

在文永之役中仅以数骑拼死冲击鹿原元军阵势的竹崎季长，这时正属肥后守护安达盛宗的指挥下，驻守在肥后国的防区生松原。他因为在文永之役结束后主将武藤氏并没有把他的先阵功劳上报给幕府，便卖掉了战马和马鞍，不顾同族的劝阻，只身来到镰仓讨恩赏。时任幕府恩赏奉行的安达泰盛，拗不过此人的死缠烂打，又同情他的境遇——没有领地，连回九州的路费也没有。于是便授予他肥后国海东乡的地头职。这个亡命之徒当下听说河野的勇迹，心中便热血沸腾按捺不住，就跑到河野通有的阵所去“探伤”，把袭击元船相关的情形和注意事项问了个清清楚楚，回到阵地，当下就决定出战，时是6月8日黄昏。当他带着郎党们通过文永时的老战友菊池武房的阵地向出发地进军时，便对着武房大喊道：“敌人的将军所乘座的船的桅杆是涂成白色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为了对它放一箭让将军看看，俺现在便去上阵。如果您能活下一条命，就请把这件事向上头报告。”便同萨摩守护岛津久经的弟弟久长属下的萨摩武士一起出海袭击元舰，却因为水手临阵手忙脚乱，失去了跳帮的好机会，没有取得战果。但是他作为肥后国的头阵，却成了一笔战功上报给了守护安达盛宗。同日，日军从陆上也发动了攻势，丰后国的武士由守护大友赖泰带队，从陆桥“海之中道”（志贺岛虽被称为岛，但其实是个半岛，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和陆上联结，平时没在海中，退潮时会露出来）对上岛的元军发动了进攻。从总体上来讲，因为岛上多山，战场狭窄，东路军无法排开阵势同日军交战，所以无法在战斗中占据上风。高丽军在金方庆、副都统金周鼎和朴球的指挥下投入战斗，力战之下，斩杀日军三百余级。但日军攻势并未受挫，前来督战的洪荼丘，正撞上日军冲破高丽军的阵势，只身狼狈落荒而走，若不是有王万户者横击敌阵相救，彼几不免于虎口。现藏于旅顺博物馆的《皇元故敦武校尉管军上百户张君（成）墓碑铭》（以下简称《张成墓碑铭》）记载了此日的战况：“八日贼遵陆复来，君率缠弓弩，先登岸迎敌，夺占其……（原碑欠字）要，贼弗能前。日落贼军复集，又返败之。”可见两方展开了多番的激烈争夺。第二天，战斗益发激烈，日军为把东路军赶下海，派遣了由安达盛宗率领的关东武士前往增援。他们互相激励道：“西国之兵已经身经数战，现在也让他们看看关东武士的手段” ，《八幡愚童训》记载日军奋战云：“秋田城之次郎（安达盛宗，安达氏官任秋田城介，故有此称）之属兵新左近十郎、今井彦次郎、财部九郎以下冲杀向前，奋勇合战，舍命奋斗，战死后己”。安达自己的肥后军也投入了战斗，竹崎季长让姐夫三井资长率队出阵，战斗中季长的“亲类”野中长季的郎从藤源太资光身蒙重伤，仍射杀战马两匹。《张成墓志铭》也印证了战况的激烈：“明日（9日）倭大会兵来战，君统所部，入阵奋战，贼不能支，杀伤过众，贼败去”。《高丽史》也记称日军最终被击退。8、9二日的激战，日军虽未能将元东路军逐出志贺岛及其附近海域，但是东路军也未能突破日军防线，打开局面。战局陷入了胶着状态，《八幡愚童训》记云：“去六日至十三日，昼夜合战不休，打杀蒙古千余人”，这时候正是盛夏，元军被困孤岛，饮水蔬菜供应不继，军中大疫，死者也达三千余人。东路军“累战不利”，又折损了相当人数，士气大受打击。这时，同江南军的汇合期限将至，东路军只得灰溜溜地撤出了志贺岛，退向壹岐。日本人没有给东路军以喘息机会，多次向派兵前去袭扰，岛津久长率领的萨摩国御家人比志岛时范、武藤经资之父武藤资能、子资时、肥前的松浦党以及同国御家人龙造寺、高木、千叶诸氏等都参加了袭击作战。《张成墓碑铭》也提到：“六月晦（29日），还一岐岛，七月二日，贼舟复至，皆战败之，得器仗无算”。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这日武藤资时率领肥前御家人龙造寺季时，松浦党中的山代氏等军兵前去袭击，战死于此。时年近84岁的武藤资能也参加了战斗，中箭负伤而死，可见张成记载非虚。东路军苦于伤病，疲敝至极，又要应付日军没有休止的游击骚扰，战意掉到了冰点。

这时，和江南军的会合期限已过，壹岐周围依然不见一只船影，忻都等人见势不妙，连忙召集众将军议，洪荼丘先发话：“向约江南军与东路军六月望前会于壹岐。今南军不及期，我军先至，大战者数矣，船腐粮尽，将其奈何？”，其潜台词大概是想借故退军不干，但是与会将领却都闷声不响，金方庆也不发一言，只得散会。又拖了十来天，金方庆才表态：“我等奉旨备三月粮，今尚有一月之粮，不如先待江南军到，再合而攻之，必可破此岛夷”。诸将也提不出其它的建设性意见，洪荼丘也只得听从。东路军只能枯守在壹岐岛上，等待江南军来，再把这些可恨的倭人一鼓荡平。

按照原定计划，江南军本应在6月15日到壹岐和东路军汇合，但是这方面也出了变化，先在3月，一艘日本船遭难漂向中国大陆，元朝官府如获至宝，逮着船上的日本水手，让他们画海图，并询问地理形势，才知道太宰府西边有一大岛曰平户岛，不仅守备未严，且足屯重兵。征东行省得知这个消息，临时更改了作战计划，决定把兵力集结地改成平户岛。忽必烈对此的态度是：负责将领方便行事罢。于是这个方案就拍了板，江南军派出了一支60艘船的联络队，去通知东路军方案变更之事。但是这期间又摆出了乌龙，船队搞错了航道，没有如期到达壹岐，反到跑到对马去了，等到船队摸到壹岐，早就大大超出了原定的汇合时间。另外，本定为江南军总大将的阿刺罕临阵得上了重病，不得不以阿塔海代之，这也推迟了江南军的出动时间。结果，直到6月18日，江南军才慢吞吞地从庆元（宁波）出发。在月底到达了平户。

7月初旬，在壹岐的东路军及江南军的先遣队开始向平户方面移动。两路会师后的元军共有兵力十四万左右，兵船四千四百艘。另外，相威、李庭率领的一部元军也抵达了五岛列岛海域。平户岛周围一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军船。但是因为要重编部伍，尤其是东路军需要休整，于是元军暂屯于平户。直到7月下旬，休整完毕的元军才开始进军，在27日占领了肥前鹰岛作为前进基地。为阻止元军进一步的登陆，日军陆续前往平户、鹰岛海域进行阻击作战，山田安荣《伏敌编》载战况云：“既而，范文虎以船舰三千五百艘，蛮军十余万至。肥、筑海上，舳舻相衔，我军防战不怠。斩招讨使忽都哈思等。贼（元军）累失利，又阻于高障不能进，乃移据肥前鹰岛”。《张成墓碑铭》也记称：“二十七日，将军至打可（“たか”之音讹，意即鹰）岛，贼舟复集，君整舰，与所部日以继夜鏖战；至明，贼舟始退”。松浦党在这些作战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北肥战志》称其战功云：“上松浦波多太郎、鸭打次郎、鹤田五郎训、下松浦丹后权守定峰五郎省、平户源五郎答、伊万里源次郎胜、山代又三郎荣以下两党之辈，各自驰集，勤于防战，九州之大义无以过之。”这也是因为元军对临海诸岛烧杀极狠，他们复仇心切之故。但是日军毕竟寡不敌众，他们虽然奋勇作战，但是终究不能起到有效的阻击作用。江南军十几万人如果能够在博多滩头展开，相信日本方面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得了他们的。

但就在7月30日的夜间，谁也无法预料的事态发生了。

一场台风，在这天夜里袭击了肥前海面，并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闰7月1日——换算成阳历是8月23日。四千余艘元朝兵船大多被卷入了波涛之中，化为了藻屑，无数的元军将士没入海中，丢掉了性命。《高丽史 金方庆传》记其惨状云：“八月，值大风，蛮军皆溺死，尸随潮汐入浦，浦为之塞，可践而行”。可见江南军受灾最重，旗田巍先生认为这都是江南军船只多是皮鞭催促之下的“豆腐渣工程”的产物导致的。蒙古贵族为实现其侵略野心，残酷役使南宋的遗民们建造军船，结果就导致了如此讽刺的失败！

飓风一过，贪生怕死的元军统帅们便想急着溜号，江南军的指挥官之一的范文虎就是个例子。这人在襄樊之战的时候，就有败仗夜遁其疾如风和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光荣传统”，这回兵败如山倒，他肯坐下来冒着风险收拾残局吗？行省平章政事张禧在率部到达平户时登岸扎营，并且将船只停放稳当，故在台风袭击时保全了所部。台风过后诸将会议，范文虎想走，他劝阻道：“士卒溺死大半，其脱者皆壮士也。曷若乘其无回顾心，因粮于敌，以求一逞。”张禧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元军固然损失惨重，但是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只要诸将能够担负责任，保持指挥系统不混乱，有组织的进行抵抗，边打边退。是可以保全残部撤退，为重整旗鼓再战保留实力的。但是范文虎却表示归朝若问罪，有他顶缸，要张禧放心。张禧拗不过他，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借船给他。并将马匹辎重丢掉，带着平户岛上的四千残众撤退。范文虎等统帅的临难脱走，给漂浮在平户、鹰岛海域的远征军将士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虽然“议推张百户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伐木作舟而还”，但是一个小小的百户，一时之下能够指挥的了漂散在海中的十数万大军么？所以实际上是和无指挥没有什么区别的。而他们即将要面对的是日军无情的剿杀。闰7月5日，日军在大将武藤景资的带领下，出动大小船只数百艘，对漂浮在西北九州、御厨海上，及鹰岛附近的元船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竹崎季长也参加了扫荡作战，他乘坐小船从生松原方向出发，但却没有发现一个敌人，季长怕错失战机，丢掉杀敌立功领赏的机会而大为焦急。正好肥后守护安达盛宗乘坐的大船经过，船上还载着从关东派来的军奉行，得宗御内人合田五郎和安东左卫门二郎。季长便假称自己是守护的家丁（安达盛宗虽然是他的顶头上司，但是只是军事上的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守护和一般御家人在身份上是平级的，都是将军的家臣，两者间没有私的主从关系），想要登船。但是船上已经没有余地容纳他和他的郎党了，拒绝季长搭便船。季长只能划着他的小划子去赶向前线，但是毕竟速度慢，就在他觉得万事皆休的当口，又有一艘较大的船经过。这个胆大包天之徒竟然对那艘船大喝道：“守护大人正在这儿，把船给我近前来！”船主高政（姓不详，《蒙古袭来绘词》的原文也没有给他的名字标上汉字，只用假名写作“たかまさ”，所以笔者只能找两个发音相近的汉字顶一下）还真相信了，近了前来才知道上了当，大怒，对季长吼道：“你小子给我滚蛋！”季长急红了眼，连忙双手合十，求船主带他上阵，这个高政心肠也不是很硬，说这样也没办法，但是光是你一个的话倒可以，于是季长就不顾郎党们的抱怨，一个人上了高政的船。

因为季长把自己的头盔借给了自己的郎党，便把一条护胫绑在脑袋上当作头部的护具。高政见了，要把自己郎党的头盔借给他，季长不肯，说道：“为了我，让您的郎党有个万一可不成”，便如此这般地跳上敌船，取下了敌人大将的脑袋归来。第二天计点战功，军奉行合田五郎听了季长的报告，便叹道：“坑蒙拐骗地混上了船，倒还能不误大事，真是个厉害的坏家伙哪！”他取下的首级，也经过安达盛宗的检验，作为战功登记了下来。这一日日军据说也继续进行了扫荡，但是史料缺载其详。

7日，日军继续发动了大规模扫荡，丰后御家人都甲惟范，萨摩御家人岛津忠经、比志岛时范参加了对海上元军的扫荡。筑前御家人秋月种幸、种家父子率领二千七百余骑，对在鹰岛上伐木作船的张百户所部残军发动了进攻，因为残军乏食，已经没有作战的气力，所以日军没花多少工夫就击溃了他们的抵抗，统共活捉了二、三万人（《元史》的数字）。9日，他们被带到博多（《元史》将博多作“八角岛”，亦音讹也），蒙古人、高丽人、及中国北方各族的出身者，即“汉人”被日本人斩杀。对于江南军的处置，《元史》只记称“谓新附军是唐人，不杀而奴之”，记载的比较笼统。根据高丽史料《东国通鉴》中记载的逃回高丽的江南军幸存者的证言，江南军中的工匠，或是“知田者”都被饶得性命，被拿去做奴隶，“余皆杀之”。日方记载《八幡愚童训》对以上情况的说法也是大同小异：“敌军存千余人，乞降，不许，斩其首于中河之端。其初枭示，后积置之。唐人中有免死者，分置京都关东，易其服而奴之。”

于是，弘安之役就这样落下了帷幕。关于元军的损失，《元史 日本传》中记称：“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这个记载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江南军也有保存了完整建制的部队退归，前述张禧是其一例。外《元史 也速得儿传》也记称传主：“领江淮战舰数百艘，东征日本，全师而还”。故高丽史料《东国通鉴》所载“元军不反者，无虑十万有几，我军不返者，亦七千余人”，即元军伤亡十数万，存二、三万的说法可能比较符合真实罢。

为了对日侵略，沉重的军役负担被扔到了江南人民的肩上，他们不仅发动起义，反抗蒙古贵族的压迫，还消极对待造船工事，结果质量低劣的战船直接导致了“神风”对侵略军的重创，元军战败的消息传来，南宋遗民郑思肖闻讯大喜，作《元鞑攻日本败北歌》，以揭露蒙古贵族统治者的侵略野心，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欣喜心情，其中有云：

“即今犬羊贪未炽，瞠目东望心如虎。

驱兵驾海气吞空，势力虽强天弗与。

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于拳密于雨。

七千巨舰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

在日本看来，这胜利当然是“神威”的所赐，到处都在流传着诸如某地寺院神社有“赤云”飘向西方，某地的寺院宝殿发出鸣动，有人听见了神殿中发出响箭的声音等种种“神威谭”。佛教传入日本后，和日本的原生信仰神道以“神佛习合”的形式混同起来，其形式是佛本神迹说，换言之就是日本固有的诸神是佛菩萨为了方便传法现出的权化之身，但是蒙古袭来后，反而出现了佛是神的权化云云的“反本地垂迹”说。这就充分说明了此战后所谓的“神国思想”泛滥到了何等境地。

神国思想的泛滥还带来了以下结果，因为大寺社祈祷退敌“有功”，幕府便一再发布“神领复兴令”对其进行了丰厚的保护和恩赏，但是与之相比如下文所述，一般武士得到的恩赏却不足。这直接构成了镰仓后期地方武士针对寺社领庄园的劫盗、强占等“恶党”活动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对这些活动的镇压又加重了御家人的军役负担，加速了他们的贫穷和没落，最后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但是这一点，当时的人们是怎么样也想不到的。

八、蒙古袭来对日本的影响

弘安之役之后，元朝忙于应付江南地区的人民起义，又得防备忽必烈的反对派——元太宗窝阔台大汗的直系后裔海都等人在北线发起的进攻，而对安南陈朝、缅甸蒲甘王朝、爪哇的侵略也基本遭到了毁灭性的挫折，没有闲暇来对付日本这个“孤远岛夷”了，忽必烈不得不听取了礼部侍郎刘宣的意见，以征日本“重困民力”，一时停止了再征日本的军事准备，消息传来，苦于军役的江南百姓“欢声如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日本能免于蒙古铁蹄的蹂躏，亚洲各国对这个超级侵略者的一致抵抗分散了其注意力这一点不得不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但是忽必烈依然没有放弃日本的招谕。在战争结束11年后的1292年，元又向日本发出了牒状，并付上了高丽国的国书。同年3月，忽必烈向琉球派遣了一支小船队，从当初准备派遣6000人这一点来看，可能是与之相关联的举动。7月，元又把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的牒状交给日本的商船，另外在10月，又让高丽使节金有成携带国书去要求日本通好内附。第二年（1293年，元至元三十年，日本永仁元年）2月，元又从鸭绿江到耽罗的海路上设置驿站，并从本国派人负责。并且从江南方面运米十万石到江华岛，以备军兴。从以上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忽必烈依然没有放弃对日本的招抚，甚至是准备再次出兵。但是，他在1294年死去，而之后的元成宗铁木耳又没有对日用兵的打算，只是出于日本人笃信佛教，派个和尚去是否会有效果的想法，在1299年（元大德二年，日本正安元年）派遣高僧一山一宁赴日宣谕，结果是日本人将这位高僧扣留下来大加崇信并封为国师，对元朝依然是一个不理，可以认为这次遣使等于白送日本人一个香饽饽，虽然在中日文化交流上算是留下了一笔，但是却没有起到任何政治作用。之后，日元在官方之间再无交涉。

这样说，日本在理论上应该是从“元寇”的危险里解脱出来了。但是，笔者已经在前文说过，当时日本的统治者，无论公家朝廷还是幕府也好，都没有任何兴趣去了解东亚世界的反应。所以他们依然认为元统治者“亡我之心不死”，丝毫没有放松对外警戒的态势。

1292年的元朝牒状传到日本之时，幕府上下已经换了班，北条时宗早已在1284（弘安七年）因心力交瘁而死，毕竟面临这样前所未有的外寇，幕府内部又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对立，社会情况也不容乐观，这样一幅内外交困的烂摊子对他这样一个政治经验并不是非常老道的青年人来说实在是太过沉重了。之后，嫡子北条贞时继任执权之职，因为他当时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幕府的实权由其舅安达泰盛控制，泰盛作为幕府中枢中仅剩的豪族御家人的代表，针对幕府威信动摇，御家人因为沉重的军役而不断没落的严峻事态，断然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措施，史称“弘安新政”。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已经落入北条氏傀儡境地的将军的权威，巩固将军的直属经济基础，并且针对幕政和北条氏家政已经混淆在一起的情况，他严格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划分幕府和北条氏“御内”的界限。另外，作为对修法调伏蒙古的“恩赏”，复兴各国的国分寺和镇守神社的领地。并且出于对御家人的保护，改革诉讼制度，发布“德政令”废弃御家人的债务。他延续了北条时赖以来的一贯作法，对当时迅速发展的流通经济猛踩刹车，并且企图将之纳入幕府的直接控制——而非幕府中某些利益集团的控制之下。他的这种做法，当然会引起北条氏一族以及和寺社本所势力相勾结，利用特权在全日本上下积极地谋取经济利益的北条氏家臣——御内人集团的不满。和他向来有矛盾的御内人集团头目平赖纲就诬告他要谋反，在取得贞时默许下，平赖纲在当年11月起兵将之族诛，并且大量诛杀了和他有密切往来的御家人一族，史称“霜月骚动”。之后，平赖纲为首的御内人集团掌握了幕府的主导权，一个公卿在日记中记其权势云：“城入道（安达泰盛）被诛之后，其人一向执政，诸人对此只有恐惧之外无他”。

平赖纲政权对元朝牒状的处理非常迅速，在高丽使节团未到之前的10月3日，幕府就命令幕府的密教护持僧醍醐寺清玄进行“异国降伏”的祈祷，并且在月末对全国守护下达命令，要他督促各国的寺社进行调伏祈祷。

在当时，这样的举动被认为是“神战”，即对神佛的力量进行总动员，对“异国”的侵袭进行非物质力量的抵抗。这从这些祈祷活动的主导者是全国最高的军事机关——幕府这一点上充分的得到了体现。这种全国范围的祈祷动员，和全国范围的军事动员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换句话说，幕府也就是以这样的形式，一直持续着对元朝的“战斗”。

11月12日，从九州来的信使到达京都，将蒙古牒状和高丽使节的国书送到六波罗探题，接着呈至幕府，高丽的国书中一方面宣扬自己竭诚“事大”，得到许多好处而大享其福，一方面要日本以亡宋为戒——南宋不可说是不强吧，不可说不是正统吧，抵抗了大元，结果就是一个亡，早点服从大元，才是能够救命的唯一上策。幕府对之的回答依然是一个“战”字。

24日，幕府在寄合会议中，决定派遣“异国打手大将军”，并以北条兼时和名越时家担当其任。12月8日，幕府派遣使节上京，对后深草上皇和伏见天皇主导下的朝廷出示了牒状，并且上奏了“异国征伐”的计划，朝廷的回答当然是照准。

当时担任着六波罗探题的北条兼时，在1293年（永仁元年）3月7日向博多赴任，名越时家的出发则在稍后。他们作为“异国征伐”计划的总执行者，被授予军事上的全权。在通信条件不发达的当时，为了迅速且确实地贯彻中央政权的决心，派遣值得信赖的分身到现场全权负责是常用的方式。兼时二人不仅有权指挥九州各国的守护，还有权处理领地纷争和处罚违法行为——这也是因为御家人要专心于九州沿岸的防备，不能允许他们擅离职守跑到京都或者镰仓打官司的现状所要求的。不管怎样，二人的统治权限均凌驾于幕府建立以来任何在九州设置的统治机构。九州各国的守护则基于二人的权威，拥有了对国内的寺社势力及朝廷公卿的直属庄园的军事动员权限，加强了对辖区内的统治。军事动员的内容包括即进行异国降伏祈祷以及动员人夫进行异国警固。如前所述，幕府对这些领地本无权干涉，但是外来威胁使得幕府有充分的理由和借口把一切可以动员起来的力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在九州地区，便成立了以异国打手大将军——武家、公家被官——地域民众的统辖关系构成的一个金字塔型的防御动员体系。这个异国打手大将军，就是镰仓幕府晚期设置的九州统制机关镇西探题的前身。

北条兼时在九州的活动，就所见史料来看，基本是对弘安之役前修筑的石垒工事进行养护，和对异国警备番役进行督促和指导。从这个情况看，应该说“异国征伐”并非指的是渡海入侵高丽，而只限于海上警备的“防战”。换句话说，只是在外交拒绝元朝的通交要求的同时进行的必要的军事准备而已。

在北条兼时的专制之下，九州的居民不论是武士，庶民还是僧侣，都被动员起来，负责海岸线的警备、石垒的养护修理以及兵粮的供应，这给当时的九州地域社会以沉重的负担。虽然在忽必烈死去以后，元朝已经基本放弃了武装征服日本的企图，但是“蒙古袭来”的阴影，实际上依然笼罩在日本列岛的上空。

在1293年的10月21日，前面提到的幕府护持僧清玄，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一件怪事：当天夜里，700多名百姓，自动在幕府的镇守神社——镰仓鹤冈八幡宫门口集会，每人都奉纳了一串100文钱的钱褡子，加起来一共70贯钱，然后他们便在神前又唱又跳，表演起取悦神灵的歌舞——“御神乐”来，今天你如果去日本的一些大神社参观旅游，一般也能看到神社巫女表演这个节目——但怎么看，这样的行动都不象是为了游玩而表演的。

在当时，这种御神乐表演作为攘除灾祸的仪式，即“神战”的实施方式，在全国寺社的“异国降伏祈祷”中都广泛地进行着。重要的是，在东国的政权——幕府的首都镰仓，百姓们居然自主地进行了“异国降伏”的祈愿，自文永蒙古初犯日本以来，朝廷也好幕府也好，对于“异国降伏”的祈愿和修法可以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为什么这些民众还会自发起来举行祭仪呢？这难道不是没有必要的吗？

让我们看看当时的社会情况罢，在这张国书到来的这一年的4月13日，镰仓发生了强烈的大地震（震级推定为7.1级左右），市内的堂舍房屋四处倒塌，死者据说到达了数千人。北条氏的家寺——镰仓建长寺被地震引起的火灾全部烧毁，灾后，从由比之浜泛起的遇难者尸体就达到了140具。

在蒙昧的中古社会，这样的大天灾决不会被视作单纯的自然现象，人们立即会意识到，这是为政者的不德而引起的天意示警。镰仓时代的日本虽不能说是儒教国家，但是儒教的德政抚民、天人感应思想在社会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市场的。

在大地震之后的混乱中，4月22日，镰仓又发生了惊人的政变。那个威势如同明代的厂督头子，万人闻名而恐怖的御内人头目平赖纲，因为骄横太过，使北条贞时忍无可忍，便借着赖纲企图让其次子夺取将军位置的流言，派兵灭其一族。之后，北条贞时才正式作为北条氏的“得宗”而掌握了实权。虽然说，恶者已经被除去，太平日子应该来了，但是谁知人祸过后，天灾又连。入夏以后又发生了大旱灾，饿莩遍地。7月8日，伏见天皇向伊势神宫派遣使者，痛悔因为自己的“凡庸愚昧”招致异国袭来、地震、旱灾等“天罚”，但只愿天照皇祖神发发神威，保护日本勿受异国侵犯。并且在8月，将年号从“正应”改成“永仁”，表示了要刷新政治的决心。但是讽刺的是，在10月14日的早上，彗星出现在东方。在当时，彗星乃是饥荒、战乱、灾害的天象表征。于是，镰仓的人心恐慌可以说到达了极点。21日早上，灾异又起，江岛发出了三次山崩地裂的震动，到了中午，天空中又炸响了惊雷。在当天夜里，镰仓终于发生了上面提到的民众自发的祭祀活动。

无德的天皇和北条得宗，已经被天所厌弃，他们的祈祷已经不能起到任何的作用，人民为了从外患和天灾中逃脱出来，只有依赖自己的力量进行“神战”一途无外！在一串串赛钱中包含着的愿望中，我们可以看到潜藏着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真实的感情——对蒙古袭来的恐惧，以及对“神战”的依赖。因为日本是“神国”，国难之际，八百万众神定不会放手不管。在镰仓末期的1314（正和三）年，当时的花园天皇富仁还在闰3月19日的日记里记载了这样的一件怪事：

“天晴，如圆上人来见……据上人所言，住吉社（在大坂）第三御殿殿门大开，门闸断裂，这根门闸粗有六寸，非人能轻易折断，是因为异国降伏的缘故罢。起先蒙古袭来的时候，此社也出现了相同的祥瑞景象。入夜，（东坊城）茂长朝臣……又同我说；筑前国青木庄劝请北野社，社中游出一条受伤之大蛇……神灵附身在巫女身上，降下神谕说：‘异国已经袭来，香椎（指福冈市东区的香椎神宫，祭神为神功皇后）、箱崎（同在福冈，也以神宫皇后为祭神）、高良（在今久留米市的高良大社，是古时筑后国一宫）、我等与之交战，香椎宫身蒙重伤，半死半生，我依我的法力，现出蛇身，告知你们此事，现在又有人祈祷，我当再次出发，征伐异国’……”

富仁另外还附记了一行小字：“当社神官有一人不信此事，巫女当即降下神谕：‘三个月内可蒙神罚’，此人当晚便死，其后诸人无不归伏” （以上出自《花园天皇宸记》，原文为生涩的日式汉文，此取其大意）。从这样的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统治阶层对于“天助神佑”足以击退外患，是如何的深信不疑。

这样的意识形态，通过上面所述的民众运动，深刻而广泛地浸透到了当时的社会中去，深刻的影响了之后日本的历史。

网野善彦先生在其《蒙古袭来》一书中对日本人对“神战”“神风”的依赖造成的影响作了这样的评论：

“……这一次外寇，通过一夜暴风便告了结。这一点在实际的意义上对于日本人来说，果真是“幸运”的吗？牺牲确实是少了些，说这是一个幸运也没有错。但是这样不彻底的结果却将名为‘神风’的幻想作为遗产流传后世，使日本在很久以后还依然被这个魔咒束缚着。从这个意味上来说，将虽然失败但是依旧抗战到底的三别抄的历史铭记下来的朝鲜民族，才是体会到了只有苦战才能得到救赎这一真正的‘幸运’所在。我们日本人在近五十年之前，还迷信着七百年前的一次偶然的‘幸运’，对此，自己不得不感到深深的羞耻”。

这一评论，笔者认为可以说是抓到了问题的要处。

蒙古的两次侵袭，不仅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冲击。在两次战争结束后，对元的军备所带来的国制变革与战争恩赏工作，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大大加深了日本当时的国内矛盾。

在政治体制上，镰仓幕府在蒙古袭来之后，越发加强了其北条嫡系专制统治的态势，其一族以及党羽几乎垄断了幕府的大小官职。外样御家人势力由于在“霜月骚动”中大受打击，失去了对政局的影响力，北条一族以及其“御内人”就完全主导了幕府政治。在政治运行上，北条氏以其家政机关完全架空了幕府原有的政治机构，并以加强国防为名义，大量任命一族为各要国之守护，并大大加强了地方守护的统治权限，使守护开始从单纯的地方军事警察机构向地方行政机构过渡。幕府还取得了对直属于公家以及大寺社势力的庄园，即所谓“本所一圆地”的军事动员权以及警察权，这一权限给予武家势力干涉及侵夺公家，寺社的经济基础——庄园以极大方便，从而使幕府对朝廷的优势更加扩大了。在幕初的1199年，幕府任命关东御家人小山朝政为播磨国守护时，就告谕他有权处理者，仅限于叛逆，杀人之罪，凡是有关国务，以及人民诉讼事宜，不得审理，遇事也不得烦扰国中人民。这很明确地说明了守护职本来的性质。一般来讲，幕府虽然在关东地区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朝廷不能干涉，而在朝廷的势力范围内，幕府只有军事警察权，没有行政权力，也不能对朝廷的管辖范围指手划脚。而通过蒙古袭来，幕府更加迅速地从幕初的“东国政权”转化成为统制全国的军事政权。并且也从原先的御家人联合政权完全蜕变成为北条氏一族专有的政权。

但是，笔者在第二节所提到的北条氏政权的结构性弱点却是一点也没有得到解决，相反，蒙古袭来带来的社会影响，给予了幕府的政治基础——御家人以极大的打击，这最终动摇了北条氏的统治基础，使之走向灭亡。

幕府的存在基础是御家人武士，而御家人对将军的效忠条件是恩赏，即对其土地权益的保护以及对战功的赏赐（镰仓时代可不象江户时代，要求武士无条件效忠主君，武家栋梁如果不能保护武士权益，是无人会为之效忠的，何况北条氏还没有武家栋梁的资格！）。当时的中小御家人，大多在经济上都不富裕，并且卷入了流通经济的旋涡，债台高筑，但又要担负沉重的对外防御任务（西国、九州御家人尤甚），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指望就是对元战争的恩赏，幕府果真能够给予他们满意的赏赐吗？

因为对元战争是对外防御战争，不象在以往的战争中，可以没收敌对分子的领地给予赏赐。而且，论功行赏的对象可不限于参战的武士们，因为前述“神战”思想的存在，执行“异国降伏”祈祷的神职人员以及僧侣也在恩赏之列。当时，担任负责恩赏工作的恩赏奉行，正是外样御家人的代表者秋田城介安达泰盛。

在当时，对武士的战功确认，以立功武士的自我申报为原则，申告者必须有证人证明自己的战功不是谎报，在此基础上，要得到当国守护的承认，然后以守护为公证人，写下宣誓所申无虚的神佛起请文，并和守护的申告书经由镇西奉行、六波罗探题等幕府的派出机构提交给幕府。安达泰盛虽然对其资格作了严格的审查，但是人数还是太多，恩赏地实在是不够。对此，安达泰盛采取的对策已如前述，发布德政令以抹消御家人的债务，使他们可以无偿取回典当给他人的土地（当时的土地买卖分为永代卖和年期卖，后者在一定期间内，卖主可以出钱赎回土地，故等同于典当），这样可以起到给予他们新恩的效果。并发布寺社土地复兴令，目的也同上面一样。

但是，这种只针对御家人的单方面的债务破除，完全无视了非御家人的经济权益，尤其是北条氏的家臣御内人，他们和地方富豪及寺社勾结，独占了当时的商品流通权益。而德政令又伤害了他们的经济权益，于是这就成为了“霜月骚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这场政变而导致的混乱并没有因为安达氏的族诛而停止下来，各地接近安达的御家人大都遭到了无情的清洗和屠杀。尤其在九州，很多御家人对行赏公平的安达泰盛都心存感激，安达泰盛的三子肥后守护安达盛宗，以及筑前守护武藤经资之弟武藤景资都是安达一派在九州的有力势力。北条氏恐惧他们会成为御家人抵抗得宗专制的旗杆，就消灭了安达盛宗。武藤景资在筑前岩门起兵反抗，也被其兄讨平。这样，终于出现了可供没收分赐诸军士的土地，一时延缓了恩赏危机的爆发。

但是，这些没收来的领地也只能延缓，而不能彻底解决恩赏地不足的情况。例如肥前国的神崎庄，在弘安之役八年之后的1289（正应二）年，以抽签的形式分赏给四百来名在对元战争中立下功勋的御家人，结果每人能分到的土地不过在三到十町步不等，使苦等恩赏的御家人大失所望，很多人不屑经营这样零碎的耕地，便把土地向当地的律宗寺院东妙寺、妙法寺进行寄进，猫腻就出在这里。前面讲到，当时北条“御内人”和各地的富豪同寺院领主结合，基本占据了全国各地的交通要津以取利，自平安后期以来，神崎庄就是日本对中国大陆进行贸易的窗口之一，而网野善彦先生指出，当时的律宗僧人也和北条御内人互相结托在一起谋取利益（主要是在幕府的承认下，以募集寺院修建的资金的名义在交通要道上设卡向来往商旅征过路费，寺院便向北条御内人“政治献金”以保证这个特权的稳定），这些被寄进到律宗寺院的土地，弄不好最终是肥了北条一族的私囊。

御家人的生活日益穷迫，又得不到恩赏补偿，生活越来越难过，但是摊派下来的军役又是一点不含糊，西国、九州的御家人不仅要负责异国警固和石垒工事的养护这一沉重的负担。到了镰仓末年，因为社会矛盾的激化，各国都发生了激烈的反庄园、反幕府活动，即“恶党”活动。使得御家人又得遵奉幕府的命令，轮番守御各国内的要处，对恶党进行镇压，这样越发加重了御家人的经济负担。作为幕府基础的御家人制度，已经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幕府对于御家人土地的流失，虽然多次颁布废弃御家人债务的所谓“德政令”，但是收不到任何效果。相反这种偏袒御家人的政策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导致恶党活动愈演愈烈。另外，北条一族及御内人集团在完全驱逐了政敌，把握了政权以后，因为失去了得以制衡他们的政治力量，其政治日益腐朽。到了末代得宗北条高时掌权的时代，幕府政治已经演化到政以贿成的地步，然则对于已成水火之势的社会局势又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补救办法，其拙劣的政治反而使内乱愈演愈烈；而御家人已经背离了这个既不给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又无法保护他们合法权益的腐败政府。失去了广大武士支持的幕府，其前途只有走向灭亡。这时，皇统在后嵯峨上皇死后，又分裂出龟山和后深草两条支脉，为了争夺皇位而明争暗斗不休，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一位皇权正统意识极其强烈的君主后醍醐天皇，他为了把皇位继承权抓到手中，并且建立以朝廷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决定消灭镰仓幕府。在他发动的倒幕战争的最高潮——1333年5月新田义贞的大军攻陷镰仓之时，为北条政权殉葬的基本不是北条一族，就是御内人的情况便清晰地说明了得宗专制路线下幕府的孤立境地。

本文能够撰成，清海、黑田多兵卫在资料面给予了很大帮助，并与我交流观点，没有二君鼎力相助，此文无法写成如此篇幅，也不能刊行。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文送给上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