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变貌的城郭——从要塞到政厅
促成了这二十余年来城郭研究的发展的代表性领军人物,乃是村田修三。村田对城池遗迹进行实地探访,制作了记录了其遗构的外郭轮廓图,并基于这些成果,致力研究推断城郭的建筑年代以及地域社会的权力编成的方法。
村田的视线并不只限于战国大名和织丰政权的大规模城郭,对构成了甲贺郡中总的小领主的小型城馆也予以注目。从城馆的形态和配置的角度上,对以村的领主层为起点的战国期地域权力的编成中各种各样的发展中所见的事态予以考察。
藤木久志从村的生命维持功能这一观点上,提出了百姓笼据的小屋、即“村城”论。在“阶级统治的道具”这一关于城郭的“常识”上打开了一个风洞。通过此一说,城郭研究超越了统治和被统治这一框架,朝着显示了新的历史学的可能性的分野进化。
本节将一边在这些富有魅力的研究的引导下,就中、近世转变时代的城郭的具体形象勾勒出粗略的轮廓,尤其要注意近年依然在继续进行发掘的安土城。
文龟二(1502)年七月,离反和泉守护细川氏的该国小守护代佐藤久信,同纪伊守护畠山氏勾结起来发动了叛乱。其军队冲入沿着国境的和泉国日根野庄,布下了“山之阵”。对以此边境小城为据点,严厉逼迫庄民交纳年贡、公事、段钱的叛军。庄民们据守山之小屋即“村城”进行抵抗(《政基公旅引付》)。
在当时,细川氏除界和各郡的守护所外已经无法恒常性地维持城馆,他们依着兵乱情势反复地对军事据点进行建造和改修。此地域的百姓们以用太刀、胁差、弓、枪等武器武装起来的“若众”为中心组织了村的军队,作为领导的番头阶层和侵入村境的势力进行交涉、交战或是进山据守。或则花下重金从领主处买得制札(译者注:即“禁制”,由大名发布的禁止麾下军队对要求对象施暴的保证文件),防止村落成为战场,应对守护修建城池的夫役赋课。
通过多面的政治斗争得以维持的村落“自治”的根本,是将牛马、家财、农具等互相委托管理这一地域社会的危机管理的习俗。这可以看出是各村在检断、军事、水利、祭礼、葬礼等日常生活中结下的共同关系中形成的。(藤木1997B)。以这样的村落为基础,在战国后半期诞生了不同的地域“国家”,城郭的形态也变化了。
以十六世纪中叶为分水岭,战国大名废止了以前的平地上的方形居馆,在山上和山麓建造了拥有御殿、橹、庭园的宽阔的山城。同时,家臣团集居于山麓,商业和工匠也聚集起来形成了町场,在战国期城下町,人口集中有了进展。
象北条氏处所见的那样,在战国大名的守城战中,不仅是家臣团,町人百姓也闭守城中,呈现了“国家”防卫战的景象。其背景是由于雇佣当地住民进行反复不断的城郭和堤防的修筑的制度的创造,大名着实提高了政权的公共性和一体化了的强制力。大名利用战争状态,将公权力掌握在手。
此时,在畿内周围地区诞生了称为总国一揆和郡中总的地域权力。例如根据推测制定于永禄十二(1569)年十一月的伊贺总国一揆定书(山中文书),将被官置于部下的土豪阶层以伊贺一国的规模集结起来,制定完善了一旦有时对足轻和村落武装进行总动员的体制,并可知他们和邻接的甲贺郡中总结有军事同盟关系。在信长入侵的军事紧张下,伊贺总国一揆成长为同战国大名相匹敌的地域“国家”。
在伊贺并,国人们没有建造规模突出的城馆。他们一方面坚固了国境的“虎口”的守御,完善了以鸣钟为信的联络网,一方面在一国四郡内配置了600座以上的小规模城馆。这些城馆协同起来发挥作用,在山岳丘陵地带的游击战上十分有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和战国末年战国大名的本城——边境城这一城郭配置大为不同的发展趋势。但是伊贺象和泉、纪伊那样,一揆的城郭形式被信长和秀吉彻底的否定了。
战国大名的本城大多意识到了来自领民的视线。在代表着地方的名山和宗教圣地建筑的城郭,是国家的象征,同时对于居民来说也是崇拜的对象,是有着亲和力的地区象征。
在信长那里,小牧山和岐阜城便作为浓尾地区的标志而被建造。在安土城的建设中,信长更进一步将之作为“模范城”的视觉效果置于设想之中。该城作为天下人的政厅被置于诸国城郭的顶点。以在侧板上雕刻着飞龙,金、朱、黑配色的天守为首,其威容给见者以深刻的印象。
毛利家臣玉木吉保在天正九年参拜伊势神宫的路途中游览了京都后来到近江,“见物”了安土城。(《身自镜》)伊豫国宇和郡的土居清良也作了同样了的巡礼旅行。(《清良记》)可以认为这在当时是风行的路径。
所谓“见物”,指在安土城下町眺望山顶华丽的城郭。自安土城以来的织丰系城郭,都明确的意识到了从城下町到天守的视野。通过到安土的旅行,在旅途中相继可以亲眼见证关所的废止被拓宽且直线化了的街道,这定然是广泛地对目前尚未服从信长的地域的人们起到了宣传了信长的伟光正的效果。
安土城可以认为以将军御所的传统、尤其是足利义满的政厅北山第为前提,经足利义辉的二条御所而诞生。有观点指出:创始于禅林而被沿用于将军御所,在因地制宜的风习之下最大限度地利用高低差的堂塔亭台楼阁之布置,给予了安土城的外构设计以很强的影响。(宫上1977、内藤1994)
义辉的御所,是具备二重壕和石垣、土居等要害的“武家之御城”(《言继卿记》)。足利义昭的二条城将之扩大,并且设置了以三重“天主”(《元龟二年记》)为首的御殿、庭院、马场。
通过1999年度的发掘,明确了安土城本丸御殿采取了以清凉殿的东西对调的设计,同信长居住的天守相对面的结构。这座行幸御殿廊下所衔接的“南殿”,有着紫宸殿的别称,让人想到义满在北山第内也建造了“紫宸殿”。而且通过2002年的发掘。确认了城正面和内里一样存在着三道门。信长的近臣太田牛一,将安土建城表现为“花洛移来”即迁都也和这一点相关也使人深感兴趣。(《信长公记》天正四年条)
在足利义辉的阶段就已被明示的,将军将城郭作为政厅建设的思想,被直接指挥二条城建造的信长继承。此观念以在二重堀内部拥有天主、御殿、庭院、马场且有堂塔的安土城为象征而开花结果。安土城是被定位为“将军的御馆”(《信长公记》)的政厅,是将天皇对将军御所的行幸的再兴置于考量之下而建造的。
继承了信长的政治路线的秀吉,将聚乐第作为天下人在首都京都的政厅而建造,以天正十六年四月迎接后阳成天皇的行幸,准后昌山(前将军足利义昭)和诸大名且不须多言,秀吉将作为事实上凌驾于天皇的天下人的气势在众目环视之下予以展现。
聚乐第的外郭设计延续了义辉御所以来的传统(横田1993)这一点也可指出,其方形设计加上马出曲轮的构成,给予之后近世城郭的外郭设计以极大影响。聚乐城下町在天正十九年进行了都市改建,沿着秀吉的首都构想,使分散存在的大名官邸集中于聚乐第周围。这一点需要注意。
诸大名修建了拥有御成门和御成书院的官邸,被之后的江户藩邸继承下来的武家殿舍的规范原理在此确立。另外以禁里为中心的公家町为首,武家地、町人地、寺町截然地分割开来,作为总构的御土居围绕这一首都的向心性都市构成,给予德川家康的江户为首的诸大名的城下町规划以规范性的影响。
秀吉宣示的城郭政策,被强制性地导入了地域社会之中。这被他在各自的领国国界划分之后发布的对占领地一国规模的统治政策的“仕置令”(《国置目》)所规定下来。
国分一旦定案,由军监级的丰臣氏直属家臣执行的收取管国内城郭的收工手续便被推行。之后决定保留的城郭会被交给新领主,主要城郭会被改修为织丰系城郭,并储蓄城米和附属的武器。这样,通过同国分相关的一连串手续,全部的城郭就不属城主私有,而成了“天下之城”。
服从国分的大名,和领地、百姓一样,从丰臣政权处被委任以城郭。这也被德川幕藩体制下的城郭政策所继承。例如大名的转封和除封之时,幕府上使会被派遣到当地,在城郭建筑和城米、城属武器且不必说,连家臣团住宅、岗哨、监牢也被仔细清查之后,才会从旧藩主处接收城池。
根据丰臣国分的进展,和建城一样,城郭破除也在全国规模内被强制执行。这个阶段的城郭破除,虽然应评价为基于之后的一国一城令的城郭破除的前提,但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象城郭的选择被交给了大名自行处理,基本上执行的很不彻底。
另一个建城、拆城的热潮,是从庆长到宽永年间(1596——1*)。在这个时期里,地域社会之中藩的政厅,即作为藩首府的本城得以确定。这是幕藩体制下的城郭政策的原型的确定所带来的趋势。
与此相关的,请注意庆长年间的公仪普请(天下普请)和大坂夏之阵后发布的一国一城令及武家诸法度。通过这些途径,德川体制得以正式地渗透进曾经作为丰臣政权的基础的西国地域中去。
公仪普请大多地被从德川家康的对丰臣秀赖政策的角度,即与大坂包围圈的关系来议论。以往这个范围被理解为限定于畿内周围地方。在这里请参考将大坂包围圈相关的筑城资料集中起来的表1。
其中,属外样大名,也是家康的亲信的池田辉政和藤堂高虎的作用很重要。他们主导了公仪普请,并且在其自领的筑城也对大坂包围圈有着明确的认识。同公仪普请并行的德川派大名的筑城,使家康同名古屋以西的东海道、大和街道、山阴道等干线沿途的诸国与濑户内海的掌握直接连接,对西国的丰臣恩顾大名构筑广域的监视体制成为可能。
在大规模筑城被继续推进的这一时期,大量的各类工匠集团成为了必须之物。德川氏任用从法隆寺大工中起用的中井家为“御大工头”,成功地动员了作为国役而征发的畿内先进地域的工匠集团。取代丰臣氏,获得了卓越于他者的技术力。
多数大名由于被动员从事于一连串的公仪普请,城郭的设计,从石垣的积法,建筑物的配置、工艺、装饰,到装点室内的壁画、调度品,都朝着一定方向收敛。
作为其代表例,便是藤堂高虎在伊豫今治城创始的层塔型天守的全国性普及。通过这一取代了自安土城以来具有居住机能的望楼型天守的新型天守,天守一边维持着作为象征物的性质成为了城中最大的橹。以往的天守,乃是在主殿上承载望楼的复合建筑。高虎通过先修建方形的天守台,而且还采用承重柱和被规格化的部材,在全部组装完毕后再装修各层的方法,使天守坚固耐久程度提高、工程缩短及成本的削减成为可能。
庆长二十(1615)年发布的一国一城令的布达范围,主要是西国的国持大名,原则上是一大名一居城的制度(白峰1998)。通过这条法令,在战略据点配置的要塞及其支城群最终地被否定,只有成为永久性藩府的本城被允许保留,并被保存到幕末(松冈2002)。在此时期新造的城郭中,大名执政的御殿取代了天守成为城郭的中心设施。
在藩府城下町,形成了支城主级重臣以下的家臣团聚居的武家地。并且被从支城城下町和散在藩领内的中世以来的市场强制移居,同农业分离开来的商人手工业者并排营业的町人地也出现了。这样一来,拥有藩领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功能的近世城下町就完成了。
就像过去足利将军御所的方形馆设计和京都街区的方格设计成为了诸大名的城馆和其城下町的规范那样。经过半世纪的范围内被强制的列岛规模的筑城和城割,以天下人的政厅和城下町为规范的藩府与其城下町在地域社会中成立了。
元和元年(1615)发布的武家诸法度(第六条),乃是以全大名为对象,就以往只能进行个别干涉的居城修筑问题,规定禁止建造新城和修筑居城需向将军申请的法令。通过宽永十二(1635)年的武家诸法度的改订,将军掌握了新城修筑、装修的许可权,确定了涵括了筑城权的城郭统制的体制(藤井2002)。这一点正是以正保城绘图在全国范围内调进为前提的。
经过以上的过程,上至巨大的江户城下至各小藩的阵屋,全国性的成果格式和序列体系就成立了。作为对幕府城郭政策的对应,各藩掌握了“古城”,其中虽有作为藩祖关系的圣地而加以管理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紧急状态下作为可能重以利用的要塞而管理的模式。以下便提示其典型例。
在尾张藩的情况下,作为针对别国侵攻时的防卫策,藩厅将小牧山、清洲、末森、小幡等中世以来的“古城”制作了城绘图并管理起来。另外“古城”这一称呼,也被指出是顾忌到了了一国一城令。
藩对古城进行了养护,在事实上作为城郭而发挥作用——如伊势田丸古城、越中鱼津古城等——。这样的模式贯穿整个近世在全国都有存在,除“古城”之外,还有“土居”(土佐藩)、“所”(仙台藩)等各种称呼。
但是,“古城”也有被百姓一揆占据的可能性。例如天草岛原一揆时被起事天主教徒所夺取的“古城”原城,据说不仅有石垣,连部分建筑都存在。大概是认识到“古城”具备的危险性的对策罢,在宽永十年被派遣的诸国巡检使的巡回目标就是调查古城。(福田1995)
近世城郭也有和邻接的“古城”一体化地被设计立案,发挥了军事作用的例子存在——如备中松山城、但马出石城、但马丰冈阵屋、丰后久留岛阵屋等——。另外近世城郭和在其周围存在的留山(とめゃま)的关系也是重要的。藩将要害性质很高的城迹指定为留山,进行隔离管理的例子很多——如岐阜城迹、北条小田原城迹等。
最后,笔者想要提及一下近年来议论大行的近世城郭的成立过程。例如代表性的论者千田嘉博继承了村田的绳张论,将虎口(译者注:指城郭出入要口)形态的发展进行编年化,在东国的战国期城郭中寻求织丰系城郭的萌芽,并以安土城作为分水岭,将具备着最高度的防御和政治机能的江户城推定为近世城郭的集大成之作(千田2000)。
近世城郭在江户城上被集其大成这一观点大体是妥当的罢。但是天下人的城郭一方面具备着出色的防御机能,也是从建造当初就在政权的永久延续性上有着明确的认识的政厅这一点这非常重要。在作为临时性很高的要塞的战国城郭的延长线上,是不应将继承了将军御所的传统的天下人的城郭定位于其中的。
政厅以御殿为其中心构成。在这个意义上,以御殿为中心设施的聚乐第和将御殿以书院造的形式定型化了的江户城应予以注意。这些在认识到了行幸和会见的需要而建成的壮丽的御殿在事实上采取了将以天下人为顶点的近世身份秩序视觉化的表现出来的空间构成。这也规定了各大名的城郭和藩邸的形式。
四、结语——作为记忆的战争和城郭
通过屡次向着大规模战争的从军和向城下町的集居,近世初期的武士加强了发现归属主家奉仕主君之意义的“御家”意识。这在由于主家的没落而不得已归村归农的浪人乡士阶层里也被维持下来。
留在地方上的这些人集结于“侍中”、“同名中”等组织,负责管理城迹、经营宫座(注:村落中负责祭祀活动管理的行政组织),并主张着旧传统,意图维持着旧有的特权(吉田2000、藤田2000)。在这样的趋势中,他们不仅维持着和主家的关系,还积极的参与和主家相关的军记物的编纂。
巧妙叙述了当地领主及其战争的军记物的流布,说明了对于地域住民来说战国的动乱作为难以遗忘的记忆被认识。他们通过由古城和古战场编织起来的先人的活跃事迹,强烈地意识到了同藩领政治上设定的领域不同,作为伴随着历史一体感的的独自的空间的乡土。
通过明治六(1873)年发布的废城令,诸国的城郭、阵屋最终地停止了其机能,其大多或被拍卖,或被拆除。就连在此之前,也有象肥后熊本城那样因为维持费用庞大而情愿拆除的申请。奇妙的是在明治十年的西南战争,该城成为了战场。这也是国内最后的攻城战。
不过,城郭保存运动也时有发生。例如信浓松本城和下总古河城,虽因废城令而象要遭到拆除时,由居民发起了保存运动。这是和以过去的“御家”意识和乡土意识为基础,称为“故乡”的一般概念被创造一点有着关系(成田1998)。在这里,城郭被赋予了作为“故乡”标志的意义,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获得了新的存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