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落日的海上世家
作者：Linz
这篇文章主要是写郑芝龙的，对，就是郑成功他老爸啦。其实当初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有次和荒木、钱巨万他们侃大山，说到几乎与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同一年代的中国海盗史，欧洲的那几条小破船怎么能和俺们动辄“连船数百，纠合万余”的巨寇们比。俺自然提起了料罗湾海战，荒木老儿闻之悠然，当即就要求俺写来，我磨蹭来磨蹭去，左右也写了二个来月（实质上应该说还是很快了，我几乎每天都写上一小段，千把字的，感觉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多，写上十来万字都交代不完）
当然，按惯例一开始俺总要承前启后、承上启下地发挥发挥，交代一下时事背景问题，这个背景会交代多少字，俺自己心里也没底（汗），所以说，各位看官就忍忍先吧。
郑芝龙的家乡在福建泉州，泉州一地外临大海，兼之又多良港，自宋以来一直是南方极重要的通商口岸，承担大部分对东南亚的贸易。由于明朝的对外政策问题，一直将通商贸易作为要挟外国的手段（就象现在老美动不动以不给你最惠国待遇要挟一样的）。而东南亚国家又离不开中国所出产的奢侈品，不得不屈服于明朝的朝贡贸易。当然，这种或五年或十年一次，限制规模人数，下赠货品种类多少均由礼部拟订的贸易方式，是绝对不可能满足东南亚诸国的需要。因此，民间贸易很快就蓬勃兴旺起来了。民间贸易作为一种补充方式，对促进经济自然是好的。但却不符合明朝的外交利益，民间贸易满足了东南亚诸国对明朝的物质需要，明朝就很难继续以这种手段来胁迫他们向天朝称臣。因此明朝政府长期严格执行着限制民间海上贸易的海禁政策，除了少数外国商人可以执有明官府颁发的勘合令来明朝政府指定的港口进行勘合贸易外，中国民间商人的任何形式规模的出海贸易都是非法的（甚至有时候连国内范围的海运也被禁止）。但是，在经济的发展造成的物质生产力过剩和海外贸易厚利的双重压力（生产力过剩使得国内奢侈品利润大减，而有限制的对外贸易使得对外贸易利润飚升），沿海商人往往不惜冲破海禁，冒险走私，甚至不惜以武装船队与官府水师对抗。所以不少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都与海盗有联系或者本身就是海盗（倭寇之乱之所以威胁到整个东南沿海地区，这些走私商人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明朝在隆庆年间开放民间海禁后，对海上的贸易仍然有很多限制，而且海关是时开时闭，各方面监督更加严格。这时倭寇是勾结不了了，但明朝后期吏治腐败，海商们往往勾结官府，甚至官府中人直接派遣亲信走私牟利。
而这时，在地球的另一边…………
公元1498年，正是明朝孝宗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的航船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发现了通往东方的新的航路。尽管当时还没有资本主义这一说，但不可否认经济学上管这一段时期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自然，对他们来说叫积累，对积累的对象而言，则是赤裸裸的掠夺。这些掠夺者们，现在终于把手伸到了古老的东方。
最早来到东方的殖民者是葡萄牙人。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了满刺加(马六甲)，逐走了满刺加国王，占据了这块土地。满刺加地处马六甲海峡，其地理位置之重要不言而喻（不知道的人自己去买张世界地图一看便知）。昔日郑和下西洋时，明朝曾在这里设立过一个军事基地，其主要任务是作为舰队中途侯风转航的停留地。当时此地被称为“外府”，“外府”四处设立有摆栅墙垣，墙垣有四门都有更鼓哨楼箭塔，以做御敌之用。内部还设有重城，建造有完备的仓库设施。明朝的船队自印度洋回航时，到这里集中，把从各国贸易所得到各种钱粮货物集中整理，装整封仓，等到五月中风向顺利的时候，船只再结队返回中国。（这些资料见《东西夷考》）当年明朝曾在东南亚设立过十数处类似的海外军事基地，郑和回航后，部分基地还都予以保留，留驻士兵防卫。满刺加的这个基地，似乎也是保留的基地之一，现在那里的华人多有自称是当年郑和的旧部遗民。葡萄牙人强占满刺加时，满刺加还与中国明朝保持着通贡、通使的关系。葡萄牙人的入侵，使中国官府与当地的联系就此断绝。
控制航路的目的，自然不可能是仅仅为了这个航路，葡萄牙人很快就以满刺加为基地打算前往中国。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满刺加新任总督佐治(Jorgt
de AIbuquergue)派遣Jorge AIvares来到广州的屯门
岛，并在此建立石碑，作为所谓的“发现”纪念。第二年，正德十年(1515年)，供职于葡萄牙舰队的意大利人裴来斯特罗(Rafel
Perestello)，乘满刺加的商船再次来到中国，并于第二年八九月间返回满刺加。葡萄牙人正式进入广州，是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这一年，葡萄牙派皮来资(Thoma's
Priez，或Thome's Perez)充任大使与安特拉德(Fernao Peres d'Andrade)率舰队从满刺加来到中国广东东芜县屯门岛，要求进入广州，遭到当地政府的拒绝；葡萄牙舰队强行驶入内河，开向广州。沿途上，他们发放火铳、火炮，声
音如雷，震动城廓，极为蛮横嚣张。来到广州后，他们要求到北京见明朝皇帝。广东守臣认为“佛朗机”(俺记得以前联盟讨论过佛朗机的由来的吧，反正到底是葡萄牙杜撰来冒充东南亚国家的，还是Franks的译音，在这里关系不大，就当作明朝人对葡萄人的称呼好了)的名称从来没听说过，在《大明会典》中规定可以朝贡的各国名单中没有记载，因而不予放行，并且将他们扣留，同时将情况飞奏朝廷。朝廷政府下令付给他们进献物品的价值，让他们返回。但是葡萄牙人却久留不去。后来，他们买通了一个宦官，才被准予进京。这期间，留在广东的葡萄牙人则占据了屯门岛，抢掠财物，并且筑室立寨，打算长久住下去。
明武宗死后，世宗即位，由于葡萄牙人在北京表现不恭，同时葡萄牙人侵占满刺加的消息终于上达了天听了，于是明政府便决定断绝和葡萄牙人的关系。世宗便下令将其通事(也就是类似吉川翻译官一类的角色)处死，将“佛郎机”列为不臣之国，宣布终止和他们的来往，并将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驱逐出境。
葡萄牙人在东南亚一带早已经嚣张惯了，怎么可能乖乖地被明政府驱逐，立刻以武力控制住了屯门岛，甚至派人登陆前往广东新会县骚扰，结果被当地明军击败。葡将别都卢(Pedro
Hamen）及其部属葡兵42人被俘，葡兵被当场格杀者35人。明军还夺回被葡军掠去的男女10人，缴获夹板战船2艘。葡萄牙人觉得明军势大，不可力敌，于是只能灰溜溜地走人了事。
葡萄牙人在广东被驱逐后，便转而到浙江、福建沿海地区活动。当时已经是嘉靖年间了，大家都知道，那时正是倭寇最猖獗的时候，葡萄牙人这些外国海盗自然和那些以中国人为首的东洋海盗们一拍即合。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前后，他们与倭寇首领首领李光头、许栋等人互相勾结，甚至将舰队开进了倭寇据点宁波双屿，进而合作展开走私贸易，甚至公然与倭寇一同进行抢掠。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四月，明政府派都指挥卢膛率军攻克倭寇巢穴双屿港，斩倭寇巨魁李光头，六月在沙头屿与倭寇进行海战，斩寇首许栋等八十余人，倭寇落水死者近千人。朱纨命人堵塞双屿港，彻底捣毁了这一巢穴。葡萄牙人是否有份参与这场战斗，没有见诸于史料，俺们也不得而知。经历这次大败后，葡萄牙人还是不死心，勾结倭寇又转而来到福建泉州的梧屿(今金门)，再次被明朝军队打败。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谎称遭通风暴，请求借香山澳(澳门)之地晾晒货物，在贿赂了地方官员，得到允许后，他们借此上岸定居。此后私自屡次扩充地盘，建筑城池炮台，设置官员，强行占据了香山澳一带。
呵呵，俺好象本来打算写老郑家的事，怎么还没开篇哪，就扯这么远了…………汗
继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人也来到了东方。其实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荷兰就将一些贸易公司组成联合东印度公司，由政府授予它航运和贸易的垄断权，同时他们拥有大量武装力量，有权宣战、讲和，在海外侵占土地、设置武装基地，点明了，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荷兰的海外军团。东印度公司，凭借它雄厚的资金和庞大的武装航队，一时横行于海上。
中国人当时将荷兰称为“和兰”或“红毛番”、
“红毛夷”，简称“红毛”或“红夷”。明朝人说他们“深目长鼻、毛发皆赤、其须通赤”，才给予了这样的称呼。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人驾驶大型舰只六艘，其中主力舰一艘，巡洋舰一艘，夹板船三艘，还有一艘书上没写（1+1+3=6…………大汗），携带巨炮，直指南洋之吕宋(今马尼拉)，遭到拒绝。荷兰人转而北上，来到中国广东香山澳，请求通贡贸易，声言决不敢为寇。但当地政府难于处理，当时在广东担任税使的李凤只是将船队首领召入城中，逗留了一个月，并没有将其要求贡市的事报告给朝廷，便令其离境了。
与中国通商的超额利润，使得荷兰不愿意就此放弃，为此，荷兰商队首领韦麻郎(Wybrand
Van Warwick)变开始和一些中国商人接触，试图寻求开展对华贸易的有效办法。这事，久驻大泥(在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之北大年一带)的海澄人李锦向韦麻郎建议说道：“要想到中国去做生意，发财致富，再没有比到漳州去更好了。”漳州海外有澎湖屿，可以据之做为据点。韦麻郎问道：“如果当地官员不允许怎么办?”李锦说：“宦官高莱在福建担任税使，爱钱如命，你只要把他买通了，他专为你上奏一疏，没有得不到批准的；地方官员还敢违抗皇帝的诏书吗？”韦麻郎甚以为妙，遂依计而行，于万历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月(1604年8月7日)在澎湖西岸的港湾停泊，并派人上岸与高莱接触。
但是，事情并不像李锦设想的那样顺利，为荷兰舰队送信的中国商人潘秀一上岸便被中国明朝守将陶拱圣关入了监狱（明朝海禁时，出海既是大罪，要是早几年扣上个结倭的罪名就可以斩立决了），另一个中国商人郭震再也不敢登岸。李锦得知情况，不敢明言计划失败，只是说明政府主意未定。这时，参将施德政奉当局之命，派都司金书沈有容前往晓喻荷兰人。他说：“中国断不容远洋人如此靠近驻扎，有诳你们在此逗留的，就是愚弄你们。”他听说宦官高莱的信使正在荷兰人处，就说：“堂堂中国，难道缺少几万万金钱吗?你们被鼠辈诳骗，后悔都来不及！”韦麻郎身边的入拔出刀刃威胁说；“中国兵船到此，想似要与我等相杀，就与相杀，如何?”沈有容厉声说：“中国甚惯杀贼，只是你们既然说要通商，所以以礼相待，汝等为甚要说相杀?想必原就怀着作乱之心，汝等难道未见天朝之兵威吗?”沈有容的强硬态度，使得荷兰人无言以对。由于当地政府态度极其坚决，韦麻郎感到即使拜托高莱也不一定可靠，便向他要回所赠送的金钱（外国蛮子就是小气，送出去礼都有本事要回来），只将玻璃器和番刀、番酒赠给高莱，请求他代奏皇帝请求通市，但这时高菜也不愿也不敢答应了。
福建巡抚徐学聚等下令严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诛，打算以此断绝荷兰人的给养。他上疏朝廷，指陈“八诬五思”，请朝廷不要轻纵，以造成福建的海祸。兵部回复徐学聚等的奏疏，指示“红番闯入内洋，宜设法驱回，以清海檄”，对于勾引荷兰人的奸民潘秀等“均应究处”。明神宗也下谕说：“红毛番无因忽来，狡伪叵测，着严行拒回吕宋也。着严加晓谕，毋听奸徒煽惑，扰害商民，潘秀等依律究处。”结果，韦麻郎见到所求无望便于这年十月二十五日撤离澎湖，潘秀、李锦等人被捕，或处以死罪或充军。
韦麻郎再次受挫后，还是不甘心就这样走了，又率舰队转道来到广东，靠近香山澳一带。当时香山澳为葡萄牙人占据，广东一带是葡萄牙人的根据地之所在，所以，荷兰人的到达，不仅受到中国人的抵制，也遇到了葡萄牙人的反对。当时，葡萄牙人派人前往广州知府，表示愿意协助中国军队与荷兰人交战，葡萄牙人夸口说：“彼火器即便精工，万无加于我曹，愿首挫其锋。”葡荷双方便在海上发生了激战，互相用火枪火炮攻击。开始时，葡萄牙人大败，明朝人的笔记记载他们“丧失万计”（整个葡萄牙远东舰队怕还没这个数……汗）。接着，荷兰人被引诱上岸。葡萄牙人乘机焚毁了荷兰人的船只，荷兰人无计可施，只好认输。此后，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矛盾更加激化，遂在东南亚一带大打出手。在摩鹿加岛（Molucca）连年交战，香山澳也时时成为他们的战场。
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人雷约兹率领一支舰队欲攻取澳门，为葡萄牙人所败。雷约兹见取不下澳门，便率领舰队从澳门北上，于六月初三到达澎湖，在未与明当局做任何联系的情况下，便强行占领了澎湖岛，在该岛的西南端建筑了堡垒，做为海军根据地。这时荷兰人的部队大约有各类舰只12艘、士兵水手1000到1200人。占领澎湖岛后，他们才向明朝福建当局提出互市要求。出于战略目的的考量，他们急切地试图切断葡萄牙人自澳门、马六甲及西班牙人自马尼拉与中国人所进行的贸易。很有趣的是，他们竟然不自量力地提出：非经荷兰人允许，中国舰船不能随意到各地贸易。这个要求当地政府自然丝毫不会予以考虑，反而要求他们立刻退出澎湖岛。于是，雷约兹便决定向中国开战，以迫使中国当局改变主意。同时，他们不断对福建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在中国沿岸进行抢劫，烧毁中国船只和村庄。遗憾的事，明朝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不受到外族势力压迫的一个政府，面对关外的异民族，即使打到亡国也不愿意议和，漫说只是几个南蛮人的恐怖活动而已。
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南居益受命担任福建巡抚，他力主剪灭荷兰人的入侵部队。当年十一月，明军焚毁荷军主力舰一艘，生擒敌将高文律等52人，斩首8人，坠海而死者不计其数（死者不计其数的意思就是死人最多二十到三十个的意思）。天启四年正月，明军由吉贝突入镇海港，一边进攻，一边筑工事，一日一夜便垒起一座石城做为军营（肯定比秀吉的一夜城象样多了）然后再由城中频频出击，明军多有斩获，荷兰军被迫退守风柜一城。当月，南居益又发出第二批策应舟师，委派加衔都司顾思忠等统领到澎湖、镇海会齐。五月，副将俞咨皋，游击刘应龙，海道孙国帧相继赶到前线。他们先以火攻船攻击敌舰，断其退路，再攻围攻敌城，四面埋伏火炮，各处密布火舟，断绝敌人供给。在明军强大的攻势下，荷兰人于七月十一日举白旗投降。他们从西北开始拆除自己修造的城堡，将门楼全部拆毁，退出了澎湖。
天启二年荷军到达澎湖时，曾欲在澎湖附近寻找一驻扎之所，于是他们向东来到台湾岛南端。由于他们寻到的港口不便大船出入，因而居住颇感困难。及至天启四年，荷军在澎湖被驱逐后，他们便移居到台湾了。当时明军在台湾没有任何防守力量，事实上，明朝末年军事日驰，水师巡防自然不怎么得力。澎湖是明军海防重地，但被荷兰人侵占时，明军毫不知情，若非荷兰人自己去通知明朝当局，只怕过个十年八年也不见得会有人知道。台湾的情况更严重，致使荷兰军极其轻易地乘虚而入。从此荷兰人在台湾筑城设防，作久居之计。
也就在这个时候，俺们这个故事的主角，也差不多开始登场了。
此人姓，名郑芝龙，小名一官，字飞黄（或飞虹），福建泉州南南县石井乡人，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三月十日生人。荷兰人在澎湖时，郑芝龙正在澳门一带跟着他舅父黄程做生意，并和当地葡萄牙有了交往（郑芝龙也帮葡萄牙人做过事，因此他学会了葡萄牙语和拉丁语，还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教名是尼古拉·嘉斯巴特(Niclas Gaspard)。尽管当时郑芝龙还年不满二十，但在当地圈子内也算颇有声望。尤其是受到当时的大商人李旦（大商人兼巨寇）的赏识。李旦这个人，和郑芝龙是同乡，也是福建泉州人。李旦早年在马尼拉经商，后来长期居于日本平户。他长期从事海上贸易，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日本人(如英国派到日本平户开设商馆的司令官约翰·赛利斯(John Saris)、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平户商馆馆长里查得·考克斯(Richard Cocks)、平户藩主松浦隆信、长崎奉行长谷川权六、萨摩领主岛津氏、荷兰台湾第一任总督宋克)都有过不少交往。他有较高威望，是当地的华人首领。在荷、英文献中称李旦为安得烈·迪特斯(Andrea Ditis)或称中国的甲必丹(China Captian)，意为中国人的首领。李旦有大量资产，并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从事海上贸易。李旦与侵占中国澎湖的荷兰司令官雷约兹也有交往。雷约兹称李旦是台湾最有势力的商人。荷兰驻平户商馆给雷约兹的信中说李旦在长崎拥有大量财产，有漂亮的住宅和美丽的妻子、儿女。雷约兹托李旦代购中国生丝，由于李旦与中国福建地方的一些官员有勾结，所以雷约兹也希望在与中国政府的交涉中能得到他的帮助。但据《明史·卷二六四·南居益传》的记载，说红毛夷倚海寇李旦为助，居益使人招旦，敌酋高文津惧。郑芝龙因为精通数种语言，曾经为李旦做过不少事，极得李旦的信任。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五月，郑芝龙的舅父黄程让郑芝龙帮忙押货物去日本。正巧郑芝龙刚到日本不久，李旦就病死了，李旦死前将一些船只送给了郑芝龙，郑芝龙就此拥有了立身发达的资本。（顺便提一下，温饱死淫欲，郑芝龙有了二糟钱没处儿花，就在日本勾搭上了一女子，讨来做了老婆，也就是郑成功他妈）
花开两朵，俺们各表一枝。（观众：你先前有打埋伏了吗？神一样睿智的作者：有吗？没有吗？哼哼哼哼，俺是作者俺是神俺是上帝，你说了算还是俺说了算！）
话说，其时在日本平户有一位福建漳州府海澄人，姓颜名，思齐，字振泉，时年36岁，身体雄健，武艺精熟。在家乡时，因为受到官宦之家的欺凌，挥拳打死了他们的仆人，被迫逃到日本，以裁缝为生。颜思齐在日本居住了不少年头，也颇有了一点积蓄，他生性豪侠，仗义疏财，远近都知道他的姓名，而颜思齐毕竟不甘心平淡一生，客死他乡。
那颜思齐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名叫杨天生，字人英，时年30岁，乃是那泉州府晋江人。杨天生在中国到日本的商船上做大赤般财副，也就是大赤般船上的财务货物管理员。杨天生精通算法，擅于言词，足智多谋而又善使大刀。颜思齐与杨天生一日共同饮酒时，酒喝到微醉，颜思齐叹道：“人生如朝露耳，若不能扬眉吐气，虚度岁月，羞做肮脏丈夫!”杨天生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志者亦若是。长兄有此雄盼，何愁久困！以余度之，此地可图。”颜思齐又说：“吾亦有心久矣，其奈力微何!”杨天生道：“先以得人为要，弟当凭三寸不烂舌，鼓动各船之杰者，尊我兄为盟主，结拜然后徐徐说之，则事可成矣。”颜思齐说：“此非吾弟不可，事成，富贵与共。”当时，从中国来日本的船十分多，正是颜思齐等纠集徒众的好时机。他们先后联络了长于藤牌的莆田人洪升，能举500斤石遍行教场一周而不改色的惠安人张弘、善使标枪火炮、浑号深山猴的同安人林福，互相攀举，一呼群应，而少年得意的郑芝龙也在其中。
六月十五日，颜思齐等28人，张灯结彩，摆上香花牲供，祭天告地，结为兄弟。按照年龄排列，自然颜思齐为第一，郑芝龙则为尾弟。众人焚化纸钱，相誓说：“虽生不同日，死必同时。”共拜颜思齐为盟主。随之大开筵席，畅饮而散。
自此之后，各位弟兄自然亲密契爱，胜于同胞。但是，除颜思齐和杨天生之外，其他人并不知道他们结盟的真实意图。这就要靠杨天生去路唇鼓舌四处游说了。他说：“日本地方广阔，上通辽阳、北直(河北省地区)，下达闽、粤、交趾，真是鱼米之乡，若得占踞，足以自霸，然后可徐图中原”（个人认为这句话急具笑果^o^）他说得一干人等人动了心，反倒向颜思齐纷纷来建议：“天生所言诚是，大哥不可失此机会。”颜思齐却假惶惶地说：“公等如儿戏然。夺人之国，岂尔我数人而可?”众人说：“未知大哥如何十大哥意若决，则吾会中诸人，立呼可就，毋烦周折。其余当徐徐诱之，则大事成矣。”颜思齐见第一步策划成功，不免心中暗喜，他嘱咐说：“事当秘密，观人而言。倘一造次，性命恐难保！”
于是诸人开始分头活动。他们查看日人守备情况，设想了行动的方案。他们感到富贵就在眼前，洪升、张弘等催促额思齐从速举事。但颜思齐仍不放心。在杨天生的策划下，于七月十二日，由杨天生设席，将其余27人全部请来，依次坐下，饮酒之际，杨天生再次从中引导，众人祷告天地‘“座中诸人，苟有异心者，天其惩之！”并将颜思齐扶向上座，大家跪在颜思齐周围说：“今日之事，大哥主之，富贵与共，生死勿替，若有违约束者，鸣鼓共诛。”杨天生说：“我们所言，实从心出。今日化家为国在此举，取祸杀身亦在此举。”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名单，众人各在名下签押，交给颜思齐，表示愿听约束。颜思齐见火候到了，便说：“齐实不才，因一日之长，既蒙推之，凡事当听吾言，共成富贵。”众人都说：“毋再反悔，即赴汤火，亦不敢辞!”
顺便提一下的，这个聚会二天之后，也就是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1624年8月27日)，郑芝龙的长子福松丸诞生。这时年方弱冠的郑芝龙固然没有想到自己十多年后会成为割据一方的东海王，但后世的历史学家往往将郑芝龙介绍为福松丸之父却也是他更难以料及的吧。
这个话头按下不表，却说颜思齐等决定八月十五日举事，却不料在八月十三日便走漏了消息。日本王兵已经四出捉拿唐人。颜思齐通知众兄弟快速下船。时间正是十四日，秋潮已涨，各种大船、舢板，日本花叶小船都在海湾岸边停舶，颜思齐等人先用小船摇到大船上，起碇的起碇，扬帆的扬帆，急忙驶出港口，岸
上大炮已经向船上开炮了。跟随颜思齐出逃的只有一十三只船，他们在近海稍事整顿后，便于十五日天明开炮放洋，向台湾驶去。
颜思齐一行经过八昼夜的航行到达了台湾。他们在北港上岸，随即安营扎寨，抚恤土番，将部屑安排在各地，耕猎以食。这群本欲夺取日本为王的人们，如今只得落地成了草寇，他们常整船出掠，因恰在航海要道，所以收获颇丰，颜思齐的名字很快传遍了闽浙海邦。这时，郑芝龙的父亲郑士表已死，郑家得知芝龙也在台湾，二弟芝虎、四弟芝豹，从兄芝莞都搭附渔船来投芝龙。颜思齐广招流民，队伍很快就扩大到将近3000人的规模，成为一支颇有些声势的海盗商人势力。
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颜思齐因在猪罗山(今嘉义市）打猎回来，欢饮过度，随感风寒，一病不起。颜思齐死后，群龙无首，需要在众人中再行推举个首领。颜思齐死时尚在壮年，又兼死得突然，压根没想要安排什么后事，部众中又没有什么声望能力上能完全服众的人，谁出来做首领大家都不怎么服气。郑芝龙自诩在众人之中才能突出，且善于经营。到台湾后他曾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做过译员，但不久就不辞而别，专做海盗生意。由于他精通数种语言，而且又擅长和外国人打交道，财富迅速积累，再加上郑氏兄弟的相助，很快在颜氏集团中显露了头角，已经成为颜氏手下十位寨主之一，且富甲10寨。对充当首领，郑芝龙感到有些当仁不让的意思，但他毕竟只是尾弟，无论如何难以服众。于是郑芝龙提出，只有借天意推举首领才是最为公平之举，大伙一想也是，于是在那大堂之中摆开了香案，众人各拈香一炷，跪告完毕，依序向上天拜祝，请求明示。到底这借天意是如何借的，俺们也不太清楚，有的记载说是将两碗掷下，碗落地不碎者为胜，有的记载说是拜剑，剑跃起者胜。总之，结果是“上天”示意郑芝龙应该充任首领。
郑芝龙本来就颇有些本事，大家也甚服气他，现在看见有天意为其做主，自然也没啥子二话。在“上天”授意下，郑芝龙充任了新的首领。他说：“今日蒙举为首，应有一番整顿，上下分明，赏罚至公，虽亲疏无异。”于是他下令更换军中旗帜，并设中军帅旗，以便众人咸知所尊。同时，郑芝龙还开始整备粮饷，修整器械船只，设立参谋、监军。将原有的十寨改编，改设十八芝，由郑家五兄弟各统一芝，其余13名均以芝字排名，共18芝，于十八日当天拈就名数，各拜天地，并祭献海岛以及旧主颜思齐，然后芝龙登上主位，说：“芝龙菲材，既承诸位推举，惟天在上，可表照心。外则君臣之分，不敢借私思以害公，内则兄弟之情，亦不敢假公威以背义，倘有不及，仰赖诸公指示，若在行间，全仗诸公协力，山河带领，富贵与共。” （以上资料取材于《台湾外志》 ，这玩意和严肃史料沾不上什么边，当故事看看吧）
就此，郑芝龙得以大显身手，并凭借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进而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从上面的资料对照后可以看出，荷兰殖民者与颜思齐集团几乎同时来到台湾，不过颜氏占据了猪罗山一带（今嘉义县)，荷兰人侵占了安平。他们之间基于互利原则，很快就建立了贸易关系。关于郑芝龙为荷兰人做翻译以及后来不辞而别去做海盗的事，荷兰文献中有清楚的记载，荷兰代理台湾总督韦特(Gtrard
Frederikyoonde With)归任巴伐利亚后，于1627年12月18日给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的报告中说：“一年多以前，做过公司的译员，现在是中国海盗首领的郑一官，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俏俏离开了我们去做海盗。他集聚了大量的船只和人员，威胁整个中国海岸，劫掠破坏许多城市和乡村，使沿岸的航行陷于瘫痪。”1628年1月6日，荷兰东印度总督给总公司的报告中说：“1627年6月，中国人无敢以我们的船只由台湾航行漳河口及其他口岸者，在漳河海岸有一支力量强大的海盗，控制了中国海岸，不但烧毁沿海的船舶，更掠夺陆上城乡。这支有四百只船，七万人规模的海盗集团首领名一官，他曾在台湾公司当过译员，后来当了海盗，一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中国官府对他束手无策。他长期和我们有良好的友谊，我们对他有莫大的信任。”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海峡一带配有相当规模的舰队（悲哀的是，这支舰队主要防备葡萄牙人的，而不是明朝水师），郑芝龙骚扰沿海不得到荷兰人的默契是不可能的。（郑芝龙确实是个人物，但完全不说明他大节无亏，里通外国这种事，他做起来实在是拿手的紧）
郑芝龙的势力发展速度很快。明朝兵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郑芝龙已经有“三万人矣”。同时，由于他们控制了海上贸易，财力雄厚，“其船器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
从郑芝龙对颜氏集团的整顿来看，他不同于一般的海盗，而有着更大的野心。他的强有力的组织和作战能力以及他施行的策略，都是他的势力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郑芝龙率部进攻漳浦县。郑芝龙连舯浮海，自龙井登岸，袭击漳浦镇，杀死守将，进泊金门、厦门，公然竖旗募兵。当时，福建地区正逢饥荒，大批饥民和失业游民投入郑芝龙的军中，十天之内，投奔众至数千人。对于富民，郑芝龙则强迫他们出资助饷，称做报水。与一般匪盗不同，芝龙约束所部，不得扰害平民，不许掳掠妇女，焚毁房屋。由于郑芝龙的舰队控制了海路，官府派来的海上运粮船非但不能进入福建，反而都落入的郑芝龙的手里。（福建由于陆路都是山区，大规模运输全部靠海运）反而更加重了福建地区粮食供应的紧张，粮价一日三涨，郑芝龙却在此时放粮以笼络人心，同时还没收当地囤粮的奸商，当地民众投入郑芝龙麾下的求食者越来越多。
明政府对于郑芝龙所为较之其他海盗更为忧虑，他们说：“今龙之为贼，又与杨禄异。假仁、假义，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这样的做法，对明政权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将会加速它的衰败。而当时福建沿海，自倭寇平定后，几十年间没发生过大的战争（即使倭寇时，也是由浙江出兵协助平定的）。因此将士均不知兵，各级官员，不凭武功，但凭萌袭，宽衣大袖，坐享俸禄。士兵的操练不过点卯敷衍，没有战斗能力。所以明军对郑芝龙在沿海的行动一筹莫展。
同年四月，郑芝龙进犯海澄县，在此之前，明军都督俞咨阜请求巡抚朱钦相，招抚海寇杨禄、杨策，杨禄、杨策都投降了官军。据说郑芝龙也想投降，托杨禄、杨策向咨皋转达消息，杨禄要挟郑芝龙，提出若不给予好处就不给他通报。郑芝龙大为愤怒，派遣部将曾五老近泊海澄，接着大掠芦坑、溪尾、九都各地，海澄村落无一幸免。
这年秋天，明政府决定招抚郑芝龙。他们找到了曾在泉州任知府的蔡善继。郑芝龙的父亲郑士表曾在泉州府当过库吏，蔡家与郑家颇有旧恩。这时蔡善继正闲住在家，被起用为泉州巡海道，令其写信招降郑芝龙，蔡善继则选中了黄昌奇为信使。黄昌奇原在泉州府任礼房，与郑士表共事，又有口才，兼与郑家兄弟相识，便被委任为辕门旗鼓，带倍前往劝降。
郑芝龙很快便同意接受明朝的招抚，但他有很多部下对接受招安感到不满，拒绝与他一同归降，郑芝龙只得拨给船只粮饷布帛器械，听其离去。当时与颜思齐一同起事的陈衷纪、杨天生等带着一批部属乘12艘
船返回台湾。一同去泉州港投降的只有郑芝龙、郑芝豹等800余众，12只船。
郑芝龙等来到辕门，脱去衣帽，与郑芝虎、郑芝豹等12人背捆泥首于阶下。蔡善继令人为他们松绑，并以好言抚慰，说：“尔原是良家子，生在公门，况又容貌堂堂。虽尔父已死，尔应立志以图上进，光耀门庭，何忽作乱阶，飘流海外，而暴弃至此？倘非本道，岂能瓦全?今既翻然而悟，贵于自新，本道应为汝详请上宪，通行府县，安插得所。”郑芝龙说：“此实迫于倭番，不得已也，非芝龙敢萌此不肖之心。”蔡善继又说：“谁能无过?只患思知而不改，今尔能改，自是完人。将来功名未可量也。”郑芝龙等叩首称谢退出，守候军门，等待安插的回文。
但是当局只是为了平定海患，并不想给郑芝龙什么职务，巡抚朱钦相批示：“该道即为安插。并将船只、军器追存，造册报缴。”
但当局实际小看了郑芝龙。他们认为就此完事大吉，郑芝龙会俯首帖耳，从此做个顺民。
被官府冷处理了一段时间之后，郑氏兄弟也觉察出官府对他们并不太重视。郑芝虎对其大哥说：“虎不可失威，人不可失势，今当事举动，不过欲散我们党羽耳。党羽散，将来祸福未定，不如乘今夜潮退，扬帆而去。”郑芝龙认为，如此时反悔会辜负蔡善继一片好意，而犹豫不决。郑芝虎说：“不提道宪(巡海道蔡善继)还可，若提道宪，早该去了。”他指出：“宪道书呆，如此安插我们，以为思莫大矣。安望其有格外乎?况汝又末授官职，倘后来有事，衙门深远，那时呼应不灵，将奈何?”未授官职四个字，一下就刺中了郑芝龙的要害，上文说过，郑芝龙此人野心极大，之前受了招安是指望能就此脱了贼身，走上官场正途，现下未得一官半职，看来也无甚指望，想来不觉怒上心头。于是他命令芝虎等密传部众，收拾船械，于深夜三。更放炮三声，随潮而去。朱钦相等没有看到郑芝龙的实力以及影响力，吝啬这一官半职，不能不说是一失策。
郑芝龙叛走后，船泊铜山，开始招揽旧部，明军则在沿海戒严。明福建巡抚朱一冯到任，传檄都司杨先春率把总许心素、陈文廉一同进行剿，与郑芝龙在将军澳相遇。两军展开激战，自辰时至酉时即从早到晚整整厮杀了一天，而不分胜负。晚潮风起流逆，许心素、陈文廉二船漂泊不能回踪，杨先春收入旧澳镇。郑芝龙派遣郑芝豹偷渡盐墩，绕到杨先春营后，郑芝龙本人统率大队登上海岸，使杨先春腹背受敌，乘潮遁入金门。杨先春等的追击被打败。
这年冬天，朱一冯再派卢毓英与杨先春合剿，结果再次被郑芝龙打败，卢毓英本人被擒。郑芝龙亲自为卢毓英松绑，给予很高的礼遇。郑芝龙再次表示了希望归降的意思。他说：“某非敢拒官军，不得已耳，苟得一爵相加，当为朝廷效死力，东南半壁可高枕矣。”
卢毓英被放还后，将郑芝龙的情况报告给都督俞咨皋。这俞咨皋乃是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虽将门惜非虎子）。他见卢毓英败还并替郑芝龙说话，大为不满，声色俱厉地予以训斥。但俞咨皋本来却又畏惧以海战扬名的郑家水师不敢亲自出兵。巡抚朱一冯敦促俞咨皋限期扑灭郑芝龙。俞咨皋派遣千户马胜，百户杨世爵率船20艘出港剿捕，结果二人皆战死。俞咨皋又派副总兵陈希范带领归顺朝廷的大海盗杨禄、杨策等人前往。刚一交兵，陈希范先逃跑了。把总洪应计、张选举奋力作战，杨禄、杨策亦畏惧郑芝龙势大不敢上前。洪应计见形势危急，便举火自焚，张选举则抱着火铳跳水而死。俞咨皋听到战报，调闽安、兴化、泉、漳各镇之兵集中到中左所(今厦门)。郑芝龙听说后长笑道：“咨皋纨绔子弟？徒读父书，安知兵？”双方再战，俞咨皋又大败，逃往三叉河，郑芝龙纵之不追。随即郑军进入中左所。中左所内留人打开城门，请求不要杀害百姓。郑芝龙立刻下令约束部下，对当地无所侵扰，不久撤去。
当时郑芝龙兵势虽胜，但所到之处禁止部下抢掠，放还俘获的明军将领，对被打败的官军也不追击。官府中的有识之士看得非常清楚，泉州知府王猷说：“芝龙之势如此，而不追、不杀、不焚掠，似有归罪之萌。今剿难立灭，抚或可行。不若遣人往谕，退舟海外，仍许立功赎罪，有功之日，优以爵秩。”兴泉道邓良知听从了王猷的建议，派人向郑芝龙表达了招抚的意思。
同时，朝廷中人对郑芝龙也可以予以注意了，漳州人颜继祖，时任工科给事中，上疏给明思宗说：“郑芝龙生长泉州，凡我内地之虚实，靡不了然胸中。加以岁月所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艘数百，招徒数万，城社之狐鼠，甘为爪牙，郡县之刀笔，尽属腹心，乡绅偶有条陈，事末行而机先泄。官府才以告示，甲造谤而乙讹言，复以小惠济其大奸，礼贤以下士，劫富而资贫。一个作贼，一家自喜无恙，一姓从贼，一乡可保无虞。”由此更可以看出，郑芝龙确实并非一般以财货为目的的海盗，他有着更大的野心和政治抱负，因而也更善于收拢人心吸引入才。当时明政府为打击郑芝龙，在福建沿海地区，实行米禁，郑芝龙则把此做为扩大势力的机会。工部右侍郎兼户部侍郎董应举批评朝廷说“岂非驱吾民与之耶！彼以恤贫诱人，我以禁粟驱民，此芝龙诸贼所鼓掌而笑也”。“我弃之彼收之，我驱之，彼用之。我兵非兵，船非船、将非将，彼善用我人，取我船，掳我将，乘我遏粟饥荒而以济贫为名，故归之如流水。”
面对郑芝龙的挑战，畏缩观望、坐失战机，毫无建树的俞咨皋遭到弹劲，经廷臣会议，俞咨皋被解除职务，逮捕入—狱，后俞咨皋及副将陈希范都被处死。
此时，郑芝龙已然拥有足够的实力横行海上，其势力已经相当之可观了。当时有人记载说：“郑芝龙之初起也，不过数十船耳，至丙寅(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而有一百二十只，丁卯(天启七年，1627年)遂至七百，今(祟祯初年)并诸种贼计之，船且千矣。”一年之内就增加近十倍。这与荷兰人的记载郑芝龙在1627年有船四百只，人员七万，公元1628年(祟祯元年)六月“海贼一宫拥有帆船一千艘”是大体一致的。而这时，明政府在北方又面临着满洲人的强大压力，天下兵力都聚集在辽东，无暇顾及东南沿海。除了再次对郑芝龙实行招抚外，几乎别无选择。
祟帧元年(1628年)，明朗政府起用熊文灿为福建左布政史，三月拜右都御史，巡抚其地。这年六月，兵部做出招抚郑芝龙的决定。熊文灿根据泉州知府王猷的建议，派遣卢毓英前往招降郑芝龙。既然郑芝龙早有降意，双方便一拍即合。郑所图在官职，因而卢毓英表示“将军退出海外，立功之日，定然题保，决不负将军归诚意”。郑芝龙要求“通行各处，庶使军士便于采买粮食”。卢毓英则要求“将军亦当约束诸人，登岸毋得放纵”。—双方各有所求而各得所求，因而尽欢而散。
七月，郑芝龙率众投降明朝，他差遗郑芝燕、郑芝风携带金银币帛，同卢毓英一道来到泉州，拜见知府王猷和巡道邓良知，代郑芝龙转达意愿，表示“愿拜门下”，并送上厚礼。双方大喜，卢毓英等立即行文本府沿海卫所，允许郑芝龙军士登岸采买，又向省呈上文书，称“芝龙倾心向化，情愿自新，立功赎罪，从此沿海地方得以宁靖”。熊文灿立刻通告全省，“准郑芝龙招安，候旨定夺”。郑芝龙用大批海物珍奇贿赂了福建地方官员和朝中权贵，因此上面都为他说好话。这年九月，朝廷批准熊文灿题奏，授予郑芝龙守备之职。
郑芝龙从此成为明朝的官员，但是郑芝龙的的军队并没有被政府收编，他依旧呼啸海上，势力反而从此得以更加扩大。郑家的舰队仍然盘踞海滨，在近海州县仍然要求百姓报水如故。另外，郑芝龙还以官军的名义放手打击在海上敢于与之作对争胜的其他力量。他许诺的“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就成为名正言顺的事了。从此东南海上，便将是郑芝龙的天下。荷兰人所称的郑芝龙“已成为海上之王”也便名副其实了。
当时的明朝政府在东北、西北两面用兵（郑芝龙进攻中左所时，正是宁锦大捷打的最激烈的时候，而西北穷苦之地更是流寇四起。），对于东南方的海盗自然是无暇多顾，这正是促成明政府决定招安郑芝龙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东南海上，除郑芝龙之外，还有多股海盗。他们虽然不如郑芝龙的势力强大，但骚扰沿海却为祸更甚，自然为明政府所不容。明政府要假郑芝龙之手，平息东南海盗，郑芝龙则可借朝廷的威势，“明正言顺”地扫除不服从他的海盗势力，建立郑氏集团的海上霸权。因为东南沿海地区毕竟离京师遥远，明政府也不妨放手把海上之权交付与郑芝龙。这样，使得郑芝龙在清除海盗的过程中势力进一步壮大。
郑芝龙被授予守备之职后，明朝政府又委任与郑芝龙交好的卢毓英为监军，以监督郑芝龙军扫平各路海盗，立功之日，再为他提请升职。卢毓英带着军门的檄谕，同郑芝风回到泉州拜见泉州府、道。府、道也为郑芝龙被招降授官而喜，并嘱咐卢毓英迅速督促郑芝龙立功。卢毓英星夜赶到旧镇，会见郑芝龙。郑芝龙得知官府已提请朝廷授给他官职的消息，大为高兴。郑芝龙向卢毓英致谢后，随即整顿船只，以便征剿。卢毓英询问道：“将军此行，先平何人?”郑芝龙说：“陈衷纪等原与某有八拜之交，今为李奇魁所并，当誓师先除此贼，则公私可以两尽。”这正是借官家之名报私家之仇。但卢毓英却说：“将军情义深重，调度有方，真令人感激敬服。”郑芝龙立即派遣了快哨，出洋侦探李奇魁出没之地。
这个李奇魁，本来是泉州惠安的一个渔民。传说他自幼出入湄州沿海，深识水性，可以深藏在水底半日不出，口能转气，眼睛可以看清水里的东西。当时李奇魁正当29岁盛年，号称两膀子一晃有700来斤的力气。由于李奇魁在当地颇有些声望，而当时海上渔民很多人都想改行做海盗，于是便有人推举李奇魁为首，纠合当地的渔船四处劫掠商船，海上因而不宁。李奇魁部众的活动范围在澎湖一带，一直以拦劫从吕宋过来的洋船为生。
当年郑芝龙第一受招安时，由于陈衷纪、杨天生等不同意郑芝龙接受招安，带了些人马返回了台湾，后来知道郑芝龙第一次招安不成，又脱离了官府，于是便又率领部下来与郑芝龙相聚。不料，路过澎湖一带时，遇到了李奇魁的船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李奇魁当时居然指挥部众围攻陈衷纪等，陈等出其不意遭到
袭击，大败被杀，仅存李英及通事(翻译)何斌乘一小船逃回台湾。根据当地府志的记载，说李奇魁也曾是郑芝龙的同伙并与郑同时接受招安，但很快又叛走了，因此与郑芝龙结仇。
不管之前是怎么回事，在崇祯二年夏四月，李奇魁等纠集了船二百余，贼数千先发制人，攻到了金门一带，将舟船泊于料罗湾。金门一带，等若是郑芝龙地盘，卧榻之下，岂容他人安睡！更何况郑芝龙刚刚受了朝廷的招安，急于表功的郑芝龙立刻率兵前往征讨。郑芝龙以其弟郑芝虎、郑芝豹为先锋，郑芝鹏、郑芝彪为应援，郑芝龙自领郑芝鹗、郑芝豹等与卢毓英会合后，驻守金门的哨船听到郑军出兵的炮声，也从城仔角出击。李奇魁见到大兵压来，感到寡不敌众，便转舵逃遁，郑军死追不放，并使用火罐、火喷筒等发动火攻战。先锋郑芝虎的座船从后面乘风追了上李奇魁的座船，郑芝虎麾下众将纷纷跳上敌船，展开一场厮杀，李奇魁被郑将陈秀一枪刺死。郑芝龙见李奇魁已死，便下令让士兵大呼“降者不杀”，剩下的贼船纷纷降下头帆，表示归降。郑芝龙将李奇魁的头割下，设位哭祭陈衷纪等，然后回师，申报军门。熊文灿按到捷报，派遣旗鼓携带谕帖，银牌到料罗前去稿赏，泉州府与巡道也派人带银牌、羊酒前去犒赏。熊文灿同时提请提升郑芝龙为参将。
李奇魁的余部被郑芝龙收编，郑芝龙的势力进一步扩大，更重要的是，郑芝龙清除了在澎湖一带唯一敢于与他公然对抗的势力，从此郑芝龙得以进一步经营台湾海峡。其实就郑芝龙而言，他肯定把台湾当作了自己的私人领地，因此他在控制了台湾海峡后，在开发台湾上投入了大量的血本。崇祯三年，福建发生大旱，农民无食，流离田土。郑芝龙就请示巡抚熊文灿批准，用船将饥民数万人运往台湾安置。为了安置这些移民，郑芝龙给予了他们数目极其巨大的补助（据说当时几乎花尽了郑芝龙的家财）用来购买耕牛和粮食，分给饥民，运往台湾。据说台湾外志的记载，这些补助的具体数目是“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在灾荒时期，这样的诱惑完全可以让这些人抛弃他们的故土。作为台湾的第一批大规模的移民，他们对台湾的开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一直认为没有郑家父子，就不会有中国人的台湾。）移民到台湾后，郑芝龙令其
开垦荒田，而收取租赋。这一举措，不仅部分地解决了福建的饥民问题，使郑芝龙人望迅速攀升，而且还使郑芝龙在台湾的地位更为巩固。另外，台湾得到进一步开发后，也使得郑芝龙以地主的身份，堂而皇之地对台湾实施行政上的管理，并将这里作为他的囤兵基地。
郑芝龙扫除的第二个敌手，是杨禄、杨策。杨禄、杨策又称杨六、杨七，他们曾经被总兵官俞咨皋招降，后又叛为海盗。杨禄等在乌洋一带，招集徒众，共有船百余艘，四出到悬钟所、卸石湾等地抢劫，焚烧兵船、民舍，杀戮不计其数。郑芝龙在金门港战败杨禄、杨策，二杨被斩，其部众被郑芝龙收编。杨禄、杨策在投降政府军期间，曾经参与对郑芝龙的征讨，至此郑芝龙报了一箭之仇。
这之后，郑芝龙又奉熊文灿之命剿灭劫掠闽安的海盗褚采老，郑军追击褚采老至南日，一举而平，从此东南海上颇为平静。
却又说崇祯四年四月的一天，皇帝召廷臣和各省的监司，在平台上问对。他问福建市政使吴砀、陆之棋：“海寇备御若何?”吴砀说：“海寇与陆寇不同，故权抚之，但官兵依赖招抚，以为海上因此可以安定，而一些海盗因为官府的招抚却更为恣肆，因此海上骚乱数年得不到平息。”崇祯帝说：“以前已招抚了李奇魁，又为何将他杀了呢?”吴砀说：“李奇魁与郑芝龙不同，即使接受了招抚，最终也不为我们所用，如今海寇钟斌虽然也接受招抚，但他同样也心怀叵测，不可保证就不叛去。”祟帧帝又问平定海患切实可行的办法，陆之棋说：“海上官军肯出死力，有司团练乡兵，多设火器，以守为战，剿之不难。”崇祯帝又问巡抚熊文灿的情况。吴砀说：“文灿胆识俱优，但视贼太易，故前有吉了之败。”崇祯帝又问广东市政使陆问札，陆回答说：“广东海盗都是从福建来的，船大而火器多，兵船难靠近。但是，只要守住海门，不许海寇登陆，海寇也不为害。”
从这段对话来看，郑芝龙的功绩已经上达天听，逐渐成为了明朝所依靠的海上长城。而钟斌也不出吴砀的判断，不久果然叛变，进攻福州。巡抚熊文灿与郑芝龙联合讨伐钟斌，熊文灿将钟斌引诱至泉州，郑芝龙奉命将其击败，钟斌之兄被杀。后来钟斌逃到大洋，感到无法立足，投海而死。
这年九月，已经归降的海盗钟凌秀再次叛乱，他们从平远举事，占据了上杭、武平，熊文灿提兵汀州，钟凌秀便放弃了上杭、武平直指广东，袭破始兴县，军情紧急。朝廷下旨命熊文灿同江西、广东两院会剿。于是熊文灿亲自率郑芝龙驻兵于上杭，郑芝龙从三河坝进剿敌巢，将其焚毁，第二年春，郑芝龙追钟凌秀至石窟都，钟凌秀带部下200人接受招抚。鉴于钟凌秀降而复叛，必须有所惩戒。钟凌秀被擒后，郑芝龙斩断他的右臂，将其关入监狱，同时，郑芝龙又发兵包围了钟复秀，钟复秀溃围而出，后来接连骚扰惠州潮州之间，汀州反获得几年的安定。这一次，是郑芝龙第一次在陆上的用兵。
郑芝龙在海上的最后一个劲敌是海盗刘香。刘香又称刘香老，是漳州海澄人，五短身材，性极骁勇，招引无业游民，“聚众数千，有船大小百余号”，用小船出金门，劫掠商船，杀伤官军，横行粤东碣石、南澳一带，也曾与荷兰侵略军联手进攻明军。
崇祯五年(1632年)十一月，刘香进犯福建小呈，郑芝龙将其击退。六年六月，刘香又犯长乐，七年四月，刘香又犯海丰。此前五年二月，熊文灿已因平定闽中海寇有功，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钟凌秀的余党溃逃后，转掠江西属邑，熊文灿曾传檄郑芝龙屡败敌兵。后来，福建因有红毛夷(荷兰人)的祸患，海盗刘香乘机接连进犯闽广沿海各地。崇祯帝责成熊文灿处置此事。熊文灿不能用兵讨平，便考虑招抚。刘香假装同意投降。熊文灿派参政洪云蒸、副使康承祖等到敌船上去宣谕，都被刘香扣留。熊文灿道崇祯帝斥责，被弹劾贬官，戴罪自效。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郑芝龙合广东兵进击刘香于田尾远洋。刘香胁制洪云蒸为人质，要求郑芝龙等止兵。洪云蒸大声呼喊说：“我矢志报国，请赶快击贼，不要失去时机！”郑芝龙等进兵，洪云蒸遇害。郑芝龙与刘香展开了海上争逐。当时说郑芝龙等曾六破刘香：“一破之于石尾，再破之于定海，三破之于广河，四破之于白鸽。五破之于大担，六破之于钱澳”。最后，刘香势穷，走投无路，自焚溺死。康承祖等得以逃脱返回。刘香党徒千余人到浙江去投降官府。
从此，中国的东南海面上海盗彻底平息了。海波不兴，鲸鲲屏迹，郑芝龙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从此得到朝廷的信任和依重，而且得以完全垄断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成为独霸一方的最大的海商。
郑芝龙称霸海上的目的，本质上还是为了垄断海上贸易的庞大利益。因此，在铲除一个又一个的海盗后，对付郑芝龙他那并不可靠的盟友，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事，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时日程。
由于荷兰人的军队在澎湖擅自筑城，建立军事根据地，明朝政府将他们赶出了澎湖，这些红毛夷的船队转而掠夺中国沿海地区，烧毁村庄、船只、掠夺人口，再次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抗，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乘明军守备空虚来到台湾后，在大员港两岸一鲲身的地方建筑了热兰遮城，热兰遮本是荷兰一艘船的名字。正是这艘船将马尔登·宋克(MaortenSonk)载来台湾，后来(1625年一1626年)宋克是代表荷兰政府统治台湾的长官。热兰遮城基方276丈6尺，高3丈多，上下两层。城用大砖，调油灰筑成，垛有铁钉，甚为坚固。在城上设有一些了望亭，共有3门，四隅设炮20门，防备极为严密。
在这期间，在郑芝龙的有意识的引导下，陆续有大陆移民来到台湾，除了妇女儿童以外，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约有25000人的壮丁的移民区。这些中国居民主要从事贸易和农业，他们大量种植大米、甘蔗，每年将产品整船运到各地去贩卖。与此同时，这些荷兰红毛夷则用15匹粗棉布从当地土著手里“买”得了赤嵌大片土地，做为东印度公司的财产。
但是由于明政府对荷兰红毛夷的极度不信任，他们一直没有取得与中国大陆贸易的合法权力。天启七年(1627)，接替已故长官宋克的第二任荷兰驻台长官迪·韦特（Gerand
Frederikszoon de with)为取得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权，曾接受福建总兵俞咨阜的要求，发兵攻击在福建铜山的郑芝龙，以与明朝官军配合。
荷兰第三任台湾长官彼德·纳茨(Pieter Nuyts)在给牛文莱律的信中对这件事曾有详细的描述：
韦特司令应巡抚、都督、巡海道及其他中国官员的请求，从漳州港驶向靠近南澳岛一个名叫铜山的地方去镇压海贼一官(即郑芝龙)。作为此事的报酬，巡抚曾书面允许荷兰人必将获得皇帝的准许与中国贸易。
司令到达该处后，遭受海贼火船猛烈攻击，只好率领维蕾德号、伊拉斯莫斯号，不发一炮，逃往爪哇，临走前命令其他快艇和帆船返回此地(指台湾)。但是，前面已经提到，迄今尚无一人回来。该海贼对我方前去进攻甚为愤怒。他拥有帆船千余艘，多方危害我们，例如他捕获了我方一艘大帆船，连同船员八十五人。以后，另一艘有两付锚
链从此地开往司令处的船也被捕获。新港号帆船满载货物，值18，000里尔(real)以上，本来打算安全地运往中国，也被截获。此外，有两艘船只，其中一艘载有约安·樊·德·哈根氏(Joannes
Van der Hagen)被派往泉州沈苏(Simsou)处运丝，也被截获。沈苏本人被俘处死，全部财产被截。厦门为海贼占领，厦门都督被逐，全部海岸被占领。最后，该海贼又劫走我方快艇西卡佩尔号及艇上人员物资。
因为船只都不能在中国海岸露面，一露面就要被一官截获，我们350人只好坐因此间，无能为力。假如不立即温兵救援，那么除了一艘待修补的船只外，阁下恐怕不能再从此处得到什么东西了。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郑芝龙海上势力的强大，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的夹板、洋炮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但同时也可以看出郑芝龙要称霸海上，必须克服荷兰人这一个障碍。另外，台湾是郑芝龙极重要的根据地，即使是为了保住这块根据地，郑芝龙也必须要设法解决荷兰人这一问题。自然，众所周知，以这些南蛮人的智力程度，天朝的教化他们是不能领会的，只能以兵威震慑。事实上，郑芝龙的部众本来就多有靠吃洋船为生的海盗，重操就业自然方便的紧。欧洲人的海盗战术实在不见得玩的过俺们。
根据有关方面的资料，荷兰人被赶出澎湖，转而来到台湾后，不仅在台湾筑城作为贸易基地，而且声称“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此事当然查无实据。但是荷兰人控制台湾，自称台湾的主人，并向在台湾的人和来台湾贸易的人征收税款，他们向当地中国人运往各地的大米甘蔗征收大量税款，并向前来贸易的日本人征收关税，而且与日本发生了冲突。日本人说他们比东印度公司早来此地6年，因而强烈反对交纳关税，但荷兰人认为，即使允许日本人在台湾自由贸易，他们也必须像岛上其他居民一样交纳关税和其他各租税，因为台湾土地不属于日本人，而属于中国皇帝。
当然，荷兰人他们声称的“中国皇帝将台湾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这一说法，郑芝龙是完全不予以理睬的，台湾是郑芝龙的老根据地，也是他的利益所在。这里要指出的，当时同洋船交易，利润是极其丰厚的，郑芝龙绝不愿意放弃这样的利润，但荷兰人在东南亚的政策也一向明确，只有打不过的时候才给你玩公平交易。郑芝龙与荷兰人时好时恶，自然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
到了第二年，郑芝龙已经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他的地位改变了，与荷兰的关系也随之改变。荷兰人长期苦于无法与明政府沟通，现在有了郑芝龙这样的中介，自然喜不自胜。荷兰人记载说：“一官已与皇帝、巡抚达成协定，欲与我方友好。为表示其诚意，在我方请求下，归还快艇西卡佩尔号和款项，即我方船员及中国人在占领期间所支用的一千一百八十二又八分之一里尔(real)，合八百六十三两，又归还一批烧酒，以及阁下(指牛文来律)在爪哇所开货单上的各项副食品。”这是对上次战争的善后处理。这年九月，荷兰驻台长官纳茨来到厦门，以致谢为名把郑芝龙骗到舰上，胁迫郑芝龙与之签订了一项为期3年的海上贸易协定，“郑方每年须以生丝一千四百担以及砂糖、丝织品等供应荷方，并向荷方购买胡椒一千担”。（当然，郑芝龙也是无赖出身，这个协议从来没有完整执行过）崇祯三年(1630年)，郑芝龙又与台湾长官普特曼斯达成了荷兰对于郑方船舶加以保护的协议。这实际上是郑芝龙与荷兰殖民者联手打破了明朝的海禁政策，进而共同分享海上贸易的利益。
但是，对荷兰人来说，只是得到了海上贸易的许可，至于与大陆的贸易，则要经过郑芝龙这中间环节。荷兰人不得上岸自由贸易。荷兰人不甘心拘于郑芝龙为他们划定的范围，于祟损四年二月派上席商务员向郑芝龙提出上岸贸易的请求。经一再协商，郑芝龙才允许6名商人与荷兰人进行贸易，而荷兰人到泉州贸易，也须得到郑芝龙准许。荷兰人一开始还能忍耐，后来贪婪成性的他们很快就不耐烦了，打算以武力以后盾，彻底打破这一僵局。其实早在崇祯三年(1630年)，郑芝龙就曾对进犯中左所的荷兰舰队偷袭，放火烧毁荷船，迫使荷人远遁。荷兰殖民者不甘于这种受制于人的情况，东印度公司也不愿看到他们的贸易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决心对中国开战，以迫使明朝政府允许他们上岸自由贸易。
荷兰侵略军的这次行动是与海盗刘香配合而进行的，郑芝龙的舰队是他们的共同对手。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初一，荷兰东印度派出一支约有20余艘各类战舰的舰队抵达南澳。初六，荷军与刘香向明朝南澳守军
发起进攻，在敌军的夹击下，明军浴血奋战，在激战中，明军5只船被烧毁，把总范汝耀被敌军射成重伤，17人阵亡。荷兰军有哨船3只被焚毁，伤亡人数与明军大体相同。入夜，明军又用5只兵船做火攻剑焚毁敌军3只兵船，几天后，荷军感到在这里无便宜可占，被迫撤退。
初七荷军转而进攻厦门，这里是游击张水产的驻防之地。当时，张水产正在泉州料理器械，厦门守军没料到荷军突然袭来，在仓促应战中，明军战船5艘被毁。这时，郑芝龙的船队也从广东回来在此地岸边修理，突然遭到荷军袭击，有10只船被焚毁。荷军又转掠青澳港，被韩登坛击毙2人，在刺屿打石澳，又被袁德等击毁船1只，击毙1人。被荷军掳获的葡萄牙人16人也被明军所得。
由于荷兰军一直没获得明显的胜利，于是不甘心的他们再次进攻厦门。游击张永产与同安知县熊汝霖督率明军奋勇迎击。荷军败退，l0余名荷兵被杀死，尖尾船一艘被焚毁。明舟师追至外洋，但因风向不顺，经两昼夜，未通敌而返。
荷军游戈海上20日，不敢近逼厦门，又转而从料罗湾进窥海澄境。知县梁兆阳率兵夜渡语屿(金门)，袭破荷军，焚其小舟三艘，获五艘。
福建巡抚邹维涟自福宁听到报告，飞谕各地文武将吏，不许再谈“互市”二字，“誓以一身拼死当夷”。（俺一直感服于明朝抵抗外敌时决不变通的坚定决心，而且这种决心往往是上下一体的）八月十二日，邹维涟自省城抵达漳州，檄调诸将，大集舟师。他命当时已任五虎游击的郑芝龙为先锋，以南路副总高应岳为左翼，泉南游击张水产为右翼，澎湖游击王尚忠为游兵，副总兵刘应宠、参将邓枢为中军，分守海南道施邦暇、分巡兴泉道曾樱为监军，漳州海防同知吴震元、泉州海防同知陈梦珠纪功散赏。安排停当后，邹维涟将自己制定的海战焚敌方略亲手交给各位将领。八月十三日，他亲自渡过海澄，誓师督战。诸将歃血为盟，发誓同心协力，拼死剿敌，随后分头相机出击。
郑芝龙事先已经密遣间谍到澎湖一带勘察，九月一日在澎湖大屿焚毁荷军大型夹板船一只，焚溺死敌军数百，生擒敌军首领1人、士兵6人，并将3名勾引敌兵的海贼斩首。接着又焚烧敌军夹板船1只。15日，郑芝龙督舟师扼制乌纱头，这时，荷军夹板船9艘，刘香船50余只自南北上，游移于外洋。郑芝龙督率官兵立下战书，约为决战。各路舟师迅速会齐，敌船也来到料罗湾。各将都说“兵贵神速”，遂于20日早五鼓，各自围头开驾，直抵料罗湾，黎明与敌兵相遇。
郑芝龙率本部官兵主攻荷军的夹板船，各路军分剿余部，邹维涟派遣的差官葛聪在邹的坐舰上宣谕军令。加衔参将陈鹏首先冲入敌阵，把总郑然冒死擒击大夹板，铣弹交锋，矢石如雨。这一战，前冲者真如摧枯拉朽，随后者无不乘胜长驱，将士浑身是胆，各效死力。敌军夹板被焚者火焰冲天，敌兵溺水者尸浮满目。明军擒斩累累，无不认为“足以扬中国之威，而落狡夷之魄”。明军焚毁敌军夹板船4只，缴获1只，其余5只夹板逃遁。各哨献生擒荷军84名，斩首5颗，哨船1只，敌妇2名，小厮1名，海贼19名，以及大铳、鸟铳各种军械。明军把总郑然中弹阵亡，明兵阵亡86名，重伤132名，也颇有损失。
各将纷纷向邹维涟报捷，邹维涟随即上书向朝廷报捷，疏中说：“惟是躬逢尧舜，乃文乃武，檄幸事成。臣已仰仗天威于间外，则当布昭圣武于域中，献俘朔廷，正刑施街，庶快神人之愤，而寒夷寇之服。”总计战果此役明军“生擒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斩夷级二十颗，焚夷甲板巨舰五只，夺夷夹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呵呵，烧沉夷众数千计，牛皮吹的实在……），并缴获盔甲、刀剑、罗经、海图等等，而“前后铳死夷尸，被夷拖去未能割级者累累难数”，未做统计。时人评论，无人不说：“闽粤自有红夷来，数十年间，此捷创闻。”
由于郑芝龙在此之前，长期与荷兰人有贸易关系，同时在剿灭钟斌、李奇魁时又曾借助荷兰人之力，因而不能放手打击荷兰人。但是料罗一役，如邹维族说：“芝龙慷慨男子，幡然侮悟，誓天剿夷，破家赏士”，“虽借力于诸将，已拼死于前—冲，劳苦功高”，因而请朝廷“显耀”，“以酬奇绩”。
事实上，俺上面也说到，根据荷兰人方面的记载，荷兰人对于郑芝龙垄断了东南亚贸易的大部分利润一事感到不满，打算以武力获得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而郑芝龙也逐渐感觉荷兰人气焰嚣张，要价越来越高，也打算打压一下他们的气焰。
在这场战斗中，荷兰人的主力被消灭，但他们虽被击败，但并没有就此退出台湾海峡。当然，郑芝龙也不希望他们退出。荷兰人在受到重创之后，暂时无力以武力在东南亚扬威，为在中国沿海立足，也被迫只能与郑芝龙重修旧好。料罗湾之役后，郑芝龙便派船运货至台湾又开始了商业活动。福建地方当局也再次允许商人赴台互市。崇祯八年(1635年)三月，新任巡抚沈尤龙，准允福州泉州海道向3名商人颁发赴台贸易凭证。台湾开始成为中荷交易的中转基地。
根据当地府志记载，在崇祯十二年(1639)六月，郑芝龙再次打退荷军对沿海的进犯。当时荷军首领郎必即哩歌先后劫掠浙江、福建，海上官军屡为所败后，郑芝龙奉巡抚之命至湄州外洋，与荷军相遇。因为夷船高大，明军计无所施，伤者甚重。郑芝龙只得暂退，停泊在枫亭港口。他招募到熟悉水性的渔夫50人，用竹简盛火药，每人携带两筒，驾舟急驶到夷船边，渔夫用钉钉筒发火，焚烧敌船，迅速浮浪而归。荷船被焚毁5艘，郎必即哩歌大惊，从此不敢再入闽境。
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载，荷兰人与郑芝龙之间的贸易关系，最重要的一项是把中国大量砂糖运往欧州各地。1628年(崇祯元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乌特勒希得号等船只运往波斯的货物中，中国粉砂糖达36404斤，价值3418盾。1637年(崇祯十年)1月22日，自苏拉特开往甘隆的荷兰船阿美利亚号所载的货物中，中国的白砂糖有19100斤，价值1839盾。这些砂糖，除一部分是台湾生产的之外，绝大部分是从郑氏海商手中转买来的。比如，1636年(崇祯九年)3月21日大员商馆日志记载说：“有一艘戎克船自厦门装载1500o斤粉砂糖和五箱金条到达”；又如，1637年5月15日记载说：“二艘来自厦门，搭载货物如下：白粉砂糖100000斤，白蜡4000斤，明矾12500斤，细瓷130篓。”除大量砂糖外，荷兰人还把巴达维亚的大量胡椒、香料、琥珀、锡、铅等经过台湾输入中国，也将台湾的藤大量卖往中国。他们到中国购买的主要是丝绸、陶瓷和黄金，向巴达维亚转销。
祟帧十三年(1640年)，荷兰殖民者与郑芝龙之间达成了关于海上航行和对日贸易的若干协议：郑方须将生丝及其他中国特产运到台湾，由荷兰以相当价格收购后转贩日本，—并每年给予倍用贷款100万佛兰棱萨金币。每月取回2．5％的利息，为期3个月。
郑芝龙与荷兰人之间彼此相安无事，荷兰人得到了从台湾进入中国的完全自由，并成为郑芝龙的朋友。当时荷兰人把郑芝龙看成是当地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向郑芝龙而不是北京遣使节，尊奉他，向他献上各种礼物，有一次甚至献上了一支王杖，一顶金冠。无疑，荷兰人当时完全将郑芝龙当作一位国王而不是明朝的一个中级将官来对待，
此时的郑芝龙，已经“独有南海之利”，在当时东南亚的海上，没有郑家令旗的商船不能往来，每一只商船被郑芝龙抽税达“三千金”，因而郑芝龙“岁入千万计”。当时，明朗的海禁并没有打开，而是海上贸易被郑氏集团控制得以独擅其利。因此崇祯十二年(1639)给事中傅崇元曾上书朗廷要求开放洋禁，改变“沿海将领奸民，坐享洋利”的局面，使利归公家。当然，在郑芝龙手握明朝最庞大的私家水师的情况下，这样情况想有所改变，是完全不可能的。
作为一个商人，郑芝龙充分利用他处于明朝官吏和荷兰殖民者之间的特殊地位，大力发展海上贸易，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强大竞争对手。
当时，日本开始禁止基督教，驱逐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荷兰人除中国人外成为唯一能在日本做交易的外国人。郑芝龙成为了荷兰人的直接竞争对手，郑芝龙自然不甘心荷兰人独占对日的贸易利益，他开辟了一条由安海直通日本长崎的航线。一部分货仍销往台湾，一部分货直销日本。同时，郑芝龙又与葡萄牙人秘密合作，把澳门货物运往日本，把日本货物运往吕宋，售给西班牙人。在崇祯末年，郑氏商船往来于从日本到吕宋的沿海各地，络绎不绝。中国商船进出日本的数目比荷兰多出7到11倍，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郑氏集团的。
在郑芝龙的激烈竞争下，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利益损失惨重，他们曾想使用武力遏制郑芝龙，但是郑芝龙表示绝不畏惧，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打败荷兰人的任何进攻。
设在日本的荷兰出岛商馆，为了维护商业利益，曾经考虑对违背荷兰国民条约和在台湾以外进行贸易的人进行打击，但日本当局下令在得到批准之前，“对由华到日或由日到华的中国帆船不得截捕或加害，违者处死”。这是个力量和利益互相制约的链条。在这种情况下荷兰人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接受郑芝龙称霸海上的局面，从中收取相比较少，但得到的利益还是很可观。
郑芝龙这时是事业发达、官运亨通的时候（崇祯十三年八月，郑芝龙被任命为福建总兵，就武官而言，郑芝龙算是做到头了）。不仅如此，郑氏兄弟子侄也无不朱紫披身。郑芝龙的二弟郑芝虎，是郑军中的一员骁将，在崇祯年间因为军功被授予南日寨守备之职。可惜后来在征剿刘香时舟覆阵亡。战后，官府为他用衣冠招魂，赠参将，子孙荫袭总旗，后来朝廷再下旨准赠镇国将军，署都指挥同知，子孙在原荫袭上升为一级百户。三弟郑芝凤即郑鸿逵，是崇祯二年武科举人、十三年进士，曾为津抚郑宗周部将，后转隶都督孙应龙麾下，因郑芝龙军功萌袭锦衣卫千户；中进士后，进都指挥使、授副总兵。五弟郑芝豹，本县学生，合按例入国子监大学生，郑彩，是郑芝龙的族侄，他们都先后参与郑氏的军事行动，担任了军职。
而此刻，大明的江山已然不可收拾。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建立了大顺王朝，改元永昌，编造历法，开科考试，声势空前壮大。转战湖广、江西的张献忠也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年号为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渡过黄河，军势直指北京，其势如破竹。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自德胜门进京，崇祯帝与前日夜自缢于万岁山。明朝的中央政权就此覆灭，自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即位起，至此延续了二百七十六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此走向了末路。
时局是那样的变换莫测，李自成在北京城燃起冲天大火还没有熄灭，满清的铁骑已经从通州大道进入了帝都。
姑且先不论北人是如何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将眼光转回南天夕照的明政权。
尽管北京沦陷，但明朝在南京还有一整套完整的留守政府，南京还保有着至少编制上完整的二十四万军队，兼之完全控制着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地区。按说进可北伐中原，退可划江而治。但是…………
弘光帝的南明王朝，在这般危机关头，非但没有摆脱几乎直接导致明朝灭亡的党争，反而越演越烈。甚至在弘光元年，明将左良玉打着亲君侧的旗号，自武昌顺江而下，直逼南京。左良玉的这支军队，本来就是南明王朝仅存的几支完整编制的部队，还拥有庞大的长江水师。左良玉起兵不久后病死，其子左梦庚就带着部队投降了清朝，使得清军轻易地突破了长江防线最重要的一环。
姑且不去说这些，回到正文内容吧。郑芝龙这时在明朝地位更为重要了，他的军队成为明朝仅有的几支能战的军队之一。弘光帝加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郑芝龙投桃报李，派出了六千士兵协助明军防御京口。其弟郑鸿逵也加镇海将军，率军镇守采石，其族侄郑彩加总兵官协防采石。在扬州失守后，事实上还继续在长江南岸布防的，也只有郑家的这支军队了。当然，尽管郑家军打海盗、打洋夷战无不胜，可上了岸和满清的铁骑对抗实在寒碜了点。郑鸿逵等在京口全军覆没，几乎是仅以身免。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南京城陷落，清军放马江南。大明的落日，已非人力所能挽回了…………
突然觉得继续写下去好无聊……汗
郑芝龙此后正式进入中国的政治舞台，以拥立隆武帝为契机，进入了南明的核心政治圈内。但说老实话，作为商人，郑芝龙的成就昭然可见，作为军人，他也绝对具有水准以上的能力，只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实在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至少他是极不习惯明朝的那一套政治游戏的规则，对那些所谓高名的大儒是不屑一顾的，兼之他时不时发作的海盗本性。在有关方面的记载上，郑芝龙被完全描写成一个董卓类的人物，就此说他夜宿龙床了。自然，俺也不认为郑芝龙是只好鸟，也没什么为他翻案的兴趣。
而郑芝龙最后的降清，被囚十数年，被处死这些事，英雄末路的东西，我实在不乐意去写。估摸着也没人想看吧。
算了，老郑不写，写点小郑的东西吧，手边又正好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又有朋友强烈要求看打红毛夷的东东，写点玩玩也好。
郑成功，原名郑森，幼名福松，母亲是日本人翁氏。出生于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公元1624年8月27日）。由于他老爸郑芝龙长年漂泊海上，郑成功的幼年一直生活在日本。直到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由于郑芝龙被朝廷任用为官，也算走上了正途。过了一二年后，郑芝龙平定东南海面，官运亨通，自然便打算接家眷来中国安居。崇祯三年五月，郑芝龙派其弟郑芝燕去日本迎接翁氏与福松来福建，不料日本幕府不允许日本人离境，郑芝燕自然不允，打算强行带人走，结果被幕府扣押。郑芝龙不见郑芝燕归来，就让郑芝鹗率领精锐壮士六百人，战船十艘，一律身着明盔亮甲，携带尖利器械。同时，郑芝龙还着人绘制了一张郑芝龙平海图，图画上描绘了郑家水军平定四海的威武场面，让郑芝鹗转告幕府，如不放人，郑芝龙必将兴师而来。
郑芝鹗率军来到日本来，在平户水面将船只一字排开，刀枪林立，金鼓喧天，日人大骇，以为乃是进犯之船。郑芝鹗依郑芝龙之计，上岸递交文书。日人早知郑芝龙之名，今见其兵威更加畏惧，只得推说日人离境须请示幕府，一年半载难得回音，但福松可先交于郑芝鹗带回。郑芝鹗见事难为，又不敢真与日人相杀，只能带着福松，也就是日后的郑成功返回。
郑成功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但仔细要写起来十天半个月也写不完，我随带说说就可以了。
崇祯末年，郑成功进入明朝最高学府，南京国子监成为太学生，拜当时名儒钱谦益（钱谦益很看不起郑芝龙，认为这个海盗出身的大商人庸鄙之极，而郑芝龙也甚厌恶这个好空谈的腐儒。郑家父子失和，钱谦益当居一功。）南京陷落后，郑成功跟着叔叔郑鸿逵逃回了福建（据说当时郑成功一心殉国，但被郑鸿逵强行拖走）。后来，郑芝龙拥立了隆武帝朱津键，而郑成功则被老爸推荐给隆武帝当了近侍。隆武帝为了拉拢郑芝龙，自然待他儿子不错，将朱姓赠给了他，还将其原名森改为成功，另加封中军都督，赠尚方宝剑，加忠孝伯，令统禁军，实可谓皇恩浩荡啊。
可惜隆武政权仅维持一年多，隆武帝在顺昌殉难。郑芝龙被清庭诱降，明军残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政。郑家军也四分五裂，无所统属，定国公郑鸿逵率数千人占据金门一带。建国公郑彩与定远侯郑联率领万余人占住了厦门，郑芝龙的旧部也各据四方。郑成功则因为其父投降一时与郑芝龙闹翻，率亲兵占领了安平，继续打隆武旗号。当时南方明朝有桂王、唐王、鲁王等数个政权，郑成功奉的是桂王的永历政权。
突然觉得这样说还是太累（汗，要打好多字字啊）。挑比较重要的说吧，永历二年（公元1650年），郑成功率军奇袭了郑彩的厦门，杀了郑彩之弟郑联，迫使郑彩隐居，将军队交给自己。当年十月，广东军情紧急，永历帝招郑成功救驾，郑成功出兵，那知清军却趁需攻克了厦门，端了他的老窝。尽管后来，郑成功又夺回了厦门，但自郑芝龙时代就囤积的财物被清兵掠走无数，单黄金一项就有九十万两之巨。
郑成功恢复事业的颠峰，是在永历十三年的北伐南京，惜功成垂败（关于南京之战，俺打算有空好好写写）。永历十四年四月，清军水师与郑成功的水军在厦门一带决战，这场海战在中国几乎是上下几百年最大的规模的会战。清军水陆满汉精锐齐出，根据史料记载，清军大海船二百余艘，漳州港战船300余，同安港战船500余，合计近千艘战船。可惜的是郑成功的郑家水师，成名于四十多年前，自郑芝龙时代起，大小数百战，打遍东南亚无对手，清军仓促成军的这几支水师，完全不是郑成功的对手。此战清军损失大小战船四百余艘，战死者无可计数。
随便提一下这一年(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郑成功第三次派使者启前往日本借兵.郑成功想凭借自已在海上的影响以争取日本对他抗清的武装支持，曾先后两次派人赴日本乞师。这时，由于日本幕府希望从中国邀请黄孽寺僧人隐元，郑成功便命隐元与其徒众147人前往。同时也派兵官张光启前往幕府游说日本出兵协助明朝恢复。但是日本终于还是没有出兵，理由自然是因为日本幕府无论如何不愿意得罪中国政府，兼之清朝对海禁并不严格，日本完全可以满足贸易需要。不管怎样，日本仅向郑军赠送了大量鹿铳、腰刀等武器，并给以郑军精神上的支持，这使郑成功大为失望。
清军在对福建的作战失败后，发觉靠海战无法与郑军对抗，于是就暂停了对郑军的进攻，但同时加紧了对郑军的封锁，其主要措施就是迁界，根据清将李率康的建议，清朝下令将同安排头、海澄方田的沿海居民共88堡和海澄边境的人民迁往内地，以断绝郑军的供给。
这种措施相当狠毒，使得郑成功顿时失去了可依靠的基地。于是，郑成功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台湾，这个其父经营了十数年的地盘。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下令各镇大修船只，听候出征的命令下达。他集合诸将进行秘密商议，说道：“去年我军虽胜达素一仗，但清朝未必肯就此罢休。这样，我军南北征驰，眷属末免劳顿。前年何斌(又称何廷斌)曾向我进献台湾地图。台湾田园方顷，沃野千里，每年可得饷税数十万。当地百姓尤长于造船制器，可惜近学被红毛夷(荷兰人)所占。但城中的红毛夷不上千人，攻之可以垂手而得。我欲攻取台湾，作为根本之地，可以安顿将士家屑，可以生聚教训，又可东征西讨，不再有后顾之忧。”
众人听了郑成功的话，由于郑成功一向独断，没有人敢于反对，可多数人还是面有难色。诸将之中只有宣毅后镇吴豪曾经到过台湾，他当即就提出台湾风水不好，外地人到台湾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兼之开化不久，不适合居住。众人中只有协理五军戎政杨朝栋倡言东进台湾的计划可行，郑成功对他大为赞赏。并在军事会议上对远征台湾拍板定案。
郑芝龙被清军诱捕后，之后郑家军忙于和清军交战，已经无力兼顾台湾了。荷兰人很快凭借武力控制了台湾后，一直实行殖民统治，并开始垄断海上贸易。台湾百姓不堪其苦，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年)在郭怀一领导下举行了起义。这次起义本来就是在郑成功的鼓动下爆发，并郭怀一三次派人前往郑成功处，希望得到郑家军的直接武力援助。但当时郑成功面临着清军南下福建，无力支持远在台湾的起义。起义终于被荷兰殖民者血腥镇压。从此荷兰人便加紧了对郑成功进兵台湾的防备，在台湾修建城堡要塞，在热兰遮堡的对岸，又建立了普罗文查要塞，即赤嵌城。
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荷兰第10任台湾长官费尔堡氏(Nicolas
Verburg)到达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向荷兰东印度公司详细报告台湾的情况，建议提高对郑成功的戒心。在后来卡萨氏(Cornelius
Caesar)任内，关于郑成功要来台湾的谣言更多。卡萨氏甚至为防止郑成功的进攻作了具体的准备。弗里第里克·揆一(FrederickCoyett)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继任荷兰在台湾的第12任长官，为打破郑成功对台湾荷兰人的贸易封锁，揆一于第二年便派了何斌前征厦门去见郑成功，这在前文已经提到过的。何斌原本就是郑芝龙的部下，后来也曾长期在台湾负责管理郑芝龙在台湾的税务。郑芝龙死后，何斌继续效忠郑成功，作为郑成功在台湾的代理人，以台湾的贸易收入来支持郑成功的光复事业。
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北伐长江的战争失败，清军向南压迫，有大批人逃往台湾岛。关于郑成功大军要开赴台湾的消息更为盛传，荷兰在台湾的长官和评议会根据形势判断，郑成功肯定不久即来进攻，即使不来进攻，也可能会凭借众多的船只来台湾抢夺食物饷粮。为此，他们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所有城堡都配备足够的兵力、军火和军需品，所有住在城堡周围的人都受到警告：郑军即来进犯，必须随时准备抵抗。台湾人的年会推迟到明年举行，禁止任何中国人进入普罗文查要塞。华人长老和其他有势力的中国人都被扣留在热兰遮城中，以防他们通敌或带头鼓动商人农民骚乱。他们还下令停止对大陆的进出口贸易，使郑成功军不能得到船只补充，并切断郑军的消息来源。他们还下令把僻远乡村的谷物运进热兰遮城堡，下令中国居民保持镇静，照常工作，下令在蚊港起卸的中国船立即离开。同时，他们还派了一艘快速的中国帆船向巴达维亚最高长官和总评议会送去报告，但是，荷兰人防不胜防，因为这里毕竟是中国人的土地。正是在台湾的荷兰人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何斌再次来到厦门，向郑成功献上了地图，要求郑军向台湾进兵。因为这时何斌暗中替郑成功在台湾与荷兰人进行贸易竞争一事已经暴露，荷兰人剥夺了他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职务、荣誉和待遇，并处以很重的罚款。何斌被迫彻底倒郑成功这边，郑成功从何斌处得到了许多荷兰公司的秘密和有价值的情报。
当时荷兰人在中国的另一个敌人是葡萄牙。他们要用武力驱逐在澳门的葡萄牙势力。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西历7月17日，荷兰东印度公司派燕·樊德朗率领12只船，1453人(其中有600名士兵，其余为水手和雇佣来的流氓冒险者)，前往台湾。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为防备郑成功进攻台湾，二是转道赴澳门驱逐葡萄牙人。樊德朗于西历9月19日至20日到达台湾，但这时的台湾一切正常，十分平静。然而台湾的荷兰长官和评议会还是考虑把援军留在台湾澎湖而不是马上转赴澳门。原因是郑成功进攻台湾的消息越来越紧。据说郑成功在这年3月便进攻台湾，因为事先被荷兰人发觉而停止了。第二次进攻定于8月15日，为此郑成功已经派了许多船只到蚊港和打狗。但第二次进攻由于樊锡朗援军的来到也取消了。但郑成功并没放弃进攻台湾的计划，他甚至并未辞退受他雇佣出兵台湾的舵手。在台湾的荷兰人判断郑成功肯定要对台湾发动第三次进攻。
但是荷兰在台的评议会根据议员贝德尔上尉的建议，在决定是否远征澳门之前，深入调查郑成功的真实态度，派一个干练人员前往厦门会见郑成功。
使者来到厦门，受到郑成功的殷勤接待。郑成功表示他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极为亲善，表示愿意进行协商。他对禁止商船驶往台湾一事解释说是因为运载士兵。郑成功还给荷兰在台长官揆一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道：
彼此远隔，我愿在此向荷兰国表示善意与友好。适接来函，细读之下，始悉阁下误听种种谣传，信以为真。多年以前，菏兰人前来大员附近居住，我父一官当时统治此地，曾予开放指导，并维持该地与中国之贸易，颇为顺利。在我统治期间，此项贸易并无减少，亦曾尽力促进。双方商船来往频繁，可资证明。此项让步，阁下想当视为我之善意表现。但阁下仍然致疑于我对荷兰国之善意，猜想我正在准备某些不利于贵国乏敌对活动。显然，此乃出诸居心巨测者无稽之谈。我多年来与鞑虏交战，恢复国土，，焉有余暇对此草莽丛生之小岛如台湾者采取敌对行动。再则，我每逢备战之时，诸事齐备之后，惯常用声东击西之计。我不语人，他人何从揣测我之真意?不意阁下轻信蜇语，竞谓我禁绝航路，此足见贵方气度之狭小。至往来船舶之减少，乃由于贵国对进出口货物课以重税，致使商旅大受阻碍，不但无利可图，甚至亏损不贷。今年虏兵大举南下，欲决胜负，五月初十日经我军痛击，歼其将领百余员，士兵无数，俘获不计，残部狼奔鼠窜，不敢复出。不久，我即率领全体军民，自厦门迁往金门，坚壁请野，以诱虏兵，期在尽歼敌众。此时商民需用船只迁移家卷、货物，故留下帆船以为自己应变之用。来书又云，贵国臣民在澎湖经商，被我劫袭，此事若果事实，我事先毫不知情，亦从未发出此项命令。显系鸥汀坝海盗或澎湖匪类假我名义所为。来信谓我对巴达维亚来信尚未置复，殊深骇异。四年前，我收到荷印总督一函及礼物若干，当即修书作复，并略致土仪为谢，亦曾询及我方商船及货物被扣之事。事后又在南京收到总督复函，竟谓两船财物校扣一事全属子虚，以相搪塞，其意实不欲负赔偿责任。我对此小事容忍末较，以免有碍双方友谊。兹将四年前复信抄附，阁下当可明了一切。务望一秉至公，消除疑意，和睦往来，俾旧谊得以恢复。待鞑虏敛迹，我将下令恢复通航。深信阁下为商民利益计，定将尽力照顾，造福披等，商务日隆，有厚望焉。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郑成功给揆一的复信，完全在于敷衍。他进攻台湾需要做充分的准备，并且要选择最有利的时机。
当然，荷兰人并没有轻信郑成功，他们了解到郑成功在暗中打听樊德朗的舰队的动向，关心全体士兵是否要离开。结果是荷兰人决定把所有军队留在台湾，以补充只有900人的薄弱的兵力。而樊镕朗则和迪·凯塞一起带领道芬号、德尔古号船经暹罗返回巴达维亚。台湾的荷兰人长官和评议会在考虑向郑成功主动进攻。他们认为郑成功在信中表示的友好态度是不可靠的。此时郑成功所控制的只有厦门烈屿、金门和南澳。为了防备清军，郑成功兵驻金门，以便灵活运动，荷兰人认为只要攻取了设防薄弱的金门，郑成功就不得不放弃其他地方。这样，荷兰人在台的公司就会因而得到好处。他们不仅会扫除郑成功设置的贸易障碍，而且会得到清政府的好感从而获准在整个中国范围内自由通商，也许会取得对外贸易的特权。这样，既不办在台湾设防，也不怕日本人翻脸了。（以上资料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巴达维亚城日志》）
荷兰人在积极策划实现他们的美梦，他们要加紧进行军事准备。他们尽量设法加强热兰遮城堡的防御工事，已经服役期满而准备回巴达维亚的士兵，都不许退伍，命令其继续服役一年，永历十五年(清治十八年，1661年)的台湾中国人大会再次推迟一年。原料和粮食的出口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又命令中国人迁出所有无掩蔽的地带。台湾岛上出现了空前的混乱和恐怖。荷兰当局不加控制地任意逮捕、拷问和恐吓那些他们认为知道郑成功情况的中国人。许多中国农民因为被迫迁移而流离失所，他们被逐出自己的村庄、土地，失去了牲畜和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稍有不从便会有生命危险，荷兰人又禁止当地百姓在海上捕鱼，正常的进口贸易也遭到破坏。
在金、厦这边，郑成功也在加紧军事准备。他们根据何斌提供的情报，制定了进军台湾的方案。尽管诸将对进攻台湾意见并未完全统一，许多人没有能理解郑成功的这项决策，但是郑成功还是下定了决心，决定排除众议进军台湾。
郑成功早在去年九月便下令修理船只，但修船的工作进行得很慢。军机瞬息万变，时不待人。郑成功一面继续下令加紧修理船只，一面安排进军台湾的首、二程官兵。首程由郑成功本人及文武官员、亲军、右武卫、左右虎卫、提督骆骑镇、左先锋、中冲、后冲镇、宣毅前、后镇、礼武镇、援剿后镇等组成，限定日期，提前出发，由镇守澎湖游击洪喧担任前导引港；世子郑经监守金、厦各岛，具体负责留守的有兵官洪旭、前提督黄廷守思明州，户宫郑泰守金门。
郑成功亲自祭江，命令船只全部开到科罗澳，待会齐后，听令下船开驾。
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十日，郑成功的坐驾来到料罗澳，只待顺风便传令向台湾进发。当时各镇官兵虽然已陆续来到料罗，但仍然多以过洋远征为难，一些人甚至企图私逃。郑成功命英兵镇陈瑞负责缉查逃兵，搜获后便押解上交。到二十二日，郑成功催令官兵下船做好准备。二十三日中午，天清气朗，郑军从料罗澳放洋，第二天各船都到大澎湖集合，分驻在各个岛屿。郑成功的坐驾则开到了咐内屿，等侯顺风。
咐内屿今名（山时）里澳，在马公市南20里，是与马公市陆路相连的一个港湾。郑成功一直在这里等了3天，直到二十七日，风向才有了转机。
二十七日，郑成功下令大军开驾，向台湾进发。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进军台湾虽然是收回郑家固有之土地，但在此时进行，也是形势迫使他做出的抉择。不是在金、厦各岛被困死，就是别图发展从长计议。郑成功完全没有料想到他此举会由于某种需要被称为留芳青史的一项壮举，就他而言只不过是为了保存力量徐图发展而已。
郑军的战舰在海面上排开，旌旗蔽日，战鼓喧腾。400余艘战船满载着25000余名将士（郑军退出南京到达祟明岛，仍有船2000余艘。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1661年6月24日有“台湾外港出现郑军船400只，后面还有600只”的话），向东进发。但东征的开始并不顺利，舰队刚走到柑桔屿，海上便变了风向，郑成功不得不下令收兵回到澎湖（山时）内屿。
此次东征，郑军官兵并没有多带行粮。因为何斌来送情报时说，用不了几天就会到达台湾，到了后粮米就会供应不竭。如今风阻行期，粮食吃紧，郑成功至为焦虑。郑成功下令户都事同游击等就澎湖36屿内向百姓派取行粮，以解决急需。各澳长都被调来追取搜索。但两天过去后，各澳长回禀说，各屿并无田园可种禾粟，只有番薯、大麦、黍稷等可供食用，一升一斗地从各家凑集，一共才凑了百余石，还不够大军一顿饭用的。郑成功对粮食断绝大为紧张，他担心北风无期，长久等待会出问题，便在三十晚传令开船。
这时逆风仍然不止，又下起了雨，茫茫海上阴雾弥漫。东征台湾本未得到所有将士的赞同，此时更多人对此更加怀疑。管中军船蔡翼、陈广等纷纷来到郑成功面前请求，他们向郑成功跪禀意见。希望候风雨后再开驾东征。郑成功心坚如铁。他对诸将说：“若天意在，坚冰也可以渡过。若天意准我平定台湾，今晚开驾后，自然会风恬浪静了。不然，官兵怎么能受得了在断岛受饿呢?”其实郑成功根据他多年的航海经验判断，海上的风浪快要停歇了。这天晚上一更后，郑成功传令开驾。这时风雨稍有间歇，但海面波涛并末平息，船行海上极为惊险。大军行到三更后，只见云收雨散，天气明朗，船队已成顺风行驶。
从厦门赴台湾，中间一定要经过柑桔屿，它由东、西二屿组成，中间隔一水，是往来航行的一个标志。四月初一日黎明，郑成功的坐船已经到达台湾的外沙线。这是横豆于台湾外的一道沙线，是在大海上浮出的一道长沙，成为进入台湾难以通过的一条天然防线。郑军的船只鱼贯进入水域。辰时(早7—9点)天亮，郑军已来到鹿耳门线外，郑成功当即派出小哨，由鹿耳门岛先行登岸，踏勘地形以便扎营。鹿耳门岛是个小岛屿，也是浮沙横直于海中，形状如同鹿耳。午后，船舰大队一齐进了鹿耳门港。这是南北二汕之间的一个
港道。水底皆沙，纵横布列，舟不易通过，只能寻找其稍深处出入，但港路窄狭也只能容两船并列。鹿耳门港平时水极浅，大船无法通行。郑成功船队到达鹿耳门港的四月韧一日，正值涨大潮，水深增加了数尺，即使是最大的船也得以顺利通过。这天晚上，郑军船队到齐，停泊于禾寮港，并就在此登陆。这时，陆上的居民几千人跑出来迎接郑军，用货车和各种工具帮助郑军登陆。这样，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大部分郑军已进入港湾，几千名士兵已经完成了登陆。其战船则驶抵荷军的两个城堡——热兰遮城堡及普罗文查城堡之
间。
郑军登岸扎营，宣毅前镇、虎卫镇将坐铳船驻扎于鹿耳门，以牵制荷兰人的甲板兵船，并防止从北线尾来的敌兵。北线尾在鹿耳门港之北。北线尾将港道一分为二。在北线尾与鹿耳门屿之间为北航道，这就是所谓鹿耳门港。这个港口沙石浅淤，港道行回，只能通小舟。在北线尾与一路身之间为南航道，俗称大港，这里口狭水深，大船可以自由出入。荷兰人在一鲲身的沙丘上建有热兰遮城堡，又将一些旧船沉入水中阻塞了大港的一部分水道，—这就使南航道处于城堡上的大炮的射程之内。
荷兰人也曾在北线尾北端建筑堡垒以控制北航道，但后因台风倒塌未能重修，又因北航道水浅难行而放松了警惕。这就使郑军得以从此顺利进入鹿耳门港。热兰遮堡和赤嵌堡已经失去防守港道的作用。
荷兰人见郑军如此顺利进入港口并登陆，感到束手无策，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一筹莫展。这时所有的船只已被樊德朗等人强迫分散到各地去，只留下两艘战船赫克托号和斯·格拉弗兰号，小帆船白留号和快艇马利亚号，它们都是平底船吃水不深。这时在北线尾驻有荷兵1个班长和6名战士，在热兰遮城堡内有1100人和4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郑军切断了热兰遮堡与赤嵌城之间的联系。
这天晚上，守卫赤嵌城的荷兰军官猫难实叮(valentijn)，向郑军营地发炮，并焚毁马厩粮食。赤嵌街一带系百姓民居草屋，郑成功恐粮食被焚，特遣户都事杨英委同官兵看守堵御，第二天，由户都事杨英将街中粮食向各镇官兵发放，足够每人半月用粮。
初三日，荷兰长官揆一在赤嵌城上见郑军北线尾官兵防备松，便派海军上尉汤马斯·贝德尔率领240名士兵手持火枪向郑军冲来，企图驱逐在航道入口上的郑军，结果被北线尾守将宣毅前镇带兵一鼓击败，贝德尔也战死在阵中，计荷军阵亡118人。许多人因逃生跳水而死，生还者仅80人。另一方面阿尔多普上尉则带200名战士乘领小舟到赤嵌城，以阻止郑军从该地登陆，打通两城堡之间的联系。
在赤嵌城与热兰遮之间的海面上也发生了激战。郑军与荷军双方互相炮击。海面上浓烟滚滚，炮火连天。海战刚开始不久荷兰军的主力舰赫克托号弹药库被郑成功舰队的重炮直接命中，当场被炸的无影无踪，连同舰上的100名荷兰官兵一同消失。几乎与此同时，荷兰另一只大舰格拉弗兰号也遭到郑军火攻船袭击，燃烧起火，与帆船白鹭号一同逃往日本方向。荷兰通讯船马利亚号则逃往巴达维亚方向。整个海战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郑军切断了海上交通，包围了赤嵌城，控制了赤嵌周围地区的农村，使城中荷军陷入孤立之中。荷军仅存的几只船，也停在热兰遮城堡外，不敢出战。
郑家军在台湾的登陆可以说没有道到任何有力的抵抗，郑军的行动得到台湾的中国居民的热烈支持。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赤嵌城的水源和供给都被切断了。郑军抓获了赤嵌城守将猫难实叮的弟弟。郑成功很礼貌地召见了他，并将他送回赤嵌城，让他传话给猫难实叮，要求他们投降，并保证不加杀害。
荷兰人并不甘心退出台湾，在热兰遮城中他们经过开会，向郑成功提出两套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是他们拿出一笔赔款给郑成功，郑成功得到赔款后离开台湾，并允许荷兰船只自由通航。如果郑成功不同意这一条，荷兰人可以退一步，让出已被郑军控制的台湾本岛，但郑成功必须答应荷兰人可自由地集中到台湾的港湾来。荷兰人打的如意算盘是凭借荷兰海军在实力上的优势，郑成功不会愿意与东印度公司结仇，肯定会同意上述两条中的一个。但荷兰人还是做了战斗的准备，他们已经开始打算放弃赤嵌城，加强热兰遮堡的防御。
荷兰军谈判的使者前往赤嵌城外郑军营中，郑成功在城外旷野的一个大帐棚中接见了使者。在荷使送上书信说明来意后，郑成功说东印度公司考虑的只是他们的利益，信中所表示的友好是不可信任的。这种友好与他们对东印度的君主、国王的友好是一样的。公司认为有利可图时就继续谈友好，公司认为从地方可以得到更大利益时，便马上可以抛弃这种友好。甚至为此不惜加害任何人。关于郑军进军台湾，郑成功说他没有义务向荷兰人解释自己行动的理由，但他也没有必要隐瞒进军台湾是为了更好地同满洲人作战。郑成功严正地说，台湾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它的时候，可以允许荷兰人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理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郑成功对荷兰人表现了宽大的胸怀，他说，尽管我们的人民屡次遭到荷兰人的虐待，但此次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同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作战，而只是为了收回自己的产业。郑成功表示，荷兰人撤出台湾，可以带走自己公司的财产，就是拆毁城堡把枪和物资全部运回巴达维亚。也无不可。他要求荷兰人立即执行，这样荷兰人可以得到宽恕，否则郑军将会用一切力量驱逐荷兰人，而全部费用都要由荷兰人来支付。郑成功最后警告荷兰人，如果违抗命令，一意孤行，将会自取灭亡。我会当着你们二人的面下令攻城。郑成功手指着赤嵌
城堡，威严地说：“我健儿将会将其夷为平地。我大军一动，可天翻地覆，所向无敌，尔等慎思之！”
郑成功限令他们第二天上午八时作出决定，是立即离开台湾全岛，接受宽大条件，还是坚持作战继续抵抗。对此无须再来谈判。
荷兰人得到郑军的回复，个个茫然不知所措。在热兰遮的荷军终于做出坚决抵抗的决定。他们在城头挂起了大血旗，表示决不退步。但荷兰人此举同时牺牲了赤嵌城，他们放弃了援救赤嵌城的计划。郑成功下令加紧包围赤嵌城，要求赤嵌城荷军及早在有利的条件下投降。他下令士兵每人带草一束，围屯城下，如不降，将放火烧城。他告诫荷兰人，赤嵌城已孤立无援，他们将会在炮火攻击下遭到毁灭。赤嵌城里的情况很艰难，因为大批周围地区的男女老幼躲入城内，使供给日益紧张，更严重的是郑成功派人堵塞了城中饮水井和水源。
赤嵌城中的荷兰人终于动摇了。四月六日，经过短暂的谈判，司令官猫难实叮献出赤嵌城投降并献出其一切军用物资。司令官及其妻子与另外的400名士兵都成了俘虏。郑军很快开入城中，城中一片欢腾。喧闹的锣鼓声与号角喇叭声以及枪声响成一片。郑军和百姓在庆贺胜利，庆贺自己重新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赤嵌城的丢失，使得荷兰军在热兰遮堡中更加紧张，停泊在城外的两只船因担心安全一只开到鸡笼，一只开往巴达维亚向总长官报告，希望立即派兵援救。荷兰人将热兰遮市区的大炮拆除，把大炮移到要塞之内，想从要塞里用大炮掩护市区。
长期受荷兰人蹂躏之苦的当地土民如沐甘霖。新善、开感等里社的土番头目都来迎附。郑成功设宴款待各头目，并赐给他们袍帽靴带，由此南北路土社都闻风而来，郑成功照例宴请，土社居民无不欢悦。他们高兴地庆祝从强加给他们的基督教之下解脱出来，把荷兰人用以宣传的器物书籍践踏在地。他们又高兴地恢复了自己的传统信仰。土著居民为了表达他们对荷兰人的愤恨和得到解放的喜悦，甚至将一名荷兰人割下头颅，大家围起圈来跳舞狂欢。与荷兰殖民者一同来的传教士也悄悄地逃往了加溜湾。（这一段是引自《中国基督教全史》）
郑成功派遣降将猫难实叮到热兰遮中去招荷兰在台行政长官揆一投降。韧五，揆一派了通事汉人胡兴与其手下人来见郑成功，欲与郑成功讲和。郑成功要求他们的长官来见。初六，揆一派了几名官员同猫难实叮来见郑成功，郑成功用何斌作翻译，问道：“揆一何日出降？”来人说：“揆一不投降。若藩主将兵撤回，每年愿交纳税银若干万并奉献土产、洋货，可随意挑选，年年照例纳贡。这次到台湾来的藩主大军的船只，都会得到贡献，对回还的官兵愿送十万两银犒师。其他事不敢擅自做主。”郑成功断然拒绝了来使的条件。下令将其送还。看来问题将在战场上解决了。
当月初七，郑成功移师昆身山，传渝等侯命令进攻热兰遮城。昆身山又称一鲲身，在今天的台南市安平镇。当时，台湾西南岸自凤山的打鼓山起，有7座沙丘，7座沙丘如同贯珠一样互相连接，形状如同大鱼，故称鲲身。北面的一鲲身面积最广，地势最高，热兰遮城堡即建于此。
为了抵御郑军，荷兰人将城外的防御炮拆入城中，在郑军的压迫下，荷兰军也都退入城中。在撤退之前，他们执行命令在市区四隅放火，一些主要建筑如锯木厂、德里百货店和其他各种房屋都付之一炬。荷兰人希望大火蔓延，把全市烧成灰烬。郑军登陆后则竭力扑灭火焰，终于使城市得到保全。
郑军3000多人隐伏在热兰遮城外的大道上，距离荷方的射程之外。这时，从城外市区通往城堡的大路畅行无阻，沿途没有壕沟或短墙等防御工事。可是郑军并不马上靠近城下。从四月初七郑军到城外起，一直到二十七日，郑军一直按兵不动。但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郑军一在大路上露面，荷兰人便从城中扔炸弹、抛石子。但郑军只是围困，对荷军的动作不作反应。他们在准备一场大战，以结束战争。
四月二十六，郑军将28门大炮运进市区，黄昏后将各炮在城外的空地上架好；他们打算用炮轰开城墙。四月二十八，天还没亮，郑军向城发起了轰击，数十门大炮一齐怒吼，无数炮弹射向热兰遮堡城墙。驻城荷兰指挥官下令荷兵不许放枪，他们把所有的大炮都调动了位置，使炮火可以与郑军互相交插。他们在火炮中装上火药、步枪子弹和大铁钉等，又命阻击兵在城墙上站好位置。准备好后，他们便一齐从上下左右各方向向没有掩蔽的中国士兵开火。郑军面对突如其来的回击淬不及防，损失惨重。但官兵们极为勇敢，指挥官带领后面的士兵马上冲上前去接替前面倒下的士兵。但是这种典型的炮击战郑成功的军队明显不如荷兰军训练有素，同时荷兰人还具有绝对地理优势。经几次硬拼之后，郑军没取得什么进展，伤亡却十分之大。郑军不得不改变战略，向后撤退，以躲避城中射出的枪弹。同时他们又派出一队人马从南面羊厩沿着沙堤向城下推进。但当这支郑军进入敌人的射程之后，遭到了炮火猛烈的射击，也不得不向后撤退，以躲避炮火。他们在等待市区郑军的大炮轰开城墙，双方一同配合攻城。因为南面、东面两路郑军此时都已掩避好，荷军的枪炮便无能为力了。双方进入了僵持之中。
但就在当天下午，城中的荷军向城外发动了两次突击，比上午的战斗更为激烈，他们甚至冲出城来夺得了郑军的一门可发射六磅炮弹的大炮和三匹战马，带回了城堡。第二天晚上，郑军利甩黑暗掩护从隐蔽地出来，把原来安置在市区民房后面的几门大炮运走。荷兰人企图加以阻击，但未能成功。
郑成功的攻城遇到了困难，但郑成功坚信如此包围城堡，即使不攻，也会迫使敌人投降。但是长时间的围城，使郑军的粮食消耗殆尽，军中缺粮的问题日益严重。郑军一面在城周围挖壕、筑墙，加强包围工事，一面开始筹粮筹调。郑军在城外的每条街道上都设起防栅，并挖了一条很宽的潦沟，在沟中设置了攻城工具和几门轻炮，并配制了一门可发射六磅重炮弹的大炮，现在郑军不急于进攻，他们在加固了城外的包围攻势之后，正好利用这段时间使军队得以休息和调整。
台湾当地的居民对郑成功给予了有力的支援，他们不断向郑军送来慰劳品。郑成功派杨戎政与户都事杨英与通事何斌等到各乡去察看荷军所储存的粮食，拿来作为军粮发给各将士。他们得到了粟米6000石，糖3000余石，大大缓解了缺粮之急，支持了对城堡的包围。郑成功从来重视军队的供给问题，就在这时他便开始考虑日后军队长驻台湾的计划。他抽出一部分将士分配到各个汛地进行屯垦。命提督马信带兵驻扎于热兰遮城外的街上继续困守，以待敌人投降。与此同时，郑成功对部队加以整顿。由于礼武镇将林福红被荷兰人铳击受伤，命协将洪羽管理礼武镇。郑成功还腾出手来对违纪的军官进行惩处。宣毅后镇吴豪因为部下士兵搜掠百姓银两，盗窃藏匿粮食，被处死刑（事实上就是报当初吴豪当初反对郑成功远征台湾的仇，说老实话，郑成功心胸开阔一些的话，他的光复事业，或许真能结出什么果子也不一定），命右武卫右杨魏国管理宣毅后镇事，虎卫右镇陈蟒也固有罪被捆责革职。
这时，郑军从大陆开来的二程官兵也来到了台湾。他们有左冲、前冲、智武、英兵、游兵、殿兵等镇。郑成功命左冲镇黄安管虎卫有镇，以提督骁骑亲随营蔡文管左冲镇事。但同被安排在二程的宣毅左镇万义、万禄却在郑成功一再催促下不启程，终于投降了清军。
原来此二人受命据守铜山。他们早有叛心。万义原名郭义、万禄名蔡禄，因与后提督万礼结盟，改为万姓。后来万礼与黄梧密约降清，但还未行动就因参加南京之战被俘而死。万礼已被列入了忠臣祠，但因反谋暴露，又被从忠臣祠撤出了。万义、万禄此时叛逃事出有因。他们企图挟持管理铜山地方事忠匡伯张进一同叛清。张进表面答应，暗中却做了秘密布置。他打算在请万义、万禄饮酒时，引发炸药与之同归于尽，二万发现了张进的密谋，没来赴约，而张进却为此自焚殉难。郑军兵官忠振伯命令留守将领忠勇侯陈豹率水师重
新控制了铜山，万义、万禄被迫与前来的清军一同逃走。铜山的战报传到台湾，郑成功下令旌表忠匡伯张进，将其列入忠臣祠，排在第一位，优恤其家属，并拟安排其子作官。
就在郑成功日理万机地安排筹调屯田、调整编制并设立行政机构的时候，也加紧了对热兰遮城的围困和招降。
早在四月二十六日(西历五月二十四日)，郑军就挂起停战旗，宣布与荷兰人停止战斗，同时派出官员由牧师奥塞卫尔、翻译容哥等陪同来到热兰遮城堡下。他们送上了郑成功的信。倍由猫难实叮作了翻译，信中写道：
大明诏讨大将军国姓致书台湾长官揆一：你们荷兰人仅有数百兵力，焉能同我们强大的兵力作战?你们真是丧心病狂，不明理事啊！
本藩本上天好生之德，不忍生灵涂炭，故多次致书劝降，你等应好好考虑：妻子儿子得以不死、全部财物得以安全，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现在我派我的官吏Sangae、牧师汉布鲁克以及通事胡兴哥、容哥向你致意，并向你提出如下议和条件，希望你仔细考虑：
第一，在我开炮攻城前，你们如把堡垒献出，我将以对待普罗文查城司令猫难实叮氏之方式对待你等，即保全你等生命，你等若有什么要求，我也将答应。我说的是实话，决不欺骗你等。
第二，即使在我开炮攻城之后，如果长官和大小将士挂起白旗前来求和，我也将立即下令停止炮击，以示我话并非虚假。如果你方将领携带眷属来我这里，证明你真心求和，我将立刻下令把大炮搬回船上。从我这命令，长官及其属下可以看出我要和平，你们完全可以信任我。
附带声明：和约缔结后，你的士兵必须立即撤离城堡，让我方将士入城接管。我将通令将士对你们的财物秋毫勿犯，我并将允许你等留少数男女仆役在家照料。再者，凡在赤嵌或台湾有家愿去居住者，准其离城携带各自财物前往。
再有一言相告：有求必应，是中国人的一贯风度，但我们认为城堡非常重要，决不能留给你们。你们有什么要求，均可答应，但是不能要求和赤嵌居民一样，给你们两天期限以便携出财物；因为赤嵌居民在我未开炮攻城前投降，而你们则迟迟不决。你们既已耽搁了这么久，因此不得在城内再作片刻逗留；我方炮弹轰开你们城墙以后，你等必须立即离城。
最后，你们为了通商，远渡重洋，有坚守城堡之责，这点本藩知道，并不因此怪罪你等，你们也不必因有这样行为而担心。
我的一言一诺，全世界的人都可信赖，要知道我一定和以前一样信守诺言，我不愿欺骗任何人。城堡里的每一个荷兰人都应该注意这封信，因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真话。现在的局面是：你们生死存亡，俱操于我。你们应当机立断，若再拖延不决，则等于自寻死路。
前者揆一先生曾说过，他不懂中国文字，我送去的好些信件，他都不能理解，所以现在我派通译胡兴哥及容哥送去这封信。这封信已由他们两人边念边译给前副长官猫难实叮听，由猫难实叮写成荷兰文。希你等谨记在心。
[永历]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信旁注有：竭尽全力译出，一六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猫难实叮。
大明诏讨大将军国姓致书台湾长官揆一：你们荷兰人仅有数百兵力，焉能同我们强大的兵力作战?你们真是丧心病狂，不明理事啊！
本藩本上天好生之德，不忍生灵涂炭，故多次致书劝降，你等应好好考虑：妻子儿子得以不死、全部财物得以安全，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现在我派我的官吏Sangae、牧师汉布鲁克以及通事胡兴哥、容哥向你致意，并向你提出如下议和条件，希望你仔细考虑：
第一，在我开炮攻城前，你们如把堡垒献出，我将以对待普罗文查城司令猫难实叮氏之方式对待你等，即保全你等生命，你等若有什么要求，我也将答应。我说的是实话，决不欺骗你等。
第二，即使在我开炮攻城之后，如果长官和大小将士挂起白旗前来求和，我也将立即下令停止炮击，以示我话并非虚假。如果你方将领携带眷属来我这里，证明你真心求和，我将立刻下令把大炮搬回船上。从我这命令，长官及其属下可以看出我要和平，你们完全可以信任我。
附带声明：和约缔结后，你的士兵必须立即撤离城堡，让我方将士入城接管。我将通令将士对你们的财物秋毫勿犯，我并将允许你等留少数男女仆役在家照料。再者，凡在赤嵌或台湾有家愿去居住者，准其离城携带各自财物前往。
再有一言相告：有求必应，是中国人的一贯风度，但我们认为城堡非常重要，决不能留给你们。你们有什么要求，均可答应，但是不能要求和赤嵌居民一样，给你们两天期限以便携出财物；因为赤嵌居民在我未开炮攻城前投降，而你们则迟迟不决。你们既已耽搁了这么久，因此不得在城内再作片刻逗留；我方炮弹轰开你们城墙以后，你等必须立即离城。
最后，你们为了通商，远渡重洋，有坚守城堡之责，这点本藩知道，并不因此怪罪你等，你们也不必因有这样行为而担心。
我的一言一诺，全世界的人都可信赖，要知道我一定和以前一样信守诺言，我不愿欺骗任何人。城堡里的每一个荷兰人都应该注意这封信，因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真话。现在的局面是：你们生死存亡，俱操于我。你们应当机立断，若再拖延不决，则等于自寻死路。
前者揆一先生曾说过，他不懂中国文字，我送去的好些信件，他都不能理解，所以现在我派通译胡兴哥及容哥送去这封信。这封信已由他们两人边念边译给前副长官猫难实叮听，由猫难实叮写成荷兰文。希你等谨记在心。
[永历]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信旁注有：竭尽全力译出，一六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猫难实叮。
荷兰人接到信后，以“福摩萨(台湾)岛各城堡及其人民的长官及指挥者弗里第里克·揆一”的名义，回信给“国姓爷”郑成功。信中写道：
昨日暮时，我们从由奥塞卫尔陪同前来的中国官员Sangae及牧师汉布鲁克处收到来信。我们完全明白来信内容，然而我们只能给你一个答复，即本月十日送去的信中所说的：为了全能真主的荣誉(我们完全信赖主的帮助)，为了我国及荷兰印度公司董事会之福利，我们即使危及生命，也必须继续守卫本城。
本想在昨．日晚上回信，但在Sangae到此之夕，我们看见你方军队正在热兰遮市区赶筑工事以对付我，我们请Sangae制止，他推说没有权利干涉，为此，我们只好也忙着赶筑防御工事，不克写回信。你部下的军队会告诉你，对于那些对准我方的大炮，我们做了如何的回答，今后也要如此回答。
弗里第里克·揆一
一六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于台湾。
虽然揆一仍然表示拒不投降，但在台湾北部的荷兰人则早已接受郑成功的条件，纷纷从隐蔽地出来，加入了赤嵌城附近荷兰人投降者的行列，其中有侨民116人，牧师4人，法官5人。此后，六月初一、初二、初四，郑成功又接连给热兰遮城堡送去招降书。信中进一步指出，城中荷军不能坚持很久，无法等到明年援军到达，而且本年内巴达维亚只能有商船开来，即使派来援兵，至多也只能有10只战舰和2000士兵，数量会比郑军少得多。即使荷兰人获得有限的增援，可以坚持10年之久，郑军仍然有耐心等待。
（这些往来信笺均见于《被忽视的褐摩萨》卷下，《中国人进攻台湾，围攻热兰遮城，在围城期中双方的战争情况》）
这是一场信心与毅力的较量。在双方唇枪舌战的同时，他们都在准备一次最后的决战。郑军在筹调备兵，修筑工事，荷兰人则希望南贸易风季结束，以便在北贸易风吹来时，能够向巴达维亚送信，请求援助。其实，这时不仅城中的荷兰人陷入困境，包围在外的郑军处境也极为困难。隔海由户官郑泰负责的运粮船迟迟不至，官军缺少粮食，乡中粮价达到每升四五钱银子。郑成功不得不令民间交纳杂子番薯，以发给兵粮。而这时由于援剿后镇、后冲镇处事不当，激变大肚乡(今台中大肚乡)的土番发动了叛乱。乱军冲杀左先锋镇营，杨祖迎战受伤。叛军又包围了援剿后镇张志的军营，右虎卫、英兵镇、智武镇也被打败。郑成功见此情况，连忙差遣兵都事李胤监制各镇，下令不准搅挠土社，并将后冲镇等调离，派往南社(今南投龟背乡)驻扎。郑军的供给进一步恶化，户官的运粮船仍然没到，官军甚至食用木子充饥。郑成功焦虑不安，担心军队会发生变故。对户官郑泰的失职极为不满。他在座前写下了5个大字：“户失先定罪”！郑成功派遣杨戎政
与户都事杨英往鹿耳门守候粮船，凡有粮船，不论公私，所载粮食一律收买发给士兵。
就在热兰遮堡久围不下时，郑成功收到了张煌言从浙东的来信。信中写道：
大明之倚重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耻复仇也。区区台湾，何预于神州赤县?而暴师半载，使壮士涂肝脑于火轮，宿将碎肢体于沙绩，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况普天之下，止思明一块干净土…………夫思明者，根柢也；台湾者枝叶也，无思明，是无根柢矣，安能有枝叶乎？……古人云：“宁进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台湾，亦不免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别图所以进步哉？
张煌言像许多抗清志士一样，对郑成功进军台湾极不理解。他认为军队有进无退，退到台湾，等于是自决于大陆，将自己孤悬海外，脱离整个抗清的大潮。兼之他也希望郑成功能把部队带回来，保住目前拥有的几块抗清地盘。而郑成功则一向以固执出名，从来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更何况仗现在已经打到这份上了，若退兵则白白与荷兰人结仇。
在海战中逃往巴达维亚的马利亚号船，早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当局报告了台湾的状况。荷兰人不甘心丢失他们多年苦心经营的这块宝地，决定派兵支援在台湾的荷兰人。他们迅速组成一支700名士兵分乘10艘战船的援军，外加一些水手和军用物资前往援救。但是却没有军官敢于担任指挥官，他们好不容易才物色到一个敢于担负援救任务的军官。这个人是巴达维亚的律师兼法院检察官雅科布·考乌。此人几乎没有过一点战经验，也不曾带过部队。
荷兰援军于西历7月5日离开巴达维亚，于8月12日驶达大员湾。
起先，荷兰东印度长官和总评议会由于被错误的情报误导，认为郑成功不会进攻台湾。他们对于揆一放弃远征澳门不满，决定将揆一连同其余第一、第二助理免职，并派克伦克前往台湾接替控一的职务。克伦克出发后，荷兰东印度当局才知道台湾发生了战争，又决定暂不撤换揆一，并由带兵赴授的科布·考乌送信通知已前往台湾赴任的克伦克。
克伦克兴冲冲地到台湾赴任，他以为会在台湾受到热烈的欢迎，没想到台湾已是战云密布。他看到热兰遮城上飘着一面大血旗，不禁惊慌失措。而当城中荷兰人得知等来的不是援军而是一位新任长官后，大为失望。阴暗的沮丧心情笼罩着每个人，他们对坚持抵抗完全失去了信心。长时间的被困已使士兵们疲惫不堪，士兵战死、或染病而死的日益增多，城中只剩下400名健壮的士兵。揆一请新任长官上岸共同研究御敌对策，但克伦克进退两难一再推辞，后来竟然找个借口跑到了日本，从此没有了消息。
荷兰援军是在克伦克离开不久到达的。援军的到达使困守在城中的荷兰人欢欣鼓舞，因为这是出乎意料的。城中的人冒着风浪设法把2200磅火药、大量急需物资和援兵们运上岸来。但这支强心针的作用很快就减退了。城中的人发现援军只不过是一支700人的部队，这些人仍然不能对他们与郑军的力量对比有多少改善。他们除了继续采取守势，没有任何别办法。
郑成功对荷兰入的一举一动十分清楚。他断定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当局不会在近期给在台湾的荷兰人以更多的援助了。他决心要在其他荷兰援军到来之前迫使热兰遮城投降。
荷兰援军很想试探一下郑军的实力，以一展身手，闰七月二十一日(西历9月14日)，经过荷兰在台总评议会开会，制定了一套作战方案。他们打算首先把郑军驱逐出热兰遮市区，并击毁停在赤嵌城航道上的郑军船只。他们决定派两艘战船开到市区后面，在街侧向郑军发炮，击毁他们的炮位。另外从城堡出动三百到四百名士兵从另侧向市区进攻。在海面上则派3艘战船、两条双桅船和15只小艇向停泊在附近的十几条郑军战船轰击，小艇用来登上敌船毁掉船只。
闰七月二十三(9月16日)，荷兰人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不料天公不作美，荷舰刚刚顺风势和潮水离开热兰遮城码头，便因为风停而不能前进了。不久，风从相反方向吹来，荷兰舰无法到达预定地点，当然也无法靠近郑军向其开炮。但小艇的前进没有停止。满载士兵的小艇冲向郑军的船只。
郑军以静待动，早已做好战斗的准备。郑成功命宣毅前镇陈泽和戎旗左、右协、水师陈继美、朱尧、罗蕴章等迎战敌船。郑军将士隐蔽得很好，冲过来的荷兰小艇则无任何遮挡，士兵完全暴露在外，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荷兰小艇遭到重创，伤亡累累，有3艘小艇被郑军缴获，其余的仓皇逃往大船旁边。
但这时荷军的大甲板舱有两艘被潮水冲上浅滩，无法行动，一艘科克伦号被郑军密集的炮火当场打碎，另一艘克登霍夫号被郑军的火船烧毁。这个以远洋航行和海盗贸易闻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远不是同样以海战闻名东南亚的郑家水师的对手。整个海战才不过一个小时，郑军除缴获3只小艇外，还缴获了两艘大甲板船，杀死荷军1个艇长、1个副官、1个军曹和28名士兵，打伤不计其。当然郑军约有15人阵亡。
荷兰人在陆上的军事行动，由于海战的失败，也没有成功。但荷军并不死心，他们考虑在第二天再在陆上发动一次对郑军的进攻。他们想用400名士兵、50名弓箭手在黎明时对在城外的郑军兵营发动攻击，但因为运送作战物资等有困难，终于没能行动。城中的守军日益减少，有人建议把台湾北部淡水、鸡笼两个要塞的守军和物资都集中到热兰遮堡来，以加强力量，因此派3艘大船前往执行这一行动。荷兰入开始在航道附近建立木栅，以保护战舰和单桅帆船安全进出不受郑军小船的干挠。双方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
郑军的情况由于供给问题也在日益恶化。军粮已经难以为继，官兵每天只能吃二餐。由于营养不良，疾病流行，很多人因此而死。士兵人心不稳，甚至一些大小船只一有机会就设法逃走，近半年时间的围城，整个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厌战情绪在蔓延。
这时虽然郑成功远在台湾，仍然没有脱离整个大的战局。清政府一直在关注着郑成功的一举一动。一方面，他们严厉推行迁界令，封锁海疆，切断郑成功的供给线路，另一方面，仍想从军事上消灭郑成功。清将靖南王耿继茂给在台湾荷兰人长官揆一写去一封倍，表示愿意与荷军联合作战，他们将尽力提供支援，以一举歼灭郑成功的军队。同时，耿继茂也请荷兰人派两艘战舰西进，以消灭仍然留在大陆的郑军。揆一于九月十五日(11月6日)接到清军的来信，这又使城中的荷兰人燃起了希望。他们互相鼓励，要坚守到明年。城中
的人由于疾病已经大大减少了，剩下的人也大大衰弱。当局开始清点人口和食物、弹药，尽量节约物资以延长时间。他们还打算把妇女和儿童遣送到巴达维亚，以减少消耗。对于城堡中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物资产如何处理他们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建议运往船上，有人认为运往船上不安全。有人认为如果货物运走，热兰遮堡成为一座空城守城人斗志就会迅速降低，而如果此时将这些货物运往巴达维亚，很可能公司便不再关心台湾荷兰人的命运了。反之，如果最后被迫投降的话，这些货物还可以献给胜利者，以求免其一死。争
论的结果，一致决定所有公私财物一律照旧留在城堡中。
这时从巴达维亚前来援救的军队指挥官雅科布·考乌向评议会提出，要求准许他乘最大的船回马达维亚，这样有助于获取更多的援兵。但评议会的人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但考乌决心不顾议论，在北贸易风结束以前单独离开台湾，他自称奉有秘密指示，没有义务服从在台荷兰人评议会的任何决定。然而这时为考乌提供了另一个机会。评议会在接到福建清军的来信后，决定准备3艘威力最大、航速最快的帆船，另加上两艘小船，备足给养，弹药和其他物资，配备善战士兵，打算用这支军队去与福建的清军联合作战，以消灭留在大陆的郑军。他们企图以此牵制郑成功对热兰遮城的包围，并从大陆运回物资，支援守城部队。考乌主动请求承担这项任务。评议会派他于西历12月3日(中历十月十二日)从台湾出发，由秘书康斯坦丁·诺贝尔担任副司令，并携带信件礼物，代表荷兰东印度公司献给在福建的清军长官。
然而考乌却在进军福建的途中耍了花招，他带船队一直开赴澎湖群岛，又在澎湖违反航海规程，在水深35寻的地方抛锚，致使三艘船锚链被风吹断，被迫返回台湾。而当这三艘船再返回澎湖时，考乌早已强令另两条船驶往巴达维亚。
与清军联合、牵制郑军并取得援助的计划落空了。热兰遮城中的荷兰人恐慌方状。他们不仅失去了一艘大船和一般小船，失掉了一些最善战的士兵，也失去了不少粮食弹药。更重要是他们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士兵们陷入莫大的恐怖之中，他们几乎见到死亡在临近，有些人企图投奔郑军以求活命。
在投降郑军的荷兰人中有一名军曹名叫汉斯·哲根·拉迪斯，他是斯托卡特人，曾在欧洲打过几次仗，很有作战经验。对于汉斯的到来，郑成功大为高兴，他款待了汉斯，并向他询问城中的情况。这个汉斯将城中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倒了出来。他说考乌逃跑后，不仅城中损失了一些战士和物资，而且军队的斗志全垮了。由于长期围困，守军已经精疲力竭，城中强壮士兵已不足400人，而且疾病死亡仍在蔓延。他建议郑成功不仅要封锁，而且要利用城中惊慌疲惫的状态连续攻击。他还说，城墙的建筑并不坚固，用大炮轰，用不了两天，就会轰开。
汉斯又凭借自己的战争经验，提醒郑成功注意荷兰人的工事网，说荷军的工事修得太低，如果站在乌特利支外堡上可以看到工事网内的士兵。他向郑成功献计，请求郑成功占领乌特利支外堡和小山头，那里不堪一击，荷军无法守住。这样荷军的工事网也就守不住了。而一旦郑军占领了这些工事网后，就可以在当地筑起防御工事，把自己隐蔽在里面，从而可以逼近上堡的墙边，这样荷军的大炮和步枪便失去了效力。
郑成功本来听说荷军与在福建的清军联合，感到十分焦虑。他得到城中的上述情报后，完全放心了。他决定按汉斯的计策行事，将封锁转为进攻。
转眼已到了中历年十二月(1662年1月间)，郑成功下令把所有在台湾的兵力集中到热兰遮城外的大员沙洲上。当地本来已有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巨炮，现在又增加了3座炮台。一座设在乌特利支堡南面，两座在其东面，共有28门巨炮。郑军又挖了许多战壕，数千名武装士兵被分布在战壕之中。他们还采取了各种措施防备城上大炮的袭击和城中可能的突击。
城中的荷军已经发现城外郑军部署的变化，但他们对此无可奈何。他们想向城外的包围者发动一次总攻，但又感仅有的600名士兵力量不足，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总攻是不可能的，只有靠灵活应战。随机应变了。
郑军在城外修筑炮垒、战壕和防栅，将一切陆路阻断，城堡只有海路可以通行。但如果外堡一旦失陷，热兰遮城就会完全断绝与外部的联系。郑军在城外的工事逐渐完成了。十二月初六清晨，郑军开始从南面和东面袭击乌特利支堡。经过两个小时的炮轰，城堡已被打开缺口，郑军连续两次试图从南面的缺口冲入堡中，都由于荷人炮火猛烈而未能成功。为了避免扩大伤亡，郑成功下令继续用炮轰击，直到把外堡彻底摧毁。到了晚上，外堡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荷兰守军被迫从外堡撤入热兰遮城中。在撤退前，他们先破坏了尚未损坏的大炮，然后又将藏在地窖内的4桶火药装上导火线。企图炸毁冲上来的郑军。
郑军见到敌人从外堡撤退，迅速冲进了外堡，郑成功对这一决定性的胜利也很高兴。他亲临其地视察，以组织下一次战役。但郑成功被深深了解荷兰军队战术的汉斯阻止了，他说视察新占领的阵地是危险的，下面往往有地雷。话刚说到这里，只听轰然一声巨响，荷军藏在地窖中的四桶炸药燃爆了，残留的外堡连同刚刚进入新阵地的一些郑军士兵，都被炸毁了。但郑军毕竟更加接近了最后的胜利。由于占领了乌特利支外堡，郑军大受鼓舞。当天晚上，他们就在小山头上筑起了战壕，开始建造一座大型炮垒。他们又用无数土篮子顺小山往下叠成战壕，与热兰遮城外的工事网相连。荷军一面彻底用大炮、臼炮、步枪、手榴弹轰击，以阻止郑军前进，一面加紧修筑或加固工事。热兰遮城由于枪炮密集地燃放，火光冲天，整个城堡如同着了火一样。
在城内，荷兰人评议会正在召开秘密会议，所有的商务官员和军曹都参加了会议。面对目前的形势，他们摆出了三种出路：一向郑军发起一次拼死总攻；二坐待敌人进攻；三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把城堡献给敌人。只有极少数人建议发动总攻。长官揆一则赞成待敌人再进攻一两次后再相机行事，并自告奋勇亲自协助防御以鼓舞军民。他认为巴达维亚的援军随时可能到来，而城中的粮食还可以维持四五个月。但评议会仔细分桥了形势；认为已经完全绝望，他们注定要失败了。
在评议会的苦苦劝说和解释下，揆一终于让步，决定与郑成功谈判，在合理的条件下献出热兰遮城堡。
荷兰人给郑成功送来了一封信，建议双方停火，开始谈判。经过五六天的协商，双方达成了协议，共18个条款：
一、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从此不记前仇。
二、荷方应将热兰遮城堡、外堡、大炮、剩余的军用物资、商品、现金以及其他属于公司的财产全部交与国姓殿下。
三、大米、面粉、酒、烧酒、肉类、猪肉、油、醋、绳索、帆布、沥青、柏油、锚、火药、枪弹、亚麻布以及被围者返回巴达维亚途中之生活必需品，得由前述长官及评议会运上公司船只。
四、城堡内以及他处屈于荷兰政府官员之私人动产应先经过国姓代表检查，然后运上前述船只。
五、除携带上述物件外，二十八名评议员每人准予随身携带二百银元，另二十名特定公民准予一共携带一千银元。
六、经检查后，荷兰士兵得以在长官指挥下，扬旗、鸣炮、荷枪、击鼓、列队上船。
七、所有在福摩萨之中国债务人及中国租地人之名单以及他们所欠的债务，应从公司帐簿中抄出，呈交国姓殿下。
八、所有荷兰政府之档案文件，可以运往巴达维亚。
九、公司人员现为中国人拘禁在福摩萨者，应于八日至十日内释放，拘禁在中国者，应尽早予以释放。公司雇员在福摩萨末受拘禁者，应发给通行证，以便安全到达公司船上。
十、国姓将捕获之四艘小艇及其财物发还公司。
十一、国姓负责拨出需要的船只运载公司人员及其财货上船。
十二、公司人员在停留期间，国姓属下臣民应按日供应以合理价格之蔬菜、肉类以及其他维持日常生活之物品。
十三、在公司人员末上船前留在岸上期间，除非为公司之急务，国姓属下之士兵臣民，一律不得进入城堡，不得越过工事网之堡篮，亦不得进至由国姓殿下下令所立之木栅。
十四、在公司所属人员全部撤出城堡以前，城堡上除白旗外，不得悬挂别种旗帜。
十五、公司人员及财货上船后，仓库管理人员应留在城堡内两三日，然后上船。
十六、本条约一经签字、盖章、宣誓后，双方各依本国习惯，国姓即派官员Moor
Ongkun及政治顾问Pimpan Jamoosje到荷兰船上，公司方面亦派一职位仅次于长官之官吏燕·奥根斯、樊·华弗伦(Jam
Oetgens van Waveren)及福摩萨评议员大卫·哈曹尔(David Harthouwer)到国姓处，作为人质，上述人质应留在指定之地点，直至本条约所规定之事项均已执行完毕为止。
十七、目前在城堡内或公司船上之中国俘虏，应予释放，以交换荷方为国姓部属所俘虏之军民。
十八、本条约中，如有发生疑义或有重要末尽事项，经任何一方提出后，应立即由双方协商解决之。
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西历1662年2月1日)，双方在上述条约上签了字，荷兰人正式投降。按照条约，双方清点了物资该留的留下，该运走的运走。在一切办理完毕后，荷兰武装士兵500余人举着旗帜列队走出城堡，郑军威武地开入城堡。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就这样到来了。荷兰人自天启四年(1624年)到永历十五年十二月(1662年1月)一直占据台湾38年，如今台湾又回到了中国人的怀抱。
郑氏家族的事业从台湾起家，当年郑芝龙就是以台湾为重要根据地的。后来，郑芝龙作为明朝的官员，仍然控制着台湾岛，并从台湾的对外贸易中得到有力的财政支持。只是后来清人南下，郑家忙于大陆的事务，台湾才受到忽视。后来郑成功虽屡有恢复祖业之志，但都因为忙于南征北讨而不果，所以郑成功向荷兰人说：“该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它的时候，可以允许荷兰人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我们可以认为郑成功用的是克制的外交辞令。因为荷兰人进入台湾，在很大程度上凭借了他们的武力，而现在让他们退出，仍然也必须依靠武力来解决。
事实上，应该必须承认，郑成功收复台湾，对于明朝的光复大业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反而由于郑成功将精力投注在台湾，使得其失去了对厦门、金门军队的控制力。事实上，郑成功也曾在收复台湾后悲壮地自比田横，可见其对光复明朝天统已然失去了信心…………
遥远的东方 辽阔的边疆
一道绵延的老墙
前人的沧桑 后人的风光
万里千山牢牢接壤
一个老去的国度
多少消逝的真象
一页浩瀚的岁月
多少欲望成悲壮
迷惘的江山 神秘的庙堂
许多昨天的战场
帝王的勋章 战士的胸膛
谁却甘心留恋塞上
捂住耳朵
以为从此不再听到在呼号的人
捂住眼睛
以为从此不再看到战斗的伤痕
我在黄土地上
后记：
不管怎么说，老子终于写完了，说老实话，真tmd累…………
顺便提一下，朋友还给了我一张Beyond的《信念》（这狗日的，整整借我四年多了，才想起还！！）很老的歌了，但是我很喜欢，整个假期都在听，将长城作为这篇文章的缀尾吧，以悼念俺们的烈祖烈宗们。（谁有粤语版的嘛，黄家驹唱的国语歌听起来真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