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乡公事略
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
仅仅十二个字，陈寿轻轻带过了这一场悲壮的宫廷事变。对这位曾身居帝位少年天子之死，陈寿谨慎地使用了一个“卒”字，并非是帝王公侯的“崩”。（微言大义是谈不上了，但一言难尽这个词，用在这里还真是妥帖哪。）
高贵乡公讳髦，字彦士，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也就是明帝曹睿的侄子。正始五年（公元244年）被封为高贵乡公，嘉平六年即位，其年十四年，在位六年一朝竟“卒”，其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哪？
曹髦死后不久，当时皇太后郭氏立刻下懿旨追贬，例举了曹髦的数项大逆不道的行为，革除了曹髦的帝号。
“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东海王子髦，以为明帝嗣，见其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其所言道，不可忍听，非天地所覆载。吾即密有令语大将军，不可以奉宗庙，恐颠覆社稷，死无面目以见先帝。大将军以其尚幼，谓当改心为善，殷勤执据。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吾语大将军，不可不废之，前后数十。此兒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酖毒，重相设计。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呼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言今日便当施行。吾之危殆，过于累卵。吾老寡，岂复多惜馀命邪？但伤先帝遗意不遂，社稷颠覆为痛耳。赖宗庙之灵，沈、业即驰语大将军，得先严警，而此兒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陈间，为前锋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汉昌邑王以罪废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礼葬之，当令内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书王经，凶逆无状，其收经及家属皆诣廷尉。”
在这份懿旨里，郭后指出曹髦“情性暴戾”，因为郭后一再呵责其行止，其更忿恚，谋害不果后，甚至亲自操兵以向老寡，更欲出取大将军。因此，对这个“悖逆不道”、“自陷大祸”的皇帝，自然应该以罪废为庶人。太后追贬令刚出，大将军司马昭立刻上书称：“伏见中令，故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依汉昌邑王罪废故事，以民礼葬。臣等备位，不能匡救祸乱，式遏奸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栗。春秋之义，王者无外，而书‘襄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于位也。今高贵乡公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葬以民礼，诚当旧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过隆，虽存大义，犹垂哀矜，臣等之心实有不忍，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
太后追贬于前，大将军丝毫不念旧恶乞恩于后，使得这个残暴的皇帝仍然得以“以王礼葬之”。如此一来一往，曹髦的“悖逆不道”自然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定论了，甚至其已经不再被视作存在过的一个皇帝，北道乡曹奂嗣得是明帝的统，而不是这个曹髦，曹髦这六年的帝王生涯也被抹杀不计了，仿佛他的存在只是一段空白。
然而历史终究不是空白的，当事人的一番做作和涂抹终究掩盖不了真相的。
根据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的记载，帝（指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这时，曹髦已决心以生命捍卫他的荣耀了，但王经立刻指出“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事实上，整个事态的发展完全按照王经的预言路线行走，但这时的曹髦已经下定了决心。
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
正在曹髦向太后请示时，他的两位近臣却背叛了他，“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曹髦向太后的请示到底得到了什么答复，俺们不得而知，但曹髦一离开太后寝宫，就立刻展开了行动。
帝遂帅僮仆数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於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於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於背。
这就是《汉晋春秋》中记载的当时情况，裴松之还引注了《魏末传》的记载：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充曰：“杀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将军士皆放仗。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
而《魏氏春秋》的记载则更为惨烈：戊子夜，帝自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铠仗授兵，欲因际会，自出讨文王。会雨，有司奏卻日，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於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剑升辇，帅殿中宿卫苍头官僮击战鼓，出云龙门。贾充自外而入，帝师溃散，犹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充帅厉将士，骑督成倅弟成济以矛进，帝崩于师。时暴雨雷霆，晦冥。
通观诸家所记，真相昭然若见。在冠冕堂皇地守节守义的大义名分下，“悖逆不道”地却正是这位大将军司马昭。又在此后不久，司马昭再次上书为这次事件画上了句号：“高贵乡公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止；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横入兵陈伤公，遂至陨命；辄收济行军法。臣闻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事上之义，不敢逃难。前者变故卒至，祸同发机，诚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谋乃欲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臣忝当大任，义在安国，惧虽身死，罪责弥重。欲遵伊、周之权，以安社稷之难，即骆驿申敕，不得迫近辇舆，而济遽入陈间，以致大变。哀怛痛恨，五内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陨坠？科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斩。济凶戾悖逆，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敕侍御史收济家属，付廷尉，结正其罪。”
读史至此，不能不令人置卷而叹!司马昭的弄权之甚可谓精妙绝伦了：本是自己“悖逆”
反诬对方“悖逆”，以“悖逆”置高贵乡公于死地。如此仍不满足，而且要把自己打扮为守节怀义的忠臣，于是打出“皇太后”和“宗庙”这二竿大旗来，使自己不但无罪，反为功臣；不但颠倒黑白，而且进一步要挟魏氏；然而刺杀君主，终属有罪，这罪只好由成济兄弟去承担，于是这对为司马用血战而应有功有赏的兄弟，最后竟落个“罪不容诛”之下场。而司马昭从这里又可以落个守纪执法的贤名。此外，他还要滴几滴虚伪的眼泪，说对高贵乡公的死他是“哀怛痛恨，五内摧裂”的。这番表白，便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为之动容，就连皇太后也不得不称其“志意恳切，发言恻怅”
至此，司马昭的政治手腕确已表现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了。而高贵乡公、皇太后以及成济兄弟都一样是这场政治“游戏”的牺牲品。据说“成济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丑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
明眼人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司马昭这篇妙文的题目就做在“悖逆”和“宗庙”上；他不仅从这个题目里做成了弑主逼宫的上半部妙文，而且也从这个题目里做成了欺枉天下、弹压朝野的下半部妙文，同时也从这题目里生发出一段颇为“哀怛痛恨”的抒情感慨。这篇生花妙文所以能够做成，乃是因为题目定得好。因为“悖逆”是封建中国的最高伦理准则，也是最高法律维则，在这个罪名下，什么人都必须接受惩罚，当然最高伦理地位者或许可以例外。本来，作为皇帝的高贵乡公应该享有这个最高地位，但这只是从“国”的意义上说的，但从“家”
(宗法)上说，皇太后则应更高。因此，对皇帝的惩罚只有加在“悖逆”皇太后的罪名下才能够“合理”；但臣下刺杀皇帝，同样是“悖逆”而应受惩罚的，若欲逃此惩罚，就必须有另一个更高而强有力的存在，于是“宗庙”就被抬出来了，宗庙不仅仅是代表了国家的权力所在，而且也是曹魏列祖列宗的精神象征，在它们的名义下，就是皇太后也不能不低头就范。于是，内外上下在种种压力下不得不束手就范，任其指鹿为马。
其实，司马昭的这套把戏并非原创作品，魏代汉，打的也是类似旗号，只不过具体做法稍有不同而已。（耸肩，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具有惊人的嘲弄意味。写的稍微沉闷了点哪，自己也打哈欠的冲动了，但剧情交代不写也不太好，一写就收不住笔，一弄又是几千个字，无聊的紧哪，快点切入正题吧。）
事实上，在曹髦即位那一天起，曹氏宗族的命运几乎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了。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较量已经延续了至少近三十年，自到黄初七年(226年)五月，魏文帝曹丕病逝时，司马懿已官拜抚军大将军，与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一起，受遗诏辅嗣主——明帝曹睿。足见此时的司马氏在曹魏权力结构中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明帝初期，司马懿的地位虽很重要，但尚未形成独揽格局，此时一批先朝重臣尚在。黄初七年十二月的军政权力是这样结构的：以太尉钟鹞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为骠骑大将军。但是到太和四年(公元236年)二月，便以曹真为大司马，以司马懿为大将军。同年四月，太傅钟鹞病死。次年（太和五年），曹真病死。青龙四年(公元236年)陈群病死。曹氏的心腹元老大臣相继去逝，而与此同时，司马懿的权力和地位却不断上升。太和四年七月，诏司马懿与曹真举兵伐蜀，次年曹真死，司马懿成为伐蜀的主要指挥者，得以控制魏国半数以上的军队。青龙三年，司马懿官拜太尉。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大举征辽东，司马懿实际已掌握了绝对军权。以至于散骑常侍何曾上表提醒明帝说：“今懿奉辞诛罪，步骑数万，道路迥阻，四千余里…………今北边诸将及懿所督，皆为僚属，名位不殊，素无定分，卒有变急，不相镇摄。”因而建议：
“宜选大臣。名将威重宿著者，盛其礼秩，造诣懿军。进同谋略，退为副佐。虽有万一不虞之灾，军主有储，则无患矣。”
据说时以毋丘俭为副帅。此人后来举兵反对司马氏，此乃后话，无须多及。但无论如何，征辽东进一步壮大了司马韶的势力，并且成为他拥有绝对优势的标志。
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明帝曹睿病重之中，本是要安排燕王曹宇为大将军，而使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共同辅政。很显然这种安排是对司马氏的一个戒备和排斥。岂料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趁空突入明帝床前，以“社稷危殆”相威胁，提出以曹爽代曹宇、以司马懿相参的安排，并即床上，强执明帝的手写下了“遗诏”，于是曹字、曹肇、曹献、秦朗等人束手，只能相与泣而归第。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趁天子觐高平陵之机，起兵发难，终于将曹爽、何晏、邓飚等曹氏骨干分子推上断头台。“有司奏收黄门张当付廷尉，考实其辞，爽与谋不轨。又尚书邓飚、何曼，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使李胜，大司农桓范，皆与爽通奸谋，夷三族”。这给予了曹氏集团的通知力以毁灭性的打击，而司马氏集团实观了具有决定性的上升。
嘉平三年（公元252年），充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谋废皇帝，试图拥立楚王曹彪。这一举动的目标自然是把持朝政，挟天子以令天下的司马氏。司马懿遂亲帅师东征，结果王凌被逼自杀，楚王亦被害，同党皆夷三族，而且还将所有的曹氏诸王公全部集中在邺城，命有司监视，等若将之集体幽禁。
嘉平六年（公元255年），在曹芳的授意下，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辑试图谋废大臣，打算以夏侯玄代替司马师为大将军（其事司马懿已死）。事泄，与谋者皆夷三族。同年九月，司马师更迫使皇太后下令废去曹芳帝位(继立者即高贵乡公)。十月，司马师便以大将军假节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了。而实际上司马氏已窃得国柄，凌驾于曹氏之上了。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继大将军。次年(甘露元年)赐昭衮冕之服，赤菥；同年八月，加号大都督，奏事不名，假节钺。甘露三年，命为相国，封晋公，食八郡，加九锡，
“前后九让乃止”。甘露五年四月，复进昭爵，位官如前。五月，便发生了高贵乡公遇难事件。
曹髦死，陈留王曹奂即位。进司马昭位相国，封晋公，增二郡，加九锡，诸群从弟子其未有侯者皆封侯，赐钱千万，帛万匹。“固让乃止”。景元四年(263年)五月，又诏如前．又“固辞乃止”。九月又诏如前，这次总算接受了。随即追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又命长子司马炎副贰相国事。到了咸熙二年(公元265年)，一切已水到渠成，司马昭建天子旌旗，冕十有二琉，乘金银车、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旌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虞宫县。进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至此，司马氏父子兄弟几代人苦心经营，终于在名义上和实际上战胜了曹家，将曹魏政权转移到司马晋手里。当然；其最后的转移形式仍然是美好的“禅让”。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当年曹操崛起于群雄之间，凭借着自己的才智谋略，挟天子以令诸侯，抽空汉家天下，打下曹魏的江山。曹丕继承父业，耀其文武，终于令汉帝“禅让”，完成了魏国之建立。但也就在区区数十年后，司马氏父子也遵循着曹氏的脚步，再次演出了“禅让”的政治喜剧，以和曹氏同样的手法和演技，完成了晋王朝的建立。这个历史上的“惊人相似”，的确是如此地具有嘲弄意味啊。
其实类似的行为，并不仅限于曹魏，“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的命运在蜀、吴也同样上演着。在蜀汉，蜀系和荆系的权力争夺，孔明的擅专独断自不用提。在孙吴，孙权临终在孙吴，太元二年(公元252年)四月，大帝孙权临终前征大将军诸葛洛为太博，会稽太守滕胤为太常，并受遗诏辅太子亮。次年，武卫将军孙峻杀诸葛洛，五凤三年(公元256年)九月孙峻弟琳废亮为会稽王，立孙休为帝。后来孙休虽然诛杀了权倾人主的孙琳，却又陷于濮阳兴、张布的制约。孙皓虽然后来诛杀了兴、布，却依旧无法挽救亡国的命运。
不论是在吴还是在蜀，军国大权都实际上落在几个大臣手中，新立的后(少)主，都必须处于被“辅”的地位，荣辱废立，生死存亡的大柄，实际操纵在大臣那里，自已往往是“政非己出”，甚至连帝位和生命都难以自保。这种情况的出现，自然也可以归之为历史的需要，就时代环境条件说来，曹操、刘备、孙权他们叱咤风云，谋王图霸的时候，正是汉室极端腐败、千孔百疮、人心思变的时候。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是在利用着刘汉原有的“国家”名义，以显出他的师出有名的形式上的正当性。刘备打着汉室“帝胃”
“皇叔”的旗号，实际是在利用着刘汉的“宗法”名义，以显出他的“资格”和身份上的“正当性”。孙权则凭借天险，加之江东本来就与刘汉中央距离较远，联系较松。故三者各据一方，成鼎足之势，分别完成了“奠基”的工作，留下一堆遗憾、一堆忧虑和一堆嘱托之后，尽管是那样的不舍，但也只有从这个鼓噪的历史舞台上隐去。他们的后代继承了他们创下的基业，但问题的关键就出现了，他们继承的是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的建立，首先就是建筑在“正当性”崩溃的前提下的，魏的立国首先就抛弃了汉王朝的天子，从原来具有正当理由的“挟天下号令天下”变成自己站出来号令天下其立国的同时，也就抛弃了其的“正当性”。而蜀汉亦是如此，刘备的自立政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他对汉王朝的效忠。抛弃了原有的秩序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要建立新的秩序了吧。但“先帝”留下的不仅仅只有一个“国家”，还有一个“国家”的矛盾，尤其是在征战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手握军政大权的权臣们。一方面是年青资浅的幼主，另一方面是具有“辅嗣”资格的权臣。在通常情况下，即使没有个人威望，还能以君主名义来维护天子的尊严及其统治。但问题又出现了，这些曾参与建国的权臣们，曾经目睹过所谓天子们的废立，很难对君主名义产生如何的尊敬心理。（这一点蜀汉就比较好，这也就是蜀汉最少宫廷内乱的一个原因）在这样情况下，他的统治几乎就是依赖于权臣们的个人觉悟和“先帝”们的忠诚以及情感的维系。遗憾的是，这些东西都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在曹魏和孙吴。除此之外，还有外敌的压力，这也使得权臣们拥有了更多的砝码，也使得幼主们无法对这些手握重兵担负保卫国家之重任的权臣们开刀。
而问题在于，为什么同样尴尬的局面，为什么曹奂能忍受，刘禅能忍受，孙亮、孙休也能忍受，偏偏曹髦不能忍受哪？刘禅在亡国之后，尚能说出“此间乐，不思蜀”，为什么曹髦在皇位尚在的时候还要说“正使死，何所惧”哪？
其间的缘由也不费解，曹髦当时之所以能被立为皇帝，与郭太后的极力支持有关。在当时齐王曹芳刚刚被废掉的情况下，司马氏自然希望能立一个比较昏庸的傀儡来得方便，但郭后却冒着开罪司马氏的危险极力要求立曹髦为帝，自然是基于对曹髦的能力有所期待的心态。（只是，事已不可为了哪）
根据《魏氏春秋》的记载：公神明爽俊，德音宣朗，罢朝，景王私曰： “上何如主也?”钟会曰： “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景王日： “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即使是身在晋朝的陈寿，也不得不对曹髦的个人能力及修养作出正面的评价：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益亦文帝之风流也。
实质上，曹髦的文武风流确实是难以掩盖的事实，从已有的一些材料看来，说他“才同陈思，武类太祖”，并非虚美之辞。在曹髦身上确能看到曹魏那种既尚武略，又擅文彩的“风流”传统，确切些说，与其说他象魏文帝曹丕，不如说他更类似他的曾祖曹操。
记述高贵乡公“武”的材料并不多见，但他孤身挺剑，战死阵前的最期，已足够证明一位天子的勇气，对这方面应该是无须多言了吧。
至于高贵乡公的“文”嘛，根据《文心雕龙》的记载：“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曹髦自己也说：“吾以暗昧，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傅畅在《晋诸公赞》中记述道：
“帝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名秀为儒林丈人，沈为文籍先生，望、会亦各有名号。帝性急，请召欲速，秀等在内职，到得及时，以望在外，特给追锋车、虎贲卒五人，每有集会，望辄奔驰而至”。这一场景，是否给人以熟悉亲切的感觉，乃祖曹丕那集诸儒于肃城门外讲论大义的气派，似乎复活在这个英气的孙子身上。遗憾的是，他的“讲宴”和“文论”在今天几乎已经无从得见了。曹髦的诗句，只有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收录过两首断章：
瑟瑟东伐，悠悠远征。
泛舟万艘，屯卫千营。
干戈随风靡，武骑随雁行。
尽管只有这几句断章散句，但其间亦透露出逼人的豪迈之气，有着与其祖先们一脉相承的气度风韵。陈寿在《三国志》中，亦不惜笔墨地大段描写了有关曹髦的问《周易》、问《尚书》、问《礼》的过程，其动言成论的才情在此间亦可窥视一二。
关于高贵乡公，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高贵乡公曾自己做过一篇《自叙始生祯祥》：“昔帝王之生，或有祯祥，盖所以彰显神异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谬为灵祇之所相祐也，岂敢自比于前喆，聊记录以示后世焉。其辞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时也，天气清明，日月辉光，爰有黄气，烟熅于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论之曰：未者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应嘉名也；烟熅之气，神之精也；无灾无害，蒙神灵也。齐王不吊，颠覆厥度，群公受予，绍继祚皇。以眇眇之身，质性顽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临深履冰，涕泗忧惧。古人有云，惧则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尝。”
从齐王不吊一句可以看出，这份东西是写于曹髦即位之后的。这份类似自传的东西，其实根本就是在一再反复强调自己出身是如何的大吉大利。其用意自然不难领会，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突现其作为天子的威严，将自己神圣化，以表明自己继承曹魏统绪的合理性。同时他也将这个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以此来压抑自己的软弱。这种行为当然是幼稚的，但也可以从中看来一点曹髦的精明和抱负，他确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尽管是那样的无力………………
即使是如此，这位少年天子的形象依然很难从俺的脑海中抹去，一提到曹髦，俺立刻就联想起这位“手剑奋击，众莫敢近”的末路天子的印象。这个以万乘之尊，效匹夫之勇，仗剑诛贼，力战身死的形象，一旦和那些我们通常所熟悉的那些“王气黯然”的君主们的形象联系起来，就越发地不能不给予其敬意。万世德曾将足利义辉与其相比，此后，那位插剑于地，为自己的生命索取最高代价的末路将军的形象往往和那位挺剑陷阵，一战而死的少年重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