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内氏世袭周防国权介（院政时代的周防国代理长官）一职，氏源为渡来系多多良氏流，其本源出自周防国当地的豪族多多良氏。大内氏祖上相传为百济圣明王的第三子—琳圣太子，推古天皇的十七年(609年)，发生了妖星降于都浓郡青柳浦（今下松市）的松树下七日七夜内发光的奇瑞。三年后百济国的王子来到日本，由于先前有其守护北辰星将降临的神谕，这里的人们称此星为北辰妙见大菩萨，建造祠堂祭奠并将浦的名字改为降松。琳圣太子于和历推古天皇十九年(公元六一一)渡海来到日本，在周防国佐波郡的一个叫多多良浜的地方登陆，随后与日本历史上偶像级别的人物圣德太子会于摄津国的荒陵(现日本大坂府天王寺区的茶臼山)，圣德太子把周防国佐波郡做为百济王族的采邑赐于琳圣太子并赐姓多多良氏。 其中有一族在周防国大内村居住，后即以地名为其苗字称大内氏。传说只是反映历史，大内家族的起源是淹没神话故事里面的迷之小屋，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破解的钥匙，推理出真相。
“百济王族”的说法的首先提出者就是大内家二十五代家督大内义弘，义弘于应永六年(1399年,朝鲜李朝定宗元年)，向朝鲜派遣使者，呈大内家世系氏谱，言从本族自分系谱得知自己乃是旧百济王后裔，即百济国的始祖温祚王高氏的后裔；七世纪时新罗和唐联军大举进犯故国的时候，渡海避难到日本，世代为所领七州（1）的太守，希望得到李朝政府的认可并提出希望获得旧日百济领土为封赏，并自称高义弘；当时的定宗在默认义弘所提出的百济王族后裔说的同时，遣臣往熊津故地勘察百济旧王城居地，有意割于义弘，但是由于朝中重臣的竭力反对，此事搁浅，同年义弘和义满矛盾激化爆发战争，十二月二十一义弘在堺自刃，弘茂降，割地之事也就无限期搁置起来。（2）之前的应永五年，朝鲜使者朴敦之回国经过山口时转达了将军义满和善的信息，(《善鄰国宝记》收录)，12月29日义弘按照将军义持夫人庆子的意思派遣僧灵智到朝鲜寻求大藏经，次年的加派使者就是军事战略中纵横手段，政治上寻求同盟的渴望是摆在第一位的。
五年以后的应永十一年，大内家的第二十六代家督大内盛见(义弘弟)捐建水上山兴隆寺的时候在庙宇本堂愿文铭书记述大内氏的先祖琳圣太子于推古朝草创家业的事迹。其文书在《水上山兴隆寺本堂供养愿文》和《水上山兴隆寺录起》中有记载。
由以上推断，义弘时代虽号称先祖是七世纪中叶避难到日本的百济王族始祖高氏之后，但是所依据还完完全全是零星和族内流传下来的传说。或者说其在败亡以后这段遣使入朝的历史本身就已经成为传说。其后的大内数代则在详细而准确的史实调查中寻求本家族和古代百济及其今代李朝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的真解，同时完善自己家谱的编撰工程。
教弘代著《琳圣太子の日本入国记》，为求佐证的资料，于李朝端宗元年(享德二年 1453年)派僧有荣为使者渡海往朝鲜庆祝端宗即位的同时对李朝先代保留下来的古文书进行查阅，确实寻找到义弘定宗朝谴使来朝的呈文和李朝方面的回书。义弘呈文中曰：“日本六州の牧、左京大夫（义弘）百济温祚王高氏の后，その先，乱お避むて日本に仕ぃ，世世相承”同时也找到记载有定宗对义弘功绩的高度评价的文书（《定宗实录》记录）。有荣归国的时候携带了端宗的回书及其贸易通信符(3)，宣布对朝贸易的完全合法化和李朝对大内家氏的完全承认，从正统法律意义上确立百济王族一说。次代的政弘时期则再次组织大规模的先祖传说的史实调查工作，来完善以上的各种传说。
文明十六年(一四八四)十一月,以参省周中<陶弘护肖像赞>中有多多良赐姓,大内县居住,琳圣太子及子孙正恒等的各种传闻异说。前文所列举的《水上山兴隆寺本堂供养愿文》中言本朝盛见代为第二十代传人，同年三月《兴隆寺本堂供养日记》中则记载自琳圣太子草创基业以来，至今代已有二十一代。政弘代时，文明十三年九月三日刊行的《金刚般诺经》一书中，政弘以“琳圣太子二十九代后胤”自称，将祖、父盛见、教弘的系谱代数增加到二十六和二十八代。 由上可见，大内氏系谱所依据的琳圣太子子孙的先祖传说成分的增加和完善是伴随大内家在中世后期逐步发展而进行的；异闻、推测、传说成为主导。盛见，教弘，政弘三代对大内归化传说的渲染夸张程度，以考证史料第一的历史观点来看，确实缺乏足够现存史料证据对大内百济王族归化传说的支持。
从《新撰姓氏录》山城国诸藩之任那条中，多多良公后注：“御问名国主尔利久牟すぃ出で,钦明天皇の御代に投化し,金の多多利(方形の台),と金の乎居(桶)等お献たので,天皇多多良公赐”，实际上任那的渡来者多以多多良的姓氏的赐予，大内氏(原姓多多良)的先祖同族的归化氏族在原来朝鲜半岛相当广的范围内分布，且没有成为统一单一氏族的可能；义弘至政弘数代考证大内家区别于其他半岛归化族，且古时先祖政治地位显赫的工作是在宣扬政治优越性方面的提供必要前提。周防国位于本州岛的最西端，朝鲜半岛渡来人数目众多是有其地理优势的。七世纪中叶，百济并高句丽灭亡时多数亡命者均选择距离故土较近的周防落脚，周防国的毫族中除去大内氏外还有新罗归化族的秦氏。玖珂郡周东町二井寺据传就是本郡秦氏所建，据记载熊毛郡平生町也有百济归化人部氏。 当时武家社会的族源都喜欢往源平藤橘四姓貴族系譜上靠，很多武士门第通过与这些的血脉相连的事以求保持权威，地域偏远的周防大内氏寻求朝鲜血统的心态怕也类似吧！但是寻求独立于源平藤橘四姓貴族姓氏之外的其他高贵血统,则有大内特殊背景.大内一族从弘世一带开始追求京都的公卿文化,继承乃父的传统,义弘更热衷于追求公卿的文化,1389(元中6)年将军足利义满参拜严岛神社会，其后大内义弘随之进京，因此在京数年，期间向后普光院摄政二条良基学习和歌连歌，得到连歌十问寂秘抄的传授。良基是奠定连歌基础的当时著名的和歌作家。其所著的和歌都收入《新后拾遗和歌集》,《新后拾遗和歌集》中收录有义弘的两首和歌，即：夏之歌“日数のみふるのわき田の五月雨に干さぬ袖にもとる早苗哉”，恋之歌“あふ夜だになほ干しやらぬわか袖やうらみなれにし涙なるらん”。在堺笼城时作下回忆一生的100首和歌，并与嗜好此道的武将们作有千句连歌，可惜的这些都在堺陷落的同时消失人间。此外周防国仁墙神社供献着义弘亲笔的发句“もる月や透間に壁の蛩”。而在与公卿的交往中,夸耀家世是必备的过程,摆出相对日本来说是文化优势国家的朝鲜祖先的王子的后裔足以满足义弘的自负之心!当然联络和朝鲜的关系,获得对朝贸易的巨大利润是义弘政治略中关键的一步,其展开九州攻略就是直指贸易的中心博多，大内家在中世有如大山一般耸立在西国，对朝贸易获得的财富是其不断强大屹立不倒的重要支柱，百济王族自居，拉拢和李朝王族关系的意图明显。
以上可以看出,大内家族的真正出自是缺乏严密论证和不详的。从文献、传说和考古三方面综合等出三个结论。1 大内本姓多多良的真正来由是不明确的,唯一能确定是依据<新撰姓氏录>而得知其先祖是来自于半岛的归化氏族之一.2
六世纪前后,先进的精炼技术伴随着归化族的到来在沙婆县出现.3 由于归化族拥有的先进技术,而得到当地的地方政厅的重要,逐渐形成以达良乡为中心的集团势力群体!
（1）七州就是指义弘所领的：周防、长门、丰前、筑前、石见、和泉、纪伊七国；《定宗实录》中所记为“六州”，谬也，特此更正。
（2）割地一说来自山川出版社发行的《山口县の历史》，依据书中说法海贼为主体的倭寇给朝鲜李朝带来了巨大的祸害，从《年表 日本历史》中可以明显看出从从十四世纪最后的十年开始朝鲜屡次派遣使者来日要求日方取缔海贼，这种要求在义满时代得到逐步实现，严厉执行幕府取缔海贼的地方守护大名最有名就是今川了俊和大内义弘两位，今川从其九州攻略期就开始实行严厉的取缔海贼政策，而大内义弘在了俊以后是对执行海贼政策最坚决和积极的守护大名，对于李朝来说大内义弘比其他日本地方势力来的要亲密和值得信赖，采取怀柔的手段安抚义弘是值得理解的，但定宗欲割地的事却有日人浮夸附会的成分在其中！
附：世宗朝访日使朴瑞之归国的倭寇情况奏书，书中明确指出威胁朝鲜半岛的倭寇主要分成两大股，分于赤间关东西两侧；西面分部来源于对马，壹歧，内外大岛（筑前），志贺岛（博多）及其平户；东面则是四国的北面（濑户内海的岛屿）和周防国山关。两股常出大陆各地后集中于对马，属于对马宗氏的势力范围。但是濑户内海的伊予海贼出袭朝鲜必须通过大内氏支配下的赤间关，而志贺岛和上关的海贼本身就与大内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内外大岛的则属于松浦党的支配体系！这样一来朝鲜就对大内氏在对付倭口中能起到的作用和具备的强大势力刮目相看，后义弘的禁倭政策也得到了定宗的高度评价，朝鲜以贸易换取大内氏在禁倭政策上的延续的策略出台。
(3)通信符为铜料材质，现存于防府市多多良的毛利博物馆内，所藏为通信符的右符，全符于中间分开，分别保存于大内和李朝相关官员手中,贸易船至朝鲜左右两符照合确认，则贸易合法。符文铭刻为："朝鲜国赐大内殿通信右符
景泰四年七月日造"。这标志着大内氏在对朝贸易中特权获得。
达良乡为中心的大内氏的祖先多多良氏崛起开始于十二世纪中期的西国.
多多良氏最早出现在政府公文中的时间，是在仁平二年（公元1152年）的八月一日。当时周防国内的政权是属于被朝廷任命为在厅官人的一个小集团，成员多又当地有势力的土豪担任。仁平二年八月一日，周防国的在厅官人向朝廷发了一道公文，里面有9人的联合署名。其中，多多良氏占有3人，贺阳氏2人，日置氏2人，矢田部氏、清原氏各1人，共计9人。(<平安遣文>二七六三号)多多良氏在9人中占了3人，比例是最大的，已经是居于当时（公元1182年）周防国熊毛郡野寺僧弁庆申状案中判决书署名的厅官人十名中,出现了多多良氏和大江氏并称权介的情况,依据平安时代末期国衙中的实际氏族权利分配的惯性,作为当地土豪的多多良氏的权利是大于来自京都地区的被委任为国司担任者的大江氏!(<平安谴文>四零二三号)记录.在这二十年间多多良氏在厅官人中地位上升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盛房、弘盛、盛保、忠远四人坂东诸国配流召还! 在关白九条兼实的日记《玉叶》中，曾有如下记载：治承二年（公元1178年）十月，多多良氏一族的盛房、弘盛、盛保、忠远四人的流刑被赦免，分别从坂东流放地常陆、下野、伊豆、安房返回周防国内，周防国强劲在地领主多多良氏一族的盛房、弘盛、盛保、忠远四人同时处以流刑的直接原因是平清盛专政时代对于扼守日宋贸易关键航道要地赤间关的豪族大内氏武士集团化的担忧 ；热衷于日宋贸易，为了方便南宋大型贸易船进入濑户内海直达福原，不惜开凿音户海峡的清盛来说，利用朝廷的赏罚来打击和拉拢已经成为周防国在地领主中发展势头最迅猛的大内氏是控制濑户内海两岸和北九州诸多地方强劲势力的政治手段①。（①盛房、弘盛、盛保、忠远四人流刑结束的契机是承治二年九月朝廷星占官员传出星运异常，凶事将近的传闻，十月即天下大赦，四人因而回归周防，故有清盛先压后仰之说！）但是四人回归后的第四年出现的周防国熊毛郡野寺僧弁庆申状案中判决书署名的厅官人中大内盛房周防国国衙内权利最高权利的获得的事件说明，在地豪强领主完全压制国衙京中所任目代的事实，大内氏武士集团化进程加快。其一国实权获得,当时国衙在厅的实权职务实际为世袭制度,压倒本国其他氏族,实际的周防一国政务总揽,强力的周防大内政权开始形成。
同时多多良氏为了更好的控制周防国，将一族的成员分派到周防各地，一族的有力分家就此出现！盛房、弘盛、盛保、忠远四人所呈现的关系也就是复杂而交错着的，依据（本愿寺所藏〈大内氏系图〉，〈姓氏家系大辞典〉所收藏的系图来看，盛房其父（贞成）的弟清致是宇野氏的祖先，盛房的弟盛长是右田氏的祖先（陶家则是右田氏的分家），弘盛的弟长房是问田氏的祖先，盛保则分为鹫头氏！且这些族人多以领地为姓，比如吉敷郡的宇野、吉敷、问田、黑川、矢田、大内、陶，都浓郡的鹫头、末武，佐波郡的右田。有力分家的出现，巩固了大内氏在周防国内的政治实力，大大加快了大内氏武士集团的发展速度，为大内中世后期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源平争乱时期的大内氏
随后源平争乱爆发，镰仓源赖朝军在击败木曾义仲的大军后，把锋芒直接指向了世仇――退避到西国的平家；范赖和义经大军在一谷大败平家大军后，范赖寿永三年八月镰仓出发，九月经过京都率军进击山阳道，拉开西国平家征讨战争的序幕，不断胜利的范赖军在进入周防国后遭到当地土豪的顽强抵抗，补给短缺，士气低落，进退维谷之际，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四日向赖朝发出请求援助的信函，同时范赖军转变进攻方向，于元历二年一月渡过濑户内海登陆九州,经丰后进军筑前,屯兵于敌阵彦岛的侧后, 三浦義澄则奉命留守周防。元历二年源义经出阵，率军进入西国追击平家，屋岛大捷后率军挺进周防和三浦義澄会合,列兵本州的最西端。二月二十一日义经志度道场发动攻击，平宗盛惨败，经海道退走！三月初义经到达大岛津，三月二十一日开拔进军彦岛，三月二十四日坛埔会战爆发，平家灭亡。义经到达周防大岛津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义经的动向行踪如同迷一样缺乏记录；以当时周防，长门两国的在第豪族的政治倾向来看，周防的平家势力以都浓郡末武庄的住人内藤六盛家为首，对先前的范赖军采取强硬态度，成功的阻止了范赖军的进攻，迫使其从池浦转进丰后，另一方面周防的一些小豪族诸如熊毛郡宇佐木的住人七远隆则完全转向源氏，长门方向厚狭郡郡司厚东武光的已经开始明显向源氏示好，而作为周防权介，国雅在厅官人笔头位置占据的大内盛房为首的周防大豪族大内氏则表现出对源平两家政治中立的态度，在内藤盛家抗击范赖军的时期，大内氏是持有怠性的观望态度，慧眼的智将义经敏锐的感觉出大内家在未来周防合战中所居的重要地位，采取适时的手段拉拢大内氏脱离平家阵营。三月二十一日义经军离开大岛津，翌日周防国在厅官人之一的舟船奉行（2）（舟船奉行是周防国国衙留所设立管理官船的职位，位于国府的东南隅）船所五郎正利以数十艘战船献上，义经大喜，即以源氏御家人称号授予！作为正利的直接上司和族长（船所五郎正利属多多良氏源）的大内盛房对于正利的行为是了解和默许，是大内氏和义经达成默契的表现！ 源家获胜后大内一族也相应获得奖励,<大内氏实录>和<吾妻镜>分别记录弘盛和其子满盛的条目赫然注有：“元历年中平家追讨の时功”，“寿永元历年中の兵革に源家に属して勋功お抽”。同时大内家族也获得了镰仓御家人的身分，镰仓方面的评价是“西国居住の辈，一列の仁は非す云”（《予章记》记录），同时把长门一国赐于大内一族,在另一方面援助过范赖的厚东武光也范赖那里得到了长门一国全领的许诺；这一举动挑起大内氏和厚东氏的争端，为大内强盛时期和厚东氏的征战埋下了伏笔，这在第三章将细说！
建治年间，问田经贞出任检非违所，右田八郎出任健儿所的主管官员，惣领大内重弘则同时出任惣追捕使和案主所的主管，周防国大权掌握！（《上司家文书》记录）并造成所领官职事实世袭继承！大内氏自正元元年（1259年）开始担任六波罗探题府的公职，且从大内重弘一代开始成为六波罗评定众的一员（松冈（镰仓末期周防国衙领支配の动向と大内氏），此时的大内氏不但在国衙内部压倒其他豪族，稳固自己的权利基础；也开始逐步把势力向外延展！
东大寺大劝进和国厅放火事件
1180年(治承4)12月､奈良東大寺在源平争乱时期被平重衡烧毁。平清盛死后（1181年）东大寺再建的议题被提了出来，在后白河法皇的授意下，开始东大寺重建工作！翌年六月二十六日，修寺造佛的赦令下达，俊乗房重源就任东大寺大劝进，发文号召以全国大众的援助来完成东大寺的重建工作。为了解决在铸造大佛工艺上的难题，重源聘请了因事来日滞留未归的南宋佛工陈和卿来负责铸造大佛的工程。文治元年（1185年）八月大佛的铸造圆满完成，同月二十八日，后白河法皇亲临参加大佛开眼的供养会，并亲自持笔为大佛之眼上墨。随后庙宇的土建工程开始，为了彻底解决工程所消耗材料和费用的问题，经过朝廷的商议，准备复兴古时圣武天皇天平时代亲自监督兴建的几百年历史的名刹，决定将一国或者数国做为东大寺的知行国来负担重建的耗费问题！文治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后白河法皇下旨，周防国为东大司再兴的造营料国，大劝进重源有管理周防国国务的实际权利！当时的周防国为藤原实教的知行国，周防国寄进东大寺以后，转而将丹波国赐予实教，丹波国原来是摄政藤原基通的知行国，基通因为受义经事件的牵连，三月十二日已经辞去摄政和藤原氏长老的职位，同时将自己的知行国丹波上交朝廷。在朝廷方面则有另外的考虑，国司地位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虽然东大寺已经被委任为周防国的实际管理者，但是周防守的职位不能授予寺庙方面，重源无法以周防守的身份来管理周防。把东大寺和周防的关系作为一个特例来处理，不去动摇固有地方政治体制，以免在其他地区任免国司时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则以实教的两个儿子公基，公赖分别出任周防守和丹波守。把重源的管理期限设定为一个有期限的时间段，名义上临时性的特性，实际是凌驾于国司及其在地国司代之上的管理者，则在当时有“国司上人”的称呼！重源同年4月周防国府(防府市)到达，18日是佐波川上流的德地町地方出产木材的山开始了木材的开采。铸物师陈和卿，此次作为建筑专家也同行，与日本方面的木匠物部为重和樱岛等十数人一起进入开采木材的山场。重源为了宋国的技术人员陈和卿的良好工作，宫野地区被作为陈和卿衣食住行的供养地而被赠与陈和卿，以后宫野变成私有地，且被招呼宫野庄。1195年(建久6年)3月12日，东大寺落成供养仪式进行，陈和卿将宫野庄寄进于东大寺方面。９月，从东大寺和周防国衙各派遣一名立券使决定四至(シイシ)，制作了“宮野庄立券文”以立榜示，田地·乡间房屋的目次。
东大寺的再兴是由后白河法皇发愿而起的国家的大事,所依据的是古时寺院知行国制，然而在地豪族所占据的地头阶层却由于在经济利益上的考虑以露骨的妨碍态度来对待重源！
文治三年春, 周防国的十三名在厅官人联合署名向重源提出对周防国都浓郡得善(德山寺)和末武(下松市)两保的地头筑前太郎家重; 大岛郡由良的地头江所高信的上诉.
三月重源携带诉状前往京都向朝廷申诉,朝廷将重源的解状转送镰仓交赖朝裁决, 在当时除去上诉两不法地头以外,仍有针对其他地头不法的诉讼提出如内藤九郎盛经,
三奈木三郎守直, 久米六郎国真等地头的私自将人夫的配置口粮贮存在私人仓库, 对建筑寺庙运输木材的任务消极回避等诸多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大内氏的态度就很微妙了,
从周防国在厅官人的角度来看, 执行朝廷的命令, 辅佐重源完成东大寺重建工程是必须承担的义务。所以十三人的在厅官人联名诉状就是以身居周防国国衙在厅官人笔头的大内弘盛名号为首.
另一方面在国衙领地日益私人化, 在厅官人向武士化发展的大趋势下; 作为周防国内首屈一指的武士集团的首领来说, 拥有世袭的权介身份的大内一族, 也就国衙领的使用问题上和重源的理想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
这也是武士集团和贵族庄园制度对抗的小小缩影。建久三年(1192)重源就大内弘盛妨碍木料运出一事向镰仓方面提出对国衙内役人的权介不法活动的申诉，赖朝以大内氏“关东所勘の辈”的理由回避了过去，袒护了一把大内家！
为了唯一的信念，在重源的不懈努力下，东大寺的落成供会在八燔宫召开，后鸟羽天皇，赖朝临席（《玉叶》记载）。建永元年（1206）六月，重源以八十五岁的高龄故去，九月新任东大寺大劝进叶上房荣西就任，造寺工程继续，周防国也同时至于荣西管理下。同年在后鸟羽上皇的认可下周防国收公，九月授予西园寺公经为知行国。承元三年（1209）东大寺工程彻底完成。1208年(承元2)5月，京都法勝寺的九重塔遭到雷击烧毁，公经被命重建高塔，则周防国重新成为“造营料国”，1220年(承久2)4月、周防国则又成为遭受雷击烧毁的京都祇园社的“造営料国”、四条隆衡负责工程、同年2月完工。宽喜三年（1231）在东大寺司寺人徒众的强参下，朝庭再度把周防国赐与东大寺为知行国，名目是“造料用途料”实则是寺内每年营赡的费用负担，与重建工程和其后数次的工程不同，后者只是暂时性的委派，而东大寺的再度知行国支配，对于周防国来说就是无限期的负担。而对于大内氏来说很可能是完全被东大寺所压制，而周防国各地的地头层出于自保的需要，纷纷寻求守护大内氏的庇护，此后大内氏一族的被官开始逐渐占据各地国衙地头代的位置，从实质上开始对东大寺所领（国衙领）的蚕食，进一步促进了大内氏作为周防首屈一指的大豪族的成长！
宽喜年间周防国再度成为东大寺知行国以后，壮严坊行勇成为大劝进，并以“国司上人”的名义管理国务，并且派遣目代和小目代前往国府进行实地管理。
东大寺内部门流之间产生纷争而诱发的“国厅放火事件”，对于苦苦和东大寺方面抗争的大内氏是个转机，从而居于有利位置并最终赢得对抗的全面胜利！正应二年（1289）东大寺大劝进新禅院长老圣然上人道月被解职，并由山城国栖河寺长老宝绪上人円乘接任，在这同时道月任命的目代证达房淳海、小目代良顺也被就地免职。円乘则推荐房円藏、道円房觉惠分任目代、小目代。但是不甘于被罢免的道月为了达到自己复职的目的，指使党徒制造事端，为参劾円乘制造口实。正应四年（1291）十二月十日，随勤房之子随教会同证达房下人又五郎等人在周防国国衙内放火以图制造事端，同时国衙内道月旧党纷纷发难指责円乘的失职，顿时留守所内部混乱不堪。由于国衙内部激烈的明争暗斗，国衙领内的秩序混乱，在地地头趁机将国衙领大量私有化，随后円乘随后被解职，但是随后的接任者良观上人忍性并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国衙的收入急剧减少。到再任大权进的京都的戒光寺长老円喻时，更是出现了円喻与在厅官人通谋谋取私利，国衙收入减少的状况继续恶化，东大寺所期待的当年的年贡正税被屡屡怠纳，给寺内的经济状况带来的很恶劣的负面影响。迫于无奈，东大寺方面再次换帅（円喻任职不满一年，朝庭方面对东寺的人事变动不允通过，1311年通过徒众的群参强诉达成目的），应长元年（1311）六月，尊智上人心源就任东寺的大劝进，上任伊始心源从两方面下手以图改变现状，一方面恳请朝庭方面出面下文要求周防国国役即刻完成，并亲自出马前往周防国，督促进行；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国衙领收入把重源时代从国衙领分割出去的周防阿弥陀寺所领的庄园收回。短期内心源的工作取得成效，円喻时代拖欠的年贡被及时上交，国衙所领的增加更是直接增加了收入，获得了东寺方面的好评。但是好景不长，首先由阿弥陀寺在厅的檀越（施主）发难，向东寺方面状告心源，这场官司维系了六年，最后迫使东寺方面在文保二年（1318）同时罢免了心源和目代道空房承元，但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东寺徒众联名为心源复职向朝庭提起强诉。此时已经在心源振兴计划中受损的周防大内氏的家的家督重弘借阿弥陀寺事件非常规的向朝廷方面提出了对新源的控诉,并就此提起了先前的国衙放火事件和円喻的不法。重弘利用自己六波罗评定众的特殊地位巧妙周旋于朝廷，幕府，东大寺三方之间，最终将自己妨碍国司管理的出发免除，并达到了罢免心源的目的。元应元年（1319）十二月，三圣寺的长老尔一上人知艺（和艺）接替心源成为新的大劝进，为时八年的纷争，以重弘为首的在厅官人一方获胜而结束。
文永、弘安之役以后，镰仓幕府的执政北条氏加强了“得宗”的专制统治，地方上借口防御蒙古再次来袭击，将地方守护之职也逐渐拢到北条氏一族的手下。在长门两国北条氏将应对蒙古来袭时所设立的“异国警固料所”所领和长门住吉神社的社领据为己有，进而做为已经实际世袭化的长门探题北条氏的经济基础。镰仓中后期，幕府行政的专横，地方武士集团忽领制的解体，“得宗”家臣势力的抬头，御内人和外样的尖锐矛盾，使镰仓统治的基础日渐动摇。在京都的朝廷方面一样的混乱和动荡存在着，后嵯峨天皇的皇位继承问题由于泰时的决定，形成了“持明院统”和“大觉寺统”两个系统，长久的纷争的持续不断，最终的解决办法“两统迭立”的出台不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加深了朝廷和幕府的对立。后醍醐天皇即位以后，以恢复亲政重建旧氏的贵族政权为目的，展开了倒幕运动。经过中和之变和元弘之变之后，虽然官方屡次受挫，但是燎原之火已经燃起，北条的最期也即将来临，元弘三年，镰仓被新田义贞攻陷，执政北条高时自刃，镰仓幕府灭亡。六月后醍醐天皇还驾京都，短暂的公家一统政权开始，次年的建武元年正月，经朝廷众议后，决定新建“大内裹造宫”，以安芸、周防为其工程的营料国。西国地头、御家人所领收入的二十分之一的收入上缴为役。在后醍醐天皇新政策下，企图恢复旧有的庄园制度，对新兴的武士领地加以限制，纷纷收回原由的皇族，贵族和寺院的领地。元弘三年后醍醐天皇的亲信，法胜寺円观上人惠镇东大寺大劝进就任，目代为叶仙房、小目代为摄津助公清尊、检非违使为助发眼教乘，建武二年，尊氏举起了反旗，“大内裹造宫”计划中止。
延元元年（建武三 1336）足利军攻入京都，后醍醐天皇避难到比睿山中，但旋即被楠木，新田联军击败，尊氏败出京都。同时接应尊氏的援军从西经水路在兵库登陆，援军在大内长弘(重弘弟)、厚东武实的指挥下和公方的土居得能势在打出の浜展开激战后一直处于劣势，战局始终不能扭转。无奈之下，足利尊氏二月十二日从兵库登船经海路西向九州，途中经过室津召开了阵前军事会议，为了防备公方从京都派出追兵尾随而来，给予自己东西夹击的困境，决定在西国的防长配备重要大将建立防御系统，防患于未然。周防国配备大将大岛义政，守护为大内丰前守长弘（鹫头）；长门国配备大将斯波高经，守护为厚东武实。尊氏这个决定使大内庶家鹫头（长弘系）的政治地位超越了大内氏领的周防权介大内弘幸，这也是当时中世社会领制崩溃的一个缩影，庶家的抬头是内乱的先兆，与日本乱世的大环境相互映衬。大内氏为尊氏效力怕是最早要追溯到箱根竹下大破新田义贞，本来受命追随义贞讨伐的大内弘直（弘幸弟）和厚东武村（武实子）响应佐佐木道誉等临阵发起的火线起义一举加入尊氏方；另一方面长弘和武实受命集中防长的水军应援尊氏的上洛战略，尊氏兵库脱险西走使用的兵船尽是防长水军。长弘抓住了机会在滋贺和兵库的血战中赢得了尊氏的信赖，终于获得了超越大内氏嫡流政治地位的机会。 建武三年二月，菊池、阿苏联军攻陷尊氏方的少弐贞经的居城有智山城，北九州武家方的情势急转直下，尊氏遂决定立即在赤间关南侧的筑前芦屋津登陆，集合九州三人众（少弐、大友、岛津）之军在多多良川击败了占据优势兵力的菊池、阿苏联军。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压制九州成功，四月尊氏集合九州大军东返，其间任命上野赖兼为丹波、但马、石见三过守护，并命其召集安芸、周防、长门诸势力之军；同时尽征防长的渔民、船头、水夫和赖户内海的海贼众集中于串崎（下关）、椿浦（荻市）水陆并进进军京都。大内长弘和厚东武实随军西进，跟随尊氏转战各地。五月二十五日，足利直义在神户的凑川大破新田义贞和楠木正成联军，正成自刃，尊氏进入京都，复拥光明院为天皇；后醍醐天皇避难至吉野山，南北朝时代拉开了帷幕。 在尊氏西进准备的过程中，周防国属于承受负担比较重的地区，长弘受尊氏的压力，强迫国衙领上缴足够的物资，引起了目代的反抗，两者的对抗甚至发展到长弘下令抓走国衙的官员。对于东大寺方面，长久和大内一族的矛盾外加“国司上人” 円观上人惠镇为后醍醐的坚定支持者等诸多因素！对尊氏和党徒大内氏的厌恶和反感与日俱增，周防国国内酝酿着不安定因素。
尊氏复夺京都以后，周防国的小目代清尊，检非违使教乘利用防长的尊氏势力大举西进，尤其是周防国的死硬尊氏党鹫头长弘离开本领的时机！纠集国衙役人和国衙領民五六百人发难，并联合石见公方将领小笠原藏人三郎长光和倾向后醍醐天皇的周防将领大内弘直等军共数千骑，据守国厅北面允礼村矢筈ヶ岳西南面八合目上的敷山验观寺，期望凭借寺周围简单的城寨防御工事固守，并掐断尊氏和九州的联系，扰乱尊氏军的后方，以期支援在京都方面苦苦支撑的官军。尊氏接报后大惊恐京都和九州的联络道路断绝，而防长和北九州诸国恰恰是尊氏赖以维系生存重要的粮食兵员补充地，如果公方军队有足够优势的兵力控制赤间关和音户海峡那么尊氏在京都对新田领导的公方大军的具有优势的战争将彻底扭转，尊氏将面对多多良川菊池、阿苏联军的惨境。所以尊氏一面命令上野赖兼集合石见、安芸、长门三国诸军速攻敷山城；另一方面奏请光明院将円观上人惠镇、叶仙房并周防国衙的主要官员一并罢免，同时任命戒坛院长老十达上人俊岁为新的东大寺大劝进，并将周防国衙周围约八町四方的交由其管理。其地所负担的守护役、段钱一并免除，以期瓦解清尊势在国衙的势力并拉拢领民防止清尊势兵力的扩大。筈ヶ岳的西南方向是多多良山，而东北面是险峻的大平山，筈ヶ岳正好居于其中；从佐波郡来的国道穿过夹在筈ヶ岳和多多良山之间的畑垰，而从玖珂郡来的道路则经过筈ヶ岳和大平山相夹的真尾垰。占据敷山城实际是把握住了周防国衙东面的命门，放弃位于平地易攻难守的国厅，专守敌军唯一能进攻的方向上的要道，凭借畑垰和真尾垰险峻地形坚守等待局势大变是清尊势的基本战略。上野赖兼先领石见军抵达战场，双方在畑垰和真尾垰展开激烈战斗，清尊势不支退回本城。随后吉川恒明、永富季有分率安芸势、长门势从西面抵达战场。七月四日三军发动总攻，敷山城落城，清尊、教乘战死，小笠原藏人三郎长光和大内弘直则杀出，不久大内弘直在石见大山城战死，而小笠原长光则不知所终。
清尊、教乘之乱时，作为大内氏嫡流的惣领大内弘幸一党的态度值得玩味，没有证据来证明弘幸一党在这次发生在眼前的动乱中是采取积极响应尊氏平定的策略，而弘幸之弟却转入公方转战于周防、石见两国；反观长弘一直紧紧跟随尊氏，深得其信任，守护一职位被牢牢的控制在大内庶家鹫头氏手中！
弘世的崛起和厚东氏的灭亡
足利幕府政权建立以后所采用的“二元政治”即尊氏主军、直义主政的政略给以后埋下祸患的伏笔。在政权未来的发展趋势上直义（稳建派）认为应该把政权建立在前代镰仓幕府的框架上逐步改革，而尊氏的执事高师直（激进派）则认为应该完全摒弃旧式的制度寻求新的政权模式。两者在意见上互不相让，可以看做尊氏京都代言人的师直对于幕府政权主动权的窥视，让直义感觉到不仅仅是政权建设方向上歧义，同时也感受到尊氏军事实力的压迫，在针锋相对中，双方的矛盾也就不可调和的发展下去了。1349年（正平4年・贞和5年）閏6月3日直义芳首先发难，直义向尊氏提出罢免师直的要求；双方的矛盾公开化，师直方的应对策略更加激进，高师泰（师直弟）河内起兵，八月十三日进入京都，直义匆忙中逃如尊氏的京都官邸避难，暂时掌握政权的高师直通过尊氏罢免了直义方的重要党羽上杉重能和畠山直宗，并将其流放到越前。这样一来幕府中的直义势力一扫而空，直义在幕府中的地位则由尊氏子义詮代替。山杉重能在越前的被害使直义对尊氏的不满达到极点，1350年（正平五年
观应元年）直义逃出京都，奔赴大和国，并举起对抗尊氏的战旗帜，与之相呼应先期赴中国九州的直义养子直冬在少弐赖尚等的支持下在太宰府举兵，一时间各地直义党蜂起，日本顿时呈现三国鼎立的局面。1351年2月17日年直义在摄津打出滨大败师直尊氏联军，迫使尊氏接受以高氏兄弟二人出家为条件的议和，同月高师直被山杉重能的养子上杉能宪袭击身亡。但是这不能调和尊氏兄弟的矛盾，战争仍在持续，同年底尊氏决定性的击败直义，直义放弃抵抗，1352年2月直义在镰仓猝死，各地的直义党颓势不可避免继续下去了！
防长方面由于直冬在西国和北九州具有的优势地位，观应元年际周防的鹫头弘真（长弘长子）和惣领家的大内弘世共同追随直冬方作战，则长弘失去尊氏方的周防守护一职；但鹫头氏旋即转回尊氏阵营，和议的结果是以鹫头弘直（长弘次子）出任周防国守护一职，大内弘世则留在直冬阵营中和一族的鹫头氏展开全面的对抗。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直冬毅然走上了联合南朝对抗尊氏之路，1352年（正平七年
文和元年）直冬向南朝提出了归附的申请，次年南朝任命直冬为总追捕使。大内弘世随即也易帜追随南朝方，并且出任南朝方的周防守护，随即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势对待，同年二月弘世举兵大举进攻周防守护鹫头弘直的据点都浓郡鹫头庄，在白坂山布阵。由于北军内藤藤时在末武保修建城郭阻止弘世的东进，弘世将自己的领所富田赐予吉敷郡陶的邑主陶弘政，使之迁移至该地攻略鹫头氏。同月十七日和十九日分别在高志桓城和新屋河内真尾两次击败内腾藤时，阵斩其弟盛清；随后马不停蹄的在四月九日、二十九日在白坂山分别和鹫头氏激战。对于鹫头氏而言，长弘的逝去和弘世猛烈的军事打击使其举步为艰。1353年（正平九年
文和三年）南朝足利直冬东上，进入周防国府，近畿的南军也进军直指京都。南朝方在周防国内的势力达到鼎盛，虽然没有确切资料显示鹫头氏投降本家的时间，但是次年初足利尊氏补伊予的河野对马守通盛为北朝周防守护。由此事可以推测出鹫头氏已经向宗家大内氏投降，至此弘世完成了周防国内的统一。
弘世在正平年间的快速强大除去得益于大内家百年深厚的底蕴外，还得有赖于当时北九州和本州西部“佐殿方”和“南朝”势力的空前强大，在西国山名一族和直冬的联合使周防的东面尽是佐殿方的旗帜，北九州方面少弐家同一阵营的所属，加上公方菊池军丰前的进出，在与周防国隔海相望的北九州方向也无严重的军事危险。那么对于统一周防，扩张欲望强烈的大内氏来说，突破口很自然的就选择在长门，面对的是忠于尊氏的守护厚东一族。
长门厚东氏以物部氏后裔自居， “厚东”一名来自与平安末期长门国厚狭郡被在地土豪(厚东氏)私自割裂出一部分，由于位处厚狭郡东侧故名厚东，厚东氏以郡名为姓，自称厚东郡司。七代武光时，被平家政权任命为长门国押领使，以武勇响誉长防。源平合战时奉调参加一谷合战，平家势衰后，武光权衡利弊依然投入源氏帐下，在坛埔合战中立下了赫赫战攻，并且获得了世袭厚东郡司的权利。镰仓末期到南北朝初期，厚东武实的名号响彻防长大地，武实脱离长门探题北条时直配下，归入天皇方使本来在西国方面占据优势的北条方形势急转直下，最后迫使时直在九州降伏。建武新政期，武实获得了长门守护一职，后和周防大内长弘一道投入尊氏方，在尊氏西向九州和东返京都过程中屡立战功，深得信任巩固了自己在长门国第一豪族的地位。武实殁后，其子武村在足利氏兄弟之争中坚定的站在尊氏一方，而一直被厚东氏压制的长门另一豪族丰田氏则选择了投入直冬阵营，双方在长门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观应二年武村死于救援尊氏方九州探题一色范氏的阵中，其子武直的时代厚东氏的周边环境继续恶化，长门国内始终无法压制住丰田氏，关门海峡方向要对付直冬方的细川清氏、门司亲胤联军，除此以外还要组织力量支援九州探题一色氏；但厚冬氏的厄运还没有结束，文和元年（1352年）直义死，直冬势大衰，直冬从九州进入长门，开始经略西国的战略计划，同年十一月武直突然去世，在短短两年内厚冬氏经历了两代家督的更替，但随之而来的继承人义武兄弟之间的不和而引起的对立，是厚东的家臣团分化瓦解。不禁让人感叹“此家之不運到来之時節”。厚东氏的主城霜降山城位于长门国的东侧与周防国一山相隔，而长门国的守护所位于西侧两厢距离遥远，厚东氏不得不设立守护代分别管理，但是不能有效管理本领和领内兵力大半用于国府方向是厚东氏潜在的致命伤，其根本霜降山城更是直接暴露在日益强大的周防大内氏的面前。 弘世的长门攻略是伴随着南朝在九州军事反正的情况进行的，并且得到了同样已经易帜为南朝方的丰田氏的有利配合。从正平八年（文和二年 1353）开始肥后的名将菊池武光联合旧佐殿方（直冬势）的少弐赖尚展开九州扫荡战，正平八年二月針摺原决定性的击败尊氏党的九州探题一色范氏，正平十年（文和四年 1355）怀良亲王远征丰前，丰后迫使大友氏泰降伏，至此九州的足利势力几乎被扫荡一空，一色范氏被迫协同子直氏、范光躲避到长门伺机反扑，正平十一年一色直氏、范光渡海进入丰前展开最后恢复九州武家方政权的努力，但在筑前麻生城被菊池军击败，一色范氏被迫协众返回京都向足利尊氏求援，厚东氏的地位日益孤立。正平十二年七月（1357）大内弘世展开长门攻略，正平十三年正月在丰田种藤的配合下，弘世军攻陷孤立无援的霜降山城；二月尊氏病故，北朝援军断绝。次年十二月弘世举兵围攻长门国府的四天王山大败厚东义武和守护代富永弥六，义武渡海逃奔丰前，至此弘完成了防长压制的宏伟目标。
室町幕府二代将军足利义詮上台后推行武力解决南朝问题的手段，对全国的南朝势力展开全面进攻，在全国各地的北朝势力节节胜利的同时，九州的局势继续恶化，老辣的北九州霸者少弐赖尚在逐走探题一色后并没有获得北九州的控制权，反而看着武光日益强大，在无穷的欲望支配下转而投入武家方的怀抱，和大友氏联合起来对抗菊池武光，但是在规模空前的筑后川大战中败于菊池武光之手，紧接着菊池军大举北上，占据太宰府，谴军四处追击少弐军。足利幕府紧急派遣新任九州探题斯波氏经入援九州，长者原之战氏经子松王丸、少弐冬资（赖尚子）再次惨败于武光之手，南朝征西府的声势达到了鼎盛。
在此焦头烂额的时期，在细川赖之的建议下将军足利义詮开始和属于南朝的大内氏接触，期望促成大内弘世的反正，以便在西国建立稳固的九州攻略基地，挽回九州的败局。幕府方面不惜开出放弃忠于自己的长门守护厚东氏和任命弘世为长门、周防两国守护的条件来诱惑弘世加入北朝方，在赖之的实际斡旋下，1363年（贞治二年 正平十八年）弘世转入北朝方，愤愤不平的厚东义武则转入南朝方，联合菊池以期恢复长门守护的职位。次年大内弘世大举入侵丰前，进抵丰前国马岳，与菊池军对峙，大内水军被隶属南朝的松浦水军夜袭损失惨重，陆战则受到菊池武胜和厚东义武的前后夹击，大败退至退至香春山岳，请和归国。弘世在惨败后转而致力于巩固自己在防长的地盘，并把扩张的方向转向石见、安芸方向，贞治五年（1366）弘世出任石见守护，用优势武力压制石见成功，并遣军翻越中国的高山，进入安芸国，开拓新的地盘。
山口开府
“山口”一名初见于円政寺建长六年(1254)所铸的金鼓上的铭文，原文如下“防州山口月轮山円政寺天神宫”，山口盆地的西北面是宫野庄清水寺，寺内所藏的建久六年（1195）九月的“宫野庄田畠等立劵文”所示当时宫野庄有田118町步余，农户31户乃当时很普通的贫寒村庄，据此推断在镰仓时代山口地区乃是农村地区。原来大内氏的本营是吉敷郡大内村（山口市），大内村为大内氏居馆所在地，有贡租的收纳所，作为物资的聚散地有市庭，即所谓的大内市。1319年(元应1)防府宫市的兄部五郎太良担任合物买卖的长职，限定在东至富田市、西至嘉川市、北并大内的得地市，一手承担合物商人等的买卖事宜，大内市因而十分繁盛。自平安时代开始大内一族成为周防国的在厅官人，所以其日常生活的场所也就分布在国府附近，当时国衙的西门建有“介殿屋敷”以供在职的权介居住。大内氏自十六代开始世袭周防国权介一职，史称大内介，则大内世代也就居住在“介殿屋敷”。弘世出任守护一职以后，俨然以国内地头的领导者自居，而在厅官人的身份也就不那么重要的，弘世迫切需要建设新的本营以适应自己武家方周防国内代言人的身份；新的守护所的问题也就迫在眉睫，经过仔细选址选择在与大内村敝邻的山口盆地，其地位于堪野川的上游，三面环山。西南面一条通路和山阳街道连通，与厚东氏的主城棚井村霜降山城一路相通。
弘世1363年从南朝方转投北朝方，次年在丰前和菊池、名和、秋月等军在马岳，香春岳激战，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和私自和菊池方达成和议返回防长。同年年弘世上洛谒见将军足利义诠，将数万满贯的银币、新渡的唐物等献给义诠，也对奉行头人评定众进行贿赂，因此取得幕府的信任，并在包罗倾城、田乐、猿乐、遁世者在内的上下阶层中博得名声。这段记载在“太平记”中的资料，显示了弘世带大内氏所具有的强大的财力，当然其巨大财富的来源则是倭寇对高丽的掠夺和日朝之间走私贸易的暴利，这源源不断的财富来源保证了大内弘世山口居馆城下町建设计划的执行和大内氏强大的军力的维持。弘世的上洛对于大内氏还具有另一层的意义，足利幕府在京都开设以来，京都作为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兴的武家文化和传统的贵族文化在京都融合，呈现出勃勃的生机。这些都深深吸引着弘世，使其决心仿造京都在西国再建一个繁华的都市。从地理上来讲，山口附近的地形和京都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三面环山，只南面有着空旷的原野，都有贯穿整个地区的河流，山口是堪野川支流一坂川，而京都则是贺茂川。根据“山口县文书馆藏”中的《山口古图》显示大内弘世的山口开府计划开始于1360年，与居馆同时进行的还有城下町的建设。《山口古图》虽被疑为后人所制，但是作为大内时代城下町唯一的图形资料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1363年弘世上洛归来以后，城下町的建设方案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京都为样本的建设方案被推出。山口盆地自身的地理位置，位于石见方向、周防国国府方向、小郡方向（九州方面）交汇的石州大道通，与三田尻、佐佐并、山茶大道相交的交通的重要地点，在通向几个方向的通道上排列着不少已经自然建立的小店。《山口古图》中注记：山口乃四神所镇之地。依据古例，在町的中心（札の辻）埋下法华经，东在上向山的山顶，西在凤翩山山腰，北对七尾山，南姑娘山填埋写有祈祷保佑山口的愿文；弘世则把凤翩山当成京都附近的比睿山，而加茂川对应的则是一坂川，完全是模仿京都的街道构造。首先佐佐并和山茶大道(纵小径)的东侧确保周防守护所(大内府第)的宽广的地基与濠围上土墙，南侧盖了宏壮的卫门。卫门前的大道称为“大殿大路”，其他的各条道路则就被命名为某某小路，如御局小路、鞍馬小路、北野小路、徳大寺小路、石原小路、片岡小路、栗本小路、唐人小路、久保小路、諸願小路、中殿小路等等。大内府第和一坂川之间的后河原和中河原之地则用来建设诸家臣居住的街区，高级武士(各地的领主)以及其他的身分较低的人也聚集在山口居住，身份低微的人则要每天出来替官家做事来谋生。随着大内氏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军事势力的增长，兵农分化的趋势日益强烈，随之而来的城下町人口的激增，快速的城市化趋势等社会问题均由设置在「大内墙纸」(大内的法令集)各种各样的法规条文一一应对解决。石州大道两边，弘世创建的日莲宗本国寺院和善福寺的道场遥相对应，其地基占据了东达新町，西至安部桥的织锦河(一坂川)沿岸一带的广大部分，在道场的东门附近建造新町，在道场的正门前也建造町屋称为道场门前町。佐々并·山茶大道(纵小径)与石州大道相交的地点（札の辻），向前是太刀売町，左面则是左面弯曲堂之前町、円政寺町、石観音町；右面是弯曲堂的中心街大町(大市、中市、米屋町、道場門前)、西門前町、荒高町成行的商店街是所谓身份低微的手工业者居住区。
大内氏山口开府后的十年，即建德元年（应安三 1370）冬，明使赵秩、朱本来访日本，文中元年（1372）大内弘世在山口招待即将返回明国的赵秩、朱本使团，赵秩在山口期间居住于大内府第的西轩（西堂）和日新馆两处；与此同时弘世还邀请丹后国云门寺春屋妙芭一门的僧侣来山口与山口本地的禅僧以诗文作答，而云门寺僧众实为京都公家的禅僧，以此说明到此时大内弘世的的大名居馆业也整修完毕，相应的城下町工程也已接近尾声，做为中世西国和北九州巨人的大内氏的主城山口已然屹立在一坂川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