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识与历史研究
我们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是否真正反映了历史原貌呢?作为历史教师，我已在讲台上执教三十年之久，但每每回首并无宽慰之感：当我们在教室里正为通晓历史而洋洋自得口若悬河时，是否会为猛然间产生的疑念而不寒而栗呢?其实，每当我们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之时，也就是对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质疑并开始探求之际。例如距今百年前，大约是西南战争(西南战争：1873年(明治六年)，西乡隆盛、副岛种臣等人针对朝鲜的排日、锁国政策，主张征伐朝鲜，遭到岩仓具视等“内治优先派”的反对；西乡隆盛辞职下野。此后他在家乡鹿儿岛创办私学校，训练学生准备举兵反乱。1877年10月，他领兵攻打熊本城，道政府军反击败退，自杀身亡。是为西南战争。——译注）结束时期，而距今千年前则是藤原道长时代（藤原道长时代；日本史时代划分之一，指藤原氏摄政的平安中、后期。藤原道长：平安中期廷臣，兼家第五子，有御堂关白、法成寺人道前关白太政大臣之名，曾摄政法成寺，是藤原氏极盛时代的氏长。有日记《御堂关白记》传世。——译注）。在我们的意识中，西乡隆盛西乡隆盛：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活动家。生于鹿儿岛，出身萨摩藩士。后参与尊王摄夷运动。明治维新时为倒幕泥的中心人物之一。维新政府成立后任参议，因主张“征韩论”未被采纳，于1873年辞职。1877年被萨摩藩武士推为首领举兵反乱，兵败自杀。——译注）和藤原道长无疑是两个时代完全不同的人物（。但绵延于隆盛和道长之间九百年的时间差、是否也能作为实实在在的感觉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呢？鹿儿岛私学校石垣上的弹痕至今清晰可辨，道长之子赖通所建的平等院亦美灸美仑，而当我们以现实中的遗迹追思这两位历史人物时，总会觉得我们与隆盛间的百年之差，要长于隆盛和道长间的九百年之隔。
同样，1968年发掘的满城汉墓约建于公元前112年。当我们目睹出土于该墓的长信宫灯时，能否实际意识到它和日本弥生时代的土器属于同一时期呢?当学生诸君得知，虽然基督的准确诞辰日还是一个悬念，但其诞生之年的西历纪元正相当于中国前汉末期王莽新政时期时，莫不流露出吃惊的神色。那种以为高中日本文教科书的第一百页和世界史教科书第一百页所载年代相同的错觉，以及在夏季临近而令人倦怠的季节里，坐在教室中听日本史，以为它和世界史属于同一时代的错觉，极有可能将历史套入年代的概念。自己尝试着制作年表，固然可以初次产生新鲜的理性年代概念。可是以表览之，历史事件的发生率往往近代高于古代，因此一页稿纸有时仅可容纳十年，有时则能包容百年。我的兴趣是中国古代史，但对此尚属知之甚少。有不少古代史专家，特别是日本邪马台国的研究者，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而他人的学说毫不足取。可是古代史并不是轻易就能准确把握的。对那种在比较一己之说和他人之说之际，用100比0的方式主张一己之说正确的言论，我们应该持谨慎的态度。我以为，采用51比49的思考方式，不是更客观些吗？长期由来，由于长篇历史小说的魅力，使本少人对古代史情有独钟，这意味着在文学创作上允许有个人想象和发挥，可是在研究上却丝毫不允许想象存在。当我们对自己的长篇小说所蕴涵着的历史知识产生疑问时，一切前提都将不复存在。毫无疑问，一旦以往积淀的历史知识轰然解体，新的历史研究也就自此而生。
闭关锁国
谈起江户时代的对外关系，一言以蔽之就是锁国。
日本史教科书对锁国体制有如下的记载：1613年驱逐天主教传教士和日本信徒，1616年将贸易地区限定在平户和长崎；1633年强化丝割符制（丝割符制：又称白丝割符。江户幕府为防止日本银超量流出而限制白丝输入的贸易法，始于1604年。其具体做法是：在京都、长崎等地设置白丝管理人员，经与外国商人商定价格后，由管理人员统一购入白丝，再批发给国内丝商和工厂。在购入价与批发价之间，保持一定的高率利润，由管理机构获取。1635年，来航中国商船的停泊地被限定在长崎一港，输入的白丝全部被纳入丝割符制。18世纪初，该制被废止。———译注），除奉书船外，严禁一切船只出海航行；1636年令葡萄牙人移往出岛（出岛：长崎市街名。l
634年(宽水十一年)为安置葡萄牙商人，填海造地而成。其地为扇形，面积约13200平方米；葡萄牙船被禁止波航后，原在平户的荷兰人被移居此地。在日本锁国时期，出岛是唯一的对外贸易基地。—一译注）
；1639年驱逐葡萄牙人；1641年将平户荷兰商馆移往长崎出岛。此后能够进入长崎港的只有荷兰船和中国船，幕府仅仅根据荷兰商馆馆长提供的情报了解世界形势。
当人们手持这样的教科书讲授历史，又有多少人能够说明中国船也能提供特殊情报呢?
前往长崎作见习旅游的高中生每年都络绎不绝。坐在经由格兰巴邸（格兰巴：英国商人。1859年(安政六年)来长崎，1861年设立格兰巴商会，从事日本茶的贸易。以后又从事舰船武器的交易，成为长崎最大的贸易商。1870年破产，此后成为三菱顾问。19l1年卒于东京自宅。长崎市南山手町有其宅郧，名格兰巴邸。——译注）
、大浦天主教堂开往云仙的旅游车内，再耳闻有关鸣瀑的传说，一种长崎的异国情调就是荷兰情调，雨儿就像落在荷兰山径上的感觉也许会油然而生。
江户时代学术发达，兰学（兰学：江户中期后，通过荷兰语研究西方学术的学科。从享保年间(1716—1736)幕府书物奉行青木昆阳译读荷兰书籍开始，以后又出现了如前野良泽、杉田玄白、大概玄泽等众多的兰学学者，研究领域涉及医学、数学、兵学、天文学、化学等诸多学科。——译注）勃兴。据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记载：当时新井白石据询问西德奇所获的知识著《西洋记闻》和《采览异言》；青木昆阳和野吕元丈受将军吉宗之命学习荷兰语，以使书籍解禁后西方技术能发挥作用；接着又有杉田玄白翻译《解体新书》。因此所谓凡荷兰书籍均属禁书，恐怕是错觉所致。更何况还有很多教科书都把芝兰堂的荷兰正月图作为这一时期的插图加以登载。
我们的历史知识由各种要素构成。若论当今，电视对人们历史知识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比如在我们这一代人们的心目中，大石内藏助的形象是肤色白哲，脸庞椭圆，而年轻人会认为其脸型狭长。这是由于中年人已习惯于长谷川一夫主演的忠臣藏，而年轻人看到的则是江守彻扮演的赤穗浪士。如果让太田南亩扮演，也许又会得出内藏助肤色渤黑，身材矮小的印象。
浩大的历史潮流无疑会对学校的学习产生影响。除少数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外，像我们这样深受皇国史观（皇国史观：基于国家神道，认为天皇是万世不变、永远君临的现实神，日本历史就是神国历史的历史观。在战争时期，皇国史观作为正统的历史观，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对统治人们的思想起到了极大的影响。——译注）影响的中年人，即使因皇国史观的错误而否定了自己所学的历史，最终也茫然不知应以何取而代之。结果被否定的历史又重新占据了自己的脑海，而且根深蒂固，积重难返，这是很可怕的。
在沈阳市
1979年8月，我作为日中关系史研究者访华团成员之一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继三上次男教授和阁干善教授在吉林省长春市作学术报告后，8月11日我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辽宁省沈阳市作学术报告。
世界真小。在报告的前一天午餐时，不意和前一年相识的哈佛大学杰罗姆·库埃思教授邂逅。1978年8月，由教授主持的东洋法制史研讨会在哈佛大学举行，我应邀赴会并与教授结为友人。随后，活跃于波士顿美术馆的库埃思夫人一如既往的微笑也映入我的眼帘，我们都为时隔一年的重逢而感到十分愉快。次日早餐时，教授与我话别道：“我将去北京，让我们在那里相会吧。祝讲演成功。”与教授告别后，我便反复玩味起将在沈阳中华剧场二楼会议室进行的题为“日清贸易问题”的讲演内容。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为此次讲演制作了烫金入场券，并为入场券数量有限而颇感分配之难：“大家都想参加，可只有三百人能听您的讲演。”闻听此言后，我不禁略有忐忑：在如此众多的听众面前，我的讲演能形成话题吗?
“中国朋友为我的讲演制作了精美的入场券，为了不留下入场券精美而讲演糟糕的印象，我将尽力作好这次讲演。”以此为开场白，我开始了近三个半小时的讲演，其中最初的话题如下所述。
对日中关系史的反省
一提起日中关系，日本人马上就会反应到遣唐使往来的日唐关系或明治以后的日中关系，中国朋友作何考虑呢?
江户时代的日本学术和教育以儒教为中心，意义更广泛的中国学术在日本被称为汉学。明治时，日本吸取欧美学术走上了近代化之路。因此当基于这一现实研究及叙述历史时，就应该意识到这一现实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它在形成之前就已经经历了产生与发展的阶段。可是历史书籍对当时局于大量、常见的现象往往疏于记载，结果较之江户时代最流行的汉学，在下一阶段才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兰学反而更引人注目。而事实上明治初期的日本人，却是得益于汉学在知识阶层中的深度普及，并以汉译作为阅读欧美人著作媒介的，所以如果没有汉学普及的基础，就不可能有欧美文化的传入。明治政府激进的现代化、西方化的倾向，与否定江户幕府、否定江户时代的倾向同步发展，由此酿成了否定汉学、否定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的意识，并最终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朝鲜、中国的精神远因的形成。
从《讲孟余话》开始
我在二十岁前，曾选择了日本史为研究方向。1944年我正在读高中，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我们接受
的也都是在日本被称为战后皇国史观的超级国家主义的教育。我的老师除了讲授这样的日本史，还组织了读书会，轮流诵读江户末期因抵抗幕府而遭杀害的吉田松阴的著作《讲孟余话》。当时我因喜欢历史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可读起来总感到有难以理解之处。当然这决不是说那时我已经具备了进步思想，能够对皇国史观进行批判。其实感到难以理解的原因非常简单。当时每当我看到师兄学友诸君因得其要旨而频频顿首时，内心就会生出些许自卑，随后即陷入寻求原因的苦思具想之中。结果我找到了答案：这就是《讲孟余话》是杂说集，它汇集了松阴讲解《孟子》时涉及到的种种杂谈，我之所以感到难以理解，就是因为我从未读过《孟子》这部著作。由此我进一步意识到，身为勤皇志士而在当时被杀的松阴，其学术基础的主干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有着根本性的深刻影响，了解日本必须首先了解中国。以此为转折点，我决心在
大学专攻中国史。
江户时代传人的汉籍
在这以后的近二十年内，我以供职的关西大学为中心，和二；三所大学的同仁一起，以江户时代的私
塾汉学为题进行了共同研究。我认为在考察私塾的学术倾向前，首先应当弄清私塾所拥有的各种书籍，所以就承担了这方面的内容调查。大约在十年前，出于需要我协助调查了今存山形县米泽市的上杉氏米泽藩的藏书，因此对大名藏书和藩学藏书的构成多少积累了一些知识。，比较藩学藏书和私塾藏书，比较客观的结论是：藩学藏书中的唐本(中国版书籍)要多于私塾，而私塾中的和刻本(日本出版的中国书籍)比例较高，唐本较少。这其中的原因不难推测，即藩学比私塾富有，而唐本是输入品，需要较高的价钱。
那么唐本究竟价值多少呢?其实在弄清这一问题前，首先应弄清唐本有多少种类，何时、以多少数量舶来日本。这点如不明确，就无法理解江户时代的汉学。于是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去探寻前人的研究，结果发现这一领域以往一直呈空白状态，唯一的选择就是自己亲自调查研究。在这一想法的驱使下，“江户时代唐船舶来书籍的研究”便成为我的专项研究课题。当我着手整理有关资料时，不禁为史料的丰富而欢欣不已，并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这些资料的产生年代为分类标准。所谓资料的产生年代，换言之就是舶来书籍的手续是在哪一年完成的。思考至此，一个全新的想法突然闪现于我的脑际：迄今为止—，书籍一直是文献学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但在这里，它分明是作为一种商品形式出现的。顺此思路我又将视野扩展到整个长崎贸易：当时输出、输入的是些什么样的商品？运输这些商品的中国人是些什么样的人?装载；运输这些商品的商船
又是怎样的船?我想清楚地揭示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我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所在。
长崎的圣诞之夜
1965年12月末，我为调查资料又一次来到长崎。24日是圣诞之夜，这天我访问了市立长崎博物馆。在越
中哲也馆长的关照下；我得以阅览了重要资料——圣堂文书，并且被允许借出一部分回旅馆抄写。在与越中馆长分手之际，他向我建议道，适逢在长崎过圣诞，还是去看看在被称为国宝的大浦天主教堂举行的深夜弥撒吧。可是由于需要抄写的文书有很多，我一直抄录到深夜仍末完成。这时，提前下班举行圣诞聚会的人们的喧闹声已经平静，四周一片安温。突然，附近教堂的钟声划破夜幕，宣告零点的弥撒开始。不能去大浦的我边抬头玲听钟声边想，“在充满异国情调的长崎耳闻圣诞钟声，真不错啊”。随后我便忍俊不禁：有人说长崎的异国情调就是荷兰情调，可又有谁知道长崎的异国情调实际是中国情调呢?取访的蛇舞、传统的肖像画、龙舟赛等，有谁能说不是中国习俗的遗风呢？而荷兰之所以能够取代葡萄牙前来长崎贸易，不正由于它是基督教之国，布教和经商可以分离吗?做弥撤的是天主教信徒，那么荷兰人在出岛是不应做弥撒的。陷入浪漫遐想的我不禁默然而笑，所谓常识并不是完全能够无懈可击的。
毋需赘言，一谈锁国就认为是封锁所有的对外关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江户时代最森严的锁国政策是禁止日本人出海航行，这样就使得江户时代的日中关系在整个日中关系史中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地位，即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物产，完全通过中国人传入日本，与以前日本人去中国学习文化、带回物产的交流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
江户时代的对外关系
江户时代能够航行到长崎进行贸易的，只有荷兰船和中国船。对此还有必要加以准确的说明。荷兰船
若属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有，乘船者则不仅限于荷兰人，其中也有公司雇佣的欧洲人。如1775年以公司医生身份来长崎，以后又成为著名日本研究家的乔思伯力(C．P.Thunberg过去记作兹恩伯罗克)，就是瑞典人；1823年来日，在西欧享有日本研究第一人之誉的西伯罗脱(P．F．von
Siebold)则是德意志人。这是因为江户时代
的日本人原本就不对欧洲人加以区别，也不像今天这样具有国家的意识。
与此相反，中国船则不论派遣者是何人，乘员一般都是中国人。如同后文将要详述的那样，当时商船的成份很不统一，但无论是清政府派遣的商船，还是郑成功和三藩等反清势力的商船，或是暹罗国王的船及来自印尼雅加达(即当时的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船咬馏吧船，其乘员均为中国人。
谈及江户时代的对外关系，也不可忘却通过对马藩和朝鲜保持的外交关系，以及通过萨摩藩和琉球国保持的外交关系。其次最重要的，就是要考察当时中国船和荷兰船的航海路线。从逼罗经由雅加达驶抵长崎的荷兰船，和自浙江宁波驶向东南亚然后驶抵长崎的中国船，并不仅仅在起航地和长崎之间作往返航行，驶离长崎港的商船也同样如此。这就是说，无论日本怎样实行锁国体制，由于荷兰船和中国船可以自由航行，长崎在事实上就成了位于中国东海及南海沿岸贸易圈中最北端的港口，江户时代的长崎是锁国体制下的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一地位的确定，无论从日本史还是世界史的角度看，都是恰如其分的。以往导致人们一叶障目而难辨历史真相的根源，不正是至今仍在我们头脑中的根深蒂固的锁国意识吗？
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因受锁国体制的禁锢，无从知晓输出日本的物品被运往何处，而且即使不知晓也无关紧要。而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则不能如此，我们应当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我无意指责虽可为而不为之的做法，我想指出的是，是日久弥深的锁国意识导致了人们对历史真相探求的无动于衷。当然虽可为之而无兴趣，则关系到个人的好恶喜厌，对此我无意详述。
旅欧研究
在历史研究上我也反对高谈阔论。追溯起来，这一立场的确立是在1972年。这年的3月末，日本国内因高松家的发掘消息而形成了兴奋的游涡。我就是在这旋涡中，登机飞离了大阪国际机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手中还拿着载有第一次以彩色印制发表的高松家壁画照片的当天晨报。我此次旅行的目的地是英国剑桥，在那里我将前往大英博物馆实地调查保存于该馆的、奥里尔·斯坦因1907年于中国敦煌附近掘得的敦煌汉简。然后再前往瑞典，考察藏于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斯文·赫定1901年于楼兰附近掘得的楼兰晋简。在剑桥大学，我的木简研究伙伴麦克·鲁惟一博士已向校方推荐我为大学的访问学者，正等待着我的到来。以后在剑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去伦敦从事木简研究。但在赴剑桥之前，我需要先作海外旅行。原因是我是关西大学的在外调查研究员，负有调查的任务；我先后去了香港、澳门、开罗、雅典、里斯本、马德里、安达卢西亚、荷兰的莱顿等地，然后在第三周到达剑桥。‘旅途中我所涉足之处，不是历史遗迹就是博物馆。在雅典，我漫步于巴莱苔农神殿和蒂涅尼宙斯剧场，参观了国立博物馆，又凭借导游图浏览了伯纳黑博．物馆。在以邸宅为博物馆的陈列场里，我边赞叹吉里西亚教会用具的珍贵，边拾级而上，结果又发现这里还
陈列有中国瓷器。我虽然对瓷器素有爱好，但在此之前并未打算进行调查。然而当我初次踏上欧洲大陆时，不禁为能够见到如此众多的中国瓷器而大为惊叹。这些瓷器中既有汉唐间极珍贵的遗品，也有若干宋代的天目瓷，明清制品更是数不胜数。为什么在欧洲会有如此众多的中国瓷器呢?在游历欧洲的途中，这个简单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它对我六个月的旅欧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利用十分方便，在收藏日本和中国书籍的三、四楼，经常可以看到端坐在窗边书桌前的李约瑟博士的身影，也可常遇见对新购入书籍加以评论的冯·代·罗思教授。图书馆实行开架阅览制，我从汉代文献旁边找出《陶器全集》，开始对瓷器进行探讨。在去伦敦之际，我又巡回参观了伦敦大学的珀斯沃尔·大卫中国艺术基金会、中国艺术展览馆、大英博物馆、南肯辛顿的维多利亚和阿伯特博物馆。在剑桥的菲茨威廉博物馆，我再次为宋代天目碗的拥有量而惊叹不已。
瑞典东印度公司博物馆
在剑桥滞留约四十天后，我打算作三周的大陆旅行。当我无意识地对大学里的朋友谈起将作三周欧洲旅行时，他笑着对我说：“你已经变成英国人了。把大陆旅行说成欧洲旅行，这可是英国人的表现方式。”
这以后，我又和将共同商定今后研究计划的莱顿大学的弗罗斯埃教授说：“下一步我准备去瑞典的哥德堡。”教授闻后面露诧异之色，问道：“我没去过那里，那里会有什么呢?”
于是我谈起了雅典之行，谈到虽然看到了很多东方陶瓷器的收藏品，但不知这些收藏品是18世纪运入西方的，还是为了充实馆藏而新近从东京购入的。而在哥德堡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据说陈列着从沉没于该港附近的“哥德堡号”船上打捞出来的中国陶瓷器。该船沉没于1745年，属该公司所有。由于这些陶瓷器年代明确，所以很想去参观考察。弗罗斯埃教授闻后对夫人说：“这位年轻而又聪明的日本学者发现了一个新课题。”
在斯希波尔机场登上飞往哥德堡的飞机前，令人讨厌的验关检查格外严格，还受到了“有没有带武器”的盘查。由此我不禁担心起来，瑞典这个国家是否也很麻烦呢?在以后我得知，日本赤军于次日发动了特拉维夫事件。
在哥德堡博物馆我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当我随意向工作人员问起有无关于这些输出瓷器的参考书时，他们马上对我答复道，明天就可以看到。果然第二天参考书就整齐地摆放在图书室的书桌上。我拜谢了他们的好意后，用半天时间做出了目录。在以后的大陆旅行中，我除拜访学者、访问大学外，去书店寻求此类书籍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在哥本哈根的街头书店里，我发现了一本丹麦语书，其中还有绘图，览后始知丹麦东印度公司的建筑至今犹存。于是承旅馆小姐将丹麦语译为英语，我参观了这一建筑，当时的情景令人难忘。
输往欧洲的中日瓷器
进出东方的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将以香料、茶叶为主的东方物产运往本国，与此同时也进行陶瓷器的输入贸易。特别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对陶瓷器的输入更是不遗余力。1602年在密德罗布罗克进行的招商活动，就是输入的开始。不过这些瓷器是“塞兰蒂亚号”荷兰船在塞顿·海莱海面上，从“塞思亚克号”萄萄牙船中抢夺而来的。由此表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此之前就开始了瓷器运输。此后中国陶瓷器则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中介而被大量输入欧洲。当时欧洲还流行着这样的风气，即用东方产的瓷器饮用东方产的茶和咖啡。
其时中国正处于明清王朝的交替时期，景德镇的瓷器产量很低。荷兰东印度公司为商品不足所困扰，便将目光转向日本的有田烧以取代中国瓷器，长崎的瓷器出口交易自此而始。此种交易在17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计有60万件以上的有田烧被运出日本。最近有田烧在日本突然身价大增，并被称为伊万里烧；一些输出海外的瓷器又被运回日本展览，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然而在我旅欧时的1972年，日本还没有这样的举动。这大概是从那以后在陆续去海外的月本人中，也有人和我一样惊异于东方瓷器在海外的收藏，加之日元升值的背景，于是便收集伊万里烧，兴起研究的风气。
1710年在萨克森选定侯奥古斯塔一世的统治下，卑德卡瓷器首次烧成，欧洲从此开始了瓷器生产。而在此之前，欧洲在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不久德累斯顿窑开始出产瓷器，但其烧制的瓷器花纹图案酷似有田烧，欧美博物馆对其中酷似柿右卫门图案的瓷器，也加以“柿右卫门风格”的说明。
虽然欧洲诸窑已经能够生产瓷器，但人们仍然热衷于东方瓷器的输入，还流行起由欧洲提供花样设计，中国生产成品的风气。贵族们向中国订购标有其家族族徽的成套餐具，用以装饰或实用，这样的出口瓷器被称为纹章瓷器。我看到这些瓷器后，更唤起了对西方纹章学的兴趣。最近日本也出版了一些有关西方纹章学的著作，但在我归国之初，从事西方学研究的同事中还很少有人对此感到兴趣。如前文所述，我在1972年赴海外之前也是一无所知，因此总感到自信心不足。然而通过海外的旅行与体验，我觉得既开阔了视野，又增加了知识，真正做到了能“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有人对日本人的海外旅行持非议的态度，但像目前这样众多的日本人去海外体验生活，决不是一件坏事。”明治开国后，能够去海外的人为数有限，对是回国后卖弄在海外所得的知识，统治一般民众的，不正是这些人吗?因此现代日本人的海外旅行风潮，在某种意
义上正标志着开放的真正开始，锁国的真正结束。
出口瓷器的研究
在中国和日本，出口瓷器的实物极为罕见。虽然有田的稗古场窑出土了标有荷兰东印度公司记号VOC的伊万里蓝釉花纹烧残片，但其烧制窑的确定也是最近的事情。出口品多见于输入国一方，这是理所当然的推测，所以研究也应该在输入国兴盛。不过佛罗宁埃博物馆的C·姚罗克博士、牛津大学的O·因比博士是从工艺美术史的角度出发，利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文书对出口瓷器进行了研究。这意味着有关出口瓷器的研究，尚有许多领域正待开发。
在剑桥略作学习后，我参观了欧洲各地的若干家博物馆，又购买了一些参考书，因此对瓷器的鉴别已略有所知。从欧洲飞往美国前，我在欧洲的最后一站斯德哥尔摩的美术商店里发现了二十件左右出口瓷器。我选择了其中三件，然后向店主询问价钱。店主说“您选的可是最好的”，随后告诉了我价格，原来一件相当于我两周的旅行费用，我只好带着目睹实物后的满足心情飞往美国。
我并不是收藏家,也无意在这方面发展。我所关心的是，景德镇或有田为适应海外的订购需要，形成了怎样的生产组织和生产能力。在考察清朝和江户时代，即十七；十八世纪的中日经济史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若能明确，必将能为中国史时代划分中资本主义萌芽于何时的论争提供重要的资料。
然而这样的研究总是不能随心所愿，输出品和输入品都是如此。舶来长崎并被招商的唐本，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了藩学和私塾，这还是个未知数。法国的斯瓦密埃教授曾在《通报》(T'oung
Pao)上撰写书评，指出我的《江户时代唐船舶来书籍的研究》对经济考察有所不足。以后当我与教授相会时，我对他说这方面尚属空白。他听后面露意外之色,表示这确实很难。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流通途径或许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江户时代史的研究
江户时代史的研究，在战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它的发展得益于史料的保存、公开和刊行。1950年我大
学刚毕业，供职于三田高校，当时参加了从校长那里得知的“北摄乡土史学会”；该会会长是关西学院大学的粟野赖之佑教授，在学会活动时他充满激情地宣传，现在若再不努力保存近世史料，它们将濒临灭绝。为之心动的我在以后的座谈会上发言道：“我十分清楚保存史料的意义，可无奈这属于东方史的专业范畴……”，粟野先生打断我的话说：“我学习的是西方史，在专业上你不是比我更接近吗?”从而打消了我的畏难情绪。“那时先生经常带领我们参观古墓，搜寻乡村仓库里的古旧文书”，当时的毕业生常作这样的回顾，我也时常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之中。保护乡村文书的运动在全国开展后，确实抢救了各地一大批濒临灭绝的文书，为研究发挥了作用。
其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史料的公开使利用成为可能。像宫内厅书陵部、日本政府的内阁文库、各地大名家收藏的史料，历来在阅览、利用上限制严格，但在战后得以阅览的条件宽松了许多。或许在战前研究者就已经可以根据一定的手续获得阅览，但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连大学生都能利用内阁文库的阅览室。
第三点是重要资料的公开出版。东大史料编纂所编纂的《大日本近世史料》，可以说代表了这一事业的成果。我研究所利用的史料则是唐通事(长崎的中国语翻译)事务所的日记《唐通事会所日录》和承担幕府红叶山文库管理事务的书物奉行的日记《幕府书物方日记》，另外还有内阁文库的《唐蛮货物帐》、藏于长崎图书馆的《犯科帐》、《长崎县史》等资料汇编，总之可利用的资料不胜枚举。足不出户就能获得史料，对研究者而言这确实是很幸运的。我之所以将史料编附入《江户时代唐船舶来书籍的研究》一书中示诸世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对日本近代史史料的共同拥有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此书刊行时有两位先辈学者如是说：“你若平安无事，一生的论文题目都不用发愁了”，“你真是个慷慨的好人”。对此我泰然处之，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至今还铭记着粟野先生的教诲。
话题不免扯得太远了。总之结论是这样的：我们所掌握的历史常识有时并不能真正反映历史的原貌。尽管时代相距末远，但对江户时代的历史我们还不能说已通晓尽知。以往日中关系史的研究仅仅集中在古代和现代两大领域，而对近代这一领域却很少有人问津。然而事实上日本明治以后赖以为现代化、西方化的基础，却是以形成于江户时代的汉学知识构筑而成的。因此对江户时代的日中关系，我们不仅不能视而不见，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探讨。
与此同时，认为江户时代是锁国时代，只有从锁国一方的日本才能发现历史的见解，在今天看来也是很不充分的。我们只有将锁国时期的日本置于世界史的范围中，才能确定它应有的地位。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便准备撰写一本关于江户时代日中关系史的书。当然此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构筑和叙述体系，而是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话题集中起来，展示、呈献给人们。如果这些话题确实饶有兴趣，那么希望你也能置身于探索历史的行列中。因为史料的公开提供固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但与此同时，研究阵容的扩充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