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由三个话题组成。
预购书籍
以江户时代输入的中国书籍为线索着手调查，可以就此了解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当开始研究怎样的书籍、何时、如何输入等问题时，在积累资料的基础上就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认知。不过研究中最感困难的，就是确认输入的书籍是否真正读过。也许是我自己对书籍藏而不读吧，故而不由地产生了这种疑问。唐船舶来的书籍涉及领域甚多，仅靠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很难涵盖，因此我准备首先以自己最熟悉的法制书籍为重点进行挖掘。览《唐通事会所日录》可见，唐通事们受长崎奉行和承办御用物的高木作右卫门之命，屡屡对停泊于港中的唐船头发出求购命令，要求下次来航时带来如此这般的物品。在此类预购要求中，基本不见书籍。偶有一例，亦属一般命令。如1691年(元禄四年)4月晦日令：“若明年出船渡海，应载来书籍等物。”
预购要求产生后，对唐船头并不是不加选择而随意求购的。商人们形形色色，有的专门从事书籍交易，有的则不擅长此事，更何况书籍的集散地也会因起航地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卒于1724年(享保九年)、享年77岁的长崎学者西川如见的名著《增补华夷通商考》，记载了中国国内各省的地理状况，对各省的物产也多有着墨。在正德新令或根据起航地限制船数的规定出台前，这些有关各地物产的记载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其中与书籍有关的是南京和福建省。
载书船的比例
有学者写道，江户时代来长崎的中国船船底装满了书籍，这纯粹是文学性的表现。在一些船的货物中，确实堆积着很多书，但如果是船底装满书籍，船无疑会面临着载货轻而吃水浅的危险，其结果也就不难想象了。
那么在一年间入长崎港的商船中，究竟有多少船载有书籍呢?经调查，可以明确的只有1711年(正德元年)一年，所据资料见内阁文库藏《唐蛮货物帐》。该帐籍由唐通事、荷兰通词作成，记录了1709年(宝永六年)7月到1713年(正德三年)11月间入港船和出港船的装载货物。但全年入港船载货情况可知者，只有正德元年，其他年份均有残缺。此年入港船的总数为54艘，其中载书船只有6艘，占十分之一左右。这6艘船的载书情况是：十号宁波船2部，十五号南京船93箱，十九号宁波船4箱，二十五号南京船1箱，三十七号宁波船l箱，五十一号南京船40箱。在正德二年六月十五日入港的十九号船到十月朔日入港的五十九号船之间，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七、五十一、五十四号船没有记载。其余36艘船内，二十一号宁波船1部，四十号南京船82箱，四十一号南京船1部，五十七号南京船67箱。另据宫内厅藏朋自载书目》可知，在十八号船以前，四、十一、十四号船也载有书籍。和上年相比，此年载书船的数量似略有增加，但其装载量很不一致’。有的仅载1部，有的则多达82箱甚至93箱。载来93箱的，是正德元年卯十五号船船头钟圣玉；载采82箱的，是正德二年辰五十七号船船头俞枚吉。
由此可见，当时载入书籍的基本是南京船或宁波船，福州船不见有载书之例。在现存资料中，除享保二十年二十五号广东船载有．书籍为例外外，其余均为南京船或宁波船载来书籍。
中国出版业的中心
中国的出版业自五代发展到北宋后，蜀刻盛行；到南宋以杭州即临安为政治个心，又风行起杭刻，蜀刻则位居其下。闽刻虽然质劣，但建安府建安(建庇县)的麻沙、崇化二镇的刻本较多行世，在数量上甚至超过杭刻。浙江的出版业因蒙宋末战乱而一度衰微，而福建的出版业则因免于战乱而得到发展，据说被称为赵松雪体的元版即出于此地。这一格局持续到明代后，位于江苏省境内的苏州、金陵(南京)等地也逐渐兴起刻书之风，并产生出较好的刻本。到明末，苏州刻本最盛，南京、杭州次之。以后在毛晋汲古阁的所在地常州，刻书也发展起来。而建安的出版业则因福建书店街焚毁之祸，自万历以后逐渐衰退。总之，明末时期的中国出版业，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较为发达，而在四川、福建等地则呈衰势。因此到了清代，中国的出版业基本也是以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而这三个地区恰好是南京船和宁波船的货物集散地，书籍由这些商船载入，显得非常顺理成章。在著名的北京琉璃厂书肆中，也有苏州商人和湘州商人开设的店铺；其陈列的书籍即自苏州水运而来。从航海天数计算，其航行的距离大致与去长崎相等。从这点上说，长崎得到的出版之利堪与北京匹敌。
西川如见在撰写《增补华夷通商考》之际，所参考之书多为明代出版物。书中虽然也提到了福建出版的书籍，但在现实中福州船载来的书籍应十分稀少。
如刚才所述，即使同为南京船、宁波船，其也有载书与末载之别，而且在载书船中还有装载量的多寡不一。例如有的仅载1部，有的则载82箱193箱。以正德元年为例，在21艘南京船和14艘宁波船中，分别只有3艘载有书籍。这和江户时代后半期，如文化元年入港的11艘船中有l0艘载有书籍的情况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要言之，这种情况的出现和船头是否精于此道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必要从一个侧面来考察一下载来大量书籍的船头的情况。
俞枚吉和钟圣玉
本书第八章将列出许多人物，其中之一就是正德二辰五十七号南京船船头俞枚吉。1723年(享保八年)他
运来了载有人参从初生到制作全过程的《采参记略》一书，此书后成为御用书籍。正德元年他作为卯二十五号南京船船头入港时，带来l箱书籍。1719年(享保四年)作为亥二十九号南京船船头入港时，带来了包括《潜确类书》3部、《监本四书》川部在内的52种书籍。据《圣堂文书》“享保四亥年书物改簿”记载，在此年7艘载有书·籍的唐船中，俞枚吉船的载书量最大。可以推测，他对书籍一定十分内行。
另一人物是正德元年卯十五号船头钟圣玉。这年他载来书籍93箱，创最高记录。在此之前他曾以l
706年(宝永三年)七十六号。船船头、1708年(宝永五年)八十二号船船头、1709年(宝永六年)二十号船船头的身份多次来航，到正德元年则作为十五号船头来日。正德新令颁布后，他在享保三年以船客的身份来长崎，并于此时将领到的信牌转给最小的儿子钟勤天。正德二年至四年，史料失载，但可以推定他至少有一次出航来日的经历。又据《圣堂文书》可知，享保四年钟勤天舶来《大藏经》2部。凡此种种，证明钟圣玉是一名详熟书籍的船头。另外之所以在此将此人提出，也在于正德元年十五号船的来航和返航的贸易货物均有案可稽，而且内容丰富得几近繁杂。．A口最初所述，可知全年入港船全部载入货物的只有此年，而可知是年返航装载货物的也有32艘船，占入港船总数．54艘的半数强，因此卯十五号船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底下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叙述其有关情况。
卯十五号船的装载物
该船入港于正德元年六月三日，乘员34人，船为南京特有的沙船(参见第九章)，载物明细如下所示：白丝七百二十斤，大飞纹纱绞一千零五十七端，电飞纹纱续伊百八十端，并续纱续二百九十一端，排并纱续一百五十四端，蚂纱续一百零六端，大白绉绸一百六十五端，尺长中白绉绸一百一十端，中白绉绸七十一端，纹绉绸四十端，尺长中排绉绸二十三端，中卷续子三十端，黄续子二端，色缎二十二端，色缎五十九端，色锦二十六端，色纹茶缎三十二端，拜罗海德安四端，黑罗纱一端，平纹花格布一端，棉毛织品十九端，黑羽二端，座禅垫一千三百个，丝棉四百斤，毛毡一千六百四十二张，色毛毡二张，人参七十斤，小人参三百一十七斤，府香四十斤，丁香籽一百五十斤，丹砂二斤，各类药种二万四千六百斤，白砂糖七百六十斤，龙眼肉一千四百斤，果脯一百斤，钻钥九干六百斤，白檀一千零四十斤，唐纸一千三百束，水银五十斤，光明朱七千斤，丹三百斤，蜡烛三百二十斤，牛角二十个，牛角尖一百五十斤，书籍九十三箱，沉香口斤，似沉香十五斤半，化妆盒五个，堆朱绘箱十一个，堆朱茶点盒二个，堆朱角箱四个，口口六个，涂红纸笼一个，涂黑青贝果盒十一个，涂黑青贝提箱一个，涂黑口口香箱口个，青贝骨扇子一把，涂黑平香箱一个，锦手大茶碗四个，锦手酒盅一个，描金纹酒盅二个，口口盆十二个，砚盒一个，二折垫物一个，四折垫物四个，是墨三个，盒墨八十二个，饰墨四个，蛇骨一对，佛珠一百一十五挂。
由此明细表可见，钟圣玉卯十五号船的装载物确实种类繁多。
卯五十一号船的装载物
在此不妨拿同年入港的五十一号南京船与之作一比较。该船船头为程方城，乘员34人。从人数相同，起航地亦为南京这点推测，此职的规模可能和十五号船大致相同。其载货物如下：
白丝六千四百八十斤，大白纱续八百端，尺长中百缩棉七百二十端，中白纱续七百四十端，小白纱续八百端，色缎五百端，白纹罗纱一端，各类药种三百八十斤，丹四百五十斤，唐纸二束，书籍四十箱。
卯五十一号船的载货种类较少，其中白丝即中国产绢丝的装载量为十五号船的9倍。绸缎类合计2811端，多于十五号船的2182端，但从种类上区分，五十一号船只有6种，十五号船则有18种。钟圣玉船似为专事混载之船；其所载的飞纹纱续、并纱续等物写有续纱字样；绢丝是用经丝、真棉、纬丝织成的一种缎子，凸有之
字纹和菱形纹的为纱续，纹路间有间隔的则是飞纹纱续；呜纱续浮织有花道图案，“大”、“中”、“并”表示幅宽。续子、缎子、色锦(缎之一种，其纹织既有纯色，也有黄、赤等色)均为丝织品，拜罗海德安是一种羊毛织品，也称海罗德安，取荷兰语经久耐用之意。小人参又称尾人参，是一种药用人参。麝香、丁香籽均为香料。丹砂既可涂在漆器上，也可制作朱器。果脯由荔枝、龙眼肉加糖胞渍而成。光明朱是从水银中提炼出来的朱色。牛角为水牛之角，其尖端可以用作篆刻材料。似沉香因与沉香相似而得名。蛇骨为奇异之物，也许是用作药物而不出售。
卯十五号船的返航装载物
钟圣玉的十五号船在返航之际的装载物据“十五号南京船返航货物购买帐”载，“买货银合计二百零六贯七十二欠六步，合金三千四百三十四两二步、银二匆六步”，其支付明细如下：
银二贯七百目 带回丁银
铜 七万四千二百八十三斤六合 一斤一匆一步四厘二毛
共付银八十四贯八百三十匆八步七厘—1毛二弗
荒铜 一千五百斤 一斤九步七厘 共付银一贯四百五十五匆
各种陈设物 分装二十六盒
铜水壶、铜茶炉、铜锅、铜盆、铜漏、勺、铜菜碟、铜烫斗、铜擦子、赤铜香炉、赤铜砚水壶、赤铜、带扣、黄铜帐钩、黄铜著、铁撑子、烟袋、火盆、望远镜、针包儿、描金砚盒、描金桌子、描金书架、描金挂砚、描金香炉台、描金香盒、描金套香盒、描金长佛宪、描金佛宪、描金棋盒、嵌金坠、描金套盒、描金台、描金小口、嵌金汤碗、漆托盘、圆盆、伊万里烧花瓶、伊万里烧茶杯、佛宪入
佛、扇子(无武者图案)、针盒、纸玩偶、百回纸、团扇(无武者图案)、服脂、烟丝、卷烟、烟盘、吊灯、香粉、引饭(?)、韶皮、皮烟袋
共付银六贯四百八十六匆
铜小壶 四百五十个 一个三匆五步 共付银一贯五百七十五匆
铅 一万七千斤 一斤一匆二步五厘 共付银二十一贯二百五十目
海参 七千零二斤半 一斤四匆二步四毛九
共付银二十九贯四百四十五匆四分一厘
干鲍 一千七百九十斤 付银五贯二百二十八匆五步六厘
色翅 三百八十斤一斤二匆七分一厘五毛二 共付银一贯三十一匆八步
海带 三万五千二百八十八斤 一斤三步五厘五毛二
共付银十二贯五百三十七匆四步八厘
石花菜 三百二十斤 一斤五分五厘 共付银一百八十一匆五分
狐皮 四百零二张 一张一匆九分四厘二
酱油 四大桶 一桶五欠，共付银二十匆
植物 牡丹、山茶 四十八桶 一桶六匆，共付银二百八十匆欠
以上购物共计银一百六十九贯一百三十六目六分二厘一毛二
合金二千八百一十八匆三步银五匆六分二厘一毛
丁银二贯七百目 合金四十五两
在日本花销银 三十四贯二百四十一匆九分七厘八毛
八合金五百七十两二步、银十一匆九分七厘八毛八
总计 银二百零六贯七十二匆六分
合金三千四百三十两二步、银二欠六分
上述货单中最初的银二贯七百目，为持矿银带回。74283斤6合铜和1500斤荒铜，是商船进行贸易的主要需求商品。各种器物之后是“傣物三品”，即海参、干鲍、鱼翅，还有海带等海产品，最后是歹花莱、狐皮、植物(参见第七章)、酱油等。和输入时一样，钟圣玉似乎对陈设物和杂物颇感兴趣，如铜水壶、描金砚盒、伊万里烧花瓶、描金棋盒、扇子、团扇等。所谓“无武者图案”，在于绘有武者图案的物品禁止出口。此外还有铜菜碟、铜茶炉、帐钩、烟盘、皮烟袋等，种类可谓多种多样，该船头的兴趣与爱好也由此可窥一斑。最后的“在日本花销银”，指在长崎停泊期间的费用。如果卯五十一号船也有返航购买货物帐，可与之作最好的比较，可惜阴如。
总之从装载的货物看，唐船载何物而来，又载何物而归，大致会因船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从上述货单中多少可以看出此点。
卯五十一号船舶来的书籍
卯五十一号船载来的93箱书籍都是些什么书呢?此点若能明了，将会使人愉悦不已。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可知的只有宫内厅书陵部藏《自载书目》第九册中《景岳全书》反映的部分书籍。其依据为，《舶载书目》第九册的开头写有“五十下号船
十一月十六日收到”的字样。可见五十一号船于11月8日入港后，很快就在16日将书籍交给了书物改役。现将可知的书名开列如下：
1《易经讲意去疑》二卷六册 2《全补发微历正通书》三十卷八册
3《先圣大训》六卷六册 4《唐诗正》二十六卷六册 5《集古印谱》六卷六册
6《谭友夏合集》二十三卷六册 7·《江南通志》七十六卷二十六册
8《诗观初集》十二卷十二册 9《易学义林》十卷十册 10《韩文起》十二卷六册
11《李杜诗通》六十一卷八册 12《三苏文范》十八卷十册·13《唐宋八家文钞选》十二卷十册
14《星学正传》二十一卷十主册 15《历朝赋楷》九卷六册 16《周忠毅公奏议》五卷四册
17《韵府群玉》二十卷十册 18《篇海类编》二十卷十册 19《战国策》十卷四册
20《伊川击壤集》二十卷四册’21《临川王介甫先生集》百卷十六册22《河洛理数》七卷八册
23《皇明奏议疏》六卷十册 24《寸碧堂诗集》三卷一册 25《钝翁类菱》百十八卷二十二册26《汪伯子善淹遗茵》一卷一册
27《增定历朝古文必读》八卷四册 28《黄叶村庄诗集》八卷四册 29《初谭集》三十卷四册
30《苏子美全集》十六卷四册 31《词学全书》十五卷十册 32《诗旺》五十卷十册
33《遵生八笺》八卷八册 34《易解》十卷五册 35《诗经疑问》八卷六册36《蹦指》四卷四册
37《李氏藏书》六十八卷十八册 38《续藏书》二十卷八册 39《震川先生文集》二十卷六册
40《广治平略》四十四卷十二册 41《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八册42《大学衍义补》二百三卷四十册
43《文选六臣注》六十卷三十二册 44《古今椟大全3／＼卷四册 45《治平略增定全书》册二册
46《四六全书》四十五卷十二册 47同前四十五卷二十册 48《帝乡戚氏家传四书大成心印》
49《历代史纂左编》百四十二卷百册 50《史记》百三十卷二十册 51《历朝纲鉴全史》七十卷二十册
52《古文汇钞》十卷十六册 53《纲鉴会纂》七十卷四册(不全本) 54《四书大全》二十八卷二十四册
55《汇书详注》三十六卷二十四册 56《喻林》百二十卷二十五册 57《本草纲、g》五十卷四十册
58《四书备考》甘八卷二十册 59《万首唐人绝句》二十册 60《定了凡先生重订风州纲鉴世史类编》六十五卷
61《纲鉴白眉》二十一卷十六册 62《皇明通纪》二十七卷十六册 63《诗经说约附八卷十六册
64《理性大全》七十卷三十册 65《删补颐生微论》六卷六册 66《五经旁训》村一卷十二册
67《新刊纂图牛马经类方大全》八卷四册．68《西湖游览志》五十卷十六册
69《王文公文抄》十六卷六册 70《五子近思录》十四卷四册 7l《寓林集》三十八卷十六册
72《兼济堂文集仑什四卷二十册 73《今体台阁集》十卷四册 74《幼科全集》二十卷八册
75《性理会通》百十二卷二十二册 76《左传文定》十二卷入册77《纲鉴会纂》四十卷二十册
78《三国志》六十五卷二十四本 79《合刻管子韩非子》十册 80《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三十二卷二十一册
81《内经素问》十卷八册 82《本草经疏》fk卷十二册 83《医宗必读》十卷八册
84《圆
注难经脉诀》八卷四册 85《医方考》八卷六册 86《医方集解》二十五卷六册
上述书籍合计86种，1100余册，由卯五十一号船舶来。这些书籍分装在40箱内，平均每箱30册左右。据此推测，书箱似不是很大。书籍的内容基本符合当时的倾向，多为经学、文学、历史、医学、本草书籍，其中文学类尤多，无特别异常书籍。
订购明律书籍
就是在此平淡无奇的倾向下，1709年(宝永六年)7月5日的《唐通事会所日录》，记载了极为特殊的订购书籍的内容。这就是：“高木作右卫门召年番通事一人，故官梅三十郎离所应召。高木作右卫门将有关御用绸缎和书籍之两份订购文书交与官梅三十郎，令返航唐船明春照此载来，择适当价钱买入。”订购的绸缎为：白茶宇、上白滑纶子、上白纹纱续、上白宽幅纶子。书籍为：《大明律读法》、《大明律管见》、《大明律全解》、《大明律私笺》、《律解辨疑》、《职源》。这9部书除最后的《职源》为宋人王益之所著外，其余均与明律有关。，因此从法制史的角度出发，不能不对此加以探讨。
1709年1月10日，前任将军纲吉去世，家宣自甲州入江户，2月15日继承德川宗家，5月1日任将军。精通和汉之学的新井白石就是在此时得到了重用。上述有关明律的专门知识并非家宣所具有，那么是否和白石相关呢?7月5日向唐通事传达的命令系于6月以前由江户发出，而新井白石的日记《委蛇日历》4月28日则记：“出勤，为长崎事及付札案并个人请求提出文书二份。”加之后文所述，白石对明律书籍兴趣颇深，因此虽然还无确切的根据，但在十年前研究唐船舶来书籍之际，我曾一度推测白石也许在其个人请求中向将军提出了购书要求。但以后在考察日本明律研究的过程中，我又发现有证据表明这一推定是错误的，而加贺藩主前田纲纪的可能性则逐渐明显起来。事实究竟如何呢?
加贺藩主前田纲纪
众所周知，加贺的前田是大大名，前田纲纪则是喜好学术的杰出藩主。他以加贺财力搜集的历代藩主的
藏书，今藏于东京驹场的尊经阁文库。木下顺庵也曾被纲纪聘用并得到尊重，新井白石就是顺庵的弟子。此外像先受聘于纲纪、后仕于将军的室鸿巢，仕于对马藩的雨森芳州，仕于纪州藩的柳原望州、抵园南海等人，均出身木门。
江户时代的明律研究，历来是许多学者关心的重点，明治以来已有诸多研究成果问世。其中成绩斐然者当属小早川金吾氏的论文《明律令对我国近代法律的影响》，最近松下忠氏有关纪州藩明律研究的论文也很令人注目。
小早川氏的论文指出，前田纲纪不仅亲自研究明律，还编纂了二卷本《大明律诸书私考》一书，但是小早川氏末就其内容进行考察。川獭一马氏的讲演记录亦言及前田纲纪广泛嫂集书籍一事，但其中提到纲纪所作之书为《大明律诸书资讲》。经查尊经阁文库，两种书均有记载，所以我最后决定亲自往尊经阁文库作实地调查。
纲纪对明律的研究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大明律诸书私考》和《明律资讲引用书目》实际是两部书，各为2卷。《明律资讲引用书目》在大明律、大明律分类目录下，分别提出了上册38种、下册60种与明律令相关的书名，并附有《八志经籍志》等解题之书。其中也有只列书名，不作解题的书籍，这可能是纲纪对这些书已经有所了解。纲纪在编纂《明律资讲引用书目》的过程中，有时需对所读之书作出摘记，有时又需征询周围的儒臣、家臣并记录结果，有时还需就此回复信函，将这些笔记汇总起来，就形成了《大明律诸书私考》。因此较之《明律资讲引用书目》，它更能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是一份很生动的史料。
此书第一页上栏，记有《巡方总约》和《礼制仪注》二书，随后记道：“右一册中泉所有，室氏借阅。己丑九十七(宝永六己丑年九月十七日)得入手阅览，似有脱落。”意即纲纪看到了室坞巢从中泉处借来的藏书，怀疑书中的某部分脱落一册。又在《大明律笺解》上栏《临民宝镜序》后记曰：“甲午四甘八(正德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唐本屋清兵卫送来此书，录之。应与文库本对照，坊本即返还。二函计八册，付金十八两。”
唐本屋清兵卫
唐本屋清兵卫名田中清兵卫，屋号唐本屋。据《庆长以来书贾集览》记载，唐本屋是正德至天明年间的书肆，位于江户翘四十盯目，明和之际移到三叮目。《武鉴·役付部》称唐本屋为御书物所，因此览享保七年《武鉴》，可以初次看到唐本屋清兵卫和松会二四郎、出云寺白水、书林八右卫门等并列其名。而在享保三年、正德四年的《武鉴》中，只有出云寺白水、书林八有卫门、松会三四郎三人。
幕府书物方日记》正德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记，“告知白水、伊右卫门、清兵卫等”，堆桥主计七月二十一日新任书物奉行。伊右卫门即山形屋伊右卫门，他和清兵卫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共同受理书籍款项的支付。这也许不是御书物所指定的工作，但不会和书籍毫无关系。像正德五年八月八日、享保元年三月十五日、五月九日、十二月十九日、享保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均有清兵卫出入御书物所的记载。
新井白石的日记《退公日录》和《公退录》也表明，唐本屋清兵卫曾出入于甲府藩在江户的官邱，从事御用书籍的选购。如元禄七年七月以十两金收购《书经衍义》，九年五月十五日收购《经解》。《经解》即《通志堂经解》，享保二年舶来，次年藏入红叶山文库，凡61函602册。
水户的彰考馆文库现存有唐本屋清兵卫元禄元年的唐本目录。
而且在此还可以确认的是，加贺的前田家也曾留下过他的足迹。可见清兵卫唐本屋的存在，要早于《庆长以来书贾集览》的记载，它在元禄以前就已开始活动，为幕府、水户藩、甲州藩、加贺藩收购书籍，是一家颇有实力的书肆。再推而广之，它可能和尾张及纪伊也不无关系。在收购过程中，2函8册书需金18两，这价格确实很高。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这也许正是古往今来从事输入贸易的商人能够大发其财的原因所在吧。
给长崎奉行的信
话题已偏离了松云公前田纲纪之于明律的研究，现在我们再返回这一话题。前文已述，纲纪对凡与明律相关的书籍均作出笔记，据此写成《大明律诸书私考》。纲纪的最终日的是，经一己之手集成诸书引用的原本和((八志经籍志》、《续文献通考》中与明律相关的书籍。考《大明律诸书私考》涉及的年代，上至1709年(宝永六年)，下迄1716年(享保元年)，所以书名目录的产生，应是在1709年以前；而1709年正是纲纪以极大的热情搜集以下g种书籍之年，它们是：《大明律读法》、《大明律管见》、《大明律全解》、《大明律直引》、《大明律详注分解大全》、《读律琐言》、《读律私笺》、《读律辨疑》、《职源》。览此书目，不禁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追忆起来，原来《唐通事会所日录》宝水六年七月五日记载的9部书名正与此完全相同。收入纲纪的书信集《书札类稿》中的寅九月四日给久松备后守的信，也记述了此事。
1710年(宝永七年)久松各后守任长崎奉行，纲纪随即去信，其大意是：
去年拜托别所播磨守求购之书籍，长崎街市皆无，故向返航唐人传达了求购之意。知今年仍未舶来，甚憾。望再三拜托唐人，明年务请携来。有关书名随信附上，请过目。此事本应托付给佐久间安艺守，因有请托之兼，故烦您费心。
从上述内容看，信中应附有书名目录。当时佐久间安艺守信和别所播磨守均为长崎奉行，不过按正常情况，别所因去年在长崎任职，故今年应赴江户值勤，而此年在长崎任职的应是佐久间和久松，由此其时正是久松为与别所轮换而即将动身赴长崎前夕。纲纪因宝永六年拜托别所播磨守在长崎街市寻觅有关书籍而未得，故继续请求久松相助。这样前文存疑的宝永六年七月五日《唐通事会所日录》的订购要求也就得到了解释，即它实际是长崎奉行别所播磨守委托高木作右卫门向唐人提出的。
广求明律书籍
我最初的推测之所以出现失误，原因在于始终认为高木作右卫门是长崎代官，他对御用之物的订购必定是出于将军家的要求。可事实上从纲纪的另一书信集《桑华书志》可见，高木作右卫门不仅与纲纪有私信往来，而且还曾向纲纪赠送过物品。1714年(正德四年)2月5日，作右卫门就将应自长崎献上的书籍目录《崎阳府献江都书目》和唐纸赠送给了纲纪，所以作右卫门令长崎奉行订购御用书籍，很有可能是出于纲纪的需要。御用这一词语，有时也含有长崎奉行御用之意。
宝永六年，纲纪不仅在长崎寻求这些书籍，还从良师木下顺底的次子木下平三郎菊潭处得到了纪州的榔原笺州于1694年(元禄七年)11月作明律注释书《大明律例谚解》时，为木下顺寇询问参考书而写的复信，并为得到这一重要的参考资料而欣喜不已。也许是受此信的启发，宝永七年他即通过木下平三郎，向仕宦于纪伊藩的木下顺庵的弟子抵园南海了解纪州收藏明律书籍的情况，并将得到的答复录入《私考》之中。
1711年(正德元年)他又向经其推荐而仕于野宫家(中院家)的营真静发出信函，私下询问野官或公卿们是否持有明律书籍。信中言：“如果没有下述八部书，明律研究将不可铡顺利进行，因此能否代为寻找持有此八部书的人物。此事不宜对野宫中纳言提起。”信中提到的8部书和向长崎订购的书籍几乎相同，这表明当时他还没有得到这些书籍。
此后直到1716年(享保元年)，他的要求仍末得到满足。因为这年的8月5日，他拜托林祭酒(林大学头信驾)寻找这9部明律书籍。在这封信里他提出，意欲借用纪州文库中的《读律琐言》一书。
明律书统舶来
唐船头是如何呼应日本方面求购要求的呢?据《商舶载来书目》载，在此期间唐船头舶来了以下几种明律书籍：1711年(正德元年)《大明律附例》1部16本、正德二年《大明律例释义》1部8本、《大明律例添释旁注》1部4本、《大明律例附解》i部12本、《新例三台明律招判正宗》1部8本、正德三年《大明律笺释》1部2套、《大明律私笺》1部8本。此外正德二年还载来了《大清律》1部5本、《大清律集解附例》1部1套等清律书籍。在这过《舶载书目》载，据当时书物改投的审查记录，《大明律例附解》和《大明律附例》附有王棕私笺，《大明律例添释旁注》的引用书目也含有《详注分解大全》、《读律琐言》、《读律管见》等书。由此看来，唐船头还是在尽量满足日本的求购要求。这些律典书籍为正德二年辰十四号船舶来，很遗憾，有关此船的记录，《唐蛮货物帐》失载。在这些书籍中，《大明律附解》、《大明律笺释》、《大明律例添辞旁注入《大清律集解》于正德三年被收入红叶山文库。《大明律笺释》即《大明律附例》，其书名因其内题而变更。
新并筑后守借明清律典
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述4部书和另7部大明律、1部大清律合计12部，以“御用之由”出库，借给本丸小纳户众柴田八郎左卫门。这一记载来源于《幕府书物方日记》，因而决不是推测。
二年后的享保元年六月二十五日，书物方又借出了这些明清律书籍。当时的书物奉行记录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其中记道，“以有为新井筑后守借后返还”，确凿无疑地表明新井白石曾借阅过这些书籍。享保五年正是吉宗要求返还家继前借出书籍之年，其原因将在次章叙述。
新井白石日记的公开刊行，使我得以查阅有无关于还书的记载。经查〈〈委蛇日历〉〉，果然发现享保元年六月十七日记“村上市正询问以前所借书籍事宜”，在提出这‘12部书名后又写道：“以上十二部为思考长崎之事而请有章院代为借出。—有章院蓖，有十七部于五月二日返还。”由此可见，白石是为了“思考长崎之事”而借用这
些明清律典的。那么所谓“思考长崎之事”又指什么呢?当时白石正为正德新令的出台做准备，从这点考虑，明律无疑是必不可缺的案头参考书。例如发给中国商人的“信牌”，其用词即出自明律。这一证据有力地说明，“思考长崎之事”就是在酝酿正德新令。询问在长崎的唐人
纲纪耳闻白石研究明律的情况后，对此十分关注。《书类札稿》载纲纪信札云：
明律中有本邦难解文句，故自江府(江户)发出询问。据高木作有卫门等言，崎阳(长崎)儒者以此当面询问唐人，随后于册子上作注呈上。不知此是否荒井氏(新井氏)以将军名义询问，若是将军之命，荒井氏假将军之威，必定持有其答复册子。故令青地藏人就此询问室(坞巢)氏，室氏不知此事，其对青地氏复函云：若是此事，想必自筑后(新井筑后守、白石)处耳闻吧，但对我等并未言及只字。去年郴原玄辅(筐州)注大明律，大抵只是根据前后文揣测难解词之意，筑后则认为首先应该考证该词语义，所以是彼时之事或末可知。入春以来，筑后精神欠爽，故尚未相见。待以后出勤相遇时，再作询问。
室新助
此信所附日期为乙末正月十二日，即正德五年正月，因此鸿巢从白石处耳闻其对柳原明律注释的批评，应是在正德四年，从年代上看完全符合。
纲纪的追求
贯穿于本章的三个话题——白石、正德新令、明律的主线，是加贺藩主前田纲纪。那么纲纪寻求明律书籍的目的究竟达到了没有呢?
前面已经提到，纲纪自宝永六年七月求购明律书籍后，到第二年仍末见到所需之书，所以再次向长崎奉行提出求购希望。翌年即正德元年，《大明律附例》1部16本舶来，此后第二、三年又相继舶来了一些明律书籍。特别是正德辰十四号船载来的明律书籍，不妨视为为满足订购要求而舶来，但结果红叶山文库从中选去了御用之书。从根本上说，如果将军家有御用之需，即使是纲纪求购的书籍，也只能是拱手相让而无怨言。但这样一来，就使得此年传入的书籍无法和纲纪的需要吻合。当然这些明律书籍引用的书目，也含有纲纪希望得到的书籍。可纲纪的目标是原本，那些含有引用内容的书籍，他已入手众多。例如正德元年在给营真静的信中他写道：“明朝之书已集数十部，然尚无原本，集之甚难”，这表明他的最终希望仍末实现。再如1716年(享保元年)8月5日，他向林大学头表达了寻求9部明律书籍的愿望，在信中就谈到了因纪州文库有《读律琐言》而欲借用一事。这一结果表明，纲纪直到最后也没能满足自己的愿望。在他的卒年享保九年之前，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其希望之书有所舶来。更何况在享保以后，又出现了无法与之匹敌的藏书对手将军吉宗，所需之书即使舶来，也不会落入他的手中。
信牌
在第一章谈正德新令的主要内容时，对信牌已略有涉及。这里再就发放于此时的信牌作一详细说明。
信牌的文章格式源于正德五年三月的“通事应向唐人发放割符案”。日本在正式场合下使用“割符”一语，发放信牌的底帐称“割符留帐”。今长崎县立图书馆藏有文化十二年以后的《割符留帐》。其原文格式为：
详细书写应何年渡来、系何处之船、船数几何、全船货物银额几何、何人领取割符、来时应将其返还等事项，以使庸人领会。如有需要加写之条，可以加写，其程式经与通事交换意见后确定。最后务必注明年、月、日，押盖朱印。
当时的圣堂祭首、书物改役向井元成和唐通事长老彭城素轩即据此作成信牌之文。汉语的信牌之文，有安政四年八月三十日南京船主杨敦厚信牌，今存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
‘
最早载于《割符留帐》的文化十二年杨敦素信牌的日文解释，更有助于对信牌之文的理解，故录之如下：
信牌(长崎县立长峙图书馆藏)
长崎通事郑熊熊、刘平、叶樊叶特奉奉行所之命，为择商给牌贸易，肃清法纪事。照得尔等唐船通商
本国者历有年所，络绎不绝。但其来人混杂，多有奸商故违禁例。今特限定各港船额。丙子年来贩船只内，该宁波港门一艘，所带货物限定估价九十五贯目，以通生理。所渝条款，取具船主杨敦素亲供，甘结在案。今合行给照，即与信牌一张以为凭据。进港之日，验明牌票，缴讫，即收船只。其无凭者，即刻遣回。尔等唐商务必愈加谨防，倘有违犯条款者，再不给票，按例究治，决不轻贷。各宜慎之，领至牌者。
右牌给宁波船主杨敦素
文化十二年
通事 限到 日缴也
用纸和骑缝章
信牌用纸和传达正德新令的文书用纸一样，系日本产纸。正德五年正月“向唐人传达新例”令第一条附款规定：“用纸为鸟子大高檀纸，须为本国产纸。交与对方之条款用纸，亦不得使用外国纸。”毋须赘言，规定用纸是为了防止人们在中国伪造。第三条附款又就印章作了规定；
信牌盖骑缝章，或在货物数字上加印。通事择出与所发信、牌内容相宜文字为朱印文字，令善篆刻者篆刻。朱印一般藏于奉行所，需押印之际，当奉行之面押印。交付信牌之记录帐簿在奉行制作，帐面注明何年、何月、何日、何处之船之唐人某某，并加盖当时在场之通事印章。经核查帐面和信牌后盖骑缝章，以免日后发生纠纷。
事实上唯有长崎图书馆的《割符留帐》才相当于此“交付割符帐”，信牌正是按照上述过程在实际中被运用的。观察信牌实物，右上角有骑缝章，中间记载货物的数字处有一印，文末日期后还有一印。写在第一行“长崎译司”和“特奉”之间的文字，是当时在场的通事们的中国姓，其顺序的排列根据通事的身份决定。
信牌印和印文
身为平户藩主而以文化人著称的静山公松浦清，在其随笔集《甲子夜话》卷75里对信牌之印做了很有趣的记载。1826年漂流到骏河的宁波船船主杨启堂，所持为沈福龄信牌。静山在记述此事后写道：
其三印文字甚难辨读。崎尹高桥越州(长崎奉行高桥越前守重贤)为当今知识分子，故求教于彼。其答曰：此印于唐人起航前日，有司取出由奉行保管钥匙之印盒，奉行审毕信牌之文后，连同钥匙一并交由家臣返还。在在场者共同注视下，有司开盒取印，经余过目后立即加印于信牌。印迄，先由在场者逐一过目，再由家臣交余审视，整个过程甚为仔细。以楷书书写之印文二直收藏在盒中，故不会有其它复制品。只是楷书之物见于初在职之时，至今已记忆模糊。唯记得当时应有记录在案，然昨日翻寻一日末见，故难以答复。不过大礼所询问之印文，无疑系用于信牌。
此一松浦静山不识、现任奉行亦不知之印，还押盖在安政四年杨敦厚信牌上。盖在其信牌左侧的即文末之印，高5．5厘米，宽5厘米，印文为“译司会同之印”。盖在中央的为3厘米见方的四方大印，为防止篡改而押在书写于此的全船货价文字上，印文为“结信永远”。
右边端的骑缝章很难确定，其押盖法有三，一如杨敦厚信牌，盖在纸的右上角；二据《割符留帐》可知，将印的上端和纸的上端对齐押盖，所以帐面上留下了印的右半部分；三是将印的右端和纸的右端对齐押盖，所以帐面上留下了印的上半部分。在杨敦厚信牌盖法的帐面上，只留有局部印影，而且痕迹不清，就连奉行也难以辨认。我在赴长崎以《割符留帐》为中心考察信牌时，曾为复原此骑缝章而煞费苦心，可无奈留帐只是局部，无论怎样也不可能使印影的左下方出现。正当我脑汁绞尽时，眼前豁然一亮，如果将杨敦厚信
牌和所发之年的留帐重叠起来，结果会怎样呢?于是我在1973年夏即杨敦厚信牌发出后的第一百十七年，将其与留帐重合，结果不出所料，松浦静山公的疑点涣然冰释。为此我不禁大为得意，心情绝不亚于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的感觉。这方印的印文是“永以为好”。
该印文字为日本九叠篆，刻法细腻精致。长崎县立图书馆藏《信牌方记录》有该印文的楷书字体，我据此顺利读出。1979年8月13日，我们在北京参加了由历史研究所主办的日中关系史讲演会，山形大学名誉教授佐藤三郎先生首先以“漂流民所见的江户时代的中国”为题作了讲演，接着团员们各自简短地介绍了自己的研究专题。当时我向历史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赠送了附有三方印影的杨敦厚信脾影印件。此后在离开北京的当天访问故宫博物院之际，冯先铭先生转交了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的信函。史先生提出：“结信永远”之“永”和“永以为好”之“永”字体不同，是否还可以推敲。史先生教示：这方印文应是“结信长远”，即“永”字应是“长”字。史先生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如此说来，是《信牌方记录》读错了呢，还是以后印文又有所改变了呢?这还有待今后考证。与此同时，我也为能在日中关系史的研究中就如此具体的问题交换意见而心感喜悦，故记之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