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
受电视剧的影响，第八代将军吉宗一般是以强悍不堪的形象置根于人们头脑之中的。驰行于江户街道上，和裸露着樱花纹身臂膀的江户町奉行远山金四郎颇为相似的吉宗将军，总有点和我的话题格格不入。
用今天的观念和感觉，是很难理解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的。在幕末荷兰籍御医桂川甫周的女儿今泉峰的回忆录《旧梦》中，不断有与历史动力似乎毫无关系的话题出现，读来饶有兴趣。像福泽渝吉身材高大，成岛柳北脸庞狭长等。当时的狂歌云：“啊，世事颠倒，马脸要比乘者圆”，即可资为证，内田百间的随笔《马脸圆》也源出此狂歌。今泉峰还谈到，幕臣拜访其父时，主人在互相寒喧前要先说“祝尊上者贵体更加健康”，随后主客同声说“祝福至极”，言毕方可开始寒喧。贺新年之际，将军面对众臣的齐声祝福，只说一句“贺新年”而无“恭”字，由此使人再次感到敬语的含义。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和自己的主人、将军、大名相关的议论自然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话题。
1711年(正德元年)，经同门新井白石推举，室鸿巢侍讲于将军。他的书信集《兼山秘策》系汇集致加贺青地斋贤、礼干兄弟信函而成，里面多处记载了有关将军的逸事。继疾病缠身的六代家宣及尚在孩提时代即天折的七代家继后，吉宗以成人之年袭封将军。他任将军后；为死气沉沉的幕府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从室鸿巢的书信中，即可看出他不拘小节、刚烈开明的性格侧面。例知他在做纪州侯时，就亲自用铁铳从正面打死十四、五人才能制服的大猪，又在鹰猎之际“落入粪桶中，周身沾满秽物”。身为将军后，当享保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发生火灾，火势直逼城堡中心时，他身着消防服，头戴披巾，亲手摘下庞大的门板立起作为梯子，爬上房顶观察火势。由此可见，在吉宗的性格中，确实具有积极开放的一面。正是这一性格侧面，使他和学术、书籍及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言宗和书籍
1716年(正德六年)5月1日，纪伊藩主德川吉宗继承宗家，6月22日改元，是为享保元年。8月13日德川吉宗继位将军。较之记载其事迹的幕府记录《有德院实纪》并附录，我认为反映其行为的《幕府书物方日记》更具深意。此书是管理将军家文库——红叶山文库的书物奉行的行政日记，目前正作为《大日本近世史料》之一在陆续出版中。享保初年则称《彻书物方留帐》。享保元年为闰二月，从年初到六月二日有六个月。在这六个月中，《留帐》中有记载的总共只有2l天，且如“今日无出借，为新入藏书通风”所示，内容多为通风、领扫除用棕搁留帚十把、羽毛掸子二十把、镶边席子六十领等日常杂务。但到六月三日以后便不断出现全天记载，书籍出借频繁。在书物奉行松田金兵卫为若年寄大久保长门守所召，受命提出御用书籍目录的第二天，将军就要求借阅《庆长以来御法度》、《御年谱》、《御传》、《弓鹰书》、《关原始末记》等15部书；随后又借阅了《御即位记》、《御参内记》、《将军宣下记》、《日光御参诣记》等将军家资料和《本朝皇甩绍运录入《尊卑分脉》、《式目》等皇室、公卿书籍；还借阅了《大名家家传》、《国绘图》、《城绘图》、《御三家家中文书》、《旗本文书》，为自己积蓄将军的知识。在享保四年结束前，他还没有从长崎购入书籍。根据后世塑造的吉宗形象，人们一般很难想像他嗜好书籍达到了何种程度。我一边浏览只是记录了书籍出借及返还情况的日记，一边不禁兴趣横生，一个老成稳健的吉宗形象不由地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由于他借阅广泛，红叶山文库的现存御用书籍开始出现不足之虞，于是他向文库提出了具体的询问和要求：“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目录?’’“对出库后尚未返还的书籍作一登记”，另还提出“今后持书来时除去樟脑”。当时书库唯一的目录已被借出，书库又无副本，因此书物奉行答道：“文库一无目录，大碍于御用之事，故请尽快返还”，“若制作，是否以作副本为宜”，“按规定总目录不得抄录留作私用，此事容待与同僚商量”。这以后，新井白石借出的明律书籍、涉川春海借出的《星命格大全》、《大明一统志》等也相继回库，书库得到了进一步的整顿和充实。
中华刑罚
享保五年后，吉宗开始积极地搜集书籍，广泛地涉猎学术。而在此之前，他就已经为积累知识而咨询诸大名，享保三年他向平户藩主松英公松浦写信询问“我国船和唐船之利弊”，就是例证之一。在此我想重点介绍在他事迹中较为突出的、围绕《六谕衍义》产生的逸话。
东京大学图书馆现藏有题为“关于中华之事报告书”的写本。我见过不少同类书，但以此东大本为最全。该写本末尾记：“右者，松平萨磨守吉贵承御问，据户田山城守忠真之本而写”，日期是享保四乙亥年三月。写本的开头云：“向琉球人询问大清当时刑罚及其他诸事，所得即如左所示。”最后记：“以有为询问去年参遏幕府之赴唐琉球人所得。”由此可见，享保三年岛津吉贵秉承吉宗之意，向参遏幕府的琉球人询问了当时清朝的刑罚和其他事项，随后写成此报告书。吉宗喜爱法律，对刑罚的关心将在后文多次出现。吉贵的报告涉及二十四项，其中第一项就是刑罚之事：“中华之刑罚六条，并附去年渡唐琉球人携回版刻《六渝衍义》一部，从中可见诸事之处罚方式。”由于《六渝衍义》中有刑罚之事，所以吉贵在报告中很自然地附上了此书。除此之外，琉球使者赴中国、中国城、中国武艺、为亲孝者赐额、山川草木湖水、衣饰、禽兽等也有所录，涉猎甚广。
《六谕衍义》
江户时代流行这样一种风气，即先由某人向识者设问，识者作答，接着由某人将此问答记录下来。例如新井白石向野宫定基设问的《新野问答》(亦称白黄问答、黄白问答、野宫殿问答)，就是此种风气的产物。大田南亩问木村孔恭(兼茵堂)、孔恭作答的《溯游从之》，也是此类问答。这种问答记录——姑且以问答书总括其名，有时因设问具有学术价值而得以记录，有时则仅记答复。所问内容也并非都是深奥的学术问题，有时仅是见闻而已，以此作为知识的来源。处于锁国状态下的日本，有关外国的知识即完全通过此种方式而存在。以来源于唐船头和荷兰船长的国际情报构成的风说书，也是其形式之一。较之问答书，称其为闻书也许更恰当。
所谓六渝，是指1652年(顺治九年)，清世祖顺治向满州八旗及中国各省颁布的一种面向百姓的教育效渝。其目有六：一孝顺父母，二尊敬长上，三和睦乡里，四教训子孙，五各安生理，六毋作非伪。该效又称圣渝六条、圣渝六训、钦定六渝文。康熙年间，会稽人范矿作注释训解，使之普及民间，是为《六渝衍义》。
岛律吉贵所书“去年渡唐琉球人版刻”一语，指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以进贡副使身份朝贡清朝的程顺则，在福建柔远站自费刻印《六渝衍义》一事。程顺则．是琉球著名的硕学之士，有名户之师之称，俗称古羽藏之师。早年曾留学中国，刻印《六渝衍义》时已是第四次来华。其陶像立于今名户市内。
需要澄清的是，有人以《六渝衍义》的传入为根据，认为汉籍自琉球传入日本。其实如前文所述，此书的传入为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之例，不可据此认为琉球萨摩也是经常传入汉籍的途径之一。吉宗看到《六渝衍义》后，认为此书堪称德教方面的好书，对庶民教育甚为有效；便决定训点、和译此书。训点、和译分别由获生姐棕和室坞巢承担，不过这是后话。
预购《大清会典》 1720年(享保五年)后，吉宗开始积极地推行文教政策。其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在此年的正月解禁了一部分天主教书籍(参见第二章)；接着又在五月通过侧众加纳远江守传达旨意，要求购买清律书籍。在江户府的长崎奉行石川土佐守政乡，受命后即向在长崎的日下部丹波守博贞发出通知，其文曰：因将军喜好《定例成案》、《大清会典》等书，故在按将军预购要求舶来此书之情况下，按规定付给银两。《大清会典》为珍，贵之外域重宝，故应明告唐人再舶来此类书籍。
《定例成案》即《定例成案合蹲续增》，为清人孙纶所编的案例集，与《大清会典》一同为享保四年秋船载入。享保五年初，在江户的吉宗初次得以目睹。吉宗对法制书籍十分喜爱，以《有德院实纪附录》为主的资料多处可见有关记载，如“常好明律等书”、“好延喜式，时作抄录，多有据其古法而制诸器之事”等。再看吉宗搜集的书籍，就更能清楚地了解到他的兴趣所在。
当唐船头应将军之需而舶来书籍之际，对这些书籍可以实行特价买入的措施，其根．据可见近藤正斋《好书故事》所引用的《长崎唐方马书觉书》。
1722年(享保七年)12月，九号船施翼亭接受了舶来现行马医之书的预约，于九年十月携来《元亨疗马集》一书。享保八年，二号船李亦贤也接受了同样的要求，于十年二月由六号船朱允光代为载来。施氏和李氏由此得到褒奖银三枚。褒奖的实行，无疑会更大地刺激唐船头为满足将军之需而更有效地舶来御用之书。
吉宗对明律的关心，固然是出于本人的兴趣，但盛行于纪州藩的明律研究之风，也给长于斯的他以极大的影响。
纪州藩的明律研究
在纪州藩，明律研究盛行已久。在第一代藩主赖宗时期，即利用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文禄之役后被俘
虏、后为赖宗聘用的李一恕及为避明末之乱与朱舜水、陈元密共同流亡日本的吴仁显，教习当时称白话和唐话的中国俗语，以利明律研究。以后在明律研究中崭露头角的榔原童州，想必也向吴仁显学习过唐话。与李一恕同宗的李一阳精通明律，仕于第二代藩主光贞，而为光贞起用的鸟井春泽则从李一阳学习明律指南。吉宗之父光贞喜好律学，1690年(元禄三年)9月命郴原筐州作《大明律例谚解》。此书于元禄七年五月脱稿，十一月五日正式完成。全书正文30卷，目录1卷。明律研究虽盛行于江户时代，但其研究成果有训读律文、日译全文、解释难句等不同形式，考察时对此应有所区别。而在诸项研究中最早将训读、语释、全译融为一体的，就是筐州的《谚解》。光贞时身为江户林家门人，后以明律学者身份出现的高獭学山，其作为医生出仕的经历也有书写一笔的必要。
吉宗初为越前婿江城主，但因纪州家光贞的继承人、吉宗的两个兄长纲教、赖职相继去世，吉宗遂入袭纪州德川家。l
712年(正德二年)吉宗命高獭学山训点《大明律直解》。三年后，由望州之于霞州和鸟井春泽奉吉宗之命主持进行的《大明律例谚解》修订完成。筐州病卒于吉宗为藩主的第二年即1706年(宝永三年)，此后其长于继承父业。我推测吉宗之所以要下令修订《谚解》，可能是原书已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另外高獭学山句读的《大明律直解》为l
395年出版的朝鲜语本，系由李朝开国功臣赵浚令高士理和金抵逐字直解大明律，再由郑道传、唐诚润色而成。学山的句读底本为林家藏书，现存内阁文库。通过这一事例，也可窥见江户时代日朝学术交流的一个方面。江户初期传入日本的朝鲜语本中国书籍，并非仅此1部，再试举与法律相关的一例。在德川家康赠给封建于尾张的九男义直的《骏河御让本》中，有明律两部。一部为胡琼集解、胡效增附的明刊本，另一部就是朝鲜刊本，名《直解大明律》。此外赠与的《大明会典》也是朝鲜刊本。这一例子具体反映了当时中国、朝鲜、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
尽管德川吉宗令霞州等人补订了《大明律例谚解》，但他仍觉得不满足，所以又在1715年(正德五年)7月5日再令高獭学山谚解大明律，并令郴原霞州也参与此事。此后直到第二年的5月1日，德川吉宗因家继之死而意外地继任将军，离开纪州。
《名家丛书》
高獭学山研究明律的著作为《大明律例译义》。此书无刊本，抄本则为数不少。其书跋云：“恭奉钩命，笔于二月初旬，毕于十二月中旬，时享保五年(1720)庚子年。”意即享保五年二月奉将军台宗之命著书，至十二月完成。吉宗初任将军时，为适应职务而诸事繁忙，可能还无暇顾及明律研究。而当其地位稳定，一切步入正轨后，便再度命令在正德五年任纪州藩时就已提出过的谚解明律。况且在这一时期，高獭学山也很有可能以纪州藩家臣的身份在江户值勤。其理由可见内阁文库藏《名家丛书》第三十六册的《喜朴考》。该丛书共78册，淡绿色封面，书根处直接写有“名家丛书”四字。贴在封面的题签则写有“深见考”、“林考”、“获生考”、“喜朴考”等带有考字的人名，以此为题。据福井保氏指教，此种颜色的封面纸约R6于元文、宽保(1736—1743)时期，在此之前则使用与正文用纸一样的纸作封面。在用有色纸进行包装之际，原有的封面便被原样贴糊起来。现在透过浆糊的脱落处或从反面看去，仍可辨出原封面均有题字：如是深见考，则写“久大夫”或“新兵卫”，获生考则题“总七”，林考则题“大学头”。其题字笔迹各具特
色，可以看出系各人亲笔所题。收入该丛书的著者，有浅井奉政、并河水(诚所)、荷田在满、下田师古、青木敦书(昆阳)、林信允(鹅峰)、中村之钦(惕斋)、桂山义树、成岛倍遍(道筑)、获生双松(祖袜)、获生观(北溪)、深见有邻及高獭忠敦(学山)等人。他们或是吉宗的近侧，或是为解答吉宗的特别咨询而传授知识的和汉学者，据此可以断言，该丛书和吉宗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高濑学山
《喜朴考》之害朴，就是高濒学山。书中篇幅虽有长短之别，但其体例均为一问一答式，即先写设问，次退一字写解答。例如：
父无理杀子，父是否处死罪之御事。斗殴律云：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杖一百。故杀者，杖六十徒一年。集解云：非有违犯而故杀之者，杖六十徒一年。意即殴杀违犯教令之子孙者，杖一百；子孙无罪而殴杀者，杖六十徒一年。较此为重之处罚又见《定例成案》。
设问中的“……御事”，即指将军的咨询。《喜朴考》汇集了八种此类问答，日期分别是“子四月”、“子四月十八日”；“子四月念陆日(二十六日)”、“五月初八”、“五月八日”、“五月十七日”、“十月四日”、“十月初十日”，计四月三种，五月三种，十月二种，凡八种。四月之·年为子年。在上述引用的“五月八日”的内容中提到了《定例成案》一书，同是这一日期的其他问答则记“明律亦见大明会典，故大清会典内似亦应有大清律”。接着“五月十七日”问答即引用《大清会典》曰“大清会典一百七云……”，这表明学山在五月八日尚未见到《大清会典》，但到五月十七日时已然目睹；另外在五月八日还看到了《定例成案》。长崎奉行石川土佐守曾在享保五年五月的文书中提到将军喜好《定例成案》、《大清会典》一事，因此吉宗自然会让高濑学山阅览这二部书。享保五年是子年，据此《喜朴考》的五月也应是子年五月。加之学山的《大明律例译义》作于此年的二月到十二月，其间又频繁地答复将军的咨询，因此可以推定，来自纪州的高濒学山此时不仅在江户，而且还充任了这一时期的吉宗的律学顾问。
研究群体
据室鸿巢信函载，1721年(享保六年)，吉宗将各种课题交给身边以室鸣巢为首的寄合儒者（寄合儒者：江户幕府职官之一，隶属若年寄。由涵官林家门人中有学识者充任，主要职责为辅佐儒官，校正经史，编纂诸志，教授学生，草撰图书等。平时不在幕府，退事听命出仕。——译注），令其研究并报告结果。室鸿巢于闰7月13日接受了和译《六渝衍义》的命令，在10月94日给青地藏人的信中，他对此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
其次如今林大学头父子(信驾和信充)作《谣抄》注，令人见又兵卫(美至)、林又右卫门(信如)、人见七郎有卫门(美在)训点《令义解》、《令集解》，令获生总有卫门(很快)训点《六渝衍义》，令深见新右卫门父子和译《大清会典》等。曾有说法推测，吉宗在初任将军时，有可能将抵园一郎等纪州儒者召至门下。但事实并非如此，吉宗利用的学者都是旧儒臣，所不同的只是要求颇为严格，即令其传授知识，解答咨询。
关于《谣抄》，室鸣巢记道：“先前林大学头父子作《谣抄》之注，注毕呈上，然复令修改。现尚未完成。”说明林大学头父子曾一度提出过《谣抄》注本，但因吉宗要求修改而使此项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凌新秘策》为青地斋贤编集的书信集，在1722年(享保七年)“林信驾父子鉴定和书”的标题下，载有伊势屋吉兵卫重羽的有关事迹。
羽仓斋宫
据其载，吉宗在下令群臣研究的同时，又命诸国搜寻散佚的和书。诸国闻令而动，纷纷献上佚书，如加贺国就献上了《法曹类林》全卷和《类聚国史》一部。佚书献上后，林家父子受命鉴定真伪，若鉴定出“实书”即藏入·文库。可是经林家父子鉴定的书籍，真本中有伪书，反之伪书中又有真本。为此吉宗心存疑念，于是在享保七年三月皇使中院大纳言通躬前来拜访之际，通过高家中条山城守提出了让秘书下田幸大夫鉴定书籍的要求，但得到的却是待返回京都商议后再作决定的答复。其实这里的真正原因是中院以下的人们并不具备和学知识。不过据幸大夫对山城守说，他亲密无间的朋友羽仓斋宫原是京都稻荷神社社人，因常去江户，现已将神社事务移交给胞弟。此人精通和学，现在人也在江户，若让他鉴定书籍真伪，不知意下如何。于是吉宗决定起用斋宫，让他在山城守宅内进行和书的鉴定。结果斋官认为，林家父子的鉴定大半是错误的，一时斋官的鉴定意见成了权威。随后吉宗以林家父亲大内记信驾年事已高而召来大学头信允，询问幸大夫介绍羽仓斋宫的原委，因大学头不详其事而命其以文书形式提出答复。其时大学头恰好窃听到了侧众有马兵库头和幸大夫之间的谈话，顿时心生不满，激言道：“鄙人出身学术世家，受命鉴定和书真伪。今言鉴定有误，岂非言过甚矣2”吉宗耳闻此事后，便不再让林家鉴定和书，而令羽仓逗留到五月，报告鉴定结果。林家父子鉴定的真本中之所以伪书甚多，原因是这些书多数为其亲朋好友所献，因此林家父子往往不加鉴定而直接指为真本，这种鉴定当然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藏于金泽市立图书馆加越能文库的《松云公林家往来书信集》，收入了林大学头就前田纲纪所藏《类聚国史》询问纲纪，后纲纪将此书献上的往来书信，据此可以了解到吉宗搜集秘书的一个侧面。上述有关伊势屋吉兵卫的记载在当时具有很深的含义，这就是通过羽仓斋宫的聘用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吉宗已经确定了林家的封建地位，但当他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时，仍会求助于京都方面上至公卿、下到布衣的学者；而且对林家学术，室坞巢及其他木下顺庵门生也可以持批评的态度。这无疑可以证明，在享保时期，学术在吉宗力量的影响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和解、训点《六访衔义》
受命和译《六渝衍义》的室坞巢，译毕后将此书分上、中、下3卷呈上。吉宗过目后又令近侧浏览，随后指示道：“译本尚可，但有过长之嫌。宜取其精华，只取六渝中一段为妥；加之身份低贱者亦需此书，故缩短为一册最好。”室鸡巢承命后，于9月27日完成缩写本。
与此同时，吉宗还准备直接出版汉文版《六渝衍义》，但因书中杂有俗语，非精通俗语者不能通读，所以又就此询问室鸣巢，寻求解释俗语的合适人选。当时室鸿巢向吉宗推荐了冈岛援之。冈岛援之即冈岛冠山，生于长崎，、最初以通事侍于获之毛利氏，后归长崎学习生理学，又移居江户、大圾、京都等地，结有众多的门生故友。冠山精通唐语卯中国语，和获生很快的蔑园学派交往甚深。著亨《唐话类要》、《唐话纂要》、《唐话碗》等汉语教科书，又以《通俗皇明英烈传》为题译出明徐渭的《云和奇纵》、训点《忠义水济传》、翻译《通俗忠义水济传》、句读《康熙帝遗沼》，还将日本的《太平纪演义》译成汉语，著述颇丰。
但《六偷衍义》的训读，恐怕是经获生北溪推荐，由获生沮抹完成的。《柳泽郡山家谱》、《蒙园杂话》载，据百崎又造氏推定，林风冈也曾一度受命训点《六渝衍义》，但终因训点不明而重新寻找精通唐语者。享保六年九月十五日，祖稼被召到老中户田山城守忠真之睬，受命训点此书，五天后他将训点本交到户田邢。二十三日祖袜第三次被召，为此书的出版奉命作序。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他并没有直接和将军会面。
和解《大清会典》
室鸿巢书信还载，和解《大清会典》的工作“委托深见新右卫门父子进行，同时新右卫门父子还负有翻译巨著大清会典的任务”。又云：
《大清会典》系增减《大明会典》而成，为新舶来之书，别无他本。览之颇为难读，新右卫门父子亦觉不易。故新右卫门家督久大夫求赴长崎询问庸人，以利推敲。此系大事，故其将于长崎逗留至明年，需历时一年。
深见新右卫门即深见贞恒，号玄诺，又号天游。因是中国人高寿觉之孙，故又名高玄伤。1709年(宝永六年)经新井白石推举，以唐通事身份成为寄合儒者。久大夫为玄仍三子，名但贤，后改名新兵卫，号有邻。因兄早逝而继承了长崎的深见家，随父玄伤隐居，1718年(享保三年)被任用为寄合儒者而入京。久大夫是中国人的后代，精通汉语，所以白石经常向他请教唐语。深见久大夫受命翻译《大清会典》后，颇觉不易，于是请求允许前往长崎咨询庸人，以使翻译顺利进行。
吉宗时代的《大清会典》即《康熙会典》，全书卷恢浩繁，达162册之巨，而且内容也有一定难度，即使是室鸿巢和深见玄份也殊觉不易。然而对于喜好法律的吉宗来说，这是一部必须要了解的法律书籍，因此他才下令翻译此书。
两部《大清会典》
据东北大学狩野文库的《彻文库目录》载，《大清会典》曾于享保五庚子年(1720)和享保七王寅年二次入藏红叶山文库。而《大清会典》之名始见于《书物方日记》，是在享保七年四月十日。据侧众有马兵库头于这天提出的书单记：“写入此单之书籍亦包含已于昨日入范者，故作目录时需加注意。书籍随后送到。”这份书单上写有五部书名，其中有《大清会典》141册。所谓“昨日入藏者”，指“来自长崎的御用书籍”和“贺州献上的御用书籍”。贺州即指前田加贺守纲纪，他献上的书籍将在后文叙述。
有马兵库头书单中提到的5部书，有的已于昨日作为来自长崎的书籍藏入文库，但《大清会典》既末送达兵库头之手，也久不见来到书物奉行之处。据《书物方日记》载，该书名下记有“末五月十六日入藏”，表明此书于五年后的享保十二年五月十六日方入藏红叶山文库。是日日记载：“大清会典
一百四十一册 十四函 一箱
带锁钥。”“由深见久大夫带往长崎，今返还，大鸣云平交来。”然而七年十月六日日记又载，因御用而提出《大清会典》。是书有上侧记：“来自长崎，九月二十五日收藏。”而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虽末记其书名，但却有收藏来自长崎之书籍的记载，且记其特征道：“大清会典
一百四十一册 青布函 唐本 淡黄色表纸 白丝装订线 抄本
布纹表纸。”因此根据享保七年的《书物方日记》可知，当时已有两种《大清会典》出现。
深见久大夫赴长崎
在此不妨将上述内容略作梳理。享保五年五月，受石川土佐守舶来《大清会典》之令的唐船头们，在领得寅牌、即允许享保七王寅年入港的信牌后返航，然后于享保七年舶来此书。所以九月二十五日入库的《大清会典》为七年舶来本，而见于五月十六日日记、即深见久大夫带往长崎的《大清会典》，则是享保五年的首次舶来本，所以吉宗才能在享保五年到七年间置《大清会典》于案头。此外七年舶来本是写本而非刊本一点也耐人寻味，它或许意味着《大清会典》属会典类书籍，原本就不易入手，可唐船头又必须履行舶来此书的约定，于是在无法得到刊本的情况下，便作成抄本船载而来。
据《儒职家系》载，久大夫有邻1721年(享保六年)10月“奉师唐国及荷兰国可以御用者”之命离开江户，于12月到达长崎。当时他并未随身携带《大清会典》，他以后利用的享保五年舶来本，可能是在享保七年本到达长崎并被送往江户后，才送往长崎的。其理由很简单，这就是在此之前日本国中仅有一部《大清会典》。此后久大夫在长崎的滞留期远远超过了室坞巢“需逗留至明年”的预测，他在长崎整整居住了五年，直到享保十二年二月才返回江户。
获生北溪
再将话题回到享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入库的第二部《大清会典》，因御用而于十月六日出库。然后如《书物方日记》十一月十六日所载，《大清会典》和《集成备考》二书因“外借”，所以到第三十日时末作惯例查询。
第三十日查询是吉宗制订的规则。即书籍出库借到将军手中后，必须在第三十天时询问此书是否已经用毕，如还需使用可以继续留下，如已用毕则请返还。由于将军公事繁忙，有时会无意忘却返还；书物奉行即可通过此种方式直接提醒其注意。从此事不仅可觉察出将军的人情世故，还可看出他对公务的处理能力。
二部书出库后，经将军之手又被借往何处，可惜《书物方日记》失载。但这并不等于线索皆无，我们通过《名家丛书》可以得到有益的启发。此书第六十五册是获生总七郎北溪的著书《获生考入但题名是“集政备考则例类编则例全书考”，内容系按六部从《集政备考》、《则例类编》、《则例全书》中精选出选法、升补、举动、降罚、离任等法律用语加以考释，因此它实际是一部法律用语词典。“外借”出库的《集政备考》也包含在选用书内。此书出库于享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而《本朝则例类编》、《本朝六部则例全书》二书出库于八月十九日，然后这三部书共同于享保七年十二月十日返还。因此从《名家丛书》第六十五册的获生考以汇总书名为题的事实看，所谓“外”即指获生北溪处。北溪在八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完成了这部法律用语词典的编纂。
《大清会典》和获生北溪
另一方面，“外借”的《大清会典》自享保七年十月六日出库后，到次年的四月二十九日才返还红叶山文库，外借期长达六个多月。归库后不久，又于五月八日因需要再度提出，到十月二十一日回库历时五个多月。接着此书第三次出库，在享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前一直没有归库，其间只是在形式上履行了三十日查询的手续。
在上述几次出库过程中，第一次的六个月可以确认是外借。据此可以推测，此书应和《集政备考》一样，在某人手中为其利用。再考察提交给吉宗的研究报告集《名家丛书》，就能发现在获生北溪的报告中有《明清会典吏部考》(六十八、六十九)、《大清会典四十八》(礼部九)、(七十一)、《清朝官职》(七十二——七十八)等与《大清会典》相关的典籍。《明清会典吏部考》是对吏部内容的翻译，《大清会典四十八》是对礼法仪制司冠服部分的训点，《清朝官职》内以大清会典兵部考为原题，对兵部之文加以训点。此外还有对各地官职的译注。如在京文武官，在外一：八旗、直隶、盛京(七十二)，在外二：江南、浙江、江西(七十六)，在外三：湖广、广东、广西(七十三)，在外四：山西、山东、河南、(七十八)，在外五；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七十四)。从中可以发现，吉宗对《大清会典》的兴趣仍然集中在中央与地方的官制上。北溪训点、译注《清朝官职》不可能数日而成，所以我认为“外借”的《大清会典》实际是在获生北溪手中。江户时代围绕《大清会典》解答吉宗疑问的，恐怕也正是此人。
获生北溪讳观，字叔达，号北溪，通称总七郎，略称总七。其兄获生祖袜为著名人物，说起来当今的日本学术界恐怕无人不晓，人们对他评价甚高。与此相反，北溪则身后寂寞。然而就实学而言，当时北溪要比祖袜有名。我在对围绕吉宗的各种话题作了尝试性的探讨后，发现北溪在这方面确实功不可没。自享保五年高獭学山对吉宗做出学术贡献后，以后这方面的事业基本是以获生北溪为中心进行的。虽然当人们评论获生祖袜时，感到最难的莫过于如何恰当分析他的踌躇满志，但毕竟祖棕著述颇多，且已出版行世。而与此相比，尽管在本章屡屡提到的《名家丛书》中有北溪的许多著述，但他的著作却很少刊行，以致不为人所知，这说明了什么呢？获生很快致仕于柳泽家后无功食禄，但作为町儒者仍具有自由的身份。而北溪则以寄合儒者的身份仕于将军，为将军解惑，除此之外无可作为。兄弟二人间的此种差异，明显地见于承吉宗之命而刊行的狙栋的《六渝衍义》熏点本和北溪的《明律》训点本。《六渝衍义》序载；“享保六年辛丑十月十一日，甲斐国陪臣物茂卿拜手稽首奉教敬撰”，印为“甲斐国掌书记”、“物茂卿记”。而《明律》跋云：享保七年壬寅十月，东都讲官物部观叔达父跋。”“甲斐国之臣”和“东都讲官”的不同身份，无疑直接影响着学术著作公开刊行的自由度。本章开始所谈的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正是指这种情况。
和纯粹的学术评价不同，对封建社会的学者评价，还必须考虑到该学者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当然这不是说地位高就一定是伟人，反之亦然。而是说有时某学者虽然地位很高，但其学术业绩未必能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