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探事》
《清朝探事》是江户时代流行最广泛的有关清朝知识的问答书。作为前文所述的问答书、闻书之一种，此书又名《大清朝野问答》、《清人问答书》、《享保笔语》。此外同名为《清朝探事》者，条目也有多寡之异，这可能是加写了其它问答书所致。此书几经转写，其中一写本有宝历甲申(十四年，1764)之跋，抄写自此而盛或末可知。东大图书馆藏南葵文库本即原纪州藩本，题为“享保笔语”。其跋云“享保中，令获生总七郎问清人朱佩章，深见久大夫录其所答要旨上达”，这是最得要领的题解。又据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旧土佐教授馆藏《清朝探事》记：“奉命而阿，获生总七郎、深见久大夫、通词彭城藤治有卫门、清人朱佩章。”可知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大通事彭城藤治右卫门。但该教授馆本卷初有双松堂主人跋，其跋云：
享保初，深见久大夫奉命赴肥之崎阳监药草之事，随后因于唐人有问答之事，故由清人朱佩章作答，录而成此问答。时金城儒臣获生氏奉令和解。或人藏之，余恳望得之，故誊写秘藏。
从此跋文看，书中虽记有“通词彭城藤治右卫门”，但双松堂主人于此毫无所知，或许这只是个传闻。深见“监药草之事”，大概和次章将要出现的周歧来、朱来章的《享保复言》有关。
深见久大夫在长崎
深见久大夫有邻为和解《大清会典》而赴长崎，并在那里整整居住了五年。在这五年里，他不断地执行吉宗自江户发出的各种命令，与身在江户吉宗身边的获生北溪互相呼应，成为吉宗在长崎的代理人。前文已述，深县有邻是深见玄捞之子，具有第三代中国人的血统。其父玄伤被召到江户后，在长崎仍留有家宅。有邻在享保初为江户所召，所以此次是重返故里。《幕府书物方日记》1726年(享保十一年)2月18日的记载还
提到了《乡约全书》一书，并云：“深见久大夫言，此书系长崎奉行委托唐国购得，今纳入御文库收藏。”这部《乡约全书》就是今藏于内阁文库的《上渝合律乡约全书》，有邻的集书活动由此可窥一斑。又，《名家丛书》第五十二册为深见有邻撰述的报告书《满汉品级考》，其中绘有朝帽之图，云“本册朝帽、坐褥及文移之状，经问唐人，朝帽之状大致如图所绘”；又云“本册所见用于文移之礼付、咨呈、关碟等，皆为文体之名”。这表明有邻曾就札付、咨呈、关碟等询问过唐人，因此该报告集应是在长崎写成。
处刑原则问答书
让我们再回到《清朝探事》上。此书所设问条(即问目)，上卷120余条，下卷72条，合计200余条。所问以器物、祭葬、衣服、嗜好、政治及风俗为大类，内容几乎无所不及，既有“雍正帝平日政务及行仪、游猎、行幸、嗜好品”、“除宰相外，诸官中亦有卓越者”等有关皇帝、高宫的传闻，也有“何省为重要之地”、“何处为防日本之要地”、“要地所在”、“防外国大略”等涉及国防的战略地理，还有“死罪轻重”、“诉讼轻重”、“市中法”、“官人旅行法”等法律禁令，又见“红衣、冠顶、顶圈”等语，询问内容完全庞杂不一，反映出吉宗对清朝的一切都颇感兴趣的心态。至于“攻击他国以扩展土地”之类的询问，或出于本意，或出于幼稚，不禁令人苦笑。
除《清朝探事》外，另还有询问朱佩章的问答书。此书无抄本，仅内阁文库藏一册，名“处刑原则问答书”。此书已被改装，原封面中央题有“处分原则之事，询问朱佩章之问答书9。全书共57页，以“不忠不孝者”为始，“乱心者”为末，凡2l条。每条之后先作说明，再空一字书写问答，此书后收入《番外杂书》。据《番外杂书改题》解说云：“以清国处刑原则问渡来人朱佩章，佩章作答，成是书和解。问目由获生总七郎承命草拟。”再览内阁文库此书实物，笔迹独特，明显出于唐通事之手。所以此书和《清朝探事》一样，系由彭城藤治右卫门翻译，当时深见久大夫也在场。
朱佩章是位怎样的人物呢?此人籍贯福建汀州，1725年(享保十年)2月5日携朱子章、朱来章二弟来日，次年归唐。享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再次来航，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返航。他第二次来航的前三个月恰好和深见久在长崎的滞留期重合，只是各种问答恐怕是在第一次来长崎期间进行的。关于朱佩章其人第八章还妥涉
及，在此还是以深见久大夫为中心展开话题。
咨询对象孙辅斋
深见就《大清会典》疑难语句所询问的中国人并不是朱佩章，其根据见《和汉寄文》卷4下。据《和汉寄文》享保丙午(十一年)五月卢草拙序云，此书为享保年间任职于长崎奉行所的下野人营俊仍，从当时唐人寄出的或寄给唐人的文书中择出典型语句者，并载原文和译文而成，具有沟通民族语言的作用。因取东方读寄，北方读译的方法，故名和汉寄文。幕府在1853年编修《通航…览》时，即从中引用了许多文书，其中—7些还是孤本，如下面提出的这份即属此例。
该文书名为“孙辅斋求赐信牌之愿”；其文曰：去夏航海前来，即蒙清问《大清会典》。然此书系各衙门理事之书，即有才学，未曾经历衙门事务者一时亦难以应答。辅斋去年以来，屡屡承清问，款内之事不过据理解说。其至当不易所在，自傀不能一分明白，于心难安。辅斋嫡叔孙仕隆，年五十六岁，系举人，对衙门事务亲历明白。若得此人，会典事务必能悉知。辅斋愿再来之日，带至贵国以备清问。虽举人出唐有碍，辅斋系嫡亲叔孙侄，私下可以密相商，要他同来。虽然如此，恐人口难料，所以附搭别船前来之事，深是万难，实为可惜。若蒙要他前来，恳赐信牌一张，情愿自己发船同来贵国。倘或滥请无学之人，到港之日清问辨理不明，甘心不准买卖，决不敢冒渎再求。今辅斋因有要事定搭十号船回唐，敢恳准赐信牌，感德不朽矣。为此立呈，甘结为据。
享保十一年十一月
这是一份极其难得且证据确凿的文书，它证明深见久大夫的咨询对象不是朱佩章而是孙辅斋。那么这以后孙辅斋是乘几号船入长崎港的呢?
《唐船进港回掉录》
藏于长崎县立图书馆渡边文库的《唐船进港回掉录》，对解答上述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正德新令颁布后，新设信牌发放制，《唐船进港回掉录》就是唐通事对发放信牌情况所作的记录；孙辅斋欲在享保十一年十一月乘十号船回国，翻检该书，即可见有关十号船的记载：
拾号 柬埔寨 陆南坡
本年七月初八日带午牌进港同年十一月十七日领戊申牌回掉(信牌文)除二艘外另临时增加一艘，以十号船回掉厦门
孙辅斋 与巳十四号费赞侯客周歧来同居
本年十一月十七日领丁末牌回掉
这里略作一点解释。拾号表示船入港州帧序番号，柬埔寨指出港地。不过该船在这里领到的是分配给柬埔寨的信牌，所以即使出港地不同，仍可以运输该地的特产货物。陆南坡是船头名，与信牌的名义人一致。该船入港于享保十一丙午年，正式的全名是“享保十一午十号柬埔寨造陆南坡船”，一般简称为午十号柬埔寨船。此船于七月八日持午牌即允许于十一年入港贸易的信牌入港，十一月持戊甲牌即允许于十三年入港贸易的信牌返航。孙辅斋在领到分配给厦门船的信脾后，乘此船回国。下文意为：信脾文云，除原来二艘厦门船外，临时暂加一艘(给予信脾)，乘十号船回国。辅斋去年和巳十四号船船头费赞侯同船渡来，与周歧来同居。本年十一月十七日领取丁末牌即允许于享保十二丁末年入港的信脾后返航。由此可见，孙辅斋求赐信牌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巳十四号船为南京船，船头费赞侯，享保十年六月十八日入港，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出港。周歧来亦随此船而来，周歧来其人将在第八章中详述。
沈燮庵来日
按孙辅斋求赐信牌文书中的许诺，他是否真的带来了叔父孙仕隆了呢?这仍然需要求证于《唐船回悼录》。享保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孙辅斋乘四十一号船入港，《唐船回悼录》载：“四十一号
厦门 杨搐斋
本年十二月九日带末牌进港，申九月二十日回掉。”意即杨瘪斋持以孙辅斋名义发给的信牌，代其为船头入港。回掉之处之所以末写牌名，原因见书于原本左侧的小字：“原信牌期限一年，故末给信牌，船主杨演斋归唐。”
关于孙辅斋本人，如原记载右侧小字注所云：“孙辅斋亦同船而来，但侣先生沈燮庵同渡。沈燮庵，杭州府人，岁贡生，五十五岁。”表明孙辅斋带来的是岁贡生沈燮庵，而且如原记载左侧小字所示，“孙辅斋、沈燮庵住馆内”，即二人同时住进了唐人屋敷。由此可以证明，孙辅斋当时并没有带来孙仕隆，取而代之的是带沈燮庵同船东渡。本来孙氏有可能受到惩罚，但因沈氏是一名学者，孙氏本人也准备再度滞留日本，所以他仍被允许贸易，并且还允许代理船头杨擂斋进行贸易。
深见和解《大肩会典》
伴随着沈燮庵的出现，前文一直提到的深见久大夫的活动也呈现出清晰的线索。深见于享保十二年二月返回江户，因此无法相同年十二月九日入港的孙辅斋第二次相见，也不可能和沈塑商会面。这一结果表明，在深见从事和解《大清会典》的过程中，成为其咨询对象的只能是第——次来长崎时的孙辅斋。
深见久大夫返回江户后，即着手开始和解《大清会典》，但此项工作似乎并不是全译原书。深见之于《大清会典》的翻译，见《名家丛书》第五十和五十一两册。第五十册的封面并记“宗人府、内阁、吏部、礼部二卷、户部”诸题，内容自卷1文职衙门始逐条翻译会典目录，随后加以解说，直至卷80。第五十一册为兵部，计有卷81到108，此后中断。是亡佚还是末完成，尚难判断。但以现存卷数的翻译方法见之，贯通文句而取其大意的译文随处可见，使人不由地折服其学识非凡。
在本章的最后深见久大夫还将出现，那时他已是御书物奉行，名字也改为新兵卫。
沈燮庵其人屡见于旧史料。《长崎实录大成》载，其为浙江杭州府人，儒士，享保”1—，二年十二月九日渡来，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归唐。《通航——览》卷233除此之外，又引《长崎年表举要》载，“十六年用毕，赐银五十枚并信脾一枚，乘戌十六号船归唐”。又《有德院实纪附录》卷10记，专家中无人不晓吉宗今其校订《唐律疏议》一事。我认为在江户时代来日的中国人中，沈燮庵的学术造诣最深，因此有必要将他的作用略作介绍，为此获生总七郎也有再度出场的必要。
获生北溪和《唐律疏议》
正如前文所述，德川吉宗搜集和汉古逸书的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在他搜集的古籍中就有《唐律疏议》一书。此书传本在中国一度中断，直到以后发现元版。红叶山文库原藏有一部，水户家、加贺前田家本均为摹写京都公卿藏本，因此吉宗令获生北溪校订。校订之令不知下于何时，但北溪完成校订并提出报告书是在1725年(享保十年)的12月。
红叶山文库藏本为元泰定四年刊本，何时入藏不得而知，不过这不会是唐船舶来之书。也许是古代舶来的书籍，或是镰仓、室呀以来的日本流传本。
据北溪的报告书《唐律琉议改定上书》载，其校订改误字3142字，补脱字496字，删衍字171字，纠正额倒79字，所用参考书有《唐六典》、《和律》、《明律》等11种书籍。
他在比较了唐律和明律后认为：明律以唐律为本，条文虽然减少，但罪名却有所增加；唐明律的官制尤其是军制，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律文的适用性上，唐律因书写详细，尤其还有疏议解答疑问，所以比明律易懂。再以之与和律———日本律比较。和律多本于唐律，已在日本风俗中约定俗成的语言和习惯都可以在唐律里寻到源头，因此唐律较明律更使人感到亲切。
北溪于享保十年十二月提出的校订本《唐律琉议》，四年后被藏入红叶山文库。
燮庵的诗文
沈燮庵入港后，在庸人屋敷一直居住到享保十四年，同年六月十—日被允许居住馆外，这在当时被表现为“寄托给町宅”，即居住在某唐通事家。燮庵当时住在二木幸三郎家。
成书于文政年间的《长崎名胜图绘》，收入燮庵诗25首，基本是有名胜即有其诗。此书还收有燮庵和芭亭道本、田边桑汉的应酬诗，表现了居住在长崎的唐人和儒者文人以与沈登底作诗唱和为乐的心情。
《长崎名胜图绘》的“长崎圣堂”一节，记圣堂的“释采”(祭孔子仪式之一)之礼由沈燮庵传入，并录其《长崎孔夫子庙记》一文。
不难想象，在长崎有许多人都受过沈燮庵的教诲，虽然目前可确认为其弟子的，只有唐通事卢蹬(字千里)一人。卢嘱著有《长崎先民传》一书，所录无论僧俗，只要是出生或居住在长崎的文人学者，或访问过长崎的名人，如林道春，均可成为立传对象。是书之序即由沈燮庵所作。另外沈燮庵在长崎期间及归国后，都和千里有尺膜往来，其尺犊亦被收入《长崎名胜图绘》之中。可见沈燮庵当时在长崎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物，他的名字甚至传到了在江户的将军吉宗的耳中。
《唐律疏议》的校订
享保十五年，吉宗命著名学者沈燮庵再次校订北溪的《唐律疏议》校订本。当时吉宗的内心也许有这样
一种不无自得的念头：目前在日本流布的中国古籍在中国恐伯已经亡佚，因此不妨以此向中国夸耀显示。那么沈燮庵受命后，是如何校订的呢?
在此之前，首先有必要对沈燮庵再追加以正确的认识。据彭城百川《元明清书画录·来舶清人》载：“沈丙，字燮庵，浙西人，草书。”接着记：“孙廷相，字太原，号辅斋，龙州人，楷行。”这一记载使人意外地获知了沈燮庵和孙辅斋的讳、字。只是沈氏的字其实并不是燮庵，而应是灯伟，燮庵是其号，根据见《长崎名胜图绘·玩松亭十景诗》注。
一旦弄清沈燮庵讳丙，就可发现宫内厅书陵部藏有一份极其重要的资料，这就是题为“唐律疏议沈炳释文校正”的全10页写本。炳即丙，沈炳就是沈樊寇。由此完全可以确认，该写本就是他亲笔书写并向将军提出的校订《唐律疏议》的成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用字、号而用讳字。《释文订正》的第一页至第四页大半，指出了29条唐律释文的部分文字的异同与脱落，接着又就唐律正文之序列出4条，名例以下列出32条，指出问题所在。其中不乏中肯之见，读后令人追思燮庵的为人与学识。再翻阅书陵部藏北溪校订本，又可见其上栏也有《释文校正》的内容。凡此种种，恐怕是目前所能明确的沈燮庵滞留我国期间完成的最大业绩。
沈燮庵再度来日
如前文所述，享保十六辛亥年(1731)四月十一日，沈燮庵御用完毕，乘戌十六号船回国。所谓御用，就是指再次校订《唐律疏议》一事。戌十六号船为宁波船，船头齐立人。《唐船进港回悼录》载：沈燮庵所持为辛亥牌，凭此牌可于当年返回长崎，并允许往暹罗船上装载货物。与此同时孙辅斋也与其同船回国，他领到的也是辛亥牌。当时沈燮庵经许可还带回二部《唐律疏议》以备自用。问题是沈燮庵为何要在当时返航回国，又为何未能立即东渡，而直至五年后的享保二十一年(是年改元为元文元年，1736)才再度来日呢?回答这些问题将牵扯到一些深层原因，对此拟在第八章中详述。
享保二十一年沈燮庵和孙辅斋再次同船东渡，《有德院实纪》载有二人此次来日的第一手资料。首先是燮庵婴居于此时带来并献上了当时清朝刑部尚书励廷仪为之作序的《唐律疏议》。该序作于雍正乙卯仲夏，即1735年(享保二十年)夏，沈燮庵来日的前一年，今存官内厅书陵部。《有德院实纪附录》载：
燮庵携一部归唐，呈清国刑部尚书励廷仪。廷仪称此为稀世之书，亲自写序，爱玩不已。此后燮庵再来长崎，向奉行进呈励廷仪之序，故将此序与其它此类书共藏入御文库。
所谓“其它此类书”，指北溪校订本虽为16册，但仔细观察，可见书根处有“凡十八册”小字，释文订正本和励廷仪序也有同样的说明，所以这些书被共同收入御文库。明治二十二、二十三年，旧红叶山文库中的善本被移到图书寮，因此这些书籍今存宫内厅书陵部。
文化三年(1806年)，幕府出版了官版《唐律疏议》，励廷仪序被置于篇首。虽然沈燮庵的校订末被全部采用，但这毕竟是日中合作研究的成果。民国后，此书还被收入因学基本丛书在中国出版，因此这一成果堪称是流传至今的江户时代日中文化交流的灿烂之花。
不过仅限于以上所述，还无从证实沈燮庵是否在享保二十一年来日，所以以下需要从孙辅斋的角度加以证明。
《古今图书集成绘图》
孙辅斋享保二十一年来日时，带来了《古今图书集成绘图》一书，对此《有德院实纪附录》卷10记道：
“唐商孙辅斋自图书集成中择出绘图成一百六十册，携来长崎。彼云此系稀见之书，要求高价出售。当地奉行携此书赴江府接受御览，江府因此书仅有绘图，故令携来全书，绘图本返还长崎。”当时孙辅斋回答奉行细井因幡守道，目前中国只有绘图本出版，全书尚未完成。细井信以为真，再度上言。吉宗闻后道：“序文既已印毕，且又为雍正帝所书，岂有全书尚未印刷之理?”奉行和儒臣们也都异口同声地说“其人所言甚非”。孙辅斋闻后无言以答，携书返回。若干年后，《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传入日本，此事遂成为人们称道吉宗见识超凡的著名逸话。
近藤右斋的《右文故事》亦载：元文元年九月，御览新舶来图书集成绘图一百六十卷(是岁五月船载来长崎)，疑为伪书，十日令彻书物奉行检阅图书集成绘图。十月二十五日御书物奉行呈上图书集成本书考一册，令将图书集成绘图返还长崎，日后携来全书。
据此可以明确，此书于享保二十一年五月载入长崎，九月到达江户。宫内厅书陵部藏佣自载书目》载，《古今图书集成绘图》第二十九册记有“享保二十一年辰”，随后记《唐三体诗》、《续唐三体诗》等书；接着第三十册云“沈塑寇持书”，提出了《编珠》、《文献通考纂》、《唐诗鲸碧》、《大清律例朱注广汇全书》等四部书。这些书无疑也舶来于享保二十一年，即和沈塑底同年渡来。
《图书集成本书考》
通过《右文故事》的记载可以看出，当吉宗看到《图书集成绘图》序文后并末立即退还此书，而是命令调查疑点。受命调查的是书物奉行深见新兵卫有邻和桂山三郎右卫门义树。在这里深见又一次出场。二人9月10日在目贺田长守处见到“新舶来之图书集成及报告书”后，即接受了“仔细阅览此书
并报告委细，以利御藏”的命令。这以后二人每天为此勤奋考证，到10月1日即提出了报告书。据《书物方日记》载，二人考得《天文固》3函22册系取自《西洋历经》，《奇器图》则取自《兵器图说》。于是这二部书也和《图书集成绘图》一起，共同被送到吉宗的案头。正斋提到的《图书集成本书考》一书我尚未得见，但《名家丛书》的第三十九册题为“佳山、深见考”，原封面题“图说和解十一条
内为奇器图说”，所以这应是二人合作考察的成果。虽然这是《本书考》的一部分还是全部，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认，二人肯定是以此种方式向吉宗报告的。
《古今图书集成》原书于宝历十年(1760)由辰一号船舶来，船头汪绳武。因此书卷恢浩繁，巨达万眷，致使书籍审查的工作一直延续到宝历十三年，次年二月才收入红叶山文库。由于此年改元为明和，所以《右文故事》遂将其记作明和藏入之书。这时已是吉宗去世后的第九个年头，第九代将军家重也已卒于宝历十一年(1761)，时代进入了家治的统治时期’。假如吉宗在世，可能会等不及用三年的时间审查《图书集成》吧。
地方志的搜集
吉宗广集书籍的另一个著名业绩，就是对中国地方志的搜集，这一业绩的成果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当时经他的努力，很多康熙时代的地方志得以入藏文库，从而使内阁文库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图书馆之一。
近藤正斋在《右文故事》中引用了《御文库旧志》，谈到吉宗对地方志的搜集始于1722年(享保七年)4月前田纲纪献上保定、河间等十三府志之际，对此人们一般都认为是可以信赖的资料。然而根据我的调查结果，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纲纪的献书日期是享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御文库旧志》言及的享保七年四月，其实是吉宗将前田纲纪献上的十三府志交给红叶山文库收藏的日期。十三府志即保定、河间、大名、真定、广西各省的通志，其中有若干部可能被红叶山文库收藏。1725年(享保十年)又舶来了十五省通志，这些书籍可能为近卫家熙所藏。
据长崎市立博物馆藏圣堂文书中的《赋役全书·府县志目录》记载，可知享保六年丑三十号南京船(船头费赞侯、陈伦三)载来了浙江、江西、广平府、苏州府、广州府的五赋役全书和通州志以下的十五部州县志，接着赋役全书于享保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府州县志于五月二日分别送往江户。这是大量舶来地方志的开始，以后每年都有地方志舶来，随后被收入红叶山文库。以年代划分：享保十年85部，十一年94部，十二年44部，十三年4l部，四年问总计载入264部。接着享保十七年32部，十八年55部，十九年21部，三年．
间共载入108部。享保十年新舶来书(此年初次舶来，以前无舶来记录者)195部，其中地方志85部，占43％；享保十一年新舶来306部，地方志94部，占30％，可见比例甚高。又据我的调查统计，新舶来地方志的总数为548部(同一地方志即使舶来多部，也以一部计之)，而享保十、十一两年的舶来数就占总数的48％。在这两年间，江苏省地方志舶入17部，浙江省地方志舶入48部，前者占其总数的38％，后者占其总数的62％，合计占二年舶来地方志总数的41％。江苏省的地方志主要由来自上海的南京船载入，浙江省的则由来自宁波、乍浦的宁波船载入。由此可见，受命舶来地方志的船头们一般是就近搜集地方志，然后装船运来。这以后又在享保十七年载来了山东省地方志，十八、十九年载入了江西省地方志，十七、十八年载入了广东省地方志。可以推定，这些地方志都是被集中在一艘或二艘船上运入的。
一般说来，地方志都是在当地出版，因此向日本输出书籍的书商们出于筹集地方志的需要，势必要超出地方志的局限，首先将目光瞄准书籍发行能力强、范围广的地区。于是像四川、陕西等地当然属于筹集出版物困难的地区，而江浙一带则成为向日本输出中国书籍的中心地区。这正如第四章所述，明清时的江浙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出版中心，从这一地区输往日本的出版物很有可能远远多于中国的西北和东北地区。
前面在谈到《唐律疏议》时，曾涉及在吉宗的内心深处，也许存在着用现存于日本、而在中国或已亡佚的书籍向中国夸耀的心理，能够充分反映这种心理的，就是《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的输出。
《七经孟子考文补遇》的输出
《七经孟子考文》原为西条侯儒臣山井鼎所有，系山井利用足利学校所藏宋版，校订《七经》和《孟子》而成，书成后于1726年(享保十一年)献给吉宗，吉宗命获生北溪再行校订，作成补遗。享保十五年十二月北溪完成补遗，次年六月刊行。吉宗又待命细并广泽书写题字，送给中国一部。据近藤正斋的《正斋书籍考》云，送书之年是l
732年(享保十七年)，但我还不能确定是由何船输出的。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输入中国后，得到了中国方面的承认，被收入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于乾隆年间刊行。《知不足斋丛书》还收有太宰春台校定的《古文孝经》，此书复于1778年(安永七年)舶来，圣堂文书中有为此年戌七号船载入《古文孝经》一书而特别报告的提要书，日期为安永八年六月十五g．。此书传入日本后，日本进行了重刻，成《复刻知不足斋丛书古文孝经》一书。据书昆的大盐良跋云，估客伊李九带回五、六部《古文孝经》和《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伊李九以擅长文入画而著名，他在1733年(享保—卜八
年)作为丑七号南京船船头入港，所以这两部书可能是在这时带回的。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以后又在宽政六年(1794)、文政八年(1825)传入中国，以l—797年(嘉庆二年)的祝元校刊本较为有名。
从以上不难看出，江户时代的日中文化交流确实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
实学的概念
这两章以德川吉宗与学术为中心展开了论述，据此是否可以改变一下对强悍将军的印象呢?
吉宗对唐船舶来书籍的态度是择有用者藏之，他的选择标准如用中国书籍的分类法表示，就是较之理性的经书、类书，更注重史部的沼令奏议、地理、职官、政事及子部的农家、医家、天文算法。人们经常说吉宗重视实学，但如果认为他的实学仅限于中国古籍中的子部而忽视史部，这是不正确的。吉宗出于资治的需要而求取史部之书，为殖兴产业而搜集子部之书，二者均堪称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