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象渡来
1728年(享保十三申岁)6月13日，入港的十九号中国船载来了雌雄两头象。该船船头(即货主)为郑大成，出港地为当时位于越南河逢附近的广南，故称申十九号广南船。如同后文将述，郑大成是对日进行贸易活动的郑氏集团中的一员，他手中没有信牌。我们知道，对日贸易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有信脾。可是郑大成虽无情牌，却仍然毫不犹豫地出船航海，来到长崎。这其中的奥秘就是他船上所载的两头象。他载象而来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应将军吉宗之需才有此举，即象是御用之物。换言之，象就是他手中的信牌。
二年前的享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八号东京船船头吴子明接受了日本方面输入象的要求后，于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返航。吴子明接受要求时的答复载《和汉寄文》，又被《通航一览》175卷所引用，览之即可详知其事：“承问载来小象一事。此兽只出于暹罗，唐山(中国)诸省皆无。若需要它渡来，鄙人可为之。”这说明唐山(中国)诸省确实无象，象的输入必须有赖于出港于东京的东南亚方面的船头。吴子明对象作了种种说明，并提出以舶来象作为允许商业贸易的交换条件。不难想象，吉宗读罢吴子明有关象的说明后，肯定会提出一些问题。
言宗的问题
据吴子明言，因白象较为罕见，所以准备载来灰象。吉宗得知后则表示希望载来白象，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象饲料是什么?既然小象体积约如五头牛之合，那么大象是否如十头牛之合?将钩子嵌入象体驱赶象，其皮破处能否在当天愈合?载来之象若系久为人驯养，是否能离开已习惯的饲养者?如有必要，是否可令驯象者一同前来?象的住舍是怎样的，可否在逼罗期间弄清并于载来之际绘成图画?用日本船载象很难作远海航行，因此是否可以在陆地牵行等等，最后一个问题实际已涉及到了象从长崎到江户的运输方法。
对此吴子明充分发挥了商人的精明。他提出：因小船不能载象，所以必须建造二艘大船，其费用需银l万余两；加上去暹罗的往返杂费，共需银2万余两。因此希望能特发暹罗信牌7枚，或先付银1万两(相当日本银百贯)，另发暹罗脾4枚，二者取一。结果据《唐船回掉录》载，日本方面发给吴子明期限为一年的暹罗信牌
一张，是否给银不详。其实真正载象而来的郑大成船系无牌入港，后领牌返航。这也许是出于事先的约定，即果真载象而来，则给信牌一枚。
在长崎的观察记录
6月13日入港的郑大成船载入的两头象，分别为7岁公象和5岁母象，广南籍驯象人也同船而来。19日载象船驶抵岸边，人们用木材搭起跳板连接陆地，然后牵象下船，将其安置在唐人屋敷的空屋中。7月1日长崎向江户发出紧急报告。这份报告是江户时代人第一次看到象后的记录，读来饶有趣味。想必其中的内容也传到了吉宗的耳中。其记录如下：
公象七岁
身长一丈，高五尺五寸，周长一丈一尺三寸。
腿长二尺二寸，粗一尺五寸，四周无肉，如剥皮杉树。
目一寸五分，耳一尺三寸，如蝙蝠之羽，又似蝶。
口隐于鼻下，不常见。
牙一尺四寸，甚粗，根部周长一尺六寸。
鼻长三尺五寸，根部周长一尺六寸，端部周长六寸。有二孔，边际有三物似爪，可自由开合。先以鼻吸水，再入口中；身痒时，以鼻卷木搔之；又可以鼻洗身。
尾长二尺七、八寸，如日本之牛尾，根部粗。
毛淡黑而浓密，皮肤如野猪，啼声似牛。
五岁母象
身长八尺，尺寸同公象。但大象则有长十四、五间或十二、三间者（间：长度单位。一闻等于六尺(约1．8米)。——译注。）
一日食草三荷、大豆七、八升，饮水七升。然喜好之物为芭蕉叶、馒头、鼠蚁等。
男驯象者一人，四十五、六岁，与常见唐人不同。为披发官入，下着红纱，上著萌黄练。手持二尺带绳鹰钩，可随意驱赶象。
女驯象者一人，三十二岁，装束同上。二人同骑象，自本船向役所。
素喜爱儿童，在异国时曾往乡里，屈背负三四稚儿往有茶之处，又于暮色前带回。故父母不见其子，知为象驮去而不慌乱。
生性正直，能辨真伪。此次舶来途中，驯者在船中许愿，抵日本后可饮酒。不意抵岸后驯者忘却，故坚不上岸。驯者疑之，方忆起饮酒之事，即饮之，饮毕顺利上岸。
象可怀胎十二年，寿命六七百年，在天竺有无量寿之称。
据唐人云，象甚听驯者调遣，当面向检使时，可弯曲前膝；令其睡觉时，即成横姿。
驱象可用鹰钩，驱之有血渗出，然至夜间即愈合。道中行走速度甚快，在长崎广马场令其奔跑，较马为快。遇人不惧，人纵有粗暴之举，亦神态安然，故可持燃放火炮之具乘象。
此报告特送江户
从上述记载可见，象自19日上岸后，人们对其作了颇为详细的各种观察记录，如足如剥皮杉树，耳似蝙蝠之翅或蝶，面对检使行屈膝礼等。据说长崎的街道还在象的经过之处加固桥梁，以防坍塌。当时不要说日本人，即使是唐人，见过象的也不过是1％而已。同船而来的驯象者是45岁的谭数和35岁的漂绵，均为越南人，翻译是漳州人李阳明和广东人陈阿印。
象之旅总动员
为了象的江户之旅，长崎奉行渡部出云守充当了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他采用了总动员的方式，从设象附稽古通事到令吴藤次郎、五喜右卫门二人任专职翻译，层层备员；又令大通事彭城藤治右卫门译出唐人提交的正式说明书，报告给奉行。报告书云“象总体上无大病之状”，但到9月11日，母象因舌生肿物而死亡。
次年享保十四年，象将开始从长崎到江户的长途旅行。二月，勘定奉行稻生下野守为象的沿途食宿准备发出指示：“象经过时势必人众骚乱，给象带来麻烦，故务必控制此种情况的出现”，沿途须准备好竹叶、青叶、篙草、“无馅馒头”等饲料食物；无清水处须备好清水，以使象饮用；渡懒川时人不宜过多；渡六乡川时，须备大雨时可载三、四匹马的大船；途中可宿于常见的马厩，但必须是大而结实者；象睡觉时须下铺篙草；象身长七尺，总长一丈一尺，横宽四尺，故船与马厩均须照此预备；一切准备就绪，方可外出观象
。
由于象要在京都的街道中稍作停留，于是其告示内容更加具体详细。告示通告人们：可以外出观象，但必须保持安静，不要让小孩挤到前面，即使象靠近也不要骚乱；不得往道中投掷物品；可以聚众观象，但不得挤到路中；可以在二楼观看，但要摘去悬挂在店铺前的布帘和异形招牌；象见牛马及闻其声后易惊怒，故须注意；街道内的门梯和消防用具暂时取下，但此系非常情况下的权宜之举；在象停留期间，三叮内的寺院做法事时停止鸣响器物，五叮四方撞钟时不得使用大鼓和拍子木；西掘川、东河原、南三条通、北鞍马口内若发生火灾，各街道除规定的救火人员外，还须动员80人赶赴象停宿的净华院门前；若是夜晚，需另派人手持灯笼照明。凡此种种，可谓用心良苦。
象之旅进行曲
3月13日一切准备就绪，象离开长崎，开始了长途旅行。它22日通过下关，4月18日抵达兵库，19日泊于
尼崎，20日经过大坂，25到达伏见，26日进入京都。在象经过之处，各村一片繁忙，当时的一些村文书还留下了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如《地域史研究》2卷2号所载的山下幸子介绍的尼崎藩大庄屋冈本家文书，就是其中之一。它是领地内若干役人受遣赴西国观摩后，向主人汇报情况的报告书。其中提到：除驯象者和其他有关人员外，长崎代官高木作右卫门的属下小舶田八左卫门、福井雄助二人在路中指挥，沿途各村对这些随行人员也须妥善安排。另外在作好饲料准备的通知中，还写有草百斤。只是其中仅写了蔓草和黑绵草，究竟都有些什么草还不得而知。但无论怎样，只有在事先调查清楚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并作好准备。
在象到达某处之前，村役或町役组要事先驱赶牛马，分开人群，以确保象步行道路的通畅。在象的身后，有庄屋年寄或组头、总代跟随，文书中亦有“象经过时行列”的分类记载。
近年发现于京都府淀的村文书中，还有描绘大象形象的写生画。
象抵达京都后，进入位于御所东侧、北邻立命馆大学广小路校园的净华院，那里有专为象建造的厩舍。净华院是净土宗寺院，正式名称为清净华院，至今犹存。象将在此稍作停留，然后拜见中御门上皇和灵元天皇。
从四位广南白象
但在象拜见天皇之前，还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按照封建社会的规定，入宫者需要有一定的身份，无官无位者不能遏见天皇和上皇。也就是说象只有在获得一定身份后，才能谓见天皇和上皇。说起来授位是天皇的权力，和象毫无关系，但结果这头象被授予从四位之位，称从四位广南白象。按制度规定，授位时应发“位记”文书，当时究竟如何向象转交的，想象起来不由兴味盎然。无论怎样，从四位身份之高，甚至在大名之上。如获五位以上，即可升殿或成为殿上人。当然，象是不能进入御殿的。
4月28日，象被带入宫庭拜见天皇，随后又前往上皇之宫。在上皇宫，象先行跪足之礼，然后将拿出的数斗酒一饮而尽，百余个馒头和蜜桔一扫而光，吃桔子时似乎是用鼻子剥去皮后吞咽的；又将三、四尺长的新竹踏烂，用鼻子卷起搔痒驱蝇。
天皇和上皇观象后心情欢喜，今出川大纳言公栓、高迁中纳言总长、五条宰相为范等公卿也喜不自禁，当即作歌赋诗，表达欢快的心情。当时作为御制之歌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词：“他国之兽今日见，我心欢喜。”歌词当然算不上优美。公卿们对象牙和象鼻的印象似乎特别深刻，今出川大纳言的诗即为其代表作：
魁梧异兽献皇州，行步移丘超马牛。
尾倦曾将吴陈却，称身又使魏丹浮。
尖牙左右看似怒，长鼻舒卷成自由。
生性从来能跪拜，一钩在手任指呼。
在新刊于享保己酉年的京兆书肆二酉斋藏版的《咏象诗》中，此诗被列于篇首。《咏象诗》为诗文汇编，正编18篇，续编20篇。正编后附有奥田士亨(三角)的《驯象记》，凡15页。七公卿诗后则有东涯先生伊藤长胤诗。三角的《驯象记》记“写于京师古义堂书院”，因此这些诗文多半出于古义堂门徒之手。
象大观
三角之文又云：“市井庶民或绘其状，或塑其像，卖露传玩，不可胜记。或者因此致富。”说明当时已有人为谋利而作象图或泥象出售，所以《咏象诗》的出版实际也是应景之举，出版商的精明古今皆然。是年夏六月，《象志》一书又作为享保第十四龙集出版。此书开篇载有驯象图和象舶来经过的说明，接着写象形体、象胆、象鼻爪、象交合生子、象肉、象牙、象皮以及象畏鼠畏火、象恶犬声、象好饮酒等习性，还有“女发系大象”等谚语，最后记本朝莲防感普贤乘白象及普贤菩萨，洋洋洒洒成象之大观。联名出版此书的
书店主是：京都掘川通佛光寺下町的并川甚三郎和木村市郎兵卫，江户木石盯三町目十轩店的植村藤三郎，大扳心斋桥筋淡路町角的安井嘉兵卫。我收藏的复印本上有“京师本口寺塔头智善院撰”之墨印，书中有出版预告，云“象之贡，附平假名，全一册，即出。”果然到5月，上述书肆又出版了《象之贡》一书。我的《象之贡》藏本有“京师中村平五撰”的墨印，且最初标题下记有说明，云“为使儿童理解此书，采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撰写，不作任何文饰”，因此可能是儿童版。象抵达京都的时间是4月末，到5月即有出版物问世，其速度确实非常快。我曾在《每日新闻》上(1973年3月1日晚报)撰文，对熊猫和象进行了比较，它们对社会影响的相似之处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手工制作的熊猫玩具充斥市场，《熊猫大观》一书也摆满了书架，周刊杂志每年都要就熊猫能否产仔进行报道。由此不禁令人感慨，这究竟是人情依旧，还是营利之心古今皆然呢?
在江户
象在京都获得从四位后，继续向东进发，于5月25日到达江户，进入御洪殿。27日，吉宗来到大客间，观看了自樱田门牵来的象。话众、高家、布衣以上的官吏、庶民也被允许在旁观看。象返回时经过数寄屋桥御门，因此宫中的女佣亦得以观赏。象停宿在御洪殿，饲养由宫中侍者本多弥八郎以下的官员负责，所需真营、真扼、叶校等饲料，由官员向本行德村、松户盯、小金叮定价购买。
享保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十二日，象还被带往西丸山观赏，但到六月末即传来了御用完毕的指示。此后象被寄养在中野村农民源助家中。《通航一览》卷176引用《承宽杂录》记载云，允许押立村。平有卫门、中野村源助、柏木村弥兵卫三人在内藤宿淀桥出售象油和白牛油，此即为佐证。据说这二种油可以治疗疤疮、麻疹、疗及其他无名肿痛。1741年(宽保元年)象移居到四谷中密村，源助为其建造了象舍，供往来行人观赏。但到第二年，象爆发了一场力的抗争，不仅拔起了象舍房柱，还将打入地下八尺、用以系缚其腿的木
桩尽根拔起，又用鼻子将一棵模树拔出地面，致使水渠渠堤坍塌。半年后的12月11日，象病死，时年21岁。
据高岛春雄氏的《动物舶来物语》载，象死后，象皮献给幕府，头骨和二根象牙及鼻皮为源助所得。以后奈良古梅园因造墨用胶，又领走了象皮。
动物的舶来
又据同书记载，1408年(庆永十五年)象初次舶来日本，由驶抵若狭国的南蛮船载入。同年6月22日，抵达若狭国的南蛮船又赠给当时的将军足利义持黑象1头、山马1只、孔雀两对、鸥鹅两对。以后义持赴朝鲜求《大藏经》时，将黑象赠给朝鲜，这也是第一次向朝鲜出口象。其次是1574年(天正二年)7月，明船向博多赠送了象和虎；次年又在丰后的臼柞浦将1头象和虎、孔雀一起赠送给大友义镇；160i年(庆长二年)德川家康收下了来自交趾的1头象及虎和孔雀；因此享保时的象应属第六次舶来。第七次是1813年(文化十年)6月28日，当时荷兰船载来象准备献给将军，但因老中认为于时节无用而被拒绝。第八次是1863年(文久三年)4月，美国商船西塔恩号驶抵横洪，船上所载之象在江户的西两国成为众人观赏之物，然后又被运往大阪供人观赏。文久象后被制成浮绘，绘画也时有所见，但享保象的绘画则十分罕见。
除象以外，骆驼、猩猩等珍兽也时有舶来，不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唐通事会所日录》中，既有承水户家之托求购猩猩的记载，也有宽政十二年(1800)入港的荷兰船为“御用”而载入猩猩1只、猿猴1只，但将军家并未购入的记事。德川光因也许很喜欢动物，因为1667年(宽文七年)8月入港的数艘咬昭吧船和太泥船(即来自雅加达、巴达尼等东南亚地区的商船)，载来了和水户家求购种类相同的3只猩猩及3只猫，这一记载同样可见《唐通事会所日录》。
舶来本国罕见之狗，也是当时流行的风气。享保十一年南京船主施翼亭接受的犬订单，即缘起于在此之前黄哲卿载来的4条犬内有2条品种优良，故希望再舶来此类犬5至10条的要求。这些狗概称为唐犬。天长日久，唐犬额、唐犬权兵卫等姓名也因此产生。
小鸟
小鸟属非大型飞禽，因此其舶来较为简单，往往是随唐船货物一同舶来。例如《唐通事会所日录》宝永六年三月二十日载，二十七号南京船载来鹤哥1只，三十号宁波船载来颊白1只，三十一号南京船带来金雀鸟1只。当时两名长崎奉行(当时长崎奉行置员三人，一人在江户，二人在长崎，定期交换)还观赏了金雀乌，目睹了由唐人喂养的鹤和蟹，并询问这些鸟可否成为御用之物。因此舶来的小鸟既有可能被出售，也有可能被呈献给奉行。又据第二年宝水七年九月十日的记事，长崎代官高木作右卫门曾对返机的船头下令，要求明年东渡时带来将军定购的黄乌和山鹊。1775年(安水四年)6月入港的末八号厦门船，载有鹤哥4只、八哥6只、斑坞1只；1．815年(文化十二年)12月29日漂流到伊豆下田的南京永茂船，载有沉香鸟42只、倒挂鸟5只、相思鸟17只。厦门船的货单见平泽元俏的《琼浦偶笔》，南京永茂船的货单见朝川善商记录的《清舶笔话》，当时下田代官是江川太郎左卫门坦淹。在一般情况下，当唐船平安驶入长崎港后，其货单自然要交给长崎奉行
所和长崎会所，遗憾的是这些货单除像平泽元俏因偶然滞留长崎而得以记录下一小部分外，其余大部分都因无暇整理而就此废弃，无法流传至今。不过在唐船遭遇风暴而漂流到长崎以外地区的情况下，当地要对该船进行严格的审查，以确认是否传入了天主教，是否属走私商船，于是该船的漂来便被作为意外事件载入当地的资料中，有关史料也藉此得以流传。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遇难漂流的唐船记录都是很珍贵的历史记载。我对此已作过一定程度的搜集，今后准备将它们全部编成资料集。
上述提到的二艘船均载有小鸟，特别是南京永茂船所载的42只沉香鸟，应是出于贸易目的而载来。据说小鸟载入长崎后经常出现死亡，被奉行看中的预购鸟也难免例外。人们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喂养不得法上，于是长崎代官、御用物役高木作有卫门于宝永七年(17l0)九月二十五日命令唐通事，向庸人询问锦鸦、相思鸟、画眉、孔雀、砂糖鸟产于何地，如何饲养，随后提出报告。应该说，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象和熊猫
在我的藏书中有田安家旧藏写本《诸鸟喂养之法
唐红毛渡鸟之部》一书。此书列举了丹顶等99种鸟，并记有鸟的特色、何时舶来等内容。其中既有舶来之鸟，也有产于朝鲜、琉球之鸟，所记舶来年代有明和、安水、天明。当然这未必就是准确的舶来年代，不过由此可以推知，在这一时期，喂养小鸟的风气已在市井中流传开来，因此小乌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
饲养珍奇动物特别是异国产动物，是古代王者皇帝奢侈生活的表现，同时也是专制君主权力的象征。像殷王墓以象和驯象者为陪葬，汉代皇帝在长安园林上林苑饲养虎，即为其例证。在这方面吉宗不会例外。所以从这个意义说，为现代市民修建的动物园，实际上正是将珍兽从专制君主和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的标志。唯其如此，才能说今天熊猫引起的轰动效应和享保时期象的社会影响既相似又不相似。
不过享保象舶来后，在庶民眼中完成了从长崎到江户的长途旅行，从而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当时的徘人、京都的掘内仙鹤咏象云：“富士山脚下，蜗牛今牵来。”真实地再现了享保时期日中动物交流的令人愉悦的一个画面。
植物的舶来
既然动物已成为前文的叙述对象，植物也就不能视而不见。但对于不具备植物学知识的外行来说，对此哪怕是作最低程度的描述，也会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在此只能捡拾一些与植物相关的话题展开叙述。
1929年，白井光太郎博士的著作《植物舶来考》出版。此书对植物学的研究不仅限于江户时代，而是自上古时代开始。1975年此书再版。书中以五十音因为序排列出植物的日本名称，然后以名称为项，提出汉文名称和日本及英文名称，又立“来历”一项加以解说。此书频繁地引用了《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书籍，对《长崎闻见录》和《长崎夜话草》等长崎史料以及稻生若水、松冈玄达、青木昆阳等江户时代学者的著作也广为涉及。
在中国，以药物学为中心兼及植物学、动物学的本草学，发展甚早。由于它是关系到人体生命的实用学术，所以也较早传入日本。像幕府红叶山文库不仅藏有众多的本草书籍和医学书籍，同时对新舶来的书籍也很注意吸收。只是由于这一学科并不是在明清时代才发展起来的，所以特意舶来的书籍不是很多。览《和汉三才图绘》和《大和本草》，莫如说日本本草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另外像以德川吉宗的小石川药园为主，新舶来的药用植物在诸大名的药园里被广泛栽培并得到研究，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同定”研究
本草学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最难办的莫过于如何将原有的中国植物名称定名为日本名称。
在外语中我只懂英语和中文，因此将动植物、家具什器的外国名称替换成日语殊非易事。，这使我不由地忆起往事。在剑桥留学期间，我曾手捧图文并茂的小型鸟图鉴，边走边将映入眼帘的乌和图鉴对照，寻找它们的名称。当时不意与印度考古学博士沃鲁定邂逅，他笑着说“啊，正做着哪”，我感到很难为情。不过博士在初去印度之际，肯定也会这样做的。当考证花鸟鱼虫时，如果不确定与之相关的日本名称，那么即使知道它们在本国的名称也将毫无意义。所以对研究者来说，原产国出版的鱼鸟类图鉴乃是不可缺少的必备之书。这就像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一般都要向图书馆提出购入相关书籍的要求，如果没有这种要求，反倒显得不可思议。
因此，确认日本生植物的中国名称，是一项很有必要的学术研究。这一研究在当时被称为“同定”研究。
1721年(享保六年)闰6月l 6日，十四号南京船载来了苏州医师陈振先。该船船头沈落园在1718年(享保三年)领取信牌之际，曾接受了吉宗的“带来良医”的要求，因此此次属如约携医师同航。掌握草药知识的陈振先来到长崎后，受托进入长崎近郊的山野树林中寻找草药，结果他找到了162种草药。他在逐一注明了这些
草药的药效后，提出了名为“采药录”的报告书，并因此得到了铜百斤的赏赐；
《周朱复言》
在定名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周歧来和朱来章，二人以其研究成果《周朱复言》(或曰《享保复言》)而名声遐迩。
l 725年(享保十年)6月18日，周歧来乘船头为费赞侯的十四号南京船来日，朱来章则已在同年2月5日乘六号宁波船先于周歧来入港。随后二人受吉宗之命，就145种鱼贝、34种植物、13种鸟兽的中国名称作出解答，于享保十一年八月十九日提出报告书。关于周歧来、朱来章其人，我们将在第八章里作详细介绍。
既然话题涉及到了山野草药，对舶来草药的资料也应有追加一言的”必要。这就是藏于爱知县西尾市岩獭文库的《舶载药物录》。此书系抄本，共54页，跋云系1846年(弘化三年)山本镕室录各崎野田青茵藏本而成。原本为1820年(文政三年)5月药种目利头取森田甚兵卫与另5名药种目利联名书写，内容为唐人、荷兰人舶来的药种及杂品记录，可能是为向奉行提出而作。书中列举的唐人．(唐方)舶来的药种，以淫羊翟为首，共338种；荷兰人(红毛)舶来的有86种。每一种都在物名下注明初次舶来的年代，如下例所示：“咖啡，文化元年为交易而初次舶来。因需要，其舶来较往年略有增加。”此外杂品也属此书的记录对象，所以唐纸、象牙等物品也包含”在其中。《舶载药物录》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可惜如原本书后众目利所记，由于享保二十年前的帐籍失传，以前的内容无法记载，致使此书的价值有所降低。但不论怎样，如此集中地记录舶来药物，目前还是唯有此例。
观赏植物
谈起植物的输入，不能不涉及具有与象和小鸟同样趣旨的观赏植物，即园艺植物。以花木为主的舶来植物能否在日本生根成长，是另外的问题，就船载而言，这些植物比动物更易舶来。也许是出于此因，《唐通事会所日录》中有关花卉的记载很少。至于植物方面，则有水户老公、德川光团的订购记录。像前文所述的宽文七年的订购物中，就有砂糖竹(即甘蔗、龙眼树)、荔枝．树各3棵，尽管在寒冷的水户，东南亚植物能否生存还是个很大的疑问。
宝永五年四月十七日的会所日录，很罕见地出现了有关花卉的记载。这就是奉行水井领歧守为购买此年三号船载来的1株牡丹和二十号船载来的3盆梅花，令船主定价一事。这种中国产的花卉无疑不是第一次舶来。
有关牡丹的趣闻可见《雍正朱批渝旨》李卫条。李卫其人将在第八章详述，在此先就与牡丹相关的内容略作介绍。当身为浙江总督的李卫传讯朱来章时，朱来章说：因长崎奉行令舶来黄花牡丹，载原货返航，自己因此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其实真正使朱来章遭受损失的是其他原因，在这里牡丹不过是他的借口而已。不过这一借口能够成立，至少表明已有相当数量的花卉被运往日本，而且在花卉的订购中还可以指定花色。
《地锦抄》
研究花卉的传入有一条必由之路，这就是必须要参考以《增补地锦抄》为主的江户时代的园艺书籍。《地锦抄》卷3有“草木自异国渡来年记”一项，其序论云：“唐土花草树木之渡来，始于何时不得而知，但正保年间后舶来者如左所毒。”接着即录正保年间(16；4—1647)舶来的草木类，即：散丹花(又名珊檀花、三段花)、南京梅(今云腊梅)、琉球杜鹃、花兰、棕搁竹、摩坷蔓珠(今云金灯草)、风车、玫瑰、萝莎、雾岛杜鹃、莲玉、康乃馨(今云荷兰石竹，但与荷兰石竹有别，花形较大，荷兰石竹系以后舶来)；菊花5种：醉杨纪、御爱、玉牡丹、鹅毛、太白，5种一次舶来。
其次为宽文年间(1661—1672)舶来的品种：扶桑花(又名拂桑花，来自琉球。惧寒，至冬则枯。一度断绝，享保八年再度舶来)、黑船杜鹃、紫罗兰、唐杜鹃、铁线莲、杜鹃、荷兰石竹。
延宝年间(1673—1680)舶来的品种有：唐桐(今云诽桐)、渡百合(对马)、玉兰花(今云大山莲花)、金雀花、抉百合草(萨阳)、朝鲜签百合(对马)、唐椿、朝鲜椿、格椿、小仓仙翁花(正保年间舶来，一度断绝，享保复舶来)。
天和贞享年间舶来的品种有：美人蕉、干日红、岩石兰、萝柯乌、格南天、罗根草(今云高琉草)、曼陀罗花(今云郭鲜牵牛花)。元禄年间(1688—1703)舶来的品种有：天奖莲花、木棍子、椿．
树(今云香椿)、雪持草。
宝永正德年间（1704—1715)舶来的品种有；计时草(在长崎称伽蓝桂树，享保八年舶来)、南京石榴(享保九年舶来)、商枫、甘蔗。
铁线莲
上述品种的舶来是否事实，对此我并不具备确认的能力，因此有必要借用专家的研究成果。家本洋太郎先生是花卉生理学方面的专家，同时又以《花卉与美术的历史》一书(河出书房新社1970年出版)而闻名。他通过探索美术作品中花卉的内涵，迫寻花卉所具有的特殊品格，开辟了日本文化的一个新领域，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学者。先生的侄女柏迫满智子曾听过我的讲演，缘此得到了先生的亲切指教。先生的著书中有铁线莲一项，在此让我们以《地锦抄女的有关记载为辅，对铁线莲作一番考证。
《地锦抄》云铁线莲传入于宽文年间，但在宽文年间美人画的服饰上，已有铁线莲的图案出现，制于l
7世纪的小袖和能衣裳也采用了铁线莲的唐草图案。另外象宽水年间的建筑装饰，如建立妙心寺、天球院时狩野山药与其弟子制作的隔扇绘，知恩院塔头、良正院的隔扇绘，西本愿寺、白书院雁间的天花板等，也都绘有铁线莲图案，所以其传入应是在宽文以前。
明确的结论是，铁线莲并非舶来于宽文初年。那么《地锦抄》又是根据什么记录的呢?宽文美人画衣饰上的铁线莲图案是否属偶然现象呢?其实铁线莲虽非宽文初年传入，但由于这一时期的再传入，使人们对铁线莲得以重新认识，结果它便流行开来乃至被用于服饰。
从铁线莲的情况，亦可推知其它的植物也大致如此。
野田青茵的《拾品考》是研究江户时代植物输入的重要资料。植物的输出
最后谈谈从日本输出的植物。较之输入，有关输出的资料更为稀少，可依据的只有内阁文库的《唐蛮货物帐》(1970年内阁文库影印出版)。此书是唐船和荷兰船在结束本年度的贸易后，唐通事、兰通词分别对其载来及运出货物所作的登记
“唐船货物改帐”，运出的货物帐则称“唐船归帆荷物买渡帐”。《唐蛮货物帐》有13册，是长崎奉行向江户送交的帐簿。其均以年代为别，反映年代为1709年(宝永六年)至1714年(正德四年)；正如第四章已指出的那样，全年来去商船装载货物明纫可知者，只有1711年(正德元年)。
览其中的“唐船归帆荷物买渡帐”，可知唐船中有载植物返航者。如1711年10月29日返航的四号宁波船，载“松、山茶、杜鹃十四桶，一桶银八包三分，共计银一百十六卑二分”。同年10月30日返航的五号宁波船载植物(松、山茶)19桶，11月3日返航的三十号宁波船载植物(松、山茶)25桶，12月18日返航的三十八号台湾船载山茶23桶，次日三十八号海南船载山茶19桶，三十七号宁波船也载山茶3桶，12月29日返航的四十号台湾船载山茶和杜鹃40桶，同日四十二号宁波船载山茶9桶，二十七号台湾船载山茶和杜鹃32桶。四十四号广东船也于此日返航，其装载量更大，共计松、山茶、杜鹃120桶。12月31日有3艘船出港，三十四号南京船载山茶37桶，五十二号咬昭吧船载山茶35桶；另一艘广东船因在平户领地内遇难破损而被作为番外船处理，其装载量也是山茶38桶，因此这天返航的商船装的都金清一色的山茶。以上13艘船全部装有山茶，其中4艘还另载有松树与杜鹃。
除《唐蛮货物帐》外，有关唐船载植物返航的记载别无所见。而《唐蛮货物映》的记载又集中出现在正德元年，这也许是因何特别要求所致。据《唐通事会所日录》正德二年三月十七日记事载，唐通事是日受命：鉴于在奉行面前核对出船小帐时，发现有的植物写有木铭，有的则无，因此是否作铭，应在一方统一起来。当时正值整理去年末出港商船帐簿之际，如果是常年装载的货物，理应在登记方式上百所规定，所以我推测在正德元年或许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当然这决不是说除此年之外就不再有其它输出。
浅井敬太郎的《了解山茶——山茶入门》(收入《椿花与文化》)介绍说，167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詹姆士·坎安宁来到厦门。他将亲手作的山茶腊叶标本寄给伦敦的詹姆士·皮特维，皮特维又于1702年将山茶固介绍给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可以说这是山茶在欧洲的初次亮相。正德元年恰好距此10年之后，因此广东船、咬咽吧船之所以从日本载去大量山茶，也许是出于在母港和西欧商船交易的需要。若果真如此，又可以形成一幅日本、中国、欧洲三者间的交流画面，遗憾的是在这方面尚无明确的线索，不免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