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
关于明治时期受雇外国人的研究，有大坂大学梅溪升教授的名著存世，本章题目即借用教授的措辞。第六章谈到的沈燮庵和孙辅斋也属于这一时期受雇的中国人。
吉宗任将军后，除要求舶来书籍与动植物外，还会求携来像医师等具有一定身份的人物。医师东渡并非始于享保年间，早在1618年(宽永四年)，就有浙江金伞府医师陈明德渡来，被允许居住在长崎，后改名为颖川入德，成为町医。1703年(元禄十六年)8月4日，浙江杭州府医师陆文斋应元禄十五年渡来医师之令，乘七
十七号张大来船来到长崎，后因无长住日本的打算，于同年11月20日乘同船回国。但他在滞留长崎期间，曾在长崎执政官奉行永井鼓歧守；别所播磨守面前谈论、讲解医术，当时担任翻译并充分发挥其能力的，就是深见新右卫门玄伤。
到吉宗时代，首次于享保三年发出了“携良医一人”的命令，接受此令的是李胜先和钟圣玉二船头。钟圣玉之名已见第四章正德元年载货之例。李、钟二人在长崎日本人的心目中印象颇佳，所以在享保二年调整信牌时被特别授予加牌。如第一章所述，在信牌风波平息后，清政府只允许信牌的真正持有者出海，其他无信牌者则出海无望，于是一些人便倡议组成贸易伙伴或借用出让信牌，但商人们对此并不积极响应。当时李胜先名李大成，他率先将自己的信牌让给了王君贻，由此在东渡而来的船头中有义者之誉。李、钟二人于享保三年回国前，受命携来良医。为此李胜先在次年(1719)驾十二号船入港时，随船带来了苏州医师吴戴南。吴戴南时年56岁，入港后于5月患病，6月12日即病卒于福济寺桑连居，基本上没有行医。
如果以东渡的年代为序，接下来就应该是朱来章，但我想还是把他放到最后集中写。
享保七年，十七号郭亨统船又载来一名医师，名陈行德。但此人系郭亨统自行带来，所以未被御用，令其随船返回。可见如果不是事先谈妥的约定，即使带来医师也是徒劳之举。
周歧来
接下来就是享保十年周歧来来日。周歧来是苏州府崇明县人，时年56岁。他6月14日乘十四号费赞侯船入港，同船随行者还有樊方宜、周维先及仆人毛天禄。我们是否还记得这艘船呢?前面谈到的孙辅斋就是乘此船渡海而来。
李胜先在享保四年十二号船的报告书中述道：“钟圣玉已与苏州养济院周氏医师约定，届时同行渡海而来。”这里的周氏应就是周歧来。费赞侯的报告也说“携来学识医术皆高明之唐医”，即费赞侯享保十年带来周歧来是履行享保八年之约。由此可见，吉宗在此期间曾重复下达携来医师之令。周歧来一行四人于7月11日离开唐人屋敷，居住在大通事柳屋治左卫门宅中，直至享保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回国。因此在居住叮宅的近二年时间内，他肯定为一般百姓治疗过疾病。其时孙辅斋作为制药助手也居住在柳宅，据此可以认定，深见久大夫就《大清会典》难解字句的咨询就是在柳宅进行的。
周歧来讳南，字歧来，号慎斋。他在日本的业绩有如下二点。首先是经他推荐，日本出版了明代的小儿科医书《幼科折衷》。此书著者为明人秦昌遇，原系熊本藩士弓削清风所藏。后熊本藩就此书询问周歧来，周歧来答此书甚为有用，即使在中国也尚未刊行，并在享保十年以“折衷源流”为题对此书进行解题，又于次年作序。于是熊本藩在享保十一年七月出版了此书，内中附有周歧来的解题与序文。其次如第七章所述，他和朱来章共同编写了《周朱复言》。
享保十一年，周歧来之弟周歧兴乘十号陆南坡船入港，以制药助手的身份被允许居住在柳宅。
去而复返
享保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周歧来乘享保十一年四十一号船回国。据《唐船回掉录》载，此日出港的有四十一、四十二号两艘船。从四十一号船船头是费赞侯，又有周歧兴搭乘，并领取了戊甲信牌的情况分析，周歧来应乘此船回国。第二年周歧兴持戊甲牌再次来日，十四年四月三十日返航。享保十七年又作为二十二号船的胁船头，持以孙辅斋名义发放的信牌第三次来航，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回掉。
在此期间，周歧来也再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其根据见沈燮庵为卢嘱《长崎先民传》所作的序文。周歧来第一次滞留长崎时，曾与唐通事卢草拙交游，草拙之子卢骏求学于周氏。周歧来回国后仍和卢骏有书信往来，苯往来尺腰被收入《长崎名胜图绘》。《长崎先民传》序云：“癸丑岁清和望日，古吴慎斋周南书于崎馆借绿楼”，所以时间应是享保十八年四月。又据文中“辛亥冬，余复游崎”之句，表明享保十六年冬他就住在长崎。而且在此期间，他还为江户小川彦九郎刊行的《太墨鸿章集》撰写了序文。《太墨鸿壶集》凡17页，刊行于享保十九年春。当时奈良古梅园主松井元泰制作了重各20斤的方圆两种大墨，然后向居住在长崎的唐人征求诗文，用以篱刻在大墨背面。于是数名唐人赠以梅花图和赞美诗，元泰即赠墨以谢，唐人复回以礼状，《太墨鸿壶集》即汇编这些诗文礼状而成。周歧来序作于癸丑仲春，即享保十八年春。除以上二点外，周歧来的其它活动目前尚无资料可作说明。
赵湘阳
享保十一年十一月九日，二十六号高令闻船入港，船上乘员中有苏州府昆山县医师赵湘阳。赵湘阳时年63岁，上岸后与同行的高辅皇、吴宿来及仆人徐安宿于河间八平次宅。赵湘阳讳汉，字赐爵、湘阳，号玉峰、杏圃。《太墨鸿壶集》也收有他的诗作。其印“一字松阳”，所以有时可能也使用“松”字。另外他居住在盯宅，想必也为一般人治疗过疾病。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第十六册，记有赵湘阳带来的书目，共21部，基本届医学书籍。据《长崎实录大成》记载，泄阳于享保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回国。当日出港船有十四年四号厦门船和五号宁波船，四号船船头是高令闻，因此湘阳应乘此船回国。和周歧来一样，被带来的唐人原则上要在长崎滞留到船头再次渡来并返航之时。
底下我们将年代上溯到享保六年，将话题转入同年七月十六日乘二十一号吴克修广东船入港的朱来章。
朱来章
朱来章是福建汀州府医师，入港后与仆人沈士义、德荣、阿庆三人宿于彭城藤治右卫门之宅，在此为希望得到治疗的一般庶民行医。此后于享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进入唐人屋敷，次日乘寅二十六号郑大典宁波船回国。由于享保四年来航的吴戴南入港不久即病卒，基本没有行医，所以尽管朱来章不是首次来航的医师，但他的医疗活动在事实上却是第一次，为此他可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他的外甥朱允光破例领到了临时宁波船信牌。朱允光于同年七月二十一日乘二十四号周元吉船回国。
朱允光所持信脾为甲辰牌，即允许享保九年入港的信牌，但他迟至享保十年二月五日才乘六号船入港。据朱允光述词云：“朱来章前年在贵地长期逗留，承蒙厚爱。为表谢意，今朱来章与其兄朱佩章、朱子章三人同船而来”。《信牌方记录》载，当时朱佩章64岁，朱子章53岁，朱来章47岁，三人与朱佩章之于朱允传、同族人朱双玉及仆人德荣、阿任、阿贵、兴贵、阿元等共计10人，同住在官梅三十郎宅第。以上主要成员均为朱氏，加上船头朱允光即朱子章之子，因此显示出朱氏家族对对日贸易的整体投入。
朱来章在第二次滞留长崎期间撰写了《周朱复言》，又解答了栗本瑞见的疑问。其解答记录以“朱来章治验”为题，今藏内阁文库。
另外朱来章在第二次来航时，除献给将军《乐书》l部6套、诗牌1箱、长江图1幅、珊瑚枝1箱、银鼠皮驾龙坐垫两只外，还载来76种书籍用于出售，其书目见《明自载书目》第十五册。其中《元亨疗马集》、《折本医马书》为李亦贤曾许诺载来的御用马医之书，《大清会典》两部、十五省通志也是当时日本对其期望值很高的书籍。这说明朱来章在第二次东渡时，充分运用了他第一次滞留长崎时所获得的经验。享保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朱来章乘午三号广东船回国。该船船头李亦保是李亦贤的代理，从上述马医书籍的传入看，朱来章和李氏具有贸易伙伴的关系或末可知。
朱子章
朱子章也是医师。《通航一览》卷216引用了今大路亲显、栗本瑞见和朱子章之间互相解答疑问的书信，乾文斋文库旧藏也有《朱子章答宇治多云淹》、《朱子章问答》二书。雪底是纪州医师，所以可以提出疑问。《屠赤琐琐录》卷1还记有朱子章向间野春淹、柳如泽传授治疗疤疮知识的内容。另《长崎名胜图绘‘3有朱子章《新春瑞雪偶作》一诗，普及本弘化版《长崎土产》所载的清人画像部分，也录有他的诗。享保十一年三月二日，朱子章因病客死长崎。
朱佩章
朱佩章讳缓，字佩章，一字端笛，《元明清书画人名录》录有其名。他为将军吉宗解惑而撰写的《清朝探事》、《处刑原则问答书》已在第六章里作了详述，可以说他也是享保时期受雇的中国人之一。
《通航一览》卷216引用了很多与长崎相关的著书，这些书有的称朱佩章为儒士，有的则认为朱氏三兄弟皆为医师。其实在对朱佩章身份的确认上，《有德院实纪附录》卷11的记载最为正确，即“据闻原为军官”。爱知县西尾市立图书馆岩獭文库藏有关于朱佩章的珍贵资料。其书系朱佩章自撰，以“偶记”为题，内容为亲身经历及见闻记录，附有康熙f辰(康熙五十一年、日本正德二年、1712年)自序。书中记道，自己曾随舅舅李之风赴广东一带经商，又随继父薛氏从军，因此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已足迹踏遍中国国内十省，不仅见闻甚广，对典章制度也颇为熟悉。书中提出的种种经验之谈，充分体现了他在游历过程中获得的丰富知识。也正是这些知识的积累，才使他能够为吉宗解惑，成为《清朝探事》的作者。此外，《长崎名胜图绘》也收有其诗作二首。
也许是朱佩章既有从军经历，又能圆满地解答吉宗的问题，因而使吉宗感到可以信赖吧，吉宗在享保十年十一月前发出了“引进唐国善骑射之武官”的命令。朱佩章领受此命后，提出了给予相应信牌的申请。他在申请书里提出，如果带来这样的人物而令其乘他人之船，将产生极大的不便，结果也许会不尽如人意，因此希望发给朱允传一枚信牌。奉行满足了他的要求，发给朱允传临时信牌一枚。但到十一年二月朱佩章又一次提出申请，说准备在广东一带寻找符合要求的人物，因此希望得到广东港门的信牌。对此奉行又一次给予优惠，发给他可在当年入港的信牌一枚。二月十八日，朱佩章乘十年十九号陈伯威船回国。
骑射名手和马医
同年11月28日，朱佩章乘以朱允传为船头、李亦保为胁船头的三十三号船入港。因朱佩章入港后称，如
约带来的骑射手将乘后船到来，结果全船被禁止贸易。此后一直到第二年的6月仍不见骑射手到来，奉行进发出载原货返回的命令，三十三号船于6月13日离港返航。
这以后不到10天，即6月21日，射骑手陈采若、沈大成、马医刘经先来到长崎，他们比朱允传船整整迟到了半年之余。《通航一览》等书记载了这件事情，并说明陈采若三人于享保十六年回国。但陈采若三人是如何成行的，又因何未能与朱佩章同船同期到达长崎，对此诸记载一向不甚明了。我经过一番调查后，终于获得了有关此事来龙去脉的资料。这就是今藏于国立公文书馆的创图文库写本《唐马乘方补遗》中的“骑射并马医唐人陈采若、刘经先、沈大成到来经过”一文。其文如下：
朱佩章本欲携善骑马且善养马者沈大成同船东渡，只因清制禁止擅长武艺者东渡，故一时议论有起。二人经商量，决定不同船渡来，改由朱佩章先行前来，沈大成乘后船到来，因此行期逐渐拖延。朱佩章之弟朱来章担心朱佩章会受到“全船载原货返回”之处罚，又挑选了骑射术更优于沈大成的陈采若及马医刘经先二人，委托末二十号船头钟勤天载之来航。朱佩章也再三致函陈良远，拜托其带沈大成来日，陈良远只得同
意。鉴于周围对此事议论颇多，陈良远不仅对同船者隐瞒了携沈大成东渡一事，而且对朱来章也是守口如瓶，并将自己化名为陈大成，以二十一号船胁船头身份渡来。
陈采若和沈大成
陈采若籍贯浙江杭州，时年35岁。9岁时即学习弓箭骑马，曾任陕西西安府中营千总，教习弓箭骑术，军
役期满后返回故乡杭州府。沈大成是浙江宁波人，时年32岁。20岁时习弓马，任过把总、千总等武职，去年军役期满后回乡。刘经先为浙江苏州府人，时年34岁，自祖父始三代以马医为业。6月27日，记有上述本人亲口所述简历的文书被送到长崎奉行处。陈采若还随身带来了各种箭和其它物品。29日，奉行向彭城藤治右卫门以下的唐遗事发出了善待陈采若等人的命令。7月10日，陈采若等三人便带着仆人俞天成、郭大为、李亚庆住进了长崎樱花马场的勘定屋敷，并被允许参拜寺社，观赏市容。享保十二年七月，富田又左卫门从江户来到长崎，自8月12日始，在勘定屋敷就各种问题向陈采若等人咨询。
陈采若等人与富田又左卫门的问答记录原本，今藏内阁文库，即《对语蹬录》一书，上有陈采若的印章。除此之外，内阁文库还藏有《唐马乘方闻书》、《唐马乘方补遗》、《马书》等问答书抄本，内容涉及广泛，为识马、养马、治疗马、骑射稽古等知识问答。收入长泽规矩也氏《唐话辞书类集》第四集的《唐人间书》，就是择出其中有关马体、马具等马术语，加以注释而成的别本。
这些问答和日本传统的马术有何不同，日本马术是否因三人的来航发生了某些变化乃至进步，这都是需要慎重探讨的问题。不过从这些写本末流传开来一点看，问答的内容应是保密的，因此其影响不会很大。和肯伊兹罗传入的荷兰马术具有怎样的影响力一样，这也是有待今后探讨的研究课题之一。
总之陈采若、沈大成、刘经先三人是应吉宗之命而来，又传入了弓马术和疗马法，所以亦可列入享保时期受雇的中国人之列。
中国僧人的东渡
使用受雇的中国人这一措辞也许不尽贴切，但在当时来航的中国人中，确实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僧侣群体。在江户时代，中国僧人渡海而来并就此居住在日本的例子甚多。像在长崎，有分别建于1602年(元和六年)的兴福寺(俗称南京寺)、1628年(宽永五年)的福济寺(俗称漳州寺)、1629年(宽永六年)的崇福寺(俗称福州寺)，即所谓三福寺。三福寺既是华侨的丧葬之地，也是中国僧人的居住之所。承应三年(1654年)七月五日
隐元隆崎的应邀到来，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宽文二年(1662)黄劈山万福寺开堂，黄劈宗创立。此后受万福寺和长崎三福寺住持的邀请，东渡而来的中国僧人不断增加，扩大了文化影响。如果说从室叮到江户初期的文化是临济文化，那么江户文化也可称之为黄梁文化，只是本书的叙述范围仅限于享保时期。
享保四年八月七日，道本芭亭应祟福寺住持1717年(享保二年)发出的邀请，乘船头为何定扶、丘永泰的二十七号船来航；享保六年七月十九日，船头伊心宜载来兴福寺邀请的僧人呆堂净胡；七年正月七日，船头何定扶再次载来崇福寺邀请的僧人卉木际润、大成际腥；七月二十一日，船头吴于明携来福济寺邀请的僧人道微其俨；享保八年七月十五日，十七号船头李淑若带来兴福寺邀请的憎人生庸万宗。上述记载表明，长崎三福寺均毫无例外地邀请了中国憎人来日，使人感到一种开放的气氛扑面而来。这种气氛的形成，应该说和吉宗时代的大背景不无关系。
邀谓仲棋失败
享保九年，吉宗就字治黄劈山万福寺继席发布命令；按唐国嗣法，透选道德学识兼备的隐亢嫡派子孙，先在长崎三福寺内请待，后继黄劈山虚席。享保十一年，黄荣望商及前代的呆堂为请僧人来日，分别向福州府黄劈山和杭州府福严寺、灵隐寺发出邀请函，长崎三寺也为此作了副本。给福州黄劈山的书信委托五月一日返航的一号船头柯万藏带回，给杭州二寺的书信则委托二号船头伊心宜带回。享保十二年，福州万福寺高僧仲棋回信，答复准备渡海来日。幕府对此十分重视，特意拨给万福寺银百贯，用以接待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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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享保十四年，有传闻说仲棋与其他僧人已在去年于普陀山河口被官府逮捕，柯万藏入狱，僧人遣回本山。十五年，船头郑恒鸣来航，说仲棋已于不久前去世。而十六年魏弘丹则称仲棋已得到渡海的许可，僧人们正在自宅休整待发。可是郑恒鸣再次来日时，坚持说仲棋去世绝非谎言。幕府为此进行了审议，最后认为柯万藏、魏弘丹二人玩弄诡计，所以禁止今后来航。以上记载见《长崎志》。
日本方面邀请仲棋来日的计划就这样不了了之，但中国方面的史料则为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提供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雍正帝即位之讯
1722年(享保七年)12月22日，寅二十九号李昌谋南京船驶入长崎港，第一次带来了康熙帝崩于11月l
3日，留下遗沼让第四子雍亲王即位的消息。该船12月5日驶离宁波，足见这一消息已传遍宁波。1735年(享保二十年)雍正帝崩，乾隆帝即位，因此在年代上享保和雍正大部分重合。
雍正时代的《雍正朱批渝旨》，是珍稀且记载详细的中国史料，它为日中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其主要内容反映在当时官至浙江总督的李卫的奏折之中。由于防卫候寇是浙江总督的重要职责之一，因此李卫的很多奏折都涉及到了日本。这些奏折的日期分别是：雍正六年(享保十三，1728)八月八日、十月十七日、十一月三日、十二月十一日、雍正七年(享保十四，1729)九月二十日、雍正八年(享保十五，1730)三月十日、雍正九年(享保十六，1731)，计上奏七次，年代跨度为三年。矢野仁一博士、佐伯富博士、山胁梯二郎氏曾利用李卫奏折作过精细的研究。如果说还有什么补充的话，那就是是否可将李卫奏折和日本方面的史料再作更紧密的联系?此外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何逐步正确把握李卫奏文中的关键内容，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唐马的输入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末成军器)、铜钱、缎匹、绸绢、丝棉私出境外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这是清律中有关禁止私自出海贸易的严厉规定。当然，如果这一规定真的被严格执行，对日贸易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这一律条的打击对象，实际是清朝的敌对势力，即不允许它们利用海外贸易与清朝抗争。如果是属于纯粹谋求利益的商业活动，清律也给予承认，而且展海令的实施，使这一承认显得更为宽大。但尽管如此，马匹和武器仍属严禁出口的对象。
吉宗武士出身，对弓马之术兴趣浓厚。享保三年六月他要求舶来唐马具和唐马三匹，其中唐马具委托酉十六号船头林达文载入。当年十月，林达文即以二十七号船载入中国马具。比较麻烦的是马匹的输入。享保四年二月二十日，三十一号船头伊稻吉接受了舶来马匹的命令，在领得可于当年比其它船更早入港的临时信牌后返航。但稻吉将载马东渡一事在当地引起议论，加之清朝对西部的军事行动致使马匹不足，所以稻吉迟迟不能成行。结果由其弟伊罕九持其信牌，于深夜避开唐人的视线，装马上船，东渡来航。
伊孕九
伊手九讳海，字字九，号宰野、汇川、也堂，擅长文人画，他的山水画因和日本人的情趣相投而被看重，第六章所述的带回《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也是伊字九所为，所以他的活动更符合”文化交流的范畴。但他的初次出现，却是代替其兄运送清政府禁止出口的中国马。
有关伊李九的传记难知其详，不过据可以确认的资料(尽管个别之处不尽相同)表明，他最初来航是在享保五年。这年他乘二号船离开上海，在舟山装马上船，随后继续航行。不料途中遇大风而漂流到萨摩的羽岛，二月十一日被拖入长崎港。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伊罕九领得六年丑牌回国，但第二年他并没有来航，而是由其兄伊敬心于十二月十八日持牌前来。伊敬心此后又于享保十四年乘四号船、十一年乘二十八号船二次入港，伊李九则以船客的身份乘十一年二十八号船来日，并请求给予己酉信牌。持此牌他于享保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乘二十三号船入港，次年八月二十九领癸丑牌返航。享保十八年三月五日乘七号船再度入港，到十九年十二月九日领戊午牌回国。戊午即元文三年，此年他是否来日，不详。不过长崎县立图书馆渡边文库藏有一写本，暂名为“伊李九所书船品名簿”，日期为延享四年(1747)八月，录有’81名乘船者名单，末尾有
伊字九的署名押印。这表明延享二年他曾以丑三号船船主的身份乘该船入港。此外还可知享保四年他50岁，故生于康熙三十六年(元禄十一年)，23岁时第一次来日。
李卫上奏
让我们再把话题转回到李卫身上。李卫在雍正六年八月八日上奏之际，耳中已传入了各种各样的情报，据其奏折反映：
苏州余姓商人言，据日本人说，将军在日本收留中国内地人，令其教习弓箭藤牌，并购买中国盔甲。福州百姓王应如本不精通天文战法，但在彼地却炫耀不已，最初还能以此获利，但终于在解说阵法一年后伏诛。籍贯广东、姓名不详之长鬃退休千总，在日本每年得金数干，造战船二百余艘传习水军之法。钟勤天、沈顺昌本是长期从事贸易的商人，但钟却携带杭州武举人张灿若赴日，张在日本教习弓箭，每年得银千两。沈顺昌则将苏州宋姓兽医带往日本，宋在彼地行医治马。商人费赞侯曾推荐绍兴退职官吏在彼地讲解律例，只是因其不懂才又带回。钟、沈、费三人现仍从事对日贸易，每年自被地载铜而归。张灿若本名张恒晖，家居杭州，雍正年间中第五名武举人。此人一向为人狡诈，外出已年余，至今末归。其父张彬如曾服过兵役，原为弓箭教师。当派人当面查询时，其父面露吃惊之色。张灿若形迹颇为可疑，只是不知其以后去向。
在此可以完全肯定，张灿若确实是由钟勤天带往日本的。由于这些消息无不与军事有关，因此自然引起了李卫的戒备与紧张。除此之外，这些消息也证实了第七章所述的孙辅斋乘费赞侯船来日，接受和译《大清会典》咨询的事实。孙辅斋领取信牌后为携孙仕隆来航而回国，从中也可窥见一二。
俞孝行和朱来章
据李卫十月十七日的奏文反映，调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首先是八月八日奏文提到的余姓商人，经确认名为俞孝行。日本方面的资料没有关于俞孝行的记载，来日本的俞姓船头除俞枚吉外别无他人，因此俞孝行也许是俞枚吉的字或号。其次是在这一阶段，李卫得到了发现重要人物的报告，这一重要人物就是朱来章。李卫闻讯后佯称有病，让身为医师的朱来章来官府为他治疗。随后他和颜悦色地反复向朱来章晓以是非大义、国法利害，结果朱来章大受感动而吐露实情，将日本的位置、长崎奉行、山城之郭、“土库”唐人屋敷等逐一作了交代。又述自己因治愈了长崎奉行的疾病，所以被允许居住在庸人屋敷之外，并在返航时领得信牌。当时长崎奉行还通过通事向自己转达了载来弓箭教师的要求。以后因对方需要黄牡丹和宽二尺紫檀木而载来一株壮丹，结果牡丹花开后为紫色，致使夷人大怒，下令载原货返航，对此海关和口岸出入处均可作证。自己虽“贸易多年，家渐丰盈”，但此次却损失了数以万计的资本。这以后便不再航海，只是将少量货物委托给他船交易，以此糊口。从朱来章的述词可见，其兄朱佩章承舶来骑射者和马医之命而归，复因沈大成等人未及时到来而被勒令就此返回的情节，他只字未露，取而代之的却是牡丹的谎言。此后．李卫交给朱来章银500两，又给秘密从苏州叫来的俞孝行银200两，令其购买夷人喜好的食物，装船东渡，探听详细情报。又令朱来章入港后，向居住在土库的唐人搜集情报。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一月，李卫上奏云，据朱来章供述，其曾携500册书籍东渡。这和我们前面所述的事实一致。李卫复云，派出的朱来章、俞孝行返航后，即可获知实情。次年雍正七年九月二十日李卫奏文云，本月六日在自宅和朱来章见面，听取了他的汇报，俞孝行已于八月十二日返回浙江。上述时间表明，朱来章和俞孝行奉李卫之命东渡，是在享保十三年十一月三日后至享保十四年九月六日前。
间谍船
正德新令实施时，俞枚吉因不在长崎而末领到信牌，因此享保二年以船客身份乘三十号船前来。得新牌后于享保四年乘二十九号船入港，返航时领得五年子牌，但以后不知何故改由费怀湘代理。费怀湘于享保六年乘一号船入港，当时恰好有8名船头因违禁而被收回信牌，费怀湘也是其中之一，结果俞枚吉失去信牌。享保七年他又以三十三号沈若园船船客身份来日，再次申请领取信牌。日本方面因咎在费氏，枚吉无罪而同意发给信脾，可是俞枚吉又将此牌转让给外甥陈宗远。这年适逢风暴频起，很多船都遇难破损，陈宗远也杏元音信。再度失去信牌的俞枚吉于享保十一年乘八号船前来，献上人参苗及其它御用之物，因此得到了作为奖励而发给的一次性退罗信牌。享保二年他持此牌乘二号船东渡，二月十七日入港，同年七月二十一日返航。关于此船，《唐船进港回掉录》注有“朱双玉厦门额内一次领庚戌牌”一行文字，表明乘此船的某人手中持有以朱双玉名义发给的信牌。如前所述，朱双玉与朱来章同族，因此不可排除持此牌者是朱来章的可能。再从刚才推定的期限看，在正常的航海情况下，俞枚吉(即俞孝行)如是七月二十一日出港，则完全有可能于八月十二日返回浙江。由此可以确定，享保十四年的二号暹罗船，就是李卫派往日本探听情报的间谍船。俞枚吉因代理船头的失败和商船遇难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所以极有可能是从李卫那里领得部分资金以作为间谍船的费用。另外也可看出利用朱双玉信牌启程回国的朱来章堪称精明过人。不过据李卫奏文反映，朱来章此次赴日未能离开土库外出行医，原因是倭人已对他抱有极大的怀疑。其实朱来章的被怀疑可能是缘起于朱佩章未能如约带来骑射手和马医一事，但李卫并不知道此事。此外还有情报报告，朱来章在参拜唐寺时，曾借福建憎人全岩之力窥测萨摩辖内的区域。清政府以防御侯寇为重点的用心，由此可窥一斑。正确情报的传人
雍正六年十一月三日李卫上奏云，柯万藏受福建商人魏德卿之托，拟私携憎侣前往日本。此一计划目前已被察觉，十月十八日已派部下王国材、李成基等将柯万藏、僧人壁峰等九人逮捕归案。享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柯万藏在长崎接受了长崎黄劈给福州黄粱的信，于次年九月十八日携复信乘三十一号船入港，十四年三月二十日领一次性逼罗牌离港。这表明他乘三十一号船带来了福州黄劈的复函，随后为载来僧人而又特别得到了信牌。从持该牌离港到十月十八日被捕，从天数上看也是合理的。
李卫十一月三日的上奏还提到，鉴于钟勤天久滞东洋不归，故于各港口下令通缉；令张灿若之父张彬如给张灿若写信，令其刺探日本情报，以赎死罪。他还提议，择商人中身份高、家境优裕者任总商，实行贸易监督管理制。
李卫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的上奏已逐步揭开了事情的真相。钟勤天和费赞侯分别承认了带领张恒晖(陈若采)、周歧来东渡日本的事实。周歧来也供述，日本方面很想了解天朝(清朝)的情况和新消息，很需要这方面的书籍。此外郑大成也供述，其弟郑大威曾载象和驯象者东渡日本，其中一头象至今仍在长崎。又据钟勤天等人供述，杨瘪斋曾带秀才孙太源、沈登伟赴彼地讲习大清律例和中原律例，至今末归浙江；福建商人陈良选则带广东人沈大成、实为杨姓者赴被地讲解阵法。
正如前文所述，享保十二年陈良选化名陈大成，以二十一号船胁船头的身份送陈大成出海。该船于十三年二月四日离开长崎，而李卫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奏文述该船尚未返回。由此看来，陈良选这一化名使他成功地避开了李卫张开的捕网。后文将述的郭亨统也属于这种情况。
新对策
在这份奏折中，李卫几乎已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指出：从安南运去大象，完全是为了满足夷人(日本人)的好利之心。夷人因此在商船回掉之际，指明要求带来违禁人物，如不带来，便实行令商船载原货返航的处分。商人们为了得到信牌，贪图贸易之利，便一再从命行事。对此若不严厉取缔，以后必将不可收拾。因
此应自福建、浙江选出李君泽等八人任总商，分省严加管理，相互·监督，使您意运送禁物的行为绝迹。经与江南督抚范时绎、尹继善商量，召来洋商，选出殷实干练之八名商人任总商，由其负责检查航海商人的装载货物。如发现违禁物品和人物，即刻向官府报告，怠者连坐。总商问也应互相监督，以避奸弊。
总商的代表称总商头，最初由李君泽担任，此人之名又见雍正“八年三月十日李卫的上奏。奏文云，李君泽派出的郑恒鸣已经归来，并带回了长崎奉行通过通事给李君泽的信。信中说，允许中国奸商舶入禁品、人物及僧侣，实属失误。据说中国方面已将奸商逮捕，并承中国皇帝之思末加咎于日本，对此表示感谢。矢野仁一博士认为，这是李君泽、郑恒鸣编造出来的内容。但我认为关于郑恒鸣也有不可否定的一面，这就是前文已提到的万福寺邀请憎侣仲棋一事。享保十五年(雍正六年)郑恒鸣带来了仲棋去世的消息，次年又针对魏弘丹称仲棋仍在人世的说法，重申仲棋已经去世，从而使幕府最终停止了邀请仲棋的计划，并视柯万藏、魏弘丹为奸商加以惩罚，这些都是事实所在。《长崎志》未载郑恒呜所携书信一事，也许是出于什么隐讳的内情。总之在寻找到日本方面有关李君泽、郑恒呜的资料之前，应先将这一问题存疑，不可轻易地加以肯定或否定。另据《唐船进港回掉录》载，郑恒鸣享保十四年持郑大典牌乘七号船入港。郑大典、郑大威、郑大山很有可能是同族兄弟，郑恒呜亦有可能是同族之人，因此李君泽和郑氏的关系也是令人注意的一个问题。
取缔的结果
据李卫雍正八年上奏反映，经总商和浙江总督李卫商议，对日本所需的《太平圣惠芳》和《顾氏勾股全书》二书不作限制，中国商人如私自运出，可不作处理，雍正皇帝对此表示‘许可。可是李卫四月十五日的奏文却提出了严厉的禁止措施，即李卫将李君泽召至官府，令其慎重地履行手续，医药等书籍如未经过亲自检查不许装船出海。这一禁措施的结果，明显地体现在历年新舶来书籍的数字对比之中。即：享保十年(雍正三年)195部，享保十一年(雍正四年)306部，享保十二年(雍正五年)170部，享保十三年(雍正六年)58部，享保十四年(雍正七年)6部，享保十五年(雍正八年)14部，享保十六年(雍正九年)84部。从中可见，在李卫就与日本相关事项上奏的雍正六、七、八三年内，新舶入的书籍呈剧减的趋势。
又据李卫雍正九年六月十九日的奏文载，五月四日乍浦游击柳进忠已将遵李卫之令回国的张恒晖(即陈采若)、刘经先、孙太源、沈登伟等人押解到案，受到了李卫的审讯。其中孙太源原系商人，带沈登伟出洋在彼，事实清楚。勿须赘言，这里的孙太源和沈登伟就是孙辅斋和沈燮庵。经审核，孙太源、沈登伟、刘经先三人并无特别作奸之事，故交与原籍地方官发落，由总商邻族出具保结，今后永远不许再行出海。这就是沈塑底虽持有当年可再度入港的信牌，但却最终未能成行的原因所在。孙辅斋自然也被禁止出海，不过由于他善于钻营，使得陈金石、周歧兴二人于享保十七年以代理人的身份持其信牌乘二十二号船入港。
或许是这以后永远禁止出海的处罚得以解禁，抑或是享保十八年(雍正十一年)李卫转任直隶总督后政策有所宽缓，正如前文所述，享保二十一年二人得以再次东渡。
严厉的取缔政策，使享保时期受雇的中国人和将军家的御用唐商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