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情报
欲述诸笔端的还有许多内容。本书的叙述范围目前主要集中在正德、享保时期，其它时期尚未涉及，另外对日清贸易也还着墨不多。江户时代的后半期逸话迭出，但我想还是容待下一次机会吧。
从书籍展开话题的我，仍准备以书籍作结。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它不仅使中国历史处于一个大的转换时期，也对东南亚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幕府的执政者当年正是通过荷兰船长提出的特殊情报，获知了鸦片战争的消息。
1842年鸦片战争之际，清军与英军在浙江方面展开激战，结果清军失败。魏源感愤于此，同时也意识到必须正确认识西方物质文明的实力，于是撰写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圣武记》的卷11至卷14，批判了旧式儒者对近代西方各国的错误认识和执政者的军事政治，提出了为富国强兵而再建军事力量，振兴财政的主张。《海国图志》则在介绍世界地理的基础上，建议学习西方的一技之长。那么这两部在当时中国具有警世之用的书籍是如何传入日本的呢?
《圣武记》 《圣武记》刊行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1844年即由弘化元年辰四、五、六、七号船中的某船携来日本。当时此书只带来1部，支付给唐人银25匆，然后被老中阿部伊势购去。第二年巳三号船又带来1部，为老中牧野备前守忠雅所得，故此书应在弘化三年四月送到江户。此年午二号船又载来2部。该船在1847年(弘化四年)正月开始招商，但《圣武记》二部经“御役人调查”，未通过招商而被青山下野守忠良、户田山城守忠温买去。至此，舶来的4部《圣武记》均为4名老中所得。1848年(嘉永元年)又载入8部，经招商后全部在国内售出。从这年开始，此书的价格上涨到35欠。1850年(嘉永三年54月，由尾张的鸳津监(毅堂)校订的《圣武记采要》3册出版，并翻刻了城守篇、水守篇、防苗篇、军政篇、军储篇。这年正是《圣武记》在中国出版的第八年，第一次舶来的第六年，在日本公开出售的第四年。同年，斋藤拙堂的《圣武记附录》收录了《圣武记》卷11至14，添川宽平的《他山之石》收录了卷l至卷2。与此同时，《圣武记》得益于近代活字印刷技术的发展，开始在日本印行。其后此书仍有少量输入，但在嘉永二年后半年价格就已上涨到银40目。到1859年(安政六年)6月25日招商时，则以160欠3分的价格为屋启太郎购去。
增田涉先生的遗著《西学东渐和中国事情》指出，从佐久问象山、吉田松阴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对他们的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二人所读的《圣武记》不是原本，而是和刻本，特别是松阴的读本系借自平户的叶山佐内，名《圣武记附录》。我国和刻本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由此可窥一斑。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出版于1842年。首次向日本舶入此书的是1851年(嘉永四年)的亥二号船。该船的书籍底帐可能作成于嘉水五年五月，在新舶来一项下，注有“三部各六套，价值一百三十目”的字样。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底帐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此项内有御禁制文句，向井外记为此向御役所报告，御所令全部交出。向井外记于子十一月十八日告知商人，并将信函附于帐籍之上。
向井外记即当时的书物改役向井兼哲，他按照惯例对此年舶来的书籍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其中有属于禁止范围的西洋内容，于是便向奉行所报告，等候处理。奉行所命令将此书全部交来，由奉行所保管。因此向井外记向商人们发出信函，告知此书已无现货。为准备向江户报告，兼哲还就此书写出了提要书。据该船书籍底帐记载，这三部书中的二部分别为御文库、学问所御用，另一部被老中牧野备前守买去。
此后嘉永五年二号船又载来l部，但因“会所需要”而留在长崎会所。在嘉永七年九月寅一号船陶梅名下的货物中，又舶来此书12部，但注云“其中七部除外，剩五部”，另有姚洪也带来3部，陶梅的5部和姚洪的3部最后被招商。因此所谓“除外”的7部，肯定是和幕府相关的订购书籍。当时此书的价格是l部180目，但据安政六年的招商记录可知，本屋启太郎以l部436欠的价格购入此书。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对此书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和刻《海国图志》
当我初次调查书籍底帐，浏览新舶来《海国图志》记事部分的资料时，不禁感慨系之。此书在长崎书物改役的眼中尚属禁书，但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这种观念的转换，恰好反映了决策者与在下位者对时局认识的差异。书籍底帐固然是商品底帐，有帐在手交易起来自然得心应手。但书籍底帐同时又是时代的镜子，通过一册帐籍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时代信息。嘉永五年的书籍底帐就具有这样的作用。
嘉永七年，由山县教授江户盐谷世弘训点、津九箕作库西注释西语音的《海国图志》之《筹海编》2册和《墨利加州》2册出版。《筹海编》刻于嘉永七年甲寅七月，有须原屋伊八等人的刊记；《墨利加州》有嘉永七年甲寅四月出云寺文太郎等人的刊记，二本均附盐谷世弘六月之序b因此后者也应刊行于七月。世弘在序文之初谈到了读《圣武记》后的感想，随后他记道：
此书初由清商舶来，左卫门尉川路君获之，谓有用之书，命即刻翻印。因原刻本不甚精良，伪字颇多，故令吾校之。津山箕作库西在其行间注土地物品之洋音。
据此可知，川路圣漠是促成此书出版的始作桶者。
又《筹海编》第一页载“道光己酉夏，古微堂重订”，魏源叙最后也记，“原刻仅五十卷，今增补为六十卷，道光二十七载刻于扬州”。从这些记载看，输入日本的并不是初版本，而是重订的60卷本。盐谷、箕作二人此后又在安政二年八月出版了《俄罗斯国部》2册，安政三年八月出版了《英吉利国部》3册。另还有《普鲁庄国部》1册，出版年代不明。安政四年则出版了赖三树三郎的《印度国部》。
总之，1847年刊行的《海国图志》于1851年传入长崎，1852年送到江户，1854年部分和刻。在此期间，美国特使佩里于1853年来到浦贺，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墨加利州》的和刻。也正是在书籍的传入和和刻之间，幕府的危机开始不露声色地凸现在人介1面前。《乍浦集咏》
除《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外，还有一部不可忽视的书籍，这就是《乍浦集咏》。乍浦位于浙江省平湖县，既是宁波船的出港地，也是对日贸易的重要基地。《乍浦集咏》系乍浦人沈箔(实甫)编集乍浦籍人士诗作而成。凡16卷4册。该诗集所收虽非名人诗作，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出版物，在中国基本没有传本。
鸦片战争中的乍浦之地，在英军的攻击下，雍正七年以来设置的杭州府江宁满兵两营被攻陷，乍浦水师副都统水喜、署乍浦海防周知韦逢申等众多守备将士接连战死；百姓中上至73岁的老姬，下到十几岁的少女，纷纷为守节而跳水自尽，战祸惨烈。金全胜号就是在此时焚于战火。《乍浦集咏》收录的诗作，正是反映了作者对壬寅年乍浦殉难者的悲痛，对英军的愤慨。此书出版于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四年，即1846年(道光二十六)4月，同年由午四号船载入日本24部。据翌年弘化四年八月的书籍底帐，其中lo部作为新舶来书籍处理，分别由御文库、学问所、阿部伊势守、牧野备前守、本庄安艺寺、本多越中守、酒井右京亮收藏。经调查昌平扳学问所本发现，该本入藏于嘉永二年己酉(土849)，即此书出版后的第三年，而且此年还有《乍浦集咏抄》4卷2册和刻本出版，另还有小野湖山的抄本问世。在江户时代，这可能是舶来汉籍并刊出和刻本速度最快的一例。它表明当时的日本对鸦片战争和东南亚形势，并非持一种漠然无视的态度在一旁静观。
舶来《乍浦集咏》的另一层意义
《乍浦集咏》的传入，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这就是此书虽然是纯粹的地方出版物，在中国也没有传本，但在日本却产生了抄刻本。如果一定认为在此书的出版及舶来之年，乍浦人士对过去发生的一切仍怒不可遏，日本方面对时局的关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此书的撰写出版与传入才能以极快的速度进行，这未免有些牵强附会；程涧南和沈敬胆携来禁书时，曾述因无暇核对内容而“比照书肆现有之书载入”，因此有必要对其述词加以严格的审查。但他们的述词还直接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其商船的载货出港地，就是书籍的出版地。这一事实如果能够成立，那么《乍浦集咏》的舶入，对第四章所述的长崎和出版业发达的江浙地区联系紧密，从江浙地区传入书籍较中国西部地区更为便利的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证明。
从天主教徒到新教徒
1858年日本开港后，伴随着长崎书物改役的寿终正寝，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探求与关心越来越强烈，对重要知识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所需求的知识通过什么方式提供呢?对此，增田涉先生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事情》一书作了很好的解答，特别是其中的日中文化关系史一章，尤为精要。
此章的要旨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外侮，有识之士为反省国家的自身缺点，通过汉译的西方学术及文化著作，从思想上寻求变革国家性质的途径。这些在中国出版的汉文“西学”书籍传入我国后，被训点、翻刻出版，为幕末明治的体制改革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同书第四页)。这些书籍，就是幕末明治初期的唐船舶来书籍。
这里面有许多有趣的话题。首先是致力于这些“西学”书籍翻译的，是自清末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对基督教解禁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传教士，尤其是新教传教士。这不禁又使我们联想起于明末来到中国致力于西方文明传播的天主教传教士和他的著作。在增田涉先生的著作中，我还发现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交替翻译“西学”著作的例子，而且这些著作在我国均属禁书之列。这就是继明’
万历年间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欧儿里德的《几何原本》后，1847年来到上海的伟列亚力(A1exander
W8lie)和李善兰共同完成了此书的翻译。利玛窦译出了此书拉丁文本的1至6卷，伟列译出了英文本的7至15卷。1865年，曾国藩在南京出版了《几何原本》。
《万国公法》
在增田涉先生列出的书籍中，我尤其注意到了《万国公法》这部书。1850年美国传教士丁题良（D．A．P．Msrtin)来到中国，执教于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后任校长。《万国公法》即由其汉译美国学者惠顿(Wheaton)的《国际法原理》一书而成，有1864年(同治三年)的“京都祟实馆存板”本。1865年i庆应元年)幕府开成所训点此书，加以人名、地名读音后翻刻出版(同书第四页)。此后《万国公法》的译本、注本在日本接连出现，反映了幕末明治初期的人们对国际法的急迫需求。《万国公法》也因此成为经典之作，明治三年还被列为大学的规定课程之一，各地的学校都以此书为教科书和参考书(同书第五——六页)。
诚如增田涉先生所述，汉译“西书”确实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尤令我感兴趣的是，明治三年(1870)的《新律纲领》和明治六年(1873)的《改定律例》，系参酌大宝律、明律、及清律修订而成，以此与《万国公法》相比，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明治政权消灭江户幕府后，依据太政官制构造其政府组织，在法律上也完全扬弃幕府之法，除律令制外别无所循。然而江户时代的明律研究，除部分吸收藩法外，实际主要是知的研究，其范围并末超出法律解释的界限，即所谓为研究的研究。因此当幕府灭亡后，它仍能完整具体地延伸到明治初期。在中国自唐律以后，明清律便作为中国的正统之律作用于中国社会，但它为了适应实际需要，有时也会加以取舍和调整。而日本法律自武家法出现后（武家法：幕府统治时期(1192——1868)制定的法律。武家法的主要精神是，通过确立各种制度，现固和加强幕府与下级武士问的主从关系。武家法典中最早、最著名者，为1232年颁布的《构成败式目》(又称《永贞式目》)；最完备者，为1742年仿照中国明律制定的《公事方御定书》。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了资产阶级法律制度，武家法消亡。——译注），基本上没有变革和发展。由于江户时代的明清律研究并未超出观念性研究的领域，所以在幕府灭亡后，它便成为明治新政府唯一能够遵循的法律体系。遗憾的是在中国的律令法系中，国际法并无一席之地，这样就促使中国和日本都视《万国公法》为必需的法典。我想，这就是明治初期重视《万国公法》的背景所在吧。
对江户时代汉学的评价
西方文化通过汉译“西书”传入日本，反之又为江户时代汉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日本的知识阶层不正是在获得汉学常识的基础上，才推进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的吗?明治人是汉文人，这是明治时一个流行而又普遍的认识。但江户时代的汉学对日本近代化的作用，反之也因它的普遍性而被人们疏忽，失诸历史记载。
在研究江户时代的日中关系后，我总觉得无视江户幕府的功绩，必定视江户幕府为恶者的看法是否有重新修正的必要。假如历史也有禁区，假如明治维新是经首先购入《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的人们，例如公武合体派（武合体派：江户时代末期，主张朝廷(公)和幕府(武)联合起来，共同处理内政外交事务的派别，代表人物为老中安藤信正。1862年(文久二年)，皇妹和宫与将军德川家茂结婚，即为公武合体派主张的具体实施。但此后诸侯和上级藩士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力图加强本藩的力量，彼此很难一致，以至公武合体派的主张最终未能成为有效的治国之策。——译注）之手实施的，其走向也许会迥然不同。我们所掌握的日本史常识，也许是在无批判地接受萨长史观的状．态下形成的，因此依旧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我之所以要追求探寻历史的真相，盖缘于此。
一言以蔽之，对江户时代的日中关系，我们能否打破一些头脑中积淀已久的固有知识，正本清源呢?如果本书能起到这点作用，也就具有了它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