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传人
佛教在六世纪传入日本(佛教正式自当时和日本有关系的三个朝鲜半岛国家之一的百济传入日本的传统时间为公元五三八年。)当时的日本人觉得诸神不仅是人类的保护者和赐福者，而且在对人类的祈祷和礼拜感到不满时有邪恶和怨仇的力量，会摧残和损毁人类。而外来的神，佛陀， 则和日本的神截然不同，给人们带来的是仁慈和得救的福音。 日本的知识分子以敬畏而喜悦的复杂感情欢迎这一外来的教义。但是一般平民并没有看到佛教的宗教行为和他们原来信奉的魔法与崇拜自然之间有什么不同， 因此当他们到神庙中去求他们的神息怒时，其心情和他们拜佛诵经求保佑时一样。当时有一位人物真正了解佛教的真话，把佛教视为使人类从尘世的“幻像”中解脱出来的宗教，而不是一种解除灾难的咒术的信仰。这位人物就是圣德太子。现在有一种未能具体证实的传统看法，认为当时贵族之间对佛教应该采纳还是拒绝，颇有争执。
在佛教传入日本的这一时期中，大和皇国正在从一个由许多势力强大的部族构成的权力结构进化成为一个中央政府。宫廷决定利用佛教作政治工具，加上圣德太子热心采纳和支持这一新宗教，这使它能在新的环境中获得很大的成功。于是，佛教能在那时使日本文化在建筑、雕刻、绘画以及装饰艺术等方面取得一些最辉煌的成就． 这种种努力得到有力的大和宫庭的支持，为的是要给人民深刻的印象以扩大政府的势力。
佛教文化
佛教传入一直到按照大化革新(公元六四五年)建立中央政府的大约一个世纪称为飞鸟时期。这是吸收外来的佛教文化的时代，这种吸收是通过研究中国译的佛经以及朝鲜从中国学到的雕刻艺术而实现的。 日本所接触的中国和朝鲜文化包涵着从印度以及更西方的国家的文化影响， 因此飞鸟文化可以说是从整个东方的文化遗产中得来的。现在佛教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发挥全部社会机能了，佛寺往往只限于进行祭亡或纪念仪节。可是在大和皇朝，佛寺是统治阶级的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因此也成了一种新文化的中心。朱红漆的柱子，有华丽的屋檐(被称为“斗拱”)的大陆形式的辉煌建筑，用“乾漆”，或者装金箔的青铜雕制成的佛像，色彩触目的宗教绘画——诸如此类的大陆艺术深深打动了日本人的美的感受；这种感受充分表现在根本上起源于固有而特别的日本精神的艺术成就之中。
佛寺的建筑形成日本建筑中新的文化的开端。它和平民住的简陋的茅舍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可以确定早年而作为飞鸟时代遗留的建筑物己不很存在。我们对当时寺院的概念是从被保存下来的建筑图中获得的。这种图样说明当时流行的有两种类型， 四天王寺型及法隆寺型。法隆寺的建筑或许最足以显示飞鸟文化的性质。法隆寺原来的建筑虽然在七世纪初建成而在公元六七o年被火灾毁坏；但我们今天仍可看到重建的寺院，也是同一世纪末期建成的，这些寺院饭映了飞鸟建筑的建造方法的鲜明特点。
法隆寺中还保存着很多从飞鸟时代传下来的佛教雕刻像。主要的有释迦三尊(释迎摩尼和两位侍从)，是公元六二三年鞍作部之首止利制作的，放在金堂(主堂)中，还有放在梦殿中的观音像。释珈三尊是为了纪念圣德太子而建立的，释迎的容貌据说在散发一种“古典的微笑”，而其外袍随风吹起一角，使全身具有三角型的结构。释迎三尊的艺术象征主义，清楚地反映了飞鸟时代雕刻艺术的特点，而飞鸟雕刻反映的正是北魏时代后期中国雕刻那种严格而组织严密的技术。
法隆寺中的百济观音雕像是飞鸟文化的另一个例子。这观音像和释迦三尊像对照，给人以更为温和文雅的印象。它应用的技术和释迦三尊的创作者止利所用的不同，说明当时有不属于止利一派的艺术家存在。他们的技术似乎起源于六世纪后期中国北周及北齐的大师们。
飞乌时代的很多艺术家是在中国或者朝鲜出生后定居日本的、或者是这类人的后代。他们在心理上和社会态度上完全同化十日4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尽管他们曾学习过中国或者朝鲜的典范，但他们的作品明显是有日本风格的。
佛教文化的昌盛
大化革新(公元六四五年)中，宫廷放逐了控制朝政的一个强大部族联合体一苏我家族，清除了王朝不稳的根源，并采用唐代中国方式，制定了法律制度，成立了中央政府。在日本艺术史上，从大化革新到公元七一零年建都奈良的时期，称为白凤时代。由于佛教仍在政府的保护之下继续昌盛，这一时代的文化倾向主要还是佛教式的。
在白风时代，日本开始和唐代中国正式进行交流，不时派使节前往大陆。这样和大陆的接触增加，这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的形成有很大贡献。例如，在白风时代的雕刻中可以看到隋朝和初唐中国的影响很大。最足以代表这一时代艺术作品的应推兴福寺的铜佛头。它那美妙的儿童似的表情，特别是在双眼中所流露的美，是举世闻名的。白凤文化反映了统治阶级在建立了新的立法制度之后充满了信心。这一时代的文化洋溢着健康而肯定的活力，不仅见于艺术之中，也可见于当时的文学作品之中，例如，万叶集，就是高度反映了艺术性和优雅性的诗集。
这一时代中，建造佛寺和建立佛像的热忱，从国都流传到全国各地，而各地艺术家们在自己制造的金箔佛像上增加了强烈的地方色彩。这可以证明当时佛教文化业已遍及全国各地。最有力说明白风时代文化的高度发达的艺术作品该数法隆寺金堂的壁画。这些绘画于一九四九年遭大火毁坏，实在是十分不幸之事，因为画家虽然受到来自印度的技术影响，但该画仍具有出色的创造性。这一损失特别令人感到遗憾，其原因是这一无法重获的文化遗非常清楚地显示出传统的日本本国文化和各外来文化如何协调融合成为日本艺术中一种独特的品质
古典文化的特征
圣武天皇统治下的天平时代从公元七一O年在奈良建都时起到公元七九四年迁都京都时止。在政府积极吸收中国和朝鲜文化的政策之下，国家的发展有一定的方向，当时的日本文化反映出国势盛以及影响日本的各国高度发展的文化水平。随着宫廷对佛教的热忱不断增长，显赫的宗教势力移入新国都奈良。这一时期中建造的巨大寺院和宗教建筑物，标志着佛文化在日本的发展达到了顶点。圣武天皇在位时大力推行提倡佛的政策，颁令全国各地要建立地方(国)寺院，即国分寺，并下在奈良建造国分寺的总寺，即规模宏伟的东大寺，以安放巨大的大佛。当时统治阶级对佛教事物的热心，今天我们可以说达到了发疯的程度。
这一时代的艺术成就到今天仍为艺术爱好者热情赞赏。一般认为天平时代艺术家们所以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不仅是由于他们有精益求精的决心，，同时也由于他们富于当时普遍存在的宗教热忱。但是，吸收大陆文化并不意味同时附带接受这类文化产品的源，即哲学思想和社会基本结构模式。同样，外来文化结果并有使日本人的生活和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也没有完全压倒传统的日本文化。发展形成的其实是两类文化的共存。土生的日本文化的不移之力可以在前面提到的万叶集中见到。这本共收了四千四百首诗的巨集的作者自贵族到平民都有。诗集中有许多证明日本人的健康心理和旺盛活力的诗。这样的特质，无疑地为天平文化带来了威严和力量。
中国唐代的文化综合了东方不同的文化， 使它具有世界性和异国气息的性质。唐代艺术的特征之一是它那高度装饰性的趋势，在日本的美学感受中觉得过于修饰， 浅薄和缺乏内在的幽雅和高贵。日本人民的审美趋向可见于诸如圣林寺的观音像， 东大寺的法华堂的日光及月光雕像等艺术作品之中。这些作品通过那种恬静和高度精神的素质，传达了日本独特的和谐之感。
天平时代的艺术真正可以称为日本古典艺术的结晶。这一时代的佛教建筑物，现存者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东大寺的法华堂和唐招提寺的金堂。做得相当多的佛像中突出的是泥或者“乾漆”（麻布层层黏合后在上面涂以漆料)制成的佛像。这一时代的主要代表作品中有药师寺供奉的药师三尊， 兴福寺的八天尊和十大弟子像，以及东大寺法华堂供奉的不空罗索观音。这许多像都给人以充满青春活力的印象，其讲究真实的风格令人注目。但是，天平时代末期的特征却显示了对感受和有约制的优雅特别偏爱，这种特质和白凤时代的雕塑所表现的宏伟和活力成了鲜明对比，其结果减弱了早期作品中所表达的那种威武逼人的力量。正在这时， 日本的佛教艺术因为中国的鉴真和尚来访而得到新的动力。在鉴真建造的唐招提寺中，有很多木雕像，据说是和鉴真同来的中国艺术家们的作品。这些作品对后来的贞观型雕塑有很强大的影响。
在奈良御库正仓院中保存着许多据说是圣武天皇日常生活中伎用的物品， 对了解天平时代的艺术和当时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很有帮助。这些手工制品中有些是来自中国的，但有很多则显然是模仿中国制品在日本制成的， 这也足以说明日本统治阶级对中国文化如何向往。同时，这些制品的精巧工艺，有力地说明了日本艺术家已经获得很高的技艺，也说明了当时的贵族过着水平很高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