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村益次郎，明治时代官吏，1824—1869年在世。
大村因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开始学习医学和兰学。后来又到大坂跟绪方洪用学兰学，因成绩优秀，受到老师的器重，成为适适斋塾的塾头(班长)。1850年回乡，一面行医一面学习外国兵法，翻译了不少荷兰兵法书，掌握了一些近代兵法知识。1853年大村接受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的聘请，翻译兵法书，教授西方兵法，同时还设计建造炮台和战船。大村在宇和岛藩任职的七年内，曾两次去长崎游学，学了不少军事知识和制造武器的技术。
1856年在宇和岛的江户藩邸值勤时，在江户开设“坞居堂”，教授荷兰语、军事学和医学，学生有数十人。1857年在幕府的讲武所供职，教授军事学和翻译兵书。
1865年初，倒幕派取得长州藩的政权后，大村立即被任命为军制总督，着手军制改革。首先废除了旧藩兵的“八组制度”，即解散以八家最高家族为统帅的八个部队，同时把大家族的家兵从其主人(包括藩主)手中调出来，把他们编成一支新式军队。大村还从外国购进许多新式武器，更新军队装备，加强训练，大大提高了长州藩军的战斗力，使长州藩军在其后武力讨幕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1869年8月政府设立兵部省，大村被任命为兵部大辅(相当于副部长)。其后积极创建日本近代军制，提出了改革方案。其中在军制建设方面，主张全国军队要实行统一军制，即实现军制近代化，采用法国军制。在培养人才方面，主张培养具有科学技术的军事人才，建立军事学校，以适应军队近代化的需要。在制造武器方面，建议扩大兵工厂。大村的改革方案大部分校实施，如在京都河东建立了法式操练所，在东京筑地和大阪分别建立了海军操练所和兵学寮，在大胶建立了兵工厂，在宇治建立了火药制造厂等。大村为日本军制近代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后世人称为“军制之父”。
大村益次郎积极改革兵制，努力建设一支近代化的军队，遭到反动士族的反对。特别是他的征兵论，取消武士在军事上享有的种种特权，实行近代征兵制，建立一支包括一般平民的国民军。这就强烈刺激了对明治政府欧化政策怀着不安的武士。他们把被剥夺特权的怨恨集中在大村益次郎一人身上，一部分士族过激派计划暗杀他。
明治二年(1869)7月下旬，大村为视察京阪地方的军事设施，离开东京。为防备士族过激派突然袭击，他不走东海道，绕道木曾路，这样总算平安抵达京都。在京都。他住在木屋叮二条下的长州藩备用住宅。连日来视察京都、大胶的军事设施，忙个不停。但大村没有麻痹大意，放松警惕。即使如此，他还不能逃避土族过激派的凶刀。
9月4日傍晚，大村在宿舍二楼的一间房子里，与洋学教授安达幸之助、大队司令静间彦太郎围着汤豆腐锅喝酒。
晚上6点左右，楼下有人来造访，大村的男仆山田善次部下楼接待。原来有两名自称是长州藩士的武士要求见大村。竞没有想到他们是士族过激派打发来行刺大村的刺客。
他们跟着男仆上楼，冷不防在背后对男仆砍了一大刀，当场倒在血泊中死了。紧接着刺客的大刀又向大村砍去，立即前额划破，右腿受了重伤，伤处长四寸，深一寸五分，倒在后面的隔扇(木格上用纸糊的拉门)下。
与此同时，行灯(方形纸罩座灯)熄灭了，室内一片漆黑。同座的安达幸之助一边喊有歹徒，一边跳下鸭川的河滩。刺客把安达误认为大村益次郎，急忙追上去。安达拼命逃跑，不料前面有一名刺客埋伏在那里。结果安达在前后夹攻下被杀死。刺客确信安达是大村，以为大功告成，扬长而去。
九死一生的大村摸黑逃人楼下的浴室，躲在装满水的澡桶里，等待救援。
后来大村请附近的医生新宫原民治疗，因伤势很重，转入大阪铃木町的医院。由大吸府医院聘请的兰医(西医)鲍德温和旧师绪方洪庵的次子惟准治疗。与大村有交情的西博尔德(德国医学家)的女儿楠木稻也从关东赶来，替大村医治创伤。
然而治疗并不令人满意，两个月以后的11月5日死亡。享年46岁。据说当初鲍德温诊断需要立即进行切腿手术，但按内部规定，高级官吏的手术必须救许(天皇批准)，因而耽误了时间。
遗体由其夫人琴子迎回故乡埋葬，墓在山口市铸钱司村田中山。因动手术而切下来的右腿，根据大村的遗言葬在大阪龙海禅寺里的绪方洪庵的墓旁，现在还被叫做“足坟”。
明治二十一年(1888)，嗣子宽人因先父之功授与子爵，大村本人迫赠从三位、从二位。明治二十六年(1893)，在靖国神社境内建立了大村益次郎的铜像。这是日本最早的纪念像。著有《兵家须知战斗术》、《舶工须知》、《兵陵战》、《筑城典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