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藤新平，明治时代官吏，1834一1874年在世。
明治政府为发展资本主义而推行一系列政治改革，使下级武土生活陷于困境，他们对政府强烈不满。以西乡隆盛为中心的留守政府，为了安定内部，决定转内扛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侵略朝鲜，提出所谓“征韩论”。此时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从欧美考察回国，在侵略朝鲜问题上意见分歧。以西乡隆盛为主的征韩派主张暂缓侵略台湾，先侵略朝鲜，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参议支持西乡的意见。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治优先派则主张积极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反对立即侵略朝鲜。于是内治优先派和征韩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被夹在两派中间，因此而病例。接着1873年10月24日明治天皇采纳岩仓具视的意见，决定无限期延迟向朝鲜派遣使节，导致内治优先派胜利。25日西乡隆盛、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五参议集体辞职，结束了四藩联合政权，成立了以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萨长两藩联合政权。江藤新平于同年12月28日以养病为理由，提出还乡(佐贺县)的报告，1874年1月13日踏上归途。
明治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的资产阶级改革，遭到封建保守势力的反对。1872年夏，岛津久光上书明治天皇，提出14条建议，反对资产阶级改革。1874年他又向三条实美等人提出了“质问书”，指责明治政府的各种改革，坚持主张服制、学制、军队、租税等一切复旧，并要求撤消大久保利通的职务，召回西乡、板垣、江藤等人，恢复他们的职务。因为革新势力的反击，岛津的反对要求没有实现。最后，岛津久光不得不辞去内阁顾问的职务。
和中央政府内部分裂相适应，地方上的反动土族对明治维新的各项资产阶级改革强烈不满。佐贺的士族建立了征韩党(1873年12月)和忧国党(1874年1月)。征韩党拥戴佐贺出身的明治政府前参议江藤新平为首领，忧国党则拥戴佐贺出身的前秋田县令岛义勇为首领，1874年1月江藤新平和岛义勇先后从东京和秋田县被迎入佐贺。征韩党对征韩论派被内治优先派击败感到十分气愤，主张立即侵略朝鲜，扩张国权，建立土族专制的国家。忧国党则反对政府所进行的各项改革，要求政府重新起用“中兴元老”岛津久光、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人，主张对内实行封建郡县制，对外征服朝鲜和中国。
由江藤新平和岛义勇领导的征韩、忧国两党在武力反抗政府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结集了3000多名士族，组成一支叛军。
1874年2月4日，江藤首先抢劫了小野组银行，抢到20万日元的经费，然后发动武装叛乱。18日占领了佐贺县城。
东京得到佐贺叛乱的消息，太政官在4日和7日命令陆军省出动熊本镇台兵和大阪镇台兵进行镇压。2月10日，政府任命大久保利通为军事和审判的全权代表，赴九州镇压叛乱。
21日政府军开始反击，同时海军也将军舰开进长崎、伊万里助威。由于萨摩的岛津久光按兵不动，鹿儿岛和熊本没有发动叛乱，佐贺陷于孤立，很快被政府军打败。
明治七年(1874)2月23日起义军全面溃败，实在难以防守，江藤新平决定放弃佐贺，投靠西乡隆盛，准备东山再起。当天夜里，江藤和山中一郎、香月经五郎、山田平藏、中岛鼎藏、生田源八等一起到佐贺的海边，由九日村乘船，从海上逃往鹿儿岛。3月1日夜，岛义勇也从住江乘船逃往鹿儿岛。
江藤新平和岛义勇两位首领虽然离开了佐贺，但叛军仍继续战斗，后来政府军逐渐增多，只得退守佐贺城。2月28日叛军意识到再也不能抵挡政府军了，便提出了投降书，但因用词不逊被退了回来。当大久保利通到达莲池时，起义军又提出了投降书，约定3月1日上午10时投降，停止攻击。政府军当天和平进人佐贺城。
政府军本想看到江藤新平和岛义勇自杀的尸体，不料他们已经逃跑，便下命令严格搜索追捕，并向各地发出通缉江藤的告示：
佐贺县士族、征韩党江藤新平，年龄41岁，相貌如下：身材高而胖，脸面长颊骨高，眉浓而长，眼大而长，额宽广，鼻和嘴一般，皮肤浅黑，右颊有黑子，舌大而长，其他一般。
江藤新平秘密来到鹿儿岛的西乡隆盛家，恰巧西乡出门，在揖宿郡山川村的宇奈木温泉休养。2月28日江藤离开鹿儿岛，3月1日傍晚到达字奈本温泉的西乡家。那天佐贺城被政府军夺回。
当天晚上江藤和西乡进行了约三小时的密谈，次日早晨又继续密谈四个小时，内容不清楚，只知道西乡最后说：“按照我所说的那样去做是不会错的啊！”
叛乱以前征韩党的干部山中一郎曾访问过西乡，西乡不同意举兵，认为时间尚早。这次江藤请求西乡帮助未成，便于3月2日上午9点左右告别西乡，离开宇奈木温泉，经宫崎县往四国，想请求高知县的板垣帮助。江藤在敌人紧紧迫捕下潜入高知城，造访了林有造，请他帮助。但林有造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江藤认为在高知无用，又向东潜行。
江藤离开高知县到奈半利村，再由山路到甲浦。此时江藤的行踪已被侦察到了，最后被甲浦的村长发现，将他扣留在副户长家里，由副户长滨谷清澄向县厅急报。
事到如今，江藤才知道万事休矣。次日早晨写信给三条太政大臣、岩仓右大臣、木户等参议，企图直接运动中央领导人，但他的命运已经完全掌握在大久保利通手中了。
江藤新平被送到高知县，由高知县令交给内务省七等出仕西村亮吉，乘犹龙规经鹿儿岛，4月7日(1874年)抵达佐贺的早津江，将他关在监狱里。在狱中他写下了一首七言诗，为不能实现侵略朝鲜的志向而悲叹：
“欲扫胡尘盛本邦，一朝后跌卧幽窗。可怜半夜萧萧雨，残梦犹迷鸭绿江。”
4月13日政府对江藤新平宣判：枭首。当晚江藤新平被押到嘉诏川提的刑场。临刑时从容自若，视死如归，吟咏绝命诗二首。
其一：
“我今为国死，死不负君恩。人事有通塞，乾坤吊我魂。”
其二：
“报国舟心天地知，人间苦节独清夷。如斯世界生无益，可法权山是我师。”
所谓枭首就是斩首以后将首级挂在监狱门口或市街上示众。这种刑罚至明治十二年(1879)完全废除。然而当时照相馆的商人将示众的江藤新平和岛义勇的首级拍了照片公开出售，《东京日日新闻》5月18日非难此事：
“近来江藤氏、岛氏在西国一带就刑，据说有人将挂在枭木上的两个首级拍了照片玩弄，为此者究竞居心何在?两氏因叛乱受诛，当然这是罪有应得。但是他们是国家重臣，不能因起用或失败而轻易议论，难道要和耶稣钉十字架的像摆在一起看吗?如果那样，似乎是为了侮辱国家，这到底是悔辱谁呢？”
佐贺县律师协会会员安永泽太也说：“我国法曹之前辈和鼻祖(指江藤)受此残酷的刑罚，这是拥护人权上的大课题。”
江藤的尸体由亲友葬于佐贺城外木角村(今佐贺市锅岛盯)的莲成寺。根据新泻县士族樱井虎太郎的明治七年(1874)报告书(《三条家文书》，国立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收藏)，当时广泛流传祈求江藤新平的亡灵可以治好百病，瞎眼重见光明。从5月份起，参拜的人最多的一天约有200，有的还是从久留米和柳川方面来的。上午9时至下午5时，“江藤的亡灵到县厅处理民政，故这个时间内参拜的人要少。商人在寺内开设糕饼店和水果店，寺内立即热闹起来。不过县厅知道此事，便于本年7月30日贴出布告禁止参拜。”此事虽然可笑，但也反映了一般人民对江藤新平的崇敬和爱戴。
明治十四年(1881)4月，副岛种臣等将江藤的遗体改葬于佐贺市的本行寺，并建立石碑。此时九州各地民权运动高涨，同月18日在佐贺町妙安寺举行讨论会，题为《政治犯不可杀》。
明治十五年(1882)在愿正寺举行江藤等的“慰灵祭”。明治四十四(1911)第27届议会给江藤平反，取消了罪名。次年9月将平反证明书交给次子江藤新作之妻春子，昭宪皇太后还授予“下赐金”，新作也成了众议院议员。自1874年江藤被处死时起，经过38个春秋，春天方始来到了江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