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桓武朝的改革与班田制的崩溃
一、迁都平安与桓武朝的改革
公元8世纪中期后，由于土地私有化和阶级分化的发展，班田农民大量离开土地逃亡以及庄园的产生，公地公民制和班田制日益动摇。公地公民制和班田制的动摇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进而危及封建集权国家的统治。
公元8世纪末，日本统治阶级适应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在公地公民制的框框内进行一些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保证国家收入和巩固统治的有限度改革。公元781年桓武天皇(公元781年—公元808年在位)即位。为了推进改革，他在打倒僧道镜而取得统治实权的藤原种继(公元738年一公元785年)支持下，于公元784年迁都山背国(今京都府中南部)的长冈，离开了贵族和大寺院等守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平城京。守旧势力企图加以阻止，将倡议迁都者藤原种继杀害，但是大伴氏、佐伯氏、丹治比氏等阴谋分子旋即受到严惩。延历13年(公元794年)都城又从长冈迁到山背国的葛野，称平安京(今京都)。从迁都平安至公元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400年期间，史称平安时代。平安时代以后，京都仍是日本的都城，直至明治维新时。
桓武天皇积极维护法制，刷新新地方政治。公元786年制定国郡司考绩条例16条，用以考核地方官吏政绩，打击贪官污吏。延历16年(公元797年)新设勘解由使，责成其严格监督新任国司与前任的交接事宜[注1]，起到整饰地方官纪的作用。另外任用有才能者为郡司，突破谱第禁区，还大力裁减编外国司郡司。
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桓武天皇鉴于班田收授制度在其实施上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乃将班授时间从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他还实行贷稻(出举稻)制和改革良贱制度，将出举稻的利率从50％降至30％；公元789年承认良贱之间通婚为合法，所生子女为“良民”。良贱制度修改是从法律上取消奴隶制度的一个重
要步骤，在此基础上，10世纪初醍醐天皇统治时期(公元898年—公元929年)终于法律明定废除奴隶制。[注2]
在军制方面，由于公地公民制在瓦解，公民兵制已行不通，延历11年(公元792年)桓武天皇乃废除边境以外各地的征兵制，而代之以从郡司子弟和富裕者中招募的“健儿制”。[注3]桓武朝改革使农民的债务负担和徭役负担相对地有所减轻，奴婢逐步得到解放，这应视为班田农民和奴隶长期以来进行各种形式斗争的另一成果。
桓武朝的改革使封建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有所增强，天皇制集权国家的权威得以保持。自公元789年起桓武天皇三次用兵东北虾夷地区，第三次时任命坂上田村麻吕(公元758年—公元811年)为征夷大将军。延历21年(公元802年)田村麻吕率军4万往征，确保了北上川中游胆泽之地，在此筑胆泽城置镇守府；803年又在胆泽城以北筑志波城，从而巩固了这个地区的封建统治。桓武天皇也曾向日本海方面出羽开拓疆土，势力达到能代川流域。
二、磋峨等朝的改革
桓武朝以后诸代天皇也进行了改革。搓峨天皇(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为加强天皇权力，提高工作效率，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整顿，设置“藏人”和“检非违使”。这两者都是令里没有规定的官职，故称“令
外官”。藏人侍于天皇左右，掌管机密文件，传达天皇沼效。检非违使执掌京都军事、警察、审判事宜。这两个原属临时性的官职后来改为常设，置藏人所和检非违使厅，权限越来越大。随着不断改革，原有许多律令内容已经过时，条文需要不断修改。搓峨天皇命制定“格式”，取年号名《弘仁格式》。“格”是经过修改的律文，式是为律文之应用所做的种种细目规定。淳和朝于天长10年(公元833年)修成养老令官撰注释书《令义解》10卷，统一和固定了令的解释，并具有令的同等效力。清和朝于贞观11年(公元869年)制定《贞观格式》(格12卷，式20卷)，还模仿唐制进一步改进了宫廷仪式。这样，桓武之后的几个天皇企图通过设置令外官和制定格、式，为重建和维持动摇了的律令制作了不懈的努力。
封建统治阶级虽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但是作为早期封建国家掠夺农民的土地制度——班田制的崩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进入公元9世纪，班田制已难以推行，征课庸调已无意义。桓武改革之后，京畿地方从公元810年至公元827年的17年间甚至没有举行过班田，而从公元828年班田到下一次班田(公元881年)更整整经历了53年的岁月。
三、田堵制的出现
由于班田制的崩溃，国家为保证财源，便不得不采用新的租赋征课方式，“田堵制”(负名制)于是出现。田堵制就是让较殷实的农户每年承包一定面积耕地的经营，担负纳租责任。这种承包人称“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称为“负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国家提出申请书(“请文”)订立契约。田堵制的采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停止后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土地归农民所有，继续维持土地国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8世纪中期以来班田农民斗争的成果，即承认
了农民对实际耕作的土地的占有。“田堵”一词似乎就是来源于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围筑堵(墙)的习惯。当然由于规定契约一年一换，说明田堵的这种土地占有还是很不稳定的。随着田堵制的推行，政府征课租赋已不再按照公民户籍上的人头，而是按照登记在土地册上的田堵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了。
田堵制大约出现于公元9世纪。后来田堵由于坚持斗争，得以逐步加强耕地的占有权，对耕地的占有相对稳定，给所占土地加上自己的名字，称为“××××名”。于是产生了“名田”，它的所有者称为“名主”。“名田”可以继承和转让、“名主”对“名田”的这种权责称为“名主职”。“名田”一般是1至3町，个别的才达十几町或几十町，因而所有者有小名主(小名田堵)和大名主(大名田堵)之分。小名主是富裕农民、自耕农，基本依靠自家劳力耕种名田，劳力不足者将部分名田租给“小百姓”、“作人”、“名子”等贫困农民。大名主是“领主名主”，多在边疆地带。他们的名田经营方式不尽一致，或全部出租，或部分出租，没有出租的部分作为直营田自耕。在直营田里往往以具有半奴隶式依附农民身份的“下人”充作主要劳力。名主虽然有大小之分，包括不同阶层，但在对国家的关系上他们的立场基本一致，因为国家对他们都同样征租和征调徭役。
四、地租形式的演变
公元11世纪以后，名田不仅是国衙领地的基本赋课单位，也成为庄园的基本赋课单位，因为庄园的大部分已由名田构成。名主的主要负担是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稻谷)，其量相当于收成的1／5至1／3，还负担“杂公事”即临时和经常向庄园领主提供的日用必需品，包括各种农副产品、山林产品和手工业品。他们还被课以各种徭役(“夫役”)，如果庄园距京都较远，课役可用交纳实物代替。由于名田经营成为庄园经营的基本方式，作为庄民格役劳动主要对象的庄园领主的直营地(“庄田”)便越来越小，9世纪70年代占庄园耕地面积1／6([注4]，至公元12世纪30年代便减少到1／5至。1征0之间。[注5]
这样，平安前期班田农民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他们进行生产的最大障碍——徭役负担，大多变成国棚和庄园里的小名主，相对地获得了为提高自己生活所需要的有利条件。马克思指出：徭役地租是“最简单的和最原始的地租形扩闭，是建立在早期封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发展，劳动方式本洲原始性”[注7]的基础上的。实物地租同路役地租相比，“生产者已经有了较大的活动余地，去获得时间来从事剩余劳动，这种劳动的产品，同满足他的最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劳动产品一样，归他自己所有”。[注8]这对于发挥生产者的劳动和改进生产技术的积极性很有作用。因此可以说，平安前期以来封建地租主导形式从徭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换，是日本早期封建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第二节 庄园制的形成与经济的发展
一、庄园“不输不入”化
庄园除了以“神田”、“寺田”等不输租田为基础形成的外，原则上都是输租庄园，即庄园主必须从征收庄民的年贡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田租上交国家，并且在初期，庄民还被国家课以临时杂役等“国役”，庄园土地的调查权(“检田权”)也属于国衙，国衙的检田使和征税吏等各种“国使”有权进入庄园(“入部”)进行检田、收租和征调劳力。马克思说：“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注9]庄园主不能独占地租而必须把它分给国衙一部分，说明直至乎安前期庄园尚不具有完全私有地的性质。
从9世纪起，贵族庄园主开始争取自己的庄园不输租化。他们借助自己的权势，设种种口实向政府申请庄园免租。政府一旦批准；便发放可不输租的“太政官符”和“民部省符”。这种手续称“立券庄号”，获得不输租特权的庄园称“官省符庄”。这种庄园出现于今世纪中叶。10世纪以后，庄园主又开始力争获得“不入”特权。“不入”原来仅指国衙检田使等不得进入庄园，后来它的涵义扩大到不承认政府在庄园里拥有司法权和警察权。其结果，取得不输租权、杂役免除权、不入权的庄园便完全排除了国衙的一切干涉，庄园主获得了统治庄园的一切权力，变为领主，庄园则成为他的私人领地。不输不入庄园自公元11世纪起迅速增多，至公元12世纪在日本各地已经到处皆是。
二、封建领主等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
10世纪以后，有别于自垦地型庄园的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这是指通过接受“寄进”(进献)土地形成的庄园。原来地方开发领主为得到权力的庇护和借助这种权力使自己的庄园不输不入化，便往往把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贵族和大寺社，奉之为领主，称之为“领家”，分给庄园年贡的一部分，自己则保留“下司职”或“预所职”(均指庄官)[注1-]，留在原地，管理庄园。如果“领家”以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之为“本家”[注11]，于是“本家”成了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在庄园内部形成“本所职”一“领家职”，“下司职”这种层层瓜分年贡、土地的等级所有的体制。
但是，庄园领主土地等级所有制既不同于后来武家领主等级所有制，也不同于西欧封建领主土地等级所有制。它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分封领地，下放土地所有权的方式，而是通过自下而上层层进献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形成的。而且这种土地等级所有制，由于进献者和受献者之间没有建立以私人武装组织为基于的严格等级关系(主从关系)，所以得不到强有力的保证。进献者和受献者间只是寄进契约所规定的关系，而这种规定主要是保证进献者(开发领主)在庄园里的实力地位。[注12]实际上，“本家”、“领家”等各级领主大多是名义上的领主，充任庄官的开发领主才是庄园的实际所有者。他们不只掌握庄园经济、行政、司法等权力，而且也是庄园武装力量的组织者。庄园领主能不能顺利地调动庄园武力，完全取决于庄官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后来许多庄官成为武家政权的支柱。所以这种庄园领主土地等级所有制是极不稳定的。
这个时期庄园的农民已经成为庄园的专属农民，即“庄民”。庄民生产粮食、农副产物、山林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这些产品除满足庄民本身需要外，还供应住在奈良、京都的庄园领主。庄园领主只有那些高级享用品才依靠中国的输入，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这表明，庄园经济是一种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整个庄园便是一个同外界很少联系的经济整体。
公元12世纪，庄园领主制确立起来。封建庄园占全国土地之半，而所剩余的一半土地由于“知行国”制的确立，也逐渐封建领地化了。“知行”意为对土地财产的直接支配。“知行国”或“领国”是指特定的个人(皇族、廷臣、后来也包括“武家栋梁”)拥有知行权的国(地方)，实际就是采地。至公元13世纪，这些知行国进一步变成了皇亲、权贵和武家的世袭领地。
三、封建经济的发展
公元10世纪以后，铁制农具和使用牛马耕作在田堵、名主中已普及，水稻生产方法获得显著进步。如实行播种前浸种，插秧，开始用水车灌田，还懂得田间除草，利用稻架晒干的干燥法等等。[注13]水稻产量因之有了提高，从前国家从农民那里充其量只能收缴产量3％的租，而现在庄园领主却能够从名主那里征收产量30％的贡租。公元10世纪的日本古辞典《倭名类聚妙》中列举的旱田作物(粮食和莱蔬)多达70种(14)，证明这一时期旱田作物也得到显著发展和普及。
农业同手工业的分工扩大了。在古老城市奈良、京都和一些庄园附近的手工业作坊，拥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织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炉匠、漆器匠、金银器匠、佛像铸造匠等等。这些工匠或按订货生产，或从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商业也有发展。在奈良和京都，从市集商业已发展到店铺商业，出现称作“市人”、“市女”的独立商人。在地方，寺社门前和庄园要地都开辟了定期集市，出现称作“贩夫”的独立商人。在水陆要地出现了称为“津屋”[注15]、“问”[注16]一类的货栈，经营货栈的“问丸”(往往是经济力量雄厚的名主)为庄园保管、运送年贡或代理贩卖，收取手续费。在物资集散
。最繁盛的淀川沿岸这类货栈特别多。
第三节 藤原氏的摄关政治
一、摄关政治的出现
在公地公民制破坏的同时，天皇政治(律令政治)也危机四伏，其标志之一就是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出现。早在奈良末期僧侣政权垮台后，贵族势力复又膨胀，以大化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势力恢复显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摇直上，至9世纪下半期，竟达到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的地步。
作为最大的权门贵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优厚赏赐，以接受“职分田”、“位田”、“职封”、“位封”和临时赏赐的名义，获得大量土地、劳力和财富，远胜他人。这是藤原氏政治发家的经济基础，但能攫取最高权力，主要是靠不断玩弄权术打击他氏，以及同皇室联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公元9世纪初，藤原冬嗣(公元775年—公元826年)在被任命藏人头之后，立即将其女儿送进宫中作仁明天皇女彻，因其女生文德天皇(公元850年—公元857年在位)而获得天皇外祖父身份。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如法炮制，也将其女送进宫中，从而成为清和天皇(公元858年—公元875年在位)的外祖父，再通过制造“承和之变”[注17]和“应天门之变”[注18]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压倒政敌。结果先则于公元857年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破例当上非皇族身份的第一个太政大臣，继则翌年以太政大臣身份为幼小外孙清和天皇“总摄庶政”，进而于贞观8年(公元866年)正式获得“摄政”称号，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人臣(臣下)摄政。良房之后，其养子藤原基经(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摄政，并于公元887年[注19]被刚即位的宇多天皇赋予总揽国政全权。沼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注20]“关白”一词出自《汉书》，系“禀报”之意，在日本不久便变为官职之名。这样，藤原氏便开创了日本史上“关白政治”这一特殊政体，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时作“摄政”、天皇成年后作“关白”的政体。
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失去进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堕落。他们追求的是富丽堂皇的宫殿、神社和当作别墅用的佛寺，盛大的节日仪式，游宴，装潢贵族老爷身份的文学和音乐。对于满足这种奢侈生活来说，来自国家的庞大收入犹感不够，于是便大搞卖官政治。对于能够出钱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钱多少卖给国司及其以下相应的官职。国司一职最有贪污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僚贵族纷纷通过贿赂藤原氏弄到兼任国司之职，身在京都，派代宫赴任，称为“遥任”。国司毫不顾及生产，在国衙领内瞬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领”绰号。当时流行着“受领跌个跟斗也要抓把土”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司的贪婪。
二、“延喜、天历之治”
藤原基经死后，宽平9年(公元897年)宇多天皇让位给醍醐天皇(公元897年—公元930年在位)。醍醐天皇为抑制藤原势力，不置摄关，实行亲政。为维护律令制度，授权政府严厉监督国司行为，严禁国司拖延轮换，取消遥任国司；励行班田制度，禁止院宫王臣私占空闲地、荒田、山川英泽，即禁止新立庄园；铸造“延喜通宝”。在他统治期间还完成了《延喜格、式》的编纂，它与《弘仁格式》、《贞观格式》总称《三代格式》。这《三代格式》加上《大宝律令》、《养老律令》，形成日本早期封建国家一套较完备的法典。
延喜14年(公元914年)醒酗天皇向群臣征求治国意见，式部大辅三善清行(公元847年—公元918年)提出了著名的《上谏书》(《意见封事》)12条。他在《上谏书》中首先指出了严峻的现实：“自后风化渐薄，法令滋彰，赋敛年增，徭役代倍，户口月减，田亩日荒。”加以建寺造佛，帝室权贵奢侈浪费日甚，导致国库空虚，经济凋敝。他建议：应请“消水旱求丰穗”、“禁奢侈”、“赦诸国随现口数授口分田”、“加给大学生徒食粮”及“依旧制增置判官”等措施。[注21]醒酗天皇予以认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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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名 │ 卷数 │
编辑者│ 编成时间│ 施行时间│
├─────┼────┼───────┼──────┼──────┤
│ 弘仁格│ 10 │
藤原冬嗣等│ 820 │
820 │
│ 弘仁式│ 40 │
同上 │ 820 │
820 │
│ 贞观格│ 12 │
藤原氏宗等│ 869 │
869 │
│ 贞观式│ 20 │
同上 │ 87l │
871 │
│ 延喜格│ 12 │
藤原时平等│ 907 │
908 │
│ 延喜式│ 50 │
同上 │ 927 │
967 │
└─────┴────┴───────┴──────┴──────┘
醍醐天皇的治国方策为村上天皇(公元946年—公元967年在位)所继承。他在统治期间下令禁止奢侈，节省开支，降低物价，还制定“新仪式”’铸造“乾元大宝”。天德元年(公元957年)大内记营原文时(公元899年一公元981年)上书天皇，提出“禁奢侈”、“停售官职”和“恢复鸿炉馆”等三条建议，受到天皇重视。[注22]
醒酗、村上两皇实行亲政，改除时弊，被史书誉为“延喜(醍醐年号)之治”与“天历(村上年号)之治”。实际上这两代政绩并无效果，律令制度继续走向崩溃，因为他们所依靠的宫廷贵族已经无所作为，维护公地公民制和天皇制已和时代趋势背道而驰了。
三、摄关政治的确立
“延喜、天历之治”对藤原氏的摄关政治来说是一次危机。及至安和2年(公元969年)当时的摄政藤原实赖迫使左大臣源高明下台之后，藤原氏的摄关政治终于牢固地确立。因为正是从10世纪下半期起，藤原氏通过接受庄园寄进开始变成大庄园领有者，而且为势愈猛。至11世纪中叶，藤原氏庄园已占全国土地十几分之一[注23]，“天下土地悉成一家之领”，从而扩大了摄关政治的经济基础。此后百余年，藤原氏一直专擅朝政，随意废立天皇，管理摄关家的机关“政所”成了国政的中心，从摄关家发出的命令作为“政所下文”、“殿下御教书”，取代了迄今为止的“宣旨”、“官符”，朝廷变成仅司礼仪的场所。藤原道长有四个女儿被选为后纪，后一条、后朱雀、后冷泉三天皇皆其外孙。他有一首诗道出了他执政30多年得意的心情，其
中一句是：“此世即我世，如月满无缺。”
摄关政治继续腐败下去，地方国司对农民的掠夺日甚。永延2年(公元988年)，尾张国(爱知县)八个郡的郡司、农民来到京都，向朝廷控诉国司藤原元命的暴政，要求罢他的官。从控诉的31条罪行来看，藤原元命在其三年任职期间额外征收了17万石租米和大量绢、庶、油及其他物品，侵吞了发给下级官吏的薪俸和施舍给饥民的粮食。元命的儿子强征农民牛马，谁若陈述苦请便以暴力相加。元命还驱使郡司、农民耕种他一族的私有地，逼迫人们替四、五十年前死者和逃亡者偿还欠债。[注25]藤原元命的暴行仅仅是无数国司暴政
的一个例子。
第四节 农民的斗争与武士阶层的形成
一、农民的斗争
从9世纪后半期起，农民纷纷组织起来，以直接向朝廷控诉(“直诉”)的形式同国司进行斗争，上述公元988年尾张国八个郡郡司、农民的“直诉”就是一个典型。从10世纪末到11世纪40年代，尾张、淡路、大和、因幡、加贺、丹波、但马、近江、赞歧、和泉等国的农民接踵上京，在距天皇宫殿最近的阳明门前集会直诉。被神社和寺院所统治的豪族和农民也展开了同样的斗争，如伊势神宫的“神人”[注26]、九州宇佐八幡宫的“神人”、兴福寺和延历寺的“大庄”[注27]等也纷纷来京直诉国司。农民的斗争不仅以直诉为限，在地方，农民或是在武装起来的豪族率领下进攻国府，或是变成统怕阶级所诬蔑的“强盗”、“路劫”、“山贼”、“海贼”。一些地方豪族利用农民同国司斗争是为了抗拒国司对私有地的干涉，拒纳租税相同国司争夺劳力。天安元年(公元857年)，对马国的郡司率“党类”300人袭击了国府。贞观3年(公元861年)武藏国出现了“凶猾结党，群盗满山”的形势。元庆8年(公元884年)，石见国的两名郡司抗议国司恶政，同270名农民袭击国府，打死国司。以物部氏水为首的“东国强盗”袭击国郡官仓，截获运往京都的贡物、驮马、运船，从公元889年起活动10余年之久。几年后，“坂东群盗”也开始行动，踏遍信浓、上野、甲斐、武藏各地。在京畿地区，有一些武装的破产农民、流浪人不时闻进京都，袭击、火烧皇宫、摄关家和留京国司的邱宅。据统计，从公元960年至公元1167年的200年间，皇宫被烧33次，平均每隔6年就发生一次。[注28]直至公元11世纪30年代；各地方仍然是“国内骚动，众人相互敌视，每日皆斗”[注29]的形势。
二、武士与武士团的产生
农民反对藤原政权的斗争中，新兴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从9世纪中期起，强大的庄官(往往是在乡领主)逐渐组织起以自己的一族为骨干的私人武装力量，借以镇压庄民，反抗国司，保卫庄园和扩大庄园。所谓武士和武士团，就是以在乡领主为核心组建的武装组织。随着军团制的崩溃和健儿制的采用，这种武装组
织日益成为一种制度化了的、公认的军事力量。
武士[注30]和武士团也出现在国有地即“公地”、“国衙领地”。这时残余的国有地实际上日益变成中央政府作为“本家”，身在京都的遥任国司作为“领家”，国衙官吏作为庄官而层层掠夺名主的一种庄园。这种国衙官吏和庄园庄官一样，也已走向在乡领主和武士化的道路。还有，在藤原氏垄断政权的情况下，许多被排挤的中下层贵族来到地方当国司，其中有一些同地方豪族联姻，任期满后也不回京而定居下来，蓄养武士，在地方发展势力。这一类贵族中有一些是属于出身皇族而被赐与新姓降为臣籍的人。
武士团是按照宗族结合、主从结合这两种关系组织起来的。在乡领主往往都有一门庞大的宗族。在某一门中，在乡领主本身是“本家”，此外都是“分家”。“本家”就是族长，当时称为“（物心）领”(总领)。“分家”称为“庶子”。“分家”奉“本家”为首领，听从其命令。一旦有事，该一门便团结起来战斗，“（物心）领”任指挥。在平时，祭祀祖先和祭祀一门的神祗也是（物心）领的权利与义务。当时武士团的这种结合极其牢固。主人同从者结成主从关系，乃是主人从其宗族子弟和非宗族子弟中挑选出有能力的人作“从者”，给与从者土地并予以庇护。出—身宗族子弟的“从者”称“家子”，出身非宗族子弟的“从
者称为“郎党”或“郎从”。“从者”在战时和平时须尽军事和其他义务，绝对效忠主人。主从关系是武士团的重要支柱。大约10世纪以来，武士团已经出现在各地，几个小武士团合并成大武士团，小武士团头领变成强大“主君”的“郎从”。武士团的武力开始得到官方的承认，国司常任用武士团的首领为“押领使”和“追捕使”，委以军事、警察之权，维持地方封建秩序。有的武士被召到京都，或警卫皇宫(“泷口武士”)，或充当中央贵族和寺社的“侍者”(卫士)。这时武士的活动基本上还仅限于地方。
武士团迅速成长，其中成长最快、最强的要算桓武平氏和清和源氏的武士团了。平氏是桓武天皇的子孙，689年高望王被赐与平氏之姓，充任上总(今千叶县南部)“介”(国司二等官)，赴任后定居于此。此后他的子孙便在关东上总、下总、常陆各国(今干叶、茨城等县)作为武士扩充了实力。清和源氏是清和天皇的子孙。经基王
被赐与源姓降为臣下，公元10世纪30年代任武藏介。其子源满仲(公元913年—公元997年)公元10世纪中期任摄津守，定居于此。经多年经营，子孙便在近路的摄津、河内等地发展了势力。
三、武士团的叛变与源、平两氏的倔起
公元1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叛乱事件——“平将门之乱”与“藤原纯友之乱”。前者发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后者发生于天庆2年(公元939年)，故史称“承平、天庆之乱”。平将门(?一公元940年)属于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总地方，公元935年同族发生内订，朝廷进行干预。为此他纠集反抗国衙的关东武士驱走关东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关东八国独立，在下总猿岛筑起宫殿，自称新皇。惊慌的朝廷于公元940年派军征讨，但征讨军末到，叛乱已被平氏同族平贞盛和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平息，这两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纯友(?一公元941年)是伊豫国(今四国爱援县)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干余只船发动叛乱，袭击淡路、赞歧两国国府，迈进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经基平息。“承平、天庆之乱”说明，朝廷已无力镇压叛乱，必须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从这时起，地方武士的实力也开始得到中央的承认。
此后，又发生了开始于房总而又迅速扩展到上总、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乱”(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将领表现无能之后，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赖信(公元968年—公元1048年)，迅速解决了问题，据说源赖信之名使平忠常丧胆，不战而降。从此，平氏势力在关东便被源氏取代。二三十年之后，东北地方相继发生安倍、清源两氏的叛乱——“前九年之役”(公元1051年—公元1062年)，实际是12年。与“后三年之役”(公元1085年—公元1087年)。由于朝廷先后起用了源赖信之子源赖义(公元998年—
公元1075年)及其孙源义家(公元1039年—公元1106年)，两次叛乱才得以平定。源氏势力从关东地方又扩展到东北地方。在这期间，源氏同关东武士“生死与共”、“团结如一”地进行了战斗，结下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源义家威名大振，越来越多的关东地方在乡领主、名主象从前对待藤原氏摄关家那样，向源氏寄进土地，请求保护，朝廷对此感到恐惧，以至发令禁止。原来仅仅由出身畿内地方的名主武士组成的源氏武士团，如今已经成长为以源义家那样“武士栋梁”为核心的、在广阔地区拥有势力的强大的武士团了。公卿贵族面对现实虽然不得不承认源氏的武力，但对源氏武士团首领仍以身份卑微而加以歧视，封闭其进入中央政界之门。源氏势力至源义家时达到顶点，此后便走向下坡。桓武平氏虽由于平忠常之乱而失掉关东地盘，但从在平定平将门之乱中获有战功的平贞盛之子乎维衡时起，把根据地转移到近畿地方之一隅伊贺、伊势(均三重县)之地，被称为“伊势平氏”，而自维衡的曾孙平正盛、正盛之子忠盛(公元1096年—公元1153年)时起，开始与院政政权结合，进入中央政界。
第五节 院政与平氏政权
一、院 政
如上所述，藤原氏摄关家的腐朽统治遭到人民强烈的反抗，同时也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170余年以来第一次不以藤原氏历为外戚的后三条天皇(公元1068年—公元1072年在位)，已不满足于充当贵族摄关政治装饰品的地位，力图摆脱藤原氏的掣肘。他反击藤原氏的计划，与那些在藤原氏统治下被封闭了仕途、不能发展的庄园中下级贵族们的意图不谋而合。后三条天皇就和那些反藤原氏势力共同策划整顿庄园，以摄关家所拥有的庄园为整顿的主要对象。延久元年(公元1069年)2月22日提出《延久庄园整顿令》，规定宽德2年
(公元1045年)后建立的庄园一律废除；在此以前建立的庄园如果妨碍国务或立庄证据不足也要废除。10月设“记录庄园券契所”(简称“记录所”)，责成大江匡房(公元1041年—公元1111年)主持所务。这项大规模的庄园
整顿工作虽然受到藤原摄关家的严重干扰，还是收到一定效果。[注31]后三条天皇还进行了其他经济政治改革，如为了统一计量单位作成“宣旨研升”，禁止国司重任等。天皇在位4年就让位给白河天皇，不久死去。
白河天皇(公元1073年—公元1086年在位)为了夺取摄关家的权柄，摆脱藤原氏势力的控制，扶植新兴势力——武士集团，在位14年后，于永保3年(公元1086年)让位给掘河天皇，以上皇(太上皇)资格在院中听政。
此即院政之始。院政不为旧的烦杂仪式所束缚，按上皇意志行事。行使院政的最高机关是“院厅”，起用身份较低而有能力的人作“别当”、“年预”、“判官代”、“主典代”等院司(职员)，执行政务；并且利用经过长期斗争已经上升为一种政治势力的武士团作为院政的武力支柱。白河院利用了先失势于关东而后又复兴于伊势的乎氏武士团，把招拔来的武士安置在该院御所(宫殿)朝北地方，以资保卫，称为“北面武士”。上皇颁布的沼令称“院宣”，其效力胜过天皇所颁的沼救。白河院之后，院政已成惯例。白河上皇(公元1087年—公元1128年院政)、乌羽上皇(公元1129年—公元1156年院政)、后白河上皇公元(1158年—公元119年2院
政)共执政105年，在此期间摄政关白继续存在，但已是有名无实。因此，这百余年问是日本历史上惯称的“院政时期”。[注32]
院政打击了摄关政治，然而在本质上和摄关政治并无不同，同样是保守的大封建庄园领主的政权。院集中了很多知行国，而且每提出一项庄园整顿令[注33]，庄园便集中于院手中。[注34]历代上皇和摄关家一样，也耽于奢靡，营造华丽的离宫。三个上皇都迷信佛教，出家当法皇，兴建法胜寺等许多大寺院，多次到熊野和高野山参拜。为了弥补财政的巨大消耗，大搞卖官政治，按刮民财。于是后三条天皇时刚出现的一点革新精神，旋即丧失殆尽。
与此同时，农民则不停地进行战斗。公元1149年，皇室领地的河内石川农民数百人，抬着装载稻谷的轿子拥到宫中，要求免除名田的一切课役。这已经不是控诉官吏非法的问题，而是要求免除封建负担的问题了。人们对于院政的残暴腐朽统治如此憎恨，甚至认为连降雪和寒冷都是“苛政过甚”的缘故。
二、平氏政权
院政这种贵族封建主统治形式的出现，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除了皇室同摄关家的矛盾外，在上皇(法皇)与天皇之间以及藤原氏内部也都存在着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又总是和新兴的源氏、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之间、每一个武士集团内部的矛盾纠缠在一起。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的发展，终于导致保元元年(公元1156年)的“保元之乱”和平治元年(公元1159年)的“平治之乱”两次大混战。在“保元之乱”中，依靠源为义(公元1096年—公元1156年)、源为朝(公元1139年—公元1170年)父子及平忠正等人兵力的祟德上皇(公元1123年—公元1141年在伤)、左大臣藤原赖长一派，被借助于源为义之子源义朝(公元1123年—公元1160不)和平忠正外甥平清盛(公元1118年—公元118年1)兵力的后白河天皇、藤原赖长之兄关白藤原忠通(公元1097年—公元1164年)一派击败。这使贵族们认识到，不只地方之乱，就是中央皇族、贵族之间的对立，不依靠武士力量也是不能解决的。此后平清盛受到白河院重用，扶摇直上，这又如剧了平清盛与源义朝之间的矛盾。在3年后的“平治之乱”中，平清盛终于击败了他的对手，源义朝在逃亡中被杀，其子年方13岁的源赖朗(公元1147年—公元1199年)幸免于难，被流放到伊豆(静冈县)。
保元、平治之乱为平氏掌权铺平了道路。公元1167年平清盛取得太政大臣之职，官邱设在京都的六波罗地方，在那里发号施令。所以他的政权史称六波罗政权。平氏政权是从大官僚贵族封建主统治的天皇制早期封建国家向以中小封建主为社会基础的军事封建主集团统治的中期封建国家过渡的政权形式。平清盛从贵族、寺社那里夺取庄园，把以畿内、西国[注35]为中心的500多所庄园和达全国半数以上的知行国弄到自已手里，任命自己的家臣为领国的国司，任命顺从平民的武士担任一部分贵族庄园的“地头”，令其管理。另外，和采取闭关政策的贵族政权不同，乎氏政权采取与中国南宋政权通好的政策，积极推进日中贸易。为便于南宋大型船只驶入獭户内海，曾动工开凿音户海峡[注36]，还在摄津的福原筑港[注37]，使它成为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港口。嘉应2年(公元1170年)，平清盛在福原别庄劝后白河法皇接见当时在日的南宋商人。南宋商人回国后立即将平清盛的行动向明州刺史报告，于是中国在承安2年(公元1172年)赠给日本朝廷碟状和礼品，以求扩大贸易规模。所以说平清盛对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平氏政权的革新作为极其有限，平清盛所追求的也主要是骄奢淫逸的贵族生活及其一族的利益。他没有改变原有的国家，机构，只是巧妙地利用天皇、法皇、贵族间的对立而发展自己势力。他没有制定出对于捍卫新兴武士封建主利益有着决定意义的政策。向贵族庄园派置“地头”，虽然可说是后来镰仓幕府“地头制”的先驱，但这种地头权限很小，是不能违背贵族庄园主的意志的。平清盛的保守政策使地方武士团很快丧失了对他的信赖。在经济上遭到损失并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的后白河院、摄关家以及南都(奈良)北岭(京都)的比睿山、兴福寺、延历寺等大寺院，自然也越来越增加了对平清盛的反感，终于在治承元年(公元1177年)发生了受法皇指示的一伙贵族密谋打倒平氏的事件。事件平息后，平清盛加强了恐怖统治，但反平氏政权的势力却日益增大。
三、源、平之争与平氏灭亡
治承4年(公元1180年)，当时在中央的源赖政(公元1105年一公元1180年)首先举兵，并以后白河法皇之子以仁王(公元1151年—公元1180年)的名义号令各国源氏起事。源氏栋梁源赖朝举兵于流放地伊豆，堂弟源义仲(木曾义仲，公元1154年—公元1184年)举兵于信浓(长野县)。源赖朝在相模(神奈川县)的石桥山败于平氏军队，逃往安房，但旋即于同年10月率关东大小武士团在富士川之战中大败平氏军队。畿内及其他各国的武士也都乘机纷纷起来为夺取公领和庄园而战斗。
治承5年(公元1181年)2月，平清盛在四面楚歌声中病死。内乱扩展至九州和四国，几乎遍及全国。寿永2年(公元1183年)7月，源义仲进逼京都，平宗盛(清盛之子，公元1147年—公元1185年)携年仅6岁的安德天皇(平清盛之外孙)仓惶出走西国，后鸟羽天皇在京都即位，于是出现东西两天皇。同年7月28日，源义仲进入京都。后白河法皇挑动源义仲和源赖朝两虎相争。正在致力于巩固自己根据地镰仓的源赖朝，于寿永3年(公元1184年)1月派其弟源赖范(?一公元1193年)和源义经(公元1159年—公元1189年)率军西上，灭义仲于粟津，2月败平宗盛于播磨的一谷(神户市须磨区)。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2月再败平氏于赞歧(香川县)的屋岛，最后，3月于长门(山口县)坛浦(下关海峡)海域全歼平氏军队。日本的平安时代至此结束。
第六节 日中、日朝通好
一、与唐、渤海郡的通好
平安初期百年问，日本政府继续推行日中经济文化交流政策，延历23年(公元804年)和承和5年(公元838年)又先后派出遣唐使船，仍有不少留学生、学问僧[注38]随船入唐，如空海、桔逸势、最澄、圆仁、春苑玉成、营原桶成等。他们回国后积极传播中国文化。至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大起义，唐王朝摇摇欲坠。当时日本贵族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对外趋向消极。宽平6年(公元894年)，新任的遣唐使营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引用在唐学问僧中蹈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注39]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不久唐亡。
从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日本同唐朝中国东北的渤海郡交往也相当活跃，使者往来不绝。自公元727年开始通好至公元926年渤海郡为契丹灭亡的200年间，渤海使来日凡36次，日本使者去渤海13次(公元811年以前)。[注40]渤海使者同他们的商船队多从朝鲜半岛北部越日本海，驶抵北陆地方，对此，日本方面在能登国(石川县)建“客院”款待。渤海运往日本的货物以毛皮、人参等土特产品为主，兼有出色的“唐物”。日本的交换品则多系绢、棉类。由于渤海受唐文化影响至深，所以它同日本的交往便形成日中文化交流的另一重要渠道。例如，在日本从公元861年一直使用到公元1684年的著名唐朝宣明历，就是公元859年由渤海使者带到日本的。
二、“遣唐使”停派后的日中通好
日本政府在停派“遣庸使”船的同时，也禁止一切日船外航。日本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使日中关系中断，而且也给民间往来带来诸多困难。所幸此后中国商船去日颇多，有不少日本僧就便搭乘到中国访问，两国民间联系得以继续下来。后来中国五代时，越国(公元893年—公元974年)统治者曾几次通过中国商人向日本政府致意，赠送礼物，以示友好，日本左大臣藤原忠平等也都曾书信回礼。天德元年(公元957年)和3年(公元959年)，吴越国曾两次遣使赴日访问。[注41]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公元979年太宗统一了中国。日本东大寺僧裔然于永观元年(公元983年)乘吴越陈仁爽、陈仁满的船到中国，受到宋太宗的接见。永延元年(公元987年)商然回国；带回构檀释迦像及经论置于
莲台寺。次年商然派弟子嘉因来宋，向宋帝献礼物。延久4年(公元1072年)，成寻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国清寺巡拜，还受到宋神宗的接见。神宗委托成寻的弟子带给日本朝廷一封亲笔信和不少礼物，表示谋求睦邻友好的意愿。承历2年(公元1078年)日本政府遣答礼使僧仲回乘宋商孙忠的船只持复信回访。
随着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商船赴日更多，从10世纪中期至12世纪初时150年间，驶日船只不下六七十次。中国商船大抵皆在九州博多停泊卸货。交易一如过去，由大宰府主持，在京都派去的“交易唐物使”监督下，严格按先官后私的准则进行。然而实际京都贵族和地方豪族们总是干犯禁令，争先派人到博多抢购所渴望的“唐物”。平清盛执政后，在他鼓励下，日商船开始驶宋并与日俱增。宋商运往日本的货物主要有生丝、锦缎、生铁、瓷器、药材、香料，还有宋版书、佛画、佛具、铜钱等。日本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有铜、硫黄、木材、砂金、刀剑、漆器、扇等。日本的工艺品在中国市场颇受欢迎，尤其日本刀坚锐美观，为中国人所喜爱。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作《日本刀歌》赞之。[注42
]
三、与新罗、高丽的通好
天智天皇2年(公元663年)白村江之役失败，使日本丧失了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势力。然而新罗统一朝鲜后，日本同新罗的国家关系仍继续得到保持。据统计，自仁德17年(公元329年)至元庆6年(公元882年)日本派
使节到新罗共47次，自仁德17年至延长7年(公元929年)新罗派使节到日本共89次，其中公元668年新罗统一朝鲜以后日本派使节到新罗为员4次，新罗派使节到日本为52次。[注43]从这个统计看，日新往来非常密切。
新罗一贯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深受唐文化影响，日本通过新罗汲取唐文化，新罗在日唐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作用。如日本的须惠器起源于新罗烧；日本的北魏艺术式样是通过新罗间接传入的。又如第18次遣唐大使藤原常嗣雇用9只新罗商船回国；圆仁回国时内新罗商人借路费；遣唐使船在海上遇难，新罗总是给与种种帮助使其脱离困境。
公元9世纪10、20年代，不少新罗人到九州的肥前、筑前等地定居。不少新罗商人的船只航行于朝鲜、九州之间，同大宰府接洽，或贩卖朝鲜商品，或转运中日商品，活跃于9世纪30、40年代的张宝高、张公今清、金珍等人就是经营对日贸易的巨商。
公元935年高丽灭新罗，并于翌年统一朝鲜半岛。高丽为谋求恢复朝日国交，公元937年至公元1051年的百余年间曾多次迫使，终未能达到目的，但一如从前，高丽私商频繁到九州贸易，日商去高丽的也络绎不绝。史载，仅公元1073年至公元1093年的20年间，日商去高丽的就有28次。[注44]9世纪下半期北九州沿海一带曾道新罗小股海盗骚扰。公元977年10月高丽海盗大举袭日，筑前、筑后、萨摩等沿海地带皆受其害，奄美岛受害尤重。
继高丽海盗之后，宽仁3年(公元1019年)3月刀伊人大举来袭。“刀伊”，朝鲜语系“外藩”意。通说刀伊人是散布在中国东北地方和朝鲜半岛东北部女真人的一支，同高丽有贸易往来，自11世纪开始在半岛东海岸一带进行海盗活动。这年3月刀伊人乘50条船袭击对马，至4月进袭壹歧、怡土郡、博多、长崎和肥前等地。当时只以搜刮农民为能事而无抵御外侮能力的中央权贵们闻讯大骇，毫无办法。这支刀伊海盗最后还是被日本地方武装击退了。日本居民被杀463人，掳走1280人，后来高丽海军在海上击败了这支海盗，送回被掳日人259名。
第七节 平安时代的文化
一、佛教与神道
因中国初唐盛行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佛教宗派，所以日本奈良时代也流行这些宗派。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唐和晚唐，那时中国佛教流行天台宗和密教(宗)，所以日本也流行天台、密教两宗，和唐朝一样产生所谓山岳佛教，即把寺院建立在深山丛林，以出世静修。
延历23年(公元804年)传教大师最澄入唐，在天台山5个月，直传天台圆教圆戒。延历24年(公元805年)回国，在比睿山开创日本天台宗。后来天台宗风靡全日本，大有压倒旧佛教之势。弘法大师空海和最澄一起入唐，在长安青龙寺跟惠果受密教。大同元年(公元806年)回国，在高野山开创佛教基地，弘传真言宗和密教。其后圆仁于承和5年(公元838年)入唐，登天台、五台两山受教；圆珍于仁寿三年(公元853年)入唐，在天台山学天台宗教旨。圆仁、圆珍先后于847和858年回国后，把天台宗和密教调和起来，建立所谓“台密妙义”。从此以后，中国的天台山、五台山成了日本僧最向往的地方，出现了天台、五台圣迹巡礼热。于是日本以比容山和高野山为两大中心的山岳佛教郁然兴起。[注45]
平安后期，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主的祝福个人来世的净土宗风行日本，倡导人是空也、源信、良忍、源空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痛苦，他们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便寄托于来世。净女宗正好迎合劳苦大众的这种心情，所以发展很快。同时净土宗没有浮华的仪式和供奉，宣称通过念佛便可成佛，因而博得大众的信奉。
日本佛教虽然是从中国移植的，但传到日本后逐渐日本化了。日本佛教国家主义色彩浓厚，最澄、空海以镇护国家为宗旨，“为国念诵，为国祈祷，为国讲《般若》”[注46]；“国无谤法之声，家有赞经之领，七难退散，国界守护”[烛47]；他们提倡“为国忠，在家孝”。空海回国后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国家的，他把东寺(在京都)改为教王护国寺，还将高雄寺改为神护国柞真言寺。这种浓厚的镇护国家思想是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
奈良时代以来，佛教极盛，日本固有的神道不得不退避一隅，队屑于佛教之下。但到平安后期，学习中国的高潮已经过去，日本进入“国风时代”。又由于经济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氏族势力抬头，日本固有文化开始复活。于是神道又复活起来了。
宝龟6年(公元775年)朝廷令诸国国司修理神社进行祭祀。延历17年(公元798年)又令将当地物产作为币帛支付地方神社(以前经费要到京都领取)，并下令禁止出云、筑前两国国造兼神主以神宫的采女为
安，禁止祭祀时开设酒宴，表演歌舞。同时还改订对神事犯罪的处罚条例，对神社进行整顿。
平安前期有官币社737所，国币社2395所，各分为大小两级。从中央神祗官直接领取经费的称官币社，从国司领取经费的称国币社。当时有名的神社有贺茂神社(京都)、春日神社(奈良)、大原野神社(京都)、石清水的八幡宫(京都)等。贞观元年(公元859年)为提高神位的声望，还把阶位授与神社，并下令给神社优厚待遇。如延历13年(公元794年)对贺茂神社授与从一位，大同2年(公元807年)升为正一位；桓武天皇的皇后高野氏赐给藤原氏的祖神——今木神以正一位。承和3年(公元836年)把佛僧安置在神社里，以佛教经典充实神道的理论。天平胜宝年间在常陆的鹿岛神宫建造神宫寺。至9世纪初，越前的气比神宫、伊势的大神宫、下野的二荒山神宫、尾张的热田神宫都建造了神宫寺。由此可见，当时的神道虽已复活，但还不能摆脱佛教的影响。神社的祭祀，最盛大的是石清水的八幡神宫，被称为“南祭”。其次是贺茂神社，被称为“北祭”。
二、假名与文学
在假名没有发明以前，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传入后，日本一直使用汉字处理国事，并通过汉字引进中国文化。由于日本文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种能够表达本国言语的文字，假名就是随着历史演进而产生的日本自己的文字。
所谓假名就是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极简草体化而创造出来的表音文字。采用正楷汉字偏旁的叫做片假名，汉字偏旁草体化的叫做乎假名。当初日本把汉字称作真名即实在的文字的意思，把省略真名或草体化的简略文字称作假名，这种假名弃掉汉字的意义，只取其音。当初片假名用于佛经的注音，后来发展成片假名与汉字混合的形式。平假名在平安时代很流行，特别宫中女子非常喜欢使用平假名，男子和政府仍使用汉字。日本的假名不是某个人发明的，而是日本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当然有它的借鉴和背景，据说日本的假名表“五十音图”是以印度的悉县(梵语韵母)学和中国舶音韵学为背景而产生的。
平安后期，日本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写的诗歌，但政府文件和学术著作采用汉字中间夹着假名的混合书写法。这种混合书写法一直使用到19世纪。现在假名已经规范化，片假名一般使用于外来语及公文书，其他一律用平假名。
平安前期，汉文学仍很盛行，和歌衰落，日本文学史上称为“国风黑暗时代”。但这时日本文学开始逐渐摆脱汉文学的影响。至平安后期，由于古代国家经济崩溃和庄园制的产生，日本文化全脱中国文化的束缚，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开始登场了。
醍醐天皇(公元898年—公元929年在位)与平安前期的历代天皇不同，很少教编汉诗集，下令大力编纂和歌集。延喜5年(公元905年)纪贯之(?一公元945年)编了《古今和歌集》20卷，其后《后撰和歌集》也编成。这些31字的短歌是民间文学，受到一般人的轻视。贵族只把它看作余兴，不能列入文学。但到六歌仙时代(公元858年—公元888年)出现了六位歌仙(在原业乎、小野小町、大伴黑主、喜撰法师、文屋康秀、僧正遍昭)，和歌开始与汉诗分庭抗礼了。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是和服的保护人。
散文方面出现了在原业乎的《伊势物语》(短篇故事集，125篇)。其后又出现了《竹取物语》(作者不明，10世纪的神话故事集)、《大和物语》(恋爱故事集，170多篇)、《字津保物语》(作者不明，10世纪的长篇故事)。同时还出现了日记文学，如纪贯之在承平4年(公元934年)从土佐到京都途中写的《土佐日记》；10世纪藤原道纲之母写的，以她的结婚为主要内容的《蜻蜓日记》；平安末期女诗人和泉式部写的《和泉式部日记》；11世纪紫式部夫人写的《紫式部日记》；11儿世纪营原孝标之女写的，幻想阿弥陀佛接她到净土极
乐世界去的《更级日记》等。
11世纪藤原氏的全盛期，文学上出现了服务于宫廷的女作家写的长篇小说，其代表作是《源氏物语》。此书由紫式部(公元978年—公元1014年)所写，成于11世纪初，共45篇，以主人公光源氏的恋爱生活和命运为题材，出色地描写了宫廷贵族的奢侈生活与人物微妙的心理状态。
11世纪末出现了两部以历史为题材的贵族小说《荣华物语》和《大镜》，作品通过对以藤原道长为首的摄关家发家史的记述，表露出没落贵族的怀古情绪。与此同时，描写武士、名主和劳动人民生活的《今昔物语》问世，它是一部有关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故事集，文字使用当时的民间语言。诗集方面，出现了小野半守编的《凌云集》、藤原冬嗣编的《文华秀丽集》、良半安世编的《经国集》。
三、建筑与雕刻
平安前期的建筑遗存下来的极少，只有室生寺(奈良)的金堂和五层塔。此寺和平安京各佛教寺院不同，以周围的自然为背景，按地势布局。建筑物极简单，但最初流露出日本建筑的简素优美的特色。平安后期日本建筑大为发展，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
寺院方面，宽仁3年(公元1019年)藤原道长建造了法成寺。它是平安时代最大的建筑，完全确立了日本式样。京都的平等院凤凰堂也是平安时代极重要的建筑物，原来是藤原赖通的别墅，公元1052年改为寺院。凤凰堂是平等院的阿弥陀佛堂，因柱上雕着凤凰而得名。法成寺和凤凰堂都是日本人想象中极乐世界的现实化，体现了净土宗的美学思想。陆奥(东北地区)藤原氏在平原(岩手县西磐井郡)建造的中尊寺、毛越寺、观自在院、无量光院都是庭园建筑，如有寺前开池，池中有岛，岛上架桥等景致。
住宅方面，平安时代完成了寝殿式建筑。所谓寝殿式就是日本式贵族邱宅建筑，一般由水池、寝殿、对屋、渡廓、中门廊、中门、钓殿、杂屋组成。早期寝殿式根据中国传统的手法，即布局左右对称，晚期寝殿式则摆脱中国的影响，左右不对称了。当时无论宫殿、官府和陵墓，一律为寝殿式。
宫殿方面，平安前期有平安宫的朝堂院、丰乐院、内里(皇居)，还有别墅——神泉苑、冷泉院、朱雀院等。平安后期有藤原氏的东三条殿。蜕河天皇的掘河殿、白河天皇的鸟羽殿，但这些建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平安前期的雕刻还受唐朝影响，至后期便出现所谓“和样雕刻”即日本风雕刻。平安前期的代表作是奈良法华寺的十一面观音像、京都神护寺和大胶观心寺的如意轮观音像。还有高野山金刚蜂寺的释迎及诸尊宪像是典型的白檀雕刻，但被认为是空海从中国带来的。滋贺县向源寺的十一面观音像，外来要素浓厚。平安前期由于神佛调和思想的流行，用佛像的处理手法来雕刻神像，所以将神雕成佛的样子。如教王护国寺彻影堂(在京都)的八幡神像、女神像，以及松尾神社(在京都)的两尊男神像和两尊女神像。
平安后期开始出现了日本风雕刻，但真正完成日本风雕刻是定朝(?一公元1057年)。他成功地表现了当时贵族理想中的佛像，如凤凰堂的本尊阿弥陀如来坐像。定朝式的特点是佛像的眼睛一律向下看。定朝死后，其子长势(公元1010年—公元1090年)继承父风，进一步推进了日本风雕刻。其后是圆势(?一公元1134年)及其子长圆、贤圆。由于贵族大量造像，出现了许多佛所(雕刻工场)，各个佛所都有自己的佛师(佛像雕刻家)。佛师的社会地位比以前大大提高，从而促使产生许多有个性的作品。
四、绘画与音乐
平安前期(公元794年—公元894年)日本绘画还受唐和五代的影响，到平安后期(公元894年—公元1192年)产生了摹写日本风土和人物的“大和绘”或“倭绘”。大和绘是纯粹采用日本画题的画，与此相对，以唐朝的人事和风景为题材的画叫做“唐绘”。当初描写四季风情的叫做“四季绘”，描写名胜风景的叫做“名所绘”。后来进一步以和歌为题材，达到了绘画、书写、诗歌三位一体。
大和绘产生于延喜、天历(公元901年—公元956年)年间，到11世纪中叶，大和绘全面成立，还出现了宫廷画师。飞乌部常则就是村上天皇的宫廷画师，巨势广贵也是活跃于10至11世纪的宫廷画师。大同(公元806年—公元809年)年间成立了宫廷画院“绘所”，它由中务省的画工司和内匠察合并而成。最典型的大和绘是描写物语(世俗故事)的画卷，其中最杰出的是《源氏物语绘卷》(现藏东京五岛美术馆和爱知县福川美术馆)。《源氏物语绘画》是描写平安贵族女性的风俗画，表现了宫廷贵族女性的风貌。
画卷中《信贵山缘起绘卷》也很著名，描写领主、大名主、劳动人民生活生产的场面，反映出武士阶级兴起，人民力量壮大，贵族没落的特征。
《伴大纳言绘词》也是非常优秀的大和绘，表现了应天门放火的伴大纳言(伴善男)的政治阴谋。京都乎等院凤凰堂的《阿弥陀迎来图》是从唐风转变为日本风的佛画，背景是日本的风景，平安后期佛画的特点是投合日本人之好，菩萨面相特别端美，如教王护国寺(在京都)的十二天神像和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普贤菩萨像。
日本把从朝鲜、渤海、唐朝、印度传来的外国音乐总称“雅乐”，其管理机构叫做“雅乐察”。雅乐传到日本后领受日本上层社会的欢迎，用于寺院的法会和贵族的宴会。当初雅乐和日本固有音乐同时并存。至平安前期，日本音乐采取了折衷形式，即在起源于日本仪式上的用日本固有音乐，起源于外国仪式上的用雅乐。当时贵族喜欢采集古乐，还成立了“大歌所”，专门传授日本音乐。过去雅乐察全是外国人，现在日本乐官乐人占大多数了。
搓峨(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仁明(公元833年—公元849年)、一条(公元986年—公元1011年在
位)三位天皇皆谙音律，热衷于日本音乐。一条天皇亲自规定了神乐和催马乐的谱子，磋峨和仁明天皇在统一房乐、高丽乐的基础上复兴、改编了16种乐舞，还创造了几种音乐形式：①神乐(用于祭枢)，②东游(东国民谣)，②风俗歌(即兴耿谣)，④朗咏(朗诵中国名诗，以雅乐伴奏)，⑤今样歌(在宴会上演唱，着重歌词表情)，⑧和赞(由诵读汉译经文的声明演变而成的一种道歌)。醒瑚天皇初期产生了用管弦乐演奏的“彻游”。这种音乐形式的产生表示日本音乐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和表现贵族华丽的生活，而独立音乐成为一种娱乐了。御游之后，又产生了独乐和田乐，最后民间音乐逐渐代替古代音乐，成为日本音乐的主流。
五、书道与茶道
所谓书道就是中国的书法，日本书法从中国学来。奈良时代日本还没有发明假名，所以日本人写的是行书和草书，模仿王羲之等人的笔法。平安前期假名开始产生，尽管上流社会写的是汉字，但多少有些日本风格。
空海是“和习书道”即日本书法的创始人。他在唐朝曾跟韩方明学书法，有“五笔和尚”之称，所谓“五笔”就是韩方明《授笔要说》中的五种笔法，因空海学到这五种笔法，故有此称。据说他在唐时，宪宗曾请他补写宫廷屏风上的王羲之书法的缺字。空海与桔坦势、搓峨天皇合称“三笔”。空海的书法经搓峨天皇传给小野篡，再传给纪夏井。纪夏井传给弟子藤原敏行，再由敏行传给“三迹”。
平安后期流行草假名，于是出现了小野道风(公元890年—公元966年)、藤原佐理(公元904年—公元998年)、藤原行成(公元972年—公元1027年)等草假名书法家，他们三人合称“三迹”。小野道风受王羲之的影响较深，有“羲之再世”之称。藤原佐理则日本风味很浓，被称为“佐迹”。藤原行成揉合小野道风和王羲之书法之长，形成一种优雅温和的书风。“三迹”彻底摆脱了中国书法的风格，从苍古雄劲的唐风转变到丰润优美的日本风。它和这个时代的其他艺术一样，表示着日本文化的独立。
茶道是日本特有的沏茶、喝茶的规矩，用以修养心神，学习礼仪。它是日本独特的一种文化，被誉为“东洋精神真髓”。茶很早就
从中国传到日本，公元6世纪前后日本就有荼了，但当初只作为药用，限于部分贵族和僧侣之间饮用。关于茶传入日本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大陆经朝鲜传到九州，另一条是从中国南部直接传到日本。[注48]
平安初，搓峨天皇弘仁6年(公元815年)4月游近江崇福寺，该寺大都僧永忠煎茶奉献。同年6月在银内、近江、丹波、播磨试种。平安后期饮茶的风气很流行。后来此风一度衰落，直到宋朝流行饮茶时，此风又由荣西(公元1141年—公元1215年)传到日本。荣西从中国带回的茶种试种于筑前(福冈县)的背振山，后移植于畿内山城的拇尾山。荣西还写了《吃茶养生记》2卷(公元1211年)。平安时代是茶道的产生期，到镰仓时代才逐渐流行于一般武士之间，成为进行社交礼仪的一种学问。[49]
六、教育与学术
平安时代以前日本只有官学，中央是大学，地方是国学。空海在唐朝学习时，看到长安每坊有间塾，每县有乡学，教育机构完备，对日本没有私学感到遗憾。于是回国后于公元828年开创综艺种智院，培养人材。于此稍前，和气广世创立弘文院(9世纪初)，后来公元821年藤原冬嗣创立劝学院，公元850年桔嘉智子创立学馆院，公元881年在原行平创立奖学院，私人讲学之风兴起。后来有的大学教官在私邱进行讲学，如营原氏的营原清公(公元770年—公元842年)、营原是善(公元812年—公元880年)、营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三代相继为文章博士，门人满朝野。由此而登高官的世称“龙门”，也叫：营原廊下”。这种私塾俗称“红梅殿”，如滋野安成的私塾专授老庄学说，大藏美行的私塾专授经学。平安后期，私塾形式的私学终于代替了官学，教育得到普及。官学和私学衰落后，学问以家门相传，如明经道是清原氏、中原氏，明法道是扳
上氏，算道是三善氏，阴阳道是贺茂安倍，医道是和气丹波，各家垄断学问。
平安时代政府组织专人撰写史书，陆续修成《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和《三代实录》，这五种汉文历史著作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合称《六国史》。
除以上编年史外，还编纂分类的历史。醍醐天皇时营原道真奉救编写《类聚国史》，把从《日本书纪》到《文德实录》的历史按事实类别编成205卷，公元892年完成。[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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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 卷数 │
内 容 │ 完成年代 │
编修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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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书纪 │ 30 │ 神代至持统天皇
│ 720(养老4)
│ 舍人亲王等│
│续日本纪 │ 40 │
│ 797(延历11)│ 藤原继绳等│
│ │
│ 文武天皇至桓武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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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延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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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桓武天皇(延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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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后纪 │ 40 │
│ 841(承和8) │ 藤原绪嗣等│
│ │
│ 至淳和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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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日本后纪 │ 20 │ 仁明天皇
│ 869(贞观11)│ 藤原良房等│
│文德天皇实录│ 10 │ 文媳天皇
│ 879(元庆3) │ 藤原基经等│
│三代实录 │ 50 │ 清和、阳成、光孝三天皇
│ 901(延喜元) │ 藤原时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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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著作外，天长8年(公元831年)滋野贞主编《秘府略》千卷。它是一部大百科辞典，比宋朝的《太平御览》(干卷)约早150年，可惜此另现存只有2卷及第868卷的布帛部的一部分。大江音人编成《群书目览》40卷。公元808年出云广贞和安倍真直将中日朝三国的医方、疗法汇集起来，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公元982年丹波康赖编成《医心方》30卷，它是日本人撰写的最古医书。此书编写时引用隋唐医书200余部，按疾病详细记载疗法、本草、药性，而它所引用的中国医书有些在中国久已失传，所以此书是东洋医学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辞典方面，有吕住编的《新撰字镜》12卷、源顺编的《侯名类聚抄》10卷、桔忠兼编的《伊吕波字类妙》3卷、空海编的《篆隶万象名义》30卷、藤原季纲编的《季纲切韵》2卷。佛典方面，有《一切
经》5000多卷。
[1]勘解由使主要职责是在新旧任国司交授时监督“解由状”的授受。“解由状”是
新任国司赴任时经调查了解，肯定前任国司在其任职期无渎职行为后授与的一种证明
文书。
[2]《政事要略》卷84载：“延喜格停止奴婢，格后不得有奴婢。”，《新订增补国史大
系·政事要略后篇》第684页，吉川弘文馆，1974。
[3]健儿的数量，各国按其大小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从20至200人不等。另有九州置
“选士”1320人，在陆奥置“健士”2000人，以御外敌和镇压虾夷人。
[4]竹内理三：《土地制度史》1，《体系日本史丛书》第6卷第132页，山川出版社，
1973。
[5]小野武夫：《日本庄园史论》第37页，1979。
[6]、[7]、[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92—896页，人民出版社，1975。
[9]《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4页，1974。
[10]庄官的名称因庄园和时代不同相当杂多，有庄长、庄司、预所、公文、下司、检
校等称。
[11]本家就是本所，也有称领家为本所的。
[12]例如，肥后国鹿子庄是在乡领主沙弥寿妙建立的。他的玄孙高方为免受国司
压迫，乃于1086年奉大宰大式藤原实政为“领家”，从年贡中分出400石给“领家”，自己
保留攀管庄务的“预所职”即庄官。藩原在契约中保证承认高方世代在庄园里的统治，
倘若背弃，藤原后代须撤销“领家”的资格。
[13]丰田武：《产业史》I，《体系日本史丛书》第10卷第191页，山川出版社，1967。
[14]《倭名类聚抄》卷17(正宗敏夫校订两卷本)，风间书房，1974。
[15]“津屋”：“邸”之义，古日本港口仓库。
[16]“问”：由“邸”字假借而来，义同“问丸”(商钱)。
[17]承和之变：仁明天皇即位时，立淳和上皇的皇于恒贞亲王为皇太于。藤原良房
倍口伴健卑、桔逸势等人立皇太子是为了叛变，把他们流放。承和9年(842)废恒贞亲
王，立仁明天皇的皇子道康亲王。由此藤原一族成为皇室外戚，独揽政权。
[18]应天门之变：866年应天门失火，大纳言伴善男要给左大臣源倍问罪，酶原良
房说伴善男放火，将他流放。这是摄关成立史上的一件大事。
[19]一说藤原基经员初任关白是在884年。
[20]《新增订补国史大系·政事要赂前篇》第232页，1974。
[21]《日本史料集成》第124—125页。平凡社。
[22]市村其三郎：(日本史概论》第146—147页，1943。
[23]《早川二郎著作集》I第288页。
[24]《小右记》(有大臣藤原实资的日记)。
[25]《日本史料集成》第127页。
[26]、[27]“神人”和“大庄”都是隶属于神社和寺院的田堵与下人。
[28]佐藤清胜：《大日本政治思想史》上卷第303页，大日本政治思想史刊行会，1939。
[29]《春记》长历32，转引自西冈虎之助《日本全史》第l卷第82页，平凡社，1940。
[30]“武士”一词初见于《续日本纪》，但那是六卫府武官的称呼，并不具有新兴阶层武士之意。称此新兴阶层为武士是后来的事，其称有：武者、兵、武勇者、武勇之辈、武勇之士、武艺者、武艺人等。
[31]笠原一男：《详说日本史研究》第88页，1975。
[32]院政后期虽然断断续续存在到1840年，但实际形同虚设，不起作用。
[33]庄园整顿令：902年醍醐天皇首次提出，规定897年以后禁止新设旨田，禁止权门势家新设庄园。此后历朝多次提出，但终未能制止庄园增大的趋势(笠原一男：《详说日本史研究》第87页)。
[34]院政时期院的顿地遍及59国，仅寄进庄园从摄关家手中就弄到千余所(宝月圭吾《日本史概说》第76页，1965)。
[36]西国；指关西诸国，特别指九州地方。
[36]音户海峡：现在的广岛县吴市同对岸音户盯之间的海缺。
[37]今神户港重要组成部分兵库港。
[38]、[39]《日本文料集成》第77页，平凡社，1963。
[40]同上书第65—67页。
[41]木宫察彦：《日华文化交流史》第241页，富山房，1955。
[42]歌词：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输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43)《日本史料集成》第67—71页，平凡社。
[43]《高丽史》第4卷第9—10篇，见《中国朝鲜史籍中的日本史科集成》三国高丽之部，第63—66页，国书刊行会，1978。
[45]比睿山在京都府、滋贺县境内，高野山在和歌山县西北部。
[46]见最澄：《显戒论》。《般若》唐玄奖译《大般若彼罗蜜经》的略称，该经由般若部类经典汇编成。般若，梵文pnajana的音译，意译“智慧”。
[47]最澄：《守护国界章》。
[48]松下智：《茶的起源和传来》，朝鲜文化社编《日本文化与朝鲜》，新人物往来社，1975。
[49]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50]扳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仁安、林候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