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后半期，日本从长期纷乱割据的南北朝、战国时代开始走向封建统一国家的局面。由于战国大名们各自谋求领国的富强，开发农田水利，招工商业者集中在自己的军镇(城下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织田信长(公元1534年—公元1582年)和丰臣秀吉(公元1536年—公元1598年)凭借经济和军事的优势，加紧对战国诸大名的征服，镇压农民起义，逐步实现了全日本的统一。
第一节 织田、丰臣统一日本
一、织田信长
战国时代在各大名领地里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农民经济力量日益增强，但封建割据、分裂混战不仅破坏农业生产，加重农民的负担，且由于各国间关卡林立，货币和量制不统一，阻塞了商品流通。因此农民、商人都反对割据，渴望统一。封建主们面对农民起义和市民的斗争，也企图集中力量，排除异己，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公元16世纪中叶，抱有这种野心和实力的战国大名，关东有北条氏，中部地方有上杉、武田、朝仓诸氏，中国(山阴、山阳两道)地方有毛利氏，四国有长曾我部等，但实际上掌握主动权的是一个较小的大名——尾张(爱知县)的织田信长。尾张地处农业先进的浓尾平原(名古屋地区)，旧势力弱，小自耕农阶层发达。织田信长一面充实经济实力，一面加强政治军事力量，推行“兵农分离”政策，将领国内名主、武士编入自己的家臣团，组成一支以使用长枪为主、配备步枪队的常备兵。他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永禄3年(公元1560年)在尾张的桶狭间(今爱知县丰明市西南)以奇袭击溃10倍兵力的劲敌守护大名今川义元(公元1519年—公元1560年)。为巩固后方，信长将今川的领地让给三河国(爱知县南部)大名松平家康(德川家康，公元1542年—公元1616年)，然后消灭阻碍他占领京都的美浓(歧阜县)领主斋藤龙兴，筑歧阜城，成为织田的军镇。永禄11年(公元1568年)失去权力的室町幕府和天皇都要求信长攻入京都，恢复朝廷和幕府的地位。信长便借拥立足利义昭作幕府将军的名义，率部入京，掌握了政权。
永禄12年(公元1569年年)，织田迫使自由城市界屈服。这时，农业发达的近畿地方和界、京都、奈良等富庶城市都已在他手中。他的步枪队是一支无可匹敌的劲旅，元龟2年(公元1571年)焚毁了守旧势力堡垒的比睿山延历寺；两年后迫使不满于傀儡地位而企图和一些大名联合反对织田的足利义昭投降，罢础其将军职，室町幕府灭亡。
织田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是承认从自耕小农收取地租的寄生地主的存在，因此织田军队有能力离开本根据地长期进行征服政争。其次是掌握了畿内附近的富裕地方。还包括拥有了步枪、大炮等新武器，确保军事上的胜利。此外，织田对战国期的主要社会矛盾——自下起来冲破封建制的民众运动与自上加强封建制的领主运动，以后者胜利的形式来解决。
织田在统一过程中残酷镇压一向宗农民起义。公元1571年至公元1574年他先后镇压了伊势长岛和越前的起义，屠杀几万人。天正8年(公元1580年)攻下大阪本愿寺，又遣部将柴田胜家(公元1530年—公元1583年)扑灭加贺起义，与此同时，继续同各国大名争战。天正3年(公元1575年)他联合松平家康，在长征(三河境内)击溃日本中部最强大名武田胜赖的军队，总计平定26国。天正4年(公元1576年)在琵琶湖畔近江安土修筑了安土城，作为统治的根据地。天正10年(公元1582年)，全国统一已指日可待，但就在这年6月2日，他在京都的本能寺道部下明智光秀(公元1526年—公元1582年)的袭击，被迫剖腹自杀。
二、丰臣秀吉
信长死后，统一事业为部将羽柴秀吉(公元1536年—公元1598年)所继承。秀吉是尾张国(今爱知县)一农民之子，自幼侍奉织田信长，能力出众。天正元年(公元1573年)因多次战功，被提拔为大名，与柴田胜家、明智光秀同为信长的得力部将。天正10年(公元1582年)本能寺之变时，他正在备中国(今冈山县)同毛利辉元(公元1553年—公元1625年)作战，闻讯后即同辉元讲和，回师京都。山崎(兵库县西南)之役打败明智光秀，光秀在败走近江途中道农民袭击自杀，距信长死11天。天正11年(公元1583年)起，秀吉逐次剪除异己，首先发动近江贱岳之战，消灭织田家臣柴田胜家。并从这一年兴建大阪城(今大阪市)，强制各大名离开领地，连同界市商人一并移居这里，将大阪作为自己称霸全国的根据地。公元1584年迫使雄踞关东的德川家康臣服，从而上升到织田信长继承者的地位。同年进军四国，迫令战国大名长曾我部元亲以全境投降。
天正13年(公元1585年)，秀吉征服了最后一个守旧势力堡垒和歌山县的高野山(佛教真言宗的根据地)和纪伊的根来寺。同年迫使朝廷授之以关白之职。公元1586年任太政大臣，更受天皇赐姓为“丰臣”。天正15年(公元1587年)进攻九州，大名岛津义久投降。这一年秀吉在京都建成宏大富丽的官邱聚乐第，围以城壕，宛如宫苑。天正16年(公元1588年)他在这里迎来后阳成天皇，召织田信长次子信雄、德川家康等一起表演了向天皇誓忠的一幕。
天正18年(公元1590年)秀吉出征关东，讨伐北条氏一族，包围小田原城，迫北条氏政(公元1538年—公元1590年)自杀，并使东北的伊达政宗(公元1565年—公元1636不)臣服，然后北进，平定奥羽地方。至此全国统一。文禄2年(公元1593年)他又使战国时代统治虾夷地区(北海道)南部的松前氏归顺，北海道南部地区遂正式划归日本版图。
三、织、丰政权的统治体制
织田信长在其统一过程中，为提高权势，先则利用足利将军家，继则利用天皇权威。丰臣秀吉因自己原有的家臣数量不大，在统一过程中加入家臣队伍的多半是过去的同僚和前辈大名，加之取得政权时间过短，所以并没有创建自己的幕府，没有取得将军衔，而只是以“关白”名义，君临各大名之上。
丰臣政权的中央机构：在关白之下设五“奉行”，执行政务，由前田玄以(公元1539年—公元1602年)、浅野长政(公元1547年—公元1611年)、增田长盛(公元1545年—公元1615年)、石田三成(公元1560年—公元1600年)、长束正家(?一公元1600年)担任，这5人都是丰臣秀吉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另任命5名实力雄厚的大名为五“大老”，作为他的政策顾问，无疑这是一种怀柔手段。五大老是德川家康(公元1542年—公元1616年)、前田利家(公元1538年—公元1599年)、宇喜多秀家(公元1573年—公元1655年)、毛利辉元(公元1553年—公元1625年)、小早川隆景(公元1533年—公元1597年)，后来改小早川隆景为上杉景胜(公元1555年—公元1623年)。
为加强中央集权，丰臣秀吉对大名实行严密控制。他把自己一族和近臣安置在重要地区，如把养子秀次(公元1568年—公元1595年)安置在尾张的清州，弟秀长(公元1541年—公元1591年)安置在大和的郡山，把石田三成安置在近江的佐和山等等，从而把近畿地方巩固起来。与此同时，把那些不可靠的大名调离原来领地，如把原在东海地方拥有巨大势力的德川家康调到关东地方，以便防止大名们盘据原领地独立。作为严密控制大名的办法，他还命令各大名让他们的妻子常任京都、大扳和伏见，作变相人质，并规定大名之间未经批准，不得通婚。
第二节 丰臣秀吉的统治
一、土地政策与“兵农分离”
丰臣秀吉将全国土地集中在手里后，一部分作为直辖领地，另外大部分土地则封赐各大名，称为知行国(封地)，受封者有统治知行国的特权。当时拥有土地的多少是用稻米产量的石数来表示的。天正17年(公元1589年)的全国稻谷总产量为1，580万石(壹吱、对马除外)。那年丰臣的直辖地为46国、产稻200万石，占总产量的九分之一强，封赐各大名的领地则占总产量的九分之八，其中最大的大名德川氏领地产稻约250万石，上杉氏和毛利氏各100万石。在土地领有方面丰臣虽不占绝对优势，但他同时直辖界、京都、大阪、博多等商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和贸易港，还控制佐渡、生野等金、银矿，因此他的经济实力远远胜过各大名。
由于大名知行制的确立和全国范围内“本百姓”(自耕农)小农经济的出现，从此在，日本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注1]这种单婚小家族—；小农经营体比复合大家族——家内奴隶制经营体优越得多，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丰臣政权对这种小农经济的出现首先加以承认。
这种小农经济是与秀吉实行的土地政策分不开的。织田信长死后不久秀吉就开始施行“太阁检地”，文禄3年(公元1594年)正式规定全国划一的土地制度：将过去不统一的一间的长度定为6尺3寸；960步一反改为300步一反；田地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各规定标准产量——石数，即上田为1．5石，中田为1．3石，下田为1．1
石，下下田另行规定；以标准升“京升””统一各地区不相同的旧升；以标准产量的石数的三分之二收取年贡；尽量贯彻“一地一作人”[注3]的原则。以上是“太阁检地”的主要内容。丰臣秀吉对检地的
贯彻非常坚决，在给地方的“朱印状”(盖有红色将军官印的执照)中明确指示：不管是城主；土豪还是百姓，凡敢反抗检地者，全部杀掉，即使整个一乡或两乡也当如此。[注4]
太阁检地在兵农分离体制方面是以编成军队为目的的一大土地改革，同时也是根本否定古代封建制即本领(世袭私领)制的一大事业。因为本领是土地私人所有的最强烈的形式，而太阁检地是把本领收为公有，以领主本国为根据，将全国领地集中在秀吉手中，连旧家臣的知行地都属于秀吉所赐的“恩领”。[注5]
在检地的同时，天正16年(公元1588年)丰臣秀吉借口铸造大佛需用钉锯，发出《刀狞令》，没收民间所有的“长刀、腰刀、弓箭、长枪、步枪及其他武器”。下令后一月，仅在加贺江沼郡就没收了长刀1013
把、腰刀1540把、枪矛160支。实行刀狩是害怕农民“拥有不必要的武器，一旦难纳年贡，势必发动起义。”[注6]同时也为使检地顺利进行，并通过它达到“兵农分离”的目的。天正19年(公元1591年)8月丰臣氏发布《身分统制令》[注7]，进一步明确实行“兵农分离”到确立身分制的政策。这就是禁止农民转变为武士，强制耕作，即使大名领地改变了，农民也不得擅离原村，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还规定手业者和商人也不得变更职业。相反，武士则失掉土著性，须跟随主君移动，集中住在大名城下，成为镇压人民的职业军人。这样，以
(武)士为统治阶级，农、工、商为被统治阶级的“四民”封建等级制便确立了。
二、商工业政策
织、丰政权的集权统一政策，在商工业领域也有鲜明反映。为促进商业发达和城市繁荣，织田信长曾规定了“乐市”、“乐座”之制。这是战国大名本已采用的政策，织田更予以推进，在建筑清州、歧阜、安土等城下町时，规定凡制定城下町条例必须加进此项。天正5年(公元1577年)6月，他为安土城下町制定《乐市乐座令》13条。该令的基本内容是否定“座”的特权，奖励商人来此定居，免除土木工程的徭役负担，消除对“德政”的不安，保障治安、免除房屋税等等。丰臣秀吉也继承了这个政策，如天正13年(公元1585年)对京都诸座下令废止座头职等中间剥削权，公元1587年下令废止奈良、大和郡山的一部分座，公元1591年下令废止以京都、奈良的座组织为一般原则。但是乐市、乐座并非意味交易上的完全自由，从政治上说，推行这个政策主旨是把商工业者从寺社、庄园领主的隶属下解放出来，使处于织田、丰臣控制下，确保商业利益，加强自己的权力。例如丰臣筑大坂城时曾强制把一部分界和京都市民移住大扳；许多城市变为丰臣氏的直辖地，不承认城市自治，町人的自治组织被统治城市的机关取而代之。
交通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是织田、丰臣发展商工业政策的一部分。织田曾于水禄11年(公元1568年)撤销其势力范围内的关卡(“关所”)，禁征“关钱”。此举既为打击关卡的设立者寺社和庄园领主的势力，又为便于商人自由往来，发展商工业。丰臣继此政策，这公元1586年止，废除了全国的关卡。织田作为整顿交通设施的一部分，修补道路，架设桥梁，丰臣则统一1里为36町。稳定通货是发展商处所必需，信长于水禄12年(公元1569年)公布了《择钱令》[注8]，规定“善钱”(良币)、“恶钱”(劣币)的交换比率，秀吉更改铸统一货币，同时开发石见、佐野、生野等金银矿。为发展海外贸易，秀吉于天正16年(公元1588年)发布《海贼取缔令》。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实行“朱印船贸易”，授予长崎、京都、崭的商人以朱印状(幕府特许证)，以资保护。还统一了度量衡制，其规定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三、对天主教的政策
丰臣秀吉的天主教政策也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主旨。织田信长为利用天主教对抗一向宗农民起义和获得贸易利益，对天主教曾采取保护政策。秀吉最初也采取了同一政策，但天正15年(公元1587年)他在征服九州时看到外国教士对九州部分大名的强烈影响和长崎成为教会领地的情况，大为吃惊，恐危及自己统治。尤恐天主教在农民中传播会招致一向宗起义那样的后果，所以立即将长崎收为直辖地，禁天主教传教，驱逐外国教士出境。他虽然放逐了传教士，但这时还是承认人民对天主教的信仰，允许葡萄牙人通商。及至庆长元年(公元1596年)，一艘西班牙船只漂流到土佐海岸，秀吉察悉西方国家有利用传教侵略日本的野心，[注9]便把传教士和日人信徒26人在长崎处死。这就是日本镇压天主教的开端。
秀吉的这种政策还利用所谓“神国”思想来煽起人民的排外情绪，他宣称，日本的国土及其上一切事物都是神创造、成长和保护的。天正17年(公元1587年)的天主教禁令中说，“日本是神国，不许天主；教国家传播邪教”，“天主教国家的人以日本人为门徒，破坏神社佛阁，这是前代未闻的”。1591年秀吉写信给葡领东印度总督说，“我国是神国，神是万物的根源”。[注10]
信长、秀吉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结束了群雄割据的战国纷乱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摧毁了庄园制度，这些对尔后日本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很大作用。作为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镇压人民的凶手，但同时又不失为封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第三节 安土·桃山时代的文化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统治时期的文化通称为“安土·桃山文化”，在文化史上这个时代被叫作“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573年—公元1603年)。安土在今滋贺县，公元1576年织田倍长在此建城。桃山在今京都南郊伏见区，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在此掌握政权约20年，因这里多桃树，故有桃山之称。这个时代的文化特点是佛教影响减弱，世俗性和现实性突出。
建筑方面。从前的佛寺神社被新兴大封建主的城郭殿馆代替了。在式样上，左右对称的结构除神社、佛阁外，一律排除，而是采用非对称的、迷路构造。其代表性建筑物有信长的安土城，秀吉的聚乐第、大扳城、伏见城及姬路城等。安土城是元龟4年(公元1576年)建于近江，即现在琵琶湖东岸，建筑规模巨大，城上有7层的天守阁(望楼)，各层房间和柱都用金箔装饰，现已毁坏，只山脚下的总见寺还保存着。聚乐第是秀吉在京都的邸宅，公元1587年建成，但公元1595年遭彻底破坏，建筑物大部分移到伏见城，现存的有大德寺唐门、西本愿寺飞云阁等。大阪城在大阪市东区马场町，公元1583年建成，周围约12公里，有高石墙和深潦，规模壮大。伏见城在京都市伏见区东伏见山，公元1594年建成，后被江户幕府破坏，部分建筑移到大德寺、西本愿寺。这些城郭是军事堡垒，内有大封建主的邸宅和政厅。书院式的邸宅被称为“居馆”，内部装饰豪华，隔扇和墙壁上都画着金碧辉煌的绘画。随着茶道的流行，茶室(数寄屋)建筑也发达起来。茶室建筑以简素、幽静、狭小为特征，一般都以大自然为背景，镶嵌于自然之中，体现了闲寂朴素的茶道精神。
绘画方面。这时期的绘画世俗性很强，题材上已全无佛教色彩，多描绘花乌、自然景色和社会风俗，说明画家对生活的关心。但也可以看出，许多并非一般的花卉乌兽画，所画的大多是象征祥瑞的鸟兽之王。例如狩野水德的《唐狮子屏风》(高2．25公尺)，显示王者的权威。书院正面和天守阁上层一般都画着中国古代圣贤像。庶民的风俗画也很流行，这表示庶民阶级逐渐强大起来，并占领了文化领域。当时佛教衰退，儒教兴起，所以以儒教为主题的画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在形式上，以“和汉融合”的水墨画为主，其代表
画派是狩野正信创始的狩野派。以土佐光信为创始人的土佐派则主要画大和绘，但已失去了平安时代那样大和绘的纯粹性，水墨画的调子加重，有受狩野派影响之趋势。桃山时代的狩野派画家有：狩野永德(公元1543年—公元1590年)、狩野山乐(公元1559年—公元1635年)、狩野山雪(公元1590年—公元1651年)。此外还有桃山时代最伟大的画家长谷川等伯(公元1539年—公元1610年)。
戏剧方面。随着町人的成长，城市里兴起民众戏剧。如上所述，说唱牛若丸和净琉璃姬故事的古净琉璃早在室叮后期就已出现，此时同木偶戏结合发展。另外，作为日本一种独特形式的戏剧，至今仍保持着生命的歌舞伎，正是由这个时代出云(岛根县)一名巫女阿国创始的。
同这个时代武士、町人生活密切的茶道十分盛行。茶道于室町前期由入明掸僧提倡，传播于武士间，仪式繁细，流派滋出。到此时由界市的商人干利休(公元1521年—公元1591年)集其大成，排除形式，发展了重
视精神(和敬清寂、茶禅一味)的“佗荼”[注11]趣味。
第四节 丰臣秀吉侵略朝鲜
一、文禄之役
作为军事封建领主魁首的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公元1589年)、菲律宾(公元1591年)、(中国)台湾(公元1593年)琉球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他侵略朝鲜是想把尚未驯服的封建大名引向国外，以稳固自己的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是为满足特权商人的欲望，适应原始资本积累的掠夺性。
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野心早已有之[注12]，而首次将它公开是在天正13年(公元1585年)。[注13]天正18年(公元1590年)冬他致书朝鲜国王，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威逼朝鲜臣服，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注14]中朝两国有着传统的友谊，丰臣秀吉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朝鲜拒绝。天正19年(公元1591年)他将关白之职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设本营于九州肥前海滨的名护屋[注15]，作侵略准备。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3月，派宇喜多秀家为侵略军总头目，界市豪商家出身的小西行长(?—公元1600年)、加藤清正(公元1562年—公元1611年)为先锋，派遣近16万陆军渡海作战，于釜山登陆，同时派遣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指挥的9000名水军袭击朝鲜沿海各地。
经长期内战，日本封建大名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兼以军队集中，使用步枪，所以日军战斗力较强。相反，朝鲜李氏朝廷积弱，国王李（日公）又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不能组织军队进行有效的抵抗。日本陆军在两个月内就占领了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都城。至7月，加藤清正部队到达图们江岸的会宁。李（日公）一再退却，逃到义州。丰臣秀吉为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5月攻占京城后便叫嚣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将北京周围10“国”之地献为御用，赐公卿以俸禄，赐其部下以10倍于原有的领地，甚至命丰臣秀次为大唐(中国)关白，日本关白由羽柴秀秋或宇喜多秀家担任，朝鲜则交给羽柴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统治，气焰十分嚣张。
二、李舜臣与李如松的抗击日军
日本陆军虽然一时得逞，但5月以来水军在半岛南部沿岸水域却连续遭到以朝鲜杰出爱国水军将领李舜臣指挥的以龟船[注16]舰队为主力的朝鲜水军的沉重打击，尤其7月8日在闲山岛前海海战中，日本的庞大舰队几乎全部被消灭。从此日本水军完全丧失了制海权，使侵略者原来水陆并进夺取义州的企图被迫落空。
侵略军在朝鲜杀人如麻，激起朝鲜人民的义愤，各地纷纷自发阳织起人民武装“义兵”队，英勇斗争，抗击敌人。郭再佑、郑仁弘部队活跃于庆尚右道，赵宪部队活跃于忠清道，高敬命部队活跃于全罗道，金干缢部队活跃于中部地区。各地义兵战斗力不断增强，不只能保卫家乡，且能解放本道，广泛向其他道出击，大量消灭敌人。
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援朝军自7月起陆续抵朝，投入战斗。但第一批5000援军7月间在进攻平壤之战中因副总兵祖承训轻敌失利，先锋史儒战死，承训败回。12月底，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所部第二批4万援军入朝，旋即于1593年1月初再次发动平壤战役，向盘踞这里的小西行长部队猛烈进攻，明军“无不以
一当十”[注17]，经一昼夜血战，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小西行长部队退守京城，加藤清正部队也从北部撤回。1月下旬，李如松率部向京城挺进，由于误信假情报，军至碧蹄馆(京城北30里处)中敌埋伏，激战终日，退驻开城。但此后李部却能够成功地断敌龙山饷道，焚其仓粟。
三、日本的反战运动
平壤之役是日军从胜转败的转折点。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不义之战在国内军内也不得人心。葡萄牙传教士路易·福洛易斯(Luis
Frois,公元1532年—公元1597年)在谈到他在北九州耳闻目睹的情况时曾说：人们非常厌恶征集壮丁，认为那无异于去送死。妇女们在抽泣，因为她们预感到要被迫守寡。不安和叹息充满全国。一种预言也传开了，说秀吉的征服事业必将失败，日本国内必将掀起叛乱。[注18]反对战争的不止北九州居民，在古都奈良，兴福寺多闻院僧人英俊获悉战争动员已经开始后，便预计这次战争不会有好结果。当侵略军正在蹂躏朝鲜国土时，他在日记中表示对朝鲜人民“无限同情”。农民拒纳军粮，反对侵略战争。关东常陆(茨城县)农民拒纳军粮，使正欲渡海的该国大名佐竹义宣军队处于“奄奄待毙”状态。在军内，官兵、民佚大量逃亡和哗变。一份资料记载，锅岛部队从前线逃回的有57名，这些都是主力战斗部队的官兵，“搬运佚并未计算在内”。当时兵士逃亡如此严重，以致丰臣秀吉不得不命令在各地设立缉捕逃亡者的岗哨(“人番留所”)。侵略战争发动不到3个月，集结在肥前平户的岛津部队中，以梅北国兼为首700名官兵拒绝渡
海作战并举行哗变。[注19]
平壤战败后，日军厌战反战情绪弥漫。留在名护屋本营的羽前大名最上光义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讲道：“日本人早就想逃出京城，都这样想：当和尚也好，只要能留下一条命。我也在盼望，能在活着的时候重新踏上故国芳香的土地，哪怕喝上一杯家乡水也好。”[注20]
当时日军士气既如此，又加以兵员伤亡过半(京城内外只剩53000人)”[注21]，粮株奇缺，瘟疫流行，日军统帅部自知京城难保，4月18日撤出京城南遁，龟缩到东南沿海一带。明军入城并分路追击，收复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国土绝大部分遂告光复。
日明之间的议和谈判早已开始。6月1身在名护屋的丰臣秀吉还以战胜者自居，提出明朝以公主嫁给日皇：恢复两国贸易、归还占据胡鲜的四道及京城、朝鲜王子一人到日本当人质、朝鲜誓不反日及其他等7项无理条件。[注23]明朝的谈判使节沈惟敬本是一个内奸和无赖，同日使小西如安合谋，回北京后一字不提丰臣秀吉的7项条件，反说丰臣恭顺，“恳求内附”。明万历帝信以为真，企图以满足丰臣秀吉虚荣心的办法使他“谨修臣职”。公元1596年遂遣正副使赴大阪，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大怒，和议破裂，战事再起。
四、庆长之役
庆长2年(公元1597年)1月，丰臣秀吉复派兵14万登陆釜山北犯。这次侵略军自始就士气不振，8个月后才到达京城附近。但不久被明将麻贵所部击败，迟到南部沿海狭小地带，负由顽抗。次年秋，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开始撤退。11月，日本水军在半岛东南房梁海面上受到中朝联合水师的截击，损失极重，逃到岸上的也道毁灭性打击，死万余人。[注24]明授朝水师提督陈磷所部、年逾70的老将邓子龙，“意气弥厉”，“直前奋击”，不幸乘船起火，英勇牺牲。朝鲜水师统帅李舜臣为救援子龙，也中弹牺牲。[注25]到年底以前，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1]《资本论》第1卷下，第785页，人民出版社，1975。
[2]京升：方4寸9分，深2寸7分，与现在的一升几乎相等。
[3]一地一作人：以前土地的所有权报复杂，现在承认一地只有一个所有权，法律规定直接耕种者拥有土地所有权，废除名主、地侍等在中间投使农民和收取实物，消灭中间剥削，促进农民的解放。
[4]《浅野家文书》，《日本史料集成》第257页。
[5]水林彪：《日本封建制的重建及其社会的确立》第124页，山川出版社，1987。
[6]《小早川文书·天正16年7月8日秀吉法令》，《日本史科集成》第258页。
[7]《小早川文书·天正19年8月21日秀吉法令》，同上书页。
[8]奈良时代以来，货币成色不齐，民间拒用劣钱，币价不稳，统治者屋发《择钱令》(原作《撰钱令》)，并制定按成色的交换率。
[10]西班牙圣·弗利伯号商船遭风悬漂到土住，秀吉部下增田长盛没收其船货。有一海员说，西班牙的企图是先派教士驯服居民，接着调兵侵略。秀吉得知后大怒。
[10]水林彪：《封建制的编与日本社会的确立》，《日本通史》第2卷第153页，山川出版社，1987。
[11]佗：一种不拘形式、只讲究闲寂简素的茶道，桃山时代很流行。
[12]1577年10月，丰臣秀吉曾告织田信长说：“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赖山阳：《校刻日本外文3第15卷第7页，1893。)
[13]藤木久志：t织田·丰臣政权》，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5卷第185页，1977。
[14]《史料日本史》，近世编，第59页，吉川弘文馆，1964。
[15]今佐贺县东松浦郡北端镇西町。
[16]龟船形似乌龟，甲板铁制，其上作十字路，便于往来。甲板下两舷各置大枪六挺，船头船尾各置大枪一挺。撂手亦在甲板之下。进退轻捷。船上还备有大炮、弯炮、巨弓，既用于海战，亦用于破城。龟船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战船。
[17]《明史》第238卷第5194页，中华书局。1974年。
[18]藤木久志：《织田·丰臣政权》，《日本历史》第15卷第333—334页，小学馆。
[19]同上书第334—339页。
[20]《日本历史》第7卷第172页，读卖新闻社，1966。
[21]日本参谋本部：《日本战史》朝鲜之役篇第251页，倡行社，1924。
[22]《史料日本史》近世篇第63页。
[23]关于和议经过，有些问题中日史料内容悬殊，有待进一步考证。
[24]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朝鲜通史》第78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3。
[25]《明史》第247卷，中华书局版第6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