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日贸易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中日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后，德川家康曾企图以朝鲜、琉球为中介，重建中日邦交，恢复勘合贸易，由于中国方面警戒日本再次侵朝及国内矛盾，未能实现，但日中民间贸易始终在进行。幕府虽从公元1633年起不断发布锁国令，但同中国和荷兰仍保持通商。
公元1644年(正保4没)明朝灭亡，明遗臣退居东南沿海抗清，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等先后17次遣使赴日，要求德川幕府出兵援助，但幕府末予答应。
公元1683年(天和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宣布开放海禁。公元1685年(贞享2年)令福州、厦门官员运糖赴日销售，日中贸易额上升，日本成为入超国。日本没有相应出口货物，不得不以金银支付，引起金银大量外流。同年(公元1685年)幕府制定“贞享令”，放弃了明末的自由贸易政策，把日中贸易额定为每年白银6000贯(荷兰为3000贯)，支付手段也由金银改为以铜为主。公元1715年(正德5年)又制定“正德领”除保持原定贸易额外，又限制赴日船只不得超过30艘（贸易额仍为6000贯)，并须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注1]后因铜也日减，幕府开始附带出口海参、鲍鱼、鱼翅、海带等海产品及黄铜、镀金、描金等器物及名瓷“伊万里烧”，这些商品在中国备受欢迎。中日贸易在当时日本锁国下，居日本外贸首位。中国货输日者，以丝、绸、各类纺织品、书籍、字画、文具、茶、瓷器、漆器、中药材、香料、皮革等为主，其中书籍数量特别多，幕府不但自己收藏翻刻，还令各藩翻印，使中国不少典籍国内失传者，却在日本得到保存。如日本学者林春斋将中国散佚在日的汉籍16种百余卷汇集成《佚存丛书》出版，使能再现于中国。
当时航日的中国船只多由南京、宁波、温州、厦门、漳州、广东等口岸启航，经舟山群岛，横断东海，
直驶长崎。日本对中国贸易多方限制，整个德川时代日中贸易只限长崎一港，且贸易方法也限制甚严。公元1637年(宽永14年)起，规定中国商人投宿日本人家，其投宿处称“差宿”，公元1666年(宽文6年)废差宿，指定街道投宿这种街道称为“宿町”。公元1688年(元禄元年)又进一步在长崎建立“唐人坊”，凡赴日中国商人必须住唐人坊的围墙内。尽管日本对中国贸易严格限制，中国文化还是随着贸易传入日本。
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跟昔日一样，僧侣仍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不过德川时代留学中国的日僧很少，赴日的明清僧却很多。除僧侣外，还有不少亡命日本的明朝遗臣，据统计达62人。[注2]
当初中国僧大多到长崎，住在“唐三寺”里。唐三寺是指长崎的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这三所寺院是到长崎的中国船主所建，所以寺院住持必须是中国僧，由南京、潭州、福州三地名刹派僧担任。当初兴福寺开山为真圆，福济寺开山为觉海，祟福寺开山为超然。他们将明清文化带到日本。在亡命日本的明遗臣中，有何倩、林上珍、顾卿、张斐、朱舜水、陈元斌等，朱、陈二人给日本文化的影响更大。
朱舜水(公元1600年—公元1682年)，明末清初爱国进步思想家，浙江余姚人，字楚屿。明末与舟山守将王翅等从事抗清活动。公元1658年参加郑成功和张煌言的北伐，攻长江下游诸城。公元1659年郑成功败后，亡命日本。公元1659至公元1665年在长崎讲学，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公元1665年移居江户，广收门徒，传播中国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光辉一页。朱舜水治学重实际效用，反对宋儒脱离实践“辨析
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这种实学思想，对当时日本有一定影响。公元1682年病逝江户，葬于常陆(今茨城县)，日本学者私说文恭先生。其著作由门人辑集、德川光国父子刊印为《舜水遗书》。[注3]
陈元（上斌下贝）(公元1587年—公元1671年)，浙江余抗人，元和7年(公元1621年)随商船长崎，后为尾张德川侯的幕宾。他在日本与诸名士结交，在日本层社会有一定影响。宽文11年(公元1671不)卒于名古屋。陈元（上斌下贝）长于诗文，传授中国武术，发展了日本古来的柔道，他还在名古屋制造瓷器，后人称“元（上斌下贝）烧”[注4]。
明清之际去长崎的中国人不少。他们有的被任命为“唐通事(中国人翻译)，成为对华贸易的官员，职业世袭。有的在长崎教授中国语盲文学，广收门徒，形成“长崎派”。获生狙株就是其中的著名学者。当时长崎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不少日本人向到长崎的国人索诗文书画，或托便船赠诗给中国人，有的专程赴长崎，以同中国客商笔谈为乐，甚至认为到长崎便靠近中国而引为快事。[注5]
日本人民对待清商很友好，据传至今在长崎的中岛河畔还留下当年修建的一座“常明灯船”，上面刻着“唐船航海安全”字样，表达日本人民对中国商船的祝愿。
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传入
一、学问的考证风
中国朱子学到清代已经衰落，顾炎武反对空谈理论、不务实际的学风。阎若瑰、戴震、钱大听、段玉裁等也主张多务实际。这个考证学派的作风流传日本。在其影响下产生了古学和国学。
日本考证学派先驱者新井白石，将军德川家宣时参与幕政。他仿效马端临《文献通考》，对日本文物制度，详考其源流沿革，著成《经邦典例》一书，还著有《读书余论》、《藩翰谱》、《古史通入《同文通考》、《东雅》等，充分发挥了清代考证学的治学精神。
新井以后有片山兼山、井上金峨、皆川棋园、山本北山、龟田鹏斋、村濑拷亭、太田锦城等考证学者。锦城著有《论语大疏》、《九经谈》，他曾说“得明人之书百备不如清人之书一卷”，推崇考证学备至。
狩谷披斋也崇拜考据学，他的书斋名“实事求是书屋”是采用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实事求是”一语。
考证风还影响小说界，山东京传和拢泽马琴对小说进行烦琐考证。医学界后藤民山、山胁东洋、吉益东洞等主张古医术。
二、历史学
朱熹就司马光《资治通鉴》写了《资治通鉴纲目》59卷，从名分论的观点把伦理政治分为正统与非正统、华夏与夷狄、王道与霸道之别。这种大义名分论思想对日本史学影响极大，林罗山的《本朝编年录》(即《本朝通鉴》)就是一例。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在大义名分论的指导下编纂了《大日本史》。赖山阳(公元1780年—公元1832年)的《日本外史》22卷和《日本政记》16卷都受清赵冀《二十二史创记》、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钱大听《二十二史考异》等名分论的影响。在史学观点方面，赵翼的“地气论”和“地势论”也成为日本史学家的地气地势论(以地理条件为历史发展主要因素的理论)的渊源。
日本史学在体裁上也模仿中国。如中山利质的《楠木志》(叙述南北朝时代武将捕木正成的忠义事迹)是受清代张鹏韶《忠武志》的影响；冈本韦安的《万国史记》是模仿魏源的《海国图志》。又如羽仓简堂仿赵翼著《温史创记》。这些著作在明治维新前所起作用都很大。
三、汉籍的翻译与出版
中国清代康、乾两朝的文化出版事业繁荣，巨型著作如《佩文韵府》、《皇清经解》、《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等陆续传到日本，成为治学的参考文献。
日本在清人著作的影响下，也编了大型类书和丛书，如山冈明阿撰《类聚名物考》，墒保己一撰《群书类从》530卷和《续群书类从》1150卷。
日本还翻译了许多清人著作。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深见玄岱父子译《大清会典》。吉宗也搜集幕府初期以来法典、法令、沼书编成《法度书》15册。享保4年(公元1719年)清世祖顺治颁布的《六喻衍义》传入日本，吉宗令获生祖抹加训点，室鸦巢译成日文，成为民间的教科书。《朱子家训》在日本流传很广，作为习字帖或挂轴出版。
魏源的《海国图志》于公元1850年传日，公元1854年出版该书美国部分的译本就有7种。其他英、俄、法等国部分先后译成10多种单行本。汉文原本或翻印或训点，广为流传。
据统计，江户昌平校及圣堂官版翻印的书籍，自周至清共有193部，其中清人著作有40部。地方各藩出版的汉籍，自天保(公元1830年—公元1840年)至明治维新(公元1868年)共有50种，例如加贺藩的《钦定四经》、仙台藩的宋版《春秋左传》、津藩的《资治通鉴》、熊本藩的《尚书正义》等。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传人
一、医药学
德川时代中国医学传入日本是与黄渠宗僧侣分不开的。他们有许多人懂医术药学，如心越、独立都懂医术。独立传治痘术于池由正直、北山道长等人。正直之孙瑞仙为医官，负责痘科。道长为大坂名医，著《北山医录》。
中国医生陈明德和王宁宇两人，公元1627年先后到长崎行医。陈明德著作有《心医录》。王后居江户，日人从学者众，成为一大医派。德川吉宗招聘中医多人来日，以陈振先和朱子章最著名。陈振先采集药草160种，著《陈振先药草功能书》。公元1803年后，胡兆新来日，传授尤在经的《伤寒贯珠集》。杨西亭传授治疗密病和疡病的医术。
在药学方面，庆长12年(公元1607)林罗山在长崎获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它献给幕府。长崎的本草学家有向井元升和卢草硕两人。向井编成《庖厨备用大和本草》13卷，后贝原益轩在此书基础上编成《大和本草》16卷。卢是日籍华人，祖传本草学，长崎的福出德润向他学本草，后撰《药性集要》。福山弟子有稻生若水，确立日本的本草学。若水弟子有松冈恕庵、野吕元丈、丹羽正伯等人。恕庵弟子有小野兰山，著《本草纲目启蒙》48卷，所载凡1882种，日本的本草学到此时集其大成。
二、地理学
日本的地理学知识是从清朝学者的地理著作中获得的，如胡渭的《禹贡锥指》、阎若瑰的《四书释地》、宋翔凤的《四书释地辨证》及《水经》。这些对中国古代地理作详细考证的学术著作，促进了日本地理学的进步。日本人在研究地理时，清朝地理学专著成为的参考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按禹的《读史方舆要》、马征腮的《历代沿革地图》、吕输的《历史事迹图》、乾隆救撰《皇舆西域图志》等。日本人还将中国的地图集翻印出版，如岸田香的《中外方舆全图》是清人胡林翼等撰《清一统舆地图》的翻版。
长久保赤水(公元1717年—公元1801年)是德川中期的著名地理学家，他花了20多年心血写成的《日本舆地路程全图》，据说是根据清朝出的原图。天保15年(公元1844年)再版的赤水的另一著作《新制舆地图》，从附录的固说知道，也是根据清人带来的原图。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记述世界形势的地理书，它在日本流颇广。日本人从此书获得了关于西方的许多地理知识，对日本地理学的影响很大。不仅如此，佐人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横小楠等志士都因读了魏源这部书得到启发，由攘夷到开国，积极习西方，献身子明治维新。[注6]
三、数学与天文历法
德川时代从中国传入不少有关数学与天文历法的书籍。明·徐光启《西洋新法历书》(清·朱白霍校)、清·程世禄《西洋算法全》两书传入日本，对日本天文数学方面影响很大。公元1733年，建彦次郎贤弘和中根丈右卫门玄圭译清人梅文鼎《历算全书》。明清初福建人游艺《天经或问》，由西川正休等译出。此书记述西方天文学，间接给日本传来西方天文学知识。康熙官修的《历象考成》流传日本，德川后期的地理学家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是由此提高学术水平的。
公元1684年涩川春海(即安井算哲，公元1639年—公元1715年)在元朝“授时历”的基础上制定日本第一部自己的历法“贞享历”。晚年他还写了《文琼统》8卷，此书受清初黄鼎《管窥辑要》和游艺《天经或问》的影响。
德川前期数学家吉田光由(公元1598年—公元1672年)根据元·朱世杰《算学启蒙》和明·程大信《算法统宗》，于1627年写成《尘劫记》。此书是将深奥的中国数学按当时日本的实际水平写成的数学入门书。《尘劫记》至明治时代发行了300种版本，成为算术书异名。
第四节 文艺与宗教的传人
德川时代，汉诗文不象以前宫廷和禅林文学那样发达，研究汉诗文的人只是儒家，汉诗文只在“堂上人”(朝廷公卿)和僧侣之间流行。康熙宫修的《佩文韵府》是日本人写诗的依据。宽政年间(公元1789年—公元1800年)传入清人沈德潜的《唐宋八大家读本》，官私学校都把它作为教科书，约有20种版本。蔡方炳的《唐宋八大家文选》、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吕晚村的《唐宋八大家精选》也都传入日本，然而，德川时代因市民阶层兴起，明清小说戏曲即通俗文学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
明清时代中自小说创作繁荣，输入日本的小说种类很多，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桓言》、《今古奇观》、《水济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桃花扇》、《世说新语》、《剪灯新话》、《西厢记》等等。其中《水浒传》特别风行，选译本达11种之多，受到武士们的爱读。除选译本外，还有“翻案本”(模拟作品)，如仇鼎散人的《日本水浒传》10卷、伊丹椿春的《女水浒传》4卷，僧空阿的《诙谐水浒传》10卷、好花堂的《新编女水浒传》6卷等。这种“翻案本”，即将国内外小说(戏曲)内容情节，换以日本的时代背景和人名地名，加上自己的构思改写的文艺。如沧泽马琴的《男总里见八犬传》就是把《水济传》108将故事改写成《八犬传》中八犬士的出色著作(53卷)。
宝历(公元1751年—公元1762年)至天明、宽政(公元1781年—公元1800年)的约50年间，日本盛行歌舞饺。它是一种将舞蹈、音乐、动作、说白融为一体的戏剧，由室盯时代的能乐和民间乐舞形成，是在唐散乐和元杂剧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歌舞伎中存在着中国古典戏剧的某种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受中国戏剧的影响(参见第七章)。
二、绘画书法
德川中期传入日本的中国画，日本称作“南画”或“南宗画”，又叫“文人画”。南宗画或文人画是一般士大夫或业余画家画的，与职业画家所画的“北宗画”(宋元传统的画院派山水画)相对。中国至明代，南宗画压倒其他一切派别，清代南宗画更盛。南宗画最大特点是线条柔和，构图宽广，以烘染代替过去的浓彩重墨。
宽文12年(公元1672年)日本翻印了中国的八种画谱(1620)，宝众7年(公元1710年)又第二次翻印。画谱的出版，对日本的南画运动影响很大。元禄15年(公元1702年)翻印了杨尔曾编的《图给宗彝》(1607)。宽延元年(公元1748年)翻印了集南画之大成的《芥子园画传》，后来又不断翻印，约有10种版本。据统计，当时日本翻印的编辑的清人画论画谱有六、七十种。
享保5年(公元1720年)以来，精通南面的商人伊字九(吴兴人)经常到长崎经营，带去南画的画法。到长崎求教的日本人很多，但真正继承伊字九画风的只有池大雅(公元1723年—公元1776年)和与谢芜地(公元1716—公元1783年)两人。他们开创日本南画，不拘格局，清新奔放的风气，由此推广到全国。
花鸟写生画家沈南苹(名栓，吴兴人)影响日本画坛也大。他于公元1731年到长崎2年，画的特色是构图精致，色彩华丽，模仿者多，形成了日本南苹画派。后又发展到京都，大扳。
黄劈诸僧书法出色，以大字取胜。朱舜水和陈元斌也是书法家，推广唐样书法。杭州人俞立德，深得文征明笔法，将书法传授给北岛雪山。后又有草书家胡兆新、徐荷周等推进了学习明人草书的书法。
陶瓷器方面。公元1833年清人朱淡撰《陶说》由葛西因是翻译出版，刺激了日本陶业的发展。九州佐贺县伊万里的陶工在长崎从中国人周辰官学会了“红绘法”(制色袖瓷法)后，经刻苦钻研，于公元1643年烧成半透明彩瓷。它是白地画红、绿色图案的瓷器。这种瓷器以伊万里为集散港，所以叫“伊万里烧”，也叫“有田烧”。
纺织品方面。德川时代从中国进口大量生丝及纺织制品，其种类有金缕、缎子、蠕子、缚珍、绢纳、纱续、南京织、白绢、黑绢等。中国纺织制品的输入，促进日本纺织业的发达，特别是京都西阵纺织业。西阵人模仿中国的丝织品，织出金桶、缎子、缮子、细续、绉纱等。还生产一种以五色丝织成各种图案的“唐织”，因模仿蜀锦，故称唐织。
印刻及文房用品方面。日本的印刻技术是中国黄劈僧独立传入的。他著有《独立禅师石印》一书，后于明治3年出版。其次是心越，他带来了清·陈策的《韵府古篆汇选》。此书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被翻印出版。黄劈山万福寺15、18代住持中国僧大鹏，著有《印章篆说》，(公元1811年出版)。这些关于印刻技术的书籍的出版，使日本印刻术发达起来。
德川时代的文人爱用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促使日本文房用品制造业发达。当时日本能生产一种“和唐纸”(日本制的中国纸)，还能生产一种名“华研写”的中国砚，同时出现了唐墨的模仿品。此外，核装技术也从中国传入，清．张潮编《昭代丛书》第19集《装裱志》(清·周嘉胃著)对日本裱装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四、黄荣宗的传入
从室町时代起，日本的五山十刹逐渐衰落，至德川时代，佛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后以长崎唐三寺建立为契机，每年总要聘请中国僧赴日定期(三年)担任住持。德川初年，兴德寺逸然闻福州黄劈山隐元隆琼(公元1592年—公元1673年)之名，便向幕府推荐，4次招隐元前往。隐瞻元于承应3年(公元1654年)7月率弟子东渡长崎。那时已63岁。
隐元到日后，曹洞宗及临济宗的憎人先后受教。万治元年(公元1658年)隐元到江户见德川家纲，家纲给他山城宇治(在京都南郊)地方的土地，让他建立黄劈山万福寺。宽文3年(公元1663年)建成，成为日本黄梁宗的大本山。宽文4年(公元1664年)隐元将黄劈山法席让给弟子木庵。
木庵到江户遏见德川家纲，家纲赐银2万两及土地。后黄荣宗又发展到关东。木庵的弟子铁牛、慧极和潮音在各地建立禅寺，大扬宗风。木席另一弟子铁眼，经11年经营，于1678年完成了1618部7334卷日本黄粱版《大藏经》(根据明万历版)的翻刻。
黄粱宗来日僧侣都擅诗文、书画、印刻、医药，长崎唐三寺也黄劈山为本庙。黄粱宗带给日本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广，如隐元传残明代南方寺院的建筑样式。黄梁诸僧将当时独特的中国书法、画、音乐(明代章、笛)、佛像雕塑、医学等传给日本，甚至日人家食用的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劈馒头等到今天还受到喜爱。
[1]大庭修：《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第34—37页，东方书店，1980。
[2]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5卷。
[3]1981年中华书局汇集其全部诗文，书札问答编为《朱舜水集》。
[4]元资烧：一种以濑户的陶土作原料，用蓝色颜料作画，涂以育白色釉，有透明感且雅致的陶瓷器。
[5]让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669一670页，内外书籍株式会社。
[6]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24—37页，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