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治政府的成立
—、农民起义与市民暴动
德川幕府末期，农民反对幕府封建统治的斗争日趋激烈，至庆应年间(公元1865年—公元1867年)，斗争发展为暴动，并与市民暴动相结合，形成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公元1866年5月初，大阪近的西宫(今兵库县东南)发生了贫民捣毁米店、袭击武士的暴动。接着扩大到兵库、滩、池田、伊丹等市镇。5月中旬又扩大到大坂。参加暴动的1万多名大坂市民群众，在各条街上呐喊着袭击米店和酒店。群众斗争情绪激昂，不顾幕府的镇压，在街上张贴写给老中的匿名信说：“现在要么把我们消灭，要么就把米价降到3百文(1升时价7百文)。如这两件事都不能办到，就把全市化为焦土。”[注1]当他们被捕时，坚决果敢地向审问他们的大坂官吏指出：引起这次暴动的祸首就是将军。当时萨摩藩在大颐的藩吏木场传内曾把这情况详报在京的大久保利通。大久保认为：“民心已离将军，幕府何足惧！”[注2]
从5月底到6月初，江户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市民暴动。5月28日，品川首先发生暴动，很快发展到芝、赤扳、四谷，又波及神田、本所，到6月5日暴动席卷整个江户。暴动群众在各条街上组成队伍行进，捣毁米店、酒店、当铺、洋货店和富商住宅。町奉行所(江户市政署)的大门被贴上“政治已经卖完”的讽刺性匿名信。幕府统治权力在几天里陷入瘫痪状态。
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相呼应。6月7日武藏川越的木匠要求降低米价，掀起“改革世道”的暴动。6月13日，秩父郡名栗村的农民要求降低米价和利息。烧掉典当土地文书、归还当品，发动了“改革世道”的起义。各村农民群起响应。14日，起义群众在饭能会会，捣毁四家米店。暴动很快席卷了青梅、川越等地。起义者打着“改革世道”、“为救日本穷民”的旗帜，拿着印有“国内各地太平”的灯笼，袭击、捣毁横滨商人的米店和高利贷专的住宅。在秩父大宫，农民捣毁官衙和监狱，释放囚犯，烧掉土地清册，砸毁枪支，把大炮扔到井里，并冲进当铺当场发还抵押品，销毁当票。几天之间起义席卷武藏、上野两藩，有10万多人参加了这次起义。
同时奥州的信夫、伊达两郡(今福岛市附近)也爆发了“改革世道”的起义。据统计，公元1866年爆发农民起义106起，市民暴动35起“，是整个德川时代爆发起义次数最多的一年。起义地区北起奥羽，南至九州，遍及全国。
从公元1867年8月底起，全国各地爆发了“可好啦?!”的群众云动。运动首先从名古屋开始。当时名古屋地方发生了伊势神宫天降神符的传说，市民把它看成是一种“变天”的瑞兆。人们穿上华丽衣服，女扮男装，男扮女装，吹笛打鼓弹三弦，成群结队地反复唱着“可好啦?!”“可好啦?!”的歌，狂舞街头。接着，这个运动席卷京都、大坂、江户、横滨等地。幕府各藩严加禁压无效。群众闻进地主富商宅院，迫使其摆出酒席；有的捣毁他们的家财衣物或把它散发给过路居民。群众把这种不愁衣食的日子称作“神代”。这个运动虽然带有宗教迷信色彩，但具有市民暴动的因素。狂舞时的打扮与活动是无视幕府统治，反映群众要求社会变革的愿望。
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不仅震撼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其锋芒还指向西洋人。公元1866年9月，江户市内的贫民高喊：“我们这样贫困，就是因为洋人到来物价上涨。”他们还袭击了正在散步的美国公使。[注4]公元1867年11月，江户郊外德丸原的农民起义，不仅反对幕府征用民地开辟练兵场，而且袭击了与幕府勾结、横行霸道的法国军事教官。
公元1867年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次数虽比上年有所减少，但群众反对幕府的改革、要求变革现实的思想的成长及近代民主精神的萌芽，都是前所未有的。
二、第二次征长的失败
幕府为消灭倒幕势力；不顾财政贫困，以摄津、河内、播磨的年贡为担保，向大胶、兵库、西宫的商人赋课7百万两作为军费，在“万民怨愤”声中发动了第二次讨伐长州藩的战争。公元1865年5月，将军家茂由陆路从江户到大坂亲自指挥，以纪州藩主德川茂承为先锋总督，军舰炮击长州藩周防沿岸。
这次征长与第一次不同，幕府毫无胜利把握。当时萨摩藩已和长州藩订立同盟，不仅拒绝派兵，还同其他藩联名要求取消第二次征长战役。诸藩也对这次出兵感到不满。加之军队除一部分受过新式训练外，大部分是旧装备。长州藩军受大村益次郎“西洋阵法”训练，因此战争首先对幕府不利。其次，幕府军队还受后方之敌威胁。第一次吹征长战争后，大吸附近地区农民起义规模很大，大阪、江户还发生了捣毁运动。
公元1866年6月7日，幕军从安艺、石见、小仓三方面开始攻击。另有幕兵、松山藩兵开往周防的大岛登陆，但被击退。战区内农民本对幕府不满，乘机反抗。石见国(今岛根县)农民首先起义，银山代官弃职逃走。起义农民协助长州军打败幕府军，追击幕府败兵。同年8月，滨田藩、小仓藩和川越藩也爆发了农民起义，袭击了当地豪农、豪商和村吏。
农民起义军和市民暴动搅乱了幕府征长军的根据地，使幕府军腹背受敌而败。长州藩军虽兵力很弱，四面迎敌，但因得到起起义农民及市民的支持，士气旺盛，到处获胜。
正当幕府军接连战败之际，将军德川家茂于公元1866年7月20日在大坂病死。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想依靠法国的军事援助挽回败局。但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及幕军根据地小仓被长州军占领，参战各藩都要求撤兵，第二次征长终以幕府失败告终。
群众起义和征长战争的失败，动摇了幕府统治。将军庆喜为摆脱危局，在法国公使罗休(L．Roches)指导下进行重大改革：一，军事上废除旧机构，征募农民、市民建立新式步兵，聘用法国军事教官团，开办军官学校，着手建立近代常备军。并向法国借款6百万美元，购买军舰、兵器，以北海道的矿山作担保。二，政治上改革老中制度，分幕府为五局，各老中分掌一局，由首席老中统辖全国政务，以期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机构。三，经济上设立法国和日本合办的公司，垄断生丝输出和建造铁路等。然而这时幕府已完全丧失民心，群众斗争加剧，幕府改革，只是挣扎而已。
三、武力倒幕
公元1867年长州及萨摩藩的倒幕派为推翻幕府，朝着“举兵倒幕”方向迈进。其他各藩也有主张武力倒幕的志士活跃，土佐藩板垣退助(公元1837年—公元1919年)就是突出的一个。板垣以乡士和上层农民为主组织了类似奇兵队的军队，公元1867年5月，在中冈慎太郎的策动下，他在京都会见了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公元1827年—公元1877年)。按照两人的协议，板垣不顾土佐藩主的意见，决定率土佐志士参加倒幕同盟，并进行
起兵准备。由于宫廷内佐幕派的中心孝明天皇在公元1866年12月25日病故，15岁的太子睦仁(即明治)于1867年1月即位，宫廷的形势非常有利于倒幕派。以岩仓具视(公元1825年—公元1883年)为首的宫廷倒幕派，在宫廷中积极进行倒幕活动，并和远在九州大宰府的三条实美[注5]取得联系。于是，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为代表的萨长倒幕派领导核心正式形成。
木户、大久保和西乡，并称“维新三杰”，是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木户孝允(公元1833年—公元1877年)出身长州藩士，在幕末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曾与高杉晋作等一起主持长州藩政，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公元1867年木户与大久保利通等人一起拟定举兵倒幕的计划，发布“王政复古”命令，建立了明治政府。明治维新后，木户孝允历任新政府的征士、总裁局顾问、参议等职，位居领导核心。他积极极提倡推行“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公元1871年，木户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副使出访欧美12个国家。回国后成为明治政府领导层中最开明的人物之一，在日本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
与木户齐名的大久保利通(公元1830年—公元1878年)出身于萨摩藩士，幕末曾参与藩政改革，是武力倒幕、“王政复古”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明治维新后历任参与、参议、大藏卿、内务卿等职。1871年与木户孝允同为岩仓使节团副使出访欧美各国。回国后，反对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留守政府的“征韩论”，主张“内治优先”。此后掌握了明治政府的领导权，积极推行各项资产阶级改革，镇压士族叛乱，为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建立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元1878年被士族分子暗杀。
西乡隆盛(公元1827年—公元1877年)出身下级武士，最初作为尊王攘夷派的志士参加反对幕府的政治活动，后来转变为武力倒幕派的主将。西乡有军事天才，公元1869年1月3日作为军事顾问和参谋长，指挥了鸟羽、伏见之役，消灭了幕府的军事实力。同年5月又只身赴江户，与幕府大臣胜念舟会谈，实现了“江户无血开城”，以不流血的方法使幕府投降。新政府建立以后，历任参议、陆军元帅、陆军大将、近卫军都督等要职，参与新政府的各项资产阶级改革。但西乡在最后阶段思想消极保守，同情被明治政府逐步取消特权而不满的多数下级武士，反对强制剥夺土族兄弟的4f权，终于辞官还乡。1877年武装叛变，发动了西南战争。最后败死于鹿儿岛的城山。
以上述维新三杰为核心的倒幕派，一致主张武力倒幕。支持武力倒幕的有萨、长与其他西南强藩的下级武士，以及部分京都贵族(公卿)和地主资产阶级。
四、“奉还大政”
公元1867年10月，以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公元1827年—公元1872年)及其后藤象二郎(公元1838年—公元1897年)为代表的妥协派，提出了一项与武力倒幕相对立的“奉还大政”的方针。支持和倾向这项方针的有幕府的部分官吏以及萨摩安艺(今广岛县)等藩的上级武士。山内和后藤两人提出妥协方针并非偶然。1867年6月，后藤象二郎和坂本龙马同船从长崎去京都时，扳本曾向后藤提出建立新国家的八条基本方案，即“船中八策”[注]。可是后藤接过这个方案后，按照自己的妥协思想加以纂改，即主张幕府将军把现在握有的统治权名义上奉还天皇，而在天皇之下设立一个由将军担任议长的“列侯会议”来掌握实权。不同意武力倒幕。山内等的“奉还大政”方针即以此为前提。他认为这是使德川氏奉还大政，将他从灭亡中挽救出来、思义两全的良策。[注7]与此相反，土佐藩的军务总裁、已加入武力倒幕同盟的板垣退助则强调提出：“奉还政权之名虽美，却属空话。德川氏既然在马上得天下，如不在马上把它夺回，就不能打倒数百年来的霸业。”[注8]山内不但不听，反而大骂板垣的说法是“暴论”，并立即罢免了板垣的军事职务。然后命令后藤写成“奉还大政”的建议书去京都活动，以便争取更多的支持者。1867年10月3日后藤等在京都到处碰壁之后，只好以自己一个藩的名义向幕府提出“奉还大政”的建议书。
在萨、土倒幕派的影响和促进下，长州倒幕派，特别是受豪农富商支持的奇兵队等都坚决主张讨幕。公元1867年9月18日，大久保等与长州藩倒幕派木户孝允等会见，研究出兵讨幕问题。同年9月18日，萨、长签订了共同出兵盟约。20日，艺州藩也参加了这个盟约。10月8日，萨、长、艺三藩倒幕派的首脑在京都开会，通过了坚决实行举兵倒幕的决议。与此同时，约有1千2百名萨摩藩兵从海路陆续到达长州藩待命。然而武力倒幕派不敢公开揭露幕府的罪恶，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革命斗争。只是根据1863年8月18日政变失败的经验，感到必须把天皇确实掌握在自己一派手里。于是让倒幕派公卿作好准备，好让天皇向长州、萨摩两藩发出讨伐幕府的密令，以此证明其行动的合法。14日清晨，由于岩仓的活动，以天皇的名义发出“戮贼臣庆喜”的“讨幕密沼”。
将军德川庆喜发觉有人正在举兵倒幕，表示接受山内容堂的建议，企图在形式上让天皇执政，而自己在天皇之下掌握实权。于是庆喜在天皇发下讨幕密沼的同一天，即公元1867年11月9日上奏要求把政权“奉还”给天皇。第二天朝庭批准了这一请求。19日庆喜正式向朝廷提出辞去将军职务。
五、“王政复古”的政变
“大政奉还”使倒幕派失去了出师的名义，参加武力倒幕的不坚定分子认为出兵已无必要。妥协派山内容堂非常高兴，认为实现公议政体(列侯会议)的时机已到，加紧进行活动。但顽固的幕府高级官吏坚决反对，在大坂集中陆海军部队，妄图用武力继续维持政权。木户、西乡、大久保等倒幕派识破了德川庆喜奉还大政的阴谋，更坚定了武力倒幕的决心。他们利用京阪地方爆发“可好啦?!”群众运动梆的有利时机，集结与部署兵力。公元1867年11月3日在京都的萨摩、长州、安艺三藩藩士决定联合举兵，并请求朝廷下达讨幕的
诏书。4日岩仓具视秘密上奏了意见书《王政复古议》。到11月底，萨、长、艺三藩大军集结在京胶神地方，摆开了和幕府决战的阵势。
幕府对倒幕派的活动采取压制手段。11月15日暗杀了倒幕志士板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形势日益紧张，斗争也愈趋尖锐。大久保利通鼓励动摇的倒幕派公卿增强信心，并以护身为名发给他们手枪。12月初，大久保、岩仓等决定在12月9日发动“王政复古”的政变。12月8日岩仓召集萨摩、尾张、越前、安艺、土佐王藩
的重臣，秘密传达了根据“天皇意旨”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的计划，令各藩主协助，同时，大久保、西乡写信给岩仓具视指出：实行决战，死中求生，乃当前之急务。”[注9]如不迫使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就要“违背公论”[注10]这些话说明了只有打倒德川庆喜才有出路。这也是警告岩仓要坚决果敢行动；并要求他深思熟虑，“务使最初之政令不发生错误为第一要事。”[注11]
倒幕派由于有了内战的充分准备，作了周密的布置，所以掌握了时局的主动权，顺利地执行政变的计划。12月9日(阳历1868年年1月3日)晨，岩仓具视等觐见天皇，上奏实行“王政复古”大策。同时按预定计划，名古屋、福井、高知、广岛、萨摩五藩藩兵已在西乡隆盛指挥下包围皇宫禁戒。当天下午，由年仅16岁的睦仁出面，召开有皇族、公卿、大名和武士参加的御前会议，断然实行宫廷政变，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告为“王政革古，挽回国威”，诸事回复“神武创业之始”。剥夺德川庆喜的将军职和委任政务；废除摄政、关白、幕府等制度；哲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注12]，为新政权的枢要。成立以天皇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内外政务，确定“一洗旧弊”、“广开言路”、“登用人才”、“百事一新”等施政方针。还宣布三职政府的组织系统和官员名单，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总裁。
“王政复古”是日本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领导的，有萨、土、艺、尾、越五藩主和部分藩士及岩仓具视、三条实在美等公卿参加的宫廷政变。“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后所产生的三职政府是改良派、大名、公卿的松散的联合，没有统一的意志，更没有实际的政治效果，只是宣布一下京都的天皇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日本政府。实际上江户的德川幕府还有实力，不甘心失败，急于反扑。德川庆喜在英法公使前面不承认京都的天皇政府。于是在日本出现了京都天皇政府和严户德川幕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六、倒幕派与公议政体派的斗争
新的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武力倒幕路线取得初步胜利，粉碎了德川庆喜继续保持实权的图谋，并冲击了以山内容堂为代表的“大政奉还”(公议政体)派势力。但是，政变后建立的中央政府是包括倒幕派和公议政体派的联合政权，两派间的斗争无可避免。政变当天夜晚在小御所[注14]召开的三职会议上，即揭开了新的斗争序幕。山内容堂(议定)第一个站出来说，德川庆喜“奉还大政是出自皇国政令归于一统，永维国体尊严之诚意”[注14]，攻击这次变革是三、四公卿拥立幼主，窃取权柄的“暴举”。前越前藩主松平庆
永(议定)则指责这次变革是“以刑名为先，道义为后”[注15]，强硬要求德川庆喜参加会议。岩仓具视当即申明“王政复古”是出自天皇的决定，痛斥山内，进而揭露德川氏“蔑神旨，坏纲纪，外与欧美各国订友好通商之约；内逞淫威处罚忧国之亲王、公卿、诸侯，杀戮勤王之志士”的罪状，戳穿虚谈奉还政权、实保幕府权力的居心。[注16]指出德川庆喜如果真有反省自责之心，首先必须辞官纳地。大久保赞成岩仓意见，并尖锐指出朝廷已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如果拒绝，便向天下宣布其罪状，并讨伐之。后藤象二郎支持山内、松平，并声称必须光明正大地实行“王政复古”，进行抗辩，双方相持不下，会议休息时，萨摩藩的岩下佐次右卫门把会场的情况告诉守卫宫门的西乡，西乡当即提出：“这时不能用口舌，只能用匕首！”让他们动用武力。岩仓、大久保等接受了西乡的建议，决定对公议政体派施加压力。后藤见形势不利，就向山内建议说：“大势已定，此时强争无益，今日让一步，他日必有挽回之策。”[注17]复会时，公议政体派暂不再坚持己见。为了剥夺镕川庆喜的经济基础，巩固新政府，会议根据岩仓的提案，通过了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决定。但岩仓等倒幕派对此决心不大，特派尾张、越前两藩主去二天城[注18]，向德川庆喜传达小御所会议的决定，并劝说德川庆喜主动申请辞官纳地。这虽然是倒幕派的又一次胜利，但已包含妥协的因素。
第二节 德川幕府的灭亡
一、“辞官纳地”
小御所会议结束时，新政府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机构，倒幕派也还没有确立起自己的领导权和制订出独立的具体政策。德川庆喜依然拥有实力，山内容堂等公议政体派并没有放弃原有主张。12月10日(阳历1868年1月4日)，尾张藩的德川庆胜、越前藩的松乎春巍到二条城向镕川庆喜传达了小御所会议的决定。德川庆喜以城中人心动摇为借口，表示不能接受朝旨。当天晚上，长州军的先遣部队开进京都，倒幕派声势一振。庆喜认为在京都作战不利，13日迟到关西重镇大坂，调集陆海军，准备反扑。在法国的授意下，德川庆喜在外交上也作了安排：向英法等国宣布遵守和外国签订的条约，企图使外国承认德川政权的正统性。同时他给朝廷写了建议书，以自己为“正”，诬倒幕派为“奸”，要求天皇“清君侧”。
此时公议政体派也大肆活动。山内容堂为实现以德川庆喜为首的雄藩联合政权，12日建议说，王政一新的方针已定，应该赶快解除戒严：建立议事制度；德川庆喜应官降一等，向政府捐献经费在公议政体派压力下，岩仓等被迫解除宫廷内的戒严，只管卫宫门。岩仓、大久保、西乡在公卿、诸侯中间日益孤立。15日，在山内的活动下，制订了议事规则，规定议定会议从全体会议中独立出来，“参与”的任免由议定会议独断。这样就取消了岩仓、大久保的的发言权，而确立公议政体派占压倒优势的议定会议的统治权。在这天的会议上，岩仓强硬主张朝廷直接命令德川庆喜辞官(辞去内大臣的职务)纳地(将幕府领地还给朝廷)。结束尾张、越前两藩主的斡旋。山内容堂等猛烈反对，岩仓被迫屈服。23至24日，朝廷召开会议，讨论辞官纳地问题。决定将“辞官”的“官”改称“前内大臣”；”纳地”改为“政务费用”，经调查领地之后，“凭天下公论确定”。[注19]28日德川庆喜向朝廷提出了承诺书。这里所说的“凭天下公论确定”，不外是召开诸侯会议决定，并且允许德川进京任“议定”。这样，政变所取得的成果逐渐消失，公议政体派的反扑日益得逞。
王政复古后，日本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面临两个前途：一是凭太政官三职公论来等待改革，一是突破改良运动界限实行革命。在此关键时刻，大久保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越过改良主义的藩篱，举起“辞官纳地”的革命旗帜，向封建主义宣战，开创了日本历史的新纪
元。
二、戊辰战争的开始
武力倒幕派为彻底推翻幕府，西乡隆盛计划扰乱江户，迫使德川庆喜挑起战端。集结在江户三田萨摩藩邸的约5百名浪人，或30人或50人一伙，闯入富商宅院，夺取金银，散布谣言。消息传大坂，旧幕府官员和会津、桑名两藩藩士主张立刻与朝廷决战。公元1868年1月1日，德川庆喜制订“讨萨表”，2日，幕军与会津、桑名等藩兵从大坂向京都进攻。当晚，幕府军舰在兵库海面炮击萨藩轮船。这时，岩仓等仍动摇没有反击决心。大久保、西乡等指责朝廷一再失策，坚决要求下决心作战。1868年1月3日中午，朝廷指斥镕川为“朝敌”，决定讨伐。于是以萨长为主力的新政府军和幕府军在京都南郊的鸟羽、伏见接触，全面内战展开。4日朝廷以仁和寺宫为征讨大将军，下令迫讨旧幕府军，旧幕府军1万5千人被新政府军5千人击败，退向淀町(在京都伏见区)。经四昼夜战斗，旧幕府军溃逃大坂。接着大坂也被新政府军占领，德川庆喜与松平容保、松平定敬、老中板仓胜静等乘小船逃出大坂，然后再乘“开阳丸”军舰逃回江户。于是近畿以西各藩宣誓效忠新政府。新政府军胜利的原因在于群众痛恨德川幕府，支持政府军作战；政府军作战目的明确，士气旺盛；津、淀等藩为形势所迫，背离幕府转而群攻幕军。
鸟羽、伏见的炮声一响，立刻摧垮了公议政体保守势力；倒幕派占了优势，取得领导地位。朝廷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注20]这次暴力变革的胜利，打开了建立天皇制政权的道路；粉碎了公议政体派所主张的列侯会议(以天皇为首)掌握政权的方案；迫使近畿以西各藩投向萨长方面；促使三井等三都特权商人决定抛弃幕府，以财力支持新政府，继续追讨德川庆喜。
1月7日，朝廷击退了公议政体派山内容堂等的最后挑战[注21]，公布讨伐令。剥夺德川庆喜及佐幕诸藩主、幕臣26人的官职，宣布将旧幕府领地列为朝廷领地。任命了山阴、东海、东山、北陆[注22]各道的镇抚总督，中国、四国追讨总督和九州镇抚总督。新政府为使天皇政权获得欧美各国的承认，1月15日派使者去神户，向各国公使面交国书。其内容：天皇亲裁内外政事；过去条约称大君[注23]，今后改称天皇；承认旧幕府和外国所订条约；对内批判幕府从来的过错，对外采取开国友好方针。各国承认新政府和旧幕府为对等的
交战团体，宣告战争中局外中立。但法国暗中文持幕府，英国商人则把大批武器卖给倒幕派。
三、德川幕府的灭亡
公元1868年(明治元年)1月31日，朝廷宣布德川庆喜为大逆不道的贼臣，并发布讨伐令。2月3日，剥夺了庆喜的官职。6日，新政府改东海、东山、北陆三道镇抚总督为各道先锋总督兼镇抚使，9日由新任东征大总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和总参谋西乡隆盛等指挥东征。从中旬起东征军[注24]以萨、长、土等藩兵为主力的各道先锋军，相继从京都出发。新政府当时还没有独立的财源，内战军费和政府开始依靠三井、鸿池、小野、岛田等大商业资本家的借款和发行政府纸币维持。3月12至13日，东海道和东山道的先锋军分别进抵江户郊区。北陆道先锋军也接近江户。东征大总督召开参谋会议，决定3月15日总攻江户，严处德川氏。新政府为争取反幕势力；1月12日下令“幕府领地今年租税减半”。东山道镇抚总督还发出布告：“年来苦于苛政或有冤者，应无所顾虑向本帅申诉。”此外，西乡隆盛坚决主张德川庆喜应切腹自尽。新政府这些表示，给予受幕府与各藩藩压迫的群众以希望，因此群众拥护新政府作战。
但就在东征军进军期间，新政府就暴露出它敌视革命群众和人民武装的态度。相乐总三从新政府取得宣传年贡减半的命令后，于1月15日在近江组织了以农民为主力的“赤报队”，协助新政府军东征。新政府先是利用，后来随着赤报队影响的扩大，转而进行镇压。东山道总督府竟命令信州各藩逮捕赤报队成员。3月3日，相乐总三等领导人被东山道总督府诱捕处死。[注25]
公元1868年3月，幕府领地隐歧岛3千多名农民、渔民爆发反抗松江藩的起义，驱逐“郡代”，成立会议所(自治议会)和总会所(政府),组织自卫军，没收寺院土地分给农民。起初新政府支持群众斗争，许隐歧岛自治。后得知松江藩效忠新政府，便把隐歧岛交松江藩处理，令其镇压起义群众。
在幕府领地飞弹高山，公元1868年1月来此接管的竹泽宽三郎宣布当年年贡减半。但不久东山道镇抚总督府又责怪竹泽擅自允许年贡减半，把他罢职下狱。尽管新政府对待群众斗争的态度前后不一，出尔反尔，令人失望，但关东地区人民群众反对幕府的斗争仍接连不断。从2月至4月，上野、下野、武藏、信浓一带农民纷纷起义，反对幕府征兵课税，甚至捣毁代官衙门和米店。人民群众斗争直接支持了新政府的东征，使东征军节节取得胜利。
2月4日德川庆喜从大坂逃回江户，主战派陆军小栗忠顺、海军根本武扬等要求重新振兴幕府，决一死战，但幕府陆军总裁胜海舟，看到关东地区民心背向的严重形势，认为如果继续和东征军作战，人民群众可能爆发巨变。因而劝说德川庆喜投降。新政府和对新政府有影响的英国，也怕人民起义破坏现存秩序，同意宽大处理。于是互相妥协，4月21B新政府军“无血入城”，接收江户，德川庆喜去水户“谨慎”(实为幽禁)，让田安龟之助(后改名为德川家达)继承德川家，仍给静冈土地70万石。至此，德川幕府。名实俱亡。
四、内战结束
德川庆喜虽降，但内战还没有结束。首先是名为“彰义队”的反新政府武装、2千人，拥立轮王寺宫，(皇族住持)以上野宽永寺为据点，串通江户旧幕势力继续反抗新政府；5月15日在上野之战，彰义队被军防事务局副知事大村益次郎指挥的新政府军包围击溃。此后内战扩大到东北地方。5月，旧幕府势力以会津、庄内两藩为中心，组成“奥(陆奥)羽(出羽)、越(越后)列藩同盟”，联合对抗新政府。对此，新政府分兵征讨。在北越方面，5月新政府军进攻长冈藩。当时正值该藩西蒲原郡的农民掀起“改革社会”起义，削弱该藩反抗力量，新政府军遂于7月末攻下长冈城。在北越的新庄藩，5月末有几千农民高喊“不许进军，不许和官军作战”[注26]的口号，掀起暴动，粉碎了该藩参加“奥羽越列藩同盟”的计划，并迫使藩主归向新政府。7月末，新政府军攻占新泻，属于列藩同盟的北越诸藩相继向新政府投降。
在陆奥方面，9月下旬新政府军依靠农民支持，攻下会津的若松城，结束了本州的内战。12月末，欧美各国取消关于局外中立的声明，承认新政府是合法政府。此后战场转到北海道。
旧幕府海军副总裁(木夏)本武扬(公元1835年—公元1908年)于江户投降后，率舰队帮助奥、羽、越诸藩反抗政府。会津投降后，又率舰(“开阳丸”等8艘)至北海道，占领函馆及其附近的要塞五棱廓，并与大鸟圭
介等的旧幕府军、法国人军事教官、原老中板仓胜静和小笠原长行，以及原京都所司代松平定敬等汇合，统治了全岛。公元1868年12月15日，又建立虾夷岛政权。公元1869年2月，新政府的海陆军进攻函馆。(木夏)本武扬死守五棱廓及其附近的炮台，拒绝新政府的投降劝告。5月，函馆馆市民游击队协助新政府军进攻，(木夏)本武扬被迫投降。至此，历时一年半、史称戊辰战争(公元1868年为戊辰年)的内战，以旧幕府及其残余势力的彻底失败、新政府的胜利而告终。
持续一年半的戊辰战争，最后完成了推翻幕府封建统治，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在日本实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准备了条件。对这场国内战争的积极意义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如果倒幕运动只停留在“王政复古”的变革上，不可能从根本上瓦解公议政体派势力；如果倒幕派不进行革命内战，就不可能击溃旧幕府及其残余势力；如果新政府不以武力打瑚日幕府政权，英法等国也不会承认新政府是日本唯一合法政府。只有通过这场革命内战才能把日本从腐朽落后的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为日本建立统一的近代国家奠定基础；只有革命内战才能把日本从半殖民地化的危机中挽救出来，为日本建立民族独立国家创造条件。
第三节 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五条誓文》与屿《政体书》
天皇政府在进军中就着手制订政治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以便在打倒德川幕府后进行改革。1868年3月14日，公布了《五条誓文》[注27]。《五条誓文》(施政纲领)原案称《议事体制大意》，是公元1868年正月参与由利公正起草的，后由参与福冈孝弟加以修改而成《会盟》。由利公正原案的第一条是“庶民遂志，务使人心不倦”。“庶民”指的应是普通老百姓。而《会盟》的第一条明确定为“兴列侯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列侯会议”指的是几个强藩诸侯联合专政，即成立“开明派”封建主的政权。最后，木户孝允又把《会盟》改为《五条条誓文》，把“兴列侯会议”改为“广兴会议”，并阐明这是日本将“进行未曾有的大变革”的“国是”。它以天皇率领公卿、诸侯及文武百官在紫良殿向“天神地祗”宣誓的形式发布。这就把明治政权的中央集权原则从法律上固定下来。
《五条誓文》第一条是为了稳定大名、公卿，便于建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第二条是强调上下一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第三条是废除等级身份制度，使公卿与武家同心，庶民(以豪商豪农为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百姓)也“各遂其志”，各安其业；第四条是暗示放弃攘夷口号，要与外国交往；第五条是要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以振兴国基。《五条誓文》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是明治政府实行改革的基本纲领，规定了日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总的说来，《五条誓文》的基本精神是积极的。
但是，《五条誓文》还保留了一定的封建成份。例如，发布誓文时，采取对神宣誓而不是对人民负责的形式，表示明治政府具有反民主的神权政治性格。[注28]誓文第一条里的”会议”与“公论”是指朝廷大臣和统治阶级，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权利。第四条后半句的“一秉天地之公道”，还是落脚于天意。在发布《五条誓文》的同一天，又发表窿了神圣的《宸翰》(御笔信)。文中说：“肤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指富士山一作者)之安”。[注29]由此可见，明治政府早就确定了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基本本国策。在同一天发布的《五道告示牌》(五榜)，一开头就强调中国式的封建伦理，规定“正五伦之道”和“不准结党聚众上诉”，坚持“严禁天主教”等。[注30]这些都暴露了明治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和变革的不彻底性。
公元1868年闰4月27日公布了《政体书》。这是明治政府的政治体制和组织法令。它根据《五条誓文》原则，参考了《令义解》、《西洋事情》(福泽渝吉著)等。规定：“天下权力皆归太政官，使政令无出二途之患”[注31]，以谋求政令统一，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太政官(相当于总理大臣)之下，设议政(立法)、行政、刑法(司法)三官(权)，即(1)议政官掌管立法权，立法机关分为上下两局；上局由议定、参与以及由各藩选出的征士任议员组成；下局由称为办事的行政官兼任议长和由各藩选出的贡士组成。贡士经过贡士会议把各藩的意见反映到中央。上局的职责是确定政体，制定法律，决定机密政务，栓衡三等官以上官吏，严明赏罚，制定条约，宣布和战。下局的职责是承上局之命，讨论租税、货币、新约、宣战i讲和等重要问题，实际上是上局的咨询机关。(2)行政官掌管行政权。行政官有由“议定”允任的辅相两人“辅佐天皇”，统辖行政、神抵、会计、军务、外国、民部等六官(省、知)。(3)刑法官掌管检察、裁判、警察等司法权，由此完备了天皇专政的体制。但议政、行政、刑法三机关的长官不能互相兼任，在形式上采取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三权分立”。
在地方上，在政府直辖领地设置府(京都、大胶、江户)或县，各藩与府、县并列，称为府藩县三治制。
这样，新政权的全国性统一组织开始就绪。尽管这些措施还不完备，三权分立的方针很难模仿于日本，官吏公选也只是在三等官以上的高级官僚内部实行一次。但总的来看，明治政权代替了幕府和列藩专制领主的统治，体现君主和官僚构成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原则，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这一年(公元1868年)的7月17日江户改称东京，9月8日改元明治[注32]，并规定一世一元制[注33]，公元1869年3月定东京为首都。
二、“版籍奉还”
内战使各藩在政治上遭到打击，分裂为相互对抗的勤王、佐幕两派，藩主与藩士的主从关系进一步瓦解。财政上因军费开支无法维持，使占藩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小藩濒临破产。军事上戊辰战争后，各藩都因内战而拥有巨大兵力，藩权向下级武士转移，过去的藩主及家老(重臣)对藩政已不能控制。这些都加速了藩的解体，有利于新政府统一全国。公元1868年(明治元年)4月12日，维新政府就指示各藩，废除不合时势的事宜，一新风气，登用人才，改革藩政同年10月，东北地区内战结束后，明治政府制定了“藩治职制”，将藩政和藩主家政分开，废止门阀世袭的家老制度；在藩主下新设执政、参政、公议人等职，从藩的下级武士中选拔同中央有联系的人担任。执政遵奉朝命，辅佐藩主；公议人代表藩的主张，任公议所的议事员。这项措施划一了藩制，采用议事制，加强了明治政府对各藩的控制。
然而，各藩仍由藩主统治，地方割据的局面依然存在，封建领主制还没有废除。这时农民为反对各藩强征劳役、领主加重剥削，以及新政府取消“年贡减半”的诺言，不断爆发起义。公元1868年发生79起，公元1869年发生110起；其中关东和东北地区起义最烈。公元1868年10月至11月会津起义，除提出由农民选举村吏，实行农村自治，烧毁丈量田亩、年贡、典押土地等清册和字据外，并否认旧领主和地主的土地所有，保证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注34]农民起义震撼了旧领主制的基础，也打击了新政府的统治。
木户、大久保等为废除封建割据和收揽人心，积极开展统一国家的活动。他们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版籍奉还”。“版”指土地，“籍”指户籍(人口)，版籍奉还就是诸侯交出对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有权。木户孝允主张：“一变7百年来之积弊，使3百诸侯均牵还其土地人民，否则一新之名不知何在。”[注35]萨、长：土、肥四藩主在参与久保、木户、板垣、大隅的分别说服下，公元1869年1月20联名上表朝廷，请求奉还版籍。随后，其余2百余藩陆续提出申请。公元1869年6月17日，明治政府批准收回各藩的版籍。任命旧藩主为藩知事，剥夺了他们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进而废除大名和公卿的称号，改称华族，废除藩主与家臣的主从关系，把藩士改称“士族”和“卒”，执政改称大参事。
版籍奉还是以和平方式对领主制的全面废除。它是在以戊辰战争胜利为前提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戊辰战争的胜利，藩主不可能自动奉还版籍。版籍奉还结束了数百年来封建割据的局面，为建立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国家创造了先决条件。
三、“废藩置县”
版籍奉还后，明治政府为了划一藩政，加强监督，着手改革各藩藩政。公元1870年9月公布了藩政改革纲要即《藩制》。其内容：一、精简各藩的行政机构，选拔人才，淘汰冗员；二、取消封建武士的“知行地”(采邑)；三、改革禄制，把藩米产量的十分之一作为知事的家禄，其余按比额依次充当军事费、行政费、士卒俸禄等；四、藩知事的家计和藩的财政分开；五、限制藩的自主权、实行禄制改革。这种改革使士族不满，以致激成暴动。公元1870年11月至次年4月长州发生了反对新政府的暴动，政府动员四国、九州42藩的兵力镇压了暴动动。当时一些小藩由于财政穷困和农民、市民的暴动，难以维持藩政，主动向政府申请废藩。首先是古井、狭山两藩申请废藩(公元1869年)，接着盛冈、长冈两藩请废(公元1870年)，后来多度津、丸龟、龙冈、大沟、津和野等藩请废(公元1871年)。于是岩仓、大久保、木户等决定采取统一国家的第二个步骤，即“废藩置县”。
在废藩置县前，围绕政府体制问题，明治政府的首脑之间发生了分歧。西乡隆盛带领大军进京的目的是想通过废藩置县改族政府，建立代表士族利益的军事封建专制制度。木户、大久保请西乡隆盛出马，则是为了把鹿儿岛的军队改编成忠于政府的常备军，以便废藩置县。两者明显分歧。1871年6月25日，西乡独断地决定改组政府，除他本人和木户两人留任参议外，其他参议一律降级为各省的卿。与此相反，7月14日木户以集结四藩力量废藩置县为名，下令恢复了大限的参议职，并新任板垣为参议，井上馨升为民部大辅(后改为大藏大辅)，又改组了政府。尽管两派对立，但在废藩置县上还是意见一致的。7月14日，木户孝允等以天皇名义，把在京的76个藩知事召至宫中，宣读废藩置县的铝书，强调：“值此更新之际，如欲内以保安亿兆，外以与各国对峙，宜使名实相符；政令归一”；“故今更废藩为县，务除冗就简，去有名无实之弊，无政令多歧之忧。”[注36]果断地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
全国废除260余藩，划为1使3府302县(同年11月合并为3府72县，1888年合并为3府42县)；免去藩知事的官职，由中央政府任命府知事和县令。并命令藩知事离原有领地迁至东京居住即所谓“定居荤下”。府县之下设小区、大区，大小区之下有镇、村。大区设区长，小区设户长、副户长，废除过去的庄屋(名主)等名称。区成了中央政府统治下的行政单位。1872年编制了户籍。政府对旧藩主给予“华族”特权身份的称号，发给旧藩主和藩士以家禄，承担了各藩的内外债7，813万余日元，并接收各藩的纸币2，493万余日元。1873年发行《新旧公债证书条例》，将旧藩债务全部变成政府的公债。这也是明治维新后以赎买手段废除封建制度的一中政策。废藩置县的成功，标志推翻封建制度的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基本完成，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奠定基础。
四、天皇亲兵的建立
废藩置县是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一大措施，明治政府估计可能会遇到大藩的抵制或反抗，有必要建立能够足以镇压的武装。这只能依靠萨、长、土三藩协助解决。公元1870年12月，明治天皇以岩仓具视为御使，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为副御使，派往长州、萨摩，向两藩知事传达务必进京协助朝政的圣旨。不满新政府政策的岛津久光称病拒不进京，只答应西乡参加政府工作。西乡提出《25条改革建议书》以后，又向岩仓提出《时务建议书》、《劝农建议书》，主张以武士组成军队，保障武士俸禄，提倡忠孝信义。兵部大辅山县有朋(公元1838年—公元1922年)就萨、长、土三藩提供骑兵为天皇亲兵的问题与西乡等取得了一致意见。公元1871年2月发布建立天皇亲兵(近卫部队)的法令。公元1871年4至6月，三藩的步、骑、炮兵1万人，先后入京作为天皇的亲兵，归兵部省管辖。同时命令解散旧藩兵，武器、城廓等一切归兵部省管理。这就巩固了东京，加强了政府的权威。
[1]《大坂市史》第2卷，转引自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185页，岩波书店，1974。
[2]南条范夫：《暴力日本史》第228页，光文社，1971。
[3]青木虹二：《百族一揆总合年表》第297—308页，405一408页，三一书房，1971。
[4]小西四郎：《明治维新》第113页，《新日本史大系》第6卷，朝仓书店，1955。
[5]三条实美(公元1837年—公元1892年)：公卿，1862年站在尊王镶夷运动前面。1863年8月18日政变后，亡命长州藩。“王政复古”时归京，历任议定、副总裁、议定兼辅相、右大臣、太政大臣等要职。
[6]船中八策：一、孝还大政，二、设上下议政局，决万机于会议，三、改革官制，四、刷新外交，五、制定法典，六、扩张海军，七、设置亲兵，八、改革币制。
[7]、[8]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概观维新史》第705页，明治书院，1940。
[9]、[10]、[11]《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历史策》第8—9页，日本评论社，1928。
[12]三职：总裁由皇族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担任，议定由亲王2人、公卿3人，大名5人担任，参与由公卿5人和尾张、越前、安艺、土佐、萨摩五藩各选9名藩士担任。1868年正月17日制定为三职分科之制和征士、贡士之例。中央官厅设神祗、内国、外国、海陆军、会计、刑法、制度等事务科．征士由各藩士及农工商中提拔，任下议事所议员。贡士由各藩藩主选拨，代表各藩发表意见，任下议事所议员。2月3日又改为三职八局制、即总裁局、神抵事务、内国事务、外国寥务、军防事务、刑法柬务和制度事务局。
[13]小御所：京都宫内一殿堂。江户时代皇室同幕府京都所司代(总监)会见处。
[14]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概观维新史)第758页。
[15]井上清：《明治维新》(《日本历史》第20卷)第16页，日本公论社，1966。
[16]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概观维新史》第759页。
[17]向上书第761页。
[18]二条城：在京都市内西部，德川家康所建将军行辕。
[19]文部省维新史料编露委员会：《概观维新史》第777页，明治书院，1940。
[20]3日晚，萨长军在鸟羽、伏见得胜时，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尾张藩主樱川庆胜、越前藩主松平庆永等公议政体派人物在形势逼迫下，向朝廷请辞议定职。朝廷虽未批准，但他们在政治上已无作用。长州倒幕泥木户孝允等被任命为参与，成为新政府实际
上的领导核心。
[21]朝廷下令电讨德川庆喜时，山内容堂制造“幕府和萨长之间是私斗、庆喜不是贼臣”等论调对抗新政府，妄图破坏讨伐战争。岩仓当即痛斥，山内被迫上书勤王。
[22]山阴道指京都、兵库、乌取、岛根、山口，东海道指静肉、爱知、歧阜、三重；东山道指滋贺、歧阜、长野、群马、(木历)木、山形、秋田、福岛、宫城、岩手、青森；北陆道指石川、富山、新记。
[23]大君是江户时代将军对外国的称号。
[24)东征军以萨长讨幕军为主力，加上参加新政府的各藩兵，共约5万人。
[25]依田熹家：《日本近代国家的成立与革命形势》第297—339页，八木书店，1970。
[26]《岩彼讲座日本历史》第14册第289—290页，岩波书店，1956。
[27]五条誓文：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论；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破除从来之陋习，一秉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28]参见吴廷理：《明治维新和维新政权》、《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7月号第56页。
[29]《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第33—34页，日本评论社，1928。
[30]五榜的内容是：第一榜，1．正五伦之道，2．怜悯孤寡及病残者，3，禁杀人、放火及盗窃财物。第二榜，不得结党聚众上诉或相率离开乡里。
第三榜，继续严禁基督邪教。第四榜，禁止杀戮外国入或施加暴行．第五榜，禁止逃走流浪。
[31]《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第44页。
[32]明治的年号系取自中国“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易经·说卦篇》)一句。
[33]一朝一个年号。
[34]庄司亩之助：《改革社会起义之研究》第118—124页，校仓书房，1970。
[35]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第55页，台川弘文馆，1965。
[36]同上书第5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