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收复民族权利的努力
一、岩仓使节团的派遣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失败
明治初期，过去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严重威胁日本民族独立和工商业发展。因此，收回丧失的民族权益，与外国缔结平等的新约，是新政府外交上的重要课题。此外，在内政上，究竟应怎样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国家，也是它急需探讨的课题。
公元1871年10月8日，政府派遣由48人组成的使节团[注1]赴欧美访问。其目的：一是向缔约国致“聘问之礼”，并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学习欧美各国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为日本实现近代化参考。[注2]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对这次遣使寄予很大希望，他在送别辞中说：“外交内治，前途之大业，其成与否，实在此举。”[注3]
在使节团出国期间，以三条实美为首的留守政府主持工作。出国前夕，使节团与留守政府约定：外出期间，留守政府应尽量不进行新的改革，不增加各省的官员，以防西乡隆盛等保守派滥用职权，扩大势力。
1872年1月15日，岩仓使节团横渡太平洋抵达旧金山，接着沿路东进，于2月25日到达华盛顿。使节团就不乎等条约问题在华盛顿开始与美国谈判。岩仓、木户向美国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项建议。美国则提出关税自主权的归还应以开放日本内地、允许美国人在日本自由行动等为先决条件。双方见解
相差甚远，交涉终止。”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彼之所欲者尽与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此间苦心竞成遗憾，唯有饮泣而已。”[注5]
日本使节团在美国遭挫后，便转赴欧洲，1872年12月5日使节团到英国，遏见维多利亚女王，就改约问题探询英国意见时，英国强硬拒绝日本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并提出更苛刻的修约方案。其他列强也企图利用改约机会，进一步把日本推向半殖民地。岩仓使节团改约虽没有达到目的，但在各国面前表明了坚决要求
恢复日本独立的态度并加深了对西方列强的认识。
使节团在修约问题遭挫后，把全部注意力投到考察访问上。同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镕、俄、丹、瑞、意、奥、瑞士等12国，接触各国首脑、政府官员和各阶层人民，考察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学校、、报社和福利设施，参观了名胜古迹、博览会等。从各方面加深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理解，找出了日本和西方各国的差距。
使节团特别感兴趣的是英国和德国。他们在英国参观了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到处黑烟弥漫，无不设大小工厂”[注6]；国民精神皆倾注于世界贸易“[注7]的情景，使他们认识到大力发展工业并把工贸结合起来，是“全英国的谋富要领““和获得“世界工厂”之称的主要原因。同时他们还认为英国君主立宪制是它富强的一个主要原因，痛感日本开化很晚，与欧美相差悬殊。大久保在考察中“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必须富国强兵；而要富强，则务必从殖产兴业下手，并切实谋求进步发达。”[注9]使节团在德国参观了埃森克虏伯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考察了国家机构、政治制度、兵营、大学、博物馆等，对普鲁士从“小国”走向“大国”的道路很感兴趣。1873年3月15日，使节团会见了德国首相俾斯麦(Ofto
Furst von Bismarck-schonhausen 1815年-1998年)，对他在统一德国时所使用的铁血政策非常赞赏。大久保认为日本“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注10]；要以实力对抗强权，首先要着眼于“内治”。这是他们归国后主张“内治优先”的思想基础之一。此外，使节团从考察中感到，要想富国强兵还必须建立法制，决心效仿普鲁士，在日本实行专制集权主义统治。对西方国家普及教育、造就大批有用人才的作法也有深刻印象。使节团带着把英国作为“富国”的标本，德国作为“强兵”的楷模的印象，结束了对欧美各国的访问，大久保、木户、岩仓一行从1873年5月到9月间先后回国。
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使大久保思想发生明显变化，他自己也说：“到西洋一看，深感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注11]于是他很快从政治上倾向保守、迷悯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学习西方先进经验采取积极的态度，并成为殖产兴业政策的主要推动者。
二、收复民族权利的成功
使节团的努力虽末见效，但新政府在收回旧幕府时期被外国夺去的民族权利方面，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867年12月，旧幕府给美国公使馆秘书波德曼(A．L．C．Podman)以修建江户——横浜之间铁路的权利。其条件是建设资材一切免税，建成后除地租外不交纳任何捐税，如幕府认为必要时可加价50％出卖。1869年1月，波德曼要求新政府承认该项权利。英国为挤掉美国获得筑路权，使日本成为英国的投资对象，主张由日自营。在英支持下，日政府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公使威胁说，如拒绝美要求，将有害日美国交。但日政府坚决拒绝，美不得不放弃该项权利。
另一次是关于北海道权利的交涉。戊辰战争中，普鲁士人格特纳(R．Gaertner)曾和据守北海道反抗新政府的(木夏)本武扬订立在北海道七重村一带，取得为期四年的300万坪租地。由于(木夏)本军的投降，这个合同也变为无效。但在1869年6月，格特纳又和新政府的函馆府知事订立了相同的租约。明治政府知道后，坚持自己开发北海道的方针，与格特纳交涉。终于在1870年以付给6.25万银元的巨额赔偿费为代价，收回了该项权益。
新政府还于1873年从荷兰人手里收回作为外债抵押的长崎县高岛煤矿。同年公布了《日本矿业法》，规定外国人不得勘探矿山、租用矿区，不得担任经营开采、冶炼等业务的企业主或合办的参加者。在日本人民和政府的要求下，1875年英法被迫从横浜撤退幕末以来的驻军。1877年，解雇了在各国公使压力下由日政府付工资雇用的外籍警官，并决定不再雇用外人。这样，到19世纪70年代，除不平等条约外，日本初步取消了外国在日享有的重大不合理的权益。
三、关于小笠原群岛问题
明治政府在收复民族权利之后，接着又就收回小笠原群岛问题同美英进行交涉。小笠原群岛在历史上属于日本。1827年美国军舰到此地，宣布为美国领土。后又有几个美国人从夏威夷移住此地，1853年培理航行到此后，再次宣布小笠原群岛是美国的领土。1873年5月，日政府内部围绕该岛的领有权问题发生不同意见。
1873牛12月，寺岛宗则任外务卿时，政府对小笠原群岛确定了“抚恤岛民，开拓土地”的方针及船舰往来的规则，续而与美国进行了有关该岛领有权的交涉。当时，美政府为在远东对抗英、俄，需要利用日本，没有坚持经济价值微不足道的小笠原群岛的所有权。1875年日本宣布收回小笠原群岛。1876年3月，把小签原群岛交内务卿管辖。同年10月，将此事通告英、美，两国也无异议。
四、关于库页岛问题
库页岛靠近黑龙江口，本为中国领土。[注12]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确认库岛为中国领土。18世纪，日俄两国先后向该岛的南部和北部殖民。19世纪50年代初，沙俄不顾尼布楚条约的规定，悍然宣布将库页岛划入俄国版图。1860年，沙俄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从中国抢去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注13]此后，沙俄从库页岛北部南下，加强了对日本在库页岛殖民地的压力。函馆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治政府在1869年7月8日设开拓使。8月15日把虾夷地改称北海道，而把过去称为虾夷地的库页岛改称桦太，都置于开拓使管辖下。但没有制定统治库页岛的一贯政策。这时沙俄军队大举南下，压迫日本人的渔业经营。1870年2月在函泊逮捕监禁日本官吏，1873年4月在久春古丹抢劫日本人商店，闯入日本官吏住宅。从幕末开国以来到19世纪70脑袋初，曾几次交涉划定所谓库页岛的日俄国界，但都没有结果。日本视为阻止沙俄南下前哨的英、美，看透日本绝无能力对抗沙俄，经营库页岛，所以两国公使劝告日本放弃库页岛，集中力量确保北海道。这时征韩论已成为日本外交斗争的焦点，留守政府中的大部分人想集中力量侵略朝鲜，主张把库页岛让给俄国，换取俄国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政策。这一方针在政府内部占优势。1874年日本派遣(木夏)本武扬去俄国进行交涉。1875年5月7日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第一，今后整个库页岛皆属俄国，以宗谷海峡为两国国界；第二，沙俄所领千岛群岛即从占守岛到得抚岛的18个岛屿让给日本，以堪察加地方的洛帕特卡角和占守岛之间的海峡为两国国界。[注14]1875年
《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签订以后，日本一直领有干岛群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第二节 对朝鲜与中国的侵略政策
—、“征韩论”
早在幕末，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就主张以讲“信义”的名义屈从欧美，同时侵略朝鲜和中国。1855年美俄签订友好条约后，吉田曾沽说；“我与美、俄的言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注15]明治政府最早倡导“征韩论”的是“参与”木户孝允。他在1868年12月14日向辅相岩仓具视提出侵略朝鲜的建议，即把朝鲜看作“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经略进攻之基本”，而“往朝鲜派遣使节，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时，宣布罪状，攻击其国土”，[注16]并和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等研究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为此，当时明治政府曾命对马藩官吏携带国书出使朝鲜，通知新政府成立，希望打开国交。但这次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所谓和朝鲜打开国交的交涉，不外是为侵赂朝鲜制造借口。木户、岩仓等人到1871年出国访问为止，一直在讨论和拟订侵略朝鲜的计划划。
日本企图侵略朝鲜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出自国内：明治政府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使下级武士陷于困境。他们不满政府，纷起叛乱。政府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认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第二个出自国外：俄国势力南下，企侵朝鲜；英国对琉球很感兴趣，企图将琉球作为第二个新加坡。列强对日本四周的争夺已经开始。日本为自身安危，有必要在俄国南下之前侵占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
二、《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
明治政府在拟订侵略朝鲜计划的同时，开始推行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政策。1870年，日政府派柳原前光至天津，在会见李鸿章时说，欧美各国强迫日本通商，日本内心不甘，可是力难独抗，“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注17]阴谋联合中日两国。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答应与日谈判订约。1871年6月，日全权大使伊达宗城、随员柳原前光到天津，两国开始谈判。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以中国和欧美各国间签订的条约为基础，把日本置于和欧美各国同样的地位，提出一个极不平等条约案。清政府表示反对，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其中第二条条说：“两国既往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注18]这显然是一种同盟条约式的规定。但伊达百般拒绝，认为应按西洋成例缔结条约，勿使西方各国猜疑。中国代表反驳说，如伊达大臣不来中国，忧虑皆无，更能照应西人，岂非上策。伊达无言以对。终以“不过是靠友好国家的情谊调停平时细小的纠纷”之意解释第二条，争执才算罢休。7月29日，大体按照中国的方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其主要内容有：第一，中日两国互不侵犯领土，永久修好；第二，如别国对中日两国之一有侵略的事情发生，必须互相支援；第三，两国互不干涉内政；第四，互派驻外使节；第五，在两国的通商港口进行贸易，在通商港口派驻领事官员，互相承认领事裁判权；第六，两国国民在通商港口互相友爱，禁止携带刀械。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对等条约。但通过这次订约谈判，日本方面已开始暴露出侵略中国的野心。就在谈判过程中，当英、法两国以中国反教会斗争为借口侵略天津、烟台一带时，日本表示要对外国遵守信义，向英、法军队提供食品、燃料等。这是支持欧美侵略中国，证明柳原前光所谓“日清联合对抗欧美”之说，全是毫无诚意的欺人之谈。在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认为约文不妥，公开声明予以否定。第二年，即1872年3月又派柳原前光来要求修改条约。4月9日柳原到天津拜访李鸿章，提出要修改条约，特别是要取消第二条，并加入最惠国条项。结果遭到中国的拒绝。日本的计划失败了。但此时发生了台湾杀害琉球藩民事件，它为给日中两国关系带来根本变化创造了一个机会。
三、侵略台湾与吞并琉球
1871年11月30日，由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船组成的进贡船离开琉球[注19]那霸港驶向中国，中途遇暴风，漂流海上，一艘幸还，另一艘漂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该船共有船员69名，其中3名淹死，66名登陆。但登陆船员中，54名被高山族杀害，12名逃出，在风山县受清政府官兵保护。12月11日，由八重山岛民的两艘船组成的进贡船又离开那霸港开往中国，中途遇风暴，漂流海上，一艘下落不明，另一艘于12月23日漂到台湾，45名船员同样受到风山县清政府官兵的保护。1872年2月，前后两批硫球漂流民57人被送到福州的琉球馆，7月回到那霸。
琉球的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民误杀，这纯属中国与琉球之间的问题，与日无关。但日乘机插手，准备借所谓属于日本的琉球、人被杀而侵略台湾。琉球船民被杀消息传日，刺激鹿儿岛县士族。县参事大山纲良要求政府“出兵问罪”，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官桦山资纪赶到熊本，向熊本镇台司令官桐野利秋“控诉”，后来又赶到东京直接向陆军省“呼吁”，建议向台湾派生番探险队。但日政府为防止欧美国家的干涉和清政府的抗议，在侵台前策划了一系列外交阴谋。首先是强改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其对外交际事
务由日外务省处理；其次，以日政府同意继承琉美条约为条件，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第三，利用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互换《中日修好条规》机会，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朝鲜的态度。副岛到北京后，派柳原前光去总理衙门质问高山族人地区的主权问题。清官员指出这是中国与琉球双方的问题，“我……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注20]又说：“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有”[注21]日本看讹诈不成，就抓住“化外”一词，断章取义，更加紧准备军事侵略，但这时日本国内侵略朝鲜的喧器声高涨起来。
明治维新前，幕府不能直接向朝鲜派遣使者，贸易限于日本设在斧山的倭馆。明治维新后，日本想打破这个惯列，一再派官员去朝鲜交涉。但朝鲜政府都拒绝受理。于是日本就派军舰去釜山调查登陆地点，并决定自由贸易往还。朝鲜在倭馆门前贴出布告，严禁日人搞走私贸易。日本以“侮日”、“无礼”为口实，掀起叫嚣侵朝的浪潮。这是副岛岛种臣已回国向政府报告了清朝申明不干涉朝鲜内政的情况。西乡决定暂缓侵台，先侵朝鲜，板垣退助等参议也支持西乡的意见。此时大久保、木户、岩仓等先后回国，主张积极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反对立即侵朝。于是以大久保为首的内治优先派与以西乡为首的征韩派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结果西乡派失败，内治优先派掌握了领导权。
大久保派并非反对外侵，在征韩派被逐出政府后，明治政府立即决定侵台。1874年4月设立“台湾蕃地事务局”，任命大藏卿大隅重信为长官，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5月7日西乡从道率兵3千6百人进犯台湾。5月22日日军在台湾登陆。6月1日，日军对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发动总攻，台湾人民以原始武器英勇抗击日军。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战病死者达573人。加之清政府已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藻侦，率大军渡海保卫台湾。日本政府深感国力不足，因而顷急于求和。1874年9月14日大久保利通由柳原前光公使陪同访问了北京的总理衙门，在英、美、法三国驻清公使的“调停”下，10月中日议和。谈判在同月31日达成协议，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签订中日《北京专约》。清政府屈从日本，承认“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规定日军撤出台湾，赔偿日本银50万两[注22]。日本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中国反予赔偿，进一步刺激日本侵野心。1875年日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最后于1879年4月4日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四、侵略朝鲜
日本侵台后，又把矛头指向朝鲜。这种侵略得到列强的支持。大久保在北京订约期间，美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为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牵制俄国的走卒，曾唆使日本侵朝。1875年9月20日，日本“云扬”号军舰侵入江华岛附近，蓄意向守卫该岛炮台的朝鲜军队寻衅挑起战端，并登陆占领炮台，制造了“江华岛”事件。次年2月，日本特命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率六舰于仁川登陆，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同年、8月又签订《日朝修好条规附录》，以及《附属于修好条规的往复文书》等侵略性文件。《日朝修好条规》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的国家，和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意谓朝鲜并非中国的属国，日本将同中国争夺对朝鲜的统治权。《条规》第七条规定：“允许日本国的航海者自由测量海岸。”根据这一条日本可任意在朝鲜沿海进行绘制海图等侵略活动。《条规》第十条规定：“日本国人民在朝鲜国指定的各口岸侨居中，如果犯罪，与朝民交涉，皆归日本国国官员审断。等于日在朝享有治外法权，而这正是当时日本要求欧美各国撤销的特权。[注23]
这样，日本政府便把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任务和侵略朝鲜、中国结合起来了。明治维新之初所主张的“开拓万里波涛”、“耀皇威于海外”的军国主义就具体地付诸实行了。
第三节 平定士族叛乱
一、佐贺之乱
明治政府关于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策，很快遭到封建保守势力反对，发生多次起义事件。
在1872年夏，对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一直不满的岛津久光即上书明治天皇，提出14条建议，公开向资产阶级改革挑战；反对文明开化和教育改革；反对仿效英、法改革制度；反对四民平等和相互通婚等等。此后，他又派人进京阴谋活动，要求罢免大久保等的官职。当时政府没有采纳他的主张，为缓和不满情绪，1873年12月任命岛津久光为内阁顾问。但这种妥协手段改变不了岛津反对政府改革的思想。1874年1月，他再次反对大久保等的施政方针，以还乡(鹿儿岛)威胁政府。同年7月23日，时任左大臣职的岛津久光又向公卿三条、岩仓等提出了“质问书”，指责明治政府“将先王制服改为洋服”，历法“改用洋历”，政府各部“皆模仿洋制”，学制、军制均采用“洋式”，“参议兼任省卿”，“兴不急需之土木”等等，坚持制服、学制、军队、租税等一切复旧。岛津还扬言，如果不采纳即见，他本人供职无益，将呈请辞职，并要求撤大久保职务。对政府其他人事安排，他要求迅免大隅等职，召回西乡、板垣，并复其职。在没有免掉大限的参议之前，他本人不参政，以此逼迫政府。对这些反政府要求，不仅大久保等不能接受，就是迁就岛津久光的三
条、岩仓也难以承认。大久保出身萨摩，碍于岛津是过去的藩主，没有公开对抗。可是肥前(佐贺)出身的大限没有顾虑，毅然指出：“和过去不同，现在自己是朝臣。一个朝臣为何因一旧藩主而轻率地去留！”[注24]因为革新势力的反击，岛津反动要求未能实现。最后，被迫引退。
当岛律等旧藩势力进行反政府时。，不满明治维新改革的旧士族，公开发动了反政府的叛乱。最先爆发在佐贺，1874年2月1日，佐贺士族建立了“征韩党”(1873年12月)和“忧国党”(1874年1月)。两党分别拥戴佐贺出身的前新政府参议江藤新平和前秋田县令岛义勇为首领。1874年1月，江藤和岛先后从东京和秋田被
迎回佐贺。征韩党愤于征韩论派被击败，主张立即征韩，要求把遣使朝鲜作为确立国权的机会。当时江藤是想借助征韩、忧国两党之力使内阁会议回到征韩上来。忧国党则反对政府进行的各项改革要求重新起用“中兴之元老”(岛津久光、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对内实行封建郡县并行之制，对外征服朝鲜、中国。[注25]
他们纠集了3千多名士族队伍，错误认为西乡在鹿儿岛举兵，板垣在高知举兵，九州、四国的士族群起呼应，必容易成事。[注26]1874年2月4日，江藤劫夺了小野组银行，抢到20万日元经费，发动武装叛乱。佐贺起义的消息传到东京，太政官在4日和7日，命令陆军省出动熊本、东京和大坂的镇台兵镇压。2月10日，政府派大久保赴九州。18日占领佐贺城。从22日至23日平定这次叛乱。江藤和岛逃走后，先后在鹿儿岛被捕处斩。
二、敬神党、秋月、获的叛乱
1876年3月，政府发出废刀令，8月发行金禄公债，宣布废除俸禄制。于是，士族更为愤怒。1876年10月，熊本旧士族二百余人，组织敬神党，宣扬国粹思想，丰张实行神道政治，反对政府改革。1876年10月24日袭击县政府和兵营；打死县令和镇台司令长官。但起义很快被镇台兵镇压。
在敬神党叛乱的影响下，福冈县旧秋月藩士族4百人组成秋月党，表示不满政府对征韩问题的处理，叫嚷扩张国权，1876年10月27日配合敬神党发动叛乱。但也立即被镇压。
消息传到山口，获的旧士族接着于同年10月发动叛乱。其头目是荻原一诚，1869年2月任越后知事，7月任政府参议，12月继大村益次郎任兵部大辅。1870年9月，前原不满新政府政策，辞职回长州家乡——荻(山口县)当地对新政府不满的士族，集合在他的周围，形成一股反政府势力。1876年10月27日，以前原为首的百余人，以旧藩校“明伦馆”为根据地，举起“殉国军”大旗，夺取了荻冶炼厂的武器、弹药，企图进攻山口。政府得报告，立即派陆、海军镇压。11月5日，荻原在岛根县被捕处死，5日殉国军在荻溃败。
三、西南战争
西乡隆盛出身于萨摩藩士，幕未曾参与藩政改革。新政府成立时，他是“王政复古”和戊辰战争的主要领导人。明治维新后任参议，以武力保证了废藩置县的实现。1871至1873年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期间主持留守政府的工作。随着新政府的改革日益深入发展，作为士族利益代表者的西乡，同改革政策的抵触也越来越深。
1873年10月，征韩论派被击败后，西乡隆盛及亲信近卫兵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等萨摩出身的军人约3百名，宫内大丞村田新八以及司法省咨保安中萨摩出身的警官3百人，相继辞职回到鹿儿岛。1874年6月，在西乡的领导下，于鹿儿岛市内设立了私学校。这个学校除本校外，在鹿儿岛市内和县内各乡还设有136
处分校。私学校经费全由鹿儿岛县政府负担。其规模不断扩大，成立一年后学生达3万人。西乡所订私学校的纲领是：“一、道同义协，暗中集会……二、尊王悯民，为学问之本质。”所谓道义，不外是忠孝仁义；所谓尊王悯民，就是忠于君主，统治人民。在鹿儿岛县，租税几乎不上缴中央，县令大山纲良以下区长、户长等官吏，只是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的规定。区长、户长都由私学校的干部担任，警察官吏也大部分为私学校党所占；整个县的行政组织都掌握在私学校党手里。区长都是军人，在以后叛乱中，便以队长的身分出动。这样，鹿儿岛县实际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军阀政权，西乡作为最高权威君临其上。地方行政机关之长则统率各地分校(分队)。这样建立起了以西乡为首领的随时可以发动起义的军事体制。
旧土族阶级为恢复封建武士的特权，坚决反对四民平等、地税改革及秩禄整理。当1876年8月政府公布《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时，大大刺激了旧士族。于是村田新八叫嚷：“以西乡为首相，实行其抱负，这是我们今日的任务。”[注27]1876年12月下旬，大久保遣遣中原尚雄等鹿儿岛出身的警官20余人，以探亲为名回鹿儿岛进行侦察。不久私学校党逮捕了中原，严刑审讯，逼他供认从大警视川路利良手里接受了暗杀西乡的密令。[注28]1877年1月下旬，政府为防备西乡叛乱，密令把在鹿儿岛的陆军火药库的武器、弹药运往大坂。私学校党徒得知消息后，即袭击陆军火药库和海军造船厂，抢走武器、弹药。2月2日，桐野、筱原等私学校的头目拥立西乡发动叛乱。
1877年2月15日，西乡率领叛乱队伍打着“新政厚德”旗帜，从鹿儿岛向熊本进攻。从九州各地和其他地区赶来的旧士族响应叛乱，叛军最多时约4．2万人。
大久保得知西乡要叛乱，坚决主张：“事情曲直分明，正正堂堂，宣布罪状，鸣鼓而讨之。”[注29]2月19日发布征讨鹿儿岛县暴徒的诏书，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讨总督，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为征讨参军。20日征讨总督率陆军5万8千人从东京出发，26日到达福冈。海军11艘军舰也投入战争，三菱轮船公司担负军事运输任务。[注30]
北上的西乡军包围了熊本城，久攻不克。征讨军于3月2日占领熊本北方的天险田原坂。在此以前(3月14日)黑田清隆中将率领一个旅团从长崎出发，于3月19日在日奈久、八代方面登陆，从背面进攻叛军，使西乡腹背受敌。4月14日黑田军冲破包围，进入被围困50天的熊本城。4月15日西乡军开始全面退却。8月16日至17日，被征讨军击败，万余人投降。西乡率残兵逃回鹿儿岛，在城山固守。9月24日征讨军发起总攻，城山陷落，西乡在岩崎谷自杀，桐野、村田等被击毙。西南战争结束。
这次大规模的土族叛乱即西南战争历时八个月，震动全国。它虽然起因于鹿儿岛士族和政府的对立，但决不是单纯的士族叛乱。从叛乱者来看，不仅是土族，还有许多民权派，其中包括豪农豪商，而且过去戊辰战争中与幕府军并肩作战失败的东北诸藩旧藩士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因此使西南战争带有复辟战争、民权战争的性质。战争结果政府胜利；结束旧土族割据局面，使国家权力进一步集中。从自由民权运动方面来看，西南战争发挥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先驱作用。[注31]
[1]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
[2]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团研究》第161—162页，宗高书房，1976。
[3]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团研究》第184页，宗高书房，1976。
[4]田中韶：《日本史》近代1，第107页。
[5]《木户孝允日记》明治5年2月18日，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1980。
[6]林屋辰三郎：《文明开化之研究》第84页，岩波书店，1979。
[7]久米邦武：《待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2编，宗高书房，1975。
[8]久米邦武：《待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442页，宗高书房，1975。
[9]土屋乔雄，《明治前期经济史研究》第1卷，第37页，日本评论社，1944。
[10]田中彰：《岩仓使节团〉第133页，讲谈社，1977。
[11]芳贺彻：《明治维新与日本人》第26页，讲谈社学术文库，1982。
[12]库页岛据中日学者考证，中国最早称该地居民为“毛民”(见《山海经》、〈淮南子〉，唐代称“魔鬼”(据《新唐书》，贞观14年入贡)，元代称“曾鬼”，明代库页岛曾向黑龙江下游明奴儿干都司奉贡，清改称“库叶”，向清朝贡，古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17世纪中叶，日、俄及荷兰几乎同时到库页岛探险。18世纪中叶，俄、日仍认该地属中国，但那时俄、日相继侵入，俄占北部，日占南部。饿称库页岛为萨哈林，日称库页岛为桦太(音同该岛日语原名“庸人”，即中国人)、岛上居民仍向清地方政府交纳贡物。1790年，日本在库页岛南端的久春古丹设立看守所和交易所。1807年为对付俄国南下，把它纳入幕府直辖地。1809年摄间官林藏到库页岛探险，认定库页岛是一个岛，并确认清期已占有该岛。1822年以后，德川幕府终于确立了日本在该岛南部的势力，同沙锦俄的争夺也进一步加剧。
[13]俄在19世纪50年代韧，宣布库页岛划入俄国版图，并将日本人从库页岛南部赶走，同由南端北进的日本发生冲突。
[14]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第58页，原书房。
[15]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2册第6页，商务印书馆，1658。
[16]《木户孝允日记第一》，引自中探明：《近代日本和朝鲜》(新版)第22-23页，三省堂，1979。
[17]王苫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31页，三联书店，1979。
[18]同上书第45页。
[19]明太祖封琉球王察度为藩王，从此奉明正朔，按岁朝贡。17世纪初，日本萨摩藩主岛律侵略硫球，将尚宁王掳去，并隶琉球于萨藩，监督财政。中英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都认琉球为独立国。英、法、荷三国与琉球缔结通商条约。
[20]、[21]王艺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64—65页。
[22]《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43页，三联书店。
[23]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第65—66页，原书房，1965。
[24]石煤裕道：《日本资本主义成立史研究》第76页，吉川弘文馆，1973。
[25]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2卷第4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6]犬丸义一、村中新太郎：《日本近代史》第l卷第242页，新日本出版社，1975。
[27]后藤靖：《士族叛乱之研究》第53页。
[28]井上清：《西乡隆盛》(下册)第218页。
[29)大久保利谦：t近代史史料》第144页，吉川弘文馆，1965。
[30]西南战争时三菱从政府借款80万洋银，又购买轮船10艘，从事军事运输。战争共耗军费4500万日元，而三羞在运输中获利1500万日元，占军费的三分之一。
[31]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第5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