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在本书中的《诸神流窜》，是我写的关于日本古代的最早的论文。
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发表于1970年6月创刊的《昂星》第1期上，第二部发表于第2期上。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这篇论文构成我的日本学的原点。以后我写的不少关于日本古代的著作，如《隐藏的十字架——论法隆寺》、《水底之歌——论柿本人麻吕》等，都是以我在这篇论文中所获得的构思为基础。
在喜爱看我的书的读者中，有很多人希望我把这篇不容易找到的论文改成专著出版。为了满足这种要求，我也曾多次想把它写成专著。可是再也提不起劲头，直到现在还未成专著。
是什么原因呢?坦率地说，因为这是一篇很不成熟的论文。一个已经年过45岁的学者，还自我坦白自己所写的论文很不成熟，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但这是在1970年我的人生分界线的时点，一种突然侵袭我的认识的感情，促使我写了这篇在我的人生中最不成熟的论文。坦率地说，当时我在学术上还未作好写作关于日本古代世界的论文的准备，而且也尚未具有充分认识古代世界全貌的远见。
对于日本古代世界，我只不过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旅人。我感到就好像在古典戏剧的“能”中，为了回答配角———个云游僧的执着的追问，主角亡灵要泄露长期隐藏在其心中的秘密，而我这个对人与世界有着无限的好奇心的人偶然从那里经过，当时由于我长期离职，心情既孤独而又自由，七八世纪的亡灵们，特别是其中最大的亡灵藤原不比等向我悄悄地泄露了他们隐藏了一千几百年的秘密。
不论是艺术还是学术，我认为真正的艺术或学术都会主动地跟我们搭话。仔细地想一想，所谓真理，只要是名符其实的真理，它不过是早就这么存在在那里。它始终在那里跟我们说话，由于我们的耳朵被塞住了，因而未能听到这种真理的声音。
所以，凡是真正从事过名符其实的创造工作的学者，应当充分地感受到自己已有的一切设想，都不过是早已存在的真理向这位具有天真之心的学者所谈的内容。
我这时就感到了长时期被掩盖的真理俏俏地向我说了话。学术需要狂热，同时也需要冷静。从对面传来的声音有真理的声音，但也可能是恶魔的声音。一定要用冷静的理性来分辨真理的声音和恶魔的声音。没有种冷静，就不可能把一种设想提高到认识。灼热的铁通过冷水来冷却，才会变得坚硬。
在我所写的论著中，应当说这篇论文是最带有狂热性，但也最缺乏冷静，隔了几年之后重读这篇论文，就好象在爱情衰退时，重读热恋中说胡话似地写的情书，感到很是害臊。也曾想过把文章重新改写，但那已经不可能了。要把它写成正确的文章，就会失去最初写这篇论文时的狂热，论文也就
失去了灵魂。
这就是我至今还没有把这篇论文改成专著的原因。但在我的著作集中它还有一定的资料的意义，因此决定把这篇论文收入进来。在表达的方式上确有许多不完备之处，多少作了一些订正。为了尽可能保持原文的风格，订正限在最小的程度，没有增添任何新的认识。
坦率地说，对于这篇论文前半部分中的八俣大蛇＝三轮山说和因幡裸免＝宗像神说，现在我也产生了怀疑。对前者我持50％的否定意见，对后者持80％的否定意见。我想最多这只能当作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证实出云神话不是出云地方流传的神话，以及出云是众神流窜的地方，并不需要证实产生出云神话的地方是大和或九州。证实了出云臣等人在出云大社所祭祀的众神——除了熊野大神外，其他如大穴牟迟、大物主、事代主、阿迟志贵日子根等都是以大和为根据地的神，我认为也等于是证实了出云并不是所谓出云众神自古以来的所在地，而是在8世纪的政治状况中所规定的众神的流窜地。
通过对祭祀这些神的神社的分布以及《延喜式》中“出云国造神贺词”等祝词的详细分析，我想上述问题也可以得到证明。
《记纪备忘录》(“记纪”即《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缩写——译者)是我连载在《文学》杂志1980年5月号至7月号上的论文。当时我的古代学研究已有了进展，已经可以展望古代世界的全貌。所以在这篇论文中纠正了《诸神流窜》中的某些缺点，把在那里所得出的结论作了归纳整理。它在不少地方和《诸神流窜》有重复。但对其中的假说，我愿完全负责。(记纪备忘录》这篇论文要比《诸神流窜》洗练得多。从学术的价值来说，后者也许要比前者低。但那里有着一种像是刚从大山中掘出的原石的美丽，现在我感到好象丢失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不由得不感到一种眷恋。(记纪备忘录》是我对《诸神流窜)的归纳整理，同时也是我转向新古事记论的出发点。在写了这篇论文之后不久，作为学习研究社的“现代语翻译日本古典”的一种，我把古事记翻译成了现代语。我在这里进入了对古事记的一种新的展望。
它触及到在《诸神流窜》中根本没有提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现古事记据为蓝本的原古事记。原古事记无疑是天武天皇时期编成的，但其内容是什么、由谁编纂的，至今基本上不明。
因此，首先要对现古事记怎样表现了编纂它的和铜5年(712)时期政治统治者的意图这一问题，需要有正确的认识。我和上山春平先生所进行的工作，就是要彻底追究这一迄今几乎完全遭到忽视的问题。对现古事记的性质没有明确的认识，追究其蓝本原古事记的内容是什么，就毫无意义。但在弄清现古事记的性质时，必须认定是天武天皇时期编纂的原古事记内容是什么的问题，就成为一个实际的问题。在把古事记翻译成现代语言的过程中，我不由得不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柿本人麻吕很可能与这个原古事记的编纂有关系。从书写方法和内容上来看，我认为柿本人康吕极有可能起码是原古事记的编纂者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再作深入的思考。
与这个问题同时产生的新问题是，古事记神话、特别是其中被当作出云神话的部分，可以向前追朔到什么时期。这个问题在以前的论文中都扔弃末顾。这样的神话绝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编成的。现在我认为，其中一些神话不是向前追溯3个世纪或5个世纪，而可能是要追溯10个世纪以上。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可以说根本没有触及过。在翻译成现代语的过程中，我再一次感受到古事记的深刻意义。
在这次把古事记译成现代语时，我首次作了利用阿伊努语来翻译的尝试。对一些意义不明的地方作了这样的尝试，却不可思议地获得了成功。阿伊努语与日本的古代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把古事记翻译成现代语，可以说是作为调研这种密切关系的一种试验性的发掘。真正的发掘还是今后的事。
为此也需要对阿伊努语进行真正的研究。拿辞书来说，现在的巴丘拉的辞典恐怕已经很不够用了。从阿伊努语的辞典编写到研究都必须要认真地着手进行。
我深深地感到日暮道远。但我深信记纪的研究可以通过这条路而获得飞跃的发展。不知道我还能向前走多远，但我准备只要能前进就往前走。我期待以后还会有人随着我往前走，并获得巨大的认识成果。
学术是没有终点的。
1981年4月
《诸神流窜——论日本(古事记)》译者前言
卞立强 赵 琼
《古事记》是日本人自己写的最早的关于古代日本的历史、思想、宗教、文学、神话……的书。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它都是研究古代日本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书。
但是，关于这部书有着许多至今仍未解开的“谜”。首先序文中标明的两位作者之一稗田阿礼是何许人不明，加上它长期秘藏于皇室，后世才公之于世，所以有人甚至怀疑它是伪书。其次书中把历史和神话传说混在一起，有些古代天皇竟然活了一百多岁，仍然精力旺盛地在执政，等等。
自古以来对古事记就有种种的解释和说明。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两位，一位是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本居宣长，另一位是现代的急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津田左右吉。他们两位对古事记的研究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前者认为古事记中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后来为军国主义所利用，制造出日本是由万世一系天皇族祖先神所创造和统治的神之国。后者在日本军国主义最猖狂的时期，以极大的勇气否定了本居宣长的观点，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但他又认为古事记的内容大多是虚构的，对日本的古典采取了虚无的否定的态度，这样又把古事记返回到不可知的“谜”也似的境地。
梅原猛是当代日本人所共知的具有独特见地的哲学家。他在大学时代学的是西方哲学，以后却转入东方哲学思想，特别是日本思想的研究，接着又进入日本古代的研究，提出了不少震动日本学术界的新观点、新学说，形成了“梅原古代学”、“梅原日本学”。本书《诸神流窜—论日本〈古事记〉》正是他关于日本古代研究最早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学说之一。
作者把古事记放在它形成的七八世纪当时日本的政治、思想、宗教的大背景下来考虑，通过大量现存的史料和实地调查，推断出古事记的主要作者稗田阿礼就是当时最大的实权泥人物藤原不比等。这是解开古事记之谜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由此可以了解当时的皇室为什么要和宠臣勾结编制古事记的真实动机和意图；了解他们如何利用分散在皇室和各个豪族之间的史料和传说，来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和藤原氏的长期实权统治服务；从而分辨出古事记中的记载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半真半假。梅原认为，古事记所说的基本内容是真实的，只不过很多地方是根据当时统治者的意图，加以修改粉饰、改头换面而已。这样就吹散了笼罩在古事记上的浓雾，露出古代日本的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梅原的古事记研究是一大创见，给走入困境的古事记研究现状打开了一个柳暗花明的新境界。我们觉得梅原的观点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回顾我国日本学界介绍研究古事记的历史，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有周作人、谢六逸等前辈，对古事记中的有趣的神话传说和优美的古代歌谣感到浓厚的兴趣，作过一些评介。共和国成立后出过周作人和吕元明等人的两种古事记的全译本，有些学者也作过部分研究，发表一些评论文章。但令人总的感觉尚未脱出把古事记仅当作文学作品来加以评介的范围。我们希望能通过本书在中国出版，促进对这样狭隘的范围的突破，扩大和加深对古事记的研究。在这里，我们要向梅原先生同意我们翻译出版本书，以及以季羡林先生为首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编委会诸先生和经济日报出版社同意将本书列入(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出版，表示感谢。最后，我们还要说一句，我们都不过是古事记的爱好者和学习者。翻译这样的书，确实感到力不从心。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译错之处肯定不少。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1998年夏于日本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