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神流窜——论日本古事记》

第三章 日本古代的宗教改革

隐秘的古代日本的宗教战争

    如果能像前章那样思考,我觉得可以一气解开古事记的谜。我首先怀疑出云神话的舞台不是出云,而是在其他地方。其次我想把出云神话当作主要以大和为舞台的神话来理解。因而在大和寻找出云神话中最大的神话八侯大蛇故事的舞台。于是在三轮山发现了这个地方。这看起来好像是一种逆说。但是,根据这一假说可以解开一些过去谁也未能解开的谜。

    这个推理正确不正确呢?我是任何时候都对自己的假说打上最大的问号来推理的苏格拉底之徒。我不说我的假说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看来我的假说还是相当合理的。我曾经寻找过各种可以否定我的假说的资料。但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找到这样的资料或相反的论据。我们应当赞同波安卡雷的说法:没有矛盾的假说就是真理。

    不过,我们还有难题。首先,除了称为出云神话之外的其他神话该怎么解释。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谈。

    关于因幡的裸兔的故事以及大国主同须势理比卖结婚的故事,我都有自己的看法。但现在还不是发表的时候。

    不过,有的问题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要触及到的。如古事记里为什么要隐瞒神话的实质?记纪中为什么不能坦率地谈出杀害大国主命这一最大的事件?这个问题也是为什么记纪神话的舞台不放在大和,而必须放在出云的原因。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考察整个古代日本的精神史。我们现在还不可能详细地进行这种考察,暂时只想写下要点。我所谈的每一个事实,也许会让很多读者以为这是出入意外的奇谈怪论。不过,我要明确地说,不论是对待学术或艺术,我都非常喜欢单刀直入、简洁明快。我从来没有耍弄过奇谈怪论。只要能直视事物的真实,事物就一定会放出与过去不同的光,让人们可以认识。耍弄不值钱的奇谈怪论是毫无价值的。

    我一说古代日本的精神史,人们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日本在佛教传来以前究竟有没有像样的思想还是值得怀疑的。根据一般的通说,就是对于佛教,日本人也是末作深入思考而接受的,并没有理解其真正的教义,只是凭感觉来理解的。如果有着这样的想法,那恐怕是不能很好地理解日本思想的历史的。

    在6、7世纪时期,我发现日本存在着简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当时也是宗教的斗争。信奉各种宗教的氏族,围绕着其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领导权,不断地进行以血洗血的斗争。这就是古代史的秘密。有旧神道派、佛教派、儒教派,还有新神道派。各种各样的神在那里互相厮杀。在这样的互相肠杀中,佛教最后取得了胜利。在佛教取得胜利后,政治的斗争完全变成权力斗争。但在国家的方向固定的时期,权力的斗争并不是一切。在权力斗争的背后,必定还有意识形态的宗教的斗争。我们在读古事记、日本书纪时,首先必须把它们看作是意识形态的书。

    正如日本书纪所说,撰修历史的工作大概是由天武帝首倡的。以后的当权者都是与天武帝血统相连的人。不过,其皇位权力不是直线地父传子、子传孙,而是经历了日本漫长历史上罕见的迂迥曲折的过程,为其子孙所继承。天武帝死后,持统皇后准备让她和天武帝之间所生的儿子草壁皇子(662一邱9)即皇位,杀害了皇位竞争对手大津皇子(663一686)。大概是有所顾忌,在犹豫是否让草壁皇子即位的时候,草壁皇子天折了。因此,她自己即了皇位。等到草壁皇子的儿子、她的孙子文武帝长大后,她力排众议,让文武帝即了皇位。文武帝看来身体也很虚弱,大概是具有罕有的政治手腕的持统帝在他的背后保护。持统帝死后不久,文武帝也天折了。于是文武帝的母亲元明帝即位,又等待着文武帝的儿子、她的孙子圣武帝长大成人。不过,这次接受前次的教训,没急于让圣武帝即位。为防止万一,元明帝把皇位让给了文武帘的同母姐姐元正帝,由元正帝把皇统传给了圣武帝。就是说,由元正帝顺利地把皇位让给了文武帝的儿子、与天武帝、持统帝血统相连的正统的皇位继承者圣武帝。这一时期出现这么多女帝,就是由于这种命运的播弄。

    女性往往带有被动性。但在坚守和执行她所爱的男性的意志,会发挥出超过男性的能力。在这里完全是天武帝的意志支配了一切。这一意志由于为女帝所继承,在漫长的时期中虽然多少有些变动,但最终还是逐渐实现了。实际上这也许是历史的要求。日本已经到达了应当结束内部斗争、建立新的统一国家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不断地改变统治者的意志是不利的。或许是支配历史的神命令日本,要通过接连出现的女性统治者,来建设应当由一贯的意志所建立的国家。

    这种意志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意志。因为要建立一个国家,还是需要有一种思想。天武帝以后的大和朝廷,是想采用律令制来建设合理的国家。但是,法律毕竟是法律,单凭法律还不能治国。需要有法律,同时还需要有宗教。而且这种宗教不能是过去的那种宗教。需要新的宗教。这样就产生了古事记、日本书纪。我理解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还有所区别,前者更多的是宗教的书,后者更多的是历史的书。首先需要的是建立新的思想和新的宗教。是在这种宗教或思想中来谈具体的日本历史。如果是这样,由天武帝所开创的编纂历史书的工作,也是和这种历史的命运有着密切关系的。

    如果把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当作一种宗教的或思想的书来看,就会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古事记、日本书纪如我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把大和发生的事件全部都大胆地改写为出云的事件的原因。

    不过,如果把记纪看作是一种宗教书、思想书,我们就有必要谈一谈在此以前的日本的宗教、思想的状况。

征服者神武和宗教改革者崇神

    要谈这个问题,需要从宏观上展望一下日本古代史的全貌。我现在还难以作这样的展望。这里只作一个粗略的素描吧。

    前面已经谈过,在弥生时代,日本有两股政治势力——北九州政权和大和政权——的对立。前者大概是以镜为神器的氏族,后者是以铜择为神器的氏族。如果说后者是通过农业技术的改良,过着较富裕的生活,前者则通过外国制武器的输入,在武力上占据优势。特别是前者很多人混有朝鲜系等外国人的血统。而这股优越的武力终于产生了侵入日本的中央的野心,发生争霸日本的大决战。我认为神武东征基本上是事实,而且这种看法从考古学上来看也是说得通的。最后天孙族胜利,铜锋消失了,以武力统一了天下。但是,这个以武力统一的国家内部蕴含着种种不稳定的因素。在第10代天皇崇神帝时,据说疫病流行,天下大乱。大概是少数的天孙族统治着多数的出云族。而这种统治如果没有武力或文化力量的巨大差异,那是不会长久的。

    天孙族的统治者在这里碰到了重大的苦恼。于是想出的办法就是变革宗教。祟神就是“崇拜神”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宗教改革者。而且他被人们称为“御肇国天皇”。有的历史家给神武帝也起名为“彻肇国天皇”,说神武帝和崇神帝是同一个人。但是,记纪的作者远比这些历史家更了解历史。神武帝是用武力统一了日本的“御肇国天皇”。而祟神帝是确立了日本的宗教、意识形态的“御肇国天皇”。仅凭武
来统一,还不可能完成日本的统一。确立了统治日本国家的基础的宗教,才能建立日本国家的基础。

    祟神帝决定用被征服的出云族的宗教作为日本国家的宗教,让自称是大物主的子孙意富多多泥古在三轮山祭把大物主。据说通过这种祭招;疫病停止,人民情绪稳定。这令人联想到日尔曼族的王为了统治罗马而信奉基督教,以及胡族的王为了统治中国而学习儒教。

    我觉得崇神帝实际上是一个很聪明的天皇。他舍名取实,在宗教上通过对被征服者出云族的神的崇拜,来抑制出云族的反抗;在政治上通过这种新的宗教政策,来贯彻天孙族的统治。也就是说,在这里实行了以前“让国”时天孙族同大国主所作的交易——即现世的政治交给天孙族、神事交给出云族的方针。大概就这样在大和建造了三轮神社,在山城建造了贺茂神社。看来这一宗教的变更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通过这一变更,被征服者出云族获得了宗教的自由,隆重地祭把了自己的祖先神。

    在这一宗教政策的变更中,意富多多泥古和侯迹迹日百袭姬命起了极大的作用。祟神帝在这些人的协助下,建立了新的宗教,巩固了日本国家的思想基础。并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成了日本的统一。这一意识形态不仅能使统治者天孙族、而且也能使被统治者出云族信服。就是以这一意识形态为基础,推进了日本国家的统一。经历了祟神、垂仁、景行三代天皇,特别是景行的儿子日本武尊的事迹,正是说明了大和朝廷根据这一统一的意识形态,用武力实行统一。月本武尊是带着出云族王权的象征天丛云剑,奔赴出云族居住的东国的,用思想和武力统一了日本国家。

    不过,我认为祟神帝的这一宗教改革并不只是采用被统治氏族出云族的宗教。说他是新宗教的创始人,是因为在他的时代,还同时开始建造古坟。古坟的建造正说明了新思想的诞生。现在很多考古学家都指出,日本最古的古坟都是在三轮山周围的古坟。三轮山信仰是祟神帝所恢复的信仰。我认为古坟的外形也是山形,与三轮山同样呈伞形的神山的外形。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和三轮山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我认为这和过去的三轮山信仰完全不一样。大场先生指出,过去的三轮山信仰是铜绎的祭典。现在不是铜择的祭典,而是通过古坟的三轮山信仰、形式完全不一样的三轮山信仰。

    这种想法中大概有着所谓“祝神”的意思。崇拜神就要尽量隆重地把神埋葬。通过这样的埋葬,使神不再作祟。我想象日本最古的古坟,说不定就是大物主的墓。大物主已经死了,但通过对这些神的隆重安葬,来平息他们的怒气。这也许是我想得太过了。在这种建造古坟的新的大物主信仰中,可能有着据说当时同日本有交往的魏国思想的影响。魏国当时流行的思想是道教。道教宣扬永世思想,说人可以永远活下去,或希望能永远活下去。在建造古坟的意志中,我觉得有着强烈地希望能永世活下去的愿望。日本把死了的人说成是永远“神留”。意思就是人是不会死的,会永远活下去的。

    实际上在古坟中和死人一起还埋葬了大量的宝物。凡是认为死者生前所拥有的宝物,几乎全都毫不吝惜地埋在里面。这确实是一种浪费。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一种浪费;对于物资贫乏的古代人来说,更是极大的浪费。尽管如此,古代人还是毫不吝惜地把宝物埋在古坟里。我觉得如果没有永世的思想,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古坟中,死者会在和现世不同的世界里生活。没有这种“生”的设想,决不可能毫不吝惜地把那么多宝物埋在古坟中。

    我想把日本的古坟比作埃及的金字塔。两者都是出于不死的愿望而建造的,这恐怕是一种在希腊创造形而上学这个词以前的形而上学。在日本,要建造这种古坟的意志中也包含着一种形而上学的精神。而且在实践中它可能还同勇武的精神结合在一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死去反而可以永生,在战斗中战死就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了。

    我越想越觉得祟神帝的这种宗教改革是一种巧妙的宗教政策。它看起来好像是恢复了出云族的宗教。其实,其意义不仅仅如此。它还意味着一种新的永生的宗教的诞生。

    由于确立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才建立了日本国家的基础。而这种意识形态变成了日本人的精神支柱,创立了统一的国家,其剩余的精力变成了在著名的神功皇后的传说中对朝鲜半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不论从好的意义或坏的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是一次惊人的行动。我认为这次事件是要求对祟神帝以后的意识形态作根本性的变革。因而海神替代了山神活跃起来。如宗像的神,在众多的出云系的诸神中,作为司掌大海的神早已起了重要的作用。还有棉津见的神,作为协助天孙族的海神,在神武东征中也极其活跃。不过,在这些神的地位提高的同时,在这次海外远征中建立特大功勋的所谓住吉神的海神,最受到尊敬。

    应神帝及其子仁德帝虽然建造了巨大的古坟,以表示自己的宗教同祟神帝以来的宗教一样,强调自己是大和朝廷的正统的继承人。但众神的地位通过这次海外远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以后又出现了各种新的神。这些神作为“八百万”众神中的一员,不断地编入已有的众神的体系之中。

    可是,又出现了彻底打乱这种众神秩序的新的神。这个新的神就是佛教。日本人本来在把外国来的神吸收为已有、使其与日本原有的众神共存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但这位称作佛的新神具有极强的个性,不能与原有的众神同化。而且佛教也拒绝把自己的神像以前那样称作神,命令以佛这个新的名字来称呼。

    这当然就产生了同原有的众神的纷争。对于那个还艺速日的子孙、维护古老的布都神传统的物部氏族来说,这种新来的神是决不能允许存在的。但是,对于以海外远征的功臣武内胸宿弥为祖先的新兴的苏我氏族来说,这种新来的神则是非常有用的宗教,可以用它来击败以古老的众神的权威为后盾的旧氏族。物部与苏我之争也是旧神与新神之争。通过这次斗争,新神取得了胜利。这是佛教的胜利。而圣德太子(574一622)就是在这样的胜利的背景下,具有以佛教来统一国家的理想的人物。到了太子的时代,废除了古坟时代的权力象征前方后圆坟。在太子的父亲用明帝(585—589在位)和太子当摄政的推古帝两位天皇以后,天皇的墓改为圆形的墓。太子以身示范,宣布古坟时代的结束。

    但是,太子以佛教统一国家的理想遭到了挫折。因为佛教作为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不合适的。当时传人日本的佛教主要是三论,宣说的思想还是“空”。空的原理后来变成据说是圣德太子所说的“世间虚假”。空或世间虚假是很难成为政治的原理的。不仅如此。佛教所播下的种子不是使天皇家、反而使天皇家以外的大和豪族们可以扩大势力。在佛的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天皇、贵族、民众在佛的面前都毫无区别。苏我氏大概是企图根据这一思想来篡夺皇位。他们是想借释迎的权威来发起革命。

    因而佛教对天皇家并不一定是始终有利时意识形态。那么该怎么办呢?儒教看起来似乎可以提供这样的意识形态。天智帝通过政变打倒了苏我氏,令人感到他是一个清醒的儒教合理主义的信奉者。他打倒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同时冷静地试图建造统一国家。在这方面他有着以中国为模范、以新的儒教合理主义来建设国家的理想。可是,天智帝在改革上看来有些过急,引起了保守方面的反抗。他在晚年曾提出怀柔保守派的政策,其结果反而把革新派也推到敌对的一方。天智帝在这种动摇不安中死去。随着他的死,各种不满都爆发出来。天武帝利用了这些不满。于是发生了壬申之乱。天武帘杀死了天智帝的继承人大友皇子,使长时期以血洗血的政治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统一国家意识形态的组织者天武

    我们应当在上述的政治史、思想史的潮流中来看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思想。壬申之乱意味着佛教传来以后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以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为背景的豪族相互之间和豪族与天皇家之问斗争的结束。这次斗争的结果,天皇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了使这次胜利永久化,还是需要有新的宗教。

    历史向天武帝及其继承者明确地指出了应走的道路。以佛教统一国家是圣德太子的道路,但失败了。因为佛教作为统一国家的思想太过于厌世了。而且它很难提供增强天皇权威的理论根据。那么,走以儒教来统一国家的道路如何呢?这条道路也过于急进了。采用这样的外来思想,大多数人不会跟上来。首先会引起保守派的反对。墨守古老的众神信仰的大和的豪族们怎么会甘受这种外来思想的支配呢!

    天武帝借助于这些旧豪族的力量夺取了天下。他深知如像天智帝那样推进急进的改革,会遭到旧豪族们多大的反抗。不过,他同时也知道需要走改革的道路。要把日本变成像中国那样的文化国家,就只有采用儒教的合理主义。但是,他不会对现实无知到因此而无视神道和佛教。他对佛教的崇拜只谈药师崇拜。药师是现世利益的佛。天武帝肯定了解佛教中的危险因素。佛教所具有虚无主义的毒素曾使那样英明的圣德太子着迷,使太子及其子孙惨遭毁灭。天武帝肯定是深知这一点的。为了避开这种毒素,他把佛教当作一种现世利益的宗教来加以利用。

    最麻烦的问题是神道政策。必须要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神道,创立新的神道。也就是说,必须要创造出一种表面上好似崇拜古老的众神、背地里是扼死古老众神的神道。

    这种改革神道的理念是沿着两个方面建立的。一个是新的宗教必须是合理的。祟神帝以来的神都是作祟的神,同时也是死了的神。这些作祟的神、死了的神都不要了。孔子主不谈死后的世界。新的宗教必须是这种现世主义。天武帝制定了所谓《飞鸟净御原令》,把官吏的位阶分为明、净、正、直、勤、务、追、进8种。这种官位的规定表示了他的价值观,即重视明净正直的精神。这种明净正直的德性,虽然不能说全是儒教的思想,但儒教的色彩还是很强烈的。他是企图沿着这种儒教主义的方向来改良神道。

    另一个是沿着国家主义的方向来改革神道。也就是说,必须要把天皇的祖先神摆在远比其他氏族所祭把的神高得多的位置。这样的神的制度一乱,就会产生思想的混乱、政治的混乱。要使天皇的权威超越大和豪族首长的地位,把它提高到全民的规模。这样,就必须要创造比过去远为强大的天皇的祖先神,使其成为全民的祟拜对象。

    伊势神宫的神过去只不过是由海人部来祭招的一个地方神。天武帝提高了它的地位,把它当作国家的神。这里确有被人称作大海人皇子的天武帝同海人部的结合,以及对诲人部在壬申之乱中的功绩进行论功行赏的意义。但宗教的意义要比这种意义更为强烈。天武帝是想在这里建立强有力的天皇家祖先神的根据地。是要把与新建立的统一国家相适应的天皇家的神,放在这个面向东国的海军根据地伊势。

    天武帝在开始建造伊势神宫的同时,还热烈祟拜龙田和广獭的神。他重新祭把广獭的神和龙田的神,向那里每年派2次、共派了20多次使者,举行祭把。广獭、龙田的神究竟起什么作用呢?通过广獭的大忌祭的祝词以及龙田的风神祭的祝词和大拔的祝词,可以看出这一信仰的内容。简单地说,广激的神是河神,龙田的神是风神。这种信仰就是通过风神来清除污秽,通过河神来祈求丰收。特别是龙田的风神祭的祝词很有意思。

    其中写道,在祟神天皇时,龙田的神给天皇托梦说,如能祭祀自己——即天御柱命、国御柱命,则天下太平。由于这个神偷,天皇遂在龙田的神社祭把天御柱命、国御柱命。

    这是一篇很奇怪的祝词。这里所写的与古事记中关于祟神帝的记载大体相同。但这里受祟拜的神不是大物主,而是叫作天御柱、国御柱很少听说过的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神搬到这里来代替大物主呢?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位天皇的宗教改革的精神。现在已经需要一种与三轮山信仰不同的另外的信仰,需要新的国家主义的神和儒教的合理主义的神。天皇就是根据这种需要,要在各地建造这种神的根据地。伊势已经被选作新的整个国家的神的根据地。但仅有这个根据地还不够。天武帝很看重龙田的神,要龙田的神来承担以前三轮购的神所起的作用。这个天御柱、国御柱,大概就是古事记中助天御中主神、国之常立神的先驱。

    天武帝的这种宗教政策为持统帝忠实地继承。伊势神宫每20年举行一次迁宫仪式就是在持统帝时开始的。持统6年(692)天皇行幸伊势,对于伊势神宫升格为国家的神宫起了诀定性的作用,这已是不可怀疑的事实。

    据日本书纪记载,当时三轮朝臣高市麻吕以“妨于农时”助理由,再三谏阻这次行幸。甚至“脱其冠位,擎上于朝,重谏曰:‘农作之节,车驾未可以动。”’看来态度是非常激烈的。但天皇没有从谏,仍然行幸了伊势。请注意这位进谏的重臣是壬申之乱的功臣三轮朝臣高市麻吕。所谓“妨于农时”,当然是借口。其中别有原因。

    三轮氏是意富多多泥古的后裔,是供奉旧的神大物主神的氏族。对于这些生活在旧神信仰中的大和家族来说,新神的诞生确实是很不利的事。高市麻吕在壬申之乱中本来是寄希望于保守派。他之所以站到天武帝的一边,大概是由于对天智帝周围的革新派的做法感到不满。可是,天武帝以后的大和政权与他的期待背道而驰。大和朝廷的领导人要废除旧神,创立新神。三轮朝臣高市麻吕依仗他在壬申之乱中建立的功劳,反对这次新的宗教改革。但是,他的谏言未被接受,新的宗教改革的方针已成为决定性的历史的方向。

    在接着的文武帝的时候,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神道政策。请注意《续日本纪》文武2年(698)3月9日条中发出以下的沼书:“筑前国宗形、出云国意宇二郡司(四等官),并听连任三等以上亲。”按律令规定,郡要避免同族连任。而现在仅对筑前国的宗形和出云国的意字这两个郡放宽了律令的规定,给两郡的郡司授与了特权。这个特权当然是与对这两个郡内的宗像神社和熊野神社的崇拜有关。关于筑前国的宗像神社将在后面谈。在出云国,这里授与了意宇郡郡司的特权,并未授与杆筑大社所在地出云郡郡司的特权。我想这是因为当时杆筑大社尚未建造。

    另外,相当于文武6年的大宝3年(702)3月,给中臣意美麻吕(?一711)、忌部子首等7人进位一阶。接着在当年8月给一个叫出云独的人授从五位下,9月赐臣姓。不太清楚出云臣独是什么人。但很可能是属于出云国造家的人。我认为在这一系列宗教政策的背后,建造出云大社的意图早已在进行活动。

    对于当权者所推行的这种宗教改革的方针,从前面的三轮朝臣高市麻吕的事例可以看出,那些立足于旧神道权威基础上的大和豪族,恐怕一直在悄悄伺机反抗。《续日本纪》中文武天皇3年有一段关于将役小角流放伊豆岛的记载。役小角是以葛城山为根据地的山岳佛教的教徒。考虑到葛城山是以前的贺茂氏的根据地,这表明出云族的[日神道已经同佛教结合在一起了。对于争取实现合理主义的政治统治的天武帝以来的国家方针来说,这种不合理的反体制的宗教,肯定是一个极其麻烦棘手的宗教。文武帝2年3月记载:“禁山背国贺
茂祭日会众骑射。”我认为对贺茂神社的这次干预,是和放逐役小角有关系。

    在文武帝时代,废除了直到持统帝时仍然经常举行的对广獭、龙田神社的参拜。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我感到有点迷惑不解。很可能是认识到像以前那样以对龙田、广獭的神的祟拜、来代替对三轮山等旧神的祟拜的宗教政策已经不够了,还需要有更具有根本性的宗教政策。如果是这样,设立出云大社的方针很可能就是这时候决定的。我不由得不感到,给中臣、忌部等职掌神事的官吏一齐进级,给出云独授位,是和要求建造这个大社有某种关系。总之,一定是这么逐步地在推进新的宗教政策。

    在伊势确实已经建立了新神的根据地。但旧神仍在大和地方蠢蠢欲动。这些神同大和的豪族们相勾结,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发起骚乱。必须要把这些神流放到山阴地方去。我认为是把出云国杆筑地方选作流放这些神的地点。

    为什么要选择出云的土地作为流放神的地点呢?意宇地方自古就有熊野神社,而熊野神社是祭把须佐之男的出云系统的神社。这是选择出云作为神的流放地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新神的根据地是在东方的伊势。那是美丽的日出的地方。流放众神的地方必须是与东方的伊势相对的西方。而且应当是美丽的日落的地方。伊势与出云正好是日出之地与日落之地的对立。文武2年准许筑前国宗形和出云国意宇两郡的郡司都可以同族连任,说不定就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明确决定流放众神的地点。但很快就意识到九州作为众神的流放地是不合适的。因为九州是天孙族的故乡。不能把自己神圣的故乡变作众神死亡之地。众神死亡之地,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地方。

    决定出云、而且是出云的杆筑地方作为这种流放地,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这地方出产碧玉。我们在这里会想起前面引用的《出云国风土记》中大国主所说的话:“云霞缭绕之出云国,为我坐镇之国。我将巡视苍翠之青山,精心守护宝玉。”玉的制造是保护神的重要手段。从绳文时代末期起,越国的小陇川下游就以玉的产地而闻名。但那里所产的硬玉这时已经采尽,数量日益减少。进入古坟时代,硬玉制的牙玉几乎绝迹,以碧玉制的牙玉来代替。越国作为玉的产地而受到重视的意义已经基本消失,出云国正作为新的玉的产地逐渐代替了越国。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出云国风土记》经常提到越国。大国主命从越国回来后就说了前面的话。另外还谈到神门郡有古志乡和狭结明,那里住着越国人,经常从事土木工程的建造。这大概是说,随着出云大社的动工建造,很多制玉工匠从越国迁居到出云国。

    我认为大和朝廷的领导人之所以决定出云为众神流窜之地,其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出云是碧玉的产地。而且在出云、也是要在最偏僻的新开辟的杆筑地方建造这个难以想象的大社。这个大社背靠大山。那是三轮山的形象。‘而且这个大社还必须造得越南越好。

    这种高耸的大社的形象,出云大社的建造者是从哪儿获得的呢。我认为那个形象是石上的武器库的形象。据日本书纪记载,垂仁天皇时代,天皇让五十琼敷命掌管石上神宫的神宝。五十琼敷命因年老,想让其妹大中姬掌管。但大中姬推辞说:“吾手弱女人也,何能登天神库耶。”五十琼敷命说:“神库虽高,我能为神库造梯,岂烦登库乎。”这使我想象那是带有高梯的高库。

    石上神宫是收藏那把斩杀大蛇的宝剑的地方。那里大概原来是朝廷的武器库。管理武器库必须严加防范。因此必须是高大的建筑物。如果是女性担当管理武器库的负责人,那确实需要梯子。据说结果大中姬难以承担这样困难的任务,把这一工作让给物部十千根大连,以后物部氏担任了管理武器库的负责人。

    看来这个物部氏与高大的神宫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说在神武东征的时候,建御雷神曾向熊野的一个名叫高仓下的居民下过神渝。一把叫作布都御魂的剑落在高仓下的仓库里,倒扎在那儿。高仓下把它献给神武帝,神武帝陡然勇气百倍。这把布都御魂剑也放在石上神宫里。石上神宫和高大仓库似乎有着密切关系。

延喜式祝词“迁却崇神”是决定性的关键

    出云大社完全具备作为旧的众神流窜的场所的条件。应当流放到那里去的神,首先是大国主神,其次是须佐之男神。因有大国主,那里应当具有三轮山的形象,因有须佐之男,应有石上神宫的形象。那是一座背靠大山、带有高梯子的神社。这样的形象作为大国主、须佐之男等旧神们流窜地方的建筑是非常适当的。

    空前巨大的神殿建筑就这样出现了。那里总令人感到留有三轮山和石上神宫的面影。它本来是众神流窜、隐遁的宫殿。于是随着这种宫殿的建造,古事记、日本书纪也接连地编撰起来。舞台已经建成了,就需要有文献的证据,证明上演的剧是实际存在的。这个剧必须要把旧神所居住的地方,写成从最初就是出云。而且要通过这个剧,把旧神永远留在山阴地方,留在出云地方,留在日本偏僻的乡村。不能让旧神阻挠建设新的日本国家。要让旧神死去,同时还要让以旧神为支柱的大和的豪族们毁灭。要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国家,就必然要使旧神死去、旧氏族毁灭。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神代卷就是怀着这样的目的来写的。只要怀有这样的目的,就必然具有某种不能公之于众的性质。《续日本纪》对古事记一言不发,甚至对日本书纪也只是一笔带过。恐怕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这种推理太过于哲理性。历史学家会说更需要的是证据。这里我想仅举出一个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证据,以结束本稿。《延喜式》中仅有一篇用途不明的祝词。这篇祝词的名称叫“迁却祟神”。意思大概是“把作祟的神搬走”吧。一般的祝词都带有“祭”的名称,如“新年祭”、“春日祭”等,而且宣读的日期也是规定的。唯有这篇祝词没有“祭”字。它究竟是在什么场合宣读的呢?

    从其内容来看,这篇祝词在谈过高天原众神派遣经津主神和建御雷神平定凶恶众神之后,说道:“皇御孙天之御舍内的众神,不要凶暴逞强。作为神应知高天原发生之事。恢复神性、改恶从善,从这里迁移到可以远眺四方、山青水秀的地方去吧!那里的土地是封给你们的领地。”意思是说,在宫廷里租暴胡闹的众神,希望你们放老实点,从这里迁移到其他景致更美的地方,把那里当作定居的地方吧。

    在《延喜式》卷8的祝词中,这篇祝词放在关于伊势大神的祝词和住古大社在派出遣唐使时宣读的祝词之间。因此,可以认为这是有关地位在伊势之下、住吉之上的大社的祝词。如果是这样,我认为这是一篇关于出云大社的祝词。这篇祝词的内容是要把“皇御孙天之御舍内的众神”——即至今仍在都城拥有势力的三轮和石上的旧神,放逐到遥远的出云地方去。如果不这样考虑,这篇祝词的意思就无法理解。就连本居宣长对这篇祝词也这么说:

    “如上所述,此为夹人道绝祭祝词也。临时祭典及其他书中均无称作迁却祟神祭的祭典。”(《大校词后释》)

    这是一篇非常奇怪的祝词。四时的祭典中自不待言,就是在临时的祭典中也没有称作迁却祟神祭的祭典。而且任何文献中都没有关于举行这种祭典的记载。宣长感到困惑,认伪可能是混夹进道绝祭祝词中的祝词。但其内容和道绝祭的祝词完全不一样。这正是一篇不能公开说出来的秘密的祝词。而且这种秘密和古事记、日本书纪所包含的秘密是同一价秘密。

    这里所谓的“祟神”,是“作祟的神”的意思。崇神帝以后的神确实都是“作祟的神”,也即是不合理的神。而天武帝所创立的新神道的方针,就是要通过拔除把这些作祟的神放逐到远方,建立新的符合律令的神道。

    因此,“迁却祟神”就包含两个意思:要放逐作祟的神,同时从根本上否定祟神帝以来的对神的祟拜。这篇祝词具有这两个意思,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它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混杂在一般的祝词之中。

    我觉得这是非常惊人的。从天武帝到圣武帝发生的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如果说其主角是天皇,其配角恐怕就是中臣、忌部二氏。但忌部很快就被排除到这一任务之外。原因是中臣氏与其同族的藤原氏勾结,把忌部氏从宗教的职权中排挤出去。忌部氏的震怒化为斋部广成(生卒年月不详)80岁时所写的愤怒的书《古语拾遗》而遗留了下来。忌部氏被中臣氏、实际上是被藤原氏巧妙地利用了。

    我认为在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都有藤原不比等(659—720)在操纵。他一方面根据律令制制定政治形态,另一方面又让同族的中臣意美麻吕等人同忌部子首等人一起推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政策。在这里演出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神的剧。剧的内容是创造新的皇室神、伊势的大神,然后是放逐旧有的众神。这是一个以天武、持统的子孙们为主角,以中臣、藤原为配角,以忌部、出云为最次的配角的宏伟的虚构的剧。因为它太宏伟了,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它的虚构性。尽管人们相信了它1200年,但我认为它还是虚构的。起码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一个可以使人相信它是真实的史料。

    虚构看来大半已经得到阐明。但是,有些地方认识的光还没有照射到。我必须更加增强认识的光,更明确地来检验我的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