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日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开端及其发展
第四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日两国间的外交关系
一、西晋内乱与汉族人民迁徒日本群岛
公元二六五年，司马炎篡魏自称皇帝，建立晋政权，是为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在分封王、侯诸国，整顿内政之后，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兴兵灭吴，统一中国。不久，武帝死去，晋朝爆发了内乱。内乱从官内后党开始，接着演成全国性的八王之乱。在八王混战时期，黄河流域人民所受战争灾难特别沉重。农民、市民、手工业者甚至一些士族大姓，不死于战乱，即死于饥饿，侥幸不死者形成流民群，到处移徒寻求生路。其中的一郁份流向东北边区，并通过朝鲜半岛进入日本群岛。对于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汉族人民大量迁徒日本群岛一事，日本史书称之谓“归化人”进入日本群岛的第一次高潮。（注1）
继八王之乱后，和汉族混居内地的匈奴、揭、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相继爆发反对沉重压迫和剥削的战争。在战争中，匈奴族刘聪首先建立汉国，并于公元三一七年杀晋怀帝，推翻西晋政权。从这时起上述各族在黄河流域，交替建立十六个政权，混乱局面长达一百五十余年。黄河流域的劳动人民或起而反抗，或避走边区，由此形成五世纪末归化人进入日本群岛的第二次高潮。
公元三一七年晋怀帝被杀，司马奢在江南称帝，是为东晋太兴元年(公元318年)。长江以南的经济文化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相反，由于江北人民和土族大姓南迁而日渐发展。加之，北方兴替政权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因此中国周围的国家特别是东亚各国，习惯于把东晋政权看作是传统的汉族政权，而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在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南宋后，日本群岛的倭国和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等国，仍继续与之保持以往的外交关系。
二、日本群岛上的统一国家—二五王时代的大和国家
西晋初年，邪马台女王国发生变动，壹与女王或死或被废，邪马台“复立男王”。据《梁书》，这新立的男王，曾遣使赴晋朝献，“并受中国爵命”。（注2）在男王统治邪马台国期间，日本群岛发生巨大变化。一个新兴的比邪马台王国更强大的国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据《宋书》夷蛮传，这个新兴的强有力的倭国，在百余年内，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终于统治了除本州岛北部地区外的日本群岛。这个新兴的王国是邪马台王国本身，还是另一个强国，由于缺乏资料无从考察。但是，从此以后，中国史书中不再反映邪马台国的政治活动，相反，这个新兴的王国成为记叙的中心了。《宋书》夷蛮传载，新兴王国的赞、珍、济、兴、武等五代倭王曾与南朝宋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并收录倭王武向宋顺帝递交的一道表文。这新兴起的五王时代的倭国，日本史书一般认为是大和国时代的开始。
五王时代的倭国，国力强大，经济基础雄厚。日本现在保存完好的仁德陵古坟修筑工程，是经济雄厚的有力说明。该陵主轴长为四百七十五米，前方部份宽三百米，高约二十七米，后圆部份直径二百四十五米，高约三十米。占地面积约十五公顷，坟的周围挖有三层水壕，壕中灌水。据日本史学家估算，筑陵时动用土方量，约为一百四十万五千八百六十六立方米。按一人一天运土量计算，需动员一百四十六万六千人次。以一日出工一千人计‘算，仅搬运土方一项即需费时四年。以现在的五吨卡车搬运这些土方，也需五十六万二千三百四十七台次。（注3）这还是纸面上的计算，实际所费人力物力当不止于此。动用如此众多的人力物力，修筑如此巨大的古坟，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权，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难以实现的。
五王时代的倭国，政权已集中于倭王，地方已不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王国。不过，畿内的臣、连等大姓氏豪族，仍拥有左右倭王的强大力量。地方形成以公、直、首等姓氏为首的县主(县的首脑)，国造(国的首脑)等地方组织。倭王还掌握有部民、屯仓和军队。部民分为主要从事农耕的农业部民和有特殊技术从事手工业、制造贡品等职业部民。五世纪以后，倭王的妻、子也拥有部民。屯仓是倭王拥有领地的名称。这些构成侯王的经济基础。倭王的军队由韧部、佐伯部、舍人部等组成，有亲卫军的性质。
这样，五王时期的倭国阶级划分已经明显，有姓豪族是统治阶级，无姓部民是被统治阶级。有姓家族的姓大体上表示家族的
出身以及在政府中所负担的政治职务。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叫作氏姓制度。部民是宜接生产者，其地位接近奴隶，但还不能等同于奴隶。（注4）此外，社会结构中还有无姓的平民阶级和被叫作奴婢的奴隶阶级。
三、两晋及南北朝与倭国的外交关系
魏与邪马台国的外交关系，在《三国志》倭人传中，只记述到三世纪中叶。其实，终魏之世双方关系未曾中断。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司马昭任相国之后，倭女王壹与的使节曾“数至”魏都或带方郡。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邪马台王国立即派使节赴晋都朝贡祝贺。（注5）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再次赴晋“献方物”。前已述及，倭国向中国称臣纳贡，实际上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随着倭国的发展，侯王以下各级统治者对中国的生产工具、武器、绢绸、丝织品以及各种奢侈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而从中国获得这些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朝贡。所以，不管中国政权如何更替，只要有可能，倭国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
可是，自泰始二年(公元266年)以后至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约一百五十余年间，中国史书中不见倭国朝献的记载。但是，实际上两国间的外交关系仍在继续。只是由于从晋惠帝时期开始的内乱，及以后接因而至的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争，晋朝档案或失散或毁于兵强，后人编纂晋史者难以详载而已。虽然如此；三百年后唐人房乔撰写《晋书》时，仍保存了晋代与倭国外交关系的珍贵记录。《晋书》中除泰始二年(公元26年)倭人重译入贡的记载外，从武帝纪、惠帝纪、孝武帝纪中，可以查出十三个年号共十九条“东夷”若干国“朝献”、“归化”或“内附”的记载。
“东夷”一词，在中国史书中有固定的含义，主要指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上的古代国家，在个别场合也包括中国东北边区一带少数民族。“朝献”、“归化”、“内附”是记述上述各国对中国王朝政治关系的性质。“归化”和“内附”多半指中国东北少数民族归属中国中央王权统治之下。但对倭国的朝贡关系，只使用“献方物”、“朝献”等词，从未使用过“归化”和“内附”词句。因此，从上述十九条记载中剔除带有“归化”、“内附”词句各条，必须认为下述各条包括倭国在内。例如：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东夷六国来献”；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东夷二十国朝献”；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东夷五国朝献”；太康十年(公元289年)，“东夷绝远三十余国，西南夷二十余国来献”；太熙元年(公元290年)，“东夷七国朝贡”；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东夷五国，遣使来贡方物”。（注6）这些记载特别是“东夷绝远”三十余国来献方物的记载，不能不认为包括倭国在内。如果和前引《梁书》诸夷传“复立男王，并受中国爵命”的记载相对照，则西晋武帝年间各条的记载显然说明倭国与晋的联系颇为密切。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一条，虽属孤证，但紧接着《晋书》就明载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倭夷来献方物。义熙九年遣使赴东晋朝献的倭王，据《宋书》夷蛮传载，是倭王赞即五王时代的第一代倭王。倭王赞是继邪马台王国之后新兴强国统—事业的创始王，或推进这一事业的继任王。大多数日本史学家认为赞就是日本天皇系谱中的仁德天皇(应该指出，天皇一词这矿尚未出现)。从太元七年至义熙九年，前后不过三十年，开始或推进统一事业的倭王赞，很需要与东晋发生贸易联系，获取所需物品。
公元四二零年刘裕灭东晋称武帝，建南宋政权，定年号为永初。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宋武帝诏赐倭王赞“除授”，（注7）以嘉奖他在义熙九年(公元413年)遣使朝献之功。实际上，宋武帝是向倭王赞透露消息，表示愿意继续发展两国的外交关系。
宋武帝除授赞的职称不明，但据末武帝给东夷各国的记赐内容看，无非是肯定东晋所授与的称号“倭王”或“安东将军倭国正。”宋武帝的话书到达倭国，倭王赞欣然接授，于元嘉二年(公元125年)，再次遣使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据日本史学家考证，司马曹达是迁居日本群岛的汉族“归化人”。（注2）这些汉族归化人在同矮人共同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不仅在传播汉族文化和技术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充当倭国使节在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方面同样发挥作用。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倭王赞第三次遣使来中国献方物，不久死去。倭王赞与宋朝间的外交关系是融洽助，友好的。自赞死之后，这种关系发生某些变化。从汉光武帝授予候奴国王金印时起，至倭王赞止，历代倭王都是被动地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从不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赞的继承人打破了这种格局，主动要求中国皇帘册封自己所希望的称号。
据《末书》载，赞死，弟珍立。（注9）珍是五王中的第二代。他继位时，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很强大，并且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如百济等建立了外交关系。公元四二零年宋武帝在册封倭王赞助同时。册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前。倭王珍据本国的实力和在东亚各国关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不满 足倭王赞时低于百济王的爵号。因此，倭王珍于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遣使赴宋献方物，表示愿意继前王发展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同时，强烈要求宋文帝按其表文要求“除正”。倭王珍上表要求除正的爵号是： “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注10）并要求按以往惯例，授予倭国使节隋(治)等十三人以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称号。宋文帝除按惯例除授倭使称号外，对于傲慢的倭王珍的要求不予理会，只同意他继承前王赞的爵号： “安东将军倭国王”。（注11）
不久，侯王珍死，济立。（注12）新倭王济于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遣使奉丧献方物，要求册封。宋文帝令袭前王爵号“安东将军倭国王”如故。倭王济在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第二次遣使朝献。这时，正值南宋与北魏战争激烈时期，双方军事进展互有胜负，而宋的损失重些。因此，宋文帝对倭王使节的到来极为高兴，竟然破例把倭王珍要求而未得到的爵号：“使持节都督侯、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授予了倭王济。同时亦按惯例授予使节二十三人以军号和郡职。宋文帝在加爵号之后，兴尤未尽，据《宋书》文帝纪载，同年七月又进济为“安东大将军”。（注13）至此，倭王珍所没得到爵号，侯王济全部得到了。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公元460年)倭王济第三次遣使朝献。在不到二十年内，侯王济遣使朝献三次，可见双方 的政治经济联系是密切的。
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0年)，侯王济死，子兴立。倭王兴遣使上表循例求封。但宋孝武帝以“新嗣边业”为由，只授爵号为“安东将军倭国王”，撤消文帝给予前王的全部爵号。不久，侯王兴死，其弟武立(日本史学家拟作雄略天皇)。日本史书称，侯王武是个好勇狠斗的人，暴虐非常。他不甘于前王兴的爵号，仿效侯王珍的作法，于宋顺帝异明二年(公元478年)遣使上表，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侯国王”。（注14）南宋末代皇帝顺帝对于不驯的倭王武，无如之何，只削去自称爵号中的百济，改七因为六国，其余悉按倭王武的意愿册封。倭王武上宋顺帝的表文，是自汉以来历代倭王朝献时所上表文中，遗留下来的唯一一份倭国早期文献。它和魏明帝赐卑弥呼女王沼书一样，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尽管中国史书没有全文引用，但主要内容保存完好，现将其转引于下：
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撂甲宵，跋涉山川，不逻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退钱，累叶朝宗，不短于岁。臣虽下愚，添风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径百济，装治船肪；而句丽无道， 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
已，每致稽滞， 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亡考济实忿寇仇，雍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央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赘。居在谅阁，不动甲兵，是以侣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 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责，文武效功， 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 克靖万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侵投，以劝忠节（注15）。
上述引文，虽非全貌，但已可看出，是一篇体裁骈倾，具有魏晋风格的华丽文章。在当时，倭人能写出如此出色的文章，不仅令人赞叹，而且可以了解倭人接受中国文化程度和对中国文学修养的深度。该文即使出自归化汉人之手，也足以表明中国文化对倭人的影响。这篇文章使我们了解到，在倭人没有文字的时代，侯人是以汉文作为记录和交流思想工具的。
在倭王武向宋顺帝上表求封之后不久，肖道成灭宋建立齐朝。接着肖衍灭齐建立梁朝。齐、梁二代虽对倭王武都有过册封，但倭王实际上末遣使奉表朝献，双方无官方往来。此后，直到隋统一中国，近百年问中日两国无聘使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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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中村新太郎，
《日朝二千年》，日文本，东邦出版社，1977年，第80页。
注2： 姚思廉，《梁书》，诸夷传倭条。
注3： 中村新太朗，《日朝二千年》，第63页
注4： 阿部真琴等编，《大学日本文》，日文本，上册，第30页。
注5： 房乔，《晋书》，武帝纪、四夷传。
注6： 房乔，《晋书》，武帘纪、孝武帝纪．
注7： 房乔，《晋书》，安帝纪。沈约：《宋书》，夷蛮传倭条。
注8： 沼团次郎、森克已，《对外关系史》；日文本，第19页．
注9： 沈约，《宋书》，夷蛮传倭条。
注10：沈约，《宋书》，夷蛮传倭条。
注11：沈约，《宋书》，夷蛮传倭条。
注12：《宋书》未说明珍与济的血统关系，《梁书》有“弥死，立子济”的记载．珍与弥可能是一个人。但珍与弥若为父子关系，与日本史籍中反正天皇和允恭天皇为兄弟关系的记载不符。这里暂依《宋书》，不表血统关系。
注13：沈约，《宋书》，夷蛮传、文帝纪，元嘉28年．
注14：沈约，《宋书》，夷蛮传．
注15：沈约，《宋书》，夷蛮传倭国．